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蓝的故事 深蓝的故事3: 未终局 走不出惩戒期的少年犯

    前言

    2010年6月的一天，晚上10点左右，17岁的高中生袁谷立与同学郑强、杨晓云3人因上网费用耗尽，被网吧老板赶到了大街上。

    他们决定去附近的小区“搞点钱”，钻进楼道，原本打算偷辆电瓶车卖掉，却发现谁也不会开电动车锁。3人正沮丧时，1名刚下晚班的中年女工走进楼道，少年们临时起意，决定打劫这名女工。

    袁谷立手持一字改锥，郑强拿着挂在钥匙上的折叠水果刀，杨晓云则从楼道里随手捡起了一根木棍，他们将女工逼到墙角，用从电影里学到的“狠话”抢走了女工的手提包——里面仅有21.6元现金和一部价值300元的手机。

    3人失望透顶，拿着打劫来的现金去了小区隔壁的宵夜摊，一人点了一份炒粉，边吃边商量着去哪儿把手机卖了。女工一回家就报了警，警察循迹而至，仅用半个小时，便将他们按倒在了宵夜摊上。

    当家长们赶到派出所时，3个少年正痛哭着坐在讯问室里等着做嫌疑人笔录。袁谷立的父亲、年过半百的采油工人老袁，走上前来，扬手便狠狠给了儿子一记耳光。

    家长们都恳求警察看在涉案金额只有21.6元的份上给孩子们“一次机会”，他们回去一定好生教育。但依据《刑法》规定，涉案金额并不是抢劫案能否成立的必要条件，3人涉嫌“持械抢劫”，依律应当从重处罚。

    最终，在家长们的不断致歉和主动赔偿下，受害女工谅解了3个少年。加上案发时3人年龄皆未满18周岁，还是在校学生，法院在量刑时予以了从轻处罚：袁谷立、郑强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3年；杨晓云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

    1

    2013年7月，袁谷立和郑强缓刑期满，因期间没有再次犯罪，法院最终决定撤销执行为期1年的实刑。按照规定，两人会前来派出所报到，由我给他们建立《重点人口管理档案》——1年前，同案的杨晓云已在建档后远赴深圳打工了。

    我先见到了袁谷立。第一次见面，我甚至不太相信，这个和我差不多高、戴着眼镜的腼腆少年，会是个刚刚刑满的抢劫犯。

    19岁的袁谷立端端正正地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一板一眼地回答着我的问题。我让他把当年的案情复述一遍，他花了将近1个小时，才事无巨细地讲完。

    我又按程序问了他一些诸如“是否认识到自己的罪行”、“是否接受党和政府的教育改造”之类的问题。最后，问到他今后的打算时，袁谷立说自己还想上学。

    袁谷立犯案就读于市三中，3年前甫一落案，就被学校开除了学籍。他说，本来自己学习成绩还可以，这几年也没有放下功课，自己一直坚持在家学习。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但还想上学，总归是件好事，于是便鼓励他不要自暴自弃，之后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跟我交流。

    就在袁谷立下楼拍登记照的间隙，老袁低声问我，他儿子这种情况，还有没有可能回去继续完成学业？老袁又补充说，袁谷立是家族里这一辈中唯一的一个男孩，从小就被寄予厚望，虽然之前走了弯路，但毕竟年纪尚小，还想谋个前程。

    此前我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只能建议老袁先去三中咨询一下，老袁说他早就去问过了，学校说当年的事情太过恶劣，现在也不同意接收。

    “那其他学校呢？”我问老袁。

    老袁叹了口气，说能问的都问过了，没有学校愿收。他求我去学校帮袁谷立“说句好话”，也许学校会看在派出所的情面上，对袁谷立网开一面。

    我不知道这事儿是否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但看父子俩如此诚恳，也为了之后方便“重点人口”的管理，便答应了下来。

    我解释说自己去也只能帮忙咨询，最终结果确实没法保证。即便如此，老袁还是一再向我道谢。

    袁谷立登记完好一段日子了，同案的郑强也没来派出所。

    郑强有个姑姑在本地，是他唯一的亲戚。我找到她询问郑强的去向，她就像躲瘟神一样，一听到侄子的名字便直晃脑袋，说自己不知道。

    一天在辖区网吧做例行检查时，我偶然发现了郑强。我问他为什么不来派出所登记，郑强说忘了。我把他拉回派出所教育了一番，问他今后打算干什么，他说“无事可做”。

    “和你同案的袁谷立打算上学，你有没有类似想法？”本着上级对未成年案犯要求的“管理与教育并举”的原则，我还是多问了一句。

    郑强脸上写满了轻蔑：“上个屁学，犯事之前就不想上了，现在好不容易自由了，还去找那麻烦干啥？学出来有个鸟用？”

    我叹了口气，说不想上学也没事，只要好生待着，别干违法乱纪的事情，按时回来找我就行。郑强一边应付地点点头，一边从口袋里拿出打火机要点烟，我瞪了他一眼，把香烟从他嘴里夺了下来。

    2

    我一心惦记着袁谷立读书的事，半个月之后便去了趟三中。校领导热情地接待了我，却对袁谷立回校读书一事坚决不允。

    校领导跟我讲了学校的难处——毕竟“持械抢劫”影响恶劣，案发当年，学校的宿舍管理员、班主任、级部主任和分管校领导都受到了相应处分，他们3人的班主任，直接被调离了教育系统。

    现在让袁谷立回来读书，学校既无法向在校学生和家长交代——没人愿意自己的孩子和“刑满释放人员”做同学；也无法向当年被他们牵连的老师们交代——老师们档案里的处分尚在，涉事学生却回校读书了，实在说不过去；再者说，袁谷立当年被开除了学籍，现在入学也不符合高中生学籍管理的相关程序。

    校领导看上去也非常为难，建议我：“要不让他去私立学校问一下？”

    等到11月的季度谈话，我没有像惯常那样把袁谷立叫到派出所，而是专门去了他家一趟。一来想看看袁谷立在家的真实状况，二来也反馈一下帮他联系学校的结果。

    我到的时候，袁谷立正在餐桌上做题，见我来了，赶忙站起来打招呼。我拿起习题集，是一本文科数学的《五年高考三年模拟》，顺手翻了翻，大概做了一半左右。袁谷立说自己一直在家里复习，准备参加明年的高考。

    我鼓励他继续加油，随后又私下里给老袁转告了之前去三中咨询的情况，建议他去找找那些私立高中，看能不能把儿子塞进去，哪怕多花些钱。

    老袁一直抽着烟，听我说完，长叹了一口气，说他已经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了。他已经在重庆找到了一所私立学校，但因离家太远，还在犹豫。

    我说，袁谷立是本地户口，能在重庆参加高考吗？老袁说，学校说按规定是不行，但只要老袁愿意出10万块的“建校费”，他们有路子，可以帮忙操作。

    我劝老袁，这事儿得再想想，现在“高考移民”查得严，没听说过花10万就能搞定的。省内也有不少私立学校和“复读学校”，没必要去那么远。

    老袁说行不行的还是试一下吧，帮忙办事的是自己一个朋友，“办不成的话钱能退”。

    半个月后，老袁给我打电话，说儿子去重庆了，问我之后的“季度谈话”怎么办。我告诉他可以改成电话访谈。聊了一会儿，老袁一直支支吾吾地不肯挂电话，好半天才怯怯地问我，以后给袁谷立打电话时能不能提前先发个短信。他说自己之所以舍近求远把儿子送去重庆，主要也是考虑那里没有人知道袁谷立犯过事。

    我答应了。

    之后的几次“重点人口谈话”，袁谷立的精神状态一直都不错。他说自己与同学和老师相处得都挺好，虽然落下了很多功课，但一直在努力跟进。他还说，自己已经有了心仪的大学，以后还要考研究生。

    “一定全力以赴！”袁谷立在电话里坚定地对我说。

    相比袁谷立，郑强则一直“行踪诡秘”，极少按时来派出所找我。给他打电话，他总说自己忙，我问他忙啥，他就含含糊糊的。

    偶然一次机会，我又在辖区的一家饭店遇见了郑强。他不知什么时候把自己身上纹得花里胡哨的，正在和一帮“社会人”在包厢里吆五喝六。席上还有几张我熟悉的面孔，全是辖区里的不安分分子。

    我把郑强叫出来，问他为什么一直躲着我。他推脱说自己是在忙“工作”。我指了指屋里，问那就是你的“工作”？郑强打着哈哈说，都是朋友，凑在一起吃饭聊天而已。

    我看郑强一脸无所谓的样子，心里来气，于是搭着他的肩膀回了屋里，说：“上季度重点人口谈话你还没做，你平时那么忙，咱俩见一面不容易，要不今天就在这儿把季度谈话做了吧。”

    屋里的人都不说话了。很快，一个40多岁、貌似“大哥”的男人站起来，瞪着我，一脸凶相，旁边马上有人拉住他，还有人立刻摆出一副热情的面孔：“李警官，今天怎么有空儿……”一听此言，“大哥”一抹脸上的不快，还从兜里掏出烟递给我。

    我把烟接过来，放在桌上，打开录音，跟众人说：“你们先聊着，我和郑强谈个话。”

    所有人都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反倒是那个“大哥”一脸假笑地接了茬：“李警官，按说这个重点人口谈话，不能在公共场所做吧，重点人口也是有隐私权的……”

    我笑了笑，说：“你还知道这个，看来也是同道中人？姓甚名谁告诉我。”说完，我便把警官证扔在桌子上。

    “大哥”愣了一下，很不情愿地把信息告诉了我，我在警务通查了一下，果然，也是公安网上挂了号的。我问他跑到我辖区来干什么，他就讪笑着说，“朋友聚会而已”。

    我看了看桌上另外几个人，又拍拍郑强：“下次我再找不到他的时候，还烦劳各位给我传个话，不然我得亲自去找你们要人。”一众人都连连点头。

    谈话当然不会在这里进行，警告的目的达到了，我便起身离开。郑强出门“送”我，我点了点他，说年纪轻轻，别总给自己“挖坑”。

    郑强就抱怨起来，说，不就是上次谈话没去派出所嘛，“又没干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至于这么整我吗？”

    我说你知道就好，下次季度谈话再找不到人，就不是今天这么简单了。

    郑强听罢，没再说话。

    3

    2014年7月，我和袁谷立谈话时问起他的高考成绩。袁谷立非常不好意思，说自己最终还是没能在重庆本地参加高考，临考试前回了本市，可两地的高考试卷不太一样，最终只考了300多分，没能上得了大学。

    我扭头问老袁，问之前花的钱呢？老袁一脸怒气，说自己被那个“朋友”骗了。

    我说这明显属于诈骗性质，有没有报警？老袁摇摇头，直说“算了算了”。我再问，老袁却不知有什么顾虑，不再接茬儿。

    我叹了口气，问袁谷立之后有什么打算，袁谷立没说话，老袁却接话说：“不考大学了，让他学点技术，之后能找个工作养活自己。”他说已给儿子在本地一家有名的厨师培训机构报了名，过段时间就去上学。

    我问为何不让袁谷立再考一年，老袁的神情便满是沮丧，说，就算考上了大学又能怎么样，“他可是戴罪之身，以后还有可能翻身吗？”

    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老袁就失望地看了儿子一眼，说等会儿跟我说。

    等我把袁谷立打发出去后，老袁点了支烟，狠狠吸了一口，才说，这些年其实他一直在四处打听，想问问看之前那个缓刑判决会给儿子的前途带来什么影响。本来他曾乐观地认为，只要儿子在缓刑期内好好表现，不被收监执行实刑，以后也不再惹事，时间一长人们便会忘了。

    但，现实却让他一次又一次陷入绝望。这起刑事案件几乎让儿子“前途尽墨”——无论是升学、当兵、就业、考公、提干，都有一个“无违法犯罪记录”的门槛拦在前面，“就算考上大学，他以后也考不了编制、当不了兵、进不了国企，稍微好点的工作单位都不会要他，还不是得四处打工？与其那样，还不如学个手艺算了”。

    我嘴上虽然劝着老袁，但自知这也没什么别的办法。

    老袁转而又问我，之前和袁谷立同案的另外两个孩子现在是什么情况，我说杨晓云一直在深圳打工，还算老实。但郑强那家伙不太省心，去了一家“小额贷款公司”，说是当“业务员”，但应该就是在“收账”，身边交往的也都是些杂七杂八的人，我最近打算再“敲打敲打”他。

    老袁马上接话，说这个郑强真不是什么好东西，当年，袁谷立其实根本就不缺钱，就是因为郑强的拉拢和威胁，袁谷立才勉强答应去帮郑强和杨晓云“站场”，结果却落到了现在这步田地，算是被郑强害了。

    我没有接老袁的话，之前的案子判都判了，该说的也都跟法官说过了，现在再提没太大意义。我也只能跟老袁说，以后注意，让袁谷立别跟郑强走得太近，断了联系最好。

    老袁使劲点头，说儿子早和郑强他们“划清界线”了。

    那段时间，我一天到晚都得紧紧盯着郑强。

    上次在饭店的“警告”似乎对郑强的效果十分有限。他还在收账，常带着两个“小弟”开着辆斯柯达在辖区里转悠。我问他车子哪来的，他就说“公司”给他配的。

    我按照车牌联系到车主，车主在电话里说，车是被郑强一伙“顶掉”的——他之前打牌输了钱，临时从郑强所在的贷款公司借了4000块，这十几万的车子便被郑强等人开走“抵押”了，到现在不还他。

    车主又跟我抱怨了一通他被“黑社会”威胁的经历，我让他来派出所报案，他口头答应了，但最终也没有来。

    那段时间，常有人反映郑强等人上门“收账”时泼油漆、砸玻璃，还威胁要“卸人胳膊”，我不胜其烦，找郑强出来问他想干什么，他就对那些事情矢口否认。我暂时没有证据，只能警告他“记着自己现在的身份”。

    郑强嘴上答应着，转头，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那时的郑强俨然已成了混子圈里的“后起之秀”，他不但毫不忌讳自己过去的经历，反而将其当成自己的“光荣历史”，据说道上的混子们还挺“尊重”他，年纪轻轻的，就已有年龄大他一轮的混子喊他“强哥”了。

    有次，一位夜市摊主悄悄告诉我，郑强常带着一伙“兄弟”在他的摊上吃霸王餐，一群人招摇吵闹，故意光着膀子露出文身，吓得其他客人都不敢光顾。我让他下次遇到就打电话报警，“寻衅滋事办的就是他们这号人”。

    摊主点头说好，但之后从没打过电话。隔了段时间我问他，是不是郑强一伙不去了，摊主却摆摆手说：算了，在街面上做生意不容易，见谁都得点头哈腰，听说郑强以前坐过牢，心狠手辣，自己不想得罪他。

    郑强的“名声”越来越大，领导让我加强对他的管控力度，可我也不太可能放下手头的工作专门去盯郑强一伙，思来想去，只剩郑强的姑姑了。

    我找到她，说希望她能够帮忙管教一下这个侄子。但郑强姑姑却说自己和郑强没有关系，“以前上学时还回来睡个觉，把我家权当宾馆。现在混社会了，再不回来了”。

    我也去找过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他们也说郑强“生性顽劣”，从小就是有名的坏孩子。居委会的治安干事和郑强姑姑住一个大院，跟我列举了一堆郑强从七八岁开始犯下的“劣迹”，什么往厕所里扔鞭炮，偷邻居的自行车……但当我问能不能帮忙看管时，那位40多岁的女干事脑袋摇得像拨浪鼓：“管不了管不了，他这号人谁敢管？”

    说完，女干事大概也觉得刚刚自己表现得有些不合适，找补说，她可以帮忙关注一下袁谷立。我笑了笑，说袁谷立就不用您劳神了。

    4

    2015年4月，袁谷立从厨师学校学成归来，老袁又开始四处打听给儿子找工作。

    本地小饭店大多是家庭作坊式经营，没人愿意雇袁谷立；想去工厂里的食堂，也被厂领导婉言拒绝了。最后好不容易有熟人在辖区给袁谷立找了一家有些规模的酒店，谈好实习3个月，月薪1300，3个月后视实习情况转正，老袁高兴坏了。

    没想到才过了半年，我便接到报警电话，说袁谷立跟人打架了。

    打架的地方就是袁谷立上班的酒店，对方是酒店的一名主管。我赶去时，当事人正坐在酒店大厅的沙发上，用餐巾纸捂着脑袋，身边站着几个酒店保安和工作人员。老袁也在现场，和儿子坐在酒店门口的台阶上，身边放着一个编织袋，里面是袁谷立的工装和一些生活杂物。

    双方情绪都非常激动。我看了看那名主管头上的伤，有一点发红，也不太严重，问他要不要去医院治疗，主管说要去，便跟着同事去了医院。我则带老袁父子和另外两名“目击证人”回了派出所。

    袁谷立解释说，打架有两个原因：一是酒店主管一直拖着不给他“转正”，也不退给他“实习押金”；二是主管骂他是“人渣”，他实在受不了，才动的手。我让他具体讲一下，不想袁谷立一时竟泣不成声，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接下来的事情是老袁给我讲的。

    按说袁谷立到7月就该结束实习了，但那位主管非说袁谷立属于“两劳释放人员”，能不能转正，他们领导还要“研究”——这一“研究”，便又过去了快3个月。

    袁谷立每天正常上班，和正式员工干一样的工作，但每月依旧领着1300元的实习工资。父子俩商量了一下，觉得与其这样拖下去，不如再寻个新工作。

    入职时，袁谷立按照酒店主管的要求，缴纳了3000元的“实习押金”，当时那位主管也承诺，如果实习期满后酒店不聘用，会将这笔钱全部退还。可当袁谷立提出离职时，主管却说，酒店并没有决定不聘用袁谷立，现在他要走，属于主动离职，3000块不退了。

    袁谷立很生气，打电话告诉父亲。老袁觉得酒店确实坑人，也担心儿子在酒店和人起冲突，劝了两句就急匆匆往酒店赶，没想到还在路上，就听说儿子和那位主管打起来了。

    袁谷立后来也说，那位主管一直揪着自己以前被判过刑不放，刚开始说话还算委婉，后来两人越说越急，主管就骂他是“人渣”、“垃圾”、“婊子养的”，还问他之前酒店夜里丢东西的事情是不是也是他干的。随后，双方便动了手。

    一同来派出所的另外两名酒店员工说，其实酒店根本不存在“实习押金”一说，一直都是那位主管自己收的，大家都交过，但转正之后也都退了，这次也是故意找茬儿难为袁谷立。

    我说既然酒店不存在“实习押金”一说，主管收钱这事儿其他领导知道吗？一名员工就说，主管是老板的亲戚，知不知道有什么所谓？随后又说，袁谷立这几个月工作一直很认真，也从不跟其他员工计较什么。

    “既然袁谷立这么老实，你们主管为什么还要特别针对他？”我又问。

    另外一名员工就说，估计也就是看袁谷立老实巴交，又对自己被判过刑的事讳莫如深，觉得他是个“软柿子”，即便受了欺负也不敢来硬的，所以才这么算计他的。

    酒店主管的伤情并无大碍，来到派出所后，却张口就跟老袁要5000块钱的“医药费”和“精神损失”，否则就要让袁谷立“坐牢”。

    我看着他有些来气，说，你先解释一下之前那笔“实习押金”的事。酒店主管也很硬气，说是酒店的规定。我让他把规定拿出来，他拿不出来，直言说自己是老板的亲戚，可以让老板“马上制定制度”。

    “我不管你定什么制度，既然之前没制度你就敢收钱，什么性质你自己想想。”

    等我说完，酒店主管出去打了几个电话，回来再跟我说话时，语气明显软了下来。

    很快，他就把“实习押金”如数退给了袁谷立，打架一事也没再追究。倒是老袁执意要塞给酒店主管2000块钱“买营养品”。等酒店主管走了，我问老袁为啥要这样做，他说就算是“封口费”吧，“让他别在外面乱说”。

    老袁主动要给钱，我也没办法，只能问他之后什么打算。

    老袁又叹气，说袁谷立“学也上了，习也实了”，在外面打工既受人欺负，也不是个长法，他打算再从家里拿点钱出来，让袁谷立在附近租个门面房，开个小饭店，自己干算了，“早上、中午煮个面，晚上卖个宵夜，成本没多少，就算赔也赔不了多少钱”。

    5

    2015年年底，老袁又来找我，说他看到一处不错的门面房，是我辖区内某单位的公产，本来同意租给他了，但后来对方听说是给袁谷立开店用，又拒绝了。

    我去了那家单位，负责后勤的王科长直言不讳地说，单位领导有交代，必须审核租客的情况，“不能把房子租给那些来路不明或者有劣迹的人”。我解释说，袁谷立虽然是“两劳释放人员”，但平时行为还是不错的，他爸给他租房真就是为了开个小吃店赚生活，没有其他想法。

    可王科长还是一直摆手，最后大概被我说急了，义正言辞地来了句：“他租房你们派出所能出担保吗？能出担保我马上租给他。”

    我也急了，原本想发火，后来想想还是算了，只能摆摆手告辞。

    回去派出所我才知道，王科长之所以这样，一方面是公家原因——领导确实让他不要把门面房租给那些“捞偏门”的；另一方面，则是他自家的原因——门面房隔壁开着间网吧，老板是王科长的嫂子，她一听说“抢劫犯”袁谷立要在隔壁的门面开店，连夜赶去了小叔子家，强烈反对小叔子把房子租给老袁。

    老袁得知情况后也深表无奈，说儿子就想本本分分的谋个生计，怎么这么困难，现在连租个房子都被人歧视，“这不是把人往死里逼吗？”

    我劝他别把这事儿想得这么极端：“我们这里毕竟是个小地方，圈子窄，人也单纯，对判过刑的人接受度很低，这个你得理解，也得接受。”

    老袁就不住地叹气。

    袁谷立在本地开店的设想最终没能实现，最后，在武汉汉阳的一家美食城找到了工作。我去武汉办事时见过他一面，他请我吃了顿饭，说是自己亲手做的，算是之前对我帮助他的感谢。

    聊起过往，袁谷立说，这些年自己真没想到路会那么难走。之前被判刑时，他以为自己只要改过自新，就可以被社会接纳，没想到后面努力想恢复正常生活，却处处碰壁。

    我说，这有外界因素，也给你自己长个教训，毕竟，不是每个错误都能一句“对不起我错了”就能弥补的。他连连点头。

    袁谷立问我杨晓云和郑强在做什么。我说杨晓云的母亲病了，他辞去了深圳的工作回了家，想在本地找份工作，情况和你之前差不多；至于郑强，他也跟之前没啥太大变化，“你一定要离他远点，不要和他再有瓜葛”。

    袁谷立说自己早就跟郑强断了联系，之前郑强的确找过他，他没搭理。

    我一下警惕了起来，问郑强找你干啥？袁谷立说也没啥，就是让他跟着去“跑业务”，但他拒绝了。

    我说你做得对，郑强跑的断不是什么好“业务”。

    没过多久，郑强主动来到派出所，上交了一份“特种行业申请表”给我。

    我看了一眼营业地址，差点以为自己眼花了——当初，那间王科长无论如何都不肯租给老袁的门面房，眼下竟租给了郑强。

    我问郑强要开什么“特种行业”，他就指着申请表说“寄卖行”，我问他开寄卖行干啥？他就含糊其辞：“为了赚钱呗，还能干啥？”

    我忍不住爆了粗口，说你开寄卖行想干啥我能不知道？“在我这儿开寄卖行的有一个说一个，除了收赃就是放贷，没有一家开过3年的，最后老板不是跑了就是被警察抓了，你想要哪个结局？”

    郑强却露出一脸无辜的神色，说自己按程序规定来申请开业，我为啥又要为难他呢？我万般无奈给他盖了章，警告他之后在我辖区开店老实一点，别让我逮到尾巴。

    郑强前脚一走，我后脚便去了王科长那里。王科长一改上次那般假正经的样子，推说自己并不知道郑强的情况，稀里糊涂地把房子租了，现在也十分后悔。我说那你可以把房子收回来，不然万一郑强在你这儿租房子干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派出所可没法给你出“担保”。

    王科长就说合同都签了，现在毁约是要给郑强“违约金”的。况且法律既没有规定郑强不能开寄卖行，也没规定他不能把房子租给郑强。“咱不能把两劳释放人员谋生的路断了不是，那不是逼着他们‘重操旧业’吗？”

    这话让我十分恶心，便把之前老袁打算租房时他嫂子强烈反对的事情跟他挑明了，问他，这次是当年的同案犯郑强来租了，你嫂子怎么不反对了？

    王科长被我说得满脸通红，憋了半天，冒出一句：“郑强这号人，咱都犯不上为了公家的事情跟他‘结仇’不是？”

    我听他话中有话，问他是不是在租房子的事情上收到了郑强的威胁，“如果是的话你跟我说，我现在就带你回派出所取笔录材料”。

    王科长又连连摆手，说“没必要没必要”。

    事后我才得知，得知郑强要在自己隔壁开店时，王科长的嫂子又去找了小叔子，王科长最初也不同意。但不久后的一天，王科长家的玻璃半夜忽然被人敲了，他嫂子开的网吧大门上也被人泼了红油漆，白天营业时，还平白无故地多了几个小混子，坐在网吧里占着机器却不上网。直到王科长同意把门面房租给郑强之后，一切才恢复了正常。

    自始至终，王科长和他嫂子都没报过警。我又去找了王科长的嫂子，说起之前网吧被人骚扰的事情，她也压低了声音说，“八成就是隔壁干的”。

    我坚持拉她去派出所报案，她却像王科长一样连连摆手，说自己就想安安稳稳开个网吧，“干啥去跟抢劫犯一般见识”。

    我无话可说。

    后记

    2016年底，我离开社区民警岗位，带继任社区民警去居委会交接工作，提到社区内两劳释放人员的教育管控问题，居委会治安干事和王科长又一次提起郑强一伙的“恶劣行径”，要求派出所加强管控。

    我起先没有表态，继任同事就问郑强的寄卖行所用房产的归属，王科长磨叽了半天，才说是自己单位的公产。同事说租期差不多到了，你把房子收回来就行。王科长却跟同事说，“警察的办法多，能不能你们想个办法？”

    同事只能说回去商量一下，之后给他答复。

    同事又问我，跟郑强同案的袁谷立和杨晓云情况怎么样，我说他俩都还好。王科长就插嘴说：“那为啥郑强总是惹事？警察做事就应该因人而异，对特殊的人应该采取一些特殊的手段！”

    我点点头，说：“没错，因人而异是对的，见人下菜就有问题了。”

    王科长之后再也没说话。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