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残奥会的召开，社会各界对残疾人的关注度普遍提高。在提倡市民文明礼仪的海报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建议：“在帮助残疾人之前，首先要取得他们的许可和合作，绝对不要强行帮忙或者过于热情。”一涉及到残疾人，似乎总也离不开同情与关爱。
毕飞宇却认为，作家不可以做同情与关爱的注射器。在《人民文学》第九期头条毕飞宇最新长篇小说《推拿》里，关照的正是一群盲人推拿师内心深处的黑暗与光明。“盲的世界，错位与尊严”——评论界普遍认为毕飞宇的最新作品是2008年国内原创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如何处理同情与关爱，是《推拿》给他的一个巨大的考验。毕飞宇说，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家最应当小心的正是自己的同情，这里面有一个立场问题，他坚称，人的立场是他惟一愿意坚守的立场，而不可能是残疾人立场。在与残疾人的交流中，尊重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把残疾人看作“另一种人”，过多的爱与同情，实际上反而是一种伤害。
现实的眼光，就是最大的尊重
当年毕飞宇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那时的傍晚，年轻的老师们常常坐在学校水泥台子上聊天。那天有一个盲人小姑娘也坐在这边，那是毕飞宇第一次接触盲人，他好奇地问对方，生活中最不方便的是什么？小姑娘说，走路。毕飞宇接着问，生活中最不愉快的是什么？小姑娘说，陌生人不恰当的帮助，让人觉得自己的人生是被旁人活活拽着走的。她的这个回答让毕飞宇很吃惊，从此当他遇见盲人时，他格外注意自己的帮助是否真正地尊重了盲人。
由于写作落下的”职业病“，毕飞宇常常去按摩院，渐渐和盲人成了朋友，他往往是盲人按摩院里的最后一个客人，收工后还常常和他们一起去吃大排档。有一天，一个盲人朋友问毕飞宇：“你写了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人，为什么不写写我们盲人的生活？”他说：“我怕写出来，你们不高兴。”盲人说：“我们为什么不高兴呢？” 毕飞宇回答：“我要写盲人，不可能把盲人当成特殊的人去写，进而投入特别多的温情。在我眼里，你们和正常人是平等的，你们内心的光明和黑暗，我会毫不留情地写出来。如果我这样写你们不反对，我可以试试。”他们反问：“为什么写残疾人时，作者就要从作品中跳出来给残疾人更多的爱呢？”他们的这种认识鼓舞了毕飞宇。在他看来，这关系到一个基本问题——如何面对尊重，一直以来，他总在想，是不是一个作家在作品中“滥施同情”就意味着对对方尊重？“我从来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以现实的眼光盯着他们，就是最大的尊重。”毕飞宇说。
关于“尊重”，毕飞宇提到了一部英国小说，是关于一个潦倒的绅士的，绅士每天要去糕点店品尝布丁，以此度日，不幸的是，一位好心的人送了绅士一块完整的布丁，绅士却就此消失了。在布丁与绅士之间，永远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举动，这些举动牵扯到文明的程度，理解的程度，还有小说家兴奋的程度，以及小说的戏剧化程度。《推拿》的一侧是绅士，另一侧则是布丁。在《推拿》里，男性都是闷骚的，女性都是善良的，在小说的结尾，都红的大姆指头被门挤断了，沙复明在出租车上抱着她，请求她嫁给自己，都红说：“你怎么能在这种时候说出这样的话来。”显然，即使是盲人与盲人之间，尊重也是一个尤为重要的问题。
“错位”伤害了人生，却滋养了作家
在盲人朋友的鼓励下，他决意写一部以盲人按摩师为主角的小说。毕飞宇反对为了写个什么题再去采风体验异样生活的作法，他把这称作”瘤子“，不是身体上长的一块肉，“瘤子怎么着也很难与身体和谐，只有是自己身体上长出的一块肉，作家才更有真情实感”。 毕飞宇说他写《推拿》的过程中，时常想回避一些问题，他“下不去”手，但是，为了人物的饱和度与真实性，他勇敢地放弃了一些“婆婆妈妈”的念头。这一切都来自于尊重。
在《推拿》里，几乎所有的人物关系都是错位的，人们都是真实地生活在错误中。王大夫作为家里的老大，却为了替正常人的弟弟还赌债，当着父母和放高利贷的人的面砍伤了自己，父母以他为荣，而他悔恨自己的作为；王大夫的女朋友小孔常常去王大夫宿舍结果被他下铺的小马暗恋上了，但小马不得不去找妓女转移他的爱恋，而爱上小马的人却是最美的都红，可惜爱上都红的人是按摩院的老板沙复明。这是一个充满了错位的怪圈。对此，毕飞宇说：“就像进了商场的电梯，一只脚在一个台阶上，另一只脚在另一个台阶上，就这样，生活把人们无声地往前推着走。”
“在人生所有的错误当中，错位是最令人遗憾的错误。《推拿》是一个黑暗的故事，它的错位是醒目的，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错位，只不过再也没有一个器官可以提示我们了，这是一个苍凉的遗憾，也是一个十分文学化的遗憾。它伤害了人生，却滋养了作家。”
从盲人世界里看见正常人的残缺和整全
正如《人民文学》编者按写道：“《推拿》是写给残疾人的，也是写给所有人的——我们在这面特殊的镜子里看自己，看见我们的残缺，想象我们的整全。”毕飞宇说坐在书房里的自己，世界单一、封闭，和盲人的处境是相似的。所以这部小说不仅是写盲人的，普通读者也能从中读出人生况味。“一如佛教里‘盲人提灯’的故事”，毕飞宇说。僧人在城里化缘到黑夜，一个盲人提灯者正蹒跚地迎面而来，僧人愕然，问盲人“为何提灯？”盲人答“看路。”僧人又问“你能看到吗？”盲人说“我不能，但你能。”僧人又问“为何？”盲人说：“我提灯，亦是为要让别人看见我不会将我撞倒。”
事实上，古今中外很多文学大师都以盲人为题材在小说中创造出两个平行且对立的世界。在茨威格的中篇小说《看不见的收藏》里，不知情的瞎老人守着一堆白纸狂热地向收藏家介绍他的宝贝；在纪德《田园交响乐》里，牧师和他的儿子同时爱上了他收养的盲女；在谷崎润一郎的《春琴抄》里，盲女琴师春琴被毁容之后，仆人出身的佐助为了在自己的脑海里永驻她的美艳姿容，竟用针刺瞎了自己的双眼；而萨拉马戈《失眠症漫记》讲述的是西方国家某城市部分居民突患“失明症”，在废弃的“疯人院”，盲人强盗的介入暴露了人性中的恶。
和西方大师着眼点有所不同，《推拿》是一部盲人的群像小说，而不仅仅是一个盲人的故事。或者说，“盲”在毕飞宇的笔下，不再是一个道具，用来区别正常和非正常世界的幕帘，而是隧道里探照灯打出的一束光。毕飞宇就对这束光感兴趣，他自己也戴上眼罩带上探照灯，走进盲人的隧道，安营扎寨。他开玩笑自己这回是正面强攻了“盲”这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他写了先天盲、后天盲、男盲、女盲这些细微的差异，他强调这部小说绝对不是借助按摩院这个舞台写众生像浮世绘，而是沿着盲人内心最隐秘的通道一直走到黑。因此小说的最后一句是：“他们必须在目光里讨生活，最大的敌人是目光。” 文/Amelie 部分图片/CFP
\我不想把盲人当成特殊的人去写，进而投入特别多的温情。在我眼里，盲人和正常人是平等的，他们内心的光明和黑暗，我会毫不留情地写出来。
“在人生所有的错误当中，错位是最令人遗憾的错误。这是一个苍凉的遗憾，也是一个十分文学化的遗憾。它伤害了人生，却滋养了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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