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城者(中国农民城) 正文 第4章 天堂在对岸
李其铁说，“我这个‘傻瓜农民’要翻身，要证明我不是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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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一片烂滩涂；他们那里应有尽有，像天堂一样
1984年7月14日，也就是陈定模到龙港的第二个月，《浙南日报》的头版刊发了《龙港镇也来个“对外开放”》一文。报道说：“苍南县龙港镇最近采取一系列优惠措施，对乡（镇）、外县、外省开放，吸引四方能人进镇开业。龙港是个新建置的镇，交通地理位置重要，将成为苍南县的经济中心。”发出地不分南北、人不分东西，欢迎农民进城开店办厂的邀请，“给予提供场地、业务、能源、住房等方便，经济上给予优惠照顾”。
这一报道犹如巨轮在青龙江驶过，掀起一拨拨的浪花。农民可以进城了！尽管能开店办厂的“猴子”凤毛麟角，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是没有这个实力的，不过他们在远处看到“护城河”上放下吊桥，前景呈现一片曙光。
二十世纪下半叶，每个乡下人都有一个进城梦。
陈定模的进城梦是从十四岁开始的。那年，陈定模去平阳县城考中学，夜半在钱库上船，凌晨在方岩下码头下船，到青龙江边坐摆渡过江，靠近鳌江码头时天刚好蒙蒙亮。陈定模突然瞪大了眼睛，刚路过方岩下时，那边还在沉睡中，黑乎乎一片，到了鳌江这边却是另一番景象：码头上灯火通明，路边摆着许多饭摊，有卖糯米饭的，有卖油条豆浆的，还有卖稀饭的。哎呀，稀饭怎么这么白呀，雪白雪白的，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稀饭，真想来一碗尝尝。他家吃的都是红米，熬出的稀饭是红红的。
房子怎么这么高，这么整洁，这么体面？还有三层的。相比之下，钱库的房子又矮又矬，高的只有两层，大多是黑黢黢的茅草屋。鳌江的街道上有商店、饭店、邮局、医院和戏院，马路宽阔而平坦，有汽车、三轮车、自行车，这都是他从来没见过的。
钱库不通公路，出行仅有两种选择，或者坐船，或者步行。步行要走河道两边的羊肠小道。晴天还好，雨天不仅泥泞，还一跐一滑，稍不小心不是跌进河里就是栽到田里。钱库的孩子不要说汽车，连自行车也没见过。有一天，老师想让学生开一下眼界，决定带他们去看汽车。他们早早就坐船出发了，下船走了两三个钟头才来到一条砂石路旁。他们在路边等了很久也没见到汽车的影子。学生们烦了，饿了，把带的米糕掏出来啃。突然，老师叫道：“汽车来了！”一个像小房子似的东西从远处疾速而来，孩子们欢呼起来，张开双臂迎上去。老师吓坏了……嘀嘀汽车叫了起来，尖厉而急促。孩子们吓一跳，落荒而逃，有的跳进路边水田。
“鳌江是镇啊，那里应有尽有，像天堂一样。有马路，可以骑自行车，可以穿皮鞋。我们这里没有路，只有一片烂滩涂，自行车在哪里骑，穿皮鞋走路还不烦死了？我们在滩涂上抓小螃蟹，搞点儿小虾什么的，有的地瓜搞（种）一点啊，他们觉得我们很脏，见到远远就躲开了。我们只是隔一条江，他们那边那么幸福，我们这边这么苦，要种地，要摘棉花，太阳晒死了。”几十年后，回忆起当年的鳌江，高玉芬还满眼的羡慕。
“那时候渔民还好一点。农民更苦，种的粮食征购完就剩下一点点了，吃一两个月就没有了。只好吃地瓜，吃米糠，连地瓜藤都吃。最困难的时候，把树皮剥下来吃，野草都挖没了。我小时候吃过的，现在记忆很深，有的吃吃腿就大起来，什么水肿病啊，要到政府打一张证明，那个米糠给你两斤。”高玉芬家在河底高村，那个村百分之四十是渔民，百分之六十是农民。她父母是农民。
她是共和国同龄人，也是他们村里读书最多的女人——初中毕业。她当过老师，像陈定模那样在供销社干过，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担任过龙港镇镇委副书记。她做梦也没想到父亲和兄弟姐妹会有机会搭龙港这艘轮船漂进城里。
“一江之隔，我们这边是农民、渔民，他们那边是城里人。我们这边最好的鱼啊，虾啊，要挑过去卖给他们吃。我们吃不饱，到那边去买地瓜丝；柴不够烧，也要到那边去买。”李其豹说。
李其豹人很聪明，书读得好，小学跳过级。考中学时，他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宜山中学。家里拿不出两块八毛钱的学费，他只好回家放牛。“我有三个弟弟、两个姐妹，那时候爷爷还在，一家九口人，我是大儿子，我不帮爸爸妈妈干活怎么行？”
毛主席说，医疗要面向农村。李其豹有了进半医半农班学习的机会，那年他十六岁。对这一学习机会，他很珍惜。可是，没读多久，上边传下最高指令：“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半医半农班停了，大家都“关心国家大事”去了。
李其豹的父亲被“关心”出来，被游行、批斗，关进了牛棚。父亲是生产队会计，也是赤脚医生。上世纪六十年代，粮食不够吃，村里许多人家都去逃荒讨饭。父亲读过三年书，识文断字，很要脸面，没让家人去讨饭。他做了点儿小买卖，制作钓鱼竿，搞点鱼虫卖卖。有人到金钗河村买木头，他帮忙牵一下线，赚点儿回扣。
父亲被抓，家里日子过不下去了。李其豹只好领着弟弟下海捕鱼。一天风疾浪高，他们兄弟俩划的船翻在海里。幸亏是近海，水也不很深，附近渔船较多，把他们救起，捡了两条命。
听说公社要招考民办教师，李其豹报了名。考试那天，他一路跑到宜山，气喘吁吁地进了考场。数学试卷发下来，他一看就傻了，像过江到了鳌江镇，满眼都是陌生的。初中的课程他没学过，自然就做不上来。语文考的是作文，题目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李其豹挥笔疾书，写得洋洋洒洒。成绩单发下来，他的语文得九十多分，数学得五分，不过总分过了录取分数线，却没被录取，只得继续打鱼。
“我把鱼打上来，拎着鱼篓去鳌江卖。冬天穿着厚厚的破棉衣，带着破帽子，鳌江人对我说：‘阿公阿公，你这个东西怎么卖？’那时我才二十来岁。夏天，我戴着斗笠，光着脚踩在鳌江的路上，那路被晒得滚烫滚烫的，脚下像起泡似的痛。我们这边点着煤油灯，热得受不了就拿把扇子扇一扇。鳌江人可真会享福啊，穿拖鞋，吹着电风扇。我就想，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成为城里人就好了。”采访时，李其豹说。
龙港镇政府成立时，金钗河村从江口村分了出来，将近三百户，八百多口人，三百来亩耕地，人均还不到四分地。这点地哪里养活得了这么多人？
村里有一个书记，一个村委会主任，一个会计，还缺个治保组长，他们想起了李其豹。这时的李其豹已三十四岁，村里唯一的一幢三层楼房就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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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傻瓜农民”要翻身，要证明我不是傻瓜
穷就让人歧视，落后就得仰视人家。生在江南岸的人不知受过多少窝囊气，鳌江人骂他们是“傻瓜农民”。李其铁说，“我这个‘傻瓜农民’要翻身，要证明我不是傻瓜。”
李其铁是李家垟村的，那村原来隶属宜山区湖前乡。李其铁怎么证明，拿什么证明？他小学毕业赶上“文革”，“停课闹革命”了。他父亲曾是国民党员，家庭成分也不算好，不允许他们造反。十二三岁的他没事儿就拎着抄网到方岩村、河底高村、金钗河村那边的河里捞小鱼小虾。汛期过后，父亲要到方岩下修船，他也要跟过来帮忙。一来二往，他不仅对那一带了如指掌，还结交了很多朋友。
“你就不要读书了，跟我种地吧。”父亲对李其铁说。
李其铁很听话，于是放弃读初中。那书不读也罢，学校不是搞大批判就是学农劳动，还不如在家读读书。李其铁最喜欢读的是历史小说。
“你这不行，你点灯熬油看这个不行。煤油点没了，灯还怎么用？”当过生产队长的父亲说。
煤油不是有钱就能买的，要凭票供应，当然他们家也没有钱。父亲靠打鱼养活一家七口，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李其铁读兴正浓，父亲不让看，这怎么办？
“读书是好事儿。”母亲发话了。
言外之意为好事付出点儿代价是值得的，也是应该的。母亲这么一说，父亲也就不反对了。李其铁就这样读完《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那些书都像从耗子洞掏出来似的，破破烂烂，没头没尾。
对十几岁的孩子来说，梦想有时就像满天五彩斑斓的气球，破碎三个五个，十个八个都没有问题；有时气球无数，飘上天空的却只有那么一个，破灭了就没指望了。李其铁的“气球”就是参军，当海军。他喜欢海，见到海就亢奋。十来岁时，父亲捕黄鱼时，他坐在小船上敲鼓和木板，帮着赶黄鱼。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海军当不上了，他只有一种选择——当鳌江人眼里的“傻瓜农民”。
“你找个师傅，学学木雕吧。”父亲说。
木雕也算是工艺美术，可以摆脱当“傻瓜农民”。十五岁的李其铁跟一位师傅学木雕，掌握了刀、锯基本功。
“你学学武术吧。你脾气很温和，出去不会跟别人打架，惹是生非。你身体比较弱，练练拳，可以强身健体嘛。学武术还可以防身，万一人家打你，你也有点儿功夫。”父亲说。
父亲会五鸡拳，那是南拳的一种。李其铁在家排行老三，上有一姐一哥，下有一弟一妹。在三兄弟中，李其铁的个子最小，不过在苍南绝对不算矮，身高一米七三。武术高强也会得到尊重，李其铁除跟父亲学五鸡拳之外，还拜了三个师父。
木雕和武术都难以改变“傻瓜农民”的命运。李家垟小学需要老师时，李其铁比本家兄弟李其豹幸运得多，当了民办教师。
“我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必须有一桶水。”李其铁边学边教，边教边学，教得认真，学得刻苦。
鳌江姑娘陈迎春高中毕业，到李家垟小学当代课老师时，李其铁已是教导主任了。陈迎春的到来，犹如“天上掉下来个林妹妹”，她不仅长得漂亮，举止言谈、穿衣打扮都跟乡下人不同。她的妈妈是乡村教师，她的姐姐也是李家垟小学的民办教师。也许对鳌江的向往让李其铁喜欢上这位比自己小五岁的城里女孩儿，也许对这个女孩的喜欢让他更迫不及待地想证明自己不是“傻瓜农民”。
李其铁第一次去鳌江才五六岁，跟着父亲从对岸的码头出来，见到了马路、马路上跑的汽车和自行车，见到街道两边的商店、进进出出的城里人。哇，世上还有这么好的地方？他瞪大了眼睛，左看看，右看看，怎么也看不够。父亲给他买了一根油条。这是什么？又脆又酥，太好吃了，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生活在这里该有多好，可以天天看汽车，还有油条吃。
李其铁尽量把课给陈迎春排得好些。她对他也很有好感，觉得他这个男人实在，乐于助人，不像有些男人那么虚伪。他还爱读书，字写得也好，结构牢固，让她喜欢。他还很有正事儿，不喝酒，不打牌，不乱来。
他们都清楚彼此的好感犹如灿烂的谎花儿，是结不出果实的。鳌江姑娘怎么会嫁给乡下人？乡下人穿的是破烂粗糙的土布衣服，说着很土、很难听的乡下话。[21]
“我们农民档次低啊，跟鳌江不可比，差别太大了。我们这边家里条件好、长得很漂亮的女孩子也许能嫁到那边去。嫁也只能嫁到条件很差的家庭，嫁过去也是要受气的。”说起两岸通婚，高玉芬说。
高玉芬想起一桩往事。有位江南女人嫁给对岸的男人。有一次，她带着一两岁的儿子过江去看望丈夫。船行到江心，儿子要撒尿。她就在船边给孩子把尿。那时的渡船还是木头的，要人来划的，船不大。突然，有浪过来，船一晃动，孩子紧张得一蹬腿，从她的手上滑进了江里，不见了。那女人哭得死去活来。
传统婚姻讲究的是男大女小，男高女低，男强女弱。李其铁跟陈迎春除了年纪相当，再也找不到般配之处。他小学毕业，她高中毕业；他父亲是渔民，还有政治历史问题，她的父亲当过志愿军的排长，参加过抗美援朝，是国家干部，她的母亲毕业于师范学校；他家很穷，连点灯看书都心疼煤油，她家殷实，吃穿不愁。
“你不要去考，你考走了教导主任谁当？”1977年，李其铁跟校领导说要参加高考时，领导瞪着大眼睛问。
“这个关系到我的命运，你不给我考，那我以后怎么办？”
他考不上大学，跟陈迎春也许就没有“以后”了，恐怕没有机会证明自己不是“傻瓜农民”了。
这时，她已离开李家垟小学，去公社中心校教中学英语。他时常去乡里看她。他们的话儿像一条小溪潺潺流淌，忘却了时间。下班的钟敲响了，天暗下来，他送她过江回家……他的足迹一遍遍印在她家的路上。他融入她的朋友圈，还成为她朋友的朋友，“统战”了她的亲朋好友。
李其铁要参加高考，也许除了担心“教导主任谁当”的校领导之外，没人相信他能考上。他只有小学毕业，且不说高中课程，连初中的数学、语文、物理、化学、历史、地理都没系统学过。他想报考文科，一边教学，一边恶补初中、高中的语文，还有数学、政治、历史和地理。高考时，试卷发下来，他感觉是走在方岩下、河底高、金钗河的路上，遇到的人似乎都见过面，就是叫不上来他们的名字。
李其铁高考失利，却没气馁，继续复习。第二年，他考取温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专业。他终于证明了自己不是“傻瓜农民”！当背着行李，拎着洗漱用品，要去温州师范专科报到时，他思绪复杂，他和她相距远了，想见面不容易了。到温州后，他给她写了封信，谈学习、理想、未来，就是不谈感受和感情，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彼此爱慕的男女通信的特点。
她很快就回信了，谈工作，谈学习，谈鳌江……
书信就这么一来一往，越来越频繁。她清楚即便他考上大学，距父母的择婿标准还相差甚远。她的两个姐夫都是部队转业的，一个在县农资公司当经理，另一个在广州远洋公司。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她的相貌、气质、学历、职业和家境都好，自然会引起异性和他们父母的关注，不时有人登门说媒，且大都符合她父母的标准——门当户对，最起码也要像她的闺蜜和同学找的那样——城里人，有份不错的工作，有地位不错的父母，还有不错的婚房。她却想也没想就婉拒了。这时，爱情的种子已悄悄发芽，虽然书信中没谈到爱，却已心有灵犀。
李其铁大学毕业被分到家乡湖前中学任教，那也是她教过书的学校。这时，她顶替父亲，入职在鳌江的平阳县物资公司。半年后，苍南县司法局成立了，他调了进去，先当秘书，没过多久就当上宣教科长。
“我比较喜欢你。”他觉得时机成熟了，可以说出憋在心里六年的话了。
“我也比较欣赏你，但是你家里太穷了，连房子都没有，我们结婚住哪里？”她直言不讳。
她说，她要结婚的话，还是要住在鳌江的，不会住在李家垟，也不会去灵溪。她不喜欢听灵溪人说的闽南话，像吵架似的，听不懂。她即使答应去灵溪，他也没有房子。他住在单位的单身宿舍里。
“房子以后会有的。造一间房子是很容易的，钱不够可以先借一些，我们是有能力偿还的。我们要自己努力，不能依赖父母。”他说。
不依赖父母，这也是她欣赏他的地方。他什么也不靠，靠勤奋、刻苦和努力。
“我妈他们不会同意的，再等等吧。”她一点儿把握也没有。
不能再等了，他已二十八岁，她也二十三岁了。他去找她的姨妈，说他和迎春相爱了，请她帮忙说服迎春的父母。他找对了人，她的姨妈对他很认可。
不出所料，她的父母不同意这门亲事。她的父母出生于江南的乡下，父亲从这边参军，母亲在这边考取的师范学校。作为乡下人，他们向往城市，没想到母亲毕业又被分回江南的乡下。父亲转业调换了几个地方，最后才进了鳌江。陈迎春姐弟六人也都生在乡下。陈迎春九岁那年，母亲说鳌江那边的学校比乡下好，让她跟着父亲去了鳌江。母亲和奶奶、姐姐都留在了乡下，她的两个姐姐、一个哥哥都是农村户口。她当民办教师的姐姐就嫁到李其铁那个村，父母都清楚那里有多么贫穷，女人有多么艰辛。父母说什么也不想把这个城里长大的女儿嫁回乡下。
姨妈劝她的父母说，那个男孩不错啊，很有教养，工作单位也不错，还是个大学生，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他是乡下人。在姨妈的斡旋下，她的父母勉强同意了这门亲事。
“你前边那两人嫁得都很好，你嫁的这个条件太差了，以后会吃苦的。”母亲遗憾地说，想了想又说，“你的工作蛮好的，可以嫁个条件好点的，鳌江这样的年轻人很多啊。”
“没关系，我们两人都有工作，只要努力点儿，日子会好过的……”接着，她看着母亲，充满希望地问道：“妈妈，我出嫁时，你给我什么？”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就什么都没有，我自己会努力的。”
她也许有点失望，想想也就释然了。姐弟六个，仅有三个是城镇户口，父亲退休那个顶替名额也给了她，她已得到很多了。
1983年，他们结婚了。这个不喜欢乡下人的言谈举止和穿着打扮的城里姑娘，却跟李其铁举办了一场很“乡下”的婚礼。媒人就是她的姨妈，婚宴隆重，摆有好多桌酒席，请来很多乡下亲戚。
1984年对李其铁来说是个幸运年，一是龙港镇政府成立，湖前乡划归了龙港，他成了土生土长的龙港人；二是8月份，也就是陈定模到龙港的第三个月，司法局派驻龙港镇的特派员调到水利局了，在李其铁的主动要求下，他被派了过来，从此他们夫妇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生活。她每天早晨五点钟就起床做饭，他六点钟准时出门，骑自行车赶到码头，坐渡轮过江。镇政府八点钟上班，他七点半钟就坐在办公桌前。没事时，他就读书——中华律师函授中心发的那套法律法规教材，他从法学基础理论学到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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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鬼”赢得了自己的尊严
鳌江人骂的那句“江南鬼”，让方建森记了一辈子。
他是方岩村人，住在方岩下。他跟李其铁同岁，他们犹如在同一节列车的两位旅客，李其铁小学毕业，他也毕业了；李其铁放弃了读书，他也放弃了。不同的是李其铁是父亲不让读，他是没父亲；李其铁的父亲曾是国民党党员，他的父亲是方岩村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他父亲是“土改”时入的党，那时他还没出生。
方建森的父亲出身贫苦，不识字。他对党绝对忠诚，工作随叫随到，忙起来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那时当村支书没有报酬，没有补贴，父亲动不动就要去乡里开会，领任务。生产队是按劳取酬，多劳多得，每到分粮时，挣工分多的人家拿着斗来收米，方建森的母亲却拎着斗去借米。
1962年，修桥墩水库，宜山区派父亲带领全区的民工去了。指挥施工时，父亲被拖拉机压伤，抬回了家。区里给了三十元医疗费，正赶上家里揭不开锅，母亲用那笔钱买了红薯。一块钱八斤，买了二百多斤。家里九口半人，七个孩子，三女四男，正值长身体的时候，很能吃。方建森排行老五，下有一弟一妹。他还有一个奶奶，父亲跟伯伯共同赡养，算作家里半口人。
红薯吃没了，父亲突然动脉大出血，没钱治。关键的还不是钱的问题，父亲当了十二年支书，几十块钱总还是借得到的。关键是江南岸没有医院，没有医生，不论什么病都得到江北去看。没来得及抢救父亲就走了，那年父亲才四十五岁。方建森刚八岁，在家的男孩属他年纪大，弟弟四岁。他有一个妹妹刚刚一岁。大姐十六岁就嫁人，换回一百来斤地瓜丝。大姐嫁到了山区，那里偏僻、落后、贫困。几十年过去，提起这些往事大姐还抑制不住地抹眼泪。
村里照顾他家，给母亲安排一份工作——去学校做饭，每月给八块钱的工钱。母亲很珍惜这份工作，也很努力，凌晨两三点钟起床，天不亮就赶到学校烧饭。方建森很懂事儿，跟母亲去，帮着挑水洗菜。
方建森小学毕业就回生产队挣工分了，那年十四岁。生产队让他放牛，他嫌放牛的工分低，就挑着担子去捡猪粪。猪粪卖给生产队一斤一分钱。江南养猪的多，却没猪粪可捡。鳌江的城里人不种地，没人捡猪粪。方建森就跟小伙伴去鳌江拾粪，运气好的话一天能拾七八十斤，运气差也能拾四五十斤。
过江捡粪要凌晨两三点钟起床，赶头班船过江，到对岸天差不多也就放亮了。晚上赶四五点钟的船回来，那时间段人少。往返的船票六分钱，相当于六斤猪粪。方建森天天来回跑，跟开船的也就混熟了。开船的知道他家很穷，也就不说啥了。
“你把这么臭的粪挑子放在这干嘛？”开船的不说啥，坐船的不干了。
“挑远一点！”有人厌恶地说。
方建森也不介意，挑远点就挑远点，他们要骂就骂两句好了，谁让自己挑着那酸溜溜、臭烘洪的猪粪搭乘这一班船呢。
“江南鬼！”鳌江的会这样鄙夷地喊他。
那大多是年纪相仿的孩子，大人也就是翻翻白眼，嫌弃地躲远些，不会跟穿得像要饭花子似的拾粪孩子过不去。
方建森十六七岁就不再去鳌江拾粪了。因为到对岸拾猪粪的孩子越来越多，粪不好拾了。有几次，眼看太阳要落山，该回去了，粪筐里只有一筐底的粪，连坐船的钱都没赚出来。他们就动了歪心思——去偷粪。偷谁的？个人的不行，生产队的也不行，抓住要挨打。偷部队的，解放军是不会打人的。
鳌江驻扎着一支部队，有一个养猪场。趁饲养员不注意，方建森和小伙伴翻进猪栏。猪见了手持铁锹的陌生人就嚎叫了起来，这可把他们吓坏了，差点要落荒而逃。想想被抓着也比赚不到钱、看着家人饿肚子强。于是，他们仓皇往筐里装粪，然后翻过猪栏而逃。进时粪筐是空的，比较容易；翻出时粪筐装满了猪粪，沉沉的，搞得手上、脸上和衣服上都是猪粪。可是，他们高兴啊，不管怎么说有钱赚了。
第二次偷粪时，方建森就被抓住了。他回生产队下地干活了。开头那三年，方建森为同工不同酬而憋气，干同样的话儿，人家挣七八个工分，他挣四个工分，相当于“半价”。不过，方建森没放弃，坚持干了下来。见没把方建森挤对走，生产队长又给他降到三个工分。方建森没办法，只得接受这不公平待遇。那年，他去桥墩水库工地干了四十天，总共才挣一百五十六个工分，连一家人的口粮都不够。
十九岁时，方建森成为一把好手，农活儿干得不仅比别人多，比别人快，还比别人好，一天可挣七个半工分；二十岁时，他挣十个工分；二十四岁时，他当了记工员，第二天干什么，是插秧、割稻还是撒肥，社员都不用问队长，问他就行了，乡亲给他起了个绰号——军师。二十三岁时，方建森当选为生产队长，带领全队十八个壮劳力，六个半拉子[22]。
方建森年轻，脑袋灵活，思想解放，搞科学种田，过去冬季田地抛荒，他当队长后带领社员种油菜。稻谷一毛钱一斤，一百斤卖十块钱，油菜籽五毛多一斤，一百斤能卖五十多块钱，种一亩收二百多斤油菜籽，可卖一百多块钱，这等于一亩多产出一百多块钱。过去在生产队干一天挣一块三毛钱，好的队能挣一块八毛钱。方建森当队长的第二年，他们生产队一个工涨到两块钱，被评为公社的先进。
三年后，方建森入了党，当上生产大队长，那年他只有二十五岁，是宜山区最年轻的生产大队长。
“建森啊，你好好干，将来接大队书记的班。你老爸工作认真，对党忠诚，做了很多贡献，你要向他学习。”公社领导跟他说。
“我一定好好干，为我老爸争口气。”
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就不能带领全大队社员共同富裕，方建森白天参加生产劳动，晚上去夜校读书，学初中课程。
方建森已不奢望进城，不奢望过鳌江人那样的日子，只要方岩生产大队的日子比其他地方过得好也就行了。他做梦都没想到的是龙港镇成立了，方岩下居然成为镇中心。
4
夜幕之下，仰面看见一片灯光，他说那个地方是天堂
王均瑶三兄弟年纪不同，向往城市的高度和视角亦不同。
在大哥均瑶的眼里，城镇也许是座金矿，只要吃遍千辛万苦，想遍千方百计地淘下去，总会淘到金子的；在比均瑶小六岁的均豪眼里，去金乡镇能看到渔村没有的小人书和电影，电影《少林寺》他就是在那儿看的。
从渔岙村他们家到金乡仅有一个多小时路程，走山上的羊肠小道，翻过一座山就到了。他们有个姨妈住在金乡，从小他们就跟着父母到金乡走亲戚，回村后他们就给那些没去过金乡的小伙伴讲在城里看到的新奇。
“我们金乡看到的东西，他们是永远想象不出来的。”王均豪说。
到金乡来碗油锅[23]，哎呀，那可是太好吃了，足以让人忘掉姥姥家姓什么。不过，那再好吃也比不过均瑶的小兄弟炒的那顿蛋炒饭。
均瑶的翅膀渐渐硬了，想自己搞个作坊。均瑶在金乡租了一间房子，想热一下锅灶[24]，可是什么吃的都没有，他的一位金乡的小兄弟过去，给他们炒了几碗蛋炒饭。均豪说，他年纪跟均瑶差不多，他家算是比较富有的，炒饭时油和蛋放得很足，那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一次饭。过去家里很少能吃到白米饭，有白米饭吃时，顶多猪油和酱油拌一点儿，父母还舍不得多给你，哪会那么奢侈。
不过，在城里他们也有窘迫的时候。均豪七岁那年去金乡玩，那时二哥均金也到金乡打工了，寄宿在表哥家里。均豪跟二哥住在一起，早晨醒来，二哥说，你去吃早餐吧。
“我们一起去。”
“我等一下再吃。”
二哥摸遍了四个兜，只摸出一毛钱。均豪明白了，二哥只剩下这一毛钱了。上街吃个馒头要五分钱，吃根油条也要五分钱，喝碗豆浆还要五分钱。两人买两个馒头或两根油条，就那么干巴巴地吃，连豆浆都不喝怎么好意思。
“你去吃，我到姨妈那里说不定能搞点什么垫一下。”
均豪想，二哥还要干活，一毛钱可以买一个馒头一碗豆浆，看上去也没什么不好意思。
二哥却硬是把那一毛钱塞给了他。最后，他们兄弟俩那顿早饭谁也没吃。
均瑶撒网似的寄出第一拨信，收到一封回信，跑了一趟重庆。在三兄弟中，他是第一个坐火车的。均豪只看过汽车，还没见过火车。灵溪到金乡有条简易砂石路，1973年修建的。均豪是爬到家乡的山顶上看到汽车的，那汽车犹如甲壳虫，顺着像柳丝似的公路一点点爬行。
均豪缠着均瑶让他讲坐火车是什么样的感觉。均瑶说，那是没法说的，比方说从我们村的这一头到那一头，从东到西，火车呜的一声，车头出来，尾也不见了。
重庆是什么样的？均豪到过金乡和鳌江，还没去过大城市。他七岁那年，坐老爸的渔船去鳌江。村里有个粮站，让老爸要把米运到鳌江。船从渔岙到鳌江要经过海面，均豪晕船了，吐得昏天黑地，黄胆都吐出来了。他什么风光也没看到，船到鳌江卸下米就回来了。
均瑶告诉他，重庆给人的感觉就像天堂似的，天上有好多光亮，太美了。均豪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那个天堂是什么样的，这就像他跟没去过金乡的小伙伴讲述金乡一样。从那以后，均豪对重庆很向往。有一天，他终于去了重庆，这时才知道那是一座山城。他想起均瑶深更半夜在这座城市下了火车，舍不得花钱住店，只好坐在火车站前的广场上等待天亮。夜幕之下，他看不到山，看见的只有山上的万家灯火。均瑶去世后，均豪再想到那一情景，想必是很心酸。
城市犹如一面华丽的镜子，映照出江南垟这一代创业者的几多窘迫与寒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