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她一反常态地起了个早床。
冲完澡,穿上新买的橙黄色比基尼泳装,外套红T恤和蓝色牛仔裤。泳装有点紧,敏感部位不太舒适,但只能这样。海边可能不便换装。
然后化了个淡妆。
然后吃了两只香蕉,喝了一杯牛奶。
然后把防晒霜、唇膏、粉饼、香水、面巾纸之类放进挎包,坐在沙发上,等待那个可能会骤然响起的电话。
隐隐约约的,她听见了从十几公里外传来的海浪的喧哗。
三天前的下午,她和几个女同事陪公司的几个客户唱卡拉OK。平时她是很少参加这类活动的,因为客人中有他,她就去了。她不大会唱流行歌,又比较矜持,唱了一首就不再唱了,在一旁听,偶尔鼓鼓掌,说几句违心的恭维话。他的歌唱得好,声音又带有磁性,可是似乎因为受了她的影响,也不多唱,倒是殷情地帮别人点歌。其他人兴趣都很高,一个个声嘶力竭,把她的头都唱大了。
散场时她步行回家。她的住处很近。
他陪她走了一段路。
她说,不好意思,您是客人,还要您送我。
他说,应该的,我还应该感谢你给了我表现绅士风度的机会呢。
她顿了顿,说,其实唱卡拉OK挺没意思的。
他点头附和,是呵,应酬嘛。
她想想说,其实要想轻松轻松,还不如到海边去走走。
他说,对,吹吹海风,散散步,挺不错的。
她说,看看海上的帆,听听海浪的喧响,打着赤脚在软软的沙滩上走过,留下一行像省略号般的足迹……
他笑了,最好是两行足迹,时而交错,时而分开,不更富有诗意么?
她咬唇一笑,说,海边说起来并不远,可我很久没去过了。
他爽快地说,这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星期天我陪你去。
她不易察觉地点点头,全身顿时松弛下来,仿佛刚刚签下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协议。
阳光透进了窗口。
她想他可能还在茶楼喝早茶,所以她的电话机还没有动静。
那一天,她把做好的装饰方案交给他,忐忑不安地等待他的评价。他很散漫地浏览着她一周的工作成果,无神的眼睛忽然放出了亮光。
她有些紧张:怎么样?
他说,太好了,跟你的身材一样漂亮!
她的脸陡然臊热起来。他居然这样直言不讳地同时赞美了她和她的工作!而且口气是那样的由衷,没有半点恭维的成份。她不禁手足无措了。
那一刻,她真的怦然心动了。
独身多年,曾经沧海难为水,让她心动,真是难得。
盯着电话机的眼睛有些模糊了。
她的耐心像一片嫩绿的桑叶,被时间的虫子啮啃着。
她摁了摁话筒,以免没搁好打不进来。忽然想起手机还关着,匆忙打开后,才想起没有必要,他并不知道她的手机号码。
十点只差五分钟了。
他其实其貌不扬。个子不高,走路是外八字。身边不能免俗地跟着个年轻漂亮的女秘书。幸而手指上没有戴那种硕大的金戒指,否则……
不过,能让她动心,算他的本事了。
她坐不住了,在屋子里来回走动。
红色的电话机像是睡着了,一点动静都没有。
要不要打个电话过去?她抓起了话筒,犹豫片刻,又搁下了。
她还是不想显得太主动。
昨日,为了使那个设计方案尽善尽美,她想做些小小的修改,打电话征求他的意见。他不在公司,便打了他的手机。她说,你在哪?想跟你说说方案的事呢。
他说,我正在按摩呢。
她的心像坐上了高速下降的电梯,倏地沉了下去。
久久无语。
他在那头说,你怎么不说话?方案的事你说了算,我相信你。没其他事就收线了,我正受罪呢,盲人按摩师的手太重了!
她的心这才慢慢浮了起来。
她想起多年以前看过的一部戏,戏里的主角在暴风雨来临之际高喊毛泽东的教导,说是胜利的希望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再坚持一下,电话可能会响。
可是时间已经走到十点四十了。她的那片耐心的桑叶,已经被那条虫子啃得所剩无几了。她心一横,拨通了他的手机。
她说,还在忙呀?
他说,也不怎么忙,正在整理办公桌。
她说,你放女秘书的假了?
他说,是呀,她也该轻松轻松了。
她默然,过了片刻,问,你那里位置很高,看得见海吗?
他说,看不见,视线都被高楼大厦挡住了呢。
她口气很冲地说,我猜你也看不见。
她挂断了电话。偶然地,从镜子里她发现自已脸涨得通红。他居然把他的允诺忘得一干二净!竟然有这样的男人!难道没人陪我就不能去海边吗?我自已去,一个人还自由些。
她忿忿地抓起挎包,打开门,走了出去。
她坐上了去海边的出租车。
但是半小时后她又回到了家里。
全身发软。
她实在没有气力和心思去海边了。
她打开电视,瘫陷在沙发里。
电视里正播放一部美国电视连续剧。椰树,沙滩,大海。一个特写镜头将汹涌的海浪推到她的面前。她全身都被浪花溅湿了。她索性脱去外衣,让紧裹着比基尼泳装的身体滑入水中。电话铃急剧地震响,她一点也听不见。她完完全全被海浪吞噬了。
2000.4.9
原载《芳草》200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