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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氏一族被诛灭后，外戚在东汉就再难成气候。取而代之的自然是宦官势力。昏君桓帝在诛灭梁氏后，在位八年有余，于三十六岁时死去。据说洛阳的宫殿里有五六千宫女，所以不得不说这和东汉的国力不相称。

    桓帝之所以即位是因为质帝之死。如前所述，东汉在更换皇帝的时候会调查户口和人口。质帝死去的本初元年（146），全国户数934万余，人口4756万余。自光武帝建立东汉王朝已过120余年，但这甚至还未恢复到西汉末元始二年（2）的水平。户数少了390万，人口少了1200万。在人类劳动力数量决定生产力的年代里，东汉的生产水平可能仍不及西汉。

    所谓与国力不相称就是这个意思。即便是朝廷，也不得不俭约。然而，桓帝却热衷于增加宫女的数量。

    边境也变得不太平。根据《后汉书》对“羌族之乱”的记载，均为“已击破”，“已平定”，“全部投降并被解散”。然而，同一块地方上立刻又有羌族动乱发生。敌人不是被击破或者平定，而是在移动吧。刻薄地加以揣测，可能是地方政府在躲避敌人。辽东的鲜卑族屡屡侵犯，四川的夷人也起了叛乱。

    朝廷由宦官把持以后，不难想见地方上的“骨气之士”会进行抵抗。不仅是地方，自光武帝以来，硬派的儒学受到鼓励，三万书生在国都洛阳的太学中学习。书生是地方豪强的子弟，他们一开始就是中央政府的人才供给来源。

    尽管如此，东汉朝廷还是宦官的天下。人员任职由宦官推荐。起初任命的是县级官员，渐渐地，开始推荐高官。要受到宦官的推荐，就必须付出金钱。宦官不是士大夫阶层，虽然允许他们认养子，但如果没有钱，要做他们的养子连门都没有。拜金主义必然会在宦官社会中蔓延。

    宦官党占据了朝廷。所谓宦官党指的就是宦官以及他们推荐的官员们。骨气之士对这种花钱求宦官推荐的做法嗤之以鼻，他们谴责陷入拜金主义的宦官党。洛阳三万太学生成了反宦官的急先锋，揭发宦官的罪行。

    朝廷中当然也有非宦官党的清廉官员。他们以书生们的舆论为后台，在朝廷和宦官党作斗争。宦官党设计陷害，使他们失势。然而失势的清廉派官吏们却博得了以书生为首的天下人的同情，甚至被奉为英雄。

    宦官团体觉得事情不能放任不管，弹劾了清廉派的李膺。理由是

    ——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

    点名批判并弹劾他们是党人，于是桓帝下令逮捕党人。其中包括陈寔，一个乡政府的小官。在被逮捕作调查的时候，由他所作供述，宦官们各种各样的罪行纷纷暴露。所谓“薮蛇”指的就是这件事情，宦官派进退两难。正好窦皇后的父亲窦武在为党人进行斡旋，释放被逮捕的党人，并宣布将他们“终身禁锢”在出身地。

    这是第一次“党锢之祸”，时间是延熹九年（166）。士人中甚至有人以被捕者名单中没有自己为耻，因只要有被捕的资格就能扬名。虽然说是“终身禁锢”，但意思是政府不加录用，而行动是有自由的。

    释放党人之后，桓帝死去，十二岁的解渎侯刘宏即位。桓帝也没有亲生儿子。解渎侯被称为灵帝。桓帝的皇后窦氏成了皇太后，她的父亲窦武做了大将军。

    大将军窦武计划诛灭宦官。当然他也是士人，对没品的宦官垄断政界应该心怀愤恨，或许他也想再现当年梁翼全盛时代的情形。士人的自负使他自恃大将军的有利地位，心理上的优势终于驱使他动手。和他志同道合的是太傅陈蕃，《后汉书》倾向于认定首谋是陈蕃。只是这两人的计划不够严密。相应地，宦官们在舆论和学生高调的批判合唱中变得神经过敏，有很强的危机感。谍报专家们筹划情报网，在宫廷周围活动。宦官知晓了窦武和陈蕃的计划，于是先发制人，控制了军权，陈蕃被杀，窦武自杀。

    党人和各地豪强同气连枝，而宦官的立足点只有宫廷。正因如此，后者才会有更强的危机感。宦官们分析得出结论，认定因为第一次党锢处理过轻，而且老百姓又大声叫好，所以才有了这样的剿灭宦官计划。而这一次就要用毫不留情的镇压来解决。于是党人被杀的有李膺及其以下一百多人，被禁锢的达到六七百人，逮捕投狱的太学书生则超过了一千人。党人五等亲以内，因门第获官职者一律免职，并处以禁锢。此即第二次党锢之狱，发生在灵帝建宁二年（169）。

    骨气之士遍布全国，因此那些壮烈的故事才能广泛流传。但我们更关心的是，骨气之士为何不能对东汉政治发挥较大影响呢？《后汉书》引用了《论语·宪问》中的话来做解答

    ——道将废也与，命也。

    这正是命运论。

    党人的溃灭标志了宦官全盛时代的来临。从第二次党锢案到黄巾之乱的这十五年，我称之为铜臭时代。选拔官吏的标准应该是道德——孝廉，却变成了金钱。各官职都有各自相应的价格。

    灵帝任解渎侯的时候曾经非常穷困，所以在做了皇帝后净想着赚钱，但府库中却没多少，因此在宫中西园开了府院，把那里当作一个官职卖场。郡守等有实际利益的职位值两千万钱，而有名无实的中央官职就没那么贵了，据说太尉值一千万。不过，宦官曹腾为自己的养子曹嵩花了一亿钱买下了太尉之职，是定价的十倍。钱的气味无所不在，真的是铜臭时代，只能说走上了一条破灭之路。

    2

    灵帝中平元年（184）爆发了黄巾之乱。朝廷充满了铜臭，没有丝毫理想和目标。此前皇后至少还出自豪门，而灵帝的皇后何氏却是个南阳（河南省）屠夫的女儿，并非士大夫出身。灵帝周围是张让、赵忠、夏恽等十个亲信宦官。世人称他们为“十常侍”。他们不像以前的郑众、蔡伦那么优秀，而是把和自己有关系的人派到地方上，专门压榨农民，中饱私囊。

    不堪忍受压榨而逃亡的农民接连不断。和王莽晚期一样，造反集团成了逃亡农民的收容所。这一次，河北钜鹿有个叫张角的人创建了叫做“太平道”的信仰团体。因是道教的一派，故以老庄思想为根底，不过，或许也受到了一些佛教的影响。

    太平道号称可以通过让病人忏悔并饮用符水治病，召集信徒。教祖张角自号大贤良师，自称是“黄天”神的使者。他宣称肉体和精神上的病痛都是黄天降罚，所以病人必须认罪。就这样，痛苦的人们集结在张角脚下。“太平道”眼看着壮大起来。

    在所有的痛苦中，贫困无疑是占了压倒性的多数，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打倒腐败的政权。当时宦官手下的压榨十分凶狠。当然士人—地方豪强也是压榨阶级。本是信仰团体的太平道，于是改组为造反集团。此时不知是从哪里传开的，到处都在讲咒语一样的句子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如果苍天是指东汉王朝，那么这就是对它的死亡宣告。因张角是黄天的使者，这也是他将建立新政权的预言。而誓师就在甲子年，即中平元年（184），意思是革命将会成功。

    张角把十余年间聚集起来的数十万信徒按三十六个“方”进行组织。方有大小之分，从一万多人到六七千人不等，指挥者被称为“渠帅”。方既是信仰单位，同时又是军队组织。被称为大贤良师的张角必定已经看透了东汉正加速走向灭亡的事实，所以他又冠名为“天公将军”，还分别授予两个弟弟张宝、张梁“地公将军”、“人公将军”的称号，目标显然就是造反了。前面提到的咒语一样的句子，也是太平道因期望起义时能有广泛响应而宣传的意识形态口号。

    太平道的信徒中还有中常侍徐奉这样的高级宦官。因此，张角对宫廷内的状况也是非常了解。另一方面，大量信徒中也可能混进了政府的密探。在预定起义之前，因密告者走漏风声，太平道决定提前发动。

    太平道叛乱集团为了区分自己人和敌人，头上裹着黄巾，故被称为“黄巾军”。他们烧毁地方政府驻所，劫掠各地。地方官员早就逃走了。“党锢”以来，有骨气的士人就不做官了，所以担任官职的净是些胆小鬼，所以黄巾军很快从河北扩张到河南，甚至到了山东。朝廷受到的震撼可想而知。

    朝廷中的宦官并非全都是奸恶之徒。因党锢受罚的许多人都对朝廷非常不满，如果不加以赦免，他们可能就会加入黄巾军。于是宦官吕强进言：“今请先诛左右贪浊者，大赦党人，料简刺史、二千石能否，则盗无不平矣。”左右贪浊者指的正是赵忠等十常侍。而吕强却因同为宦官的十常侍的进谗，被逼自杀。此外士人官僚中的郎中张钧毅然上书

    ——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民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宜斩十常侍，县头南郊，以谢百姓。

    他也被投狱而死。两个发表正论的人虽被逼死，但吕强进言中提到的党人禁锢还是被取消了。这是因为事实证明抵挡叛军的官员都是胆小鬼，东汉朝廷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

    黄巾军在存在密告且准备不足的条件下起兵，因此和各地的联系不是很顺畅，而且党人禁锢被取消，已经不能把地方豪强吸引到自己一方了。

    朝廷派出的将军有北中郎将卢植、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朱儁在交趾（越南）发生叛乱时率兵平定，立有功劳。皇甫嵩在长社（河南省）被黄巾军包围的时候，率援军赶来的是都骑尉曹操。《三国志》的英雄从这次黄巾之乱起开始登场。曹操这回是初次登台。

    负责征讨的将军是士人，而作为直属皇帝的监军，宦官也被配属军中。他们如果得不到贿赂，就不会为主帅作有利的报告。卢植因未向宦官左丰行贿，被报告“广宗城（河北省）的敌人明明很快就能击破，但他偃旗息鼓，坐等敌人被老天爷消灭”，震怒的皇帝命令将卢植用囚人的槛车押运送回。

    被派去广宗替代卢植的司令官是东中郎将董卓。他是曾以西域戊己校尉的身份出征西域的猛将。以董卓之力也未能攻破这座理应很快就能拿下的广宗城。

    中平元年（184）三月，征讨军整编完毕，到了十月，终于攻破了张梁守卫的广宗。另外，天公将军张角此时已经病死。张角之死是黄巾军势力一蹶不振的原因之一。十一月，皇甫嵩在下曲阳（河北省）进攻张宝，并斩了他。表面上黄巾之乱被平定。之所以称为表面上，是因为各地响应的叛乱纷起，连甘肃、山西、湖北都发生了叛乱，所以不一定就能说是平定。他们采用黑山、白波等各种各样的名字，广义上也可以称作黄巾系。可能是通过《三国志》，据守山西的造反军的大名“白波”甚至传到了日本，日本人称盗贼为“白波”便由来于此。

    说黄巾军已被平定不一定确切。比如，黑山贼的头目褚飞燕等人被朝廷任命为两千石的中郎将；白波军也在后来献帝从长安返回洛阳时负责圣驾的守卫；青州三十万精锐黄巾军和曹操军合并了。曹操能够把持朝政，是因为他有雄厚的势力，而曹操之所以一下子变得强大，是因为吸收了青州的黄巾军。这样看来，还是可以把东汉王朝的覆灭原因归结于黄巾军。

    3

    《三国演义》大体上从黄巾之乱开始，而其后的情节中有很多地方为读者所熟悉。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黄巾之乱后的论功行赏。包括中常侍张让在内的十二个宦官成了列侯。他们并未上战场，功劳全来自于在皇帝身边参与制定作战计划。党锢之禁虽然解除，但东汉朝廷依然是宦官的天下。

    说宦官坏话的人受到了处罚。皇甫嵩曾斩了黄巾军的地公将军张宝，立有这般功劳的他因拒绝了张让借钱五千万的要求，被以“过度使用军费”的理由撤了车骑将军的职，食邑被削去六千户。更有甚者，曾上言“天下大乱是宦官之罪”的谏议大夫刘陶死在狱中，这在人们意料之中。刘陶曾是洛阳太学的学生运动首领。

    中平五年（188），朝廷设置西园八校尉。黄巾余党仍在各地活动，西北羌族的动向也不让人放心。地方官担心自己失职，于是瞒报造反，这种情形并不少见。在东北，乌桓族的首领联系了心怀不满的汉人，从辽西肆虐到北京一带。前往征伐的是骑都尉公孙瓒。不管怎样，东汉意识到增强军备的必要性，设置了相当于近卫军的西园八校尉。汉朝校尉是指挥军队的两千石武官。同时出现了八个军队司令官。其中有一个宦官蹇硕，除了担任上军校尉，指挥其中一个军团外，还监督着其他七个军团。

    在设立西园八校尉的第二年——中平六年（189）四月，三十四岁的灵帝死去。不知是不是宿命，东汉皇帝即便生了儿子也很难养大。因此，何皇后所生的刘辩被寄养在民间一个姓史的道士那里。后来，后宫王氏生下一个叫刘协的儿子。嫉妒心很强的何皇后杀了王氏，但这个孩子被灵帝的母亲董太后收留，所以没事。灵帝死时刘辩十四岁，刘协九岁。实际上这两个同父异母兄弟中，弟弟远比哥哥优秀。或者可以说是哥哥实在上不了台面。灵帝在死前没有立皇太子，生病后就把次子刘协托付给西园上军校尉，也就是掌握最大兵力的宦官蹇硕。

    为了让刘协即位，就必须诛杀刘辩的舅舅、大将军何进。于是宦官设局请何冲前来，但何冲在途中有所觉察，又逃回去了。灵帝死去两天后，刘辩登基，改元“光熹”，表面上看是何太后的哥哥何冲掌握了政权。只不过，只要宦官势力仍然强盛，就不能说他真正地掌握了政权。这个时候，八校尉之一的袁绍劝何冲“把宦官全杀了”。袁绍是豪强中的豪强，是每四代人就必出三公的名门之后。正因如此，他既对宦官有很强的敌忾之心，也有名门出身的死心眼。何进首先捕杀了蹇硕。蹇硕既是宦官又掌控军队，是被先帝托付次子刘协的人物，所以何进必然会先用他来祭旗。接下来何进包围了养育刘协的董太后的哥哥骠骑将军董承的府邸，并杀了董承，董太后因此暴卒。《三国演义》中说是被何进毒杀，《九州春秋》说是自杀。董承虽不是宦官，却站在何进外甥的对手一方，于是何进就早早消灭了他。因此，何进对诛灭宦官反倒不是意志很坚定。妹妹何太后说如果没了宦官，就没有可以说话的人了。可见何太后对政治也是有野心的。此外，何进的母亲舞阳君和弟弟何苗等人受了宦官的贿赂，也在游说他不要废止宦官。

    这一次，可以想见宦官也要拼命了。不管怎样，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于是，他们借何太后之名召何进进宫，在嘉德殿前斩了他并弃尸。这是陷入绝境的宦官豁出性命的反击。在斩了何进之后，他们紧闭宫门，拥戴皇帝刘辩，摆出固守的架势。

    袁绍和堂弟袁术为了诛灭宦官，不停地召集四方猛将豪杰。曹操也收到邀请，但他笑着说“宦官自古就有，不给他们权宠就行了。要诛灭元凶，派一狱吏就已足够，这样集结兵力过于小题大做”，不怎么热心。如果考虑到曹操的父亲是宦官的养子，就能理解他为何对诛灭宦官如此不积极。

    何进不择手段，甚至曾召唤以凶暴而著称的董卓前来。狡猾的董卓在河东按兵不动，隔岸观火。就这样，何进把事情闹得太大而成为宦官关注的对象，继而被诱杀。

    袁绍、袁术以及何进的部将们破宫门闯入，抓住了赵忠等十常侍，并斩了他们。去势了的宦官没有胡子，长着单调的脸，所以不少没胡子、发福的普通人也被误杀。这天袁绍等人在宫中杀了两千余人。

    十常侍中只有张让和段珪两人带着皇帝和皇弟，几十个人艰难逃出，却在一个叫小平津（河南省）的地方被卢植等人追上。卢植被监军宦官进谗，受过囚车送归的屈辱，因此对宦官之恨可谓深入骨髓。事已至此，两个宦官不得不投河了断。

    皇帝兄弟在由卢植等人护卫回宫的途中，总算遇到了刚动身的董卓军。在董卓询问事情经过时，皇帝刘辩简直就是答非所问，而皇弟刘协则是应答如流。可以说真的是选错了皇帝。

    董卓在前往洛阳的途中捡到了皇帝兄弟，所以就有了拥戴的有利地位。进入洛阳后，改元“昭宁”，接着废了皇帝刘辩，立其弟刘协，改元“永汉”。刘协正是东汉的末代皇帝献帝。

    通过废立皇帝，董卓展示了自己的实力。他以何太后侍奉婆婆时无礼为由将之毒杀，还杀了她母亲舞阳君，甚至把自己废掉的刘辩也毒杀了。

    接着董卓获得相国之位。西汉的建国元勋萧何担任了这个职位之后，谁都有所顾忌，虽有吕后时代的吕产等例外，近四百年来这个职位一直空缺。毫无顾忌地登上相国位置的事实表明，接下来董卓有篡夺帝位的想法。年号被恢复成原先的中平六年（189）。

    中平六年频改年号，中平、光熹、昭宁、永汉，既而又是中平，让人眼花缭乱。

    袁绍、袁术、曹操等人反对董卓的独断专行，尤其是废立皇帝，全部离开了洛阳。不言自明，他们试图在不久之后结成反董卓联合军，再次攻打洛阳。

    次年——初平元年（190）正月，反董卓联合军起兵，袁绍自称车骑将军。因皇帝在董卓手里，官职是不得已自称的。

    针对于此，董卓强行迁都长安。出身陇西（甘肃省）的董卓认为，把皇帝移至自己的地盘是上策。他担心留在洛阳就会陷入孤立。为了断绝人们的恋乡情绪，别说是洛阳的宫殿，就连民宅也悉数焚毁，据说是一场二百里以内鸡犬不留的大破坏。居民也被强制移居到长安，途中死了很多人。

    反董卓联合军中第一个到达洛阳的是出身富春（浙江省）的孙坚。他自称是《孙子》作者孙武的子孙。不过孙坚只是个小县吏出身，不是所谓豪强家门。他在平定黄巾之乱中立了功，终于做了两千石的司令官，此时仍归袁术管辖。他进入洛阳已经是在董卓的大破坏之后了，不过传说他在一口井中发现了传国玉玺。三国时代和蜀、魏三分天下的吴，是由孙坚之子孙策、孙权构筑基础的。

    这样说来，就不能不提到蜀汉之主刘备了。他也参加了黄巾之乱的平定。然而，其余诸将，不用说曹操本来就是两千石的司令官，就连孙权都做了两千石的司令官，而刘备不过是个县尉，四百石到两百石的样子。与其说是论功行赏不公平，不如认为刘备在当时也就这点实力更为恰当。

    刘备自称和汉王室有关系，但当时这样的人数以万计。刘备善于结交豪侠，他的出生地盛产名马，商人张世平、苏双在此地贩马，给了刘备一大笔钱。一般认为关羽和张飞是从这个时代起就做了他的手下。至于关羽，《三国志》称他是解县（山西省）人，因故亡命，曾寄身于刘备门下。究竟是什么原委则没有注明。解县是产盐之地，可能是关羽走私了属于政府专卖的盐，因行动暴露，不得不出逃。

    刘备带着少数几个一手培养的武将，横行于乱世中，最终成为蜀汉之主。曹操在董卓入长安的次年——初平三年（192），如前所述，收编了30万青州黄巾降卒，一跃成为强大势力。同年四月，长安的董卓死在被王允挑拨的部下吕布手中。

    董卓死后，长安陷入他的部将们——李催、郭汜、樊稠、张济的混战中。长安曾被更始、赤眉等军队变成废墟，在总算迎来重建的时候，又重新变回以前的荒野。

    董卓一死，在长安无法抑制对洛阳思乡之情的人们就没有必要继续留在这片持续荒废的土地上。献帝一行逃出了长安，时间是建安元年（196）。长安的军阀们寻思不能放过这枚玉将1，开始追踪，不过前面也提到过，在黄巾系白波军的帮助下，献帝他们终于回到了东都。然而，洛阳已经是一片废墟。曹操将献帝迎接到自己的根据地许（河南省许昌）。这段时期，洛阳也开展起重建工作。

    通过董卓的事例可以发现，拥戴皇帝的人占据着绝对有利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