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城者(中国农民城) 正文 第6章 穷而强悍的陈家堡

    陈定模终于进了城，实现了十五岁时的梦想。可是，哥哥、姐姐、妹妹，陈家堡的父老乡亲、钱库的百姓，以及八亿农民的梦想与现实还隔着大江大河

    1

    百姓认姓不认官，黄姓书记只得改姓为陈

    1984年的夏天，陈定模回到陈家堡。

    陈家堡过去称为陈堡，位于钱库镇[1]之北，距钱库镇约十里地。陈家堡是一个大村，有三个自然村——陈东、陈西和陈南，近千户人家，六七千人口。苍南农村聚族而居，宗族意识浓重，建筑讲究“高大上”的，除了寺庙、教堂就是祠堂。“仅江南地区域内，现存祠堂即达一千多处。”[2]在农民的心目中，观音菩萨、释迦牟尼、上帝耶稣和祖先近乎同等重要。

    江南也是宗族械斗的高发区，“据有关方面的不完全统计，自1967—1991年间，共发生大小宗族械斗1000多起(其中，发生于1979年底以前的，约700—800起，发生于1980—1983年间的65起)，死亡20人，伤39人(其中重伤8人)，烧毁房屋218间，直接经济损失在300万元以上。”[3]在苍南陈是大姓，约十六万人，占全县人口百分之十五左右。陈姓大多居钱库，钱库的陈姓集聚陈家堡村、仙居村、柘园村和雅店桥村，他们结盟为兄弟，称之“四姓陈”。不论哪一“陈”与其他姓氏发生械斗，其他三陈均得参战，开销共担。由于人丁数量不等，仙居和雅店承担一半，陈家堡和柘园承担另一半，陈家堡人丁多，承担一半的百分之六十。1949年前，“四姓陈”攻打宜山张家堡，号称出兵一万，械斗惨烈，死伤众多。

    陈定模说，“近百年来，‘四姓陈’跟其他宗族发生械斗多达十几次，最早是与十二岱黄姓相斗，黄姓联合杨姓，与‘四姓陈’斗。”

    陈长许说，1966年“文革”开始后，钱库的红卫兵到陈家堡的陈东公社抄陈氏家谱。陈氏七百余年的家谱存放在陈定荣家。陈定荣年近六旬，民国时期开过杂货铺。老人闻讯事先把一箱箱的家谱藏到稻草堂。红卫兵扑个空，把他抓去。陈东人心里窝了一口恶气。

    接着，金乡的陈姓被王姓打了。那边陈姓弱于王姓，于是陈家堡族长带人划船过去，想平息事端，不料在金乡坊下村遭到殴打。于是，陈家堡派兵和金乡陈氏一起攻打王姓，械斗规模越来越大。

    1968年，械斗还在持续，陈家堡一人去钱库买米，被吴姓抓住，扔进粪坑。（当时林、金、吕、钱、刘、方六姓为一派，杨、黄、王、吴、李、张、章、夏、缪、冯、薛、孙、董、潘十四姓[4]为一派。一年前，陈姓与杨姓发生过一次械斗，为此积怨甚深。）在镇上买东西的陈家堡人得知，一哄而起，打散吴姓众人。被扔进粪坑的那人三四十岁，身体健壮。他自己爬了上来，跌跌撞撞地回到陈家堡，进祠堂击鼓，随之号角吹起，族人聚集祠堂。这事非同小可，按当地风俗若把人扔进粪坑，他的整个家族都会跟着倒大霉。

    族长派人通知“四姓陈”的其他三方。数日后，举兵数千，刀枪林立，红旗招展，每面旗均绣一个大字——陈。陈长许说，我们这儿有个规矩，男孩子只要满十八岁，宗族械斗就得参加。不参加且如果打败了，他们家的门板不仅会被抄走，而且从此抬不起头来。

    1968年8月16日始，陈、杨两大派大战四十九日，未分胜负。

    于是，“四姓陈”召开东田会议，参会有一百三十一个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计三百余人。会议决定成立武装总指挥部。杨姓也召开类似会议。

    1968年10月26日，“四姓陈”出兵六十人，分三路人马，从西南、北、西北强攻龙船峥[5]。陈家堡出兵二十人，配备轻机枪两挺，步枪与半自动步枪十支；仙居、木桥头出兵二十人，配轻机枪两挺，火炮一门，步枪七支；柘园、雅店桥出兵二十名，配轻机枪三挺，冲锋枪一支，步枪十二支。事后，仅陈家堡一路攻入，其他两路失利，四人战死。经一番拉锯战后，“四姓陈”大胜[6]，攻下龙船峥，像鬼子进村似的将财物洗劫一空，把房舍点燃，大火熊熊，映红半边天，龙船峥村被烧得只剩下一个茅房。

    杨姓等不服，又有了柘园、神宫桥等大规模械斗……

    “在龙船峥、柘园、神宫桥等地爆发大规模械斗。这场械斗共相持一年零四个月。其间，双方抢劫军用仓库，购买武器、弹药，动用现代化的武器，进行了5次大规模械斗，共打死13人，打伤10多人，烧毁民房198间，拆毁民房63间；仙居乡龙船峥村全村148间房屋全部被焚为灰烬，成为一片废墟。据事后的不完全统计，这场旷日持久的宗族械斗，共造成了100余万元的直接经济损失。”[7]

    陈定模说，杨姓的龙船峥被夷为平地，村民流离失所。事后，陈、杨双方各有一人被判处死刑。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宗族械斗中，“四姓陈”等获胜，杨、黄等大败。杨、黄麾下的章姓一支迫于生存压力改为姓陈。宗族械斗影响到学校，学生以姓氏划分团伙，上学携带棍棒，一言不合，挥棍便战，不时有群殴现象发生。百姓认姓不认官，对公、检、法执法人员也是如此。坊传，金乡一位陈姓派出所所长下到陈姓势力下的村庄受到热情款待，下到黄家村落竟被缴械、绑架。一位黄姓干部被派到陈家堡的陈东公社当书记，被逼无奈只好办八桌酒席，改姓为陈，续入陈家堡陈氏西三房宗谱之下，这才站住了脚[8]。

    也许这就是陈定模姓陈，不适合担任苍南县副县长的头等缘由？那么两年前发生的那件事又能说明什么呢？

    1982年春出现了倒春寒，钱库区烂秧现象十分严重，陈定模坐船下乡检查各乡情况，在望里乡忽闻鼓声。

    “那里发生了什么？”陈定模警觉地问望里乡委书记李祖智。

    这种击鼓方式往往是宗族械斗发兵的前奏，鼓声还伴随零星的火铳声。陈定模刚任区委书记时，括山乡南垟村的董姓与小陈家堡的陈姓发生了械斗，董姓有两人被打死，也许因牵涉陈姓，乡干部吓得不敢处理。陈定模在县公安局的支持下，公正地处理了这起械斗事件，该抓的抓了，该判的判了。

    “可能是浃底园村的陈姓与宜山镇珠山村的黄姓发生了械斗。这两个村积怨已久，前不久，珠山村的村民把浃底园的人和船扣押了，浃底园村说要报复。我们正在做工作……”

    “加大马力，以最快的速度赶过去！”陈定模对掌船的说。

    十万火急，陈定模觉得将有一场大规模的宗族械斗发生，必须及时制止。

    “陈书记啊，仅我们俩去是没用的，解决不了的，根据这鼓声怕是已经发兵了。你到钱库没多久，村民不认识你，怎么会听你的。你去了制止不住，一要担责任，二是没面子，要是被村民打伤那就更不值得了。”

    “守土有责，我死也要死在现场，”他不容商量地说，“你是当地人，跟村里熟，你过去告诉他们区委陈书记来了，先不要发兵，陈书记有话说。”

    “不要发兵，不要发兵，区委陈书记有话说！”船一靠岸，他们就跳了下去，李祖智边跑边喊。

    陈氏祠堂，集聚了近千村民，头戴竹制头盔，身扎草绳，手持长矛，表情凝重，有的紧张得紧抿双唇，有的情绪激奋得大吼大叫，似乎在为自己和他人壮胆。按宗族械斗程序，要先拜祖宗，抹香灰，再拜佛求佛祖保佑，[9]接着是跳火盆。祠堂中央摆一熊熊燃烧的火盆，参战者要从火盆上跳过。对此说法不一，有人说这样械斗时会不惧生死；也有人说，这是让生命像火一样灵活而顽强。如械斗开始，女人要到佛堂或庙里点香灯蜡烛，以求佛祖保佑族人，并边敬拜，边诅咒对方，或站砧板前剁绳，每剁一刀就诅咒对方一句[10]……

    李祖智的喊声太弱了，犹如一枚小石子投入东海，被声浪吞没。他环视四周都是陌生的面孔，没有一个熟人。也许村干部知道要出事儿，要出大事儿，自己无力制止都躲了起来；也许村干部是后台，有许多宗族械斗的组织者就是村干部，李祖智情急之下把一位满头白发的老者拽到陈定模跟前。

    “我是陈家堡的，也姓陈。我想在发兵前跟大家讲五句话，多一句也不说，你能否跟大家说一下？”陈定模说。

    “你是区里的陈书记？要讲几句话？可以，当然可以。”老者看着陈定模说道。

    “乡亲们，安静一下，区委陈书记来了，他要跟大家说五句话。”老者把陈定模和李祖智领上祠堂的戏台，对台下众人说道。

    “他妈的，快相打了，才跑来放屁，早干什么了？”台下一位后生操持闽南话粗鲁地骂道。

    “你说什么？我还没讲话你怎么就骂人呢？”陈定模指着那人喝道，转过脸对李祖智说：“李书记，把这个人给我记住，事后找他算账。”

    “大家先不要吵。陈书记是陈家堡村人，也姓陈，是自家人。”老者说道。

    台下静了下来，那个后生被陈定模镇住了，缩了缩脑壳，不见了。

    “乡亲们，我今天不是来阻止你们发兵的，只是想跟你们讲五句话。我讲完后，你们要发兵就发兵。第一句话，你们这么多人去打仗，怎么打研究好了没有？第二句，这场仗能不能打得赢？第三，打输了怎么办？第四，打赢了，把对方的人打死了，谁去坐牢？为坐牢的人准备好补贴和生活费没有，由谁来出，怎么出？第五，如果你们打败了，有了伤亡怎么办，谁来赔偿？你们如果把这五个问题都研究好了，现在就可以出发；如果还没有研究好再听我讲一句话。”

    台下一片寂静，众人的目光都落在了陈定模身上。

    “陈书记是我们的人，我们听他说说。”老者说道。

    “珠山村欺人太甚，把我们的人抓了过去，这口气我们怎么能咽得下去。”

    “我们总不能挨了欺负连声都不吭吧？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有人喊道。

    “你们给我七天时间，我会把这事解决好，把被珠山村扣的人和船都要回来。如果我办不到，你们去区公所，砸我的办公室。你们看怎么样？”

    台下面面相觑，一下没了主见。

    “我们给陈书记七天时间，解决不了再发兵，大家认为如何？”老者说道。

    有人如释重负地走了，台下的人越来越少，渐渐走光了。

    几天后，在陈定模的协调下，被珠山村扣押的村民和船只都放了回来。这场宗族械斗总算解决了。

    陈定模说，在钱库当书记时，他的面前有“三座大山”：一是农民贫困问题，二是计划生育，三是宗族械斗。

    宗族械斗也是最让苍南县委书记胡万里头痛的问题之一。尤其是钱库，敲锣吹号，真刀真枪，拖拉机开出来照明，稻子绿了不关水；稻子黄了，枯了，不收割。人被打死了，宗族把他视为英雄，他的家人由族人共同抚养。

    胡万里说，这个问题不解决，苍南不用谈发展经济，不用谈改革开放，不用谈共同富裕。他采取四项措施：一是教育，天下农民是一家，农民绝对不能自己斗自己，另外让他们充分认识械斗后果的严重性，会致伤、致残、致穷、致贫；二是立法；三是收缴农民手里的枪支、武器、弹药和刀具；四是拆墙填沟，重修合好。他说，实际上族长就是大队支部书记，把这些人教育好很重要。

    2

    自家兄弟姐妹不动，谁会相信龙港是块大肉？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陈定模想，钱库的农民会不会顺着内河流到龙港，取决于陈姓，陈姓会不会响应取决于陈家堡，陈家堡村的乡亲们动与不动，取决于他的兄弟姐妹。他的兄弟姐妹若是不动，不论跟乡亲们怎么讲去龙港有多么好，哪怕是讲破了天也不会有人相信。

    陈定模兄弟三个，他上有一兄，下有一弟，还有三个姐姐、一个妹妹。姐妹均嫁到外村，兄弟都在陈家堡。哥哥长他十岁，是农民；弟弟小他五岁，在苍南县水利局工作，老婆孩子留在村里。在陈家堡，他们在经济上属中下水准，距“猴子”没有十万八千里也有千八百里。

    在钱库区，陈家堡亦属中下水平。几十年来，乡亲们参与多起宗族械斗，变得民风彪悍，孔武好斗，读书的少了，经济状况不大好，称得上“猴子”的家庭很少。陈定模盘算一下，远房的堂兄陈定运可以算上一个，称自己为“阿公”的本家陈瑞星算一个，本家侄子陈长许也算一个，算来算去全村不足十户。

    陈瑞星会去的。三月份，陈定模满怀激情地动员钱库区的“猴子”去龙港建一条街时，路遇陈瑞星。陈瑞星比陈定模小十九岁，他出生时，陈定模已离开了陈家堡。陈定模偶尔回村，他们是远亲，也没机会接触。陈定模回钱库当书记后，陈瑞星才有缘认识这位“阿公”。路上遇见，站路边聊几句。许多官员都怕事儿，尤其地方主官，生怕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求自己办事。陈定模不然，平易近人，古道热肠，不仅不怕事儿，还会主动找事儿，他会站在你的角度思考问题。

    陈瑞星在外边跑业务，在钱库碰上不容易。陈定模跟他说钱库要在龙港建条街，他表示参与。陈瑞星是见过世面的，在福建德化山区当过货郎，在江西深山老林刮过松脂精，又在湖南长沙跑了好几年业务，可谓见多识广。与其说他对龙港有兴趣，不如说是相信“阿公”。他说，首先“阿公”是区委书记，其次“阿公”说话算数，不蒙人。

    陈瑞星特意跑到方岩下去看了看，见江边铺了一条砂石路，走上去沙啦沙啦响，路边戳起一幢四层楼的饭店，江边有个工地，说是在建码头，再没看到别的变化。不过，他还是报名去龙港建条街。

    陈长许倒是称得上“猴子”，不过他刚在陈家堡建了三间房，估计去龙港的可能性不大。

    1981年，陈长许在马尔康赚了三万块钱，买下了木头、砖等建材，想要建房子。父亲给他和哥哥留下一间房，哥俩儿二一添作五，一人分得半间房。转眼间，陈长许已有四个孩子，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再加老婆和母亲，一家七口人挤在半间屋子，有点儿接近于“春运”的火车车厢。三十来平方米的屋子，除两张大床就是锅灶、橱柜和堆着的衣服和被子。两张床，一张是陈长许结婚时的婚床，一米八宽，木头的，还雕着花。晚上，他们夫妇和儿子睡在这张大床上。另一张床也是木头的，可宽可窄的，晚上搪两块木板，床就宽了，老母亲和三个女儿住在上边；白天把木板拆掉，床又变窄了。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陈长许选了好几处地都不成，想用自留地跟人家换，人家却不肯。实在没辙了，他决定把房子像庄稼似的种在自家的自留地上。他要建三间，找一群亲友上山帮忙挑石头，请施工师傅过来画线。

    “你不要建了，赶快拆掉！”房子建到膝盖高时，公社来了二十多人。

    “为什么不能建？”

    “你没有报批。”

    “我到你那儿报批，你批不批？”

    “到公社去……”

    “凭啥你叫我到公社去，我就得到公社去？”

    “你违法了。”

    “我违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哪个法？”

    “你不能在农田上建房。”

    “我家里有几口人，我家住房面积是多少？你公社干部知道吗？我住房实在太困难了，你公社应该给我安排宅基地，可你没安排。改革开放了，思想解放了，政策变化了，过去投机倒把是犯罪，现在给他们生意做了。我为什么不能在自己地里盖房？”

    陈长许虽然只读三四年书，可是在外闯荡二十来年，对政策知道一些，法律也懂一点儿。他想跟公社干部闹一下，不见得闹不赢。闹得赢，房子就建起来；闹不赢，建一半就得拆除。

    “我们陈家堡上千户人家，从1949年到现在，你们批过宅基地吗？没有，一寸都没有！你这个政策不行的，你了解我们农民的疾苦吗？解放三十年了，陈家堡所有后建的房子都是犯法的。我是犯法，你们不批嘛！农民没房子住，你作为领导应不应该关心群众生活，来来来，你到我家里去看看，我就半间房，就这么一点点。你看后再说我这房子能不能建……”

    那些人轮番进去看了看，有的边看边摇头，有的默不作声。一位姓杨的在北大荒下过乡，性格耿直，说话爽快：“这房子，你不让他盖也不行啊。”

    “叔，怎么办嘛，我的房子他们要拆。”陈长许跑到钱库，推开陈定模的家门说。

    “你就不要盖了，现在的政策也不允许。改革开放了，你的房子不要盖在农村。要建房以后有机会的。”

    “我已生米煮成熟饭，建上了。”

    最后，陈长许还是把那三间房子建了起来。1983年2月份搬了进去。在陈家堡，陈长许那幢房子称得上豪宅，上边有雕花，后边有花园，还打了一口井。他买回了洗衣机、彩色电视机。彩电是用外汇券买的，那是日本原装的——日立牌的，十八英寸的。陈家堡三天两头断电，陈长许跑到鳌江花一千二百多块钱买回两个电瓶和一个变压器。

    后来，陈定模埋怨过陈长许：“叫你不要盖，你还是盖了，现在龙港的房子你盖不盖？”

    “盖、盖、盖。”

    3

    “你不当书记了，我们怎么办？在那儿想晒太阳都没地儿。”

    陈定模先去见哥哥。他们兄弟住在同一幢房子里，他是东边套，中间是弟弟，然后是哥哥。哥哥的日子不如他和弟弟。陈定模到哥哥家，跟哥哥、嫂子讲去龙港建房的事。

    陈定模说罢，哥哥默默地看着他，没作声。

    大嫂说，我们的地在陈家堡，去龙港没地种，吃什么？到那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我们讲不来他们的话，他们听不懂蛮话，买菜讲个价、街上问路都没办法。我们都去龙港了，祖坟怎么办，爷爷奶奶和老爸的坟谁来守？

    南宋淳祐年间，祖先万六一公从福建霞浦县迁至陈家堡已七百多年了。这一家族像株老树，根深叶茂，哪里说走就能走？人熟为宝，陈家堡不是亲戚就是邻居，周围的人不是看着自己长大的，就是自己看着他们长大的，知根知底，有安全感。

    大嫂的弟媳妇也反对他们去龙港，她对陈定模说：“你在龙港当书记好办，我们在那儿还有个依靠，你不当书记了，我们怎么办？在那人生地不熟的，想晒太阳都没地方。出家容易归家难啊。”

    江南冬季屋里阴冷，对苍南农民来说冬天晒太阳是件大事，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哥哥，你不要听她们的，听我的。你们跟着我走会吃香的喝辣的。”

    哥哥思索着，眉头紧皱，似乎这个决心难下，又似乎不好当弟弟的面让老婆下不来台。哥哥读过师范学校，嫂子没有文化，他们夫妻俩没有多少共同语言，感情平平淡淡。不过，孩子却没少生，总共生了十一个孩子。陈定模认为母亲给哥哥成家过早，哥哥1954年就有了孩子。其实，哥哥结婚时已二十五岁，那年代这个年纪的男人早就抱儿子了。

    “你们不去，别人怎么会去？没人去的。”陈定模见此，只得实话实说。

    “去！”哥哥说。

    嫂子贤惠、善良、忠厚、孝顺，从来不跟别人吵架。见哥哥说话了，也就不吱声了。

    关键时刻，哥哥又支持了他。父亲去世那年他七岁，哥哥十七岁，小弟两岁，小妹出生才三天，还有年迈的爷爷奶奶和四个没成年的姐姐。用陈定模的话说，“老的没了牙，小的没长牙。”哥哥还有一年就师范毕业了，只得选择退学，挑起父亲丢下的养家糊口重担。

    “定模啊，听说平阳中学扩招了，你能不能考上？”哥哥边割早稻边对十四岁的陈定模说。

    “哥哥，我考上又怎么样，咱家供得起吗？”陈定模头也没抬。

    他辍学务农已有数月，失学的心早已麻木。他的脸晒黑了，手粗糙了，肌肉也多了。可是，他生得矮小瘦弱，身单力薄，只能给哥哥帮帮手。

    “你要是能考上，哥哥就是要饭也给你读！”二十四岁的哥哥说。

    哥哥长得越来越像父亲了，高大魁梧。父亲是远近闻名的拳师，不仅武艺高强，还擅长正骨。父亲在世时，他们家还算殷实，置办了几亩薄地。父亲要是活着哪会让他和哥哥种地？在这个家里，也许只有哥哥能读懂他，知道他内心深处的痛苦，还有失去目标的茫然。哥哥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哥哥那些师范同学，有的当上了校长，有的进了政府机关，差的也是挣工资的教师，他却成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土改”时期，哥哥有机会去当警察，爷爷坚决不同意，认为“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还有哥哥出去了，家里的地就没人种了。于是，哥哥错失了那一机会。

    “哥哥，你这话是真是假？”镰刀停下了，陈定模抬头问道。

    “真的。”

    还有半个月就要考试了，平阳是个拥有一百多万人口的大县，中学却仅有两所——平阳中学和平阳第二中学。平阳中学在县城，二中在北港水头镇，两所中学都极难考，录取率仅有一比六，陈定模比其他考生少复习好几个月，能考上吗？

    “那我今天就不跟你割稻谷了，我回家复习了。”

    说罢，陈定模丢下镰刀就往家跑。那块地与家隔着两条河，他到河边跳入水里游了过去。

    “怎么回来了？”妈妈问道。

    “哥哥说叫我去考中学。”

    “考上也没钱读啊。”妈妈看着浑身湿淋淋的儿子，无奈地说。

    全家十一口人，靠哥哥种的几亩地勉强维持。父亲去世那年，妈妈把刚出生的小妹送给邻村一户没生育的人家，怕他们待小妹不好，还送给他们0.9亩水田。

    天空像沉落水中，渐渐暗了下去，祖屋像粗糙的石块，有着风雨冲洗不去的卑微。爷爷说，它是用财主家牛棚拆下的木料搭建的。“不怕货不好，就怕货比货。”祖屋的门前是江南垟最大财主的宅院，相比之下，祖屋显得更加寒酸委琐，无地自容。不过，房后靠西还有两幢茅草屋，是两户宗亲的，一户日子实在过不下去，把房梁拆下卖掉了；另一户衣食有余。前后左右邻居除几户比较殷实，大多饥寒交迫。

    这样的祖屋也不能独家享有，要和祖父的兄弟平分，一间客厅两家共用，陈定模家还分得一个灶间和两个房间，约四十平方米。一间住着祖父母，另一间住着妈妈和他们兄弟姐妹。

    屋前有一片晒谷场，还有巴掌大的菜地和一小块堆放稻草的地方。陈定模从那浸透着岁月沧桑和生气沉郁的祖屋走出，拽过一条长凳，平躺上去。从平阳考试回来，他就跟哥哥下地干活儿了。干了一天农活，他感觉筋疲力尽，躺在板凳上舒展一下四肢。

    盛夏，陈定模时常睡在外边，以板凳为床。蚊虫多时，他就在周边点燃稻草熏赶一下。从县城回来，他心里有了一个挥之不去的梦——进城的梦。如考上中学，就会在城里读三年书。他对未来既忧虑又期待。

    “定模啊，你考上了！”

    正迷迷糊糊将要入睡的陈定模像受惊的小鸟扑棱一下，坐了起来。

    同村的两个同学兴奋地站在板凳旁，他们坐船到方岩下看了平阳中学的录取公示，陈家堡考上五名，有他们俩和陈定模。

    “我家没钱，不读了。”

    欣喜像闪电，转瞬一片黑暗。陈定模进过城，有过美好的向往，说这句话时心里是何等锥痛和绝望。

    “读，给你读。”哥哥说。

    被生活压榨得喘不上气的哥哥说这句话有多么力不从心，要下多大的狠心？他也许在赌，把家里的未来赌在定模身上。

    哥哥跑出去借钱，妈妈把爸爸的一件棉大衣拆了，取出棉花纺成纱，再织成布，然后用草木灰漂白，给陈定模做了两件衬衣。没有脸盆，妈妈想起二姐出嫁时陪送一个小铜盆，让陈定模去借回来，妈妈用草木灰擦亮。没有衣箱，去大姐家借个书笼，那是大姐夫读师范时用的，毛竹编的。

    陈定模怀着梦想，挑着担子上路了，一头是被子，另一头是书笼，装着仅有的几本书和几件衣物。

    那届平阳中学招十一个班，陈定模被分到甲班。学校没有宿舍，一百多学生住在一座破庙里，睡的是上下铺。陈定模没钱买蘸水钢笔尖[11]，用从家带去的毛笔；没钱买纸和本子就找一块木板，毛笔字写上可以擦掉。饭是自己带的米蒸的，菜是咸菜。没带多久家里就没米了，只好带地瓜干。没钱坐船，他就走着上学，三十公里路，快走五小时，慢行六小时。妈妈给他做的一双鞋舍不得穿，放在书包里，光着脚走。快到学校时，到河边洗洗脚再把鞋穿上。有书读的感觉真好，他感到幸运，感到自豪，感到每天都朝梦想靠近。

    读到1954年上学期，也就是初一的第二个学期，家里说什么也供不起了。陈定模只好辍学回家。

    1955年一天傍晚，在田里劳作一天的陈定模累了，想要睡觉。

    “定模啊，乡里招工你去不去？”他的堂兄，也是他的小学老师拿着招工表找上门。

    堂兄到钱库镇买东西，看到县里招工告示，要求家庭出身好，小学以上文化程度，未婚的。堂兄想到了陈定模。

    辍学这一年多，陈定模饱尝艰辛。退学那年的春天，家里余粮仅够两个人吃了。这时，哥哥已结婚，母亲决定带着陈定模、弟弟、妹妹去福建逃荒讨饭。小妹本来送给了仙居乡下的一户农家，希望她能吃上饱饭。没想到小妹八岁那年实在饿得不行了，跑到田埂挖草茎吃，被大哥看见了。大哥跑过去抱起骨瘦如柴的小妹，发现她得了夜盲症，什么都看不见了。大哥泪流满面，愧疚不已地说：“小妹啊，跟哥哥回家吧，以后没饭吃，哥哥少吃几口，也要把你抚养成人……”小妹哭着死死地抓住大哥，说什么也不松手了。就这样，大哥把小妹抱回了家。

    逃荒那天早晨，碧空如洗，亲戚划着两条船送他们去桥墩镇[12]，除他们娘四个之外，还有同村的两位堂舅。船过灵溪不远，天突然阴沉下来，转瞬风雨交加扑了过来，他们一行被浇成落汤鸡。靠岸，找到户农家避雨。这雨似乎成心跟他们过不去，下到天黑还意犹未尽。他们走不了，只得住下。那户人家古道热肠，大厅铺了稻草和竹席让他们过夜。次日早晨天晴，谢过主人，他们划船上路。船到桥墩三十六村上岸，陈定模挑行李在前，弟弟、妹妹跟在小脚的母亲身后。去福建桐山[13]要经枫树湾，山道崎岖而陡峭，狭窄而险恶，有段山道在悬崖之上，稍不小心就“一失足成千古恨”。

    到了桐山，在山下祠堂的戏台下安顿下来，陈定模领着弟弟砍柴到城里去卖。砍一天的柴，可换回四斤地瓜，四口人勉强度日。

    早稻下来，他们回来了。母亲跟哥哥分了家，哥哥把三亩好地留给母亲，带着四亩薄田另立门户。家虽分开了，陈定模地里的活儿拿不起来时，哥哥还是要过来干的。冬天，家里没了柴烧，陈定模跟着同村人去山区买柴。回来时，他担五十斤的柴走在悬崖峭壁边缘，那真是心惊肉跳，两腿打战。

    当农民太苦了，去过鳌江后，陈定模做梦都想离开农村。在三兄弟中，他生得矮小瘦弱。母亲找算命先生给他算过，说他这辈子是“种田田长草，种山番薯赛如枣”。意思是他在平地种不了田，上山种番薯长得比枣还小。母亲为此没少抹眼泪，感叹自己命苦，中年丧夫，养这么个儿子又种不了田，以后日子怎么过啊。

    堂兄掏表来让他填。堂兄说，可以填报公安局、银行、学校和新华书店。他想，自己长得这么瘦小当警察是不合适的；去银行也不行，万一记错账，自己赔不起；当老师又怕学识浅薄，误人子弟；新华书店好，有书读是莫大的幸福。

    陈定模被录取了，填报新华书店的只有他一个。在平阳县新华书店培训后，他被派回钱库图书门市部，有了城镇户口，吃上供销粮。他对哥哥心存感激，如不是哥哥让他报考初中，也许就像哥哥那样种一辈子地了。

    陈定模每月有二十几块钱的工资，还有二十多斤粮票，家里的生活得以改善。1958年，钱库区撤销，三分之二并入宜山，三分之一分给金乡，陈定模被调到山门区绿矾厂硫铁矿煅烧炉当工人。他在那结识了山门区农技站的胡顺民，两人颇有好感，没等拉开初恋的序幕，她就去支援宁夏建设。两年后，她生病退了回来，他们邂逅后，恋爱结婚。“三年困难时期”[14]日子过得苦了，他和母亲、弟弟经常饿肚子，顾不上照顾哥哥。1961年时，他被调到山门镇供销社，日子好起来，他给哥哥找了一份开机械的工作，不像种地那么辛苦，每月能赚三十多块钱。哥哥很高兴，可好景不长，哥哥只干了半年。

    “文革”期间，胡顺民恢复了工作，他们家变成双职工了，陈定模有能力救济哥哥了。哥哥孩子多，四男五女，生活贫困。每逢春耕前，陈定模就请哥哥过来住一个月。他们杀鸡、宰兔、炖猪蹄，给哥哥好好补一下身体，回去好有力气种地。走时，他要准备两麻袋地瓜丝、地瓜粉、芋头和碎粉干，让哥哥担回去。胡顺民在粮店工作，有时粉干碎了卖不掉，处理时她就买些回来。

    陈定模还给过哥哥几个日本尿素袋子。“文革”后期，中国从日本进口大量化肥。没想到它给人们留下最深刻记忆的不是化肥，而是化肥袋子。袋子是白色人造棉的，也就是化纤的，印有黑字“日本产”“尿素”“含氮量保证46%以上”“净重40公斤”“╳╳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当时，国内物资匮乏，发的布票远远不够用。

    陈定模与胡顺民夫妻照

    人们发现尿素袋子的布柔软细腻，还非常结实，把它拆开，染成黑色可以做裤子。尿素袋子做的裤子垂度好，风儿一吹像旗帜似的抖动，凉爽惬意，时尚潇洒。于是乎公社干部、大队干部都穿上尿素裤子，一时顺口溜甚嚣尘上：

    “社干部，队干部，一人一个尼龙裤，有黑的，有蓝的，就是没有社员的。”

    “来个社干部，穿的化肥裤，前面‘日本产’，后头是‘尿素’。”

    “日本产尿素，做成飘飘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

    ……

    尿素裤不是谁都能穿的，它成为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成为门子硬的标记，成为骄傲自豪的资本。

    作家王跃文在《我的堂哥》中写道：“我上大学几年，每次放假回来，都听说很多通哥的事情。想不到阳秋萍同他离婚了，跟了幸福。村里人说得难听，幸福用三条尿素袋子，就把阳秋萍睡了……”

    可见，尿素袋子成了比钱还好使的硬通货。陈定模在供销社，自然搞得到尿素袋子。

    哥哥性格温和，从不跟人吵架，在村子里口碑很好，唯一的毛病就是爱吹牛。比如他的地亩产三百斤，他就说三百五十斤。

    陈定模就问：“哥哥，你为什么这么讲？”

    “讲多一点儿好。”

    “为什么？”

    “你讲少了，人家也不给你。讲多了，家里富裕点儿嘛，借钱好借嘛。”

    这是穷人的思维，小人物的思维，既可怜，又可悲。

    哥哥把尿素袋子拿回家，做成“飘飘裤”穿在身上，迎着那一拨又一拨羡慕的目光，那会是什么感受？

    陈定模从山门调到水头，三十八岁那年调到平阳县委宣传部，终于进了城，实现了十五岁时的梦想。可是，哥哥、姐姐、妹妹，陈家堡的父老乡亲、钱库的百姓，以及八亿农民的梦想与现实还隔着大江大河。

    4

    把稻谷卖掉，把猪卖掉，把布卖掉，凑够两三千元去龙港

    陈定模清楚，哥哥答应去龙港顶着多大的家庭压力和经济压力。

    弟媳妇比嫂子小近二十岁，听说有机会去龙港，高兴得睡不着觉。弟弟陈定意也像陈定模一样仅读一学期中学就辍学了，不同的是学校停办了。弟弟回家种几年地就参军了。

    陈定意进的是炮兵部队，在那搞测量。转业回来，他种了两年地，在陈家堡结婚生子。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他进了温州市地质大队，转成城镇户口。可是，老婆和三个儿子却像村口那几株树，移不到城里去。为离家近点儿，陈定模帮他调回了苍南县水利局。单位距陈家堡二十多公里，弟弟平时住在单位的三人间宿舍，仍然和妻子分居两地。

    弟媳妇一直向往着进城，他们夫妻两地分居十五年，不懈努力了十五年。没想到进城机会却这样降临了，她哪能放过？没钱买地基？卖掉陈家堡的房子！在龙港建四层楼少说也得万八千，陈定意月收入仅七八十元，猴年马月能建起来？走一步算一步，活人哪能让尿憋死？弟弟没在家，弟媳自己做主，把房子给卖了。

    在陈家堡，十六间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是在“文革”的第三年建的，当时局势动荡，造反派到处揪斗“走资派”，老革命一批批被打倒，从国家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省委书记、县委书记，到区委书记、供销社主任都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

    当时，陈定模在山门供销社。山门是个偏僻的山区小镇，距离县城四十四公里。山门老街的路是鹅卵石铺的，看上去美观，打扫起来麻烦，鹅卵石缝隙的脏东西很难扫干净，再加上打扫大街的是刚被打倒的镇委书记，他已四五十岁，打扫大街和厕所有点儿吃力，为此时常遭到造反派刁难和训斥。

    几天后，老书记拖着扫帚来到老街，发现鹅卵石路面已扫干净，连公厕都清理干净了。没过多久，这一“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引起造反派的警觉。这是谁干的？帮“走资派”扫大街就是跟“革命造反派”对着干，非同小可。造反派蹲守几天抓住了那个人，竟然是一位年近六旬的老人。天还没亮，她的那双三寸金莲的小脚就出现在鹅卵石路上，迈着八字脚清扫起来，扫完大街就清理公厕。

    她是谁，跟“走资派”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这么干？

    造反派追查下去，发现她居然是陈定模的母亲。于是，街头出现大字报和标语“坚决揪出保皇派陈定模”“把幕后的黑手陈定模批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陈定模就这样被揪了出来，批斗一番。没过多久，造反派就对他失去“兴趣”。他“苦大仇深”，历史上没有污点，顶多就是同情“走资派”而已，他的“同伙”除他的小脚母亲之外没有别人。于是就把他放了。放后，又没给安排工作，他在家闲着没事儿，就在山门买了一批木头，回陈家堡把那一间半垂垂老矣的祖屋拆了，伙同乡亲在陈南择地建了一幢新房。拆下的财主家牛棚木头又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

    陈定模他们建的那幢房子是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总共十六间。陈家堡的房子大多是独幢的，一家一院，连体的极少，有也不过两三间连在一起，十几间连在一起的唯有这一幢，故被乡亲们称之为“十六间”。东边第一间是陈定模的，接下来是弟弟和哥哥的，西边的三间是他远房堂兄陈定运的，中间还有十间是别人的。建房时弟弟陈定意还在部队服役。陈定模想，当兵嘛总是要复员的，留在城里自然好，留不下回村也得有间房子。于是，他出钱出力给弟弟建了这间房子。

    江南的农舍门前都有一块空地，用以晒谷。十六间门前的空地连成一片，相当于村里的布达拉宫广场。傍晚村民喜欢拎着小板凳到那儿清谈清谈[15]。

    “定模叔回来了，要在十六间前边跟大家清谈清谈。”消息像小风似的穿过陈家堡，性子急的还没吃完就丢下饭碗，拎着板凳赶了过来。这时，陈定模已一身休闲穿着，坐在空地，一下接一下摇着芭蕉扇，跟乡亲们清谈起来。

    夕阳还没落下，最后的余光泼洒在屋顶，金光灿烂。十六间晒谷场的人越集越多，很快就坐满了。陈定模操着他那有点儿沙哑的嗓子，充满激情地用蛮话描述着龙港的美好未来，“龙港是一桌好菜，是要给有福气的人吃的……”

    陈定模在陈家堡有着无法抵御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陈家堡宗族思想浓重，凝聚力强，乡亲们为村里能出这么一位主政过钱库区的族人而扬眉吐气。陈定模也很认亲，在山门供销社那些年，不论哪位乡亲吃不上饭跑去找他，他都会想尽办法帮借几袋子地瓜干。他母亲更是，村里有人过去讨饭，她哪怕在大街上遇到都会拽到家里，让他吃个饱。

    夜色渐浓，表情生动的面孔变成一个个影影绰绰的剪影，远远近近晃动着忽明忽暗的亮点，还有那不时扑过来的辛辣的烟味儿。

    “定模叔的兄弟去不去龙港？”有人悄悄问道。

    若是好事，定模叔首先会想到自家兄弟，这是傻瓜都知道的；他家兄弟若不去，那就是在诳别人，就是“阿娘阿娘没想”[16]。

    “听说他们在张罗卖房子哇。”

    听说龙港一间地基起码一两千块，好点的要三四千块，绝大多数乡亲都瞪大了眼睛，接着摇晃着脑袋。陈家堡百分之九十以上农户不要说两三千块钱，连一千块钱也拿不出来，除非卖房卖地。

    “我清楚你们没钱，买不起地基，可以把家里吃不完的稻谷卖掉，把猪栏里的猪卖掉，把织好的土布卖掉，凑一凑，能凑两三千元钱的就去龙港。陈家堡人多地少，靠种地和纺纱织布是很难过上好日子的。”

    “我们这些乡下人去龙港干什么？我们的田和山都在这里，能种稻谷，能种地瓜，到龙港吃什么？”

    “你在龙港建一间三层的房，上边住人，下边的铺位可以开店，也可以办厂。”陈定模说。

    “家家都开店，东西卖给谁？那还不是自己卖自己？”[17]

    “陈家堡才有多少人，龙港会有几万人，十几万人。过去说‘方岩下，方岩下，只见人走过，不见人留下’，以后从那走过的人会更多，也会有很多的人留下，怎么会自己卖自己呢？”有人说。

    “你不是不想做乡下人吗，不是想成为像鳌江那样的城里人吗？过去想都不敢想，现在我把这个机会送给你，你还不去？”陈定模说。

    5

    假如搞不起来，就是把你陈定模脑袋割下来熬汤，一个人一碗都解决不了问题啊

    “这房子湿气太重，你们去龙港吧。”陈定模对二姐说。

    二三十年前，二姐嫁到距钱库不远的芦浦，姐夫是渔民。他们的房子与大海仅隔一道海堤，潮乎乎的带有腥味儿的海风时强时弱、时疾时缓地扑过来，湿气怎么会不重？

    二姐他们有五个孩子，两儿一女都已成家，还有两个女儿待字闺中。二姐夫想，去龙港要卖掉芦浦的房子不说，还要欠一大笔外债，压力太大。还有在芦浦，他可以打鱼，可以种地，还可以晒盐，或多或少总有点儿进项，到龙港能干什么，年纪大了，生意也做不来。再说，家迁到龙港，家里的盐田怎么办，谁来打理，自家的渔船放哪儿？龙港吃鱼哪有芦浦方便？晚上见桌上没可口菜，跑到海边抓几条鱼，捉几只螃蟹回来就能下酒，何等惬意，他龙港可以吗？不可以的。还有他们搬龙港了，三个成了家的孩子怎么办，能跟过去吗？小儿子志远在芦浦盐厂工作，怎么可能丢掉工作去龙港呢？还是等等吧。

    谁知这一念之差，让他们付出巨大代价，等他们想在龙港买地建房时地价已翻了好几番。

    陈定模的表弟陈仁要的腰包稍稍鼓一点儿，要说他是个“猴子”，那也是最小的“猴子”，里里外外划拉划拉能划拉出一万块钱，龙港的地基是买得起的，三四层楼房也是戳得起来的。

    陈仁要能扑腾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起码是超越了他父亲。他父亲是理发的，在陈家堡开个理发店，究竟理发兼种地，还是种地兼理发，恐怕他自己都说不清哪个为主业。父亲很勤快，手从不闲着，不是拿理发推子就是拿镰刀或其他什么劳动工具。

    父亲把这门不能安身立命的手艺传给了陈仁要，他也就有了像父亲那样的生活，理发种地，种地理发。陈仁要有三个儿子，每个相差两岁。按苍南的规矩有三个儿子就要建三间房子，没有房子就娶不到儿媳，娶不到儿媳就没有孙子，没有孙子就对不住祖宗。

    可是，建三间房子，他就成了“负翁”，按“猴子”计算的话，不仅丢掉一个“猴子”，还要再欠两个“猴子”。这样一来，他们夫妇的日子就难过了。陈仁要的老婆很能干，里里外外一把手，起早贪黑地织布、养鸡、养猪，一刻也不闲着。她是从金乡那边嫁过来的，是在海边长大的，由于没饭吃才嫁到了陈家堡。她没想到在陈家堡也没饭吃。陈家堡人均不足四分地，种的粮食不够吃，有十分之一二的人家每年的口粮有两个月缺口。早稻种下后就青黄不接，女人、老人和孩子就要出去讨饭了，要等新米下来时才能回来。

    那些年，仁要媳妇领着女儿从陈家堡讨到钱库，又从钱库讨到乐清，行程一百多公里。那时乞丐都是真的，没有那种藏着房、车和存款，吃得满面红光的“职业乞丐”。那时要饭的一个个面黄肌瘦，有人给口吃的就感恩戴德，两眼冒着泪花。那时的人朴实厚道，富有同情心，不会像轰狗似的驱赶讨饭的，尤其是老人见到要饭的就给米给钱，赶上天黑还让在家住一宿。

    陈仁要家的钱大多是做呢子大衣赚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全国到处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狠狠打击投机倒把分子”，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穿过大半个中国去四川、内蒙古等地卖呢子大衣。为什么要跑那么远？村里在那边做生意的人说那边比较宽松，不像浙江、江苏等省管得那么严，抓得那么紧。另外，那边人憨厚实在，没有那么多防人之心。

    仁要媳妇和仁要把三个年幼的儿子，还有家里养的鸡和猪都托付给十几岁的女儿。那时，仁要的父母还健在，有什么事可以帮衬一下。家里安排妥了，他们就和七八个村里人搭帮走了。他们跑一趟至少十天半个月，路途遥远，交通落后，仅路上就要四天四夜。他们每人带五六个大包，加起来就是四五十件，每包有五十件大衣，放在一起可以装一大卡车。带少了不划算，去掉车费赚不了几个钱。他们在钱库上船，把大包运到方岩下，转船运到鳌江，再用汽车运到金华，转火车运到四川或内蒙古。他们在那边把包提出来，用汽车运到目的地。

    目的地不是这个村就是那个屯的，总之是农村。到达目的地后，他们先找一户农家住下，通常每人每天交一块钱就可以解决吃住和贮存包裹问题。从第二天起，他们每天天刚亮就像蚂蚁搬家似的背着一捆捆包裹出动了，直奔集市。在那摆个地摊，吆喝着叫卖：“呢子大衣便宜卖，一件五十块……”

    开市时卖五十块一件，散市时卖四十块，有时二十块也卖。大衣是再生布的，原料是国外进口的边角废料、碎布头子，有美国的、日本的、英国的，还有中国台湾的，进来时都是一捆子、一捆子，像打包的垃圾似的，五花十色。把它放进药水浸泡后变成白色，然后开花[18]、纺线、织布，再送到外边用拉毛机拉一下，就变成了绒嘟嘟、厚实实，跟呢子差不多的面料了。剪裁后，放到颜料水里浸一下，黑了就黑了，蓝了就蓝了，制作成大衣就可以卖了。这些活儿，他们都自己干，这样可以将成本降到最低，哪怕卖二十块一件也有赚头。

    “人是衣服马是鞍。”这话说得没错，这“呢子大衣”款式不错，穿到内蒙古或四川农民身上，效果立马显现，土里土气的人变得有几分斯文，几分气派，甚至有点风度翩翩。于是那些农民穿上就脱不下来，赶紧点钱走人。

    陈仁要媳妇脑袋灵光，又能说会道，货卖得快，背一大包出去，两三个小时就售罄了，而且卖价还不低，做生意么，靠的就是嘴。陈仁要偏偏不善言语，胆子又小，所以跟别人扎堆跑。出门时天还黑蒙蒙的，星星点灯才回来，一包货还卖不完。他卖得也便宜，赚不到多少钱。

    这种大衣的致命弱点之一是不能沾水，沾水就原形毕露，再也不能穿了。它还有两个致命弱点，一是不保暖，寒风一打就透，真是“美丽冻人”；二是原料用药水泡过，大衣穿时间一长就会浑身发痒，起疙瘩。

    这买卖辛苦，不过跑一趟赚二百来块钱，但赚的是钱，亏的是良心。钱赚得辛苦，就舍不得花，只有买房买地不心疼，何况陈仁要家在陈家堡只有半间房。

    陈仁要见陈定模的兄弟姐妹都闻风而动，村里人的心都像成熟的早稻似的，风儿一吹就稻浪滚滚。乡亲见面不再问“吃了没有”，成了“你家去不去龙港？”问来问去，聊来聊去就又有几人跑龙港买地了。陈仁要跟老婆商量过N遍“要不要去龙港”，还是拿不定主意。最后找大表哥——陈定模的哥哥陈定汉商量。陈仁要外场不大行，出头露面的事都由老婆来干。

    “你家三个儿子，可以买一间。”陈定汉十分肯定地说。

    仁要媳妇回家跟仁要又商量一番觉得也是，买间地基建三层楼，三个儿子一人一层；建四层楼的话，连他们老两口的也有了。

    仁要媳妇去了龙港，没去陈定模家，直接去了办公室。她有点儿自卑，总怕胡顺民瞧不起自己，尽管胡顺民待陈家堡的乡亲实诚而热情。去陈定模家找他的人乌泱乌泱的，陈家堡的、钱库的，还有其他地方的，赶上下雨下雪就把他们家踩得脏乎乎的。还有一个原因，都是实在亲戚，从陈家堡过去走亲戚，空着两手不好。

    “买一间买一间，便宜点儿买一间。”陈定模很热情。

    她选了一间通港路的地基，两千一百块。

    “那边不好啊。”

    “为什么不好？”

    “通港路上过去有个轮船码头，由于生意不好停掉了，那个地方发展不起来了。”

    她又选了人民路的。

    “那也不好。你下手晚了，一桌好菜都给人家吃掉了，只有剩饭剩菜给你吃了，好一点的都没了。”陈定模遗憾地说。

    那也得要了，再不要孬的也没了。最后，她选了一间通港路口的地基。

    陈家堡近千户人家，有四百多户陆续在龙港买地建房，带动了钱库，带动了江南垟。

    “您家乡观念那么强，又重亲情，您动员兄弟姐妹和乡亲来龙港买地建房，想没想万一龙港建不起来，可能会众叛亲离，您将来连陈家堡都回不去了？”采访中，我直言不讳地问陈定模。

    “这个我也考虑过。第一，我心中有数，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改革肯定要往前走的；第二，我们的市场经济肯定要发展起来的；第三，城市化的步伐在加快；第四，苍南县决定在龙港建经济中心，龙港迟早会发展起来的。乡亲们来龙港至少比在陈家堡好，到这里来生活不下去可以摆摊，我弟媳妇就摆摊卖香烟，赚了钱。我哥哥那几个孩子来龙港后也都发展起来了。我知道凡是有城市的地方，赚钱的机会就多，发展的空间就大，比农村肯定好。但是假如我们的改革开放走不下去了，回到计划经济时代，那就没办法了。”

    “我认为成功的概率百分之七十，不成功的后果，我想不了那么多了，首先把它搞起来，我想只要有一万人进来我就不怕，为什么呢？我后来每个礼拜都到轮渡码头去看，今天出去多少人，进来多少人？过去龙港人都到鳌江买东西的嘛，家里办喜事都在那边买菜买肉买酒嘛，这里海鲜蔬菜也都挑到那边去卖。苍南县县长金国仙调到永嘉后，有一次回来，我带他看龙港的规划。他说这个事情我想都不敢想，假如你搞不起来，就是把你陈定模脑袋割下来熬汤，一个人一碗都解决不了问题啊。”陈定模说。

    [1]钱库区下设有钱库镇。

    [2]刘小京：《现代宗族械斗问题研究——以苍南县江南地区为个案》，《中国农村观察》1993年第5期。

    [3]刘小京：《现代宗族械斗问题研究——以苍南县江南地区为个案》，《中国农村观察》1993年第5期。

    [4]《平阳县（现苍南）江南宗族武斗述闻》。

    [5]钱库仙居乡一村。当年为仙居公社龙船峥生产大队。

    [6]刘小京：《现代宗族械斗问题研究——以苍南县江南地区为个案》，《中国农村观察》1993年第5期。宗族械斗之胜分为三级：将另一族姓彻底击溃为大胜;夺得对方“头令”为中胜;伤亡损失小于对方为小胜。头令为丈余大纛，多为红色，间有镶黄色牙边者，手擎“头令”者多为发起人，挥动号令械斗现场。

    [7]刘小京：《现代宗族械斗问题研究——以苍南县江南地区为个案》，《中国农村观察》1993年第5期。

    [8]《平阳县（现苍南）江南宗族武斗述闻》。

    [9]《平阳县（现苍南）江南宗族武斗述闻》。

    [10]《平阳县（现苍南）江南宗族武斗述闻》。

    [11]蘸水笔，一种最廉价的钢笔，由笔头与笔杆组成。笔尖是金属的，可以蘸墨水书写，笔杆可以用小木棍代替。笔尖很便宜，当时一两分钱就能买一个。

    [12]桥墩是一个有千年历史的古镇，过去隶属平阳县，分县后隶属苍南。当时横阳支江水闸和桥墩水库还未建，船可通灵溪、桥墩。

    [13]桐山镇位于福鼎北部。

    [14]也称“三年自然灾害”，指1959年至1961年那三年。

    [15]清谈，蛮话，闲聊的意思。

    [16]蛮话，想也不要想了。

    [17]即自己人的东西卖给自己人。

    [18]通过撕扯使大块的缠绕纤维拆解变成小块或束状，同时在拆解过程中伴有混合、除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