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西班牙 正文 2.死之念

    关于我的人生与命运，死因与过去，我都点点滴滴地用黑色圆珠笔，写在了A4的打印稿纸上。密密麻麻的七八页，大约四千五百字。A4纸作为遗书被我装订起来后，像我公司装订整齐的策划合同书，现在它就以信封为棺材，躺在我的随身皮包里，又似一部人生纪实般，在我似睡似醒的头脑里，一页一页地翻动和修补着。

    言简意赅地说，我出生于1965年。1972年读小学，1982年读中学，1985年考大学。落榜后复读两年才考到北京的工艺美院里。为考学我所付出的努力，只有天知道，地知道，我的心知道，连我的父母都无法体会一个乡村青年为命运所付出的心力交瘁。1987年的考学成功，不是因为我的学习成绩上去了，而是我用两年时间学美术，素描的那点幸运与天赋，把我一推再推地送到了那所坐落在北京东城的校区里。我不知道读大学的四年间，我的学习算努力还是算敷衍，在学校不显山露水的日日夜夜里，同学们谈得最多的不是画笔、色彩和创意，而是就业、工资、房子和女人。毕业后我在北京悠晃一年多，迫于就业和生计，回到了陕西渭南起坐在黄河古道的那个县城里。因为学美术，就进了县里文化馆，一个月四百余元的工资刚够我租房和吃饭。这时候，我认识了我的第一任妻子吴霞碧。她是文化馆文物室的保管员。因为她可以提供我吃饭和住宿，我们认识了，也就结婚了，顺理成章如瓜熟则蒂落。然后呢，然后就是平淡无奇的婚姻和日子。就是那块沙漠贫地滋养我渴望富有的贪欲再次的发育和膨胀。

    我们住的是文化馆的办公室，厨房用油毡和碎砖搭在门口房檐下。我们曾为谁家的客人来得多了打过架，也为在商店服务员多找我们十元钱夫妻笑得一天一夜合不拢嘴。就在这期间，1995年，县里发现了一座并不大的古墓葬，在城南荒野里，经所谓的县内的考古人员发掘后，那古墓里除了几根粉末腐骨外，还有几个铜镜、瓦罐和断剑。在陕西，任何一个县、乡和村落，发现了古墓文物都如在荒野地里挖掘出了砖块和石头。欧洲的文明大多在地面，让人一目了然，瞠目结舌，感叹历史原是可触可思的物。而中国，文明多埋在地下，历史刻埋在墓壁墓室内，腐气弥漫的盆盆罐罐的价值犹如欧洲文明史中的羊皮书。

    那年的夏天里，吴碧霞掌管的五间库房的木架上，又多了几个瓦罐和青铜器，如农家秋收后的屋檐下多了几个葫芦南瓜样。可在三天后，那个库里新进的三个瓦罐和两个铜鼎不见了。警车和警察在令人心慌的笛声中，开进文化馆院内文物室的门前边，全县城的人就都知道文化馆的国家二级文物丢失了，都明白那些盆盆和罐罐，原是汉朝的历史和文明，是价值连城的器具与宝物。

    吴碧霞被警察带走时，我正在房檐下的厨房做面条，看见她的脸上呈着惨白色，一缕被汗湿的头发挂在额门上。她最后看我时，眼睛里的光色阴郁而潮润。

    就是这时候，我手里的菜碗落在了地面上，当啷啷碎裂的声音，让那年夏天文化馆院内的奇静有了许多诡异和不安。我目送着吴碧霞被两名警察架着胳膊推上警车时，其实院里所有的目光都在望着我。

    那天的深夜里，吴碧霞从公安局的审讯室里回来了。天色黑得泼墨般。听见拿钥匙开门的响声时，我慌忙起身去把门打开。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缩在这个世界上，又被我们用苇席隔成了里外间。里外间的灯光都亮着，光亮宛若夏天黄昏的落日色，虽有红黄染在屋子里，却是亮堂到拉了距离也能看清吴碧霞脸上汗珠的晶莹和肤色的惨白与无力。她本来是那种瘦小的人，一副无所谓好也无所谓丑的通常脸，然在那时候，她的脸因为扭曲，丑到了可怕的境地里，如同人死后还没整形那一刻。进屋后，她锥刺刀剜地看了我一眼，挤着肩膀从我身边擦过去，有一股浓重如山的汗味从她后背落进屋子里，随后她就打开门里墙角的水龙头，咕咕咕地喝了一通生冷水。

    我说：“桌子上有我给我放的凉白开。”她没有看我，也没有搭理我，到里边坐在了床沿上。我跟了进去站在她面前：“他们把你怎样了？”她又一次抬头盯着我，像盯着一个不相识的人。我拉过椅子坐在她面前：“他们打你骂你没？”

    她把嘴唇咬一下，用轻而冷硬的声音逼着我：“是你偷了那些文物吧？”

    我瞟了她一眼。她把声音放得柔和些——“我们是夫妻，你给我说实话。”我朝她点了一下头。

    她把眼睛睁大看看我，默过一阵后，扭头看了一下哪儿：“你不打算把那文物交出来？”

    我又点了一下头。她说：“你要那些干什么？”

    “我要做生意。”说过这一句，我从椅面朝地上滑一下，过去跪在她面前，声音变得颤抖如汽车开在搓衣板似的路面上。“这样的日子我过够了，我要把那文物卖掉做生意，开公司。我要让你我过有新房有车的好日子。要让我们将来的孩子到贵族学校去读书。要让所有的人看见你我眼里都是羡慕的光。”

    跌跌宕宕地说完这些话，我等着她的赞同或反对，附和或阻拦，可她只是看着我，把她额前的头发捋一下，说：“睡觉吧，天已经不早了。”

    然后她就和衣倒在了她与我同床共枕了三年的床铺上。至来日，她起床、洗脸、梳头，上街给我买回了豆浆和油条，然后，无言无语地离开家，走出文化馆，自己朝公安局的方向走去了。这之后，她被判刑了。在她三年有期徒刑居监劳改的日子里，我再次离开了那小城到北京去。

    我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开了一家所谓的广告公司后，认识了毕业于服装设计学院的顾婷婷。她端庄秀丽，读书期间设计的服装参加法国组织的国际服装节，在巴黎拿过二等奖。我们干柴烈火，一见钟情，相爱中关了广告公司，注册了天马云裳服装设计制造总公司。用我从那个小城偷运过来的泥罐和青铜器，变卖后在京郊租房买地，又开了服装加工厂，从此生意就如日中天，虽没有打造出如皮尔·卡丹那样的名牌来，但设计生产的童装和廉价女性时尚装，却也曾一个集装箱、一个集装箱地运往意大利、俄罗斯、美国及拉美的秘鲁和智利。

    吴碧霞出狱后，我的钱就像溪流一般流进公司银行的账户里。和吴碧霞离婚的同一天，我和新妻顾婷婷的女儿降生了。在北京那座有两千万人口，三百五十万辆轿车的城市里，天马云裳服装设计制造公司算不得显赫和了得，和那些做房产、地产及证券股票的公司相比较，天马云裳只是三百五十万辆轿车中跑的一辆豪华车，但我王书平，到了这时候，我的人生之愿基本实现了。十年的拼打，让我有了两套别墅、三辆超豪华轿车和一个下有三百多人的公司和服装加工厂。有了我心满意足的妻子和女儿，有了可以让我的老师、同学见了备感意外的尊崇和敬重，有了家乡的县长、市长到了北京都常要登门拜访的荣耀和地位。我没有想过要做京城第一巨款人，但我和妻子念念不忘的，是想要让我们的服装卖到美国的大街小巷和欧洲男男女女身上去，想要中国那海洋般的服装市场里，无处不在地有着天马云裳制造的上衣、裤子、裙子和围巾。

    我们把京郊的一个服装加工厂，用三年时间扩建为四个服装生产加工厂，还把这些厂子直接开办在离码头、港口较近的海边上。当这些厂房、机器、宿舍和工人都齐备开始生产时，当扩建生产的新装码满仓库等着往天津、大连、青岛的码头运输时，先是来自欧洲的所谓反倾销，再是云黑雨稠、房倒屋塌的经济危机如海啸般在一个星球上的滚动和漫延。那一世界蒸蒸日上的繁荣，一瞬间就烟消云散、林毁花落了。

    原来，天马云裳服装设计制造公司也就是一片风雨林地中的一棵草，随着无数订单的退回，它就像人走屋空一样不得不关门倒闭了。

    所有的工人在没有领到缺欠他们三个月或是半年的薪水后，他们把工厂的机器、窗户、桌子、电线和所有能变为钱财的物品扛着抬走后，我的妻子、女儿也风来雨到、恰到妙处地带上离婚证书和我们的全部财产弃我东去上海了。

    她是上海人。她说她在干燥肮脏的北方从来就没习惯过，重新回到生她养她的那个湿润的都市是她后半生的梦。天马云裳的垮亏给了她一次机遇，就像上苍在她命运中重新开了一扇门。

    她跑马占地、云开日出地在上海很快有了新的公司和公寓。也有了新的男人和爱情。在此前，因为债务和来自法院的债务判决书，我们说好彼此到街道办事处来一次假离婚，把婚前、婚间可动和不可动的财产都移到她名下，也商定七岁的女儿相随财产跟着她，待公司从法律文书上确认倒闭后，我们再择时复婚过日子，再东山再起经商开公司。可当财产、女儿过户完毕了，离婚证书拿到了，她郑重地对我说：

    “王书平，我是真心想和你离婚的，复婚的事情我求你以后别提了。念在我们夫妻一场的缘分上，什么时候你有困难我都会帮助你。”

    离开那一天，她出现在我的办公室，站在我铺过世界地图的老板桌前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算我对不起你了。为了我，你知道的那个男人他人到中年还未婚，现在我不能不到他的身边了。给你一个机会吧——眼下，要么你把我掐死在你的办公室，要么你过来和我握一下手。”

    我过去笑着和她握了手。

    就在我和她握手告别的那一瞬间，死的念头冰冷狂躁地跳进我的脑海里，从此它就生根开花地再也没有离开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