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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描写的最重要原则是“不作诱饵”
记者：《白鹿原》没有任何炒作，但其中大胆的性描写也曾引起一些反响，在被搬上舞台和银幕的过程中也成为人们关注的所在。
陈忠实：其实，在我写作的开始几年，文学作品还没有“性”的概念，顶多是写爱情，但也只限于一定程度。我那时似乎不由自主地以男性为主要写作对象，作品里甚至没有女性。我有一个短篇小说题目就叫《徐家园三老汉》，颇得好评，大家都觉得陈忠实写老汉写得挺好的。
后来，社会不断进步，文艺政策不断开放，我对文学的理解也在发展，意识到，如果一个作品回避女性，就无法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环境。一直到写《白鹿原》，我发现这段民族历史是回避不过去的，不仅是我个人的写作不能回避，而且是我们的生活、社会不能回避。
在《白鹿原》反映的年代，最新的理念就是打破封建，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提倡自由恋爱，不再包办婚姻，标志性的行动就是女人要把小脚放开，女性要进入社会。这已经不只是个人的行为，而是社会的命题、革命的命题。当这个命题进入到普通人们的生活，进入到白鹿原的社会以后，会引发怎样的反应？它涉及到我们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我就意识到，对“性”不能回避。不仅“不回避”，而且要“撕开写”，要写出在封建幕布之下的中国女性的种种生存形态。
记者：“不回避”和“撕开写”是一种“放”，那么如何“收”呢？
陈忠实：在写作时，我给自己写过一张提示性的小纸条———“不回避，撕开写，不作诱饵”。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对于性的描写最重要是第三个原则 ———“不作诱饵”。就《白鹿原》而言，性的概念、性的理念、女性应该如何生活，是一个时代中国人精神历程中绕不过去的严峻问题，关键就在于对性描写的必要性的再三审视，和描写分寸的恰当把握。
记者：当性描写后来成为大张旗鼓的“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时，您怎么看？
陈忠实：我认为不能单纯地为写性而写性，不能把性作为招徕读者的一种诱饵。这一点往往是一个作品高下、雅俗的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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