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城者(中国农民城) 正文 第11章 由波谷冲上波峰

    “讲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我这个办法是逼出来的

    1

    “八分头”[1]可太厉害啦，你没有上他们的当

    1985年8月22日早晨七时许，省委书记王芳带领省委调查组和温州市委第一书记袁芳烈等人乘船渡过滚滚鳌江来到龙港。

    风雨飘摇的龙港刚躲过一劫。两个月前，也就是1985年6月，退地风波刚刚过去，《农民日报》又派下记者。无论从新闻角度还是从典型性龙港都非常有料，报社计划在头版推出记者调查，再配发新闻评论和群众来信，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一场大讨论，把这股“毁田建房的歪风邪气”彻底打下去。

    这次他们换了一位记者。这位记者有经验，有头脑，没有径直去龙港采访，而是先在温州站一下，跟市委办公室联系，也许想先了解一下龙港出这么大事儿，陈定模捅这么大的娄子，市委是什么态度，想对他如何处理。

    袁芳烈听说此事，甚为担心。《农民日报》若追踪报道龙港毁田建房，违法卖地，陈定模、刘晓骅他们也就完蛋了，龙港也建不起来了。在关键时刻，市委要像母鸡孵蛋似的把陈定模、刘晓骅他们揽入翼下给予保护。

    袁芳烈尽管经历过无数次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此时却感到十分棘手。他是勇于担当的，不怕有人说他是陈定模他们的保护伞，不怕说他是“毁田建房”的黑后台。他也可以以省委常委、温州市委第一书记身份给《农民日报》总编辑打个电话，通融一下，让他们撤回记者，估计对方会买这个账的。可是，龙港毁田建房，违法卖地已报道出去，躲得过初一，躲得过十五么？《农民日报》把记者撤回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记者来怎么办？能一一通融下去么？他可以把责任揽过来，可是哪天自己调离温州怎么办？陈定模他们还是会被查处的，龙港还会陷入绝境。这事要彻底解决，不留罗乱，最好是把坏事变成好事。

    袁芳烈推掉原有的日程安排，挤出半天时间约见记者。他给记者讲述温州改革开放的形势与愿景，讲龙港对“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探索，让农民集资建镇，以及他们创造的龙港速度和取得的成就，还有县委与市委对这一新型城镇的期待。

    “您对龙港毁田建房问题的看法呢？温州市委打算如何处理？”记者单刀直入地问道。

    “你最好还是到龙港深入实地调查，回北京途经温州时，我会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古人说得好，‘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你到龙港最好多看看，多听听。”

    “龙港不是坏典型，而是一个难得的好典型！”记者从龙港回来，一见到袁芳烈就激动地说。

    记者没偏听偏信，在龙港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发现龙港不仅不是毁田建房的典型，而是像袁芳烈说的“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新典型。龙港一年超规划用地八百亩地，同时又围垦造田三千亩，全镇土地比原来多了两千多亩。

    “你这个记者是好样的，深入实际，实事求是。‘八分头’太厉害啦，你没有上他们的当。”[2]袁芳烈握着他的手笑了，接着说道：“你们要重点报道龙港这一集资建镇的新典型，报道一下陈定模这个城镇建设的改革者。”

    2

    城是防御用的，市是交易用的。城市建设重点要放在市上

    8月21日，六十五岁的王芳冒着大雨考察鳌江镇的一家民营企业。企业主说，预计今年的产值比去年增长两倍，下半年想造一幢新厂房。当下别的都不怕，最怕的是将来被打成资本家，被抓起来。

    “只要是对国家、对人民有利，对发展生产有好处，就可以干嘛！个人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你尽管放心，决不会抓你的。”王芳十分肯定地说。

    王芳是位老八路，在1965年至1967年担任过温州地委代理书记，对这片土地有深厚的感情。22日渡过鳌江后，在陈定模陪同下，王芳、袁芳烈考察了建好的和在建的街道。看到龙港的变化，感受到一座新兴城镇的崛起，王芳十分欣喜。听陈定模说，龙港的建设资金百分之九十来自农民集资，王芳说：“人民城镇人民建，这办法好！”

    在镇政府会议室，王芳、袁芳烈听取了陈定模的汇报。

    三个月前，龙港镇委、镇政府从江滨饭店搬入新建成的镇政府办公楼，不再像皮包公司只有两枚公章和两块牌子了。龙港镇政府办公楼在苍南县各乡镇也是最好的，共有九幢，均为四层小楼，总面积一千五百零五平方米。这一工程仅用半年时间就竣工了，总投资只有十一万元。县政府没给他们拨款，仅批了二十万立方米木材和五十吨水泥。

    镇政府的会议室位于四层。

    “苍南县的经济中心就在这里！”袁芳烈对苍南县领导再次重申。

    王芳和袁芳烈也许清楚地知道苍南县个别干部对经济中心建在龙港意见很大，在思想和感情上还没有转过弯来。

    “过去我们建一个县城，总是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中心放在一起，这叫不懂得城市建设。在外国，每个城市的功能是不同的，顾名思义，就是‘城’和‘市’。过去，‘城’是防御用的，‘市’是交易用的。现在‘城’的防御作用小了，‘市’的作用大了，因此，城市建设重点要放在‘市’上，要把交通搞上去。”[3]王芳接着说道。

    王芳的这番话让在场的干部大为惊叹，没想到这位担任过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参加过林彪和“四人帮”案件审查的老八路居然对城市建设如此富有见地。

    王芳又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政治中心在一个地方，经济中心在另一个地方。美国的华盛顿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就不在华盛顿。加拿大国土面积比中国还大，九百九十万平方公里，首都渥太华仅有几十万人口。为什么小小的苍南县城要搞那么大？有县委、县政府，加上公、检、法等几个单位就行了，其他如商业局、粮食局等经济职能机关放在龙港不是很好吗？龙港距县城不远，只有二十多公里。北京长安街就有三十多公里，龙港到灵溪还没有杭州南星桥到拱宸桥那么远。美国首都华盛顿也就有国防部、财政部等几个部，其他的也都不在那里。搞经济建设要有战略眼光，按客观规律办事，不能感情用事。城镇商业、工业的发展关键在交通，龙港既通水路又通陆路，条件肯定比灵溪好，过去我们五口通商的时候为什么上海、宁波发展这样快？关键有港口，交通方便。长江三角洲经济很发达，也是因为交通发达。英国是岛国，它的发展就是靠水路，总之全世界城市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是靠交通。苍南县经济发展快慢看龙港，而不在灵溪。灵溪搞得太大不好，会影响全县的财力物力。”

    “据说，灵溪在争经济中心？”王芳突然问刘晓骅。

    看来，省委书记王芳对浙江沿海最南端的苍南的情况了如指掌。

    “在讨论县城规划的时候，我们要把龙港定为经济中心，有人也不同意。”刘晓骅说。

    王芳不快地问：“经济发展要以交通为依托，灵溪有什么？它那里有鳌江吗？现在世界经济发展向太平洋靠近就是这个道理。灵溪那边搞些服务部就是了。”

    袁芳烈插话说：“批发中心在这里，那里设些门市部是可以的。”

    “在处理县城选址、灵溪闹事的时候，省委就明确规定灵溪是政治中心，龙港是经济中心。”王芳又强调一遍，接着严肃地说：“有些人想不通，主要他们没有知识，加上一些地方主义，你们要多宣传龙港的地位、作用。对一些人的无理要求，要批评教育。对那部分人的不正确意见，县委不能听，不管是哪个部门的，哪个讲的。”

    他对陈定模说：“你们边搞城镇建设，边去造地是好的，但也要注意节约用地，规模不要一下子搞得太大，要量力而行。”

    袁芳烈接过来说：“我看龙港其他的没有什么，就是土地使用问题要掌握好，该请示的请示，该报告的报告。”

    接着，他对陪同下来的市委调研室副主任郑达炯说：“市里要在龙港召开现场会，把全市建制镇的负责人都找来，看看龙港是怎么集资，怎样搞规划，怎样搞建设的。这里是真正地在干事业，要大力宣传龙港，把龙港的经验在全市推广开来。过去温州一些单位光知道伸手向政府要钱，就不知道钱从哪里来。这次市政府规定征收市政配套设施费，我看龙港自力更生，群众集资这一条就很好。”

    临离开前，袁芳烈对陈定模说：“龙港自力更生，生气勃勃，蒸蒸日上。你们干得很不错！”

    王芳之所以对龙港如此重视，也许与胡万里有关。为了龙港，胡万里三找王芳。第一次是在港区建设最困难时候，也就是1984年7月，胡万里到杭州大华饭店去见王芳。胡万里说他是带着重大责任和任务，向省委书记汇报的。他汇报了港区的建设情况。王芳对港区对面的鳌江镇很熟悉，在那蹲过点，也在鳌江游过泳。胡万里回来向苍南县委、县政府和港区领导转达了王芳的指示：“一定要把港区建设好，苍南县的经济中心就在那里！”

    第二次是要批镇，胡万里去找王芳签字。建镇要省政府批，省民政厅批。王芳对温州的情况很了解，他跟省民政厅打了招呼，很快就批下来了。胡万里还请王芳题字：“中国农民第一城。”王芳是书法家，字写得很漂亮。

    第三次是王芳带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和省委常委、公安厅厅长视察苍南，胡万里向王芳一行汇报苍南的情况、龙港建镇的情况。王芳什么话都没有说。后来，他说要去看看苍南的桥墩水库，那是省重点水利工程。

    “王芳同志，中午在哪里吃饭？”胡万里陪王芳视察完水库后问道。

    “在水库吃吧。”

    “中午喝点儿酒吧。”胡万里知道王芳喜欢喝酒。

    “你都戒酒了，我不喝。”

    “中午陪你喝点，开戒了。”胡万里对王芳说。

    “我是能喝点儿酒的。有时从乡下调研回来已半夜三更，喝点儿苍南的米酒，吃点儿鱼扣、虾干，不是很好吗？可是考虑到苍南的复杂性，我不喝酒。我向王芳汇报工作时，县长插话说：‘我们书记很好，为了有利于工作，他酒都戒了。’”在采访时，胡万里解释道。

    那天，胡万里只找到一种福建产的黄酒。

    王芳离开时，胡万里把他送上车，他只讲了一句话：“你工作得很好。”

    半个月后，胡万里履新杭州市副市长。

    3

    “讲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我这个办法是逼出来的

    “定模啊，你明天哪儿也不要去。”1985年11月28日，苍南县县委副书记陈星和打电话说。

    “干什么呢？”

    “我不知道。估计要抓你吧。”

    他们关系融洽，时常开个玩笑。

    “那不会，抓我的话你也不会通知我。”

    陈定模是有这种体会的，他当区委书记时，县里通知他列席县常委会议。原来，下边的一位乡镇书记毁田建房十七间，县委决定抓这个典型。常委会讨论决定第二天派人抓他。陈定模很为难，这位书记在工作和为人上还都很不错，他的弟弟跟陈定模还是同学，平日私交也很好。哎呀，这可怎么办呢？陈定模本该在县里住下，却连夜赶回了钱库。

    听说陈定模回来了，那位书记匆忙来见。可是，陈定模作为区委书记不能泄密，不能告诉他明天公安局要来抓他。陈定模不说又觉得过意不去，当那位书记问到关键问题时，他就低头不语。他以为对方能猜出问题的严峻性，没想对方却领会错了，以为自己没事了呢，结果第二天被抓走了。事后，他一直认为是陈定模搞了他，对陈定模怨恨不已。

    陈定模想，抓自己不大可能，估计明天说不上是省里哪位厅局长来视察。

    “老陈，中央领导过一会儿到。”上午十一点多，陈定模接到电话。

    “我的问题惊动了中央领导？”他一听就吓坏了，上次惊动的是省委常委、温州市委第一书记袁芳烈，这次又惊动中央领导，这下可把娄子捅到天上去了，汇报没准备好，办公室也没整理，厕所臭烘烘的，这丑不就出大了吗？他一边通知机关搞卫生，一边准备汇报。

    原本龙港没列入视察计划，温州市也没有准备。领导听取汇报时，饶有兴趣地问一句：你们这里有个龙港镇？

    也许领导在内参或《人民日报》读过有关龙港的报道，这个农民集资建的城镇给他留下了印象。

    领导说，我明天去看看。

    “去那个地方？路坑坑洼洼，很不好走，而且还要过两条江——飞龙江和鳌江，还是不去了吧？”

    领导说，不怕，不就七十多公里嘛。

    陈定模还没准备好，一辆中巴车从苍航22号渡轮开下来，领导从车上下来。

    “领导好！”陈定模深鞠一躬说。

    “我是慕名而来啊。”领导说。

    陈定模一听悬到嗓子眼的心悄然放下，看来领导不是来查他问题的。

    陈定模陪同领导视察了龙港。见到这座两年前还是几爿渔村的城镇已楼房林立，店铺遍地，市场繁荣。

    “领导，过去这里只有五个小渔村，相当贫困。1984年，苍南县委、县政府决定尽快把这里建成物资集散地、经济中心和新型港口城镇。我们镇委、镇政府首先碰到的难题就是没有人，没有钱。苍南县作为一个新设县，基本建设项目很多，龙港仅公共设施费就要七百多万元。国家不能拨款，我们就动员农民进城，集资建镇。按‘谁受益，谁投资，谁建房，谁出钱’的原则，根据不同地段征收不同的公共设施费。几年下来，龙港由渔村变成公共设施配套，码头、仓库、商场、宾馆，以及文化娱乐活动场所齐备，具有一定规模的新型城镇。”

    领导听后，赞叹不已：“不得了，不得了啊。”

    领导还问陈定模，现在国家银根缩紧，为什么龙港城建会热火朝天，整个镇像个大工地，施工现场有近万人？

    “是的。领导啊，粉碎‘四人帮’后百业待兴。”

    领导说：“据说，你们建镇的资金都是自筹的，没要国家一分钱？”

    “领导，我们国家这么大，底子这么薄，大家再靠国家，你这中央领导也不好当。毛主席讲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我这个办法是逼出来的。”

    那天，陈定模汇报了四十九分钟。

    4

    两间地基卖了，赚了一万多块，结果几年后那里的房子涨到几百万元

    听说省委书记王芳和省委常委、温州市委第一书记袁芳烈给予龙港充分肯定，龙港的房地产有所升温，中央领导来后，一下就火起来，一拨拨农民像潮水似的涌入，房价地价随之上涨。两个月前，镇政府前挤破了头，不是为自己退地就是帮别人退地；现在又挤破了头，不是为自己买地的就是帮别人买地。退地的人后悔了，悔得直拍大腿，本来以为龙港没戏了，没想到龙港却从波谷冲上了波峰。有人想找关系，托人情把退掉的地基加价购回，镇政府却说什么也不卖给他们了。

    鳌江第一中学的一位学生家长买了两间地基。一间是给自己的，一间是帮学校的陈老师买的。买的时候，每间两千元，陈老师手头紧，一时拿不出钱来，家长就帮忙垫上了。地基渐渐升温，那地基涨到两千多元，家长、老师皆大欢喜。谁知它却像树枝上的七星瓢虫，爬着爬着就停下了，接着又开始往下爬了，越爬越低了。接着发生退地风波，许多人都在张罗退地，也许学生家长怕那两块地基砸在自己手里，也许怕地基跌得太惨跟陈老师不好交代，通过关系把地基退掉了。

    突然听说龙港的地价大涨，陈老师大悦，问学生家长他那块地基。家长尴尬地说，我帮你退掉了。陈老师闻后大为沮丧，又不好说什么。事到如此，学生家长买不回来，陈老师也买不回来了。让陈老师懊恼的是退掉的买不回来也就罢了，想再重新买一块，已不是地价高低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买不到了。

    陈老师给苍南、温州和浙江省里写了许多信，仍无济于事。最后，陈老师在江口村买下一间地皮，究竟是从谁手里买的，怎么买的，花多少钱，不得而知。

    当年，陈定模不让本家侄子陈长许在村里建房，他没听，还是建了。后来，陈定模问他，你龙港还建不建？他说，建。

    1985年的三四月份，陈长许到龙港选了两间地基，跟陈定模的房子在同一条街——海港路上。他选的位置不错，距市场和码头都不太远，价钱也不高，两千五百块一间。交款时，陈长许踌躇了，龙港要是建不起来，或地价暴跌，自己不就亏了？买一间呢，地基要大涨，还不后悔死？

    那怎么办？这事难不住精明绝顶的陈长许，脑袋一转就想出一招儿，交一间地基的钱，押两块地基。他跟开票的说，我带的钱不够，可不可以两块地基各交一半钱。也许龙港的地产不景气，也许操作不那么规范，对方答应了陈长许。于是，他在哥哥的名下交了一千三百块，在自己的名下交了一千二百块，开了两张收据。

    七八个月后，陈长许心绪经历过潮落潮起，王芳视察龙港后，龙港的地产复苏了，地价上涨了。陈长许拿着两张收据来补交地基款了。

    “你这是一间地基。”一位姓汤的工作人员说。

    “两间。我那天带钱不够，我现在把钱补上。”

    “不行不行，你这个不行。”

    “什么不行？”陈长许吵了起来。

    陈长许瞄一眼，附近有两个人，一个是他父亲的学生，也是他的老师，也姓陈；还有就是陈定模在那边。

    他的老师闻声过来，接过发票看了看。

    “你干嘛？”陈定模也过来了。

    “叔，给你看，我这是不是两间？”

    陈长许把发票从老师手里拿过来递给陈定模。

    “你们好好说，不能在这里吵架。”陈定模说。

    “他这是一间，要两间说不过去。”小汤坚持。

    “他有发票。把发票给我。”陈定模说罢就把发票拿走了。

    几天后，陈定模电话打过来，问陈长许：“你到底要几间？”

    “两间。”

    “好，你不要吵，吵什么东西嘛。你那时候不听我的话，那时不在村里建多好啊。”

    陈长许就这样拿到了两间地基。陈长许把石头堆了起来，准备建房了，谁知中央领导走后，龙港的房地产冲上新高，可是没挺多久就下跌了。陈长许把两块地基转手卖了，每块八千块，净赚一万多块钱。他在钱库镇买了一块地基，建了房子。

    [1]过去电影里的流氓大多梳八分头。

    [2]胡方松、林坚强：《温州模式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3]王芳与袁芳烈的话均根据苍南县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