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喜欢收集各种刀具，喜欢爬山，有人说他是个编剧，你会怀疑是跟你开玩笑。真的跟兰晓龙坐下来聊起人生经历，会发现他跟《士兵突击》或者军人的距离更加遥远。这些外在的东西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
兰晓龙的同学，另一个编剧史航说:“他在《士兵突击》里勾勒出了一个自己的状态和他想象中与朋友之间的那种状态。”
军队里的自由
见过兰晓龙的人，无论如何也无法把他的形象跟《士兵突击》联系在一起。他大约有1.6米身高，而且很瘦，看上去有点病态，或者，他在一部反映吸毒者电影里饰演一个角色更合适些。采访康洪雷的时候，兰晓龙突然闯了进来，手里拿着一把手枪，戴着墨镜，对着康洪雷:“你都交代了没有？”这形象看上去更像一个抢劫银行的人。
4年前，第一次见到兰晓龙，他在一群人中，不显山露水，瘦小的身体甚至能被周围人的声音淹没。他喜欢收集各种刀具，喜欢爬山，有人说他是个编剧，你会怀疑是跟你开玩笑。真的跟兰晓龙坐下来聊起人生经历，会发现他跟《士兵突击》或者军人的距离更加遥远。这些外在的东西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这个错觉背后，用兰晓龙自己的话讲:“我非常精明。”
聪明得有点过头的兰晓龙，能写出《士兵突击》并没有什么稀奇，甚至，他不愿意再去谈论这部热播的电视剧，脸上丝毫看不出他有什么自豪感和成就感。
兰晓龙是中央戏剧学院自费戏文班毕业，1997年，他被战友话剧团相中，老师告诉兰晓龙，战友话剧团要人，问他愿不愿意去。兰晓龙一听，忍不住乐了，老师也乐，因为这在他们看来像一出荒诞剧。因为平常兰晓龙的书包里只揣着两样东西:杀猪刀和莎士比亚戏剧集。
兰晓龙进部队却速度极快。“突然有一天老师把我叫去，跟我说有个地方想要人，那个地方是军队。我们那届当时混得很差，老师很内疚，他总想让我们尽量好一点，有点活路。我是他推荐到军队去的第4个，前两个是生存能力特别有问题的人，军队都打回来了。第3个军队看了挺满意，他自己又不愿意。我是第4个，老师把我放在第4是因为知道我有出路。毕业的时候，我知道我不可能做自己的专业了，我是自费生，连公费生都分不出去，自费生是完全不管的，我就自己联系到了广告公司，也还混得不错。而且当时跟我打交道的都是中国第一、二代的广告人。我老师补充说是话剧团要人，我立刻就严肃了，这完全是个奢望。我老师自己就是个戏疯子，他要我们每学期精读200个剧本，每门专业课每周3万字的写作量。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可能不热爱这个行业，所以我决定去试试看。当时心里还是挺抵触军队，我在学校那样自由的环境里都是最散漫的一个，自己后来想了想，也认为军队实在待不下去。我把手头现成的剧本给团长看，也没抱太大希望。后来突然一天接到话剧团的电话，说能不能来一趟柳州，我就去了，12天收拾出一个剧本，就很快进部队了，当时还没拿毕业证。”
“我也挺烦军队的，因为我是一个混混，是逆反心理极强的人，完全是个叛逆者，为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愚蠢情结上了中戏。”兰晓龙不喜欢中戏，他很敏感，所以在中戏的4年，心里形成了一种不安全感，“在中戏就学会了一件事，大家都活在灵感里面，所以要老老实实，千万别听别人的，我的不信任感是在中戏造就的。我对中戏没什么好感，完全生活在灵感里面对周围没有责任，这种敏感听起来是个褒义词，实际上是个贬义词，这个世界完全就是我一个人的”。
部队的环境恰恰让兰晓龙从那种不安全感中走了出来，他仍然自由散漫，甚至至今没有受过军事化训练。他开会时候坐在桌子上，穿拖鞋，跟人没大没小。他去下面的坦克团，会把坦克上的机枪卸下来扛在肩上在军营里到处逛，或者把坦克驾驶员赶下去，自己开着坦克到处走。这是兰晓龙对军队生活的兴趣点。一个人从一个环境到另一个环境，转换之快让他喘不过气来，这种生活方式对他来说却是一种放松。因为部队的等级观念比较强，兰晓龙的级别在军营里也属于领导级别的，所以可以任他肆意妄为。
“我不管写什么戏，写聪明人还是傻人，都是一个命题，就是我们可以活得更自由，一个人是怎么让自己活得更自由的。”兰晓龙说，“有两个戏到今天我看了还是会哭，《肖申克的救赎》和《楚门的世界》，都是讲人在挣脱困境争取自由，而且我特别喜欢加缪，生活本身就是困境，所以也没有什么困境，自己想开了就是那么回事。”
军队开始就是兰晓龙的困境，回忆他刚到军队的时候，兰晓龙说:“我姐夫曾经对我说:自由就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管你了，要对自己负责任。这是他说过的对我最有用的话。我刚把军装穿上时，觉得自己快疯了，我这种人到了军队里能有哪件事做得对？我一做就有人说我错，我怎么可能再给出好的回应？最后当然，大不了离开军队，但是外面又没有后路。读书时候我可以不把中戏当回事，但现在生活在军队里，所有对我的评价都由穿军装的人做出，我到今天仍然不能完全接受军队。在军队几年里，也写一些戏，也做枪手，做得很愉快，不用跟人打交道，仗着自己还能写，出来一个戏就拿一半钱，那样写一点责任感都没有。对自己没责任到把钱铺在褥子底下，铺满一层，懒得去银行存，那时每天晚上18点打车到三里屯酒吧把所有的啤酒喝一遍，喝到天亮再回家。”
单位领导看着兰晓龙这样不着调，做事无组织无纪律，因为他到了部队后都没站过队列，所以决定让他去参加军训，但是兰晓龙坚决不去。领导下了死命令，他仍然不听。“我是个不怕走的人，所以拿我真的没辙。”最后，经过妥协，把军训变成代职，就这样，兰晓龙花了10个月时间去体验生活。
他去的部队正好有一个集团军的大演习，兰晓龙便去了集团军。“那个基地大到我在那里待了两个多月没有看到一棵树。我到那里，把一个二级士官的衣服给扒下来了，穿在自己身上。团长不知道我哪来的，营长不知道我是哪来的，连里不知道我是哪来的。然后就背着登山包，做出一副非常沮丧的样子，因为我冒充被军部裁下来的打字员。因为我是深度近视，不可能不戴眼镜，只能冒充打字员，冒充不了别的。后来连长让我站队列，站了一个小时，我说，咱们能不站队列吗，聊天吧？”后来兰晓龙的身份暴露了，总政艺术局的领导下去询问兰晓龙的情况，部队里才知道这个人的身份，于是，又没人敢管他了。于是他换上便装，到处游逛，整个演习基地，只有他一个人穿便装，有人见他跟他打招呼:“你是哪儿的？”兰晓龙回答:“部队的。”对方说:“搞文艺的吧？”这就是兰晓龙的“军训”经历，实际上更像一次旅游。
兰晓龙当时没有目标，很茫然。当然，这种状态早晚会出状况。后来团里的一个顶梁柱编剧离开，团里就希望兰晓龙干点什么，但是看他整天吊儿郎当，便痛定思痛，决定让他提前转业。“正团、副团、政委、办公室主任4个领导表情严肃来找我，我知道这种场面，文艺团体让老人离开非常尴尬。文艺单位在野战部队的条令中又在条令之外，平常又有上下级关系又没有，所以非常难处理，要清退的这个人可能已经在你身边待了几十年了，很多话是说不出来的。我能明白他们这次是来让我转业，反而以一种挑衅的姿态，让他们有什么话就直说，说出这种过激的话又有点后悔，这么长时间都没有为团里做什么，就跟他们说我想做些什么。他们就让我去做，终于踏踏实实写了一个话剧《红星照耀中国》，是一个诗剧，因为我非常迷恋莎士比亚和贝克特，我们领导看了都快疯了。”
兰晓龙当然无法用美国人的视角去写《红星照耀中国》，他理解的埃德加·斯诺的心理是:“他接触了一些他认为他不应该去接触的一些东西，于是他变得自由了，于是他在中国待了13年，虽然他走的时候带着一身的病，但是我觉得他自由了。”
兰晓龙平生最怕人夸他，在他看来，夸他就是对他的挑衅。他内心很敏感，是一个事先可以把对他的赞美过滤掉的人，平时他喜欢打打闹闹，如果有人夸他两句，他会把桌子上的一盘菜扣到人家脸上，嘴里嚷嚷着“看我怎么收拾你”。所以，在《士兵突击》里的人物塑造上，多少体现出了兰晓龙的这个性格。
《红星照耀中国》让团长很高兴，立刻召开全团大会，老中青同事都来了，团长对众人说:“我看到地平线上升起了一道曙光。”会后，兰晓龙跑到团长办公室里，把团长骂了一通:“你还让不让我做人了？”1997年兰晓龙进团，团里一直把他骂到2000年，突然受到表扬，兰晓龙觉得自己被当成了一个代言人。“你做这种代言人，你就离走不远了。”兰晓龙说。
但是《红星照耀中国》让兰晓龙找到了自由，一种被认可后的自由。“我可能一生都会去这样写戏，我所有的戏可能都会去写一样东西，就是——人可以获得更自由。首先是我觉得我挣脱出来了，我在军队那种环境下，说真的，我活得很自由，我到今天为止，没有人强加给我。现在我的同事都能够理解我，虽然说还会强加给我一些东西，但是不会硬性强加给我一些东西，我说一些话，他们也会懂。现在他们终于知道兰晓龙不能写小品，不应该让兰晓龙写小品，这是你一步步争取来的。军队约不约束人？太约束人了。但我觉得我挣出来了，我觉得我比现在活在地方上的毫无约束的人要自由得多，比我的同行要自由得多，我思维不再受局限了。而且这种自由看你怎么去理解，是心灵能更加开阔，跟周围的环境几乎没有关系。有些人说《士兵突击》是中国的《阿甘正传》，对这个说法我极其反感。《阿甘正传》是用一个傻子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我这个戏是一个这样的人如何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生存，不全是许三多的眼光看世界的逻辑，我们不是给这个世界抹上许三多的色调，否则没有必要把这个戏里的绿叶做得比红花还要炫目，更多是说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方式。比如史今，他是走得非常自由。我去了离北京最近的几个部队，士兵退伍的时候经常会跟头儿提个要求，我们保卫北京能不能带我们看看天安门？一个9年的老兵临走提出这样的要求太自由了，自由得让人羡慕。伍六一也有他的自由方式，许三多在戏中跟这些人相比，感觉绿叶比红花还炫目，是因为这些绿叶都活明白了，知道自己该什么时候走。如果把军队说成一个社会，等级、服从，即使没有目的也要有方向的特点营造出的环境很像社会，又不像社会过于炫目，军队的环境可以简单得像个寓言，它就那么几个构成因素，全世界的军队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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