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城者(中国农民城) 正文 第3章 九人班底

    那是激情燃烧的年代，会开到凌晨四五点钟，楼下传来梆梆梆的敲打声，下去来一碗馄饨，吃完上班

    1

    丰满的想象退潮后，现实的礁石露出来。他睡不着觉了

    上任后，陈定模下到五个村调研一番，不禁倒吸一口冷气，龙港的建设远比想象艰难。来前的想法犹如隐没在荒草与丛林的羊肠小道，没走多远却发现那是一条死路。

    陈定模当初设想建一条钱库街，一条宜山街，一条金乡街，到了龙港才发现那是朵谎花，看着漂亮却难以结果。让农民进城没问题，中央一号文件已经允许了，建房用地怎么批？收不收钱，收多少，怎么收？这违不违法，合不合规？就算全县六千五百个“猴子”都进了龙港，龙港就能变成镇？那不过是小渔村变成大渔村而已，城镇怎么可以没有道路，没有上下水工程，没有绿化，没有学校，没有医院，没有商店、图书馆、影剧院、公园？要有，钱谁出？

    “不要县里一分钱。”拍着胸脯说得豪迈、痛快，却自断了后路，现在只有背水一战。

    俗话说，一分钱憋倒英雄汉。这是多少好汉的惨痛教训。没钱就等于没有粮草，谁会心甘情愿把自己绑在这么一辆战车上？老婆不赞同他来龙港。别看他在外风风火火，叱咤风云，却有点儿惧内。胡顺民在家很强势，说一不二。他跟她说想去龙港，她说：“你在钱库顺风顺水，去那边人生地不熟，连语言都不通[16]，习俗也不同。你都四十五周岁了，已抱上了孙子，何必冒那个风险？想住到龙港没问题啊，粮食局已批给我一间龙港的地基，房子建好就可以把家搬去啊。”

    陈定模本来睡眠就不好，这下就更睡不着了。

    他到任后，四梁八柱也就齐全了。镇委、镇政府班子的九条好汉，七人来自港区，都是江南垟的。副书记、代镇长陈萃元是金乡人，年纪与陈定模相仿，毕业于普师，当过老师。

    副镇长陈林光是金乡区舥艚乡人，他的办公室在走廊的中间。陈定模的房间把西头，每次进出必经他的门口。陈定模上任的第二天就撞见了这位穿着军装，“雄赳赳，气昂昂”的副镇长。陈林光在部队当过作战股长，转业时是正营职，担任过金乡区副区长。前两天，陈林光听人说镇里新来了位书记，文化不高，过去是卖书的。陈定模给陈林光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个子不高，说话干脆，看样子比较精干，穿着不讲究，像个农民。

    在镇机关干部中，陈林光来龙港最早，两年前还是港区时就过来了。他负责修路，还担任第一码头建设指挥部副指挥，兼办公室主任。虽然被任命为副镇长，但他负责的第一码头还没竣工，工作重心还在那边。

    镇委、镇政府的第一次会议，有的人被搞得一头雾水，陈定模和陈林光是说蛮话的，陈萃元是讲金乡话的，朱照喜是说闽南话的，还有几位副镇长讲宜山话，也就是宜山版温州话。会议开始时，大家都挺自觉和收敛，各自讲着自己版本的普通话，尽管南腔北调，语感好的能听个八九不离十，语感差的也有百分之七八十好听。可是，讲着讲着，或稍一激动就“越轨”了，说起自己的方言。陈定模还好，几十年来调换好几个地方，加上妻子是说闽南话的，所以闽南话、金乡话、温州话都能听得懂。陈林光的家乡舥艚属于金乡区，金乡话也能讲一点儿，宜山版温州话也会说一点儿，又在福建服过役，闽南话也讲得马马虎虎，不过灵溪的闽南话是听不大懂的。镇长陈萃元听其他方言问题也不大。不过，有人两眼直愣愣地盯着别人的嘴巴，不知其所云。

    陈定模鼓劲地说，来了我们就要大干一场，把龙港建起来。大家要解放思想，放开手脚去干。有成绩归功于你们，出问题我担着。

    最初几周，陈定模白天组织镇机关干部到方岩下、河底高、金钗河等村调研，晚上带领大家讨论“龙港建设靠什么？怎么建？”

    有人也许会感到莫名其妙，龙港建设靠县里、市里、省里，靠资金，靠拨款。资金到位，龙港就建得起来，没钱的话，滩涂还是滩涂，渔村还是渔村，龙港镇还在纸上。

    “有国家投资，还要我们这班人干什么？县财政全年收入只有八百多万元，还要建县城，哪有钱给龙港？我们要开动脑筋想办法。”陈定模说。

    “建龙港省里不拨款，市里不拨款，县里也不拨款，那是搞不来的。”有人说。

    陈定模为自己跟县领导拍胸脯“不要县里一分钱”而暗暗叫苦。不过一想，自己不那么说，县里就会给龙港拨款了吗？绝对不会的。灵溪是县城，列入了建设计划，省里有拨款；龙港是经济中心，没列入计划，没有拨款。这就像陈家堡农民的孩子，男孩算数，女孩是不算数的。龙港只有自力更生，自谋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同分县有关。1981年6月18日，平阳县被一分为二，原来的县城昆阳镇和经济中心鳌江镇留给平阳县，分出来的苍南县没有经济中心，没有一座中心城镇，三十六个乡镇，有二十五个是“欠发达乡镇”；中小学、医院和大的国营企业几乎都留在了平阳。有人说，“苍南苍南，泪下怆然。”

    “谁愿意到苍南来？分过来的四百七十名机关干部大多数是没有背景的，在平阳留不下的……”采访时，苍南县人大原副主任高友平说。

    “分到苍南的全家哭啊，真的全家哭，想不通啊，苍南什么都没有。”担任过龙港镇镇长、苍南县副县长的章圣望说。

    1981年10月10日，苍南县政府还没成立时，陈君球接受了一个秘密使命——港口城镇选址。平阳县委副书记特意交代此事敏感，需要严加保密。陈君球是宜山镇八岱村人，担任过平阳县城关镇委书记。

    陈君球像做地下工作似的联系了两位可靠干部，一位山东人，一位平阳人。三人靠着两条腿外加自行车轮子，对萧江、凤江、湖前、宜山和沿江等乡镇进行考察后，拟定港口城镇选在沿江、龙江之间的滩涂上。

    沿江方案得到温州市副市长胡显钦的支持和专家的认可。专家认为，沿江是一块未开发的黄金宝地，一是具有良好的建港条件，距东海仅五公里，距温州港和沙埕港各五十里，距台湾台北基隆港一百八十海里；二是位于鳌江港的南岸，沿江的方岩下是苍南人流与物流的咽喉要塞，内河有八条航线，近千条客货船只直通江南三区和灵溪、藻溪、萧江等地；三是拥有广阔经济腹地，辐射面广，包括江南片、江西片和瓯南闽北地区，尤其是江南三区有六十万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四，经济总量占全县四分之三强，经济吸引能力强。

    苍南县政府成立后，“沿江方案”得以公开，金乡、钱库、宜山三区无不拍手称快，在南港——灵溪、藻溪、桥墩等地赢得骂声一片，有人认为这个阴谋，是改变“县治设在灵溪”的前奏。

    有人提出，沿江无旧城可依托，不适合建城镇。

    有人反驳，从长远考虑，县治就该设在沿江。平阳县城关镇有一千七百多年历史，不靠江河，至今人口仅1.1万人；鳌江镇历史不足百年，因靠近港口，经济发展快，人口已超十万。县城选址首要考虑对全县经济发展能起带头作用，经济发展了，各项事业都会跟着发展。

    双方争持不下，县委书记卢声亮提出“两个中心”，政治中心设在灵溪，经济中心设在沿江。有人赞同，依据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在北京，经济中心在上海，美国的政治中心在华盛顿，经济中心在纽约，平阳也有城关镇[17]与鳌江镇两个中心。也有人反对，认为从贫困县平阳分出来的苍南本来就很贫困，哪有实力在建县城的同时，再建一个经济中心？

    县委将县城的建设规划与沿江方案同时报到省里。县城的建设规划获得批准。省里对沿江进行实地考察后表示认同，没列入计划。

    2

    “县治”引发轩然大波，惊动中南海

    1982年1月23日，全国著名市政专家殷体扬教授回金乡省亲。殷体扬是国家城建总局特约顾问，担任过中国市政学会会长。他看过沿江方案后拍案叫好，苍南县代县长金国仙请殷体扬考察灵溪和沿江[18]等乡镇，让陈君球全程陪同。

    1月30日，殷体扬考察过后，应邀在温州市政府礼堂做了一场报告，他对苍南县城选址，从整体结构、经济效益、安全水资源供给、节约良田、环境保护、水陆交通等十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结论是苍南县治应选在沿江，以港立城，城港共兴。

    殷体扬说，新县城的选址要符合全县广大人民的最高利益。县治如设在灵溪，只作为行政中心，势必要在沿江一带另建经济中心。这样头脑在灵溪，身躯在沿江，政治与经济分离两地，政治管理的功能遭到削弱，是严重违反城市结构规划的紧凑布局、合理分区原则。沿江与北岸鳌江镇相对，是苍南县江西片和江南片的经济中心，很容易形成全县政治、经济、文教事业的综合性中心。另外，沿江建城，可以充分发挥沿海和沿江的优势，从全局和发展的观点看，可以引进技术和来料加工，弥补本地资源不足。鳌江和沿江分处两岸，依靠鳌江流域航运之利，必能长足发展。在不久的将来，必将浑然一体，成为一个宏伟的完整的现代化城市。

    2月3日，《浙南日报》以“上海社科院特约研究员殷体扬教授在我市作城建学术报告”为题给予了报道，掀起了轩然大波。

    据《温州晚报》2014年刊发的署名文章回忆[19]：

    （1982年）2月6日在一些人的煽动下，部分群众非法夺取了镇广播站，实行罢工罢课罢市，并封锁了途经灵溪镇的福州至温州的104公路。

    中央得知这个情况后，作出关于把制造这次事件的幕前幕后者都要抓出来、不能不了了之的批示。

    温州市委立即组织力量进驻苍南帮助解决。当时确定的市委市府领导有郑嘉顺、张维森、王权等同志，我作为市委组织部的领导人也应召参加工作，于2月8日带领公安政法系统人员以及有关部门干部几百号人先到了平阳，经过几天的了解情况和准备工作，于2月12日下午大部队浩浩荡荡地进驻灵溪镇。

    当我们派去的工作队人员尚未安顿好，不少人就向我们发起围攻，有的将我们从平阳带去的盘碗全部打翻在地，把我们乘坐的汽车推倒，把公安车上装置的天线折断。尽管我们苦口婆心地做了思想政治工作，但他们还是听不进。我们的同志也因此被困在驻地办公室过了一夜。第二天上午，灵溪镇的一些群众组织游行，在一名老人的带领下，游行队伍前面抬着两具棺材，棺材周围写着标语，意思说国务院定下的县治是圣旨，血可以流，人可以牺牲，已经到手的县治决不能变。

    我们再三向群众说明县治是不会变的，但带头闹事者必须绳之以法。经过几天大张旗鼓的宣传教育，群众情绪稳定下来，那些违规的做法也很快得到制止，大部分群众也开始认识到自己做错了。但万万想不到在3月3日这一天，当我们准备将一名抓捕到的肇事者押送温州时，一些人却打着犯罪分子是为大众谋利益的旗号，利用宗族宗派关系，煽动了一些群众，借救人为名，于当日傍晚冲上我们居住在山坡上的县水利局排涝站，见人就打，见物就砸，对我们的办公用具和寝室床铺、日常用品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留在山上的市公安局一名同志当即脑部被打成重伤，造成终身残疾。另外一名同志也被打伤。

    到了夜晚12时左右，闹事者得知温州方面已组织大批警力进驻灵溪的消息后，逃离了现场。

    最后在市、县公安民警的艰苦努力下，终于将该捕的不法分子都捕到了，分别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一些严重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也受到了应有的处理……

    由于“灵溪事件”，原计划在灵溪召开的苍南县三级干部会议改在矾山镇。会开完了，麻烦来了，江南垟各区、乡、镇干部怎么回去？通常是从矾山乘车到鳌江，乘渡轮过江到方岩下，再坐船回钱库或宜山、金乡。这时，104国道已中断，矾山到鳌江要在中途下车，步行两公里穿过灵溪镇，再乘车到鳌江。在这一敏感时期，四五百名江南干部步行穿灵溪会不会引发冲突？

    江南与南港两地本来就有积怨，“灵溪事件”导致了矛盾加剧。江南以平原为主，经济相对发达，南港多为山区，发展相对滞后；江南人说瓯语、蛮话、金乡话，南港讲闽南话，言语不通，却不耽误相互的攻讦与讥诮。县委书记和县长要求江南干部在矾山乘车到马站，绕道回去，这一路线中途要步行十来公里。

    “我不同意。这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灵溪是不是苍南县的县城？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经过灵溪？”钱库区区委书记陈定模提出异议，他说，“我们钱库区干部从灵溪走，出事我负责！”

    最后，钱库的干部走灵溪，四五个小时就回到了钱库；金乡、宜山两区的走马站，绕道走了一天才到家。

    县委、县政府为安抚灵溪群众，于1982年3月13日在办公楼还没竣工的情况下，就将县机关迁到灵溪。由于家属宿舍没盖好，机关干部或住办公室，或住单身宿舍，周末回平阳与家人团聚。

    3

    副县长批复：“无底洞，财政负担不了。”看来港区要下马了

    “灵溪事件”虽然平息了，可是反对建经济中心的呼声不断，甚至蛮横强悍，县委机关的厕所出现“打倒黑干将”的文字，而且没过几天就写满了墙壁。一天，突然在一片“打倒”中出现：“揪出黑后台，扫除马前卒！”

    机关干部都清楚“马前卒”是谁，似乎一夜之间陈君球就变成了土地雷，谁见到都绕着走，过去明确表态支持“沿江方案”的领导都不敢跟他接触，平日关系相当不错的同事碰面招呼都不打了。

    有人说，“灵溪事件”与陈君球的调查选址有关，必须追究他的责任。县领导多次找他谈话，让他写出书面检讨。他拒绝了，“我是根据县委领导交代去调查的。”

    县领导苦口婆心地劝他：“你不写呢也是有理由的，不过你作为一名老党员、老干部要顾全大局，要考虑县委所面临的压力和处境，最好还是个人受点儿委屈写一份。实在不想写，找别人代写也行。”

    陈君球只好违心答应了。

    1982年4月9日，县委顶着压力成立沿江港区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八人，陈君球任组长。

    “苍南需要物资集散中心。”县委和县政府提法变了，不再提港口城镇建设，也不再提经济中心，改称“物资集散中心”或“沿江港区”了。

    “苍南的县城刚开始建，再开发滩涂建港区，钱从哪里来？”

    “在滩涂上建港区纯属劳民伤财，把平阳划分给苍南的企业赶快迁到灵溪来！”

    港区建设领导小组是什么？既不是行政机构，也不像企事业单位，县委下文仅八十八个字，既没说港区的任务是什么，又没提经费从哪里来，有人不肯来，拒绝报到。

    陈君球拿着文件去找县长，建议开个办公会议。

    “老陈啊，你的意见是对的，但是在非常时期，这文件能发下来已经不错了。”

    县委任命的港区领导小组为八人，到位仅三人，陈君球之外，还有办公室主任和副主任。港区缺人，严重缺人，陈君球向组织部副部长求助，他们是多年好友，没想到对方却惧于压力不敢帮忙。

    有人对陈君球说，“县委那份文件不过是发给你们这些江南人看看，他们根本就没想开发沿江港区。老陈，你这人太老实了，信以为真了。”

    好在“信以为真”的江南干部不少，对港区建设抱有热情，主动要求到港区工作，于是陈君球把他们借了过来。

    1982年9月23日，温州市政府对港区建设领导小组请专家制定的《关于龙江港区总体规划的报告》给予了批复：

    一、性质：定为苍南县港区，全县物资流通集散中心；

    二、规模：人口规模近期（1985年）拟为1.2万人，远期（2000年）为1.9万人，必须严格控制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用地规模近期控制在35公顷以内，建设用地要尽量不占或少占良田，拟远期为126公顷；

    三、基本同意规划对港区的岸线、码头、工业、仓库以及生活居住区的布局意见……

    港区以方岩下、河底高、金钗河、江口、下埠等五个渔村为基础。这五个村有三个隶属于龙江公社，两个隶属于沿江公社，陈君球考虑到鳌江亦称青龙江，将“沿江港区”改为“龙江港区”。

    港区总体规划获得市政府的批准，县有关部门却不买账，不许港区设立财务账号，不拨经费。港区最早借用鳌江镇第四码头临时办公，一个多月后搬到南岸，没钱租房，只好跟沿江渔业队借了三间破房子。那是三间空房，连桌椅板凳都没有。

    港区要对外联系得坐轮渡过江去打电话。没有电，晚上开会要点蜡烛。窗户没玻璃，又靠近江边，江风不时刮来，动不动就把蜡烛吹灭。把蜡烛点上，不一会儿又吹灭了，他们索性摸着黑开下去。一位村干部发现了，开玩笑说，“你们是天天晚上开‘黑会’啊。”

    港区一片滩涂，芦苇蒿草丛生，连一条能拉板车的路都没有，最怕的是下雨，雨过三五天后走路还得穿雨靴。没有食堂，他们就吃饭摊儿。没有补贴，连差旅费都要原单位报销。工作忙，任务重，他们要起早贪黑，节假日经常不休息，还没加班费。港区没钱租宿舍，他们就投亲靠友，多数借住在鳌江，早晨坐船过来，晚上坐船过去。一位干部没找到地方住，只好每天往返于十来公里外的宜山。

    一天，“黑会”开到深夜十点多钟，狂风呼啸着从没玻璃的窗户灌入，外边雷雨交加。赶紧散会，再不走就过不了江了。陈君球他们顶风冒雨赶到码头，风雨过大，轮渡停运了。等到半夜十二点多，还没开轮渡的迹象，着急过江的八个人包了一条两人划的小木船。风高浪急，他们坐的船上下颠簸着被冲到江口，有人吓得哭出声来。好在船老大有经验，凌晨两点半时船终于平安靠上对岸。陈君球他们赶到住所时天快要亮了，倒在床上睡一会儿又要坐船过江了。

    最难的还不是这些，港区申请建七条路，县财政仅拨了五万元；建水厂，预算三十八万元，仅给拨八万，再申请五万元，县政府办公室转来“抄告单”：“副县长批复：‘无底洞，财政负担不了。’”

    “这样卡脖子，港区还怎么建？趁早散了算了，不受这窝囊气了。”有人泄气了。

    “这是县政府的下马令！”有人拿着“抄告单”愤愤地说。

    1983年春，支持港区建设的县委书记和县长相继调离，县政府不再给港区拨款了，设计好的进港公路也搁浅，本来就不愿意迁往港区的百货、五金、医药、盐业、烟草、糖业、物资等十家公司说：“没有进港公路，港区就是个死港，我们搬过去就是等死。”

    陈君球找不到县领导，下边委局办相互推诿，港区工地陷入停工与半停工状态，看来港区真要下马了。

    1983年8月10日，县委在刚落成的县水产局召开港区建设现场办公会。会议由苍南第二任县委书记胡万里主持，县委副书记，正副县长，部、委、办、科局负责人，以及钱库、宜山、金乡三区区委书记出席会议。

    陈君球汇报了港区的工作，“自1982年冬至1983年6月底，已经批准在龙江港区建设的有三十七个单位的五十九个项目，投资金额五百七十七万元。”但是，“截至1983年6月底，已竣工的只有四个单位的七个项目。只完成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十三。至今尚有二十四个单位三十八个项目尚没启动，只有九个单位在建设，进度显然是慢了些。其慢的原因虽然很多，但主要原因还是领导不重视，资金没到位。在‘下马风’的影响下，领导思想犹豫不决，等待观望。”

    胡万里说：“港区建设进度慢从领导方面讲，主要是重视不够，抓得不紧，措施不力。我在省里开会遇到了省委书记王芳同志，他说：‘要把港区建设好，苍南县的经济中心就在那里。这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港区建起来，苍南经济发展了，好处无穷。’”

    他还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霸头哄抬物价，欺行霸市，敲诈勒索，行凶殴打，扰乱和破坏社会治安和港区建设。对那些横行不法的霸头要从严惩处，该抓的抓，该判的判，决不手软。”

    胡万里指示秘书高友平说：“小高，你马上给县公安局局长打电话，让他派人过来。”

    港区领导怕激化矛盾，说情况已发生，通过调解已解决。

    胡万里坚定地说：“今天调解好了，明天还会发生，一定要彻底解决。”

    县公安局长亲自带干警赶过来，抓了五六个地霸。

    地霸抓了，羁押在哪？港区不要说看守所，连派出所都没有。县公安局也没有看守所，只得把他们送到平阳县看守所羁押。

    “小高，你跑一趟。”胡万里说。

    县里仅有两辆吉普车，全都调给了高友平。高友平是河底高村人。他过去一看，跟那几个地霸都认识，其中有一个还是他本家叔叔。那也没办法，谁让他们敲竹杠呢。高友平和警察把他们押送到了平阳看守所。

    听说从平阳划分过来的十大公司还在鳌江，胡万里说：“公司在鳌江，干部职工也都住在鳌江，港区怎么发展？要尽快搬过来，国企要带头，大家一起来建设港区。”

    在鳌江镇的十大公司的职工和家属有七千五百七十九人，可是他们多数认为江南是乡下，鳌江是城里，不愿意放弃城里搬到乡下。胡万里不仅找十大公司经理开会，还多次分别谈话，让他们做好职工和家属的工作搬过来，同时要求他们分别跟省公司申请拨款，在港区建房，解决干部职工住宿的问题。

    港区建设领导小组不是一级政府，只有协调、服务功能，不具政府的权力与职能，只能按计划经济思维，靠政府拨款搞建设。县委、县政府决定申请建镇。陈君球说，有人提出叫龙江镇，他觉得这名不错，不过跟龙江乡重名；还有人提出叫方岩镇，他说方岩镇容易让人误以为是山区城镇。最后，他取了龙江的“龙”，又取了港区的“港”，组合成“龙港”，这意味着是沿海城镇。

    1983年10月，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苍南县建立龙港镇，沿江公社的方岩村、河底高村和龙江公社的金钗河村、江口村、下埠村等五个村划归龙港镇。

    4

    “土地是财富之母。”怎么才能让土地生出财富？

    陈定模到任不久，县政府决定将宜山区的沿江、龙江、湖前、白沙四个乡划归龙港镇。一个月后，又将海城乡划归龙港。龙港镇下有五个乡，辖区大了，人口多了，经费却没有。陈定模来之前，县里拨的六千元开办费犹如三伏天杯子里的水，没喝几口就没了。

    有人要打报告跟县里要，陈定模却派人到河底高村借来三千元，以解燃眉之急。借钱毕竟是权宜之计，哪能“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镇政府又不是企业，没有产值，没有利润，拿什么还？这三千元用完后怎么办？继续借？谁来还？要是借不到呢？难道镇政府就停摆了吗？

    “灵溪事件”犹如不散的幽灵，在苍南徘徊着，萦绕着。这股势力不可小觑，他们生怕灵溪被僭越，怕失去县治地位。龙港建设成为敏感问题，谁也不想刺激那股势力。

    “龙港建设靠什么？”陈定模寄希望群策群力，能找到更好的点子。

    镇干部都恨不得一天就建成罗马，讨论起来有热情，有激情，甚至有豪情，有时通宵达旦。不过，他们书读得不多，有的小学毕业，有的读过初中但没读到毕业，学历最高的就是镇长陈萃元。

    “我们这些小不拉叽的镇委书记、镇长没有什么本事。我们是‘挑鲜’干部。‘挑鲜’就是把海鲜挑到菜市场去卖。县里怎么说，我们回来怎么卖。县里传达的也是中央的东西。中央一号文件讲得很清楚，农民可以到城镇去务工经商。”在采访时，陈萃元略有几分激动地说。

    镇机关讨论了几天，大家还是难以绕过“拨款”这个坎儿。

    “当下龙港什么都缺，没人，没钱，也没物。我认为在人、财、物这三要素中，人是最重要的。没有人就形不成城镇，有人就有办法，没有企业也可以有企业，没有钱也可以有钱。龙港首先要解决的是人的问题。”陈定模说。

    “在那个会议上，我说龙港镇第一要人，第二要人，第三要人。”陈萃元回忆说。

    看来在这点上他们的认识是一致的。

    “陈定模和陈萃元两个脾气都比较硬，陈萃元也是很有主见的。”在采访时，刘晓骅说。

    书记与镇长犹如夫妻，往往要一刚一柔，一强一弱，两个都很强势很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

    “至少是陈定模说了算。”刘晓骅补充说。

    陈定模说：“按中央一号文件‘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我们要动员农民进城集资建设龙港，走出‘人民城镇人民建’‘谁出钱，谁受益’的新路子。过去，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圈地运动，把失地农民赶到城市，成为廉价劳动力。城市人口密集，推进了繁荣。我们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动员农民进城，不仅有利于龙港建设，也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商品生产和专业分工。”

    有人若有所思，有人觉得不可思议，也许有人想，陈定模不愧为“陈铁嘴”。

    陈定模又提起《资本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的一句话：“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接着，陈定模讲了一个故事。上海南京东路板块还很萧条时，犹太人欧斯·爱·哈同吃进了大批土地，接着投入六十万两银子，用名贵的铁藜木铺设路面，导致南京东路两边房价暴涨十倍多，那里成为上海滩最繁华的黄金地段。然后，哈同以年租金五万两银子把一块地皮租给了永安公司建百货大楼。合同租期为三十年，哈同可获一百五十万两银子，合同期满还可坐拥那幢大楼。

    陈定模想把龙港的那些渔村、滩涂和荒地变成像南京东路那样的黄金地段？这怎么可能？哈同如果没有那六十万两银子，不可能把南京东路铺成铁藜木路，那里的房价会上涨吗？绝对不会的。我们龙港当下缺的不就是这“六十万两银子”吗？没这笔钱那就没有马路，没有桥梁，没有上下水，没有商场，没有学校、医院、影剧院，也没有公园和绿地，只是一个拥有九个小渔村的大村子而已，谁会来呢？

    这就像乡村的手压井，你得有一瓢水，把它灌到压井里，才能把井里的水压出来，压多少都没问题。你要没有那一瓢水呢？别说一担，连一瓢也别想压出来。龙港上哪儿去找那“一瓢水”？

    “土地可不可以作为商品，让它生出钱来？”陈定模说。

    “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那是高压线，谁敢去碰？”有人说。

    “不行，不行，不行，我在港区修了五条路，为道路用土地，1983年11月份我到省农业厅批了五亩地，那是最高限。”陈林光说。

    江滨路、龙翔路、龙跃路、镇前路和海港路都是陈林光修的。确切地说那不是五条路，而是五段路，有的因拆迁问题没解决还没修通。陈林光嘴上说“不行”，心里却对这位文化不高、个子不高的书记有了几分敬佩，他善于学习和琢磨，思路比较清晰，有点子，胆子大，说干就干，毫不拖泥带水。

    拥有“财富之母”，财富会像韭菜似的不顾一切地从泥土钻出来吗？不会的，还要有阳光雨露和适宜温度，东北气温零下三四十度肯定是不行的。

    陈定模想，土地不能买卖，能不能租赁？土地是国家的，单位和个人也不能无偿使用啊。他要为“财富之母”寻找催产素。讨论后，陈定模又寻找理论依据，这是他在县委宣传部任理论科科长时养成的习惯。

    《政治经济学辞典》对“地租”一词的解释是“土地所有者凭土地所有权而获得的收入”。土地归国家所有，镇政府属于基层国家行政机关，是否有权代表国家收取地租？

    马克思说过，地租是土地所有权的实现形式，一切形式的地租都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实现自己、增值自己的形式。马克思认为，根据地租产生的原因和条件的不同，可分为三类：级差地租、绝对地租和垄断地租。

    级差地租！陈定模太喜欢这个词了。《政治经济学辞典》解释说：“级差地租是根据土地的优劣等级相应的收取地租，建立的基础是对土地的私营垄断。”作为县经济中心，可不可以根据地段不同收取不同的地租？马克思认为级差地租是资本主义地租的普遍形式，没讲过是否适合社会主义。

    用资本主义地租的普遍形式，套用到社会主义是否合适，这不仅是个学术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不要说龙港镇，哪怕苍南县，甚至温州市也不见得有人说得清楚。市、县机关干部会有多少研读过《资本论》？估计是寥寥无几，不妨冒一下险。

    陈定模又查宪法，读到：“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他当即感到沮丧，好不容易找到一条路又给堵住了。

    县长刘晓骅说过：“碰到红灯绕道走，变通、变通就是把本来不通的变成通的。”苍南县有家生产泥巴棋子的校办工厂，后来转产油田用的气压表，因“出身低微”产品难以打开销路。刘晓骅知道后，让县里投入二十万元，并把这家校办工厂更名为“地方国营苍南仪表厂”，产品销路一下就打开了，没过多久一个厂变成两个厂，年产值高达十来亿元，成为苍南的纳税大户。

    变通是有风险的，搞得好是变通；搞不好，搞不对就是违法乱纪，就是玩火自焚。可是，要想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变通，还有办法吗？没有啊。变通不仅需要智慧，需要知识，需要吃透国家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还需要有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勇于担当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刘晓骅完全可以不去变通，作为县长，那家企业的产品能否打开销路，能否成为纳税大户跟他有关系，不过没到为之冒险，为之顶雷的地步。陈定模也是如此。

    陈定模绕了一圈儿又撞上了红灯，还得再绕。土地买卖不行，出租不行，有偿使用呢？土地是国家的，国家的就是大家的，长期以来，只要是大家的，那就“不占白不占，占了也白占，白占谁不占”，很多“白占”的土地被撂荒，浪费十分严重。

    土地使用需要改革，应该有偿使用。土地有偿使用与土地出租和“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有什么区别？能不能理解为土地买卖和出租的另一种形式？看来红灯还没绕过去。不准买卖，不准出租，不许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有关土地收费的道全部堵死了。

    难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土地——“财富之母”就孕育不出财富？土地不能生钱，国家不拨款，这个龙港还怎么建？基础设施决定了一座城市的品质。龙港迫在眉睫的是要建两条大街、十条小街，铺设水泥路面就要289.2万元；铺设11200米的排污管道和排水管道要157.84万元；建十三座桥，需要78万元；为三座7200立方米的污水储积池购置抽水机、建泵房需要15万元，总共要540.04万元。这相当于哈同在南京东路的投资。

    计划经济下，市政配套设施由国家包揽，龙港走的是“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新路，既然市政配套设施国家不能包揽，就得“谁受益，谁出钱”，如此看来收取市政设施配套费是合情合理的。

    陈定模到龙港前，县政府转发过《苍南县“二户一体”到两镇落户工作会议纪要》，上边提到“二户一体”到灵溪、龙港两镇落户的用房“采取集资联建、购买商品房、租赁房和借地等形式解决。临街营业用房每间应交公共设施费1200元”。

    不是不可以收费，关键的是以什么名目收费，看来这下绕过了红灯。

    级差地租，真是个讨人喜欢的专业术语，要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可以根据土地的优劣等级相应的收取地租，可不可以按此来收取市政设施配套费？

    有什么不可以呢？地段不同市政设施配套也可以不同。

    5

    那是激情燃烧的年代，会开到凌晨四五点钟，楼下传来梆梆梆的敲打声，下去来一碗馄饨，吃完上班

    夕阳西下，满江通红。戴着宽边眼镜的谢方明跟着龙港镇文书朱照喜上了渡轮。

    突突突一阵马达声，渡轮离开鳌江码头，到了江中。谢方明回望一眼古镇鳌江，再回过头来望向龙港，鳌江犹如一道天界，一边是城镇，一边是乡下。虽然龙港已经设镇，可是无论在鳌江人还是外来人眼里，它不过是一片黑乎乎的渔村建了几幢楼房，修了几条简易砂石路，它仍然是土里土气的乡下。他遥望着那幢鹤立鸡群的江滨饭店，知道自己将在那里迈上工作岗位。

    1984年，浙江省委组织部决定选派一批优秀的应届毕业大学生下基层挂职锻炼，浙江工业大学的谢方明入选。也许省委组织部考虑到他是乐清县人，对温州地区相对比较了解，于是把他派了回来。

    8月，二十一岁的谢方明怀着八十年代年轻人的理想和憧憬，告别留在杭州任教的女友。他在给女友的留言中充满激情地写道：“我希望生活是甜的，也可以是苦的，但不能是没味儿的。”他们十位来自不同高校的应届毕业生在温州市市委组织部报了到，革命烈士、中共浙江省委原书记刘英的儿子，时任温州市市委副书记的刘锡荣亲自给他们开了一个会，向他们介绍了改革开放中的温州。

    “我苍南刚从平阳分出来，比较薄弱，最需要这股有生力量。”听说，温州分来十位下基层挂职锻炼的大学生，求贤若渴的苍南县委书记胡万里跟市委组织部打招呼要人。组织部对苍南很支持，把谢方明他们全部派到了苍南。

    胡万里让县委组织部找辆面包车，拉着这十个“宝贝”到苍南各乡镇考察。这些血气方刚的大学毕业生一路高歌，畅谈着理想抱负。这一圈儿走下来，他们大体了解了苍南的情况。

    数天后，谢方明他们都被分配到各乡镇或国有企业任副职。考虑谢方明学的是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龙港正需要这样的专业人才，县政府任命他为龙港镇副镇长。于是，县委组织部派车把他送到鳌江码头，镇里派朱照喜赶过江来接他。

    十来分钟后渡轮抵达方岩下，谢方明背着行李，拎着蚊帐，怀里揣着户口迁移证，跟着朱照喜下船走出码头。几天前，谢方明到龙港考察过，知道路怎么走。他们到了江滨饭店，爬上二楼，镇政府已下班，楼道空荡而冷清，一个人影也没见到。朱照喜把谢方明安排下来就下班了。

    谢方明想，该吃晚饭了。服务员说江滨饭店没开晚餐，吃饭的话出门拐弯不远有饭摊，可以买到吃的。

    出了饭店，谢方明见夕阳已坠入江下，外边已不像火炉似的烘烤，不过仍然溽热。他回首望一眼陷于黑乎乎、破破烂烂的老房子重重包围的江滨饭店，再看看脚下七八米宽、走起来沙沙作响、连路灯都没有的砂石道，一股莫名的凄凉涌上心头，不知道要在这个鬼地方挂职锻炼多久，往后的日子如何打发。

    谢方明按服务员说的，没走多远就到了方岩下的内河码头，找到那条“不见人留下”的老街，见有卖馒头的，有卖稀饭的，有卖包子的，还有卖炒粉干的。下午从灵溪到鳌江，又从鳌江到龙港，这么一番折腾他有点饿了，想买两个馒头或包子抚慰一下饥肠。当见到卖饭的穿着油渍麻花的衣服，脏兮兮的手在馒头和包子间来回抓着，他顿时没了饥饿感。在几家饭摊转悠几圈儿，他不知如何是好，不吃，就得饿着，明天早晨恐怕还得来这儿找饭吃；吃，馒头和包子让那手抓过，还有那高声大嗓吵架似的说话，唾沫四溅，怎么吃得下去？最后，他买了两个咸鸭蛋。

    回到饭店，他把咸鸭蛋剥开，就着开水吃下去。这是谢方明到龙港吃的第一顿饭。孤苦与落寞像青龙江的水漫上心头，这距他的家乡直线距离并不远，由于交通落后，却要走六七个小时。

    谢方明第一次参加办公会就被搞得一头雾水。会没开多大一会儿他们就讲起了方言，各说各的话，这个用蛮话讲，那个用宜山温州话，或金乡话接，那种无缝对接，那种默契自如，可能在联合国会议上也不一定见得到。谢方明既听不懂蛮话，也听不懂金乡话，既不好打断，又不好问，只得看看这人的表情，再看看那人的表情，都不得要领。别说乐清距龙港一百多公里，就是距乐清仅四五十公里的温州，说的瓯语都不同。传说“文革”时，一位温州人到乐清寻访一人，在街头跟一位老伯打听：“个阿伯，你啦象阳公社晚斜阳大队，一个叫管前的书记住在哪里？”老伯一听这人打听肠炎公社盲肠炎大队肝炎书记，脸色一沉：“屁哨[20]屁哨。”拂袖而去。

    不过，谢方明年轻、聪明、好学，又很有语言天赋，加上有乐清方言的基础，没过多久就学会了蛮话、金乡话、平阳话、宜山温州话。

    “你怎么学得这么快？我一辈子待下来，那些话都不会。”许多人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

    听懂了当地方言，谢方明也就弄清他们讨论、研究的是什么。对于一个新建镇来说，他们要讨论和研究的事情真是太多了，道路怎么修、公共设施费怎么收、农民申请的地基怎么分配……

    有些事儿他不了解，插不上话，失去了兴致。讨论到深夜，那些人一个个精神抖擞，他却撑不住了，上眼皮、下眼皮打起架来，接着很快就拥抱在一起。

    “小谢，小谢，你也来一间吧。”“胖子”踢了踢他。

    “我不要。”

    “将来会很值钱的！”

    “我要离开这个地方，我不要。”

    “胖子”是人民武装部部长，叫方建胜，工作日住龙港，周末回宜山的家。

    谢方明和“胖子”还是“同居”关系，两人在距江滨饭店三四十米的地方合租了一间农民屋。那是一幢二层楼的老房子，他们租的是楼上，上楼时楼梯会发出像呻吟似的吱嘎吱嘎的响声，房间矮矮的，给人一种压抑感，地板是有缝的，楼下的光挣扎着从缝隙钻出，扑向棚顶。窗户才有意思呢，每次开关它都会叽的一声，好像把谁掩着似的。

    1984年的龙港还是经济与文化的荒漠，谢方明每月领到工资后没处消费，有时兜里揣了几毛钱，一个星期也花不掉。他一日三餐吃食堂，给他们烧饭的师傅是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儿，脸上的皱纹比核桃还深，有人说他看上去像九十岁似的。

    生活单调乏味，他们工作干得却很有激情，虽然有分工，可是分外事却很多，比如敲锣打鼓、张灯结彩、红旗飘飘之类的事情，他们都主动参加。有时候陈定模或陈萃元在走廊吆喊一声：“上街发广告宣传单去！”他们就倾巢冲上街头。

    有一次，他们开会开到凌晨四五点钟，天放亮了，窗外传来梆梆梆的挑担卖馄饨的声音，饥饿感一下子被唤醒了，他们倾巢而下，每人要一碗馄饨，坐在路边呼吸着清晨的新鲜空气，听着鸟儿一声接一声地叫。馄饨吃完了，卖馄饨的一弯腰挑起担子，梆梆梆敲着竹筒走了。他们抹一下嘴巴，转身上楼，又上班了。

    “那是一个激情高昂的年代，大家都热火朝天、没日没夜地工作，晚上开会到凌晨一两点钟都很正常。大家都在努力付出，在付出中得到快乐和成就感。”采访时，谢方明说。

    他的话让我想起那首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啊，亲爱的朋友们，生活的奇迹要靠谁？要靠你，要靠我，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但愿到那时我们再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为祖国，为四化流过多少汗？回首往事可有愧？啊，亲爱的朋友们，愿我们自豪地举起杯，挺胸膛笑扬眉，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对“40后”“50后”“60后”来说，八十年代也许是最好的年代，是激情燃烧的年代、值得眷恋的年代、难以忘怀的年代，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年代。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可燃的，或是燃油，或是酒精，或是干柴，或是煤炭。他们充满激情和自信地追赶着时间和岁月，想找回在“十年动乱”中失去的时光、机遇和成长。

    谢方明是镇机关唯一的大学生，镇政府拿他像宝贝一样。在龙港系统学过建筑施工的仅有两人，另一个是徐安达，钱库人，毕业于浙江省交通学校，学的是道路桥梁工程技术专业。他比谢方明年长六岁，原来在县计划经济委员会，港区建设办公室一成立他就过来了，负责建设规划。

    谢方明和徐安达每天都要回答数不清的问题。

    “农民房子怎么建？”

    “路怎么修？桥设计怎么做？施工怎么做？”

    “港口怎么规划？内河运输怎么解决？”

    “老百姓集中起来以后，我们的用水怎么办？”

    “老百姓喝完以后，要拉出来，水怎么排？”

    他们都要一一解答。

    “小谢，规划图怎么画？”

    “规划图是不能自己画的，要请专业人员来画。”

    陈定模说：“小谢啊，规划这个东西你懂，你跑一跑。”

    谢方明就跑规划设计院，在学校学的专业知识有限，他就虚心跟规划专业人员请教、沟通，委托他们来设计，把龙港城市管网和交通网建立起来，把城市功能片区划定。

    “国运上升的时候，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分子。跟我的同学比，我是幸运的。虽然都经历了那个时代，我刚好在浪尖上，像滑水板似的一路漂下去。如果没有改革精神，龙港是不会有的，全国有两千多个县，有上万个镇，为什么唯独龙港能成为县级市？如果说中央政策，那都是一样的。另外，南方地区可能人多地少，吃不饱穿不暖，是改革的动力。”在采访时，谢方明说。

    那时，他们意气风发，忧国忧民，探讨着国家大事。

    夜已深，陈定模和谢方明两人还在灯下兴致勃勃地讨论商议着农民进城的问题。

    “中国有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如此庞大的农业人口长期被固定在耕地上，这是导致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由生产责任制引起的农村第一次改革，解决了生产积极性的问题，温饱脱贫成为可能。农村要进一步走向富裕就要第二次改革，推动商品生产，使一部分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民从土地里分离出来。农民离土离乡后去哪里？上海、杭州、宁波？不可能。唯一可以去的就是像龙港这样的城镇。我断言中国农村城市化的道路必然从农村城镇化开始。这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部分。龙港已经把城乡差别大幅度缩小了……”

    “美国总统罗斯福说过，偌大一个美国，为何不能有几种格局呢？那么，中国不应该有多种尝试吗？”谢方明说。

    “说下去！”陈定模睁大了眼睛看着他。

    “我看依靠城镇建设还可以解决山区贫困问题。像泰顺、文成这些边远贫穷的山区，几乎与外界隔绝，山路也只爬得上手扶拖拉机，解放三十多年了，老乡们还是生活困难。甚至有些农村大姑娘出门走亲戚时还得跟别人借条像样的裤子。我们笼而统之讲开发贫困山区，或者扶贫捐点衣物之类，只是治标不治本。可否考虑向山下移民，让山民变市民，让农民变产业工人，变成个体户，让他们的生活，通过自己的努力，有奔头。”

    “我想过，也调查过，如有几万户农民进了城，他们倒出来的住房、耕地，可以安置贫困地区的移民。减少了山区的人口压力，以前十个人种的田、吃的粮、烧的柴，给三五个人用，日子也就好过了。”

    陈定模说：“对！农民在需求的不同层次上各自得到了满足。”

    “对，城镇周边富裕起来的农民进了城，部分半山区农民移至城镇周围，部分山区农民移到半山区或山脚，留极少部分人在山区搞种植和开发。这是一个农民向富裕地区层层转移、步步靠近的大趋势。”

    “陈书记啊，把这个农民转移的路线图画下来，写出来，给中央领导寄过去，或许有用。”谢方明兴奋不已地说。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匹夫”都在为国家着想，为国家发展出谋划策，这个国家怎么能不兴旺？

    不过，龙港的交通不便，确实让谢方明烦恼。

    女朋友过来看他，从杭州坐火车到金华，转长途汽车，走的都是弯弯曲曲的山道，忽而爬上，忽而滑下，东绕一下，西绕一下。车经丽水时，天上飘下雪花，远山近岭，树上树下，农舍梯田渐渐被雪覆盖，白茫茫一片，现出浙南难得一见的美景。雪花飘落在车窗上，瞬间化了，再落再化，不知什么时候雪花不再化去，车厢变冷了。司机麻烦了，分不清哪儿是道，哪儿是沟，越开越慢，走走停停。天幕陡然降临了，车像驶入墨海，窗外一片漆黑，只有车灯下是白雪。车像找不到家的小羊，乖乖趴在路边不动了……

    那次，女朋友从杭州到龙港行程二十四个小时。

    提起温州到金华那段路，在八十年代经常来往于龙港和长沙的王均豪说：“温州到金华那条路，我走过几天几夜。它只有双向两车道，有时候一个石头掉下来，就把整个路都堵死了。有一次，车堵了快一夜也没动。到凌晨三四点钟，我坐在那里实在难受，跟司机说，‘我下去走走，你路边看一下，别把我丢下。’然后，我就往前面走，走着走着，发现前面没堵车，那位卡车司机睡着了。我把他拍醒，他急忙启动，挂挡，拼命开走了。他堵在那里也许十来个小时，也许七八个小时。他睡着了，前车走了也不知道。有时路被冲掉了，怎么弄呢？小船把那边的人弄过来，再把这边的人弄过去，这下好了，两边的车都可以往回开。这是经常有的，因为那条路当时流量也大，只有两车道，所以有辆车坏了，那就堵了；一块石头下来，那就坏了。所以，那时候温州到金华顺利也要十几个小时，不顺利一两天，有时候几天几夜。我们都学会了跟当地人买鸭蛋，因为坐在车上没东西吃，那时候方便面还没出来，只好吃饼干和鸭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