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西班牙 正文 1.硬币与世界
我把世界地图从墙上揭下来时，如同把我的生命从鲜活的人生中抽了出去。死亡，对我已经不再是一种恐惧，而是一隅花好月圆的景区。现在，我已经决定要朝那个景区坦然而去了，就像死亡朝我相向而来样。在死亡到来之前，我唯一要做的，就是选择一下结束我生命的那个地点和时间。如同乡村的人选择黄昏时投井，都市的人选择落日时在郊外卧轨。我在我的写字台前，铺下那张有三平方米大小的世界地图，用抛硬巾或石子的方法，来选择我死亡的地点和时间。
窗外依然昏暗干燥，九月初的夏末秋端，北京本该是朗朗的天空，可因为它是新世时的北京，天空就久恒地呈着炊烟的灰暗，永永远远，洗不干净的抹布般。脏、污染和秩序掩盖着的混乱，已经成为这个城市徽章似的标志。连续的三朝五日，即便无雨，也不见太阳，但又不是阴云雾漫的气候，在这个庞然偌大的都市，已经习常为秋来叶黄的必然。我朝窗外看了一眼，把地图铺在了我那张连天扯地的写字台前，又看着六色五颜的印刷世界，从墙壁上拖带的微粒尘灰，黑黑的迟缓下落消失后，屋里终于宁静只除了十二层楼下立交桥上车流的嗡嗡细音，余皆就是我已失去活着意义的隆重呼吸和心跳的轰然。
我已经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了一枚硬币。已经决定，如果抛起后它落在俄罗斯辽阔的大地上，我就搭乘飞机到莫斯科，下机后直奔莫斯科红场的方尖碑，爬上去一头从方尖碑的顶端栽下来；如果落到美国的某处繁闹间，我就死在纽约或者华盛顿。落到了英国、法国或德国，我会选择泰晤士河、埃菲尔铁塔或者日耳曼民族没有推倒、留下作为念物的那段柏林墙。我幻想我以巨速冲刺的力量冲向游人如织的柏林墙时，不同肤色的人，会不约而同地用各自的语言发出各种怪异的尖叫后，他们共同看到的是一摊流液的血红和一具东方人的尸体，而后是长久的沉寂和惊愕。而我，苍白扭曲的脸上，呈现的是一个最根本的戛然而止和了然的解脱。
当然，从我心深之处说，我希望硬币落在非洲或拉丁美洲的哪个国家里。非洲我去过肯尼亚和南非，拉美我去过阿根廷和巴西。非洲无边的沉寂，会让我的死显得安详而平静；拉美悠然自得的散漫和知足，会让我的死亡如叶落水流样自然和清寂。我希望我手里的硬币落到肯尼亚的原始森林里，让我死后成为马赛人的邻居或友人，成为动物世界的陪客和一员。希望落到拉美亚马逊河的岸边上，然后纵身一跃，消失在亚马逊的河流里或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的植物间。
我开始把我的手从口袋掏将出来了。那枚五分钱的合金硬币在我手上沾满了黏黏的汗。
世界地图在我眼前，让我想到我母亲在我第一次结婚时，为我准备的巨大的花床单，也让我想到我的老家陕西省，那儿的少女、少妇死去后，会在她们身上的白布下，让她们穿上她们生前最爱穿的花裙和花袄。现在，这由红黄绿蓝构成的地图，成了我生前最后的选择与去处。我的手从口袋出来时，有一股半灰半黑的凉意掠过了我的手心和手背。我站在地图的左边，非洲和拉美的绿色，混合着大西洋和太平洋刺眼的蓝，让我的向往如风如云样朝那儿涌过去。我没有如电影、电视的情节中，轻生者有类似选择时，那些人就把眼睛做作装假地闭起来。
我紧盯着眼前这边非洲的南非和肯尼亚，也盯着地图那边蜿蜒如丝的亚马逊河，它从巴西、秘鲁、哥伦比亚缠过去，分岔到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巴拉圭，如遗落在秋天土地上的一根不肯着黄泛白的草棵和绿藤。
我终于把手从裤口袋处抬到了腰际。我祈祷这枚硬币不要滚落到亚洲的哪个国家里，更不要落到中国这块鸡状的红黄里。我期望我能把生命结束在遥远世界的某一处，而不是亚洲的韩国、日本、越南、老挝、泰国的哪儿去。日本、韩国、泰国对我来说太过熟悉了，而印度那儿虽然是死亡的去处和选择，但充满宗教气息的恒河的流动，让我感到了死的繁忙和单调。我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不想让我的死攀亲附高地和宗教扯在一块儿。当然说，我最担心的是，硬币会落回到我自己的国家里。如果那样我就只能如我预想的——从天安门城楼或八达岭长城的那个最高的瞭望台上跳下去。那样儿，我的死就带有政治色彩了。可是事实上，我的死除了与我的命运相关外，它和政治、信仰、文化的关联就如同非洲大地上被太阳蒸腐的动物的死尸和北极冰雪的融化没有直切的关系样。
我的死只是我想死。
这是我深思熟虑后的必然选择和归处。我已经把一封厚厚的遗书写好了，它就在我写字台的桌角上，开头是俨然而规整的一句话：“我的死是因为我想死，任何人不需要调查和疑问。”
现在，我又望了一眼桌子上装了我遗书的那个牛皮纸的灰信封，终于就把我手里的硬币抛在了半空里。三天两夜没息的吊灯光，似乎比往日更为炽白嘹亮了，乳色银泽的光亮里，抛起的硬币在半空打着旋儿越过我的头顶后，在天花板边闪几下，如同登山用尽了力气的人，由快至慢，最后在离地两米高的空处犹豫一下，停顿了水泡破裂那么一点一滴的工夫后，突然掉头从空中落下了。
上抛时硬币走的弧线，下落时它转而成为垂直了。而且速度由递减换成了递增加速度。
落在地图上的一瞬间，硬币先是响出了金属和纸的碰撞声，继而是金属和石材地板的撞击声。前者的声音中有空洞的竹木音，后者中有脆而颤动的闹钟声，只不过这两种声音的间隔仅有宣纸那么柔软的厚，几乎完全叠混一起了。可是我，还是从中捕捉分辨出了那种声音的丝差毫别。黄昏的宁静，让我可以辨别那声息，也让我听到朝我走来的死亡的足音，如云在飘动样，正从世界的哪个方向、国度朝我移过来。硬币是准确无误地落在了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山脉上，由深向浅地朝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和毛里求斯岛快速滚过去，轧过印度洋、穿越大西洋的一片岛屿后，最后拐个弯，由大西洋绕至地中海，上岸后在一个类似衣架上撑挂的三角裤头似的国度缓着滚动立下了。
倒下了——那是西班牙。硬币当的一声，倒在了这个国家最中心的马德里和塞戈维亚的中间地段上。
西班牙，它令我熟悉得犹如我熟悉我的后脑勺，随时伸手都可摸到它。
斗牛、足球和弗拉门戈舞，还有世人皆知的小说《堂·吉诃德》和《小赖子》，可它令我陌生得也如我的后脑勺，我终生都只可以摸它而无法直面它。它的肤色、发茬和后勺内的深度和深刻，我无法得知它，也不愿认识它。仿佛它的存在和我没有关系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把我的生命结束在西班牙。
那是一个我似乎熟悉反倒陌生的国家和去处。硬币的选择让我觉得唐突和无奈。我站在地图的正边上，望着三角裤头般的那个国度的艳黄和热辣，想到我应该用三抛二胜的方式再选择我死亡的去处和归宿，而不应该就这样偶然地因为硬币的滚落就选择西班牙。
我没有弯腰去西班牙捡那枚硬币儿。我顺手从桌上拿起了两枚回形针。回形针是不会滚动的。我认定，它落在哪儿，哪儿就是我命运毫不犹豫的选择和确定。朝天空看了看，我把一枚回形针朝上一抛，在转瞬即逝的工夫里，它就落下了。可我明明抛的方向是拉美的天空，然在它落下时，却是落在法国和西班牙的交界上，而且那两公分长的回形针，只是别在法国国土一点儿，有三分之二竟是别在西班牙北部韦斯卡的山脉和林地。
我有些惊奇我的命运对西班牙的钟爱了。惘然地在那儿站一会儿，朝后退两步，把眼睛闭起来，将另一枚锃亮的回形针捏在手尖上，深深吸一口气，重又呼出来。我把这最后一抛用了双倍的力气迅速抛后撒开手。我听到了回形针撞着天花板的钝响和落在大理石地板上脆朗朗的音。我知道，这一抛因为我过度用力已经抛偏了，回形针并没有抛在地图的上空与顶端，而是抛在了办公室中央靠西的天花板上去，而地图是铺在靠东窗口我的写字台前的。
我把眼睛睁开来，朝地图上看了看，又去靠西宽阔的地板上找那最后落下的回形针，只见地板上除了纤尘不染的洁净外，就是我扔在那儿的报纸和杂志。
那儿压根没有那枚回形针。把报纸、杂志收起来。把目光落在一边的茶几沙发上。再把沙发前的波斯地毯掀起抖一抖，最后趴在地上，让目光钻进沙发下。当我一无所获地站起回身后，我的眼睛上扎了一条光亮的刺。沿着那光亮走过去，再次站在世界地图前，锥心刺目地看到那枚我没找到的回形针，在靠西的大理石地板上着地后，没有朝茶几沙发那儿跳，而是弹跳回来再次落在了西班牙国土中间马德里和塞哥维亚之间的那枚硬币上。
竟然就落在那枚硬币上。回形针的光亮和硬币的白色融在一块儿，如阳光和石灰的雪白融在一块样。因为回形针的长度大过硬币的直径一些儿，多余的部分便直指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