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短篇小说集 正文 梁弯儿

    梁弯儿——不是人名，是地名。是个村落。说是村落，实在看高了它。十几户人家，荒地撒豆样点在耙耧山脉的一个深弯处，这一家与那一家，隔沟越壑，不是躲在崖下，就是藏在树间，倘若你从梁上走过，若不是口渴，或急需点别的啥儿，你一定看不见那儿遗漏着一个村落。前些年月，政府重新绘制行政区域地理图，梁弯儿人请了乡里的绘图员吃了一顿好饭，绘图员才在乡里地图上给他们点了一个点儿，很慷慨的。

    梁弯儿的人家，纯粹梁姓，所以称叫梁弯，还因为村落偏小，所以叫了梁弯儿。“儿”是自谦，也有些自卑，还有渴望得到外界同情的想念。当然，同情不同情，那是你的事情，他们无论如何，还是要过自己的日子，日出日落，月缺月圆，其日子，自有自己的节律和含意。

    就说最近，梁弯儿里就又伤殉了一个人呢。一个老人，七十余岁，殉死得似乎有些奇巧、有些唐突，让你禁不住地脱口去问：真是这样死的？又禁不住脱口要问：真是这样殉离人世，倒是天大之喜哩。

    你看，人是这样殉的——春天来时，满村的树有了新绿，山野上四面八方都挂了墨团似的葱翠。梁弯儿的人呀，闲了一冬，到这时就容易借着春势，脱下棉衣，轻轻快快到山外走动走动，买些东西，也顺带卖些东西。买了就买了，卖了就卖了。可在一个庙会的来日里，村人零零散散，家居相对近的，都端着饭碗拢到一棵老槐树下，边吃边说些到六十里外庙会上看到的见闻。比方说，木材的价格是涨了落了；比方说，城里人到那庙会上甩卖衣服，原来标价一件是一百块钱，现在只卖十块或者八块，还有迢迢远路的运费，这样他们怎能就不让梁弯儿人替他们担心赔钱呢；再比方说，大堤边的戏台上，唱武生的小伙，在台上翻着跟头，帽子突然滚到了台下，台下的一个姑娘，捡起那个帽子抽身走了，都以为她是去后台给戏班送那帽子，可谁知她竟回了自己家去。如此等等，在树下议长说短，没有别的啥儿大事，都是鸡毛和蒜皮和葱头和菜花。这也就是梁弯儿人的所见与所闻。

    问：“拿着人家戏帽走了……她是哪个村的？”

    答：“不知道哪个村哩。”

    问：“那武生长的好吗？”

    答：“那个俊呢，少见。”

    就说：“这就对了嘛，如果那武生又老又丑，她要他帽子干啥？”

    本来，在那棵每次集日、庙会后都要有幸成为饭场的老槐树下，梁弯儿人每次议论的天大之事，也不过是季节、粮食、物价、菜种和常见的佚闻，没有啥新鲜的事物，也没有啥真正有见地的话题。可是，这一日，这一时，大家话都将欲尽的当儿，有个年轻人如突然想起了啥儿一样，大声“噢”了一下，从他坐的自己的一只鞋上蹲起来，把吃空的碗搁在脚前一块石头上，然后迅速地擦了一把嘴说：

    “我忘了一件事儿，你们猜是啥。”

    没有谁猜，可有人把目光扭了过去。

    年轻人也没有打算让谁去猜，他接着说道：

    “我听到了一个说法，说北京——就是首都，有天安门那儿，要搬到咱洛阳，因为北京那儿风水不好，四季都是黄沙天气；人家还说，首都搬到了洛阳，郑州——省会当然就不能再在郑州了，就要搬到咱们县城。这样呢，洛阳和县城都被占了，洛阳和咱们县城就要搬到咱们耙耧山里，就要搬到咱们梁弯儿里。”

    年轻人这样说时，饭场上的人，十个、十余个的，都把目光硬在他的脸上，而各自哩，各自的脸上都又表示着十二三分的狐疑，人们怎就会相信这种说法？一个家从这道梁子搬去那道梁子，还搬得房主人筋疲力尽，积蓄了多少年的财物都在这一搬中物尽力空，甚或家贫如洗，一蹶不振，可这北京是说搬就能搬的吗？那是迁都哟。那省会是说搬就能搬的了吗？那么多高楼、铁路、公路、商店，杂七杂八，真搬了这些事呀物的，可咋样处置？梁弯儿的人们当然不会相信这种说法。耙耧山脉的人都不会相信这种说法。满天下的人都不会相信这样的说法。

    村人说：“不会搬吧，你听谁说哩？”

    年轻人说：“是真的，两个城里人在庙会的馆子里喝着酒这样说的。”为了佐证他的话儿，他又朝人群挪了两步，蹲着道：“那当儿，我买了一碗烩面就在他们旁边的桌上吃哩，我那烩面碗上还烂出两个豁口，饭桌面上的木板还裂着指头那么宽的三条缝哩。”

    又有人问：“人家果真这样说了？”

    年轻人说：“我听得清清白白。”

    问：“他们酒喝光没有？人醉了没有？”

    说：“没有。”

    再问：“真是两个城里人吗？”

    说：“这哪儿有假。就是他们把过季的衣服拉过来，原来是一百块一件，因为过季了，便卖成二十块，后来是十块，最后就索性八块钱一件哩。”

    人们是决然不会相信年轻人的这个说法的。谁都知道，他结婚成家了，还和没成家前一样，说话做事，无牢无靠。梁弯儿的人深信不疑年轻人的这个说法的虚假性，实质上也等同于日常人们遥传的那一号马路消息，犹如一种人进厕所时听到隔壁的声音如下雨一样，慌忙在这边抬头望一望天空；还如深秋到了，一早开门满地是霜，便说天哟，瑞雪兆丰年，明年保准五谷丰登，缸满囤流，有过不完的好日子呢。梁弯儿——每个人好坏也都经过了许多世事，谁会这样幼稚？有谁会真的相信年轻人传达的道听途说？怎么能证明年轻人这么说不是游戏地表达他自己的一种梦幻和想念？为了证明年轻人这番话的虚假，在场的梁弯儿人都停止了吃饭，有的把饭碗举在半空，有的把碗沿碰在唇上，有的把筷子翘在嘴里，将腮帮儿鼓鼓地擢顶起一团。人们望着年轻人，寻思着他话里的遗漏和荒谬，以期尽快把他的话儿驳一个体无完肤——这时候也就出现了片刻的寂静，能听见树影在日光下缓移的声音。这时候也就有个更年轻的小伙儿，带着嘲弄的讥笑疑问道：

    “你是说北京要迁都到洛阳去？”

    年轻人说：“啊。”

    小伙子问：“郑州要迁到县城里？”

    年轻人说：“嗯。”

    小伙子又问：“洛阳要迁到咱们梁弯儿？”

    年轻人道：“人家是这样说的嘛。”

    小伙子冷笑了一下，冷笑之后，也许本来是要说：“鬼才信你的话哩!”也许他已经找到了年长他两岁的年轻人那话里的破绽，也许下边的话，一出口就会让那年轻人理屈词穷，无地自容，然而在小伙子欲将说时，在他的问话和年轻人的答话刚刚脱口时，饭场上突然有了啪的一声碎碗的响声。接着，紧接着，人们循着声音，把头往北边一扭，就都看见老人倒在了地上，饭碗碎在他的身边。

    这一倒，他也就突然伤殉去了，也就死掉了呢。殉死之前，他脸上泛着灿烂烂的红光。他是笑着殉离了他生活了七十多年的梁弯儿呢。

    吃饭时，老人是坐在饭场中央的，后来如何坐到了饭场的外围，却是谁也没有在意。也许是他吃完了碗里的饭：一碗汤面，有油，还有葱，是葱花面条。吃完了，再回去盛后，就坐到了人群外边。他家离这棵槐树不远，老伴早就死了。死了几十年了，五十几年，和他成亲没有多久就摔到沟里死了。有人说，是他们趁着婚兴，决定离开梁弯儿，到城里看看逛逛，一早起床，没有踩着月光，掉进了崖路下的沟底，摔殉去了。也有人说，她是得了伤寒去了世呢。总之，人是早早殉去了呢，五十几年，老人从年轻小伙一日日走到七十几岁，却没有再次续婚成家。当然，他也没有孩娃。景况如何会是这样，梁弯儿人似乎知道却又似乎不得而知。而且，他已经是梁弯儿里的年长寿星，小辈孩娃，有的要称他老爷、老祖爷、祖老爷。如此，谁好意思去盘查老人根底？梁弯儿的人们都异常敬重他，遇上红白喜事，谁家都不会忘了把他请至上座；或老人家里碰到一点体力活儿，比如要把水缸从门里挪到门外，或想把哪块石头从门口挪到老槐树下用做凳子，老人只消往门口一站，招呼一声，村里的人，无论老幼或男女都会慌不迭儿去做那些事儿。

    可是眼下，老人冷不丁儿殉离了大家。

    按说也是喜兴，无病无灾，说殉也便殉了去了，死后脸上还挂着安详满意的笑哩。因此，人们很快也就从死亡的惊愕和惶恐中走了出来，都变得从容镇定起来。梁弯儿虽居偏僻，然人们对脑溢血之类的疾病名称，也并不十分陌生，毕竟梁弯儿也是这世上的一个村落。黄土马路从梁脊穿过，离村落不算太远，也就几里偏道。还有，电、电器，村落里的人家也都是零星有的。所以，很快也就推断出了老人死殉的病因，只是不知道老人死前——村里人在谈论北京要迁到洛阳、省会要迁到县城、洛阳要迁到梁弯儿时，老人有些啥儿反应。那当儿，老人好像没说一句话儿。老人在那个时候，确确实实只是听着，没有参言一句话儿，就如他没有在那饭场一样。

    老人总有老人的样儿，年轻人拢到一块争争吵吵的时候，老人一向不说一句话儿。老人来到这个世上，就好像是专门为了静静听别人说话一样，直到他死了，人们才都不约而同地发现了这一点，于是，都又不约而同地为他叹了一声。剩下的事情，就是如何安葬老人的问题。他无儿无女，虽然棺材自己早已备了，寿衣也都请人缝制了，可挖墓、守尸、搭灵棚、行孝礼，这些乡俗的礼仪七七八八，繁繁琐琐，却是必须有人出面组织才能结果。

    说到这儿，就须得补充一些梁弯儿的景况材料。梁弯儿虽是村落，然实质是没有村长、没有村民组长的一个自然漫户散村。解放前后，需要组织一些集体事儿，都是年长辈高、又身体强壮的村人出面张罗，沿袭到现在，上边一点的政府，也曾经要求村里选出一个人来，称为村长也好，称村民组长也罢，可说说也就说说，并无实质上的事情一定要梁弯儿作为一个集体、一个乡村行政单位参加，因此，雨过天晴说过也就过了。而梁弯儿自身，有了集体事宜，比如，要把哪一段路再往前延伸一点，比如，想把吃水的泉井用石头垒砌起来，以求安全、洁净，这些也都是各家主人扎成一堆，商量三句五句。在村里各户没有装上喇叭之前，找一个嗓门大的，分别到几个梁岭的岗上，唤几嗓子也就行了；到各户檐下有了喇叭后，顺势让某个年轻人借着饭时，到公用农具房兼喇叭扩音房的一间屋里，推上一个小铜闸刀，按下两个按钮，统一向各户广播一下也就结了。至于广播的遍数，不取决于事情是否重要，而取决于去广播的那个年轻人的兴致的高低。

    回头说老人的安葬事宜，自然也当归属于村里漫户散宅们的一次集体活动，或说一次各户都必须有些行为的集体事宜。如此，一些在家和村里都要主事的人，便都自自然然又拢到了老槐树下，东一言、西一句地商议起来。

    说：“老人一辈子不易，我们该把老人的丧事办得隆重一些。”

    说：“好坏老人也都是我们梁家的长辈，谁都该为他尽一份孝心。”

    说：“棺材、寿衣早就有了，再隆重也花不了几个钱呢。”

    说：“就这样定了吧，我们把老人的后事办成梁弯儿有史以来最隆重的后事算了。”

    问：“到底咋样一个隆重法呢？”

    说：“都想想各自见过的、听到的丧葬的排场，咋样隆重就咋样办嘛。”

    村里各户主事的人，就在老人倒下的地方，想了很久很久，说了许多隆重排场的法儿。因为时刚至春，天气不冷不热，田里除了需要锄一下春草——这也不是逼急的活儿，最后就把老人安葬的许多事情议了、定了，像许多村、乡开了一个村委会或者领导班子的会议一样，最后也就完全统一了各自的想想念念，决定要从从容容像国葬一样，把老人从梁弯儿讲讲究究送离这个世界。

    说起丧事，在梁弯儿有些空前。也许，在整个耙耧山地，也是独一份儿。老人在村里停尸很长时间，整整五天。停尸五天，这是一种排场的仪式。早些年月，几十年前，耙耧山人有财力讲究的大户，也有停尸七天者，在灵棚前后挂上灯笼，请了戏班，让亲戚、邻人从容凭吊，不慌不忙地热闹。但这几十年里，再也没有了这种繁华的丧事排场了。一般人家，都是停尸三天，甚或一天、两天。至少，在梁弯儿这里，从来没有谁家办丧时停尸五天，而且老人的灵棚里别开生面，再也不是和先前一样，放上供品，点上三炷细香和一盏油灯，再在灵棚前挂上白布幡花和黑布棚绕。这一切示哀表伤的习俗全都没了。村人们在灵棚前放了从几十里外买的花圈，竟也在那花圈上写了“老人千古”和“美名流芳”的字样，竟也在灵棚半空的前额上，挂了用几个床单叠拼、接连起的一条横幅，横幅上别着的剪纸宋字竟是“某某某老人永垂不朽!”与此天然时机，各户在号召中又都到野地采了一把、一捆的鲜花野草，有规有矩地摆在了老人身边，使那灵棚内外，散发着阵阵香味。而更为重要的，还不算这鲜花野草，而是老人的身上覆盖了一块大红绸布，和许多场合里大人物殉世之后，身上盖着红旗一样。其实，原来就是要在老人身上覆一面红旗的，只因为村里没有旗帜，也就有了这块红布。

    说：“盖上红旗吗？”

    说：“当然得盖。”

    说：“村里没有旗呀？”

    说：“买嘛。”

    就有了这块四尺宽、六尺长的红色绸布，把它当做红旗，覆盖在老人身上。因为既然买了，也就买的不是一块，而是两块。那一块村人没有把它挂在村头哪儿，而是真正制成旗帜，高高地挂在了灵棚前竖起的一根竹竿之上。没有挂在竹竿的顶端，而是挂在竹竿的腰间，含着降下半旗的意味。还有，村里的喇叭，派上了很大用场。喇叭里每天播放的都是大人物死后才缓缓播放的那一曲浑厚的哀乐。哀乐之后，便有读书的女孩娃们，学着沉痛，播放写好的稿子。稿子的内容，也就是老人的祭文，其格式和电视、广播中出现在这种场合的一样，先说老人的出生年月，后说老人的生平事迹，结尾是说老人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因病医治无效而告别村人而去那样和官文完全一致的词语，其景况、程序，也完全和我们在都市或电视上见的场面一样。再说村里人们，因为都是老人的晚辈，依往常惯例，要按辈分披麻戴孝，依次近远，是全孝、半孝，次为头戴孝帽，再次为仅穿用白布包了鞋头的孝鞋，更次是仅仅在腰或胳膊哪儿系根白布条儿（男系胳膊女系腰）也就算了。然而，这次老人的丧事，这些全都没了，男人女人大人孩娃，全都一律平等地在胳膊上戴了黑纱，或在胸前别了一朵白的小纸花。

    一切都简便、程序，有着新意。

    到了停尸五日后的早晨，这是顶顶重要的一个时刻，除了在灵棚前如哨兵一样守着的几个年轻小伙，村人都极为安静地睡着时，喇叭里响起了组织者的声音，让各户人家抓紧时间起床，去大槐树下参加老人的追悼大会和告别仪式。不消说，这也是村人等待着的一个时刻。广播之后，各家也就陆陆续续地起了床来，检查了袖上的黑纱是否周正，有没有卷扭；检查了胸前的白花，掉没掉在地上，掉了就迅速找来，重新挂到胸前。然后，在沉痛的哀乐声中，各家、各户、大人、孩娃、男男、女女便都出了门儿，朝老槐树下的灵棚涌将去了。

    这是一个庄重而且肃穆的时刻，村人们说话都是压着嗓子。不是不敢大声，而是自觉控制了声音。

    “你也去呀？”

    “老人是个好人，你说我咋能不去和老人告别一下？”

    这样相互问着，那声音仿佛是从田野里轻轻悠悠飘摇过来的一样。天空是一种乳青，东边，东边的山峦上，明明亮亮，有了艳艳的红色。可那弯月儿，在日已探头生将出来时候，它还自得、青碧地挂在村头。乡村人总是改变不了他们那种懒散，梁弯儿亦是如此。有人踩着月光和鲜嫩的月色揉出的晨亮，往老槐树下走了许久，有的户门，才吱吱扭扭响起，大人拉了打着哈欠的孩娃，也才站到门口，远远地朝房后的路上张望、朝看不见的梁那边的老槐树下张望。她或他看不见人影，只听见喇叭里反复响起的哀乐像水样在面前的田野上流动。于是，他或她就走到房后路上站着，就等到了一个、几个来人，便并肩一道去了。

    说：“我以为我是起床晚哩？”

    说：“哪呀，山梁子那边的几户，都还没见来呢。”

    说：“老人一辈子值哩，你看这葬势的排场。”

    说：“多少人物都没有老人的葬势大哩，他这葬势和电视上的一样，只是咱梁弯儿没有人家人多罢了。”

    说：“人不多，可梁弯儿大人孩娃，全都去呢，在咱们梁弯儿，谁有他这葬势排场？谁有他这葬势讲究？”

    说着说着，就翻过了梁脊，到了老槐树下的灵棚。原来以为那还没到的村人早就到了。原来他们就是到得最晚的一批村人。“快些，就等你们几户人家!”组织者这样吆喝，他们也极快地发现了自己的过错，慌忙脚下生风地跑了几步，加入到悼念的人群之中。这当儿，日头已经高高地悬了起来，山脉上到处都漫溢着宁静。走入春时的小麦，绿成了满山的油黑。所有的村人都已来了，都安静地集中在灵棚前边，等待着那几个三四十岁的村里主事者的组织。老人依旧躺在灵棚下的草铺上边，周围依旧摆了许多新鲜的花草。覆在他身上的红绸，盖了他的身子，也盖了他的脸和头部。有着降半旗含意的、挂在灵棚外竹竿腰上的那方红旗，在日光中闪闪亮亮，轻轻地摆着飘着。而横幅上的“永垂不朽”的剪字，则因为夜露，使那白色有些沉暗。村人们都堆积在“永垂不朽”的字样下边，有些焦急，又有些新奇地等待着仪式的到来。

    “咋还不开始呢？”有人急了，便这样问着。

    “别着急。”某一个组织者这样答后，抬头望了一下装在灵棚前的大喇叭。

    有人问：“是先告别还是先念悼词呀？”

    那人又答：“你听着喇叭指挥。”

    更多的人就都抬头望着喇叭。

    喇叭呢，也如听到了人们的议论一样，先是嗡啦几下，接着就如期地传出了一个粗重的男人的声音，说：“乡亲们，乡亲们呀!现在老人的追悼仪式正式开始——第一项，奏哀乐。”

    接下来，哀乐就又不厌其烦地从头开始浑沉地播放起来。对于哀乐，村人已经相当熟悉，这四五天里，他们已经听了无数遍次。但这一次听时，他们还是有些不太一样。他们有些兴奋，又都不约而同地把兴奋压在了胸中，主动把自己沉在了一种仪式里边。这仪式是和往日的葬礼完全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内容。所以，他们不仅没有骚动，没有厌烦，而且还异常地认真；再者，他们听着哀乐又在组织者的点拨下，都被按照与老人血缘的亲疏关系，依次排了队形，近亲的站在了灵棚最前，稍远的靠后，再远的再后。他们都在为投入仪式酝酿着情绪，任组织者把他们调来摆去。大家明白有些时候，其实内容就是形式，形式就是内容。比如眼下，几十个、近百名梁弯儿人，完全沉浸在这种葬礼里边时候，他们已经不再关心内容或者形式，他们只关心一种新鲜，一种新意，一种前所未有的葬势。他们完全听着喇叭中的编排，指令，完全依从着村里主事人的指令编排站好一个齐整的队形。听到“第二项，致悼词”时，就都已百分之百地被仪式淹没去了。他们全身心地看着念悼词那个中年人的嘴，看着写着悼词的那两页纸。至于悼词的内容，他们个个听得万分仔细、万分真切，宛若是听人家在念他们自己的悼词。照理，老人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一生的事情，无非是种地、烧饭、吃饭、睡觉、收割，你你我我，都大同小异，熟悉得不能再熟悉。而且在写悼词时，又经过村人的反复商议，强调了老人生前如何关心村里建设，比如主动修路、主动看场、主动守护别人庄稼不让牲畜侵食之类的事情。这些悼词是男人们几次讨商过、修改过的，各家男人也都回家吃饭时候，端着饭碗向家人说过了的，且在那喇叭中无啥播放时，也都一遍一遍播过了的。在这些熟悉的重复中，梁弯儿的人出乎意料地认真地听、认真地听哩，认真地想、认真地想呢，仿佛是第一次听这悼词，仿佛是第一次听说老人原来是这么好的一个梁弯儿人。他们默默无语，在日光中黑压压立成一片，除了念悼词的那个粗重、沉痛，并尽量有着节奏的声音，似乎他们连自己的呼吸也都暂时停了。他们，似乎第一次从悼词中发现了老人生前那高贵的品质，被他们自己忽略掉了，直到这时，才被悼词提醒后记忆起来。于是，都深深地感到了对不起老人，不得不慢慢把头低将下去，进行自省沉思。而且有的，还懊悔地抽泣起来，肩膀和脖子在暗哭中一抽一动。接下来，在悼词完了之后，本该紧接着下一项的向老人遗体告别三鞠躬，可这当儿，喇叭却沉默起来，无言无语，像不知道悼词已经念完。这样，所有的人就都又把目光集中到喇叭上去，进入到一种尴尬、焦急的等待里边。

    可是，喇叭并不关心村人的心情，它依然悬在半空不言不语。

    一个人说：“我见人家的追悼会都不在喇叭上主持，都是一个人站在人前念着主持。”

    另一个人说：“这是商量以后定的，为的是让邻村和过路的人都能听到。”

    人们就都理解了用喇叭主持的意图，就都在等待中压着自己的焦急。一个不足百口人的零散村落，能用一种近乎国葬的形式盛葬一个老人，这样的举动和行为，当然是应该让邻村和过路人听到、知道，并且让他们明白其中的深意。人们没有埋怨组织者在组织中的一点疏漏，广播是在一个小伙从追悼会现场跑到那间兼做工具室的广播室之后开始播了音的。人们在播音中开始向老人站成三排，进行着内容的最后，即告别仪式的三鞠躬。在躬别的仪式中，村人的每一次躬身，都把腰深深地弯勾下去，直到不能再弯再勾为止，其间呢，没人交头接耳，没有左顾右盼，场面无声无息，那一份庄重，完全和电视上播放的国家领导人逝世之后，人们去向他告别一样。唯一不同的，是三躬以后，站在前排的一个老人的近亲轻声说道：

    “我们应该鞠六个躬哩。”

    问：“为啥。”

    说：“如果是行孝礼，我们该向老人磕六个头，做六个揖呢，我们的血缘近哩，没出五服。”

    说：“新礼都是三鞠躬，你没有在电视上见过？”

    问的人就不再说些啥儿，因为他家没有电视。

    追悼会就是这样开始着，进行着，模仿着，严肃着，自觉着。肃穆的气氛在明亮的日光和田野的清新中像蓝天上的一块云样在老槐树下流动着。自不必说，一种古老的习俗被簇新的仪式取代了，这取代的意义与历史上的破旧立新无关，与我们说的观念更新无关，它是梁弯儿人集体想念的一次泄漏，一次表演，一次向世人的演说。披麻戴孝没有了，三跪六揖或三磕九叩也没了。入殓时钉棺的仪式——那齐声悲唤：“某某呀，你往右躲躲，现在在左边钉钉哩!”“某某呀，你往左躲躲，现在右边钉钉哩!”这样含泪的提醒被默默无语取代了。还有，在日升数竿时候，村人抬着棺材出殡时，依往日要在遇到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有老人的儿子（无儿子时有最亲近的晚辈男性）摔碎一个新的瓦盆，然后送葬的队伍迅速从那瓦盆碎片上跑步过去，以尽快把死者的魂灵，带离村庄；还有，再遇到路口或人多的地方要停下棺材，由请来的响器班猛吹一阵，如此等等，这一些都被免掉了，都由不断播放的那曲浑沉的哀乐取而代之，仅让棺材在那哀乐中缓缓起动，缓缓离移，朝村外的一处山脉上缓缓靠近。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过程，都和那种我们熟悉的葬礼一模一样。比如，领导人在他的后事中大都穿的是军装或是制服，而老人仍然是穿的寿衣。比如，在那种我们都经过的场合，我们和遗体告别之后，从殡仪馆出来，就不再关心遗体的去向和处理方法，而梁弯儿人，就不能不关心这些。那时候，大约在九点左右，日光正旺的当儿，这次隆重的葬仪已接近尾声。尾声中，梁弯儿的每个人，绕着老人的遗体走了一遭，在最后看了一眼老人那仍然挂着安详笑意的面容之后，就开始装殓、盖棺、束棺、起驾，开始了在哀乐中一次真正的送行。

    关于梁弯儿的这次葬仪，一切都和大伙见过的一样，一切都和在都市我们经历过的悼念和告别一样。到十时左右，日光变得清湿、刺热。村里的鸡呀猪的，猫哟狗哟，都开始往日光下懒卧时候，老人在这全新、盛大的葬仪中被抬出了村落。村人们没有谁见过这种葬仪在和遗体告别之后的形式与内容，他们也知道告别之后，就是去告别的人各自回家，或者走进被招待的餐厅。告别之后，那种尸体火化，对于耙耧山人是不需要的结尾。这段过程，对于梁弯儿来说，完全是一段经验的空白。但是，他们极好地、合情合理地发挥了他们想象的创造力。他们在自己播放的听过又觉陌生的国歌声中，把飘扬在竹竿腰上的红旗卸了下来，让它覆盖在那漆黑的棺材上边，随着哀乐的一曲伴奏，使它和老人一道，离开了灵棚、老槐树和梁弯儿。

    披着红旗的黑棺材在村人轻慢、沉痛的移动中，宛若飘移着长形的一蓬红色的火。

    到这儿，事情已经完了。完了也就完了。可是，老人家的房子，后来改做村里的广播室时，梁弯儿人没有在那屋里发现有别的异常。桌子是陈木桌子，腿还断着，用一根铁丝捆了。箱子里是一床旧被和老人多少年前的破衣烂衫。粮缸里，是各家都已不再欠缺的蜀黍、小麦和几斤黄豆。唯一有些不同的是，老人家屋里墙上，除了贴有毛主席像和过时的画以外，还有一张几年前乡里的绘图员来考查绘制耙耧山脉区域自然地理图时，绘错扔掉的一张草图，红红绿绿，粗线细线，弯弯绕绕，没有啥儿美观，只是那张纸好，又硬又白，动一动哗哗地响。还有，就是老人的房子做了村里专用的广播室，刚好院里有棵杨树，又细又高，那杨树就兼做了旗杆。自老人被盛葬之后，日日夜夜，那树上就飘着一面红旗。

    不知道那旗是不是老人的葬仪上用过的那面红旗。春天里苗旺禾茂，可野草也很昌盛，忙着锄地，梁弯儿人把那红旗升到空中，就再也没人想起降过，你若从耙耧山梁上过时，老远就能瞅见，即便口不干渴，没有啥儿急需事情，也能发现那儿有个村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