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城者(中国农民城) 正文 第5章 百姓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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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像“穷人家骗媳妇过门”那样把“猴子”糊弄进来，结果人家的头发都是空心的

    《浙南日报》的报道《龙港镇也来个“对外开放”》刊发后，江滨饭店的门口就挂出一块新牌子：“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陆续有瑞安、泰顺、平阳等县，以及宜山、金乡、钱库的农民赶过来咨询。

    “这个名称是谁起的？”采访时，我问陈定模。

    “我起的。”

    “为什么想到这么个名呢？”

    “就是欢迎老百姓进城，像欢迎老朋友一样嘛。”陈定模说。

    陈定模还提出要充分发挥“一纸两皮”的作用。“一纸”即《苍南县龙港镇总规划图》，“两皮”就是“依靠地皮优势，发挥嘴皮作用”，要让龙港这座在建的城镇“在地图上找不到，百姓都知道”。

    要发挥“一纸两皮”的作用，那就不能“瘸子跑堂——坐着吆喝”，镇委决定成立工作队，到老百姓的家门口去宣传和动员。苍南县有区和县辖镇十二个，要成立十二支工作队，分片包干。陈定模包钱库区；陈萃元担任过金乡镇镇长，他包金乡；陈林光的家在金乡区的舥艚乡，他包舥艚镇与舥艚乡，还有舥艚镇下边的新城乡。

    镇委和镇政府班子成员没有那么多人怎么办？这难不倒陈定模，他把企业站、粮管所的干部借过来，把退休的机关干部找来，让他们带队下去。工作队每到一个地方，广播、传单和动员大会全面铺开，向农民宣传龙港的地理优势、发展前景和优惠政策。

    在部队当过作战股长的陈林光把这称为招兵买马。回到舥艚，他把父老乡亲召集到乡政府会议室。乡亲只知方岩下，不知龙港，陈林光介绍一番。

    问题来了。有人说，我舥艚的祖屋朝南，冬暖夏冷，住着舒服。我去龙港，祖屋怎么办？把它扒了，我不就是不肖子孙了？我不去。

    有人说，我去龙港，我的渔船怎么办，我的盐田怎么办，我的地怎么办？我到那边怎么生活？龙港建那么多的房子都想开店，东西卖给谁，那不就你卖我、我卖你，自己卖自己吗？

    还有人说，去龙港人生地不熟的，还不得让人欺负死？我不去。

    在苍南农村欺负人的现象十分严重而普遍，比如女儿户[1]，会因家里没男丁而受欺负；小姓会受大姓欺负。有位姓林的，住在姓蔡的村子里，受尽欺辱。大姓中也有受欺负的，有个村李姓是大姓，祖上有三个儿子，有大李、二李和小李，大李、二李后代繁茂，有几十户上百户，小李人丁不旺，仅十几户，饱受大李和二李的后代欺负，他们连房子都不让小李后代建。

    陈林光家那个村，吕姓是大姓，有五百多户，陈姓是小姓，仅三十来户，陈姓在村里一直挨欺负。陈林光的叔叔是抗美援朝回来的志愿军，在村里当会计，吕姓总给他穿小鞋。陈姓宗亲已忍气吞声几十年，上百年，终于有胜利大逃亡的机会，岂能放过？陈林光有一兄一弟，一姐一妹，他们听说可以去龙港，无不欢欣鼓舞。祖传的四十来平方的盐田也不管了，没钱借钱也要走，姐姐和弟弟东挪西借没借够钱，决定两家合买一间地基，哥哥和他的女婿决定合买一间。

    惹不起，躲得起，挨欺负的都想逃离。受欺负的姓林的说，到龙港大家都是移民啦，姓林的、姓李的、姓张的、姓赵的住在一起，哪还有什么大姓啦，我们都平起平坐啦。另外，还有万元户手里有了钱，想圆城市梦的，舥艚有一百多人登记报名。

    陈林光那个村有一吕姓，亲戚在杭州一家企业当头儿，揽到了大批业务，赚了三十来万块，在镇上建两间房子做招待所，每年进项不少。

    “你去龙港吧，我批两间地基给你，你只要出两万元助学就行。”陈林光动员他。

    “不去，我在舥艚是这个，”他笑着跷了跷大拇指，接着伸出小拇指，“我到龙港是这个。”

    “对对，你在龙港肯定数不上，你在舥艚绝对是这个。”陈林光跷了跷大拇指。

    几年后，村里吕姓大多搬到了龙港，连那位“大拇指”老吕的儿子也心甘情愿地跑到龙港做了“小拇指”了。这是后话。

    陈萃元觉得龙港跟金乡相比近乎一无所有，要动员金乡人到龙港买地建房，这近乎“穷人家骗媳妇过门”。不过，这户穷人家很有发展潜力，毕竟是县里定位的经济中心。

    陈萃元在当地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可以说他要是动员不了，别人想都别想。改革开放，让敢想敢干的金乡人抓住了机会，全镇两千九百多户，百分之七十的人家办起家庭作坊，成就一大批像杨小霞那样的“猴子”。他们腰包的钱鼓鼓的，自然会想买地建房。金乡的地价比龙港高许多，杨小霞的父亲在金乡镇五一村拍一间地皮就花了一万多块，那笔钱到龙港起码能买两间地皮。

    陈萃元跟金乡的父老乡亲说：“龙港好，我龙港有条江叫鳌江。你们想想看哪个大城市没有江，上海有江，温州有江，连瑞安都有江。江的运输费用比陆地的运输费用要便宜得多。你要发展工业，你就去我龙港，龙港的水运费用比铁路、公路运输都低，是不是？你看你成本不就降低了？”

    金乡人却不买账，不是不买陈萃元的账，是不买龙港的。

    你龙港是什么？不就是几个小渔村，一片滩涂和农田么？你什么都没有，怎么搞得起来？我金乡生产标牌、徽章，你算算中国十亿人口[2]，需要多少校徽？多少路牌？多少标牌？我金乡第二个产业是证件，学生证、工作证、军官证、借书证，全国需要多少？我金乡第三产业是纺织，土纺土织，我的土布不要布票，全国哪儿不需要？

    金乡人说，我金乡本来就是城，有六百年历史。金乡是座濒临东海湾的古镇，“明洪武二十年筑成城垣，置金乡卫”，设有十一寨、十五堠。金乡卫城墙周长约4.7公里，墙高约6.3米，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城外环有三十米至五十米长的护城河。城内有小河，连接护城河。过去城门下有吊桥，通向城外。

    据说，城里的金乡人多是戚继光部队的后裔，讲着接近上海话和宁波话的金乡话。从北门和东门走过小桥，听到的是蛮话；从西门走过小桥，听到的是蛮话和闽南话。城里的自然是城里人，城外的是乡下人。逢清明节集市，乡下人进来，语言不通，交流不多。改革开放后，乡下人进城多了，渐渐学会金乡话。金乡人却没学会蛮话与闽南话，缘于他们没有需求，他们很少到说蛮话和闽南话的乡下去。

    陈萃元的“骗媳妇过门”在金乡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有人说，金乡人太狡猾了，他们的头发都是空心的。

    陈萃元说，“陈定模跟我说，他是农村出来的，原来工作过的钱库区也是农村，他管下面几个乡的农业。他说我是金乡镇干部，由我负责城镇。当时龙港都是农村的房子，我来拆房子，规划道路，自己建设自己批，都是我搞。”

    金乡人不好“骗”，总有好“骗”的吧？陈萃元又去了钱库、宜山等地，每到一处就召开动员大会，他站在戏台上说：“你在农村能够赚多少钱？四分地不要说长谷子，就是泥土扒过来都是谷子，你能扒多少？你在偏远山区里面，要搞金融没有，人才也没有，你怎么发展？国外凡是工业国都发财，凡是农业国都落后，你现在不改变，等什么时候改变呢？”

    “台下的几百人几千人都说好，到龙港去，就‘骗’过来了。”采访时，陈萃元说。

    2

    定模，我们什么时候能吃饱肚子？你是书记了，该知道吧？

    盛夏的钱库像过圣诞节似的，天主堂聚集了许许多多的人。

    钱库位于苍南县江南平原的中心，早在后汉乾祐年间，吴越王钱弘俶在此设立库司，征收当地茶、盐、棉、绢等税，被称之为“前库”，亦称“钱库”。民国初年，钱库设区。

    钱库过去是远近闻名的贫困区，下辖九个乡，一百四十一个村，人口超过十七万，人均耕地不足四分。人多地少，粮食不能自给自足，每年要吃六百多万斤返销粮。遇到青黄不接的年景，老人或女人领着孩子外出讨饭，如遇到灾年，有人把儿女卖到福建或浙南泰顺。

    1984年这一天，农民从四面八方赶过来，教堂座无虚席，周边还站有一些人。一纸《苍南县龙港镇总规划图》前围着一群人，他们或默默地专注地看着，或指头像辆客车顺着线条上下左右移动，或交头接耳商议着，高声粗嗓地争论着。

    高高的拱顶教堂，五扇拱形玻璃窗绘着《圣经》的故事，五彩斑斓。下边有一白色讲坛，后边是一副高大的十字架，耶稣两手张开，被钉在上边。殉道的耶稣耷拉着脑袋，一脸宁静祥和。

    陈定模走上讲台，本来不高的个子似乎又矮了些许，看似疲惫的面孔却精神抖擞。他巡视一下父老乡亲，嘁嘁喳喳的声音顿时消失，下边像一片平静的湖水。

    “我欢迎大家到龙港买地建房。你们不是老说钱库偏僻耳目不灵吗？到龙港去，那是苍南的经济中心，那里靠着鳌江，四通八达，信息灵通，将来有商场、市场、学校、医院、电影院。龙港的对岸就是百年老镇鳌江。你们不是向往鳌江吗？不是觉得鳌江人了不得吗？不是想过像他们那样的城里生活吗？如今，国家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龙港这样的集镇落户，你们可以把生意和工厂迁过去，可以花两三千元在龙港买间地皮，然后盖上自己的房子，一楼是商铺，可以开店办厂，二楼三楼自己住。你们的户口可以迁进城镇，你们的孩子可以进城读书……”

    “龙港在哪儿？”一位老汉拿着宣传单，问旁边人。

    看样子他不识字，在钱库像他那把年纪不识字的人很多。

    “就是方岩下。”有人告诉他。

    钱库农民有可能没去过平阳，没去过瑞安，没去过灵溪，很少有人没去过方岩下。

    四个月前，钱库区区委书记陈定模在钱库做过一次动员“猴子”去龙港建一条街的报告。发海报时，有人担心场地过大，要是来个二三十人，会显得冷冷清清；有人却充满信心地说，陈书记讲话老百姓爱听，起码也能来几百人。陈定模讲话确实很有感染力和煽动力，老百姓爱听他的报告是信任他，当年他顶着压力为老百姓办过几件实事，实实在在赢得了百姓的信赖。

    “我们过去没饭吃跑去找你，你帮我们借地瓜干。我们问你，‘定模啊，我们什么时候能吃饱肚子？’你说你也不知道。现在你当区委书记了，说了算了，不能还不知道吧？”那是1981年，陈家堡的乡亲听说陈定模当上区委书记跑来找他。

    他的心被戳痛了，战栗了，颤抖了。小时候，他跟母亲去福鼎逃过荒，知道饿肚子是什么滋味。他望着跟自己一起长大的，或看着自己长大的乡亲，不知说什么好了。过去他在供销社工作，可以说不知道，现在是父母官了，不能再说不知道了。

    可是，他知道吗？不知道啊。

    他十六岁离开陈家堡，十九岁离开钱库，在外转悠二十多年。四十二岁突然被任命为钱库区区委书记兼区长，真有一种“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感觉。家乡最大的变化就是当年的孩子变成了大人，大人变成老人，老人许多不见了，活下来的都弯腰、弓背、拄拐棍了。可是，钱库的街还是过去的街，房子也是过去的房子。过去看着不错的，现在已经破败；过去破旧的，不是倒塌了就是岌岌可危，似乎一阵小风就刮倒。

    有权可以改变一切，没权只能被改变。陈定模有了权，有了改变家乡的机会，他能做出哪些改变？几年后离任时，如果乡亲的日子依然如故，家乡除了衰败之外没有别的改变，怎么对得起祖宗？告老还有脸还乡吗？

    “怎么样才能让大家吃饱饭？”陈定模问。

    “把田分给我们，让我们自己种！”

    中国农村经济濒临绝境。1978年全国人民公社社员从集体分得的收入人均74.67元，月均仅6.22元[3]，这笔钱如何让农民养家糊口？1980年8月，六盘山下麦浪翻滚，该开镰收割了，宁夏固原县什字公社十几个生产队的社员却停工了。他们要求包产到户，自治区党委不同意，地委也就不同意；地委不同意，县委也就不同意。农民说，干了白干，白干不如不干。农民与自治区、地委、县委杠上了。此事震惊党中央，连总书记都赶了过去。

    “固原事件”刚过去几个月，陈定模有多大腾挪空间？他有权为民做主么？没有。浙江省正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温州是“除了马路没修，其他都修了”的资本主义泛滥的典型。他刚上任，温州地委副书记就带工作队进驻了宜山区，县委副书记带工作组进驻了钱库区，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刹“包产到户”的歪风。

    什么是“资本主义尾巴”？织布纺纱、捕鱼摸虾、种菜种瓜，统统都是。

    钱库有纺纱织布的传统，“文革”时被取缔，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恢复起来。工作组又要“封三机”。为刹住“包产到户”歪风，工作组挨家挨户搜查，发现育种的，强行拔掉。

    在采访时，陈家堡村民陈长许说：“我们分田已有三五次了，陈家堡分田到户比小岗村要早十多年，我们在1966、1967年就分了，那还是‘文革’时期。不光我们村分了，平阳县百分之七八十的生产队都分了。田分给农民后，产量翻两番都不止，过去在生产队干三天的活儿，分田后半天就干完了。插秧三五天就插完了，生产队时要一个月。生产队时亩产量也就两百多斤，分田后要七八百斤，八九百斤，一千斤的都有。生产队种的地瓜永远也长不大，自己种时一个地瓜好几斤。分田后，我们的粮食吃不完。五六年后政策又来了，又集体了。1973、1974年，遭了灾，我们都饿肚子了，要饭的多的是，满街走，把女孩带到山上去，换一百斤、两百斤地瓜干。1979年过后，我们这里又分田到户了，粮食又吃不完了……”

    陈定模来之前，他们又集体了。

    3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

    “人民公社集体生产劳动不好吗？”陈定模问乡亲。

    “不好，出工一窝蜂，干活瞎糊弄，出工不出力，地能种好吗？产量能上去吗？”

    陈定模对此是清楚的。1979年，平阳县委派他带工作组进驻腾蛟区[4]去刹“单干风”，把春耕生产搞上去。腾蛟是数学家苏步青的家乡。“卧牛山下农家子，牛背讴歌带溪水。”这是家乡留给苏步青的记忆。这时，腾蛟早已失去这诗情画意，几万农民陷于穷困之中。

    陈定模领着工作组到带溪乡调查，见农民住房简陋破旧，缺吃少穿，却宁可让田荒着，也不去种。浙南农民向来勤劳勇敢，吃苦耐劳，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陈定模跟农民接触多了，他们说出了心里话：“我们下地种田，第一锄头给政府[5]，第二锄头给干部[6]，第三锄头给‘五保户’，第四锄头才归自己。我不种地没饭吃，政府、干部、‘五保户’也没得吃，要死大家一起死。”

    这话太反动了，在改革开放之前怕是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抓进牢房。可是，说这种话的人却不是“地富反坏右”，而是“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负担过重，多劳不多得，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于是他们出工不出力，“出工人叫人，下地人等人，干活人看人，收工人赶人”。“男劳力上工带扑克，女劳力上工带纳鞋，头遍哨子不买账，二遍哨子伸头望，三遍哨子慢慢晃。”大家都“磨洋工，磨洋工，拉屎放屁三点钟”。

    怎么样才能让农民有种地的积极性？

    “地让自己种，谁种归谁，饿死不怨政府！”农民说。

    农民要自己种，县里要工作组刹住“单干风”。陈定模夜里睡不着觉，上级的任务像窗外浓重的山影压在心头。如刹住“单干风”，地就荒了，农民没饭吃，政府没税收，干部没收入，“五保户”没法生存。“民以食为天”，有“食”才是“饭”，没“食”就是“反”。没饭吃，百姓要造反的。二十世纪上半叶，要不是老百姓没饭吃，怎能跟党闹革命？革命的初衷不就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无论到什么时候这个宗旨不能忘。

    最后，陈定模答应让农民按“谁种归谁”的办法试试，不过要悄悄做，不能张扬。

    “谁种归谁”不就是包田到户，不就是上级要他刹的“单干风”吗？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十八个农民为吃饱饭，冒坐牢风险，以“托孤”方式签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手印。农民搞单干为的是吃上饭，陈定模为什么？一旦被发现，小则撤职罢官，大则坐牢。

    带溪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早晨，天没亮，鸡没叫，农民就下地了；夜色把田地淹没，农民点上煤油灯，挂在牛犄角上，继续耕作。远远望去，田野灯火摇曳，像一群群萤火虫。那一年，带溪乡粮食大获丰收，农民终于吃饱了饭。

    带溪乡的奇迹可不可以再炮制一次？难，那时陈定模是工作组长，现在县委副书记带工作组驻在钱库。不违农时，春耕时节眼看就要过去，再拖下去钱库农民要挨饿了。陈定模只好蹚着似水的夜色跑去找担任工作组长的县委副书记。

    “书记，凭我的能力和水平怕是当不好这个区委书记兼区长了，县里还是换人好了。”

    此话亦真亦假，陈定模在基层供销社干了几十年，四年前才调进县委机关，不要说主政一个区，连主政一个乡的经验都没有。

    在陈定模任区委书记兼区长的第一天就有人巴不得他夹包滚蛋。“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源于他头顶上的乌纱帽，他若不来，区委副书记、副区长都有机会扶正，下边的乡委书记和乡长也有机会提上来。他的空降堵了他们“进步”的路，何况他书记、区长一肩挑，一人占两个正科指标。

    “换人？你这个区委书记是温州地委批准的，哪能说换就换？钱库是温州地区有名的贫困区，是一块最难啃的骨头，组织把你放在这个位置是对你的信任。”

    “可是，你们工作组在这里，我没法放开手脚干……工作组能不能撤回去，让我试干一年？”

    “工作组可以撤回去。小陈啊，你还年轻，没吃过政治运动的苦头，千万要注意，要按照上级指示办事，千万别犯政治错误。你这人胆子太大，什么话都敢讲，什么事都敢干，要在过去早被打成右派了。”

    陈定模在县委宣传部理论科当科长时，做过四十一场理论讲座，一次谈到“单干风”时，他说：“单干不过是一种劳动组织形式，并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汽车司机的劳动算不算是单干？能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难道要集体来把方向盘才算是社会主义？”这在机关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给县委副书记留下深刻印象。

    也许县委副书记早就想撤，工作组一进村百姓就躲起来，搞得他们十分被动。

    工作组撤走的当晚，陈定模主持召开区委会，讨论春耕生产问题。会议是在天主教堂开的。钱库区公所没有办公场所，借用天主堂办公。周一到周六，教堂归区公所办公，进进出出的跟天主和圣母玛利亚没关系；周日区公所休息，神父布道，教徒做弥撒，唱赞美诗。

    天主堂的区委会气氛不同寻常，委员像读报似的表态：“我们必须认真贯彻、坚决执行省委、地委和县委的精神，一定要狠割‘资本主义尾巴’，刹住单干歪风……”

    官话、套话、废话、空话像烟雾飘浮在空中。

    “把社员个人育的种子倒掉了，如果地撂荒了，百姓吃不上饭怎么办？”陈定模问。

    “可是允许单干，社员吃饱了，我们就犯错误了。”

    “‘平阳逃荒要饭’已有几十年历史了，刹‘包产到户’歪风是上面要求的。”

    “老百姓跟着共产党走，是相信会过上好日子。革命胜利了，山河依旧，百姓依然吃不饱，穿不暖，他们会怎么想？”陈定模又问一句。

    宁左勿右，保全自己。几十年的政治运动，许多干部得到了“锻炼”，变“聪明”了，听话了，哪怕明知是错的，也要执行，明哲保身，为自己上道保险。会议进行到下半夜，茶淡了，早乏味了，倒掉重沏；水喝光了，再烧一壶；厕所跑了一趟又一趟，续杯再饮。烟吸得太多了，烟雾缭绕，那种辛辣搞得眼睛都睁不开了。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陈定模清楚，过三年五载，他就会离开钱库，没人再追问“定模，我们什么时候能吃饱肚子”。可是，共产党的干部都这样明哲保身，不为人民谋幸福，不为百姓负责，还能称得上“人民的公仆”吗？

    “按照上级要求，有些生产队肯定是搞不上去的。能不能扩大自留地？”分管农业的副书记有点儿吃不住劲了，春耕生产上不去，他有责任。其他领导也有责任，哪个领导没有分管的公社。

    陈定模说：“每年开春，我们钱库都有人逃荒要饭，遇到灾年还要变相卖儿卖女，作为钱库的干部难道不问心有愧？我们必须调动农民的种地积极性，今年只能增产，不准减产，不准丢荒一亩耕田，要让老百姓吃饱肚子，不管哪种方式都可以尝试。”

    几天后，区委在钱库电影院召开为期三天的“三级干部”会议。陈定模做春耕生产总动员，他从生产关系讲到生产力水平，从生产方式讲到存在的问题。

    台下先是鸦雀无声，许多人睁大眼睛，张开嘴巴，愣愣地望着台上的陈定模，继而嗡嗡声一片，台下的脑袋前后左右晃动起来，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这个家伙从哪儿钻出来的？他也太敢说了，太他妈的“反动”了！

    主持会议的区委副书记不得不一次次拍桌子，让会场静下来。

    陈定模勉强讲完，接下来是以公社为单位分组讨论。

    “毛主席说，人民公社好。这家伙却说，人民公社这种生产方式不适应当下生产力，严重挫伤了广大社员的种地积极性。”

    “前几天，县委工作组要我们狠刹‘分田单干’，把社员家培育的秧苗没收倒掉；现在陈书记却说只要能解放生产力，让农民吃上饭，吃饱饭，什么生产方式都可以试试，我们到底听谁的？倒掉的秧苗怎么办，谁来赔偿？”

    “陈书记是县委宣传部下来的，有理论水平，没准中央又有新精神，所以他才敢这样讲。”

    “按陈书记说的去做会不会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错了谁负责？”

    讨论没有统一思想，该想不通的仍然想不通，该畏惧的仍然畏惧，该疑惑的仍然疑惑。不过，谁不想把生产搞上去，谁愿意让老百姓吃不上饭，让他们拖儿带女去讨饭？

    最后，在会议总结时，陈定模说：“谁说集体劳动就是社会主义，单干就不是？吃饭走路都是个人行为，你能说是资本主义吗？什么是社会主义，我认为一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二是能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三是看广大农民是不是拥护，四是看生产力是不是得到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是不是得到提高。如果辛辛苦苦干了三十年，农民还是吃不饱穿不暖，这样贫穷的社会绝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哪个公社荒两亩地，公社书记撤职，并追究区分管领导责任；哪个生产大队荒一亩地，大队书记撤职，并追究公社分管领导责任。总之一句话，只要能把田种好，让老百姓吃饱肚子，采取哪种生产方式都可以。大家放心，上面要是怪罪下来，我陈定模担着，你们可以把这句话在笔记本记下来……”

    陈定模这一举动产生巨大震动，有人举双手拥护，有人表面赞同暗地里反对，还有人把检举材料一份接一份地寄出去，寄往县委、市委。

    听说金处村有个单干“钉子户”，他从没加入过合作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1956年以来，他坚持单干二十五年。不管谁去动员，也不管怎么动员，他就是坚持单干。他说，“土改”分给他的土地就是他的，地契上有人民政府的大印，上面写着由他自由支配。

    这个人太典型了，陈定模派人把黄家林请过来。那是个个子高高的、瘦瘦的、满面沧桑的农民。

    “你为什么要单干？”陈定模问。

    “集体劳动我搞不来的。他们出工不出力，我干活给他们占便宜，我不干。”

    “你搞单干，群众不批斗你吗？”

    “他们批斗就批斗嘛，我又没偷没抢没做贼，不怕害羞的。”

    每次运动来，黄家林都是单干典型，挨批斗，被捆绑起来，挂着牌子游街，关进牛棚不让回家。专案组说：“你只要表态不再单干，我们就放你回家。”黄家林却宁死也不讲。要斗就斗，要关就关，反正土地是不交的，人民公社也是不加入的。那块地没肥可施，渐渐变得贫瘠，他就下半夜跑到钱库下边的一条阴沟把那里的水挑去浇地，有时候还偷偷跑出去淘粪。

    “老黄啊，这次政府允许你单干了，回去好好干吧。”

    “好的好的，”他抬起头来望着陈定模，两眼闪动着泪花，说不出是激动还是感激，抑或是兴奋，“只要给我自己种就好。”

    这个朴实、本分的农民只想自己种地，种好自己的地。在他的眼里土地是命根子，命根子要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里。

    钱库区很多乡都实施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用陈定模的话说，那是“男女老少齐上阵，千军万马闹春耕”，仅仅五天他们就插完了早稻。那年夏天钱库区上缴的征购粮达到了九百三十八万斤，超额完成了征购任务。平阳县领导大为吃惊，这个年年要吃六百多万斤返销粮的钱库区，怎么在陈定模上任半年后发生了这么大变化。

    有人说，别看他陈定模蹦跶得欢，干不到一年就得夹包滚蛋。有多少人因单干被处理掉了？他这么明目张胆，逃脱得掉吗？陈定模也有点儿提心吊胆，犹如乌纱帽拎在手上，随时交上走人。1982年年初，中央下发了第一个有关“三农”的“一号文件”，明确指出不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还是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陈定模才长舒一口气。

    4

    吹声哨子，吓死卖螃蟹的；抓到个无证商贩，她跳湖了

    如何让吃饱肚子的农民富起来？钱库人均不足四分地，靠种地无论如何也富不起来，要靠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了一遍又一遍的工和商才行。钱库有经商传统，很早以前农民就像义乌人那样挑着担子跑到宁波、上海、福建等地鸡毛换糖，也有人摇着拨浪鼓走村串乡做小生意的。钱库还有纺纱织布的传统，过去他们织土布、毛巾和带子，挑到福建的山区去卖。

    钱库要想成为真正的钱库，就得让家庭作坊开起来，让生意人重打锣鼓再开张。

    “现在的年轻人不种地也许是历史的进步。我们钱库人均不足四分地，靠种地是富不起来的，也种不出现代化。美国的农业人口不足百分之五，日本只有百分之十，我们国家却有百分之九十，这样国家怎么强大，人民如何富裕？中央文件上讲了，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我们不仅不该制止年轻人做生意，而且还要鼓励更多的人从土地走出来，从事工商业。有技术的开机器——办工厂，有本事的做生意，种田能手种田地，实行专业分工。”陈定模在大会小会反复讲。

    有些人兴奋起来，活泛起来，“农业以粮为纲，陈定模鼓动农村青年不种地，不务正业！哪还有一点儿区委书记的样子？”他们赶紧点灯熬油地写检举信、小报告和黑材料。

    其实，谁都清楚在钱库、金乡、宜山，农民经商从来没断过。割“资本主义尾巴”最疯狂的岁月，公社和生产大队干部在码头、渡口、车站对外出“投机倒把”的农民围追堵截，抓住就罚款、游街、批斗，甚至判刑，那也没有止住。

    温州这一时间段发生了两件事：一是温州市工商管理人员在黄府巷农贸市场吹几声哨子，想给无证商贩提个醒——赶快离开，没想这竟把一位从瑞安过来卖螃蟹的给吓死了；二是工商管理人员在松台农贸市场抓了一位无证商贩，没收了她的虾皮，她却跳进温州城西的九山湖，差点儿丢了性命。

    陈定模把区工商所所长找到办公室，问可不可以给农民发放经商许可证。他跟下边公社领导说过，以后别再抓“外流人员”，要让农民放心经商，社办企业要给外出农民开介绍信，别让他们像过街鼠似的。可是，这些都是权宜之计，只有工商所给他们发放经商许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所长说，按规定，城镇居民可以申请经商许可，农民不行。

    “能不能变通一下？”

    “上边有明确规定，变通是违背原则的。”

    陈定模很失望。无商不活，无商不富，把这条路堵起来，钱库农民还怎么活起来、富起来？陈定模不甘心，下去调研，连开几次座谈会。

    “农民经商不一定非得有经商许可。”

    “哦？没许可也可以？”

    “做买卖嘛要有货源，做小商品生意的进针头线脑、发夹纽扣之类的东西，凭税务部门颁发的进货本就可以。进货本可以代替经商许可。”

    陈定模茅塞顿开，允许进货也就允许卖货，尽管进货本不能代替经商许可，起码被查到时也有一块挡箭牌。他没找工商所所长商量，怕商量不成，又把路堵死了。

    “我把你调到区税务所当所长，给农民发放进货本，不加限制，要多少发多少。”他对陈岳宝说。

    陈岳宝是夏口公社书记，年过半百的“土改”干部，文化不高。他出身于农村，对农民有着深厚感情，推行“包产到户”很卖力气。

    “出问题怎么办？”陈岳宝有点儿紧张。

    他毕竟当过几十年的基层干部，这点儿轻重还是拎得清的。

    “这你放心，出了问题我担着。我可以把这句话写在你的本子上作为证据。你、你怎么哭了？”

    “你敢为农民承担责任，我还不敢哭吗？”陈岳宝抹把泪说。

    陈岳宝一到税务所立即大张旗鼓地发放进货本。

    “税务所发进货本了，每本仅收五分钱工本费。”这一消息不胫而走，税务所门口排起蜿蜒长龙。工作人员忙得中午都吃不上饭了，晚上还要加班。

    “陈定模胡作非为，这胆子也太大了！”

    有人将情况反映上去，县里没有明确表态。改革开放初期，“摸着石头过河”，对错要实践检验。温州是个不同寻常的地方，据《浙南日报》报道，1980年7月，平阳县矾山镇已给二十四位个体户发放了个体营业许可，经营范围包括手工修补、饮食服务和经营小百货、小山杂等。1980年9月，温州市工商管理局解放思想，大胆改革，根据国务院《关于城镇个体工商户登记的若干规定》，以松台街道为试点向个体户发证。

    钱库区工商所与税务所相距不远，一个熙熙攘攘，门庭若市，一个冷冷清清，门可罗雀。工商所所长坐不住了，也许觉得自己应该有所作为，也许见县里没追究税务所责任，胆子也跟着大了起来，工商所开始给农民发放经商许可证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他们发放了数千本经商许可证。钱库活跃起来，织布机、纺纱机和开花机转动，土布、毛巾、带子和衣服流往全国各地，各地的土特产品也流了进来。

    1983年底，偏僻落后、不通公路的钱库就成为浙南十大小商品市场之一，成为针织品、食品、百货、烟酒等商品的集散地，瑞安、平阳、泰顺和福建宁德、福鼎等地商贩乘船而来，满载而归。

    这时，时任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提出，在国家计划的框架下，允许小范围的经济自由和市场调节。陈定模底气足了，有人认为他又押对了赌注。

    一天，县税务局突然派下工作组，查银行账目往来，计算营业额，要经商农户补税，交罚款。

    “我卖一箱啤酒就赚一个纸箱钱，补税罚款后，我的生意就做不下去了。”一个农民眼泪汪汪地对陈定模说。

    陈定模找到县税务局局长：“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可是，钱库小商品市场刚起步，农民还不知缴税，为争得市场利润压得一低再低。现在让他们补税，他们赔了，生意做不下去了。钱库地少人多，靠种地养活不了这么多人，再出现逃荒讨饭，我这个书记也没法当了。”

    “你说怎么办？”

    “他们该交的税，我负责收，然后交给你们。”

    局长清楚有相当多的农民确实无钱补交税款和罚款，钱库的小商品市场刚有起色，如果严查下去，市场冷落了，利税大减也不好办，于是把工作组撤了回去。

    钱库小商品市场越来越大，越来越繁荣，部分农民成为“猴子”，钱库人也越来越信赖陈定模了。

    陈定模在天主堂滔滔不绝地讲着，父老乡亲专注地听着。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他讲完了，曲终人未散，农民或围着他问个不停，或围着龙港镇规划图琢磨着，或三三两两商议。

    “为什么去龙港建房？那里地基比钱库还高。在钱库建房可以做生意，也可以种地。”有人问道。

    “龙港是新建城镇，位于鳌江对岸，是苍南的港口镇和中心镇，也是苍南的经济中心和物资集散中心，无论人流还是物流，钱库都无法与之相比。看一个地方有没有发展，要看交通便不便利，你看平阳县的昆阳镇，建于晋朝，已有一千四百多年，港口镇鳌江不过一百多年，哪个更繁华？还有古都西安，建都一千多年，上海才二百多年，哪个更繁华？龙港一定会后来居上，会超过钱库、金乡和宜山。当下龙港正在建设，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你想做生意，龙港可以给你批地开店；想办工厂，龙港有优惠政策；想跑运输，有水旱两路。进城是几代农民的梦想，去龙港选择的是生活，是子孙后代的命运……”陈定模侃侃而谈。

    [1]仅有女儿没有儿子的家庭。

    [2]1984年，中国人口为10.4亿。

    [3]数据来源于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报表。

    [4]现平阳县腾蛟镇。

    [5]指上交农业税。

    [6]指生产队干部的误工补贴，以及个别干部多吃多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