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与喘息：我所经历的中国和文学 正文 04 我对禁书和争论的几点看法
作品被争论和禁止、大多不是作家有意而为之、而是无意而为之。不是爱争论，爱禁止；而是被争论，被禁止。争论和被禁，不是好事情，也并非坏事情。它至少表明着你在写作中还有正直和坦荡。
中国有句备加流行的话是：「雪夜读禁书，人生一快事。」由此可以想到禁书给读者带来的某种满足感，一如被锁在箱子中的糖，在寂静无人中漫溢出来的那种甜。今天无论到哪儿，大家都会介绍我说：「这是来自中国最受争议、也禁书最多的作家。」对这种介绍我不置可否，当然没有贬，但也并不会太多体会那种艺术的褒。作家应该始终清醒：禁不能等同于艺术。它有时和勇气有太多牵扯。尽管我们还可以理解歌德那样的话——没有勇气就没有艺术！把这话延伸开来，可以说，没有勇气就没有艺术开创性的创造。然而，读者大多却是把禁书和争论仅仅停留在勇气的层面去理解感悟的，尤其对来自中国的作家和前苏联的作家和作品，还有其他我们说的「第三世界」的作家和作品。
一、禁书不等于是好书
尽管世界上有无数作家都曾遭过禁，如被人们挂在嘴上的索忍尼辛、巴斯特纳克、纳博科夫、劳伦斯、波赫士、尤萨、米勒、昆德拉、鲁西迪和帕慕克、卡塔尔莱等等，这是一长串的没有尾声的名字，如果我们站在图书馆中，或者打开计算机的某一页面，这串名字还可以如凯旋归来的马队，前至古人，后至来者，成千上万，无计其数。但之所以大家仅能记起这个队伍中的这些少数，是因为他们不仅遭禁，而且还写出了被禁而伟大的作品。而其余那些——那些为言论自由有着巨大付出乃至牺牲生命的作家和作品，我们必须真诚地表达对他们为他们的民族、国家和人类的开放、进步、自由、民主、平等所付出的牺牲的敬意。但当我们把这些作家和作品纳入艺术范畴去论谈时，也必须残酷的承认，我们——是我，仍然没有记住他们，这除了我该死的记忆，该为此负责的，大约还有他们写下的作品。
有时，艺术是绝然残酷的，如同时间不会因为人的贵贱而对谁把一天拉长到三十六小时或者四十八小时，艺术也不会因为你在某一国度、某一环境和时代受到的政治、权力对你的压迫而在成就的天平上，多放一个重量的砝码。就是放上去，有一天时间觉得不够公平和得体时，还会在另外一天悄悄把这个砝码拿下来。今天，就中国而言，几乎每年都有几本、几十本出版被禁和被审査后禁止出版的书。对此，我们一方面，深深厌恶这样的出版制度和审査，甘愿为消除这种审査去做各样牺牲的努力；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些作品被禁和审査，就把好作品的桂冠摆到那些作品的封面上，戴到那些作家的头上去。我知道，今天的中国作家，离开了那块土地后，到西方，到美国，都喜欢对听众和媒体说，他(她)在那个国家备受争议的，他(她)的书被批判、被争论、被删改、被禁止出版等等和云云，因为这样西方和媒体才会对他和她的作品引起关注和注意。但请这些可敬的朋友原谅我，在这儿，我想说的是——禁和争论是一种中国审査的污垢，是西方对中国最直切的关注口，但它并不等同于就是一部艺术成就高的好作品和好作品的尺度与标准。早些年，中国有作家曾经愿意用十万元人民币贿赂中国的出版机构来把他的小说禁掉、批判掉，这可笑的一例，就说明禁是被关注的门眼而非艺术的标高了。也因此，当我每到一地，都说我是中国最受争论、禁书最多的作家时，我只能沉默，既感受不到荣誉，也感受不到不快，只能把这种介绍当作不相适宜的一道礼节，如你们和熟人相遇时，伸出脸面亲吻而对方却伸过去一只要握的手。实在说，西方读者对我的熟知是从我的禁书《为人民服务》开始的，无论你们怎样评价这部书，我并不以为它在我的创作中有多么了不得。它只是我人生和写作中一道鲜明的痕迹、事件和记忆，而并非一部上好的头等小说。以为它好了，那就更应该——有机会去读我的另外一部小说《坚硬如水》。你们喜欢《坚硬如水》，我会很高兴，但对《为人民服务》评价过高，我也就只能会心一笑、而心存感激了。还有一九九四年我在中国被禁的《夏日落》，它只在中国的军事文学和写实作品中有意义，但扩大范围就意义削减了。且范围逾大，它的意义会愈加模糊和被削减。在禁书中，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丁庄梦》和《四书》，而不是前两部。而在评论我的作品时，我仅仅希望你们把我当成一个作家,而非「最受争议」和「禁书最多」的作家去看待。我一生的努力，只是希望写出好作品，当一个好作家，而非要成为「禁书最多和在中国最受争议」的作家。
二、在中国的写作环境中，终生写作而无争议是值得怀疑的
无论中国作家在国外怎么讲，有的人一口谎言，称中国的新闻出版是宽松的、自由的，有「中国特色」的。还有的人，过度夸大中国在审査中的黑暗和森严，乃至为了自己被关注，在国内如沐春风，在国外则一口一个被「争论」和「被删、被改、被禁止」。必须承认，中国的出版审查在一九七八年前后是个分水岭。那之前，在写作和岀版的自由上，是颇有白色恐怖的，是有严格政治规范的，超过了这个规范必然会实行「文字狱」(今天也时时会这样)，蹲监和人头落地是常有的事。比如我所在学校的张志新，因为在一九六八年要坚持说出真话来，就被革命者断舌和割喉。类似这样灭绝人性、惨不忍睹的事件，在十年文革中比比皆是，令人发指。但在一九七八年之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经济上门扉四开，而政治上则半关半闭。尤其表现在言论和出版的自由上，比起西方、外界的言论自由来，中国就是把两扇关闭的窗户推开一扇来，且这一扇推开的窗懦，也是时紧时松的，忽而推得窗缝宽一点，忽而又收紧到蝴蝶与蚊虫皆都不可飞过去。但相比前三十年的封闭和革命之「专政」，这时紧时松的一扇窗，已经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作家有空气可以呼吸了，已经可以时常感受新鲜空气的美和顺畅了——我们的问题正是在这儿——因为有一丝一股新鲜空气从窗缝透进去，在写作上作家呼吸、生存、和借助这一缝窗隙的空气，在四壁高筑的墙内载歌载舞了。所以，对外面的蓝天、白云、河流和宽阔的草地也就不再谋求了。正是为此，我以为在中国现有的政治环境、文化生态和现实捆束中写作的作家，一生的写作，从内容到形式，从来没有被人诟病和争论——不要说被禁止——那是多么值得怀疑的事。•曾经到过某个在中国享有盛名的作家家里去，他一生著作等身，在中国几乎拿了所有的政府奖：茅盾奖、鲁迅奖、散文奖、小说奖、舞台节目奖和电影的什么奖。虽然他著作等身，可那些奖状和用各种木头、玻璃、金属制成的获奖证，加在一块却比他的著作还要高。那些闪光发亮的奖证和奖杯，一个柜子都摆不下。他一生的写作都在荣誉中，争论和批评，几乎与他是不会到来的风雨和没有四季而常年温暖的花房的事。望着他因自己一生的写作荣誉而满面得意、善意的笑容，望着那些奖证和奖杯，不免会使我们内心有一种悲寒生上来。
被禁和被批判，当然不是好事情，因为禁与批判并不能证明你写出了好作品，但在中国复杂、残酷的现实境遇里，被禁和被批判，至少还是可敬的，它在证明著作家为人的勇气和人格。而一个作家一生没有遇到过批评和争论，在只有一扇窗户忽开忽关的政治抽风般环境中，终生荣誉与获奖，那就不仅是值得怀疑的，而且是有几分可怜和可悲的。
中国文坛可以比若有一个圈，这个圈里关了很多羊。而羊圈的门居然开着一条缝，但那门上还是系有锁链的。在这种情况下，圈里的羊有四种选择：一是安静老实地守在圈里，等待着主人的表扬和喂养；二是暴躁莽撞，为了冲出圈笼，不断地用头和身子去撞那圈门和圈墙——这暴躁莽撞的羊，它的命运和结果我们是可以想象的。第三种，因为那羊圈的门留有一条缝，狡猾而自私的羊就有了缩身术，想离开时把自己变成「小人」出去了，去自由、呼吸、观光了，回来后就又正襟危坐、如鱼得水了。第四种羊，它是坦荡的、刚直的、真实的，它想要走出羊圈去，但绝不会去学缩身术，它用它的勇气和智慧,用它的特角和行动,想方设法让主人把圈门打开来；用自己的方法和力量，去把那圈门打开来。同样都是羊，第一种羊用懦弱赢来被喂养；第二种用急躁赢来鞭打和辱骂；第三种，用自私、虚伪赢来它内外生存的风调和雨顺；第四种，用行动、智慧和勇气，为自己、也为别人争取那自由大开的门、永不关闭的门。在一个羊圈完全没门或圈门死锁到连一隙门缝也没有留下时，我们敬重那用头和身子去撞墙的羊；在羊圈开有半隙门缝时，我会投票给那用勇气、智慧和行动争取把圈门自由打开的羊。
我们说，在这写作与审査的缝隙只有半开的现实环境中，中国作家一生的写作没有争议是值得怀疑的；但一生的写作，部部争议，篇篇被禁也是值得怀疑的。宁做那种莽撞、急躁的羊，而不做那种温顺、懦弱而被主子喂养的羊；把写作的信念锁定在争取圈门自由洞开的向位上，而不是只有自己进岀自由的缩身理想上。宁为圈门洞开死，而不为缩身进出活。如果做不到，也要看得到；如果看不到，也要听到从那半隙门缝进来的风雨和从门缝外面走过去的脚步和笑容。如果这些我们都无法做到、看到、听到时，那就让我们为那些用头撞墙的羊和为争取圈门自由洞开而行动、牺牲的羊们送去我们沉默的敬重和鞠躬。
三、关注那些不允许关注的，需要作家有更高的艺术造诣和创造性
在禁和争议、批判的议题上，我们总是会把目光过分集中地搁在所谓敏感和现实的内容上。这是一个误区，乃至是一个有正义和勇气的作家与知识分子的陷阱。一个作家的作.品没有艺术价值，如同一个画家去画画时没有颜料与笔法，只用他的画笔去蘸那清白的水；或者有太多太杂而激烈的颜料，又不知该用哪种颜料、怎样用那颜料，就索性把那些颜料堆倒、倒到那些画布上。颜料是足够刺眼的，但艺术和方法，却在那刺目的颜料中间消失了。
把颜料和使用颜料的方法分开是错误的。
把内容和艺术的方式分开也是错误的。
一个农民在谋求最大收获时，他总会选取最好的种子和土地，用最精细的耕作方法去耕耘。没有一个巧把式的农民在种地的时候不流汗。没有一块有较大收获的庄稼地在耕种的过程中是没有方法的，不讲究过程艺术的。「巧把式」，是土地最好的艺术家。而所谓敏感、现实的内容与故事，则需要更为精准、考究、独有的艺术与方法，如同更为特别、肥沃的土地在耕种时，更为需要「巧把式」的种植和作业，不然就等同毫无种植艺术的莽汉去那儿撒种子，他会把草籽和种子一块撒下去，结果在一片肥沃的绿茂里，长出一片丰景风光后，庄稼被野草吃掉了，甜果被疯叶吞没了。即使那儿有一片好景色，也不过是一片狂花和野草。
现实或历史——那被意识形态和文艺政策明文规定不可触碰的「敏感地带」，大多作家采用的方法是绕道而行或「擦边球」的触及，在政策允许和可容忍的范围内，进行写作或创造，久而久之，那最现实和最真实的历史，就留给了那些被世俗视为「犯傻」的作家们(当然还有那些过分聪明、算计，要借「敏感」一举成名的人)，他们以自己的正直和良知，去冒犯政策、政治和意识形态，去书写那些被政府要从文字中「删去记忆」的历史和历史中的人与事、人与物、人与情感及灵魂.但被忽略的一个问题是，当作家用文学去探求那些不允许被探求的现实和历史真相时，他们往往会被正直和勇气所左右；往往使事实的直八相成为压倒一切的主宰，内心的澎湃与无可遏止的激情，掩盖了这时艺术的必须，忽略了真相并不等于艺术那样一个常识的道理。
中国并不十分缺乏正直和富有勇气的作家。一九四九年之后，那些被规定为「禁区」的历史与真实，如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谁在抗日、谁在为权力内斗的真相探寻，对解放后一系列革命运动深层的追问，反「右」中对知识分子白色恐怖的迫害，大跃进、大炼钢铁和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惨绝人寰的饥荒，十年「文革」的红色灾难以及一九八九年那场学生运动的来龙去脉与即将被彻底忘却的结局，如此等等。几乎都有作家的正义、勇气去涉猎、扫描和动心动情的书写，但无论如何，我们既没有《古拉格群岛》那样伟大的非虚构作品，也没有《齐瓦哥医生》那样优秀的虚构小说。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去的人数为二千万，可却既没有如西方那样一批又一批为战争和所有生命的反省之作，也没有一部对战争中平民消失的真正充满情感的怜悯之作。而几乎所有的文学艺术之呈现，都是一种对党派、战争和英雄的颂歌。著名的「南京大屠杀」，近期开始有电影的介入，而那电影中对传奇、票房和国际奖项的追爱，远远大过了对战争的思考和对人的生命的悲悯。关于「反右」和三年自然灾害，有作家写出了《夹边沟记事》和《定西孤儿院》那样两本纪实小说来，其作家的良知和勇气，值得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中国作家的跪拜和叩首，但无论是作为纪实还是作为小说，那两本书中所留下的艺术缺憾，想来也让人心痛和追悔。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局？原因极简单，就是中国第一流、最有艺术才华和创造性的作家，一般来说，也都是那个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聪慧到宁可绕道，也不去触碰那些不允许触碰的历史和现实、真实和真相。他们大多都被收编到了「组织内」的行列里，而有这种良知和勇气的作家们，因为造诣、创造力和对文学艺术的认知力，还并不能真正从艺术上——从艺术的本身去驾驭和把握那沉重、巨大的真相和历史。也因此，在今天，在我们要去面对那些「不允许」和「禁区」的写作时，我们要拷问、追究的，不仅是我们正直、纯粹的高度，还要怀疑自己对此把握和创造的能力。面对那些「不允许」，作家可能写出被争论和禁止的书籍时，是需要比「被允许」的内容、题材、故事有更高的艺术修养和创造性。这种艺术性和创造性，不是为了用艺术去逃避审查和责难，不是为了回避、抵挡那种「为敏感而敏感」的苛刻说道与留下诸多粗糙的遗憾而让读者诟病的预防，而是更敏锐的题材，需要有更具创造性的艺术去匹配；是为了告诉读者一个简单的事实，在诸多作家都在「允许」中进行「安全的艺术」创作时，少数正直的作家走进「不允许」的现实和历史区，他不仅是为了他的正直和良知，而且同样是为了艺术和更艺术，创造和更创造。
四、被禁止的未必被遗忘，被肯定的未必就存在
如果赞同这种说法：写作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延伸人和人类的记忆。那么，作家在时间的河流中漂泊或放排，划船或泅游，都将只能从时间的中途进入或终止。河流的长度总是远远宽于、长于我们这些泅游和放排者生命的始未。作家写作的生命与时间，都只能是那河流的一段、一部分。如此，最终来衡量作家作品的意义——它们延长没延长人和人类的情感与事物记忆；它们延长的那些记忆对人类有多大的意味，不是作家和当下说了算，而是要靠河流、时间和未来做裁定。
在这承载着无数记忆的河流上，写照着如下一句话：
被禁止的未必被遗忘，被肯定的未必能存在。
禁止是为了遗忘，肯定是为了存在。这是所有国家对文学进行非艺术行政干预的目的。中国的伟大经典《红楼梦》，最初是被皇权视为涅书禁止的，但《红楼梦》中所延伸的那个时代人的情感的记忆、灵魂的记忆与中国方块字伟大魅力的记忆，却在时间的河流上，漂漂荡荡地走来，也必将显显赫赫地走去。《金瓶梅》这部伟大的小说，直到今天也不能在中国开禁与印刷，但几乎所有的文人家庭里，又都有着来自开放区域台湾、香港乃至澳门的印刷和承传。连《肉蒲团》那样一部艺术上简单、简陋的明清小说，也反而因禁而被后人阅读与研究。反之，中国有太多的「红色经典」，每年都被宣传和再版，被教育部门的文件强硬地规定在「必读」之行列，而实质上，这些书籍除了文学史的史意外，怕是离社会的「自然阅读」在渐行渐远着。可以设想某些「红色经典」在一个时代的「红光」，到了社会发展到另外一个阶段而变得黯然无光而乏人问津那境况，如同可以设想《红楼梦》在走出禁书之后的经典和被经典、传世和被传世的盛况盛景样。
当然，把被禁止未必被遗忘，被肯定未必就存在的语意反过来，也还可以说，被禁止未必就传世，被肯定也未必不久留。黑与白、好与坏、经典与庸常、流传与终止，都不是禁与不禁或肯定和否定所左右。但在被批评和肯定的天平上，有个良知的砝码在某一阶段会偏移向被批判的这一边。这不是写作的投机和快捷方式,这是读者对正直的敬意，是对写作信仰的表达，是真理对良知的感谢。但秉有这种良知的作家，仅仅仰仗正直和良知是不够的，除却良知，他还必须有更高的艺术追求和创造力；必须要明白，对正直追求的信仰可以保证你一时「被禁止未必被遗忘」，而独具创造性的艺术和最终对人的魂灵的懐疑、苛问和爱，才会使那「被禁止」成为更长久的记忆和人类灵魂在苦痛中寻找的路标和阅读的根源。
五、在选择唾弃和接受上，我选择被唾弃的这一边
几乎在全世界、各国各地都会用那个最世俗的故事让当事人去进行最两难的选择。即：母亲和妻子同时落入激流时，在你只能救出一个人的景况下，你是先救妻子还是救母亲。问的人是在这个问题中预设了道德陷阱的，无论先救妻子或者救母亲，道德的唾液都将会把你淹死掉。
面对滔滔的河水，如果必须选择尽快救出一个人——母亲或妻子，我会首先救出那个对未来家庭更有意义的人。我对其负责的不仅是妻子或母亲，还有那个注定在未来残破的家庭和黑暗的来路。如果对残破家庭和未来的黑暗更有益助的是母亲，我就救母亲；是妻子，我就救妻子。那被滔滔洪水卷走的，母亲或妻子，她若理解我的一番苦意，那是我的灵魂在未来充满无助和纠结中最大的安慰。不予理解——哪怕她——母亲或妻子，在被洪水冲走前唤出了一声对我最后的咒骂，那就让我背着这一声巨大的咒骂伙同未来一块活下去。
作品被肯定、作家被颂赞，无论在何样的国家和社会，倘若不能说这都是作家的喜悦和追求，但也一定不是作家的反对和厌恶。今天中国的现实是，文学所处的环境，恰就到了一个作家需要选定是先救母亲还是妻子的关节上。因为在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和权力面前，市场是可以被权力操控的。权力操控着各种市场的大与小、冷与热，一如权力可以让股市暴涨或暴跌样。读者(大多数)也是被权力操控的——因为权力数十年地管理着所有的报纸、电台、电视台和现代通讯中的微博、微信等可以传播的一切渠道(在我在整理这篇演讲稿的今天，报纸上公布了在微博、微信中「造谣」被微博、微信转播五百次，「造谣」者即属违法可拘的国家法律新规定，在中国有两亿人使用手机这一现代工具，一条新闻被手机转发五百次，就像一口水能分出五百、五千、五万粒水珠一样简单和容易。而造谣是应该背负法律责任的。问题是怎么去区分纯属「造谣」和夸大；不腐实和完全虚构、拟造呢？又是谁来鉴别这「造谣」和「夸大」，或者不实与基本属实的在许多时候都相当模糊的界中昵？如果「揭示」、「揭露」的基本属实属于造谣，那么歌颂的虚拟、夸张又是不是造谣呢？)在一切传播的渠道都被管理、管控时，其实读者(绝大多数)也就被管理、影响、统一了。连民间的娱乐和悲苦也被管理统一了。今天，中国允许你「娱乐至死」，而不许你任意思考的现实；允许你以金钱为信仰，将疯狂的拜金主义推向圣明的高度，不允许你对信仰的自由选择和虔敬。如此情况到了文学上，也就有了「允许」和「不允许」。允许你选择「读者至上」、「市场第一」、「欢乐万岁」和「纯粹艺术」的追求和「唯美主义」与「纯技术主义」，但不允许你选择「艺术真实的探究」和文学对现实中人的灵魂的不懈追问。颂则褒之，问则遏之。这就形成了两种态势，把最复杂、丰富的现实，在无形的权力操控中，分为了几乎被人人接受的写作和被众多唾弃的写作。在这个切割、分裂的过程中，有时权力是直接介入的，比如几乎所有文学艺术的评奖和审查。而在更多的时候，则是通过对市场的培育和对人们阅读趣味以及对作家写作走向、追求的引导、牵扯完成的。当众多作家的写作追求与市场、娱乐和读者以及被允许的「纯文学」、「唯美主义」、「技术主义」、「正能量」都形成一个共同被接受的阵营时，连那些最有才华、前程、可能写出伟大作品的作家，也都被界定在「接受」和「允许」的一边上。而另一边，就只有少数被唾弃、抛离的作家和读者。于是，少数作家就被鲜明地抛向了众多和文学的对立面，被划定在了「非文学」和被唾弃的一边上。这时候，那种暧昧、模糊的界定没有了，就只还有堂堂皇皇被接受和鬼鬼祟祟的被唾弃。于是，作家就成了站在河边是先救妻子还是先救母亲的人。对于作家，无论你是选择市场或读者，或是选择所谓的「纯艺术」、「唯美主义」的「正能量」，你都必然跌入那个道德和名利的陷阱里，都必然成为被唾液淹没的人。
既然被推向河边成了必须选择的人，那就选择唾弃和让唾液淹没吧。我不仅是选择母亲或妻子，而且是选择对未来残破的家庭、家园的补建更有帮助的人。
在被接受和唾弃二必其一的过程中，我选择被唾弃和被唾液淹没这一边。在读者、市场和「纯粹」的艺术、技术都已经被权力整合为被接受、容纳的同一阵线时，他们不是彼此共有，而是共容、共荣与共存，而此外的写作则成为少数、争论和被禁止。这一切割、裂分形成后，不是你去选择，而是你「被」选择。不是你主动的走向和走去，而是你被选择后的推向和推去。不是你不想与众多读者结合与沟通，而是众多的读者「被培养」、被养成之后被界定，而你的那些读者则因为界定、划线成为少数、成为也被众多口水淹没的人。格局已经形成，既然是「被」选择，何不主动去选择。所以，就让我站在多数的对立面，站在绝对多数读者唾弃的角位上，让来的来，让去的去，成为一个用笔蘸着现实的鲜血和众人唾液而为自己的文学造墓的人。
六、我的文学之路，必将愈走愈窄
岁月、年龄、现实和环境，让我变得虚无、虚妄和沉重。我不再对中国的现实抱有太多变改的理想，也绝不指望文学可以对现实改变什么。唯一期冀的是，我不能改变现实，但希望现实也不要改变我0.然而事情的结果往往是，我无论怎样努力，都几乎没有改变过现实；而现实，每天每时都在改变着我，改变着我的文学和文学观。几乎所有的同仁和朋友，都在告诉我说，你的《年月日》、《耙楼天歌》和《日光流年》那一时期的创作太好了，为什么不继续那样写作呢？我笑笑，很无奈地答：「过了那个村，已经没了那个店。」为什么过了那个村就没了那个店？因为中国时代不是那个时代了，中国的现实不是那个现实了，属于我的现实心境也不是那个现实心境了。我们的写作，总是要隶属于现实和心境的。是现实改变了我和我的文学，不是我和我的文学去创造、塑造、改变或固守着我的现实。
写完《日光流年》之后，我写了《坚硬如水》。可《坚硬如水》这部小说，是被审査者认为「红的黄的都犯忌」，倘若不是出版社的负责人是责编，亲自到北京疏通各种管道和关系，那本书早就被禁了。《受活》大家也都说是部了不得的好小说，可我是因为写了《受活》，被一脚踢出军队的。《为人民服务》的写作和査禁，各种语种出版时，为了销售也都已经或多或少地把景况写在了封面、封底上。而关于《丁庄梦》，读者会说《为人民服务》出了那么大的事，你为什么还要去写《丁庄梦》？这不是顶风作案，想要借机名暴天下吗？可有谁会明白，我是因为《为人民服务》出事才要去写《丁庄梦》——因为我想「主动」，想「表现」，想告诉所有的人，我是爱生活、爱现实、爱现实中所有的人。我是因为爱、因为要表现我对现实生活的好，才要那样去写作——我以为我在《丁庄梦》的写作中，最大限度地包容、宽容了现实和历史，对历史进行了最大的妥协和让步表达了我对现实的热情和对人的爱，可结果，《丁庄梦》出版之后，这种爱成了我写作最大的坟墓和滑铁卢，它不仅被禁了，而且我也被这个社会「认定」、「界定」了，成了最不受「待见」和专门「顶风作案」的人。
关于我的被争论、被禁止、被界定，可以写成一本书。但在这个过程中，让我千思百虑，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终于悟出一些道理来，那就是：在中国作家中，作品被争论和禁止，大多不是作家有意而为之，而是无意而为之。不是爱争论，爱禁止；而是被争论，被禁止。不是作家需要争论和禁止，而是这个社会需要争论和禁止。
二是争论和被禁，不是好事情，也并非坏事情。它至少表明着你在写作中还有正直和坦荡。既然还有些作家的正直和坦荡，那就把这一丝好的文学品质留下来。因为作家没有能力改变社会和现实，他们全部写作的力量都不可能大过文件、政策和公文中的一句闲话及权力者们的一个点头或摇头。艺术的目的又绝非这一点，那么，•写作既然不会改变现实，就力求现实不要改变作家吧。就把这一丝质量坚持着，留下来。第三，作家的这一坚持和保留——不希望被改变的结果必然是，他自己把自己领进一道窄门去，让作家和社会、环境与众多的读者愈来愈隔膜，愈来愈疏远。因为坚持有时候不仅是坚持，坚持久了就是一种背叛了；保留有时候不仅是保留，保留多了就是反对立场的巩固了。如此间，我渐次明白，你还因为坚持和保留，因为不想被改变，必将会持续不断地被争论、被禁止。如果你仍然在坚持中，但争论和被禁止却已经停下了，消失了，那就是因为你无变化，而社会变化了。可那是多么遥远的事情哦！多么困难的事情哦！困难到如鸡蛋和石头相撞时，鸡蛋完整着，石头却破了。我并不抱有鸡蛋完整、而石头破碎的幻想，只是希望破碎的鸡蛋还有新鲜感，蛋清蛋黄还是鲜艳的，让阅读的路人——那部分少数的读者，不会那么反感就行了。既然争论是人家要争论，禁止是人家要禁止，这些都与你无关；你只是想写作，想以你对人、世界和文学的认识，写出好作品；你只是希望强大的社会、盛世的环境、无边无际的时间不要改变你，只是希望你成为鸡蛋破碎时，那蛋清、蛋黄还保有新鲜的颜色和味道——如此罢了，别无他意了。那么，就从今天开始，请读者不要再说我是中国最受争议、禁书最多的作家了。说我是中国作家就行了。说我是一个有些正直并有些独立个性的作家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