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父辈 第三章 大伯一家 赌博

    说了大伯人生中的韧性和尊严，而细究本真，其实活着的韧性，大伯心里是明了确实的，也敢于在人前说出口并摆在桌面的。而尊严，在大伯，他却从来不敢说自己是村里最最有尊严的人。

    因为——他好赌。

    赌，成为大伯一生的污点，沾染在他的人品上，就像结长在他心灵上永远难以治愈的一个疤。

    而所谓的赌，在我家乡，小赌则被视为一种乡村娱乐，甚或是一种春节、农闲的乡村文化生活，但由小赌进入大赌，赌到深夜不归、饭时不回，输钱了东借西借，卖粮食、卖树木，那就不再是娱乐的文化生活了，而是一种赌性或赌瘾，甚或可以称为赌徒了。

    大伯是由小赌娱乐走进赌而不归的生活的。开始间，因为农忙疲惫，农闲清淡，生活单调，他同村人们一道加入了那种俗称“搬三帽”的赢钱游戏，即：把三个铜钱无字的一面磨平打光至锃光瓦亮，而让有字的一面，还原封不动地显示着“乾隆”或“道光”的字样，然后，把这三个铜钱放在手心或手指，使其有字的背面向上迎天，发光的亮面迎下对地，身子半弓，悬地半蹲，把这三个铜钱猛而富有节奏地突然朝着地上的石头或砖面抛下去，如果三个铜钱的光面翻身向上，为全赢；如果有两个光面向上，则为部分之赢。反之，三个有字的背面落下后全部向上迎天，则为全输；两个有字的背向上迎天，则被视为部分之输。游戏简单，规矩严明，一看即会，是这种游戏的最大特点。

    大伯就是从这种游戏开始成为一个好赌的人。先是赌注从三分、五分开始，后来赌注就上升为几毛几块，赌到眼红的时候，那赌注甚至会大到上百甚或两百块钱。在今天，几十、上百块钱，也就是有些人的一盒烟钱，而两百、三百块钱，也就是大家走进路边店的一顿饭钱。可在那段岁月中，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每颗鸡蛋小的两分、三分，大的三分或四分，一斤食盐也才不过八分钱的时候，输掉一百、两百块钱，其实是输掉了一间瓦屋的房钱，输掉三百、五百块钱，就等于输掉了三间瓦屋或者一所宅院。

    然而，大伯是每年有赌必输，输之又赌。赌资之重，使他每年都会输掉一所宅院或者三间新的瓦屋。甚或是，带着孩子们顶风冒雪、破冰越河到十几里外爆石运石，卖上一个冬天的血汗积存，本是为了孩子们盖房娶妻的一种准备，到了过年的几天空闲，他吃了年夜的饺子，人就忽然间无了踪迹，直到我大娘或孩子们找到赌场，争争吵吵，把他从那场合拉回来。

    为了防止大伯过年赌博，家里有了存钱，大娘就会谨慎地把它藏起来。可任我大娘把钱藏到哪儿，最终大伯钻天入地，也都能偷偷地将其找出来。

    大伯自己，为了防设自己的赌博，有了钱也常常交给我的母亲或父亲，说让他们把钱收起来，如果有一天他赌博输了，来要这钱时，也一定不要父亲、母亲还给他，留着那钱将来给孩子们结婚娶媳用。然而往往的结果，却总是事与愿违，适得其反，等大伯又一次输到无可再输时，大伯一定会去找到我父亲、母亲说：“把钱给我吧，有些急事要用呢。”

    知道他是赌，却又不能不给他。

    母亲说：“大哥，不要再赌了。”

    大伯红着脸：“不是赌，确实有急用。”

    父亲是我大伯的弟，他常常为大伯的赌性气得直跺脚，气得有时不吃饭。我想，父亲若是大伯的哥，在大伯赌瘾上来找他要钱时，他会把耳光打到大伯的脸上去；倘若父亲是大伯的长辈了，他会因为大伯的赌，把大伯赶出家门或吊在房梁上。可他是大伯的弟，大伯才是他的哥。乡间的伦理和道德，让这个做弟的对哥哥又气又无奈。到了大伯输钱后去找他要自己挣的钱，或找母亲说又没钱用了，能否借给他几十块钱时，父亲总是把脸扭到一边去，低着头，含了泪，待那泪干了，擦去了，父亲会回头有些哀求地对我大伯说：“大哥，你就不能不赌吗？”

    大伯站在他的弟面前，沉默许久后，极其伤感而又羞愧地说：“就再给这一次吧，我以后再也不赌了。”

    因为他是哥，父亲不能不把钱给他。因为他们是同父同母的亲弟兄，大伯拿着钱走出大门去赌时，父亲望着他的背影，即便不掉泪，眼圈却总是红红润润，如哭过一场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