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双手面前，德仑特脸胀得通红。世界一下子改变了，阳光和鲜花取代了乌云。过一天，他们两人已亲密无间，并就马洛的事达成了一个意见。德仑特对她说：“如果你坚持的话，我想我只有服从了。但我还是愿意等到你不在旁边的时候再把一切都写下来。不过，如果一定要我写的话，就给我一片比星星还白的药片，或者是唱赞美诗的天使的一只手：我是说要一张没有印上你地址的信纸。不要低估我正在做的牺牲。我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过象现在这样不喜写信呢？”

    她给他拿来了纸和笔。

    不一会儿，德仑特就把信写好了：亲爱的马洛先生：也许你还记得，去年在马尔期通镇极不愉快的环境里我们见过面。

    那时我正在执行任务。作为一家报社的代表，对西格斯比·曼特逊之死一事做独立的调查。我调查了，而且得出了某种结论。你可以从附上的手稿得知这些情况。这份手稿本来要送给报社，由于某些不便说明的原因，我在最后一刻决定不把它公布于众，也没把官交给你。这些除了我之外，只有两个人知道。

    然而最近，我对事实的理解使我改变了决定。我不是指我要发表我的发现。但是我决定要和你见面，并要求你私下把事情讲清楚。如果你所说的可以使这件事出现另一结局，我想你没有理由闭口不谈。

    我希望你能来信告知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我可以拜访你；你也可以来我的旅馆见我。不管怎样，我希望柯布尔先生也在场。你还记得他吧，他已经读过附上的文件了。——你忠实的

    菲利浦·德仑特

    德仑特把信和附件塞人一个长信封里。他说，“我想这会使他一下子跳起来。这事不能出任何差错，最好是指派一个信使把信送到他的手中。如果他不在，就不要把信留下。”

    她点了点头。“我来安排吧。你在这儿等一会儿。”。

    曼特逊夫人回来的时候，他正在翻腾着乐谱柜。她在他旁边的地毯上坐下来，那条深褐色带波纹的裙子拢在腿边。

    “你昨天晚上见到我姑父的时候，你告诉他关于——关于我们的事了吗？”

    “没有，”他说。“我记得你没有说过让我告诉任何人。这要由你来决定，马上让人们都知道呢，还是再等一等，是不是？”

    “你准备告诉他吗？”她看着自己紧握着的双手，“我希望你告诉他。如果你要猜出这是为什么的话……那就是，这件事已经定了！”她抬起眼睛再次望着他，两人沉默起来。

    德仑特靠在长长的椅背上。“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啊！”

    他说。“呵，你弹弹那种表达纯粹愉快的曲子好吗？那才是真正的曲子，毫无疯狂或是烦恼的情调，有的只是对这个世界的赞美。恶劣的情绪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所以我们还是尽快地摆脱它吧。”

    她走到钢琴前，一边沉思一边弹了几个和弦。然后，她全神贯注地弹起《第九交响乐》最后一章的主旋律。这声音仿佛打开了殿堂的大门。就在这音乐的陶醉之中，他们渡过了愉快的日子，不久后，又收到马洛的信，德仑特与马洛见了面。

    见面所在的房间从高处俯视着圣詹姆斯公园，靠窗户有一个很大的旧柞木桌子。这间房子很大，装饰的人很有些眼光，却又有浓厚的单身汉色彩。约翰·马洛打开抽屉，从最下面拿出一个又长又厚的信封。德仑特和柯布尔也在这里。

    德仑特对马洛说：“你和曼特逊之间的关系是处于怎样一种状态。现在你能告诉我们那天晚上的事实吗？”

    马洛由于德仑特用几乎察觉不出的语气强调了“事实”这个词而感到脸红。他停顿了一下。

    “那个星期日晚上，邦纳、我、曼特逊和曼特逊夫人在一起吃饭，”他认真地讲道，“这顿晚饭就象我们四个人以前在一起吃晚饭一样，曼特逊沉默寡言，情绪低落，就象我们那一段时期常看到的那样。其他人在一起谈话。我想大约在九点钟的时候，我们从桌子边站了起来。曼特逊夫人走进会客室，邦纳到旅馆去看一位熟人。曼特逊让我到屋子后面的果园去，说要和我谈话。我们沿着小径踱来踱去，走到房子里的人听不到谈话的地方。曼特逊抽着雪前，用冷静谨慎的态度和我讲话。他好象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这么温和。他说他想让我为他做一项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一件大事，而且是秘密，邦纳对此一无所知，我知道得也越少越好。他让我完全按他说的去做，不要问原因。

    “我尽量告诉你们他的原话——‘好吧，你来做这件事。现在英国有一个人，他与我有关系。他明天中午要乘从南安普敦到哈佛尔的船去巴黎。他的名字叫乔治·哈利斯——至少他现在用这个名字。你还记得那个名字吗？’‘记得，’我说，‘一个星期以前我去伦敦的时候，你让我在明天启航的船上用这个名字订了一个包舱。我把船票给你了。’‘船票在这儿，’他说着从兜里掏了出来。

    “‘现在，乔治·哈利斯明天不能离开伦敦了。我想让他就留在此地。我也想让邦纳留在这儿。但是得有人乘那条船走，把一些文件带到巴黎去。不然的话，我的计划就付诸东流了。你能去吗？’我说：‘当然可以。我听候吩咐，’‘这很好。我认为你不会让我失望的。’然后给我下达了命令。‘你现在就去开车，’他说，‘到南安普敦去——眼下没有合适的火车。你得开一夜汽车，如果途中顺利，你应该在明天早晨六点钟到达那里。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到那儿，都直接开到贝德福旅馆去，找乔治·哈利斯。如果他在那儿，告诉他你要替他去，让他给我这儿打电话。让他尽早地知道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他不在那儿，就意味着他已经收到了我今天发给他的指示，没有去南安普敦。那样你就不要再管他，等着船就行了。你可以用一个假名字把车存在车库里——一定不要写我的名字。注意改变你的外貌——我不在乎怎样变，只是你化妆得好就行。你用乔治·哈利斯的名字旅行。你喜欢扮做什么样子都可以，但是一定要小心，不要和任何人多谈。你到了之后，就在圣彼得斯堡旅馆租一个房间。你在那儿会收到一个捎给乔治·哈利斯条子或者口信，告诉你把我将给你的公文包送到哪儿。公文包上了锁，但是你要仔细看管。这些都清楚了吗？”

    “我复述了这些指示。我问他移交了公文包之后是否可以回来。‘想多快回来都行’他说。‘注意这一点——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在旅途中的任何时候都不要和我联系。如果你在巴黎没有立刻联系上，就要等到你接上头为止——如果必要的话，可能等几天。但是不要用任何方式给我写一句话。明白了吗？现在尽快做好准备。我要和你乘车走一会儿。快点。’

    我把车倒出来的时候，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很难于启齿的念头。我想起口袋里只有几个先令了。

    我说，“在过去一段时间，我很少携带现金。”

    “那个星期日晚上，曼特逊知道我在世界上简直是一文不名。他知道邦纳也了解这一点，他可能还知道，我在领到下一张支票之前，又向邦纳借了一些做为零花钱。而下一次支票由于要扣除给我预付的工资。钱也不会很多，请你们记住，曼特逊知道这一点。

    “我把车开出来以后，就到图书室向曼特逊讲了我的困难。”

    “后来的事尽管很小，却使我第一次想到一件不寻常的事情正在开始发生。我一提到‘费用’这个词，他的手就机械地伸向他左边的臀部口袋，在那儿放着一个小夹子里总有大约一百英镑的现金。他的这个动作我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看到他的手突然停了下来，我不由吃了一惊。更使我吃惊的是，他低声地诅咒起来。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他沮咒；但是邦纳告诉我，最近他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常常用这种方式表示恼怒。‘他把钱包放错地方了吗？’我脑子里闪出这个疑问，但是在我看来，这一点儿也不会影响他的计划，我来告诉你们这是为什么。一个星期以前，我去伦敦执行各式各样的任务，其中包括为乔治·哈利斯先生订船票，我从曼特逊的银行里取出了一千英镑，所有的钱都按照他的吩咐换成了小面值钞票。我不知道这笔非同小可的现金做了什么用，但是我的确知道那一大捆钱锁在图书室的抽屉里，这天的早些时候我还看见他坐在桌前用手指拨弄这些钱。

    “但是曼德逊没有走向桌子，却站在那儿看着我。他的脸上充满了怒气，但又慢慢地控制住了愤怒，眼睛变得冷峻起来，真是奇怪。‘在车里等着，”他慢慢地说，‘我去拿些钱。’我们俩走出图书室，但是我在大厅穿外衣的时候，看见他走进了会客室。

    “我走到房前的草坪上，点燃一支烟，来回踱着步。我一再问自己那一千镑到哪里去了；是否留在会客室里；如果在那儿，又是为了什么。我经过会客室的一个窗户的时候，注意到曼特逊夫人映在薄薄的丝窗帘上的身影。她站在写字台前。窗户开着，我经过的时候听见她说：‘我这儿的钱还不到三十镑。够用吗？’我没有听见回答，但是紧接着曼特逊的身影就和她的身影混合在一起，我听见点钱的嚓嚓声。然后他站到窗边，我正要走开，就听见了这些话——至少这些话我可以准确地复述出来，因为惊讶使它们深深印在了记忆里——‘我现在要出去了。马洛劝我在月光下开车兜兜风。他催得很急。他说也会有助于我的睡眠，我想他是对。’”

    “我告诉过你们，在四年的时间里我从来没有听过曼特逊当面撒过谎。不论大谎还是小谎。血液一下子涌到了我的头上，我站在草坪上呆住了。我站在那儿直到听见前门的脚步声，我使自己镇静下来，快步向汽车走去。他递给我一个里面装着金币和纸币的银行纸袋，‘这里面的钱比你在那儿需要的还多，’他说，我机械地把它放进了兜里。

    “在离住宅大约一英里地方，你们记得吧，左侧有一个门，对面就是高尔夫球场，曼特逊说他要在那儿下车，我把车停了下来。‘你都清楚了吗？’他问道。由于某种突然紧张，我尽量使自己回忆并重复了他给我的指示。‘这很好’，他说，‘那就再见了。别把那个小皮匣丢了。’当车从他身边慢慢地开走的时候，我听见他最后这样说。”

    “曼特逊在我后面停止了讲话，这时我从反光镜里看见了一桩我希望能够忘记的事情。”

    “那是曼特逊的脸，”他低沉说，“他站在路边，离车只有几英尺远，我的车灯照亮了他的面容。

    这是一个疯子的面容，由于愤怒而变得扭曲可怕。他的牙是光秃秃的，露出残忍而得意的狞笑。那双眼睛……在反光镜里我只瞥见了他的脸，一点也没有看见他的动作。这个景象一闪而过。汽车继续往前开，不断加速，开着开着，我的思维突然冲破了怀疑和迷惑的迷雾，就象我脚下震动的发动机一样运转起来。我全明白了。

    “我停住了汽车。已经走了大约有二百五十码远，这里是公路的急转弯，从这儿看不见曼特逊下车的地方。我向后靠在椅子上思索着这一切。我马上要出事了，在巴黎吗？很可能——不然为什么要用钱和船票把我派到那儿去？但是为什么是巴黎？这使我感到不解，因为我对巴黎的了解甚少。我把这点先放在一边。我又转向那天晚上引起我注意的其他事情上。他撤谎说是我‘劝他在月光下兜兜风’。这个谎言的目的是什么呢？曼特逊将独自回去，而我则驶往南安普敦。他会对别人讲我些什么呢？怎样解释他独自一人回去，而且连车也没有了？我问自己这个不祥的问题时，脑子里涌现出了最后的难题：‘那一千英镑哪里去了？’立刻，我得到了答案：‘那一千英镑就在我的口袋里。’

    “我站了起来，迈出车子。我的膝盖在发抖，我感到很恶心。”

    “我眼前陡然出现了这种嫁祸于我的可怕前景，于是我把这个结实的信件匣从兜里拿了出来。在这种紧急关头，我一点也没有怀疑自己的判断，钱肯定在里面。拿走大叠的钞票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当我抚摸着信件匣并且在手里掂着分量时，觉得里面一定不光是钞票。这匣子太大了，还要给我增加什么罪责呢？一千英镑毕竟不至于使象我这样的人去冒坐牢的危险。我又紧张起来，不由自主地抓住了捆着匣子的带子，并把锁环从锁里拔了出来。你们知道，这种锁一般是相当容易撬开的。”

    马洛停下来。走到窗前的桌旁。他打开了一个里面装着各式各样东西的抽屉，拿出了个盛有各种钥匙的盒子，从里面拣出一个系着粉色飘带的小钥匙。

    他把钥匙递给德仑特。“我把它放在身边作为一种可怕的纪念品。这把钥匙的锁被我弄坏了。我如果当时知道这把钥匙就在我大衣左边口袋里，就用不着这么麻烦了。曼德逊一定是趁我把大衣挂在大厅里的时候，或是在车里坐在我旁边的时候，把钥匙塞进了我的口袋里。我很可能好几个星期也找不到这小玩艺儿；实际上，曼特逊死了两天之后就找到它，但是警察只用五分种就能搜查到。那时候，我兜里有这个匣子和里面的东西，用的是假名字，还有假眼镜和其他玩艺儿，根本就洗刷不清。但是我有一个非常令人信服的证据，就是我并不知道钥匙放在兜里。”

    “如果你当时处于我的地位，那么在打开匣子之前，你就会知道曼特逊的小钱包在里面。我一看见它，就想起我向他要钱的时候，他没有带这个钱包，而且还恼怒不堪。他走错了一步，他早已经把钱包以及其他可以证明我行窃的东西打点好了。我打开钱包，里面装着象往常一样的几张钞票，我没有数。和这些东西在一起的有两个小软皮袋子，这两个袋子我很熟悉。在这两个袋子里放着曼特逊过去买的宝石。我们本以为曼特逊买宝石仅仅出于一时的投机之乐。现在我明白了，这是毁掉我的计划中最早的行动。”

    “现在一切都真相大白了，我必须采取行动。我立刻明白了自己必须做什么，我是在距离住宅大约一英里的地方离开曼特逊的。他得用二十分钟，如果走得快的话，得用十五分钟才能走回住宅，回去以后他会马上讲述他被抢劫的经过，而且很可能立即打电话通知主教桥的警察局。我离开他只有五六分钟的时间；很容易开车赶上他。这会是一次尴尬的见面。我要把对他的看法和盘托出。”

    “我发动了汽车，掉转方向，高速向白房子驶去，突然，我听见右前方一声枪响。”

    “我马上停住车。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曼特逊正在向我开枪，接着我意识到这响声离得并不太近。虽然月光照在公路上，但我一个人也看不见。曼特逊是在转弯处下车的，离我现在大约还有一百码，过了半分钟左右，我又发动了车子，用慢速来到转弯处。突然我刹住车，坐在那儿惊呆了。

    “曼特逊躺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死在球场门内的草地上，在月光下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马洛又停顿了一下，德仑特皱着眉头问道：“是在高尔夫球场上吗？”

    “显然是这样，”柯布尔先生说。“第八块草坪正好在那儿”。马洛往下讲的时候，柯布尔先生显得越来越有兴趣，竟兴奋地捋起他那稀疏的胡须来。

    “是在草坪上，离边旗很近，”马洛说道。“他仰面朝天地躺着膊伸开；上衣和厚厚的大衣都敞开着：月光可怕地照在他的脸上和衬衣的前胸，映出他那光秃秃的牙床和一只眼睛。另一只眼……你们都看见了。人肯定是来死了。我坐在那儿不知所措，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可以看见一道细细的深色血从伤口流到耳朵上。尸体附近放着他的那顶黑色软帽，脚旁有一支手枪。

    我绝望地盯着尸体看了有几秒钟。然后我站起身，吃力地向尸体走去。现在终于真相大白，我意识到我正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这个疯子不仅仅毁了我自由和名誉，他的计划是让我去死，身败名裂地死在绞刑架上。使我最吃惊的是，他竟然毫不犹豫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个生命显然早已受到忧郁症患者自我毁灭冲动的威胁。自杀的最后痛苦变成了魔鬼般的欢乐，因为他认为他把我的生命也一起带走了。

    “我捡起手枪，发现这是我的枪，但我没有惊讶。曼特逊一定是趁我去开车的时候从我的房间里拿走的。我还想起来，正是由于曼特逊的建议，我才在枪口刻上了自己的姓名，以别于他那支一模一样的武器。”

    “我弯下身子，满意地看到他已经完全死了。我在这儿必须告诉你们，我当时或后来都没有注意到他手腕上的伤痕，这些伤痕可以证明他曾经和袭击者进行过搏斗。但是我毫不怀疑曼特逊在开枪之前故意抓伤自己。这正是他计划中的一个部分。”

    “虽然我从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但是我看着他的尸体时发现，曼特逊在临死的最后一刻也没有忘记让法庭排除自杀的疑问，以便使我和他的死联系得更紧。他极力把握枪的手臂伸直，使脸上没有烟熏过或火烧的痕迹。伤口干干净净，而且已经不再流血。我站起来，在草坪上来回走着，思考这个陷害我的案件的要点。”

    “我是最后一个被人看到与曼特逊在一起的人。我听他对妻子撤谎，后来我才知道，他也对男管家撒谎说，我劝他一起出去开车兜风，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是我的手枪打死了他。发现了他的阴谋使我没有继续做出构成犯罪的行动——逃跑、化妆、占有宝石。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还有什么希望？我能干些什么呢？”

    “我在高度紧张之中，好几次不自觉地重复了曼特逊告诉妻子的话，说是我引诱他出去的。‘马洛劝我在月光下开车兜兜风。他催得很急。’我突然发现，我尽管没有故意模仿，却用了曼特逊的声音在讲话。”

    “就象你发现的这样，德仑特先生，我有天生的模仿才能。我许多次模仿曼特逊的声音都非常成功，连邦纳都给骗了。可是曼特逊和他在一起的时间比和他妻子在一起的时间还要多啊。你记得吧”——马洛转向柯布尔先生——“那是一种坚定而又生硬的声音，很有力量，非同一般，模仿起来很有意思，而且也很容易。我又小心地重复了一遍，就象这样”——他说了一遍，柯布尔先生吃惊地瞪大了眼睛——“然后用力拍了一下身边的矮墙。‘曼特逊再没有活着回来吗’？我大声地说，‘但是曼特逊就要活着回来了！’我把尸体抬起来，放在汽车里，盖上一块地毯。”

    “靠近房子的时候，我放慢了速度，仔细地搜索着公路，什么动静也没有。我把车子拐进公路另一边的开阔地里，离院角的小门大约二十步远。我把车停在一个麦垛后面。我戴着曼德逊的帽子，兜里放着手枪，扛着尸体摇摇晃晃地穿过洒满月光的公路和那扇小门。此时所有的恐惧都被抛在了脑后。靠着迅速的行动和坚强的神经，我想我应该成功。”

    “其他事情你们都知道了。”他说着，从旁边的盒子里拿出一支香烟点着了。德仑特看到他拿着火柴的手有点颤抖，同时感到自己的手也有些颤抖了。

    “假如，”柯布尔先生说，“另一个人被怀疑犯了罪，受到审讯，你怎么办？”

    “我想我的责任是很明确的。我应该把我知道的事情告诉律师，为他辩护，把我交到他们手里。”

    德仑特大声笑起来。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他的心情一下变得轻松了。“我可以想象到他们的表情！”他说。“实际上并没有人处于危险之中。没有一丁点儿证据对任何人不利。今天早晨我在伦敦警察厅见到莫奇，他告诉我他同意邦纳的观点，这是一桩美国某个黑手党干的报复案。所以，曼特逊的案子已经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