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濠没有航班直飞东帝汶首都帝力,临近香港跟珠海也没有。高希言坐了三个多小时飞机到新加坡,再转机,又在飞机上待了三个多小时,抵达巴厘岛时已是晚上。她在候机区的长椅下找了块地儿睡下。
因为在福利院被关过小黑屋,也罚过彻夜打扫厕所不得睡觉,高希言对生活环境一点不挑。她调好手环的起床震动时间,往睡袋里一钻,一觉睡到天亮。
一个多小时后,她抵达东帝汶首都帝力。
从飞机上往下俯瞰,高希言看到迥异于她所生活城市的景观。这个贫穷的岛国,颜色单调。蓝色的海,绿色的山,白色的沙,黄色的平原和谷地。这里,就是周礼出生成长的国家了。
她特地穿了宽松肥大的衣服,用围巾裹着脖颈。飞机下降前,到洗手间洗把脸,她看着镜中的自己,比任何时候更像男孩。只要不说话,没有人看出她的性别。飞机降落在机场。航站楼非常小,有两个红色房顶,像童话书中小女巫戴的小高帽。
高希言跟随一群扛着大包小包,肤色黝黑的当地人,下了飞机,直接穿过停机坪。走了没几分钟,穿过一个印有“欢迎来到东帝汶”字样的长廊,尽头便是入境处。跟在高希言身后的是几个来自中国内地的人,签证官各种刁难,暗示他们给小费。走出简单的到达大厅,高希言背着背包,站在原地张望。不时有摩托车在她跟前驶过,扬起细细尘土。
刚站定,高希言就被几个当地人拦住,讲了一通叽里呱啦的当地话。
她不理会。
其中一人急了,上前抓住她的手,她一把甩开。
正在拉扯,另一边很快有人上前,用英文问她:“Chinese?”
她转身往其他地方走。
那人又说:“中国人吗?”
她边走,那人边跟在她身旁,语速飞快,“这里的当地人都是这样,你要给他们一点钱。才能够让你出去。否则会很麻烦。”说着,还回头看了看身后那几个当地人一眼。
高希言一看就知道,是中国人伙同当地人一起,打中国人的主意。她有要事在身,不想多生事端。
她看了看表,距离约定时间已经过了一小时。她约的那个人还没来。
想了想,她还是背转身子,掏出钱包,从里面拿出50美金。
那人笑了笑,“才50的话……”
高希言咬咬牙,又掏出50元。
这时,一辆摩托车驶过来,车上那年轻男子没戴头盔,肤色比当地人要浅得多,样子也不同。那车在她跟前停下,那年轻人开口跟那中国人说了句什么,似乎是印尼话。那中国人一脸不高兴,高声反驳,对方又说了句什么,中国人狠狠地回头看了高希言一眼,就走开了。他跟当地人说了些什么,其他人也走开了。
等那男人走开,年轻人才又看向高希言,慢慢开口,带点福建口音:““高小姐?”他皱眉,不太肯定,“高先生?”不确定眼前,是男是女。
他正要掏出手机,高希言张口,“CahyoKianGie?”她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发音,也不知道对方听不听得懂。她只知道这个姓氏对应华人蔡姓。名字倒是跟汉语有点像。
“是,我是蔡健义。叫我健义好了。”他笑起来,露出一口大白牙。那三个标属自身血统的字,也许因为说得多,又也许接待的中国人多了一些,非常纯正,“有些当地人,喜欢骗中国人的钱,不用管他们。”
高希言心想:骗她的可不光是当地人。
蔡健义听过了高希言的声音,确认她是女生。于是很绅士地伸手,要帮她拿背包。高希言摇摇头。
蔡健义问:“我们先去酒店,把行李放下。”
“不用,我没多少东西。直接去计划好的地方吧。”高希言说。
高希言坐在蔡健义的摩托车尾,摩托在土路上突突开着。一拐弯,面前便是一片蔚蓝的海。遥遥可见前方不远处的小山丘上,立着一个基督像。
“那是我们的基督山!”蔡健义语气自豪。
摩托车与风迎面碰撞,将他的声音碰得七零八落。
蔡健义是这里的华人,专门接待来当地的华人。他个性热情,也许平时接待的都是驻扎当地工厂的中国工程师跟工人。散客多数是来做生意的,都有同乡接应,用不着请他。像高希言这样的游客,还是独身一人的年轻女性,他是第一次见。因此话特别多。
“你从新濠来的?那你会说葡萄牙语吗?缘分呐,我们这里好久以前,也属于葡萄牙管呢。”
三百多年前,荷兰和葡萄牙殖民者的船队抵达印尼群岛。在你争我夺后,最后确定西帝汶归荷兰,东帝汶归葡萄牙。1975年,葡萄牙政府允许东帝汶公民投票,实行民族自决。正当东帝汶即将独立时,印尼出兵,占领了东帝汶。
尽管葡萄牙不承认,联合国也多次要求印尼撤军,但这场占领还是持续了二十多年。直到1999年,当时的印尼总统允许东帝汶再度举行全民公投,投票结果是八成人赞成脱离印尼。
但这次公投,却带来了连场噩梦。印尼方面报复性入侵,成百上千平民被杀害,女性被强奸。火与血,瞬间布满了这个岛国。
蔡健义断断续续地介绍着这段历史,海风拂过来,将他的声音撞得东一片,西一片。高希言坐在车尾座,擡眼看向蓝色的天,蓝色的海,海边嬉戏的人。难以相信二十年前,这里会是一个人间地狱。
1999年,新濠人在干什么呢?正走上街头庆祝回归吧。读中学时,阿SIR给他们播放过当时的新闻片段,天上的烟火,地上的舞狮,街头的彩旗。
那一年的周礼,还在东帝汶。他又在干什么呢?
“说起来,当时还是中国第一个跟我们建交的呢,哈哈。”车子慢慢驶入市区,蔡健义的声音终于分明起来。开始出现一些低矮的平房,卡车,还有大量摩托车队。他们经过一个白色建筑物,外面挂着巨大的彩色广告牌,印满了生鲜食物,看上去像是超级市场。一家又一家小店,陈旧积木般堆积在一起。小贩在其中穿行,大声吆喝叫卖。蔡健义告诉高希言,这里有很多福建人开的小店,做五金、百货、餐饮的都有。
这个国家的都城,百姓跟自行车、摩托车潮水般来回往复,像是中国内地小城景观。
蔡健义带着高希言,在帝力跑了几天。那里有小小的华人博物馆,私人经营,藏有三百多年来华人在此地的历史,一些笔记本、相片等文物。主要华人家族的历史档案。高希言按照周姓查下来,发现只有一户人家,在二战后已经到葡萄牙去了。她翻了相片跟谱系,感觉跟周礼无关。
她按照戒指内的纹路,将字母M画下来。蔡健义带她见了好几个华人大家族的人,把纸条递给他们,打听情况,但没有任何一个人见过,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她把周礼的照片递给他们,他们也摇摇头。
跑累了,蔡健义带她去吃当地菜。一碗叫做BatarDa’an的东西端上来。大碗崩了一角,碗边油腻腻,里面是南瓜,玉米跟豆豆。蔡健义边热情地让她吃,边研究纸上的M字。
“没见过这东西啊……”
“是不是一个什么符号?”高希言用勺子吃了一口,她看到勺边有黑色污渍,放下了。
“没有没有。”蔡健义放下这纸,又开始研究接下来吃什么。
高希言没胃口。这个地方的食物对她来说,并不新奇。这里的食物受东南亚菜跟葡国菜影响,两者在新濠都很常见。
即使在首都帝力,城市景观也不时给人一种荒芜感。蔡健义解释说,在印尼统治的二十五年里,全国有三分之一人口死于战乱、屠杀与饥饿,百分之七十的基础设施从地面上被抹平,百分之九十的学校与医疗中心被推倒。说这些话时,蔡健义原本热情洋溢的笑脸耷拉下来,嘴角拉扯得紧,看上去像在咬牙切齿。
高希言边听边远眺路边走动着的年轻人。他们皮肤黝黑,笑容简单,骑着摩托车穿过大街,这个国家的历史仿佛被抛在车尾扬起的尘土中。
高希言看蔡健义放下勺子,于是提起背包站起身来,“走吧。接着找。”
吃完后,高希言去附近BurgerKing点了两份汉堡,一份塞给蔡健义,一份塞自己背包里。两人继续上路。
蔡健义站在路边,将汉堡啃完,快走几步,跨上摩托车。高希言不放心不戴头盔行车,几天前让他去买了两个头盔,钱算到他的工钱里。高希言正在戴头盔,只听几声蔫蔫的打火声后,蔡健义沮丧地说,“哎呀,这车不行了?”
高希言看他左看右看,挽起袖子打算自己修。
她问,“要多久?”
“我也不知道。得看看是什么情况。”他将车子推到马路旁,避开交通要塞,让高希言站在那里等他。
蔡健义正在学中文成语,脑袋贴到点火器附近,又擡头看了看高希言,笑着说:“这个是不是叫什么?出师不利?”
高希言没吭声。
她给自己安排在东帝汶的行程,只剩三天,但她什么都查不出来。所有人都告诉她,东帝汶的华人不多,但是她说的那两个人,他们是完全没听说过。
根据他们计划的行程,他们还要接触一个前华人学校的老校长,一个华人餐馆的前老板。不过蔡健义说,两人年龄都比较大,记忆力不太好。
高希言并没有抱多大希望。
耳边传来突突突的声音,蔡健义跨坐在摩托上,擡起手臂擦了擦汗,笑起来,“哈,这个叫做出师大利?”
见高希言不动,他朝她扬扬手,“上来啊!还愣着干嘛!”
高希言戴上头盔,向他走去。蔡健义突然一拍大腿,“对了,我想起来,我们可以去找神父!”
高希言透过头盔的透明片,看着他。
蔡健义用手比划着,“郭神父!他知道的东西多,很了解这边华人状况。没有他不知道的!我们可以去找他!”
高希言没有什么选择,跟着他上路。她跨上摩托车后座,跟着蔡健义,一路颠簸出了首都帝力。
穿过那些坐在咖啡座里晒太阳的白人,经过形形色色的广告,驶过这城市的商业区,道路两旁又渐渐荒凉起来,渐渐出现大片大片田野地。开出好久才能见到一个大广告牌。高希言擡头,看到头顶蓝色的天空,被两旁电线杆拉出的高高电线,划出了好几大片。
前方是一座小教堂,看上去像废弃已久的破屋,只有那个小十字架彰示了它的身份。摩托车在小教堂前停下,蔡健义说:“就是这里了。”
这里用铁栏围着,两旁分别有铁杆似的绿色高树。板砖铺就的地面,这里那里长着青草。教堂很小,白色外墙上爬满裂痕与青藤,有葡式风格,似乎是葡治时代留下来的建筑。新濠有很多这样的小小教堂。高希言不禁凝视片刻,像凝视自己家乡。
蔡健义用手一推,铁闸门应声而开。他将摩托车推进去,停在小教堂门前的台阶旁。他三两步跳上去,高希言跟上,穿过白色拱顶,进入教堂。
小教堂里很暗,似乎没人。一列列长排木椅,像静候来人。肃穆气氛中,蔡健义不自觉轻手轻脚,压低嗓子喊,“Father?”
只有烛火晃了晃。
“Father?”
烛火又晃了晃。
高希言跟在他身后,慢慢踱进来,一只手轻轻在椅背上抹。低头看指尖,薄薄的细尘。她擡头:“你没打电话给他?”
“他没有手机。”蔡健义边走边说,“不过他一般都在这里。”
高希言始终站在离门口不远的地方。她看着蔡健义在这阴暗逼仄的小教堂踱来踱去,一声声喊着Father,仿佛看到了奔波于徒劳中的自己。
她开口:“走吧。”
“可是……”蔡健义仍不死心,又回头,高声喊了句,“Father,你在吗?”
没人应声。
高希言转过身,往门外走。
从柱子后传来脚步声,一个男人在低声咳嗽,高希言回头,见到一个男人从阴暗处走出,披着神父外袍。一条腿有点瘸,走得很慢。
“你说话小点声。”他说的是中文,跟蔡健义一样,带着不知道中国何处方言跟东帝汶当地语的混杂口音。
“神父,你在啊,太好了。”蔡健义兴冲冲奔过去,跟他介绍高希言。郭神父默默听着,边默默点燃祭台上的大蜡烛。
火光将他的脸一点点映亮,高希言渐渐看到一个肤色黝黑,平头整脸的男人。头发有点花白,戴着眼镜的脸容异常平静。高希言瞧不出当地人的年龄。日晒、饥饿与战乱,让他们看起来比原本年龄显老一些。他站在这教堂黄色的内墙跟前,一路听着,无声沉默。
郭神父将祭台上的烛火点燃,教堂内部亮堂不少。他擡起头来,目光跟高希言碰触。
像有风,高希言那早已像蔫掉气球的希望,又一点点鼓起来。
郭神父张口,“我没听说一个姓周的小男孩。跟我接触的华人太多,我不一定都记得名字。”他摘下眼镜,用宽大袖子抹了一下,又戴上,“健义说你带了照片?给我看看。”
高希言走过去,将周礼的照片递给他,手势郑重。仿佛这是最后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