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蓝的故事 深蓝的故事3: 未终局 真希望他下辈子能讨到老婆

    一个男人，想了半辈子女人，为女人受了重伤、因女人蹲了监狱、被女人骗光钱财，结果临了，还是一个人走了。

    2012年7月，辖区内一家自助成人用品店被盗，嫌疑人用铁锤砸碎了自助售卖机玻璃，偷走了价值几千元的成人用品。

    同事一边调监控一边说，“八成是色魔郑勇干的。”

    不一会儿，监控被调出，果不其然，其中一名嫌疑人正是郑勇，这位鼎鼎有名的“色魔”随即被缉拿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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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之所以都认识郑勇，一是他的体型特征十分明显，身高1米6，很瘦，头上有很大一块头皮没长头发，走路时右腿还有些瘸；二是他早就是派出所的常客了，全所90%的民警都或多或少跟他打过交道。

    郑勇时年42岁，无业，以开麻木（电动三轮车）为生，在警综平台上的“涉警记录”长达三页半，且绝大多数事由都令人难以启齿。

    那天，郑勇坐在我面前的讯问椅上，我问他为什么盗窃成人用品店，他抬头看看我，说是同伙带他去的，想搞点钱。那天晚上，还有一名吸毒人员和他同去，没多久就在销赃时被抓获了。

    我问他赃物怎么分的，他说自己分得了两个充气娃娃，其余都被同伙拿去卖了。我又问他，为什么选择成人用品店实施盗窃？郑勇说，一是那家店是“自助”的，夜里无人看管，他并不知道店里有监控，以为不会被人看到；二是他对里面卖的东西“很感兴趣”，用他的话说，“反正偷来的东西换成钱也要去找小姐的，店里有现成的小姐”。

    因为行动及时，这起盗窃案的赃物被全部追回，店主很感激，说绝大多数追回的赃物都可以继续售卖，唯有郑勇分得的那两个充气娃娃被他用过了，希望警方能够帮忙找郑勇索要赔偿。

    很快，郑勇及同伙因涉嫌盗窃被判有期徒刑6个月，刑事案件附带民事赔偿，充气娃娃也给赔了。

    郑勇的刑期在看守所就执行完了，等出狱后，我开玩笑给同事说，郑勇看起来也是个实诚人，怎么看那次都像是“憋坏了”，才打起成人用品店的主意。同事想了想，说这家伙应该是有些心理疾病，该带去医院查查的，或许能治。

    当然，警察不可能带他去“治病”，我决定去跟郑勇的老母亲聊聊。

    往后几个月里，我前后去过他家多次。40多平米的小住宅，没有任何装修，一个黄色的、蒙着一半污垢的白炽灯吊在天花板上，墙上贴满了旧报纸。收拾的还算整齐，但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家电。前些年，母子二人原本住在郑勇父亲生前留下的一间十几平米的小房子里，但因房间面积太小又临街，郑勇母亲就将其租了出去，在不远处租下了这间房，两边租金差不多相抵，居住条件才算是稍微改善了一些。

    郑勇的老母亲70多岁了，患有严重的哮喘，一口方言本就难懂，加上拉风箱一样的喘息声，基本无法交流。我和她说了几次，老人家一直没听懂是什么意思。我实在忍不住，试着婉转地劝劝郑勇，要不要去医院看看，他却怒气冲冲地说：“男人都想女人，怎么到我这儿就成了病？！”此后我也只好作罢。

    当时，那起盗窃案中的两个充气娃娃是被作为赃物没收的，几个月后，又重新发还给了成人用品店的店主。店主嫌它们被用过，“看着恶心”，从派出所领出后就当垃圾扔了。之后不久，我却在郑勇家见到了两个充气娃娃，问郑勇哪儿来的，他就说是捡的。

    2

    打从第一次和郑勇打交道，我就记忆深刻。

    那时我上班不久，接到举报称一小区居民楼里有人卖淫嫖娼，等我们赶到现场，将还没来得及穿上裤子的郑勇拎起来时，他竟然抱怨道：“你们怎么来的这么快！”同事训了郑勇几句，把他塞进警车里，临走前他的眼睛还一直盯着那名和他一同被抓的失足妇女。

    在派出所叙述违法经过时，郑勇非常配合，讲得十分详细，实在让我们怎么听都不太对劲。越到后来，他竟在描述自己和对方发生关系的过程中，带着些许“回味”的神情。经验丰富的同事不得不几次厉声打断他，他却仍然无动于衷。

    我实在没想到，世上还会有这样的人。但同事却“安慰”我说，习惯就好，他就是这副德行，“以后你会经常和他打交道的”。果不其然，之后我参与的每次扫黄行动，几乎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无论是街头隐蔽处的“爹爹乐”，还是深夜洗脚房的“大保健”，辖区里还有些失足妇女甚至记得郑勇，“那个瘸子啊，前天才来过……”开始我还教训他几句，后来次数多了，我也懒得说他了，抓住了就直接拖回来做材料。

    与其他在色情场所被抓的人不同，郑勇总是强烈要求“拘留”，开始我还有些纳闷，后来才明白，被抓的次数多了，他也知道《治安管理处罚法》里对于嫖娼的处置可以在拘留和罚款中二选一。不管怎样，他都是坚决不交罚款的，“我可没有钱”。

    我斥责郑勇，问他既然“没有钱”，为什么还要频繁出入色情场所，郑勇就回答说，别人都有老婆，他没有，不去这些场所还能去哪儿？

    我说你娶个老婆不就行了？郑勇没好气地回我，“你说得简单，派出所发我一个？”

    我气得不知说啥好，同事在一旁劝，让他别说了。郑勇不服气，还继续小声絮叨：“警察都还有警嫂……”结果同事也气得拍了桌子。

    郑勇早年的经历的确颇为坎坷。1996年，郑勇在下班路上被一辆皮卡车撞倒，当场昏迷。后来虽经医院抢救保住了性命，但一大块颅骨被置换为钛合金材料，往后的精神状态也出现了异常，腿脚也不利索了。

    郑勇是家中独子，父亲早逝，母亲是市郊农民，年轻时在市里摆摊，后来上了年纪身体不好，只能在家靠糊纸盒赚钱。郑勇出事前是家里的顶梁柱，事后虽拿到了30多万的赔偿，但身体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工厂也和他解除了劳动合同，没有其他谋生手段，只能靠开麻木为生。

    郑勇平时看上去和正常人没有区别，但只要交流几句便会发现异常。大多数时候，他都十分易怒，说不上两句就会跟人呲牙瞪眼，知道他情况的人从不敢坐他的麻木，不知情的乘客上了车，也常常因他无缘由的口出恶言而发生冲突。

    警综平台上有关郑勇的警情，有相当一部分是他与人发生冲突导致的。郑勇本身很矮，又瘦，主动挑起冲突后却又基本沾不到光，几乎每次都是受害方。久而久之，他的电麻木生意也不好了，经常站一整天都揽不到一个活。

    揽不到活就没钱吃饭，早先有一次，我们巡逻时看到郑勇在街上的馒头铺里买了3个馒头，就着白开水硬啃，同事就顺手买了一袋榨菜递给郑勇，没想到郑勇却无端发了脾气，当街吵闹起来，怪同事看不起他，我们赶忙驱车躲开，此后也不再主动招惹他。

    我问过郑勇，之前为何不趁年轻用那笔车祸赔偿款治病或者娶个媳妇？郑勇说能去的医院以前都去过了，医生说他这已经算是最好的状况了，再想恢复，那个花销恐怕不是这点钱能搞定的。至于娶媳妇，“做梦都在想啊”，郑勇义正言辞地说，有了老婆自己绝对不会再去嫖娼，但找不到又能怎么办呢？

    我说你手里也不是没钱，怎么会找不到？别把眼光放的太高嘛，找个能跟你过日子的就行。

    郑勇就又不搭话了。

    3

    2013年初，全局扫黄打非专项行动不断深入，上级要求将街面上所有提供色情服务乃至“打擦边球”的场所全部关停，并追究相关负责人的法律责任，彻底消灭提供色情服务的土壤。所领导直接告诉我，盯住郑勇，他出没的地方必然存在这类非法交易。

    按照以往经验，“爹爹乐”是郑勇的最爱，因为价格便宜，一次色情交易只需30至50块。

    那段时间，郑勇被我抓了6次，全是30元最低标准的“爹爹乐”。交易场所有时是在居民小区阴暗处，有时是在公共厕所隔间里，还有一次竟然是在停车场的一辆五菱面包车的后厢里。郑勇被抓后也不狡辩，一五一十陈述自己的违法过程，然后老老实实跟我去拘留所。

    我确实拿他没了办法，有次同事和我开玩笑，说郑勇这才是真正的“无欲则刚”，大多数嫖客，有正式工作的怕丢工作，有家有业的怕老婆离婚，有头有脸的怕丢人现眼，郑勇这家伙啥也没有，也就啥都不怕，“让他改邪归正，且难着呢……”

    我说郑勇也快“玩”到头了，这次专项行动是全省范围内的，隔壁县市也在搞，过不了多久，那个“行当”就消失了，我看到时候郑勇怎么办。

    同事却意味深长的苦笑一声，说留个心眼吧，真到了那时候，弄不好郑勇还会搞出什么别的幺蛾子。

    2013年5月，市里扫黄打非专项行动成果显著，一大批色情场所纷纷关停。也就在那个月，郑勇突然“消失”了——他的电麻木一直停在出租房楼下，人却不见踪影，我找郑勇母亲询问他的去向，老人含含糊糊地跟我说，郑勇找他“女朋友”去了。

    郑勇有女朋友了，我把这事儿讲给同事，同事们都说这下好了，他终于该“改邪归正”了。但也有同事笑笑说，他八成是去找哪个相熟的失足女了，“凭这家伙的名声，能找到女朋友就闹鬼了”。

    同事虽言语戏谑，但也不无道理。郑勇在本地有个响当当的绰号，“色魔”，全是因为他频繁出入色情场所得来的。本来城市就小，街面上的流言传得很快，这些年郑勇电麻木生意差，多少也与他的绰号有关，极少有女乘客敢坐他的车。甚至平时走在街上，认识他的女性都会刻意避开。

    很快，2013年8月，辖区技校保卫处来派出所报警，称学校女生多次举报，晾晒在阳台的内衣被盗，我们调看了视频监控，发现又是郑勇所为。

    被盗女生内衣虽然价值不高，但郑勇的行为已涉嫌入室盗窃。他很快就又被抓了回来，我问郑勇偷内衣做什么，郑勇说没做什么，就在家里放着。同事去了他家，搜出的衣物上全是斑斑点点，回来就骂郑勇是“变态”。

    郑勇交代完案情，同事去法制科报裁，等待期间，我问郑勇这几个月跑哪儿去了？他说自己去找“对象”了。我问他“对象”姓甚名谁，哪里人，两人“处”到什么地步了？郑勇却神情沮丧，“女人没一个好东西……”原来，真像之前同事说的那样，他跟一个曾经有过几次交易的30多岁失足女去了外地，两人共同生活了3个月，到最后都没搞清楚失足女的真名叫什么。

    走之前，郑勇随身带了2万块钱，失足女便对他很好，平日里张口闭口喊他“老公”，还给他做饭吃。郑勇满足极了，给她买各种东西讨她开心。后来钱花光了，郑勇便被赶了出来，“我以为她能给我当媳妇呢，我真蛮喜欢她的，没想到还是个势利眼，臭婊子……”

    4

    那次郑勇又因入室盗窃被法院判了半年，出狱已是2014年春节过后了。

    来派出所重建《重点人口档案》时，我问郑勇今后有何打算。郑勇面无表情，“还能咋办，以前咋办现在就咋办呗”。我问他那笔赔偿金还剩下多少，他面色有些凝重，说去掉那2万之后，现在不到20万了。

    我劝他还是安安稳稳过日子，再搞些有的没的，钱花光了以后生计都成问题。郑勇却说他就不信这个邪，自己想整个女人就那么难。

    “那你就正儿八经娶个媳妇！再跟我这儿胡闹，老子不打死你！”我真被郑勇激怒了，骂了他一句。郑勇可能有些害怕，没敢正眼看我，只是小声嘀咕了一句，“都被你们扫完了，我还能去哪儿弄……”

    其实也不是没有女人关注郑勇，毕竟他手里有一笔钱，辖区的确有几个女人一直盯着他。但对郑勇来说，却不是一件好事。

    张曼就是其中一个，1975年出生，当时还不到40岁，长相姣好，同样无业，但却是一名吸毒成瘾人员。

    张曼不知从什么途径得知，“色魔”郑勇手里有一笔钱，且非常喜欢搞女人，便主动投怀送抱，很快就和郑勇打得火热。张曼因吸毒是警方的常控人员，郑勇刚出狱是警方的重点人口，两人的交往自然逃不开警方视线，2014年6月份，张曼就在郑勇家中被我们抓住。

    同事把张曼从床下拽出来时，郑勇竟然上前阻止，我赶忙把他扯到一旁，让他想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回到派出所，张曼交代自己每次接到郑勇电话就去他家，两人发生关系，郑勇一次给她100元钱报酬；轮到郑勇时，他则说自己和张曼在“谈朋友”，那些钱是给张曼的生活费。

    公安局认定两人是卖淫嫖娼关系后，郑勇当即提出抗议，说他真的是在跟张曼谈恋爱。我说，张曼都承认她来你这儿就是为了拿到100块钱，“你见过平时不联系，只在发生关系时付钱的男女朋友吗？”

    郑勇依旧不满，嚷嚷着说他真把张曼当成女朋友，不然平时自己都去30元的“爹爹乐”，怎么会给张曼那么多钱。况且张曼每次来都喊自己“老公”，说自己是她的“唯一”。

    我说道友的话你也信？别傻了，她靠做这行攒毒资，从你这儿拿钱走了再去别人那儿赚钱，也喊别人“老公”，也说别人是她的“唯一”。

    郑勇还是不信，我就拿来张曼的笔录给他看，看完之后，又开始叫骂起来。

    5

    郑勇已是辖区所有管理者的一块心病。

    每个季度跟街道办工作人员开治安联席会议，都避不开郑勇问题。街道办向我反映，郑勇周边邻居对他意见很大，尤其是女性邻居，生怕郑勇对她们做出什么事，晚上都不敢出门，希望居委会和派出所能想办法解决。

    我问居委会那边打算怎么解决？居委会干事说他们也没有办法，只能协调郑勇母子的房东在房租到期后收回房子，不让郑勇母子继续居住。“他们母子不是在别处有房子嘛，让他们回自己家住去。”

    我想起郑勇那间十几平的小房子，实在不适宜母子居住，有意帮他说句话，便说，“郑勇的户籍地在我这儿，换地儿也换不出我的管区，到时候那边的居委会也还得找我麻烦，要不咱还是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吧，就当是帮我个忙。”

    居委会干事虽不情愿，但也不好直接拒绝我，转而问我有啥办法，我说眼下没啥好办法，郑勇犯了事警察可以抓他去坐牢，但刑期满了就必须放他出来，“他干的那些事也不够在监狱里蹲一辈子的，到点儿还是得回归社会。不过，你们如果发现郑勇再有什么不法行为可以主动举报，算是我们一起管控他”。

    听我这么说，居委会干事连忙给我说了很多有关郑勇的“情况”——比如，有居民反映，郑勇经常在没有灯的楼道里蹲着，盯着上下楼的人看，吓得女业主不敢独自回家；还有人反映，郑勇经常趁人不备钻进小广场边公共厕所的女隔间里，不知道在里面干什么，吓得人不敢如厕；还有女性邻居反映，夜里下班回家路上总会看到郑勇，一边冲她笑一边用手在裤裆里鼓捣……

    实际上，这些情况我们以前都有所耳闻，甚至有一次，我亲自撞见郑勇往女厕所里跑。那次我把他从女厕所隔间里拎出来，问他没长眼睛还是不识字，郑勇只说自己内急看错了。

    这些行为的确已经很出格了，我担心这样下去会出大事，但上述行为依然也只是道德层面的问题，没有构成违法犯罪，派出所也没法立即对他采取措施。我也只能跟居委会干事说，告诉辖区居民，以后再遇到郑勇有类似行径，赶紧打电话给我，我去收拾他。

    居委会干事也只好点头说好。

    会议最后，我试着问参会的工作人员，方不方便帮郑勇讨个老婆，“郑勇一直说想讨个老婆，也许有了老婆他就好了”。

    大伙先是一愣，然后纷纷哂笑着摆手表示无能为力。一位熟悉郑勇的街道办工作人员还跟我讲了有关他讨老婆的往事。

    其实，96年出事前，郑勇有过一个女朋友，但出事后，女朋友就和他分手了。郑勇对那个女孩的感情很复杂，精神正常时，说当年是自己提出的分手，因为车祸成了废人，不能耽误人家；但精神异常时，他却又吼叫着说那个女的“不是人”，他是因为救她才遭遇车祸，结果出事之后却抛弃了他。

    往事无以深究，我只能开玩笑说，郑勇出事之后肇事方不是赔了他一笔钱吗？那个年代，30多万按说也是笔不小的数额，就没有谁因为那笔钱愿意跟郑勇过日子？

    “郑勇刚出事的时候，那30来万还真算笔钱，他也还年轻，要么花钱治病，要么趁早娶个媳妇。但那时候他既不忍心治病把钱全花了，也没下定决心娶媳妇。现在可好，这笔钱在手里一个劲儿贬值，那时候还能买套不小的房子，现在能干啥？”街道办干事有些无奈。

    干事接着说，早些年郑勇母亲也找过街道办下属的婚介所，想给儿子说个媳妇，但相亲的人一看郑勇情况便摇头。郑勇本身的精神状况和身体状况常年不佳，需要长期服药却没有稳定收入来源，母子俩都没有固定住房，手头那笔钱够用到什么时候？本地一般女性根本看不上郑勇，偶尔有外地条件有限的女性愿意同郑勇交往，郑勇又怀疑对方的企图。

    但这确实也怪不得郑勇，2003年，郑勇经婚介所介绍交往过一个陕西籍的刘姓妇女。刘姓妇女离异后在本地打工，带着一个孩子，了解情况后说自己愿意跟郑勇过日子，郑勇也接受了那个孩子，之后母子俩在郑勇家住了1年半，但两人却始终没有结婚。

    后来郑勇说，那个女的是个骗子，压根不想跟他结婚，因为他提了多次去领结婚证，女人都不肯，反而在1年半的时间里花了郑勇8万多块，大部分用来给那个小孩治病。后来郑勇把刘姓妇女母子都赶出了家门，又来婚介所闹了一场，从此之后，再也没人敢给他介绍对象了。

    “唉，他抱着剩下的那笔赔偿款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但说句实在的，现在能跟他结婚过日子的，哪个是看上他的人？还不都是看上他手里那点钱？心肠好的想着那笔钱作为保障，跟他凑活过日子，心肠坏的想着花完他那笔钱再去找下家，别看郑勇伤了脑袋，但这事儿门儿清，他能同意？”

    干事又叹了口气，说这眼下郑勇再想娶媳妇有些不太现实，不如拿这笔钱作为保障，走一步看一步。“女人，估计这辈子和郑勇无缘了……”干事最后说。

    我叹了口气，为郑勇唏嘘，但也确实再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6

    千防万防，郑勇剩下的20万赔偿金最终也没能留住。

    2014年10月份的一天，郑勇母亲颤颤巍巍地来到派出所说要求助，值班民警赶忙问她出了什么事，她说了半天，值班民警才明白，郑勇被人“下了套”——说是自己遇到个“发财”机会，把家里的钱全拿走了，现在人也不见了。

    警情转到我这里，我赶紧打电话联系郑勇，电话接通了，我问他在哪儿，他墨迹了半天，才跟我说自己在辖区一家酒店的客房里，我问他去那里做什么，他说见网友。我接着问他见网友带那么多钱做什么，他又支支吾吾不肯说。

    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叫上一位同事赶去了郑勇说的那家酒店。进入客房时，郑勇在打电话，站了一会儿，我隐约听到电话那端一个操广东口音的男子在跟郑勇讲“转账”的事情，自觉情况不妙，强行夺过郑勇的手机，想跟对方通话，对方却挂断了电话。

    郑勇被我夺了手机，气得大吼大叫，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抡起客房的板凳就要跟我动手。我和同事把他控制在地板上，过了很久郑勇才平静下来。

    没多久，郑勇的手机又响了，我接起来“喂”了一声，对方听到我的声音就又把电话挂了。郑勇挣扎着上来抢电话，又被同事一把按住，我问他到底怎么回事，打电话的人是谁，郑勇就气呼呼地朝我吼，说自己要发财了，也要有女人了，不要阻止他“过上好日子”。

    看郑勇情绪激动，同事一边按着他一边劝他说，我们怀疑他遇到了电信诈骗，好好告诉我们到底自己遇到了什么“好事”，如果真是被我们“搅黄了”，之后我们负责赔给他。

    郑勇这才稍微平静一些，跟我们说，自己被一个“富商老婆”看上了，他已经给对方买了机票，两人马上就要见面了，“富商老婆”让他开好房，之后两人“共度春宵”。

    这话一出，我的心就凉了半截。

    再问下去，郑勇口中的“富商老婆”自称“王莉”，时年31岁，嫁给一名港商，后来丈夫因车祸失去生育能力，现百亿资产无人继承，她找“郑勇”是为了发生关系后怀孕，事成之后不用郑勇养小孩，还付给郑勇300万“答谢款”。

    电话是通过一个陌生号码直接打给郑勇的，郑勇想都没想便信了，又按照电话里告知的联系方式联系了“王莉”，说对方的声音很好听，“骨头都发酥”。“王莉”嗲嗲地告诉郑勇，只要给她打钱买张机票，她马上飞到郑勇这里。

    郑勇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给“王莉”转去了3000块的“机票钱”，之后便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套路，先是“公证员”打电话来索要“公证费”，后是“律师”打电话来索要“保证金”，“重金求子”的电信诈骗就这样被郑勇照单全收了。

    在被我们强行带回派出所的路上，郑勇一直在不断地挣扎叫骂。同事开车，我在后排按着他，一路都不消停。同事自嘲说，以前都是抓捕嫌疑人，这还是头一次“抓捕”受害人。

    那次郑勇是真的很生气，在派出所也没停下叫骂，当然，他气的不是自己被“重金求子”骗去了巨款，而是我和同事搅黄了他的“好事”。

    郑勇说，那个“王莉”跟他说过，“富商”失去生育能力之后，自己也很“寂寞”，如果郑勇“有诚意”，她以后可以与郑勇保持“稳定的两性关系”。郑勇当然愿意了，为了显示自己的“诚意”，还特意给“王莉”打去了8000块钱。

    再往后，随着案情不断展开，我才知道，其实在我和同事找到郑勇之前，他已经通过银行向对方转去了6万多块。听到这个数字，郑勇母亲在派出所大厅哭了起来。

    郑勇自始至终不认为自己被骗了，我和同事给他解释了很久，他依旧不信。那起案子我们也立案侦查了，但难度很大，郑勇极不配合，每次叫他来派出所了解情况，他一见面就让我和同事先赔他300万损失。

    这种想法也直接导致了郑勇第二次被骗。

    与第一次被骗经过如出一辙，2015年4月，郑勇第二次遭遇“重金求子”。这次郑勇带着所有钱跑去了邻县，他的老母亲没能及时发现端倪，等到郑勇无论如何都联系不上那个“嫁给失去生育能力的港商、29岁美少妇陈静”时，他手里的那笔车祸补偿款已经被骗得一干二净了。

    “13万5千8百72”，这个数字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我和同事们都恨得咬牙切齿——万恶的骗子，打款时连最后72块钱零头都没给郑勇留下。

    更可恶的是，骗子似乎知道警方已经有了“阻骗平台”，即便后来郑勇已经无钱可汇，他们还是编出一幕接一幕故事继续拖延剧情。等到郑勇意识到自己被骗报警时，他最后一笔汇款时间已过去了4天半，警方的“阻骗平台”也失去了效用。

    郑勇在派出所哭天抢地，说那些钱是自己的“老婆本”、“续命钱”，后半辈子全指望那些钱活着，他要杀了那帮骗他的人。我和同事劝不住他，只能站在一旁先由他发泄。过了很长时间，教导员听到嘶吼声过来查看，看到是郑勇，就叹了口气，轻轻说句“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便走了。

    这一次，郑勇是真的一无所有了。

    他又回到街上，把电麻木停在十字路口边“趴活”。他的脾气和生意依旧很差，人们还是不愿坐他的车，我也仍然时常看到他就着白开水啃馒头。

    那段时间，郑勇不时来派出所找我，询问“重金求子”案的侦办情况。他每次来都要与我争吵一番，嫌警方动作慢，一直没有给他追回被骗的钱。开始我还跟他解释一番，后来发现解释不通，便不再理他，等他说累了自己离开。

    “重金求子”的案子我们确实一直在查，但郑勇的那笔钱已经被汇去了马来西亚，能否追回、何时追回，谁也说不清楚。

    尾声

    2017年底，郑勇死了。死因不明，听说是得了什么突发疾病。

    那时我已经离开派出所，同事告诉我消息后，我忙问郑勇死后他母亲怎么办？同事说街道办协调送她去了养老院，养老院给郑勇母亲做了优惠，优惠后的价格靠那个十几平米的小临街房租金基本可以负担。

    对郑勇母亲来说，这也算是个相对可以接受的结局。

    我心下感慨，郑勇也确实可怜，想了半辈子女人，为女人受了重伤、因女人蹲了监狱，被女人骗光钱财，结果临了还是一个人走的。

    同事也叹了口气，说这就是命，还能怎么办呢？

    不过同事也跟我说了一个传闻，他说郑勇死之前只有一句遗言，要个纸扎的女人和自己一同下葬。他说在这边没讨到老婆，到那边不能再没老婆。我问他从哪儿听来的，同事说传闻嘛，谁知道哪儿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