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父只见过阿力一次。但是在此前,在此后,他从很多人嘴里,听到过关于阿力的事。
东帝汶贫民窟立的华人小孩,年轻又狂躁。说不上是因为当地人的奚落,还是担负贫穷这一原罪,这些孩子放弃自我,放弃未来,注重及时行乐,对周围的人和事充满敌意,到处寻衅挑事。到当地人家里偷东西,低价卖给华人。爬到房顶上,朝底下路过的人泼油漆。遇到比自己小的孩子,直接过去抢他们手上的东西。
当然还会欺负人。
阿力是他们的重点对象。
整个华人圈都知道,他母亲做皮肉生意。长得极美,身体又白又软,没读过书,头脑简单,嘴巴很密,很多小商人喜欢找她。
她跟几个熟客说,自己家原本是柬埔寨的富有华人,红色高棉大屠杀开始后,她当大学教授的父亲被枪杀。身为钢琴演奏家的母亲带着她,一路逃亡到泰国。
“那后来呢?怎么来这里了?”熟客一脸嬉笑,将手伸到她的衣服下面。她打掉对方的手,继续述说自己的家史。她说,母亲因为缺乏生存技能,在泰国跟了个男人,男人趁母亲生病时,强奸了她,将她卖到印尼,后来她又逃到了东帝汶。
熟客心想,谁知道是真是假。这女人,就是为了擡高身价吧,好将日渐松弛的皮肉,卖出个好价钱。
女人家里有几本书,因为缺乏教育,她并不识几个字。但是有人说,听到她会用中国方言唱一首歌,歌词古雅。
“日日思君不见君,同饮长江水……”
熟客边听她唱着歌,边系好裤腰带,掏出几张皱巴巴的纸币,一把扔在桌面。走出房间时,一手撩开油腻腻的帘子,忽然又回过头,在她脸上狠狠吧唧一下,恶作剧地抓起纸币问她:“你说你是中国人。那上面的汉字你会吗?”
她一愣,摇摇头。
客人笑着,又趁机伸手抓了一把她的乳房,才转身出去。
帘子外,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坐在那里,正趴在桌前,一笔一划写着字。
客人有点意外,不知道刚才帘子内的床上动静,是不是都被这小孩听在耳中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硬币,像扔给乞丐那样,抛到他跟前。那硬币没抛准,在粗糙有木屑的桌面上弹了两下,掉到地上。
孩子擡起头,乌黑双眼直勾勾地看着他。他没接过硬币,甚至没挪动身子一步。那个客人在其他妓女那里见过类似的情景:这些小孩通常只有两种反应。不是叫骂着,将钱扔回去给他,便是欢天喜地拾起,连声道谢。
但这孩子不同,他像石头一样,一动不动。要不是那双眼睛过于明亮,客人甚至会怀疑他是不是智商有问题,才会这样反应迟钝,行为呆滞。
嫖客笑了笑,没放在心上。穷人的孩子,跟他们的父母一样。经济上的贫困,就像遗传病一样,携带心智贫困这一副作用,在这些阶层中,永远传递下去。
客人点起一支香烟,慢慢走出去。孩子从地上将硬币捡起来,在衣服上擦了擦。他走到饼干罐前,打开盒子,将硬币投进去。
孩子越长越大,他的母亲却因为体弱多病,渐渐不再受有钱的商人欢迎。她只能什么生意都做,什么人都接。价钱越来越低,主要客人也都是最穷那些。为了担负起生活,她不得不更加勤快地接活儿。
生意越忙,儿子阿力被欺负得越狠。
后来就发生了那件事。那件事,有很多版本,郭神父向高希言跟蔡健义讲述的,是流传最广的那一版。
人们说,那一年,阿力才八岁。
事情的起因,谁都说不清楚。反正,那天傍晚,四个贫民窟的少年,在路上拦住了阿力。
“小杂种,急着去哪里?”
“你妈正被人操呢。别回去碍事啊!”
阿力手里提着一碗米粉,不言不语。他有经验,只要不吭声,这些人玩腻了,自会走开。但看在其他人眼里,他像是有听力障碍或语言障碍。
“来,脱下裤子给我看看,是不是也像你娘那么又白又滑。”其中一人说着,就要上前动手脱他裤子。
他下意识用手去推,那碗米粉一晃,塑料袋哗啦撕破,热汤从里面泼洒到少年身上。
“我操!你小子敢用热水泼我!”那人大喊一声,一脚踢向阿力。阿力稳了稳身子,没摔倒,站住了看那人。
另外三人嗨起来,两人用力扣住阿力手臂,用力往后一拉。另一人用脚踢他膝盖,逼他跪下。被洒了热汤的人,站在他跟前,挽起衣袖,一下一下,用力扇他耳光。
这几个少年比阿力大五六岁,力气足得很。烈日下,阿力跪在滚烫的砂石地上,膝盖被磨破,脸颊被打肿一边,嘴角流下细细的血。
那少年打得手掌热辣辣,停歇下来。他居高临下,像巨塔般横亘在阿力身前。
“怎么还不哭?”施暴者不高兴了。
另一个施暴者突发奇想,用力压下阿力脑袋,“嘿,钻过去!钻过去!”
其余三人都觉得好玩,一起喊起来。“钻过去!钻过去!”
为了让游戏更显侮辱,少年兴奋地脱下裤子,用力压下阿力,逼他从自己裸露的胯下钻过去。
他们期待能够从这个妓女的漂亮孩子脸上,看到饱受屈辱的表情,誓死不从的挣扎。
但没有。
阿力擡手擦掉嘴角鲜血,没有片刻犹豫,手脚同时着地,一低头便钻到少年胯下。毫无羞耻心。毫无尊严。毫无感觉。
几个少年愣了愣,然后又齐声笑起来。被钻胯的少年尤其放纵,昂起头正笑着,那笑声突然变作厉声惨叫。
后面的部分,不同传闻版本里略有不同,但无非是用各自方式,绘声绘色地描述三个少年看到的场面——
少年用手捂住下体,整个儿倒在了地上。
阿力用手撑起自己,慢慢站起来,目光逐一扫过眼前三人。满嘴鲜血,嘴里衔着少年的子孙根。那玩意儿像有生命力似的,在他嘴里往下淌血。
那几人像被他目光定住一样,一动不动,直到受害少年的惨叫越发凄厉,他们才回过神来,向对方跑去。
在某些夸张的版本里,说后来医生来了,少年却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子孙根。人们传说,阿力将子孙根咬碎,生生咽了下去。
这传言甚是夸张,相信的人也并不多。他们议论纷纷:牙齿能咬断子孙根吗?
又有人笑:要不,我来给你试一试?
当然没人愿意做这试验。
于是后来又有更夸张的新版本,说是阿力在牙齿上装了什么东西,好让自己像野兽般,可以随时咬断施暴者的咽喉。
这些都只是传闻。跟所有传闻一样,消散在东帝汶夏日午后的热风中。
唯一可确认的是,后来警方来了,又走了。这事不了了之,贫民窟的人即使丢了性命,也不值钱。印尼人治下的东帝汶,可比葡治时期乱多了。
那几个少年没再出现过。贫民窟的孩子们,开始视阿力为首领。
二十多年后,教堂中的两个年轻人,高希言跟蔡健义,在窗外刮起的夜风中,听着这些事。像破败废墟中挖掘出来的文物,逐一摊晒在月光中。
这文物大大小小,已经分不出哪些真实,哪些伪造。有些故事中,阿力爬到有钱人家里偷东西,转身卖出去,钱分给贫民窟的孩子。有些故事里,他已经是个小小少年,带头跟工厂的人谈判,让厂里童工情况好过些。有人说,有个贫民窟孩子父母都被印尼兵杀死,只剩下重病的老奶奶,背负了一身债,最后是阿力替他还的。还有人说,他带头将来闹事的印尼小混混打跑。
流传最广的传闻中,人们说他十二岁时,已经身负五条人命。
听完最后一个故事,蔡健义扑哧一声笑了。“他还是个小孩吧?这也传得太神了。”
神父用手拢了拢头发:“我是听贫民窟的孩子说的,这个传得很开。后来阿力的母亲病得很重,已经没法再接客了。他必须要赚钱养活自己跟母亲,还要为她治病。”
“这跟杀人有什么关系?”蔡健义有点一根筋,非得问到底。
郭神父反问:“你知道帝力那里有打黑拳的吗?”
蔡健义点点头。
神父说:“地下黑拳分为少年组跟成人组。有人听闻他在那里,和他差不多小的孩子对阵,签下生死状。有看过他比赛的人说,他是罕见的头脑型选手,体力跟技巧不如人,但非常善于控制节奏,跟他对阵的人会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快速踏入他设下的死亡圈套。他也因此赚到大笔钱财。”
高希言跟蔡健义都沉默下来。
地下黑拳的奖金高,死亡率也高。富人付出高额入场券,图的就是看台上赤裸裸的厮杀。站在拳击台上的,没有技术可言,只有一个目标——保住性命。
保住性命的唯一方式,是杀死对手。
神父说:“真假我不知道,但是后面那几年,他的确过得很好。当年那个备受欺负的孩子,已经成为了另一个人。”
“什么人?”蔡健义好奇地问,“一个有钱人?”
“拥有出色杀人技能的人。”
所谓的杀人机器。
世界各地都有地下黑拳。高希言曾经在社会新闻中看过对黑市拳手的采访。东南亚的地下拳手,从孩童时代开始锻炼,这些人大多是孤儿。在他们的世界里,只有生死与金钱。对生命的尊重,是最早被放弃的东西。然后是感情。最后是人性。
只有最残忍的人,才能在困兽斗般的烈火地狱中存活下来。
高希言忽然明白,她五六岁时在家门口见到那个豹子般的少年,是如何成为他自己的。
她开口:“他的母亲还在吗?”
“早就死了,在他‘失踪’之前没多久死的。”
蔡健义奇道:“失踪?”
“大概到他十四五岁时,就再没有人见过阿力。人们都传说他死了。现在看来,他是到新濠去了。”
对那个刚到高家,别扭警醒的少年,高希言印象已模糊。郭神父嘴里那个阿力,她始终无法将他跟周礼联结起来。
她更关心,阿力怎样跟契爷和施友谦扯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