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与喘息：我所经历的中国和文学 正文 05 我的一份文学检讨书
我毎天写作中不安、焦虑的，其实是在写作中不知核怎样面对今天的中国和现实。不是没有故事可写，不是没有能力去写故事，而是没有恰切的态度去而对丰富、荒谬、奇异的现实和故事。
有一个认识的习惯：一个人爱另外一个人，我们通常是看他或她为对方做了多少事情与牺牲。这是一种对爱的常识性总结和情感重量的估价，会让那总结和估价的人，充满着自慰和意足。但还有另外一种爱，另外一种对爱的估价和总结——因为他(她)对对方爱得过深，深到无法自拔时，他和她并不去回望自己给对方做过什么事，而是永远在自责自己哪些事该做时而没有做，该做得更好而没做得那么好。
可以聊以自慰的爱，是通常、自然的爱。
而永远让自己内疚、自责的爱，则是更为深层的爱，是一种苦。是因爱而苦，因苦而爱。
对于文学与自己的写作，我想我对它的爱，是接近这个境地和苦痛的。因为在我独自静坐时，独自在书房发呆时，望着那些自己出版过的作品时，会经常扪心自问说：它们不是垃圾吗？它们再过五年、十年，或者到了你死亡之后，这些书还会有人去阅读吗？因为总是这样的懐疑和自问，就常常油然而生一种因爱而苦的痛、的恨、的无奈，常常让自己失去写作的信心。因为产生因为没有写好而苦痛、而懊悔，而失去下一部写作的信心，也就不得不慢慢地重新尝试着一种新的、或自以为新的写作的开始。十年前，《受活》出版不到两个月，中国的一个著名作家买了《受活》在家看了没几页，愤怒地把《受活》撕得粉碎，并骂道：「老子从此这辈子不看他的书！」我不知道《受活》哪儿让这位我尊敬的同仁这么火你，也不曾记得我自己哪儿曾经得罪过他。也许我在文学上的表达有些荒野、生硬和义无反顾，但在生活中，我大体还是和蔼、谨慎的人。因为在写作中对人和社会有过多的冒犯和得罪，反而在生活中希望对人对事是有所补偿的。可是，我真的回忆不起我哪儿对这愤怒撕书的朋友有过不恭和不慎。于是，就回到《受活》和我的写作上，开始不懈的总结和回忆哪儿写得不够好，哪儿写得很不好。也就始于此，我开始时常独自地问自己，审自己：你是一个说得过去的作家吗？你写出一部两部好的作品没？你的写作中到底存在哪些问题呢？一连串的问，如同一个法官拷问一个有着过错、罪恶的人，终于也就渐渐清晰、明了地知道了自己写作中的许多过错和遗憾，知道了这种最最重要的错憾有哪些。
一、面对丰富、复杂的中国现实，而自己的写作总显得简单和偏颇
很早时，我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现实能比中国的现实更为荒延、复杂和丰富；中国生活中发生的真实故事，几乎比世界上所有作家的想象都更难以想象、传奇和经典。那时候这样说，还生怕别人议论自己是有几分谦众取宠的人。可现在，几乎所有的中国作家都这样认为了。这已经形成一种中国作家的文学想象无奈于生活真实丰富、复杂的共识了。
我们怎么能够想象收容所中「躲猫猫」的捉迷藏会使一个大学生的头碰上墙壁而死呢？怎么能想象一个收治站(单位较小的收容所)在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收容老弱病残一千多人，而非正常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十，每月都要平均死去上十人？怎么能想象中国陕西的「黑砖窑」，长期数年，是用聋哑残疾人在高温四十几度的砖窑中出窑背砖呢？
怎么可以想象不久之前，上海的黄浦江中漂过了一万多头农民养大的死猪呢？杭州的河面上，莫名其妙漂过了无计其数的死鸭呢？
怎么可以想象，某省的高法院长，是中国执法部门的优秀干部、优秀的反贪局长，可他在因故猝死之后，不说有上亿的资产，却还有四个都持有结婚证明的合法妻子和六个孩子呢……
发生一件事情是偶然的。若是十件、二十件奇特事情接连不断的发生，那么它们彼此之间就有必然联系了。而当这样闻所难闻、奇之又奇的事情每月、每周或几乎每天都在那块土地上发生时，我们就不得不认定，不是某几件事情的具体问题了，而是那块土地——中国的现实，出了无人能够把握和医治的问题了。
经济是高速发展的，建设是一日千里的，可人和人心的变化也是疯狂到不可思议的。今天，作家必须看到，中国现实那种充满朝气的蓬勃和那种蓬勃到不可思议的扭曲；必须看到，有股盛世强大的发展力量，正在掩盖着人的精神被撕裂的焦虑和忧伤。人是活着的，都在各大城市和乡村，正为金钱、虚妄和美好的未来在忙碌，而人们的灵魂，却正在朝着黑喑幽深之处坠落和下滑，正朝着死亡奔跑和追赶。就是说，今天是活着的人，却是死灵魂。面对活人的死灵魂，面对这蓬勃而扭曲的现实、荒诞而不可思议的幽黑传奇的真实，文学的想象无能为力了。作家对迅速发展和变形的人心与生活，失去应有的把握能力了。
简单说，现实的生活是一片荆棘的新蛮荒，而我们想要踏入这片新蛮荒的双脚，却是穿着老旧的草鞋或布鞋。这草鞋与布鞋，不能把我们真正带入新蛮荒的内部去，不能让我们看到新蛮荒中的新发生和新纠结，新矛盾和新塌陷，新的生命力和人的新的狂妄与苦痛。我们因为不敢、也没能力踏入那中国式新发展的新蛮荒与新的充满朝气的荆棘林，也就只能站在这片林地的边缘、周边去观望、欣赏和猜测，但那种来自现实本身的、刻骨铭心的经验和体验没有了。那种刻骨铭心到让人心灵刺痛的感觉没有了。因此在我们的写作中，那种简单而偏颇的「旁观者文学」的出现，就再所难免了。我对撕掉《受活》的朋友是有一阵子心酸的；但对他也是心存感激的。因为是他让我重新去认识中国的现实与现实中我们的写作，是他让我从《受活》开始，不断思考现实的荒诞与复杂，而我自己的写作，相比当下之现实——尤其在自己的小说试图要根植现实时，才明白自己小说的简单、简陋和粗直。我也从此更加关注这位同仁的写作了——他确实是一个好作家。他的小说中有很多我自己的写作无法抵达的妙处和境地。而自己一系列和中国的历史、现实密切相关的小说，如《坚硬如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和《四书》等，相对现实的丰富性，则如一棵树与一片林，一碗水与一条河。到今天，有读者说在中国作家中，阎连科的小说最具现实意义时，我会有一种羞涩感、自愧弗如感。因为我知道，现实如黄河水样浑浊与奔腾，而自己的小说，则不过是极浅极浅的一口井，人伏在井口上，能看见自己的倒影在那水面上。井水清澈是好的，而把黄河写成一口井或一口井水的清，那就不仅是失败的，而且是羞愧于生活的，无颜面对文学与现实的。
有人说，阎连科的小说面对现实总有那种焦虑感，有一种阅读的不安埋在小说中。
这时我就不知人家是表扬还是批评了。是一个作家面对荒谬的现实，是该站在现实的对立面去审视、审讯它，还是该身在其中去有一说一、不做任何理性判断的自然主义的描绘和状写。无论你对现实采用怎样的目光和判断，但是有一点，我总隐隐感觉到，对现实、对现实中的人和人的精神与灵魂，无论是客观冷静的描绘和映照，还是理性正直的判断和分析，都是简单的、粗鲁的。而像杜斯妥也夫斯基和卡夫卡那样，无论如何、无论怎样、在面对人的生命和境遇时，都一味地保持着爱、怜悯和无奈的不安与焦虑，再或像卡缪那样，对人和现实都保持一种冰寒的距离感，他们都有一个对人和世界伟大的态度。但是，这事情到了我，到了中国作家的身上，那些经验、态度都有些生不逢时了。因为今天中国的现实，今天中国现实中的人、人心和灵魂，已经不再是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也不是疯狂扩张时期的欧洲诸国家。和二十世纪的美国也完全不一样。对于今天中国的现实和现实中的人，批判、讽刺、揭示或一味地悲悯与爱，充满热情的拥抱和保有冰寒的距离,似乎都是简单的、偏颇的和以偏概全的。
从更具体、更深层的角度讲，应该对中国现实和现实中的人，保持怎样恰切的态度，这是我们——中国作家遇到的真正的难题，而不仅仅是大家说的我们失去了对复杂的现实把握的能力。我相信，今天中国出生在五、六〇年代的一批作家，从阅历、阅读、思考和写作经验的历练，都到了最有能力把握现实、人物、故事、人心的最好时期，而我们今天所真正不能拥有的、失去的，是面对今天如此浑浊、复杂、交错、荒谬的现实时，我们没有了面对这些恰准的态度，失去了认识现实的方法和最恰当的立场与距离。
因为用任何过往文学的态度面对今天的中国和现实，都是简单可笑的，简陋、粗鲁的。
我每天写作中不安、焦虑的，其实是在写作中不知该怎样面对今天的中国和现实。不是没有故事可写，不是没有能力去写故事，而是没有恰切的态度去面对丰富、荒谬、奇异的现实和故事；用怎样的目光、态度、立场去打量和审视这一切。旧有的目光和态度，哪怕是伟大的悲悯与爱，我都以为是单纯、单一和无奈之后态度与立场的某种妥协和不得已。
二、独立性中的软弱性
年龄大了，渐渐学会了包容。
一如随着亲人生命的失去，自己开始更加理解那些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父母和兄弟姊妹身上所有的缺点样。我经常想，如果我的父亲、母亲是窃贼，他们也一样是我的父母亲。如果我的哥嫂、姊姊是杀人犯，我可能会为他们去犯包庇罪。我知道，我不应该苛刻中国别的作家写得怎么样。也没有资格去苛刻别的作家写什么和怎么写——因为中国的现实是产生各样作家最肥沃的土壤——写的怎样，怎样去写，都有其合理性。但随着年龄、身体日渐的增加和高弱，我对自己的写作愈发变得谨慎、胆怯和苛刻。我最苛刻自己的，是作为一个作家写作的独立性。因为我知道，自己太容易被权力、金钱和名誉所诱惑。太知道，一个出身贫寒的人，有了一些成功后，最易夭折、跌倒在权力、金钱和荣誉上。•中国的短命皇帝李自成，一生苦战，而最后败在自己成功之后的地位和腐败中。中国的现代诗人郭沫若，才华横溢，风流倜傥，而最后使他过早才尽的是他缺少独立性的人格和对权力与地位的膜拜。中国作家熟悉的美国作家费兹杰罗、凯鲁亚克和柯波帝，在我看来，他们的写作都不缺少独立性，但在生活中却有太多的软弱性。战胜并夺去他们生命的，是他们面对人生和生活不能抵御的诱惑和软弱性。而我的写作与人生，丝毫不能和这些人相提并论、同日而语，但我的身上，却正在集合着这些人地位与生活的腐败性和写作中被消磨的独立性与日益增长的软弱性。一句话，我的写作缺少独立性；而生活中，又有太多软弱性。二。一一年，我经历了中国作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独有的「强拆」事件。是政府和开发商把房子卖给了我，而又是政府以「此房无人居住」为由，所以为违法建筑的名义强以拆除。我曾经为此上书中国最高领导人，曾经试图以公众和媒体的力量，做一个抗拆和捍卫人权的人。但最后，是我妥协了，沉默了。这其中，除了权力和警察的力量与恐吓，使我妥协和沉默的更大原因，是我人格中的软弱性。
表现在写作上，自《为人民服务》的事件后，在写作《丁庄梦》时，我是经过一个严格的「自我审查」的。今天大家读到的《丁庄梦》，可能是一部尚可及格、说得过去的一本书，但只有我知道，我是怎么自己对自己审查的。只有我知道，如果没有对中国审查制度的文学恐惧、写作警惕和自我审査的约束，《丁庄梦》应该是怎样一部书。《风雅颂》的出版与修改，简直就是一个作家人格缺陷的镜子和软弱性的实践图。《四书》是一部没有出版的书，也是自己有意在无法摆脱他人审査、而一定要摆脱自我审查的一次尝试与努力。是自己在写作中让独立的人格更加完善的修补和生成。中国的写作与出版，绝对不能简单说那些每部作品都出版的作家，他们的人格就一定缺少独立性和太多软弱性，但就自己的写作与中国的现实、历史的关系看，如我这样的写作，想出版是要向审查和权力让步、妥协的；要在自己的独立的人格中，挖掉一块、再挖掉一块的。
我们现在时常可以听到中国作家在国内、国外说，我们对付审査是自有办法的，比如说在中国不能谈「六四」，那中国网民就说「五月三十五日」，或.「六月的第四天」也是幽默和智慧。但更是一种软弱性和妥协性。是人的独立性被权力咬掉一块后自愈的伤口。我不因此为中国人感到有幽默、智慧和骄傲，而只感到独立性被削弱的心酸；感到人格被自我矮化的无奈。事实上，当一个作家没有权力、也不争取在言词上可以说出「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而说出「距九〇年还差一年的五月三十五日」时，你已经失去了写作的独立性。你已经为你的软弱性赢来的弱小、安全而感到满足和满意，宛若阿Q把藏在心里的骂，当成自己向社会、对手的反抗和还击样。
我为此感到一种悲哀和伤害。
努力不做那种把「六月四日」说成「五月三十五日」的人。这儿没有一定要使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只是想：权力可以在自己的独立性上咬一口，挖一块，打折一条腿，让我的独立性永远是瘫的、瘸的，无法站立的。但是我自己，最好不再用这种软弱性去养育那瘫痪的独立性。
说到作家写作的独立性，中国作家要深深感谢台湾和香港对大陆出版的弥补与整合。尤其台湾的出版业，对中国文化、文学完整的尽力存留，一如一个智慧、善良的僧人，对所有乞讨者的爱。对中国大陆当代作家那些有价值而不一定真正赢利的文学、尤其那些种种原因无法出版或遭遇删改的作品，他们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出版和保存。台湾的出版业，对一个民族文本原貌完整性的尊重，如同一个母亲对一个个孩子无论俊丑、高矮，或者残疾的一视同仁和宽厚无边的爱。这种完整性的出版，对大陆作家写作的补缺性，也在相当程度上给大陆当代作家写作的独立性给予着营养和钙补。也因此，让许多作家在写作中更为放开和自由，在自我审査的环节上，尝试着自我的解放、自由与抵达——毕竟许多作家，都在这两岸的出版中间找到了过河的桥板和路径，开始在写作中，以更为自由的心态、想象去抵达艺术真实的最高点——完成写作之后，把完整的存本交给台港版，把不得不删改的残本留给大陆的出版社。这是独立性中的妥协，却也是软弱性中的补缺。所以，相当一部分中国作家和读者，以及未来岁月中的文化与文学，都是要深深向台、港出版鞠躬的。
尤其我这样在写作上独立性不定，而在生活中软弱性盈余的人，更是要深深地感谢台湾的出版社和出版人。如果没有他们出版业对完整文本的尊重，我想我在把自己从自我审査中解放出来的彻底性，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儿的义无反顾和坦荡，那对于想象和艺术探索的高远和勇气，也一定不是今天这副模样儿。
当然，也要含泪感谢权力让一个作家在国内出版不容时，允许他在海外的出版和存在。比起三十年前，这也是一种进步和宽容。那时候，一个作家在国内被禁后，而由他自己安排海外出版，那是要蹲监和杀头的。现在不会这样了。包容和宽容这些了。这不仅是一个作家的心血文本得以存留的事，而且是一个作家的人格与独立性，在失去一条腿脚后，权力容忍他用一只独腿或借助拐杖站立起来的事；没有让他彻底倒在、跪在软弱性的跪垫上，朝着权力鞠躬和进香。
因此，在这儿，我也向包容感激、感激、再感激！
三、有没有一条最独有的叙述路径在笔下
面对浩瀚的文学与经典，有时候，作家最恐惧的事情不是现实的复杂和权力的压迫，不是让你写和不让你写，而是你怎么去写、你能怎么写的事。有一次，我和日本着名的诗人谷川俊太郎在一起——顺便说一句，谷川俊太郎几乎是世界上独一无二靠写诗而能在日本把生活过得很好的人，不如日本作家村上春树那么有钱花，稿费如山，可比起拿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江健三郎的收入，可能还是高许多。从这个方向上，大家就可以知道这个诗人在日本的家喻户晓和在世界各国的出版和知名度。可我和他在一起时，谈到中国的写作环境、出版制度和作家独立性这个问题时，他沉默良久，用极其真诚的态度说：「中国作家太幸运了，一部小说只要包含了作家的独立性，就可以让权力如此紧张和不安，那作家的人生实在太让人羡慕了。」不知道该向这位大名鼎鼎的诗人说什么。
但是我知道，谷川俊太郎的诗，在中国赢得广泛的喜爱，不是因为他的诗中有索忍尼辛、奥韦尔和凯鲁亚克、艾伦•金斯堡、海勒、米勒、纳博科夫等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出的人和写作的独立性而被读者所接纳，而是因为他的诗中有着最独有的韵律、叙述和对人与世界的感悟而被读者所喜爱。有时候，一个作家的独立性是一件事，最独有的艺术叙述又是另外一件事。而独立性与独有艺术最完美的结合，那是一个小说家梦寐以求的至高境界。这一点，伟大的《古拉格群岛》和《一九八四》，成为了不成功的成功之反例；而《洛丽塔》，则成为因为成功而成功而非伟大之正例。回到中国文学上去，回到我自己的写作上。在我知道并警惕着我的写作缺少独立性时，我还时时疑问警惕的是，中国作家有一天获得作家可能的独立性时，是否能获得并保有着最独有的小说之叙述？
你讲的故事是你自己的故事吗？
你的人物和情节与细节，是最中国、最个人化的吗？
你语言中的机码是你的自己创设的，还是别人语言中的机巧被你捡拾过来的？一如同样使用1、2、3、4、5、6、7的音符，你谱写的歌曲、旋律听来是新鲜、陌生、优美的，还是动听、流行却令人熟悉而似是而非的。
建立一种全新、独有的叙述秩序，在你的写作中，你尝试没尝试？尝试了是失败还是有几分成功呢？
中国的批评家，在研究、论说中国的小说时，绝大多数都是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来左证中国小说的艺术，或用中国小说的艺术来套甩西方的文学理论。这如同一个足球裁判，总是说你把我们的足球正确地踢进了人家的大门里；或者是，裁判判对方踢起的足球，拐弯抹角飞进了我们的球门里，而我们也理应得分样，理应为这个乌龙而欢呼。不知道是因为中国批评家从来都没有属于中国的、自己的小说理论，还是因为中国的小说家，从来都没写出「中国小说」来，所以批评家不得不以西方理论来研读你的小说。乌龙球的发生，终归不是一件好事情，哪怕是因为对方的乌龙而让我们取胜也如此。奖杯是捧了起来的，可心里那股苦辣难言的滋味，却是自己心知的。作家不要去苛求批评家，应该首先去检讨自己的所谓创造和写作。要承认，我们今天的写作，从西方的认知和技术层面汲取太多了。要明白，到了我们不是要从西方的写作经验中汲取什么，而是要摆脱什么的时候了。
终归要走自己的路，那为什么不及早退出来，去走自己的写作之路呢？这种退出，不是一屁股蹲回到中国的傅统里面去，而是在对西方无论是认知还是艺术之机巧,有足够的汲取后，更明晰地认识东方文化的伟大意义，认识传统的未来意义，然后一脚是西，一脚为东，从而创造出独属于我们东方的、中国的、作家自己最独有的对文学的认识和方法论。
我们要完成独属于中国的、自己的文学现代性。
在世界文学的叙述秩序中，要有东方的、自己的叙述秩序在其中。
就我的小说言，最早被谗者和批评家说它荒诞、讽刺、黑色幽默、魔幻和现代或后现代时，我心里是有着窃喜的，因为这是和西方及拉美小说联系在一起去并说并论的。可现在，读者和批评家，再这样去讨论我的小说时，我就有了一种挫败感。他们愈是说得认真，有理有据，无懈可击；我的那种挫败就会愈发地加深和加重，彷佛一个在考试中抄袭的孩子，愈是被表扬，愈是会心慌，乃至会有一种叙述缺少独有创造的绝望在其中。我曾煞有介事、也煞费苦心地在中国文学和自己的创作提出过所谓的「神实主义」，还为此写过一本所谓的文学理论小册书，叫《发现小说》。这本十万字的所谓理论，除了谈我个人——纯粹个人对十九、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认识外，提出了中国小说东方式的「神实主义」，在中国遭到很多批评家的冷讽和嘲笑，他们的不屑，如大神不屑庙客穷其所有的一炷香。但是对于我这个穷庙客，在这炷香的缭绕中，一方面是我祈求对西方文学有一种抗拒和摆脱；另一方面，其实也可以看成对无法彻底摆脱的认同。这炷高香所要说明的，就是即便西方文学的叙事艺术，像乌云样罩在头顶上，作家(我)也要能拨云开雾，去找到能独照自己的一束阳光来。或者说，即便西方文学叙事的光束像烈日一样照在头顶上，我们也要找到中国的一片荷叶、蒲扇遮在自己头顶上。我为没有很好的完成这种退出、重建而羞愧，但我会在写作中时时地检讨自己为此而努力。
四、诸多遗憾中的求进。
一个作家是要时时检讨求进的。
每完成一部书，他都该独自静坐下来发发呆，想想那本书的不足和遗憾。和你最好的同仁去共同探讨那本书或那篇小说中还有哪些可能性。我是中国作家中读书偏少而又最不系统的一个人。我对自己写作的要求就是你要知道你哪儿写得不好或者不够好。我知道我除了上述说的对丰富、烦乱的中国现实缺少把握能力和清晰认识的态度；文学的独立性不足，而生活的软弱性有余和还没有真正建立起一种最独有的文学叙述秩序外，诸如文学与现实生活和包含在生活中的政治的不协调，「神实」与日常生活的隔离，技术与内容的不够统一、不够融汇水乳的关系，还有语言、情节乃至思想的重复，凡此种种，都需要反省、修正和新的创造和努力。然而，我已经是这个年龄了。这是一个容易认识和检讨的年龄，却不是容易改正和建立的年龄了。
岁月不饶人，但人心会自强。
在这份还有些笼统的文学检讨书中说到的，我都会继续反省和思虑。不求桩桩件件都有改正和建立，但求有所思虑的醒改和修正。
「革命偿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