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城者(中国农民城) 正文 第10章 退地风波

    龙港，这个地图上找不到的新兴小镇在中共中央机关报横空出世。龙港一片欢腾，进城建房的农民为自己的选择而自豪。“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又涌来一拨拨申请进城建房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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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万重山，就没猿啼了？就算你们把它们甩掉了，不会再冒出一群？

    “陈书记，有很多人要退地……”章圣望焦急地对话筒说。

    “老章，不要退……”陈定模没像以往那么快人快语，稍有停顿。

    “不退怕不行了，镇政府的牌子都给他们烧了……”

    最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退地犹如一场泥石流，会把在建的龙港埋没。

    此时陈定模身在五百公里外的苏州。1985年5月初，国家建设部在苏州举办经济发达地区村镇建设工作座谈会，邀请陈定模参会并介绍龙港镇农民集资建镇的经验。

    1985年元旦早晨，温柔的阳光泼洒到大地，薛茂烈的报道《敞开大门搞建设谁家受益谁负担：龙港镇发动群众集资建镇》搭载着《人民日报》出现在读者眼前。“从1983年10月至今共集资九千多万元，完成建筑面积八十多万平方米。一年多前，这里是杂草丛生的江边滩涂，如今是街道纵横、初具规模的新兴城镇……目前，全镇的居民已从一千多发展到二万七千人，有八千八百多是离土离乡的农民。”

    编辑在编者按满怀激情地写道：“龙港镇仅一年多就兴旺起来了，这种建设速度实在令人振奋。为什么能如此之快？关键是那里的领导坚持了主要依靠群众集资搞小城镇建设的正确方针，又辅之以一系列优惠的政策。在有些同志眼里，没有国家的大量投资，小城镇建设是难以加快的。龙港镇的经验证明领导同志必须深入基层，用正确的方针、政策，调动群众积极性，大胆地带着大家去干，去创造。”

    龙港，这个地图上找不到的新兴小镇在中共中央机关报横空出世。龙港一片欢腾，进城建房的农民为自己的选择而自豪。“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又涌来一拨拨申请进城建房的农民。

    在苏州的会上，陈定模的发言很有气势：“苍南县龙港镇地处浙江省八大水系之一的鳌江下游。新中国成立前这里是一片荒芜，江边滩涂。清朝同治三年，这里做了一条羊肠小道，后因多年失修，路面坑洼不平。小道两旁是露天粪坑，天一下雨，粪水外溢，污水遍地。此处是江南四区五十多万人民通往鳌江、温州、金华等地的咽喉，每天来往行人多达1.4万多，由于道路泥泞，码头破烂不堪，行人无不怨声载道。这里有个金钗河村，群众世代住茅棚，不少人以讨饭为生。过去的龙港镇，‘村上没有电，广播听不见，平时吃污水，雨天喝泥水，旱天喝咸水，除虫喝毒水。’当地群众流传着一句民谣：‘方岩下，方岩下，只有人流过，不见人住下。’

    “镇委一班人解放思想，立志改革，敢于创新，‘坚持人民城镇人民建’的方针，采取‘各户自扫门前雪，谁投资谁得益’的办法，实行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敞开大门搞建设。一年多来，已经吸引3416户各地农民、干部、职工到龙港投资，地域遍及浙、闽两省的七个县。据不完全统计，到1984年底，工程已经竣工的建筑面积13.36万平方米，投资总额达1526.24万元……”

    1985年，龙港又新拉[1]了许多路。村镇干部跑到地里，从这边把线拉过去，再顺着线撒一道白石灰。根据路宽找准位置，再从那边把线拉过来，撒一道白石灰，两道白石灰中间就是路。接着组织一帮人在“路”两边各挖一条一米宽的排水沟，挖出来的土垫在“路”上，这条街路就出来了。有条件的话，找个磙子压实，再撒上一层砂石，那就是上等街路了。这街路晴天看上去很不错，甚至无可挑剔，空旷田野，一条灰褐色的道路延伸向远方，醒目而富有诗意。

    副镇长谢成河说，这就像一条飞机跑道。老谢是见过世面的，在部队开过汽车，参加过抗美援越，不仅见过跑道，还坐过飞机。走在老谢筑的道路上，脚下沙沙作响，脚感不错。可是，这路最怕下雨，一下雨就穿帮了，脚会陷下去，甚至鞋掉在泥里拔不出来。这路还怕过车，过汽车那就太残酷了，一是很难过去，二是路会被搞得一片狼藉，惨不忍睹。手推车是可以过的，不过不能载重，哪怕拉个三四百斤东西，车轮也会陷下去，像刀片在那美丽的路上划开两道创口。

    “我们这个路还有一个不好，不像东北的地是很干的。我们这是湿地，下雨天根本走都不好走，就是这样的地质。还有八月十五的时候，涨大潮的时候，水都漫进来。道路放样时，我们要赤脚下去的。”提起那些路，徐安达说。

    对大多数农民来说，买地基难，建房更难。多数人没钱建，有钱建的也没法建，一幢五六间，十几间，要建得一起建。假如一幢房子有六间，你在第三间，他在第五间，只有你们两个有钱建，其他人没钱建，总不能第一间、第二间和第四间、第六间不建，就建你们的第三间和第五间吧？

    有农民到镇政府来问：“什么时候动工啊？”

    “早就叫你动工了。”

    “我那幢房有七间，那些人在哪啊？”

    在哪，谁知道？没人知道！收款时，镇政府只给他们开张发票，上面写有交款人姓名，所购地基位于某某街、某某号、第几间地基。那时村里没有电话，个人没有手机，没电子信箱、QQ，也没有微信，在哪儿去找其他业主？

    综合办主任章圣望说：“把你的名字和地址以及能联系到你的都留下来。我们联系上他们就通知你。”

    就这样，来一个记一个，镇政府与业主，业主与业主建立了联系。可是，那些不来镇政府打听的业主怎么办？

    1985年1月23日，龙港镇政府发文《关于在龙港建房的若干规定》：

    各有关建房单位、个人：

    为了把龙港建设成为一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新型城镇，必须要有科学的规划，合理布局。建筑物必须美观大方，经济实用，具有一定的时代特色。为此经镇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对在龙港建房做如下规定：

    一、建房单位或个人必须服从总体规划，从定点放样之日起，一月内必须破土动工，在七个月内完成房屋外部结构。否则，酌情给予罚款或折价归公处理。

    二、设计和建筑以一幢楼房为单位，每幢的基础结构、负重要求大体平衡，每幢楼房的层次、外部结构、屋顶、门窗、屋面装饰及油漆颜色等都要统一，不得参差不齐。

    ……

    规定发下去，雨也下来了。

    “1984年下半年到12月份天气还是可以的，1985年上半年滴滴答答的春雨下得很厉害。”陈林光说。

    雨下了半年，建设就拖了半年。龙港还是那几条砂石路和泥巴路，路的两边还是空空荡荡，一无所有。地里的房子什么时候建，还能不能建，龙港能不能建起来？这一问题不时在人们心里冒出来。

    一天，突然有人说某条路边出现一堆石头和木头。

    “真的吗？”正埋头工作的镇干部惊喜地抬起头，异口同声地问道。

    有人骑着自行车跑了。不一会满头大汗地回来了，“哎呀，还真就堆着一堆建筑材料。看来要动工了，真的要动工了。”

    龙港启动了，开建了。一种喜极欲泣的感觉盘桓在大家心头。

    问题又来了，同一幢有的业主有钱，有的没钱，有的还欠款，想法不一致。有的说，我的基础要钢筋水泥的；有的说我要石头的；还有的说我的基础打好后，房子起不起，什么时候起还不知道。为什么？没钱，手头的钱刚够打地基。

    五六个业主、七八个业主吵了起来。地基问题还没解决，又一个问题出来了，有人说，我要建四层楼；有人说，我要建五层楼；还有人说，我没钱，只能建三层楼，你要建四层、五层，我就不建了！

    这怎么办？政府要求楼的层次、屋顶和门窗、颜色都要统一。

    只有磨合，这些问题要每幢楼的业主们自己消化解决。

    陈定模的发言在苏州的会议引起强烈反响。依靠农民集资建城，这是不可想象的，也不敢想象的，人们争先恐后跟陈定模咨询、请教和交流。正值春风得意，陈定模就接到章圣望的电话。

    4月9日，在龙港镇人民代表大会上，章圣望当选镇长，谢方明、谢成河、陈林光当选为副镇长。在十天之前，龙港镇、龙港区分家，将1984年划归龙港镇的龙江、沿江、湖前、白沙、海城等五个乡划分出去，成立了龙港区。龙港镇政府1984年结余资金的百分之七十划拨给龙港区。打字机、电视机归龙港镇，六辆自行车各分三辆，陈萃元调任龙港区区长。

    章圣望是白沙乡人，去年白沙乡划归了龙港，他也就成了土生土长的龙港人。在以高小和初中文化为主体的乡镇干部中，章圣望算是高学历——高中毕业。他当过民办教师、区委秘书、区委委员。陈定模调离钱库的两三个月前，他履新钱库区望里乡书记。作为宜山区委委员到钱库区应该是区委委员或副区长，也许对他被降半级使用抱以同情，陈定模到龙港三个月后就把他要了过来，任镇委委员兼综合办主任。

    章圣望说，临来时钱库那边有意提拔他为区委副书记。他跟领导说，我家在龙港这是一，二是我在钱库人生地不熟，工作不好开展。钱库人跟宜山人大不相同，钱库人聪明，胆大，什么事都敢干；宜山人相对老实点儿，规矩点儿。

    章圣望这一步走对了，回龙港后连升两级——从正股级到正科级，工资也从六十二块涨到八十六块。不过，他跟着陈定模也经了不少的风浪，但这回退地风波来势汹涌，陈定模又去了苏州，他真有点慌了。

    在没有移动通信工具的年代，给在外开会的领导拨打长途电话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儿，若不是十万火急，章圣望怎会这样。

    “不给他们退他们就到处讲‘龙港骗钱了’；给他们退了，后边的也要退……”章圣望心急火燎地说。

    “你别急，我马上回去。”

    陈定模匆忙离会，连夜乘车往回赶。

    “陈定模出事了，龙港建不起来了！”陈定模上任两个月时，社会上就不时传出这种流言。

    “舌头长在别人嘴上，他们要那么讲，你有什么办法呢？就让他们讲去好了。”陈定模没大在意。

    不论在县委宣传部，还是在钱库、龙港镇，陈定模都属于特立独行，被视为另类。他是有争议的人物，总像扯着数不尽的闲言碎语，不论刮什么风，也不管他做什么都有人评头品足，议论不休。他除了像但丁说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还能怎么样，能什么也不做吗？能放下工作，去应付那些嘴巴吗？

    陈定模太忙了，每天眼睛一睁许多事就等在那儿。他从早晨忙到深夜，连坐下来喘气的工夫都没有。他忙，别人也忙，镇委和镇政府满打满算只有十几个人，每人都身兼数要职。镇委宣传委员杨洪生除兼镇委秘书之外，还有两个职务；镇政府文书朱照喜兼团委副书记、民政助理，他们上班像陀螺似的团团转，下班还是团团转，一天干十八个小时都是寻常事儿，紧张时候就来个通宵。

    龙港速度不能降，这就像汽车从六十迈降到二十迈，再想提到六十迈得多付出多少能量？要保持速度正常运转，就要该动迁动迁，该征地征地，该收公共设施费就照收不误。李白诗云：“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过了万重山，就听不见猿声了吗？那群“猿”不会跟船跑吗？就算船把它们甩掉了，难道不会遇到另一群“猿”，也跟着船啼叫吗？

    袁芳烈认为在他的护航下，干扰龙港发展的杂音会自然消失掉。事实并非如此，苍南有一股若隐若现的势力，他们认为国务院批准苍南县治在灵溪，灵溪就是苍南县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把经济中心分给龙港就是篡改国务院批文，就是窃取。他们唯恐龙港建设规模和速度远超灵溪，担心灵溪最终失去政治中心。

    2

    宁可让他们骂三年，也不能扔下一个烂摊子让老百姓骂三代

    对龙港、对陈定模来说，1985年是大喜大悲之年，最好的和最坏的在这一年相遇。

    《农民日报》收到一封“读者来信”，反映温州市龙港镇的违纪违法问题：一是以建设小城镇为名毁田建房；二是未征先用，未批先建，超规划用地一千多亩；三是检举揭发罪魁祸首、镇委书记陈定模的个人问题；四是希望《农民日报》要抓住这一典型，制止越演越烈的毁田建房歪风。[2]

    《农民日报》是央媒，是中国第一张面向全国农村发行的报纸，报头是邓小平亲笔题写的。1985年初，《农民日报》的记者来到龙港。在县委宣传部工作过的陈定模深知新闻媒体既可以让走投无路的人峰回路转，也可以让春风得意的人或蓬勃发展的事业跌下悬崖，粉身碎骨。

    办公室里，陈定模接待了这位无冕之王，而且一改以往的说话率性，变得小心翼翼，斟词酌句。

    记者说，买卖土地是违法的。

    陈定模解释一番，龙港没有买卖土地，而是本着“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方针，收取的是公共设施建设费。我们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收上来的钱全部用在市政建设上，如修马路，建给排水设施，建学校、医院……

    记者不认可，讲自己采访过的类似案例，不知有意还是无意说了一句，有一位县长就因为这事被搞掉了。

    陈定模对“搞”这词敏感，且深恶痛绝。世上就有那么一批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今天“搞”这人，明天“搞”那人，手段极其恶毒，行为极其卑鄙，他们偏偏很有市场，可以呼风唤雨，为所欲为。记者这个“搞”字惹恼了陈定模，他忘却谨慎，忘却利害，拍案而起，“你不要威胁我，如果我违法，组织上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你认为买卖土地还不违法吗？”

    “改革要改的不就是束缚经济发展的不合理的法规和政策吗？毛泽东说人民公社好，‘三面红旗’不能倒。邓小平搞包产到户，把公社变成乡镇，是不是违法？过去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做点小生意都是‘投机倒把’，现在发展市场经济算不算违法？”

    话不投机。记者回去写了一篇报道。这篇报道刊发后，犹如强台风登陆龙港，掀起狂澜。有人惊慌，有人恓惶，有人静观，有人大喜，有人觉得机会来了，与之呼应。

    “陈定模违法乱纪被抓了！”

    “买卖土地是违法的，龙港卖出去的土地都要收回来，建好的房子也要拆除掉。”

    舆论的杀伤力是谩骂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谩骂是鸟枪的话，舆论就是火炮，足以将一个人、一个机构和一摊事业彻底摧毁。

    一时间谣言、流言、谎言、危言像蝗灾似的甚嚣尘上，搞得人心惶惶。有人犹豫不决，买到手的地要不要退掉，或在建的房子要不要建下去？为了辟谣，陈定模不论多忙，每天都要骑着他那辆二十六英寸旧自行车到街上转悠两圈儿，有意跟人打打招呼，以示他老陈还在，没被抓走。

    突然，每天骑车转几圈儿的老陈看不见了，许多人心里犯嘀咕，会不会出事了？第二天仍然不见老陈，第三天有人恐慌起来，看来老陈真的出事了。老陈要是出事了，他说的话还能算数吗？龙港还能建起来吗？他卖的地会不会收回去？

    “龙港建不起来怎么办？”这个问题不时袭上集资建城农民的心头。他们大多数像陈家堡的农民那样为圆进城梦已孤注一掷，卖掉村里的房子，债台高筑，是输不起的。

    “我早就说过陈定模早晚要被抓起来的，现在怎么样，连家都被抄了。”有人煞有其事地说。

    “龙港没戏了，落户在龙港的那几家大公司要迁走了！”

    “毁田建房，罪该万死。陈定模注定是要吃牢饭的，谢成河也跑不了。”

    老谢是管城建的副镇长，镇前路等几十条路，还有镇政府办公楼都是他建的。老谢在部队建过营房，搞城建还有点儿外行。不过，老谢肯学，当年参军时，他只读过两年半书，识的字还没有一笸箩底儿，部队扫盲时，他努力学习，实现了阅读没障碍。到龙港后，老谢背着包跑到温州城建局学了六个月市政工程，把自己从外行变成内行。

    老谢知道修道不能糊弄，知道“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可是大家恨不得一天就把马路铺出来，两天就把路两边的楼房建好。老谢整天像被狗撵着似的玩命似的往前蹽，他是“开路先锋”，他的路不开出来，一切都白扯。

    老谢修的路有的过于“简陋”，不仅跑不了汽车、马车、牛车，连载重的平板车也不行。空车拉拉还是可以的，不过谁会闲着没事拉空板车在老谢的路上来回走？这也不能怪老谢，镇里给他的钱和工期也只能修这样的路。手捏两分钱顶多买个铁环，想要钻戒就得去抢去偷去骗。

    不知情的人都骂老谢，说他把修路的钱贪污了。老谢有口难辩。受点儿委屈也就罢了，现在说要把他抓起来，让他吃牢饭，这位参加过对越反击战的老兵害怕了。土地未征先用，工程未批先建，毁那么多的田，真要追究起来，陈定模完蛋了，龙港完蛋了，他这个主管城建的副镇长也完蛋了。

    想想付出那么多辛苦，还把自己搞进牢里去了，这他妈的也太窝囊了。建镇政府办公楼，镇里抽不出人来，老谢只好一个人扛着行李卷住进现场，白天夜里盯在工地上，功劳、苦劳都可以不要，怎么也不能把自己整进牢里啊。

    老谢想想又觉得不对，尽管没批先征，没批先建，毁田建房，可是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你没有建设的地方也不行啊，他们怎么富得起来？就得凭天由命吧，搞不清楚。

    龙港也确实有让集资建城的农民不托底的地方，说地基在龙跃路，或建新路，或百有街第几幢，多少号，那里既没有街也没有道，不过是一片泥土地。钱都交半年多了，有的“街道”还是稻田，连路也没有；有的简易路不过是泥巴堆堆，石磙压压，撒点儿碎石子……有人说，你龙港跟我老家也没什么两样啊，不是也没有马路吗？我干吗要到你这建房？

    有人说：“我们的钱让陈定模他们花没了，路和桥建不起来了，我要退地，再不退款就什么都没有了。”

    还有人说：“龙港建不起来了，我们的钱给他们骗去了。”

    有些人本来就对买到的地基不满意，下手迟，像龙翔路、龙跃路、百有街那样的好地段都被别人拿下了，只好将就买一块。可是，钱交上就后悔了，有心退没理由，现在机会来了，哪里会放过？

    有人吵吵嚷嚷要退地退款，人群像从山上滚下的雪球越来越急，越滚越大。潜伏已久的焦虑、忧患、郁闷骤然爆发，讨钱的声浪越来越高，砂石路上尘土飞扬，聚集了一些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夜里，不知什么人把镇政府的牌子摘下烧了。

    乌合之众各打各的算盘，有人真想退局，不玩了；有人不过想浑水摸鱼，闹一闹，给陈定模他们出道难题，或者打击他们一下；也有人想通过这种方式施加压力，把交的钱压榨回来点儿……

    陈定模回来了，集资建城的农民见他没被抓走，长舒口气，心里悬了多日的石头总算落地。他没被抓进去，投进去的钱就不会打水漂，有人悄悄溜掉了，有人想弄清是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

    “退地可以，不过五年内龙港不会再批给你地基，另外退一间地基收取五百元手续费。愿意退的就办手续。”

    陈定模看似举重若轻，有几分底气，心里却有点儿发虚，不要说几百人退地，就是几十人退地，镇政府也拿不出那笔钱，收上来的钱都投入市政建设，变成了马路、桥梁、给排水设施……你总不能把马路、桥梁、自来水管线分给他们一部分吧？这一风浪刹不住，后果不堪设想。

    “定模啊，情况怎么样，能顶得住吗？”陈定模回到龙港就接到县领导的电话。

    1985年1月，胡万里离开了苍南，调任杭州市副市长。周方权接任苍南县县委书记。有人说，周方权“人长得清瘦，眉浓眼瞪，常常低着头走路，时常独来独往，沉思的情形多，随和的时候少”；也有人说他，“思路开阔，性情直率，大事抓得准，小事放得开”。

    “顶得住要顶，顶不住也得顶。我宁可让他们骂三年，也不能扔下一个烂摊子让老百姓骂三代。”陈定模对着话筒说。

    3

    她平静一下心绪，在心里默默念叨：“龙港、龙港，我要抓龙港！”

    杨小霞是在这退地风波最猛烈时选择龙港的。

    做销售不仅要把产品卖出去，还要把钱收回来。杨小霞有一个龙港客户，她要经常去催回款。她不能见面就要钱，要聊聊行业，聊聊产品，聊聊外部环境，目的是跟客户搞好关系。江南有三家真空镀铝厂家，她要说服客户进三分之二她的产品，然后返款再痛快点儿。客户聊着聊着就聊到了龙港的地价在涨，店铺也在涨，有哪些人过来办厂，政府批了多少地……

    听说在龙港两千多块钱就能买一间地基，她差点儿跳起来，这可太具诱惑力了。

    “妈妈，听说龙港发展很快，地皮也很便宜。”她跟妈妈说。

    “龙港？那里连个亲戚朋友都没有，谁去那儿干啥？”妈妈说。

    在许多人的眼里，杨小霞在金乡的日子已经够好了，有房，有事业，有钱赚。老公家有间两层的楼房，他们在二楼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客厅，这在当时已算是很不错的了。

    她从懂事儿就想逃离金乡。人挪活，树挪死，她却像一棵不怕被挪死，就怕死活挪不了的树。现在机会来了，她哪会放过？

    杨小霞的爷爷是地主。他那个地主在金乡既不算大，也不算小，有多少良田，杨小霞已无从知晓，她出生十几年前就分光了。不过，她家那个院子还在，院内有几十间房子，院外还有几十间，加在一起上百间。

    杨小霞生在大院角落的一间小屋，留给她记忆最深的就是那间矮小的阁楼，屋里摆两张床，一大一小。大的是父母的，小的是她的。夏天阁楼像蒸屉似的闷热，冬天冷得心抖。要站起来，得到屋脊下，离开那个地方就要像做贼似的猫着腰，一不小心还会撞头。楼下是厨房，住着她的哥哥、姐姐，还有奶奶。

    妈妈三十六岁那年生的她，对她宠爱有加，每顿饭都要喂她吃，喂到十岁。早晨，妈妈领她去菜市场，买两分钱海贝回来，烧给她吃。爸爸心不顺就跟妈妈吵。爸爸指责妈妈最多的就是：“家里这么穷，你还这么宠她。”家里的确很穷，穷得连孩子都养不起，妈妈生了五个孩子，三儿两女，把杨小霞上边的两个儿子送了人。

    杨小霞懂事时，爸爸和伯伯就不时被拉去挨批或陪斗。贫下中农如泣如诉地唱着“不忘那一年，爹爹病在床，地主逼他做长工，累得他吐血浆，瘦得皮包骨，病得脸发黄，地主逼债，地主逼债，好像那活阎王。可怜我的爹爹把命丧。不忘那一年，北风刺骨凉，地主闯进我的家，狗腿子一大帮，说我们欠他的债，又说欠他的粮。强盗狠心，强盗狠心抢走了我的娘……”她爸爸和伯伯戴着高帽，挂着牌子，低头弯腰站在台上，似乎他们就是那个带着狗腿子逼死别人爹爹，抢走别人娘的活阎王。

    爸爸老实，过去是伯伯当家，伯伯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现在那些“贫下中农”让他怎样他就怎样。伯伯性情倔强，时有反驳，那些人就把瓦片或玻璃砸碎，让他跪在上面。爸爸也时常沾光，陪着伯伯一起跪。起来时两膝是血，两腿不能动弹。

    杨小霞长大了，穿着一件大红毛衣，蹦蹦跳跳去上学。毛衣是妈妈一针针织出来的，她穿上很漂亮，期待着穿到学校给同学看看。

    “地主家的狗崽子！”半路上遇到同学，他们朝她喊道。

    “你穿的都是你家剥削去的！”

    “让她脱下来，脱下来！”

    他们像开批斗会似的围住她。她惊惶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委屈得泪水在眼里转悠一圈儿又一圈儿。为什么只要自己一开心，同学就会指着鼻子骂她“大地主家的狗崽子”呢？她跳绳跳得好，他们要骂，她穿件新衣服也要骂。谁说这毛衣是剥削来的？毛线是爸爸挑着粪桶挨家挨户掏厕所挣的，毛衣是妈妈一针一线织成的。可是，这跟他们讲得清吗？她的泪水一滴接一滴落下来。从那以后，只要穿好看的衣服她就恓惶不安。

    读小学时，她入不了少先队。快毕业时，班干部说已批准她加入少先队，发给她一条红领巾。她高兴地把红领巾拿回家，对着镜子带上，解下，再带上，再解下。她知道自己现在还不能带出去，要明天的入队仪式上，班干部给自己带上。第二天，她早早就去了学校，班干部见到她却说：“你是地主的女儿，不能加入少先队。”

    学校成了她的伤心地，欢乐像稀疏的星星，痛苦如漫长黑夜。每逢被人欺负，她就会对自己说，我长大了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一定要赚很多很多的钱，让父母过上舒舒服服的日子。

    杨小霞十九岁时就赚了两万多块，成为金乡年纪最小的“猴子”。这时，已没人再骂她“地主家的狗崽子”了，可是跟熟人打交道时，他们的眼神、表情、动作时常会唤醒她童年的记忆，让她从他们的眸子里看到过去的自己。这让她感到压抑，感到痛苦，感到屈辱，感到愤懑，感到浑身上下哪儿都不舒服。她想去龙港，想躲开那些眸子，可是她有丈夫，有孩子，有父母，还有亲戚，他们像网似的缠着她的双脚。

    她跟他们说龙港，结果没有一个人感兴趣。在他们的眼里，龙港不过就是方岩下换个名堂而已。方岩下怎么能跟我金乡相比？龙港就像小时候家里穷得穿不上裤子，后来家里富了，穿得溜光水滑，可是在世人眼里他还是那个穷得光腚的穷小子。

    金乡人不去龙港毫不奇怪，在江南垟，金乡人犹如贵族，有自己的方言——金乡话，有自己的城墙，也有像老上海人那种意识——除了此地都是乡下。为此，金乡人对家乡的忠诚度极高，当钱库人像开闸的内河之水涌向龙港时，他们却冷眼观看，不为所动。

    杨小霞的父亲在金乡遭受那么大的屈辱也没想过离开。一年前，金乡镇五一村拍卖地基，起拍价每间一万元，几乎无人问津。父亲却跑去拍下一间，似乎冲的就是这个价，且为此欣慰不已。

    这也许是激活了家族遗传给父亲的买房购地的欲望，他虽然不能像祖父那样坐拥百间房屋，但今生今世也要有所斩获；也许想起当年他最大奢望就是让他从早到晚地挑粪，而不是被揪到台上挨斗。那时，他挑一年的粪才挣一百多元，不要说买地建房，养家糊口都做不到。如今，他老杨头儿买下金乡最贵的地基，这让他很有成就感，有种扬眉吐气的感觉。拍下的那块地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感觉，哎呀，真好。

    父亲把那间地基给了哥哥。父亲生有三个儿子，送人两个，哥哥成为父亲身边唯一的儿子。父亲也许感到亏欠儿子的太多，想补偿一下。儿子从小就懂事儿，当年吃不上饭，饿得浑身绵软，两眼冒金星，他也不喊饿，实在挺不住就舀瓢凉水喝下去。如今儿子还经常开玩笑说，他是喝凉水长大的。这话当父亲的听了肯定会心酸的。

    “龙港是江南垟最大的蛋糕，我算过在那批地建厂是很划算的。”在家没市场，杨小霞在企业的股东会上说道。

    他们的镀铝厂效益超好，产品供不应求。不过，生产能力有限，需要扩大再生产，需要建新厂房，添新设备。可是，十六位股东各揣一个算盘，自己拨拉自己的，怎么也拨弄不到一块去。有人想在金乡建新厂，有人想多分红少投入，维持现状，除杨小霞之外没人想去龙港建厂。

    杨小霞说，我们把新厂建在龙港，每年可节省运费和人工费。她拿出小本子一笔笔算给各位股东。金乡到龙港有二十多公里，厂里每天有多少人过去，交通费要多少，那边的业务量有多少，运费多少，通过龙港发往其他各地的产品有多少，从金乡到龙港的运费要多少……

    “那也没必要去龙港建厂啊，我们金乡的业务不比龙港少，利润比龙港还高……”有股东说。

    “我认为龙港将来肯定比金乡好。”杨小霞说。

    她的预测没得到其他股东的认可。在其他十五位股东中，四位是她的亲戚，有她的表哥、小叔子，还有丈夫的姑父。姑父是厂里的核心人物，他过去是酒厂厂长，在苍南很有人脉。一年前，镀铝厂遇到过不去的坎儿，杨小霞把他拉进了群。他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难题，挽救了企业，在股东中赢得了尊重。

    能不能在龙港建厂，姑父是关键。他不仅能改变其他股东的态度，还能动用关系，去龙港批地。可是，他偏偏对龙港不感冒。杨小霞去他家游说，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不知游说多少次，姑父终于答应试试看。

    也许姑父神通广大，也许龙港正值低谷，许多人要求退地，龙港镇政府批给他们2.8亩工业用地。那块地呈三角形，位于新一街附近。

    地皮批下后，股东开会讨论分家。外边传说，龙港的路还没修起来，能不能建起来还说不准，政府的引进政策力度也不够大，第一拨去龙港办厂的都在退地卖房往回撤呢，所以十六位股东，有十五位要留在金乡，仅杨小霞一人愿意去龙港。让她自己去？批下来的土地每亩四万元，要11.2万元，建厂房、进设备还需要一百来万，她吃不下。讨论来讨论去，没人愿意舍命陪君子跟她去龙港。

    有人提议把那块土地分成两块，一块建真空镀铝厂，另一块建其他厂。大凡不涉及个人深层利益的事情都容易达成一致，土地很快就划分了出来。土地分好了，厂分好了，人怎么分，谁去龙港，谁留金乡？

    股东都清楚，去龙港等于二次创业，要建厂房、进设备，等安装调试完了，至少得一年。这一年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建好后要重打锣鼓另开张，盈亏没有保证，何况龙港现已有了一家真空镀铝厂。金乡的老厂基础好，客户稳定，产值和效益还在增长。

    路塞死了，无法分流。姑父提议十六位股东自愿组合,分为三股，通过抓阄决定哪股去哪个厂。这个提议得到大家认可。杨小霞和她的表哥、原来的厂长，还有一位股东为一股。

    抓阄时，他们那股的人都说让杨小霞抓。她站在几个纸团前，平静一下心绪，在心里默默念叨着：“抓龙港，抓龙港，我要抓龙港！”

    她把手伸出去，抓起阄儿。纸团轻如鸿毛，重如泰山。她小心翼翼，又迫不及待地把纸团展开，果真是龙港！还是可建真空镀铝厂的。天助我也！她喜极泪下。她默默地在心里说，我一定要在龙港占有一席之地，也一定会在龙港占有一席之地，不论多么艰难，多么艰苦，我都要把这个厂做好。

    4

    第一天退地的多一点，第二天就少些了，第三天就没人退了

    在龙港，干部职工建房占相当比例，稳住这些人也就稳住了基本盘。

    陈定模从苏州回来就召集他们开会，从国家建设部的“以集镇建设为重点，带动整个乡村建设”，讲到龙港的现实、未来，以及镇委镇政府的决心与信心，希望大家不要跟风退地。

    在这些干部职工中，有一部分是港区时分的地基，政府给每户补贴五百五十元，另外县计委在建材上也给了补助，退地要退回补贴与补助。还有他们开工得早，房子已经竣工，或临近竣工，地可以退回，建好的房子怎么退？

    干部职工毕竟是体制内的，都是穿鞋的，不会像“光脚”的农民那样可以不考虑影响，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尽管有人对陈定模收取公共设施费心怀不满，却不希望龙港下马。大多数人都清楚若不是陈定模这样敢想敢干，敢担风险，龙港是不会有今天的。只要龙港建起来，他们的房产就会升值，楼下的商铺会租出去，欠的债也会还上，谁会跟钱过不去呢？背后搞小动作，打小报告的人，也许大多是想搞搞陈定模，给他添添堵，仅有极其个别人想鱼死网破，不惜代价，置陈定模于死地而后快。

    接着，龙港镇干部分头下去做退地农民的工作，镇里还召集企业领导和享受优惠政策的“两户一体”人员开会。

    “有人说我陈定模被抓了，龙港建不起来了。你们看看，我陈定模不是好好的吗？只要我陈定模在，龙港的政策就不会变，建设就不会停。大家不要担心，建设部提出以集镇建设为重点，带动整个乡村建设。‘人民城市人民建’在龙港已充分显示出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在不久的将来，龙港一定会赶上鳌江，超过鳌江！大家要是相信我陈定模就把房子建好；不相信我陈定模，龙港就把钱退给你。不过，龙港发展起来了，可不要后悔。龙港这块肥肉是给有福气的人吃的，不是谁都能吃到嘴的。”

    两个会开过，退地呼声弱了许多，不过仍有不少人坚持要退。

    “说实在话呢，有的说你龙港搞得起来呀？学校也没有，水也没有，电也没有，是吧？既然搞市场了，我们这没有经济了，（县）政府不管你了，就是说你怎么办都可以。”章圣望回忆道。

    有人为退地到处找关系，托门子。有人找陈定模，有人找章圣望、陈林光，还有人找他们的老婆孩子，找不上镇领导的就去找下边的村干部。

    陈定模的小儿子志瑜在税务局，他们系统的一位领导在龙港批了一间地基，不想建了，想退掉。按规定已付的六十块钱赔青费是不给退的。他想让志瑜跟父亲通融一下，把那六十块赔青费退还给他。

    “这是政府规定的事情，你的领导要是过来能退的话，那别人呢？我这个工作怎么做？我是没办法做的。”志瑜回家一说，惹恼了父亲。

    志瑜只得为难地跟领导说：“真的没办法。我跟他讲了，他不同意。”

    领导很失望，觉得志瑜连这么一件事情都搞不定。从那之后，志瑜再也没为别人的事求过父亲。

    “龙港搞不搞得起来？”有人通过亲友找到李其豹。

    “放心，会搞起来的。你不要退地，不要听别人的，退地要损失千八百块呢。”

    “好好，不退了。”

    “你们村的村民当时有什么反应呢？”采访时我问李其豹。

    “村民就怕了，他们把地退了，房子建不起来，这个镇不是就搞不起来了，我们不就完蛋了？那些地都被搞得不三不四了，这儿挖条沟，那儿挖条沟，把土堆到‘路’上了，地也没法种了。”

    “你们村的村民会不会担心龙港建不起来？”采访时我问当时任方岩村支书的方建森。

    “我们村基本上是不会的，村里比以前总体来说好多了，道路也宽了，房子也都临街了，面积也扩大了。我们村是镇中心。”

    坚持要退的，给不给退？镇委、镇政府开会商量，最后决定一是做好宣传解释工作，二是实在要退的就给退，不过五百元的手续费是要收的。

    镇政府拿不出这笔钱。怎么办？陈定模说跟下边的村里借。

    陈定模认为下边的村就是镇政府的腿。他一上任就到方岩、河底高等村调研，发现村两委[3]犹如老年协会，平均年龄接近六十岁，大多数的村支书都是土改干部，思想僵化，跟不上改革开放的形势，说起话来还是“文革”那一套。他们大多不识字，不能读书看报，开会记不了笔记，有时还打瞌睡，靠他们怎么能把新精神传达下去？他们还不会说普通话，只会讲方言，外边农民进城后，怎么沟通和交流？

    这是什么腿？犹如走路画圈儿、处于半瘫痪状态。这样绵软无力的腿脚哪里承得住重任？靠他们哪能建设龙港，哪能带领村民致富？

    在金钗村，陈定模看好了李其豹。他把李其豹叫到他办公室，“你要出来竞选村委会主任。”

    李其豹是金钗河村的治保组长、赤脚医生，在村里威信很高，他说话村民都肯听。

    “我不想当干部。”

    李其豹因为父亲的问题，当年考民办教师都考不上，别说当村干部了。

    “你要出来的，你不出来这个城镇建设怎么搞啊？你不是为自己，是为大家，为龙港。你必须要出来的呢，你这个村是中心村，镇政府就在你这个村。”

    李其豹还是不想干，当村干部不划算，得罪人不说，每月工资才几十块，当赤脚医生每月能赚百八十块。

    在陈定模一遍遍的劝说下，李其豹参选了，当选为村委会主任。

    在方岩村，陈定模看好了村委会主任方建森。陈定模认为他有能力，办事公道，威望高，在拆迁和土地征用时都很给力。陈定模想让他当村支书。

    “我当什么书记？我这么年轻，虚岁才三十一，当书记我哪里吃得消？我不干。”

    “你说不干就不干？你是党员不？是党员就要服从组织！”

    “你既然叫我当书记，老书记就要保留在村党支部。”

    “为啥要这样做？”

    “我当书记，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把他赶下台的，这样不行的。我入党是在他手上入的，他对我有恩。再说，他也没犯什么大错误。”

    陈定模答应了，方建森当选为方岩村支书。

    在1985年村两委换届时，九个村的支书和村委会主任都换上了三十多岁的年轻人。

    陈定模出身于农民，知道如何跟农民打交道，知道跟他们光讲道理、讲政策法规是不行的，还要讲情讲义、讲关系，这样才能令行禁止。陈定模的做法很另类，他每半个月跟他们聚一次会，九个村支书加陈定模正好十个人，按年龄大小排序，轮流做东，吃农家菜，喝家酿老酒，聊工作，说知心话儿。陈定模年纪最大，第一次聚会在他家，胡顺民下厨烧菜。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陈定模离开。有一本杂志叫《半月谈》，他们把这种聚会也称为“半月谈”。

    “镇里有什么事情，这个村碰到什么问题，那个村碰到什么问题，大家一起商量商量，把它一件件解决掉。陈书记有思路，思想很超前，也敢拍板。”李其豹回忆说。

    “九个村的书记很团结，跟陈定模也很合得来。镇政府开展什么工作，我们九个村都大力支持。陈书记说拆迁拆到哪里，路拉到哪里，我们就做大量工作。不管他布置什么任务，我们都努力把它完成。”方建森说。

    “村里土地补偿款还没发下去，镇里拿过去，给工程队做路，给要退地的退款。退地的时候，发票拿到城建办公室，原来安排哪条街，哪一栋，第几间，手续费要先交掉，然后就给你办退款手续了。第一天退地的多一点，第二天就少些了，第三天就没人退了。”李其豹说。

    在那场退地风波中，有三百来户离开了龙港。这不是小数，已超过进城农民的百分之十五。

    [1]说到路，金钗河村原书记李其豹用了“拉”字，很形象。

    [2]参考胡方松、林坚强：《温州模式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3]即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自治委员会的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