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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江户时期，天明四年（1784），九州的志贺岛出土了刻有“汉委奴国王”五个字的金印，这是个有名的故事。《后汉书·光武帝本纪》中说

    ——中元二年（57）春正月……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

    光武帝之死是在次月。日本的使节到达朝鲜半岛的乐浪郡，被郡里的官员带到了洛阳。金印和后来的卑弥呼、邪马台国问题一样，自古以来就是研究和议论的对象。不管怎样，一世纪初，日本逐渐开始受到大陆文化影响是无可辩驳的。

    光武帝作为东汉第一代皇帝，在位三十三年。在东汉约两百年间，始祖光武帝在位时间是最长的。光武帝享年六十三，在东汉所有皇帝中是最长寿的。二代明帝死于四十八岁，这是寿命第二长的皇帝。此后，东汉十一个皇帝中就没有超过四十岁的了。

    在即位的年龄上，第一代光武帝和二代明帝都是三十岁即位，三代章帝是十九岁。不过，章帝之后的十个皇帝中，十一代的桓帝十五岁即位，算是最年长的。东汉的情形是幼帝接连登基，而大部分又早死，比较让人憋气。

    被更始、赤眉蹂躏过的长安彻底荒废了。于是，东汉把洛阳定为国都。在选择长安还是洛阳作为国都的问题上，西汉高祖刘邦取得天下后就曾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论。与周围开阔的长安相比，洛阳被围在一个狭小的地方，因为这个理由，西汉最终确定长安为国都。应该说，长安适合扩张的时代，而洛阳则适合紧缩的时代。

    按现在的话来讲，光武帝选择了“小政府”。先不说王莽的周制如何，西汉晚期的官僚机构就已经极其复杂，因此皇帝的权限受到了制约。光武帝也是希望通过精简政府，从而扩大皇帝的权限。不管是哪朝哪代，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都是皇帝必须具备优秀的领导能力。皇帝固然能轻易地把小政府掌握在手中，但同时以皇帝权威为后台的势力也很容易插手小政府事务。这种势力指的就是皇帝的私人助手——外戚和宦官。

    学过历史的儒生光武帝对西汉的灭亡大为不满。历经二百多年，汉对大臣们恩宠有加，但行将灭亡时，抵抗的人士——按光武帝的看法——少得可怜。王莽长期谋划伪造圣天子传说，分阶段拔除廷臣，非常狡猾。然而大臣们完全被这些伎俩耍得团团转，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士人缺乏骨气——这是光武帝分析出的西汉灭亡原因之一。从汉武帝时开始，儒家被国教化，但渗透却是很久以后的事了，王莽巧妙利用了这一点。所以，光武帝打算强调儒家思想中的“君臣之义”，培养骨气之士，使之成为东汉王朝的栋梁。硬派的儒学自然就受到鼓励。沿承西汉惯例，朝廷让高官和地方长官推荐孝廉、贤良、方正之士，对骨气的注重程度超过对他们的学问和才能的重视。

    比起西汉的华美，东汉是个朴素的时代，东汉人以此自豪。《汉书》的作者班固（32—92）的《两都赋》和张衡（78—139）的《二京赋》都展开了对长安和洛阳的比较。就像是注定了的，踏实风格的洛阳与虚浮的长安相比，总是处于胜者的位置。而对国都的比较，自然就是对时代的比较。

    紧接着东汉之后的是三国时代。而三国归晋后，有个叫左思的文人创作了比较三国国都的《三都赋》。于是有个典故说，因为这是了不得的名文，人们争先恐后地买纸抄写，为此洛阳的纸价飞涨。畅销书被形容为“洛阳纸贵”即由来于此。

    东汉的大发明以“纸”为最。此前普遍都是在木简和竹简上记录，只有极其重要的事情才被写在高价的帛上。除了体积过大的缺点，竹子的处理也很费人力，保存还需要场所，查询、参考也非常不便。而因了纸的发明，学问的普及是不言而喻的。纸的发明者据说是蔡伦。蔡伦虽是宦官，却是个有才能的人物。也有说法认为在蔡伦以前就已经有类似于纸的东西，他只是对此进行了改良。蔡伦以旧渔网、树皮、麻为原料造纸，根据记载，他将此献给和帝是在元兴二年（105）。不管此前究竟是否存在过不完整的纸，可以认为，为人类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纸是在大约二世纪初，在中国的东汉时代诞生的。

    光武帝对军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废止了郡兵。这就正式废止了西汉的全民皆兵制，使中央军队直属于皇帝。这样一来，能够调动军队的就只有皇帝了。王莽晚期，赤眉绿林等动乱原因之一，就是各地都有在全民皆兵制下受过军事训练的退伍兵。这是光武帝从自己生活的时代学到的教训。

    2

    光武帝因为故乡南阳和洛阳很近，所以时常回去。据说有一次，亲戚里的老太太们对他说

    ——文叔（光武帝的小名）小时不但很谨慎，人品忠厚好说话，而且又老实又柔顺，谁能想到他竟然做了皇帝！

    光武帝没有故作豪放地去结交他人、增大自己实力，老太太们对此感到很惊奇。光武帝听到这番话后，笑道

    ——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这番话可在《后汉书》中看到。所谓柔道，通俗来讲就是不强求。不过既然做了皇帝，就必须施行政治。对军制的改革，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将军们不会抵制。可能是光武帝在付诸实施之前就做好了通气等准备工作。

    在内政的改革中，光武帝屡屡下发解放奴隶的诏书。他从赤眉、绿林的经验教训中感受到，跌到最底层的人们是因为绝望而叛乱，所以决定尽可能地减少最底层奴隶的数量。解放奴隶在光武帝的思想中也是有根据的。此前杀害奴婢无罪，被视为小事一桩，而在建武十二年（35）的诏书中，他规定

    ——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

    他多次下发解放奴隶的命令，不过也没有遇到什么抵制。大地主也是大奴隶主。只要上报自己已经把奴隶恢复成自由民，朝廷就不会追究此前一直强迫奴隶劳动的事情。解放了的奴隶很快恢复了自由身，但很难找到工作。

    与此相对，建武十五年（39）的土地所有限制政策遭到了很大的抵制。因土地兼并日益加深，光武帝命令调查耕地和户籍。大地主因赋税重，基本上都只申报很少的数量。而绝大多数既非大地主亦非豪强的农民中，佃户占了很大一部分。他们根本交不起税金，但调查开始后就不得不纳税。为此，各地造反又起。

    光武帝巧妙地平定了造反。五个造反者只要杀了一个造反者，就不再被问罪。以此来达到使造反团伙内部分裂的目的。另外，造反发生地的地方官吏不被追究责任。王莽晚期的造反浪潮中，地方官因被问责而走投无路，连他们都加入了造反一方，这种例子并不鲜见。被认定是勾结豪强、申报作假的十几个高官受到了处分，于是造反基本就结束了。

    此后光武帝再也没有进行土地强制调查。这是为了避免触发问题的诱因，是以所谓柔道施行政治的表现。

    东汉初期的三公是大司徒、大司空和大司马。光武帝似乎对这个“大”字很反感。他除去了“大”字，变成了司徒、司空，大司马的称谓恢复为西汉的太尉。光武帝的性格在这方面有所体现。

    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一向实行怀柔政策的光武帝出兵越南和朝鲜。不过，现在的越南北部在西汉的时候是直辖领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在朝鲜也同样有四郡。所以，光武帝出征两地绝不是外征。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的人口和户数调查经常成为比较的标准。从《汉书·地理志》中记录的数字来看，此时是西汉的最盛期——全国的户数是1223万，人口是5959万。

    东汉每逢皇帝之死，就会统计户数和人口。光武帝死去的建武中元二年（57），户数427万，人口2100万。与西汉平帝元始二年相比，人口减少了一半以上，户数不过是原来的三分之一。可以想见，在赤眉、绿林、更始的大动乱中死了多少人。光武帝介意“大”字虽说是性格使然，现实中“大”也让人觉得很假。

    作为参照的平帝元始二年统计中，越南交趾有人口74万，比包括长安的京兆略多一点。九真郡16万，日南郡约7万，不成什么气候。从这一数据可见，交趾的反叛对东汉来说是个大问题。而且因为没有卷入王莽晚期之乱，交趾的户数人口可能都没减少。光武帝令马援为伏波将军，讨伐反叛的当地女首领徴侧、徴贰姐妹。建武十九年（43），马援斩了姐妹俩，平定了这个地方，但徴氏姐妹在越南被奉为民族英雄，她们的故事至今仍在传承。

    在朝鲜的乐浪郡，有个叫王调的人自立为王，但在光武帝的讨伐军到来之前就被当地人杀掉了。与交趾非常激烈的抵抗相比，平定乐浪则相对简单许多。原因就在于乐浪的汉人移民很多，而王调也是汉族，所以就没有发展成民族抗争的形式。交趾徴氏姐妹的抵抗是民族运动，所以才会那般激烈。

    光武帝在同属朝鲜的岭东，也就是日本海一侧看到了民族纷争的势态，所以放弃了那里。

    远征交趾必然使东汉蒙受了极大的损失。因为是在建国初期，所以在经济上应该是承受不了远征军的庞大消耗的。此后对于远方的首领，一般认为东汉主要采用怀柔的方针政策。志贺岛出土的金印也是这样潮流中的一例吧。

    3

    鉴于西汉因外戚王莽而灭，光武帝决定抑制外戚的力量。他废了第一个皇后郭氏，立绝世美女阴氏为后。受光武帝的影响，郭氏和阴氏都很介意自己家族成员出任要职。二代皇帝明帝的皇后是在远征越南时立下伟大功勋的伏波将军马援的女儿，而这个马皇后也劝服自己娘家人要谨慎，当然也不打算让他们在政府就任要职。马皇后可称得上有名的皇后。

    东汉有个叫云台的宫殿里绘有建国功臣武将二十八人的画像，并被高高悬挂。人们称之为“云台二十八将”。这是为了时刻不忘他们的功绩而设立的纪念堂。然而其中却没有在越南立下大功的马援的画像，据说就是马皇后坚持不让把父亲的画像挂上去的。

    外戚被驱离权力宝座的时光只不过光武帝、明帝、章帝三代。三十三岁的章帝死后，年仅十岁的和帝即位，章帝皇后窦氏成了皇太后，终于可以将权力收于掌中。和帝并非窦太后所生。她没有亲生儿子。

    窦太后的父亲窦勋，母亲是公主，自己又娶了东海王刘疆（光武帝的长子，郭皇后所生）的女儿为妻。家族和皇室有多重关系。不过明帝时代发生了一起疑案，窦太后的祖父窦穆和父亲窦勋被捕入狱，最终都死在狱中。窦太后知道权力的可怕。她对告发祖父和父亲的谒者韩纡恨之入骨。

    因和帝只有十岁，窦太后摄政。接着她让自己的哥哥窦宪任侍中，弟弟窦笃为虎贲中郎将，窦景和窦环为中常侍。和帝的周围都是皇太后一族。

    谒者韩纡已死，窦宪为给父亲和祖父报仇，斩了韩纡的儿子，把首级供在先人墓前。真是不讲情理。

    窦家内部也发生了相当大的纷争。章帝大丧的时候，都乡侯刘畅来到洛阳，窦太后对这个人非常中意。刘畅相当于是被更始帝刘玄所杀的刘縯的曾孙。如果刘当时没死，因为是光武帝刘秀的兄长，所以可能登基的就是他了，曾孙刘畅也会成为皇帝。他和和帝是同一代的远房堂兄弟。虽然有点不太正经，窦太后可能是动了女子情怀。因为这是个半路里杀出的竞争对手，窦宪就暗杀了刘畅。事情暴露，窦太后被激怒了，把哥哥窦宪关了起来。窦宪申请征伐匈奴以赎罪，获得准许。

    对这次远征，朝廷群臣都持反对意见。匈奴从未侵犯国界，相反一直受到鲜卑族的压迫，正陷于困境之中。儒教的反对意见认为，对弱者毫无理由的征伐违背道义。光武帝一心培养的骨气之士已经担任了朝廷的要职。但是窦太后不加理会，任命窦宪为车骑将军，并令他立即出发。

    此时，派往西域的班超正活跃在这些绿洲国家，而他的哥哥班固正从事《汉书》的写作，突然就随窦宪军远征。毕竟，史官的身份还是很低微的。班固因获军职，首次得到二千石中郎将的待遇。因为对手弱小，东汉军取得大胜是必然的。时间是因章帝谅暗（皇帝居丧）而还未改元的章和二年（88）。

    因外征之功，窦宪被授予三公之上的大将军之位。于是外戚窦氏就开始了专权。大将军自开幕府，撇开三公九卿的外朝，另立了政府。

    尝到甜头的窦宪又于永元三年（91）率军讨伐匈奴，北单于被打得节节败退。有军功者很容易被提拔。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何舞文弄墨的班固要弃笔换剑。这样一来，那些在政府出任要职的，都仰仗于窦氏的鼻息。

    像三公中的袁安和任隗这类骨气之士，只要窦氏一系的官僚有过错，就坚决毫不留情地予以撤职，据说被解职的高达四十多人。尚书仆射乐恢上书却不被关心，于是辞职回乡服毒自尽。尽管如此，骨气之士的抵抗还是触及不到外戚窦氏的内部核心。

    清理外戚窦氏的正是和帝。史书记载，在五年后窦太后死时，和帝才知自己的生母是梁氏。实际上应该并非如此。之前他就已知晓自己和窦氏一族没有血缘，所以才会采取严厉的肃清措施，这样的看法显得更自然。

    西汉时代，大量外戚被诛灭。以吕氏为首的二十家外戚中，全身而退的只有四家。和帝想参考诛灭外戚的历史。时间是永元四年（92），纸张还远远没有普及。班固的《汉书·外戚传》中叙说了其中经过，但因是记载在木简、竹简上，所以没有那么多副本。

    和帝在这件事上的顾问是个叫郑众的宦官。

    ——谨敏有心机。

    《后汉书·宦者列传》中对此人有记录，所以这个宦官已经是不小的人物了。郑众制定了诛灭窦氏的策略。《汉书·外戚传》是和帝专门委托比他大一岁的清河王刘庆，这才拿到手的。刘庆曾经被立为皇太子，但生母宋贵人为窦太后所厌恶，被逼自杀，他也被废。刘庆从自己的哥哥刘伉那里拿到了《外戚传》。刘伉是章帝的长子，没有被立为皇太子大概是因为生母身份低微。就这样，以和帝为中心，他们开始了对《外戚传》中诛灭外戚部分的研究。

    和帝他们在等待外征中的窦宪返回洛阳。如果在他回到洛阳之前就起事，就可能会被掌控武力的窦宪所镇压。于是，当窦宪以凯旋将军的身份返回洛阳时，和帝把他和军队分开，发布戒严令封闭所有城门，悉数逮捕窦氏一党要人。这很可能是照着郑众的计划表来的。窦氏兄弟被命令返回封地，而一到封地就被逼自杀。因为是窦太后的兄弟，所以没有用诛杀的方式。窦氏兄弟中只有爱好学问的窦环因没有横暴的行为，和帝没有逼他自杀。

    《汉书》的作者班固很是可怜。因在窦宪的军队里任职，被视作窦氏一党，逮捕投狱，最终死在狱中。讽刺的是，他的代表作《汉书·外戚传》成了和帝发动政变的参考资料。

    4

    光武帝格外担心的外戚之祸，过了三代之后重现东汉朝廷。为强化皇帝权力而设立的“小政府”在另一方面也使得政治的运作变得更依赖于人而非机构。皇帝的亲信是外戚和宦官，所以东汉晚期的宫廷政治，正是外戚和宦官之间的争斗。从双方实力来讲，一般认为宦官要强于外戚。皇帝因会死亡而更换，外戚也会随之变更，而宦官受皇帝更换的影响就没那么大了。

    肃清外戚窦氏一族的是宦官郑众，他是个机敏的参谋。在纸的发明者蔡伦所处的那个时代里，还是有像他一样优秀的宦官的。

    提起宦官，我们容易理解为受去势之刑的所谓“刑余之人”。当然有人是因为犯罪而被去势，但也有自愿去势的宦官。普通庶民不管有多大才能，要就职于宫廷、地方王侯或豪强家中都极为困难。一旦去势，就有相当大的需求，就职也变得容易。不少人并不是遭到刑罚，而是自愿（也有可能是根据父母之意）成为宦官的。日本有一段时期，非门阀的庶民要出人头地，只有加入佛教界一途。可见，有些无路投向仕途的俊才是以宦官的形式登上宫廷舞台的。在学问和才能方面，也许宦官比起官僚们要更胜一筹。西汉时代宦官很少为祸，所以光武帝没有预防到这一点。

    和帝的顾问郑众并非区区奴颜婢膝之辈。他所策划的政变干净利落地获得成功，所以可以认为他很优秀。对于宦官，士大夫史官们的评点非常刻薄，但如前所述，他们对郑众也送上了赞美之词。

    我还要谈一下佛教。佛教在东汉明帝时代传入中国，已是定论。汉武帝以后，来往西域的道路贯通了，所以不仅是贸易，思想和信仰的交流也自然通过这条道路进行。王莽时期，有一段时间里往来西域的道路曾经封闭，但东汉班超向西域各条道路进兵，为保障东西方贸易路线作出了贡献。班超派自己的部下甘英前往罗马，但甘英在途中听说前方路途艰难，于是折返。如果东汉到罗马的直接通道被打通，获益于中继贸易的沿路各城市就会陷入不利的境地，所以他们起码要掌握住主动权。

    人群之间有了往来，自然就会有思想和信仰的传递。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佛教信徒（当然仅限于有记录可考的范围）是光武帝的儿子、二代明帝的异母弟楚王刘英。在楚王被加以谋反嫌疑的时候，明帝在诏书中说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

    明帝反复说楚王没有谋反的嫌疑。据说明帝和楚王兄弟关系很好，上面的诏书还说，明帝梦见金人而知佛教。这也仅是个传说而已。中国最早的佛寺——洛阳白马寺，据说是在明帝时期稍晚些时候建造的。

    明帝在诏书中也提到，楚王把黄老思想和佛教信仰结合了起来。于是我们知道，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很多时候是以老庄为媒介的。

    西域人的往来比起前代更为频繁，东汉的世界观也逐渐将佛教融合了进来，进而扩展。东汉的朝廷却与此相反，显示出逐渐收缩的趋势。

    尽管外戚窦氏被消灭了，却又出现了新的外戚邓氏。一开始和帝的皇后是阴氏，被废之后，邓氏被册立。接着，年纪轻轻的和帝在二十七岁时就死了。和帝生了十几个儿子，但可能是他有什么缺陷，孩子们都相继夭折。长子刘胜虽活着，却有“痼疾”，根本不能做皇帝。还有一个刚生下来百日大的小婴儿刘隆，被扶上位的第二年就死了，这就是殇帝。邓氏做了摄政的太后，她以和帝无子嗣为由，让清河王刘庆的十三岁儿子刘祜登基。清河王曾被立为皇太子，因生母自杀而被废，在前面已经提到。而他的儿子刘祜登基，也可以说是皇位恢复到本位了吧。安帝刘祜的父亲清河王三十岁时就死了，比他弟弟和帝多活了三年。东汉的皇帝真是可悲的短命。

    安帝即位的时候也出了问题。光武帝所期盼的骨气之士，主张“和帝已有长子刘胜，为何要立清河王的儿子？刘胜虽有疾却无痼，应该即帝位”。这是指责邓太后一族外戚为掌握权力而谋求让安帝登基。士大夫司空周章等人发动了政变，他们计划连宦官郑众、蔡伦等人一网打尽，所以局面就成了士大夫对外戚与宦官的斗争。政变以未遂告终，周章自杀，时间是安帝即位那年——永初元年（107）。

    安帝在位十八年间，有十四年是由邓太后把持着实权。邓太后有学问，施行儒家政治。她以史为鉴，吸取了外戚窦氏灭亡是因为忽视宦官势力的教训，留心于和宦官保持良好的关系。

    邓太后于建光元年（121）死去，此时的安帝已经二十八岁了。和帝十四岁时发动政变掌握了实权，与此相比，安帝直到邓太后死前一直束手无策。与其说是安帝愚昧，还不如说是邓太后高明。但是无论再怎么高明，死了也就没用了。

    安帝清除了邓氏一族，邓家许多人自杀。纸的发明者、文化的恩人蔡伦也在这个时候自杀，原因倒不在于他和邓氏有关系。安帝的父亲清河王被立为太子却未能即位，原因是他的母亲（安帝的祖母）因行厌胜（诅咒）也就是巫蛊被逼自杀。调查这件事情的是时任小黄门之职的蔡伦。因蔡伦报告说“事情属实”，安帝的祖母被逼自杀。安帝是在这件四十三年前的案子上为祖母寻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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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帝所处的时代里，君主不能只顾着私人的怨恨。

    旱魃、洪水、饥馑接连不断，连首都洛阳也陷入饥荒。可能是天灾，但更可能是人祸。

    匈奴分裂后，北匈奴就不具威胁性了，而跟汉有和亲关系的南匈奴开始屡屡侵犯国界。当时，高句丽在进攻东汉在朝鲜半岛上的领土。匈奴的强敌鲜卑在东北也有令人畏惧的态势。因马援的讨伐而被迫移居到西北的羌族，动向也不稳定。在远征西域的时候，他们马上被动员参加，心有不满是显而易见的。

    因班超的活跃，西域基本安定，七十一岁的他于和帝永元十四年（102），在离别洛阳三十年后凯旋。但西域再次变得不太平，东汉于安帝永初元年（107）撤销了西域都护。东汉再也不能发力于西域了。

    关于国家大事，在安帝周围跑前跑后的都是二流宦官和乳母的女儿一伙人。安帝亲政的质量要远远落后于邓太后摄政时。

    安帝的皇后是阎氏，她没有生下子嗣。安帝只有一个儿子，就是李贵人所生的刘保。而李贵人被阎皇后所杀。阎皇后担心将来如果刘保登基，会向自己寻仇，因此设局废了皇太子。听从阎皇后所言、废了自己唯一儿子的安帝，与其说是愚昧，不如说是愚蠢吧。

    此时，担任太仆的一个叫来历的人，对废太子之事表示了强烈的反对，说十岁的皇太子有什么罪，经书里不都说不满十五岁的人，过错不在其身么？骨气之士就这样时不时地出现，但很快他就被解职。

    刘保被废是在延光三年（124）。第二年，三十二岁的安帝死在旅途中。阎皇后没有选安帝的亲儿子，而是把皇族中最年少的北乡侯刘懿立为皇太子。刘懿三月即位，十月就死了，所以《后汉书》没有给这位少帝立帝纪。

    刘懿死后，阎氏一族秘不发丧，开始研究后继者的人选。但无论怎么隐瞒丧事，在跟前服侍的宦官总是会知道的。孙程召集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十九个宦官，袭杀了阎氏一族的宦官，让已被废的皇太子刘保登基。阎太后被幽闭，阎氏兄弟全部被诛杀。因为即位的是安帝的独子，所以谁都没话说。

    刘保被称为顺帝，东汉的第八代皇帝。不过刘懿并不是以皇陵，而是以诸王之礼下葬的，所以也可以说顺帝是第七代皇帝。顺帝把立下大功的十九个宦官一并封为列侯，这让人们感到震惊。

    就算是在清除窦氏一族时立下大功的郑众，也是十年之后才成为列侯。已经去势的宦官自然无法生育子女，即使获得爵位也不过一代人而已。然而，顺帝阳嘉四年（135），宦官也被允许通过养子继承爵位。另外，以前只有三公九卿和二千石的大官才有推荐官吏的资格，而宦官也被授予了推荐权。宦官中甚至有人把买来的奴隶都推荐成了地方长官。光武帝所期盼的骨气之士对这种风潮自然无比愤慨，他们士大夫要成为列侯，必须赌命来往于战场之上才行，然而这些男不男女不女的宦官，受益于宫廷里的皇位争斗，十九人全成了列侯。外戚虽然可憎，但从身份来讲，也是士大夫阶层出身。东汉从成立以来就是一种豪强联合政府，因此比起宦官掌握的朝廷，他们宁可希望由外戚来掌控朝廷。

    大将军梁商的女儿被册封为顺帝皇后，此时的士大夫们正在寻找能牵制宦官势力的强大外戚。梁氏比起阎氏，豪强层次要高不少。

    皇后的父亲梁商是个谦虚的人，他连儿子的封爵都拒绝了，被任命为大将军后他却称病躲在家里。与其说是谦虚，可能《后汉书》里说得更贴切

    ——性慎弱，无威断。

    他被认为是一个小心翼翼的人物。然而，儿子梁翼正好与此相反。不怎么学习，嗜好闲游饮酒。《东汉书》里也说他

    ——暴恣，多非法。

    永和六年（141）梁商死后，这个问题儿子梁翼就任大将军。

    建康元年（144），三十岁的顺帝死去，两岁的皇太子刘炳即位。这就是冲帝，生母叫虞贵人。东汉只有初代光武帝的皇后生了儿子，以后没有一个皇后生下儿子。不得不说这和皇帝寿命奇短一样，是个奇异的现象。好不容易才登基的冲帝，三岁时就死了。

    太尉李固此时主张应由年长的皇族即位，这是正论。因为皇帝年幼，外戚就会掌握权力，宦官的权力也不容易剥夺。李固的正论被已经成为皇太后的梁氏及其兄梁翼拒绝，年方八岁的刘缵被立为皇帝。这是渤海王刘鸿的儿子，其曾祖父刘伉正是为和帝取得《汉书·外戚传》作参考的人物。新皇帝被称为质帝，却一反梁氏期盼地英明，在梁翼觐见的时候，大胆地说

    ——这是个跋扈将军啊。

    这句话显露出如果我长大成人，就容不得你这样跋扈的气概。梁翼判断出这个少年是个危险人物，干脆就毒杀了他。

    后继者的候补人选有质帝的堂兄弟清河王刘蒜和蠡吾侯刘志。刘志十五岁，和质帝的父亲是同一代，继承就成逆向的了。刘蒜年龄不明，是质帝伯父的儿子，可能相当年长了。不管怎么说，刘志相对而言操纵起来更为容易。李固对此表示反对，于是梁太后撤了他的职。

    还有一说，刘蒜在去见中常侍（宦官）曹腾的时候很失礼。就算刘蒜不知道宦官有多希望皇族对他们毕恭毕敬，但他也应该知道曹腾是深得顺帝信任的宦官。曹腾做了大长秋（皇后侍从之首），是个列侯。他因是宦官，自然没有儿女，但在阳嘉四年的许可令后，收了个养子叫曹嵩。这个曹嵩的儿子不是别人，正是曹操。慢慢地，《三国志》之风飘了过来。

    十五岁的刘志即位后，称为桓帝。如前所述，据说这位就是中国皇帝中最早的佛教信徒。桓帝立梁太后的妹妹为皇后，所以外戚梁氏就和皇室结下了两重关系。

    梁氏的权力持续了二十年。梁翼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妻子孙寿的专横也不亚于他。宫廷中外戚和宦官是对立的，但贤明的梁太后在宫中能够驯服宦官势力，所以梁氏的专横才不被追究。可能在官吏推荐权上，外戚推荐的是政府高官等名誉职位，而宦官推荐的是县一级的长官——地位虽低、收入却高的官员。像是一种职业分工，没发生什么冲突。

    然而，梁太后死后（150），梁皇后也死了（159）。桓帝和梁皇后的关系很早就冷淡了，他爱的是一个叫猛女的美女。

    诛灭梁氏是梁皇后死后第二个月的事情。延熹二年（159）八月，梁翼夫妇自杀，不仅梁氏一族，妻族孙氏也被牵连。

    大部分廷臣被肃清，重臣中仅残余三人。这是一场和政策、政见毫无关系的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