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西班牙 正文 3.飞机上

    我的死亡之地确定在了西班牙的马德里。既然命运这样安排了，我所做的只能是沿着命运的导引，迈着双腿向前就是了。我们有太多的能力和智慧来改变现实与世界，而唯一不可改变的，就是人生命运的预设和安排。

    去西班牙的签证不是我拿着一封西班牙的邀请函和各种证明信到西班牙使馆排队去签的。我找到一家专门负责西班牙和法国旅行的签证公司后，将四张二寸白底的照片和两千块钱交出去，一周后他们把签证护照给我了。

    十月十日法航的AF125航班在午后一点起飞时，我才知道航班并不直接到达马德里，而是途经巴黎转机先到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再到马德里。我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这样，机票是签证公司帮我代购的。既然在世界地图上的三抛都落在西班牙，而且在一枚回形针和一枚硬币叠在一起落在马德里，毫无疑问说，马德里就是我命运的最后归宿了。我计划到那个陌生的都市里，选择一架高处或一条河流我就跳下去。也许我在马德里会安心的吃顿饭，在某条大街上转一转；也许下了飞机后，某辆出租车把我随意地拉到马德里的哪家宾馆内，只在宾馆的阳台上朝大街的景色望一眼，我就从那个阳台朝着大街上跳了。我不知道我会死在马德里的哪儿，但我知道我在西班牙，不出三日五朝就会把自己的生命断路截流掉。

    可是，现在的飞机是要先到巴塞罗那了。

    那就先到巴塞罗那吧。既然死心一定，早一天晚一天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就像一个人决定要登到生命的绝峰去，多走一步少走一步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的机票是公务舱，从天马云裳第一次有了国外的订单起，乘飞机我就不再走进经济舱里了。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去中国旅行归回的西班牙姑娘，她约一米七〇的身材和其欧洲人特有的硕胸与丰臀，让人想到那个国家的饮食和土地。坐在我身后的是一个由二女三男组成的学者、作家代表团，男性皆中年，女性皆青女，是中国统称的一代八零后。如果在往日，我会对这个作家团略带有神秘和崇敬，毕竟我大学时的专业是文科，虽学的是广告设计，可老师总在课堂上讲文学。毕业到现在，广告美术设计早就被我弃去了。奋斗了十年的钱、色和公司，让我看谁都如骗子的伪装和演戏。街头站在红绿灯下向司机伸手要钱的残疾人，你若知道他存折上的钱款数，你会吓得倒吸两口冷气说不出话；穿名牌有专用司机替自己开豪华轿车的人，也许正为逃债而四处奔波着。当官的为做不出亲民的样子而苦恼，百姓为在电视和生活中见不到暴乱而怨愤。中国就像把所有的动物赶在一个山坡猎养的圈兽场，除了相互撕咬和倾轧，剩下的就是争相的逃离和哀鸣。

    现在，我终于在哀鸣之后逃离出来了，可以坦然自由地去命运给我安排的那个死亡之地了。不用为银行的巨额债务而接到法院的传票就心慌不止了；不用为因还不起那些贷款和逃税如我的前妻一样准备去居监劳改三年五年了；不用为妻子、女儿、爱情、婚变而苦恼痛心了；也不用想十二年前因把我的第一任妻子抛弃留在内心十二年的不安了。一切都已过去，如风吹云散般，我的头脑中除了死，余着的是干净素洁茫茫一片的雪。一切都已开始渐次地分手解脱了，犹如在树上累了一春一夏的叶，纷纷下落的轻松把我深深淹没在了公务舱的座椅上。从飞机离开北京首都停机坪的那一刻，我浑身都在弥漫着一种渴望死亡的轻松感，待把行李放入行李箱，把座椅调至可以半躺的沙发状，让身子陷下去，我就像一个精疲力竭者躺入了宽敞的棺材一样舒展和自在。身边的西班牙姑娘，把她除去拖运外的大包小包安顿好了后，到我身边朝我笑了笑，用英语说了你好又问我去哪儿，是旅行还是去经商。她的英语生硬如还未成熟的果，但却带着白金白银的脆响和吸引力，脸上的灿烂配着那令欧洲人自豪的金发与碧眼，还有一身随性而穿的大红上衣和放开却又在脚脖处缩紧的浅蓝的裤，让人无法猜测她的身世与经历，也难以判断她确切的年龄与性格。对于东方人，西方女人的年龄似乎总在模糊中，你以为她很大，她却还小在青春少女里。你以为她很小，她却说她已是两个、三个孩子的妈妈了。我以礼貌的姿势欠起身子朝那女郎笑了笑，用更加生硬和酸涩的英语加表情，告诉她说我去西班牙。说我去西班牙不知做什么。

    她要坐下的身子僵住了，脸上的表情如同一块板。“你说……你去西班牙，不知自己做什么？”我朝她点了一下头。

    她怔怔，木板的表情松开了。“幽默。你真会幽默的。”她说着，也把自己陷在了坐椅里。

    我郑郑重重地望望她，不置可否地朝她苦笑笑，又把身子仰躺回去了。以为事情也就到此结束了，一对同机行程的人，可以一路说下很多的话，也可以彼此不言不语，沉默至生来与死去。更何况，我俩彼此间语言不通，双方使用的英语，都如不会种田的人操持人家的锄头犁耙般。可我没想到，飞机起飞后，她又突然扭过头来用生硬的英语问：

    “你真的，不知你到西班牙要干什么吗？”

    我有些郑重其事了：“我知道。”“是不便……告诉我？”“便。”我说，“我去死。我想死在西班牙的马德里。”

    她脸上淡红的好奇顿然消失了。回味了一会儿我的话，那淡红灿然如刚燃的火苗遇到了冰，双唇紧闭一下子，习惯地耸耸肩，双手心向上做个怪异摊开的姿势后，也把身子仰进座椅去。

    事情就这样开始，也这样结束着。我的回答似乎让她沮丧而又有一种不祥感。接下去是喝水、吃饭，乘务员给大家发耳机。这一连串的过程中，每次乘务员对我的询问，我的回答都是木然地摆摆手。当我的木然到了让别人不可思议时，女郎听到我身后代表团里那位陈姓的学者用西班牙语和乘务员的讲话声，这勾起了她在中国旅行后言犹未尽的感受和兴趣，起身到我后边和学者知己知彼地攀谈起来了。他们彼此流畅的西班牙语音，如同交汇在一起的两股叮咚流淌的溪流或河水，时而潺潺，时而奔放，宛若一对久别重逢的情人或亲人。而我，占有着她留下的安静与宽敞，终于把眼睛闭起来。

    半个月，整整半个月，我因为对死亡的考虑和安排，没有真正踏实地睡过觉。现在，我可以在死前踏踏实实睡上一觉了。公务舱里那些中国、外国的商人、官人和旅人，他们各种语言的事谈、扯闲都与我没有瓜葛和纠纷。我的生死去留也与他们没有任何的关联和纠缠。只是身后的那个作家代表团，他们在以虔诚认真的态度谈论文学时，让我感到是那样的不合时宜与别样，如在婚庆喜宴上，有人穿了一身孝白色，或如在一场丧白的葬仪里，有人故意穿了一身喜庆的大红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