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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与圣训王跃文
孔夫子郁郁乎文哉，满口君子小人云云。于是漫漫两千多年，国人大多争做君子，或者冒充君子；鄙薄别人为小人，或诬陷别人为小人。一部民族史，似乎便由众多君子和小人纠缠着向前演进。尽管小人从未绝种，君子却一直是这个民族猎猎作响的人文旗帜。千年古国也因为这面旗帜而增添着些鲜亮的色彩。试问如果没有孔子，如果孔子不动辄君子小人如何，今天会是怎样一番景象？真的会像朱熹说的那样，“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吗？
然而，仲尼毕竟诞生过了，而且自孔子以降，圣贤们谁都要捻着胡须说一通，就有了许多关于君子或小人的训诫。自古君子们又是最信奉圣贤之言的。比方“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那些想当君子的人就去虚怀若谷，襟怀坦白；比方“君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便引出些想当君子的人去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比方“君子喻于义，小人近乎利”，就有许多愣头愣脑的人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比方“君子修身立德，不因困穷而改节”，又惹得些瘦骨伶仃的读书人去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君子们出尽了风头，终于有些人不自在了。这些人或许官至极品、权倾天下，或许怀才不遇、郁愤满腹，或许落草为寇、打家劫舍，但他们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都觉得堂堂正正做君子太难受，却又怕被别人指为小人。好在他们都读过几句书，便遍翻圣贤之言，看看有无一字半句是替他们这些不想当君子的人说的。可是圣贤们在世时虽尊不及王侯、贵不及将相，说话却是金口玉牙，为小人撑腰的话居然半个字也没说。他们正发着圣贤的脾气，忽然有个人眼睛一亮，不知在哪本书上读到一句话：“无度不丈夫，量小非君子。”此人肯定很有学问，一口咬定那个“度”字应是讹传，原本是个“毒”字！于是他们相视而笑，连连称是。“无毒不丈夫，量小非君子”就这么成了圣训。虽然从来没有去考证这是哪位圣人说的，却被许多做腻了君子的大丈夫遵从着。理一直，气便壮。所以，欺骗更加无情，阴谋更加凶险，杀戮更加血腥。难怪古人发明了个很有意思的成语：心安理得。凡要做事，先得寻着个理儿；且不管这理是正是歪，只要让人心安就行。于是，征伐讲究出师有名，万一没有名可以凭空捏造；盗窃讲究盗亦有道，万一没有道可以强词夺理；做小人则要看上去像君子，万一缺乏遮眼术就假托圣人之言，大家心照不宣。
有一种协约，叫君子协定。那是体面的君子们不用在书面上共同签字，只需凭口头承诺而订立的协定。这种协定全赖君子们的高尚人格做担保，当然最靠得住了。可惜世界上最脆弱的协定便是君子协定。撕毁书面协定还得动动手，废弃君子协定只需变化一下口形就成了。朱元璋九五之尊，不可谓不体面，单是个君子之名加在他头上倒还辱没他了。朱元璋的幸臣解缙官居翰林学士，才高八斗，大忠大义，自然是个君子。他们君臣之间就有过君子协定。协定是朱元璋提出的：“朕与你义为君臣，恩犹父子，朕有什么不周之处，你一定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是啊！朕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解缙感念皇恩浩荡，信守君子协定，恭恭敬敬地上了万言书，直言朱元璋政令多变，滥杀无辜；小人趋媚，贤者远避；贪者得升，廉者受刑；吏部无贤否之分，刑部无枉直之判，等等。朱元璋自然不舒服了，一直想发作，却碍着自己倡议的君子协定。终于读到了《孟子》上的一句话：“士诚小人也。”这原是齐人尹士愧言自己是小人的话，却被朱元璋断章取义了。于是解缙就大祸临头了。这话可有两种曲解：一是读书人诚实可靠就是小人；一是读书人确实是小人。不论依哪一说，解缙都是有罪的。偏偏有位更加聪明的读书人正给朱元璋讲《孟子》，把此话解释成“读书人诚实可靠就是小人”。解缙又是读书人，又诚实可靠，就百分之百是小人了。语出《孟子》，亚圣之言，还有错的道理？本来朱元璋不太喜欢孟子的，因为这老头儿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混帐话，但“士诚小人也”，不管这话怎么悖情悖理，这位皇帝老子还是信了。于是，解缙被罢了官。解缙毕竟才华卓越，在朱元璋之后他又侍奉过两代皇上。但他仍然执谜不悟地做着君子，所以屡被罢官，终于招致牢狱之灾，被活活冻死了。
不论哪一位皇帝，打天下的也好，坐江山的也好，他们同文臣武将也许都有过各种各样的君子协定。但皇帝们一个比一个聪明，因为越到后来他们越能集历代帝王术之大成；君子们却一直那么傻下去，因为他们一例地效法圣贤之道。所以，朱元璋就比李世民聪明，解缙却比魏征蠢。君子们多是斯文人，没有“武死战”的福份，就慨然宣言要“文死谏”。一代一代的君子就像飞蛾扑火般义无反顾。
可是如今，君子已经不君子，小人也不怕做小人了。十多年前，有些腋下夹着公文包的体面人私下传阅着一本书，有时还凑在一起叽哩咕噜，神秘兮兮。“真是一本好书啊，人在官场，不可不读！”原来那是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这就叫人奇怪了。李宗吾先生如果知道自己的著作居然成了人们学习厚黑的百科全书，只怕会气得从棺材里爬起来。《厚黑学》先是被人暗地里谈论，后来一会儿公开出版，一会儿又被禁了。这真是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再后来就放开了，一夜之间，书摊上便满是什么《商场厚黑学》、《交际厚黑学》、《情场厚黑学》，好像中国留一个人不厚黑就不心甘似的。不知厚黑者们还有兴趣玩君子这个古老的游戏吗？如果还有此雅兴的话，那么“无毒不丈夫，量小非君子”便成了很有意思的方程式：“无”字后面可视其需要，随意代入“厚”、“黑”、“贪”、“假”等等变量。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君子既如此，小人看得明白，便不再脸红，不再胆虚，不再费心思为自己找什么圣训。他们偶尔也看见身边有真正的君子，就同几个意气相投者凑在一起，掩嘴而笑：让他做君子去吧。
盗贼们做奸犯科，从来不去想什么君子小人的大道理。他们常常深夜里撬门入室，在劫人钱财的时候，也伏在人家屋梁上顺便看些人间闹剧，自然也看到了君子们黑夜里的做派。他们见识多了，发现天下不少君子同自己原是一类。这群人便欣欣然接受了“梁上君子”的雅称。
诏书的变迁王跃文
近读史书，知道皇帝金口玉牙之说，大体上只是民间附会。至少在清代以前，并不是皇帝随便说句什么话都是圣旨。
西汉的皇室很自律，所谓休养生息就是汉文帝最先提出来的，后来历朝皇帝多有效法者。汉代有内朝、外朝之分，内朝即皇室，外朝即政府。皇室和政府职权上有划分，即便财政收入也是“分税制”，大司农的收入归政府支配，少府的收入归皇室支配。皇室是不能随便糟蹋纳税人的钱的。这种规矩，后来历代大体沿用。汉初皇帝的私人办公厅只有尚书四人，而且多帮皇帝处理事务性工作，政务职权有限；然而作为政府首脑的宰相，属下却有十三个部门，时称十三曹，机构比皇帝亲自掌管的庞大多了。当时各曹相当于现代各部委办，比方奏曹相当于中央政府办公厅，词曹相当于最高法院，尉曹相当于交通部，兵曹相当于国防部，贼曹相当于公安部，等等。国家有什么大事，皇帝并不可以随便叫身边的尚书起草个圣旨，就诏告天下。诏书不过是以皇帝名义下发的政府文件，具体的技术性操作得由政府首脑宰相负责。皇帝和宰相之间便有制衡，诏书也就不至于胡乱来。当然，也有皇帝独裁的，也有宰相专权的，那多是个人原因或个别现象，并且是有悖制度或法理的。
到了唐代，政治制度更加成熟。如果说汉代宰相是首长制，那么，唐代宰相则是委员制。当时国家的最高议事机关叫政事堂。政府法令、军国大计，须用皇帝诏书颁行的，通通先由政事堂开会决议，形成正式文书，送皇帝审批。皇帝同意，则划一敕字，再由政事堂加盖中书省、门下省之章下发。倘若没盖政事堂的印章，诏书即是非法的。哪怕是皇帝审定的诏稿，只要中书省或门下省不同意，就有权将诏书退回重新起草。
宋代仍袭旧制，但较之唐代，则削减了相权。唐代的皇帝诏书是先由宰相负责在政事堂议定诏稿，书面呈送皇帝用印，皇帝行使的只是同意权。而宋代则先由宰相初拟意见，面呈皇帝，退而起草，再呈皇帝终审。程序变了，皇帝事先发言权就扩大了。即便如此，皇帝仍不可独裁。宋太祖二年，三位宰相同时离职了，皇帝要任命赵普当新宰相。但皇帝不能下达没有宰相副署的诏书，还真难煞了赵匡胤。文武百官争吵了好大阵子，才勉强寻了个变通办法，由开封府尹会同一批相当级别的“高级干部”共同在诏书上画了押。不过皇帝越到后来越聪明，知道一点点儿扩大自己的权力。比方宋代以前，宰相同皇帝商量事情，可以在皇帝身边坐下来。但赵匡胤存了些心机，据说当新任宰相赵普第一次朝见他时，他示意太监把身边的座位搬走了。赵普只好恭恭敬敬站在皇帝身边，伏首贴耳。现代国际有所谓习惯法，其实中国古人是最懂得执行习惯法的。赵普之后，大臣只能站在皇帝跟前议事，就成了以后历朝继承的习惯法。
明代开始，相权更加弱了。朱元璋做了件很有创见的事，就是废除宰相，改用内阁大学士。朱元璋又比赵匡胤会打个人算盘。内阁大学士不算正式的政府机构，只是皇帝的私人办公厅。因此，从制度设计上，皇帝成了真正的政府首脑。但是，也因为习惯法的缘故，随着时间推移，内阁大学士就越来越像了宰相的角色。而且，一如唐宋旧制，皇帝诏书正式颁布之前，先得发给六部尚书，只要他们有异义，可以原封不动退回皇帝诏稿，这也就制约了皇帝的独裁。这种情况发展到另一极端，就是文官集团同皇帝暗中对抗。比方万历皇帝几乎以消极怠工的方式同文武百官毕生周旋。明代皇室家风特殊，大概同朱元璋个人素质有关。作为一个没多少文化的粗人，朱元璋更多的是把大明天下当作自己挣下的私人家业。开国之初，他大杀功臣，冤狱不断，就连皇太子都看不过去，进言劝谏。朱元璋当时只当没听见，次日却把一条棘杖放在地上，叫皇太子捡起来。皇太子面有难色，不知父王用意何在。朱元璋就说：手杖有刺会扎手的，我替你把刺去掉再交给你，这个手杖就好用了。朱氏家族要把这份家业千秋万代传下去，当然要尽量削掉别人的权力。
古时真正的政治黑暗，当属元、清两代统治时期。元朝入主中原后，蔑视大汉文明，享国只有短短八十多年，还没有来得及学会同汉人相处，就回马草原了。元代治国之术大致可用金戈铁马四字概括，政治制度及理念上基本无所建树。皇帝总是一代学一代的，清代皇帝就记取了蒙古人的教训，知道尊重汉人传统政治里面的好东西。而清代皇帝比明代皇帝又聪明了许多，走向了真正的君主独裁。清代把早在明代就没什么权力的内阁大学士也闲起来了，皇帝办公厅改移皇家深宫南书房军机处。国家最高指令往往从南书房发出。这种做法，在明代以前是违法的，但清代皇帝却可为所欲为，手谕、口谕、密诏之类，都是清代的发明。暗箱政治，大概从清代发端。有人统计过，说雍正在位期间批阅奏折多少多少，计多少多少字，把他描绘成殆精竭虑、事必躬亲的圣明君主。须知，雍正恰恰是大权小权都不肯放弃才弄得自己短命的。原来独裁也是有代价的。陈寅恪老先生只恨自己不生在康雍乾盛世，不知何故。清代的皇帝，不仅自比圣人，而且是佛爷，简直万能了。芸芸众生的脑子闲着就行，凡事都有至圣至明的皇帝替他们想着。雍正让全国臣民学习他的《大义觉迷录》，大概也是创举。
到了民国，所谓总统手谕、总裁口谕之类，就见怪不怪了。无圣旨之名，有圣旨之实。无他，亦习惯法使然也。但是蒋介石忙于打仗，没功夫让下面人帮他凑出个什么思想或主义，暂且用孙中山的主义将就着。自己没有主义，头上总得顶着别人的主义才像回事。这也是中国政治的惯例，谓之正统。
现在没有诏书了，人民当家做人，只有法律、文件和各级官员的批示。关于批示，其中奥妙不少。求官员写批示的人很多，而可用资源或机会又毕竟有限；但官员通常应是平易近人、关心民漠的。于是，官员批示就有了许多学问。早些年官员们是在措词上动脑筋，比方“着力解决”、“尽力解决”、“按章办理”、“酌情处理”之类都各有深义，下属领命，心领神会，自会相机而行。结果，同样是官员批示，看上去字面上都很漂亮，却是有的人办成了事，有的人办不成事。群众只好发牢骚，说领导都是好的，只是下面办事的人扯蛋。官员做好人，下面做恶人。时间长了，把戏就让百姓看穿了。于是又有了新花样。有的官员同下面私下商量，横着批示的着数，竖着批示的不着数；有的官员暗中嘱咐下面，签名是繁体的你就办，简体签名的你就拖着，有的官员同下面约定，光是我的批示你可以不理，以打电话为准。
官员不论大小，只要手中有权，就能作批示。他们的批示比古时的诏书往往实用多了。批示的含金量很高，至少是安排工作，最值钱的批示是批工程、批资金。难怪有人说目前中国经济往形象里说就是条子经济。
抄几段书王跃文
正浏览着某报洋洋洒洒的头版文章，竟突然想起《老残游记》里的几段话来，真是风马牛不相及。却记不全了。回去找出原书看看，不觉背膛发热。看过《老残游记》的人必然很多，只怕没多少人留意过这几段话，便想抄下来，让感兴趣的朋友也琢磨琢磨。又颇犹豫，怕别人说我变着法子捞稿费。可想着周作人先生后来写文章专事抄书，还很得人欣赏，也就坦然了。
《老残游记》虽说是近代小说，又是白话，可毕竟过了一百多年，读着不太顺口。于是，我便将这段话略作翻译，抄录如下：
“中国有四大优势，在全球都无与伦比：二十三个行省全部分布在温带，可以说是气候条件第一；各省的矿藏都极其丰富，土壤都极其肥沃，可以说是自然资源第一；老百姓最能吃苦耐劳，知识分子特别聪明智慧，可以说是人的文明素质第一；有文、周、孔、孟的光辉著作和康熙皇帝、雍正皇帝的重要讲话作指导，可以说是政治条件和教化措施第一。有这么多的优势，中国理应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然而中国国力一天比一天弱，百姓一天比一天穷，很快就到了危亡关头。原因在哪里？”
又，“其实平常人也不敢犯法，那些最敢犯法的，大概是三种人，他们仗着自己后台过硬，或自以为有力量，有恃无恐，就犯法了。哪三种人呢？一种是倚仗官方势力犯法，一种是人多势众犯法，一种是耍无赖犯法。所谓倚仗官方势力犯法的，并不是说谁做了官就一定犯法。那些做了官的，必定怕丢官，倒不敢犯法。而是他的那些亲戚或者亲信的朋友，以及亲信的家丁容易犯法。这里面犯法最多的还是官家亲信的家丁，官家亲戚和亲信的朋友犯法要稍好些。前日在巡警局撒尿的那个委员，不就是倚仗着有个大军机的靠山吗？所谓人多势众犯法的，比如当年科举考试的童生、乡试的考生，到了应考的时候，总会有些人特意做些犯法的事。再比如现在各学堂里的学生，哪一个省的学堂里没有闹过事呢？他们究竟有什么大事值得闹呢？不过就是觉得他们人多势众，可以胡作非为，随便找个理由闹一闹，觉得好玩。其实落了单，他们个个比老鼠还胆小。又比如京城堂官宅子里的轿夫，在外横行霸道，老是跑去砸戏园子，官方都不敢过问。这些都是仗着人多而去犯法。最后是所谓耍无赖犯法。那些地方恶棍、衙门口的差役等，他们就仗着自己屁股结实，不怕打。今日犯了法，捉到官府里打了板子，他明日照样犯法；再犯再打，再打再犯，弄得连官方也拿他们没办法了。大概天下的坏人不外乎这三种。”
抄完这些，不觉莞尔。历史就像在兜着圈子玩似的，只须改改个别字词，比方把“亲信”改作“秘书”、“轿夫”改作“司机”，就不像写清末的事了。
又想那康熙、雍正当年必然有很多重要训导的，只是除了史学家，再没别的人关心。隐约知道雍正很注重发表著作的，他的《大义觉迷录》曾颁行天下，让全国官民认真学习。只是今天谁也不知道那《大义觉迷录》里胡说了些什么鸟玩意儿。
告别英雄王跃文
从来都说时势造英雄。时势者何？乱世也！英雄辈出，必然血雨腥风。相反，英雄无用武之地，实是苍生享太平之日。又所谓成也英雄，败也英雄；更所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那么，王也英雄，寇也英雄。
秦始皇扫六合而吞八荒，可谓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他的头是怎么顶到天上去的呢？原来他脚下垫着数百万生灵的头颅。史载，秦国破韩，斩首二十四万人；灭魏，斩首十三万人；败赵，斩首四十五万人；而杀人十万以下忽略不计，史家算账真是阔绰！须知当时华夏大地人口并不多，几万几十万地砍头，经不得几下砍的。难怪百姓古来自称草民！其命如草，割了又长！庆幸中国百姓命贱，不然早被英雄们砍光了。
成功了的英雄，哪怕成就了霸业，仍然还要杀人的。秦始皇活埋儒士三百多人，这不是简单的杀人，而是搞文化事业。历代开国皇帝，登基后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大杀功臣。不管是否帝制，只要是专制，概莫能外。哪怕治平之世，杀人仍是家常便饭。比方要开疆劈土，比方要削藩平乱，比方要搞文字狱。君王们需有这些文治武功，才配得上英主尊号。此等成者英雄，被正史、野史和民间传说渲染千百年之后，神武直追天人，叫野心家效法，让老百姓敬畏。也许最敬畏这类英雄的，反倒是皇帝们最爱杀的文化人。康熙、雍正、乾隆很重视文化建设，他们的重大举措首推砍文化人脑袋，杀戮之酷更甚于秦始皇。但是现在的文化人或许同当年被杀的文化人没有血缘关系，才把这三位皇帝捧为千古难寻的圣明之君，单说他们是英雄还嫌大不敬。我们只要打开电视机，就会看见康雍乾们龙行虎步，威风凛凛，爱戴之情，油然而生。
败了的英雄，远古如蚩尤、夏桀、商纣，晚近如李闯王、洪天王。远者古渺难考，近者如洪天王，史料汗牛充栋。洪秀全本想认真考个功名，做做官的。可惜他资质太差，多次科考都名落孙山之后。最终精神失常，幻想自己是上帝之子，理应君临天下。于是装神弄鬼，纠合些愚顽无赖之徒，横行天下，打家劫舍。但凡洪秀全的所谓义军到过的地方，无不流血漂橹，哀鸿遍野。洪天王和他的太平天国英雄了十四年，而死于英雄伟业的百姓当以百万计算。仅石达开兵败大渡河，就有十万喽罗灰飞烟灭。不管死掉的是“天兵”或是“清妖”，无非是张大娘的儿子杀死了隔壁李大娘的儿子。此类同抢龙椅有关的战争，成与败，正与邪，都只是所谓英雄们的事，百姓们只有流血的份儿。
汤因比眼中，英雄无异于野蛮。他说：蛮族驰骋在前一个文明的破碎山河之间，享受了一个短暂的“英雄时代”，但是这种时代没有开辟文明史的新篇章；尽管蛮族的神话和诗歌热情赞颂这种英雄业绩，几乎使后人无法弄清历史真相。汤因比作为历史学家，他的目光是冷峻的。他承认蛮族从历史舞台上清扫了僵死文明的碎片，但它作为英雄存在的任务仅仅是破坏。困扰中国历代王朝的五胡乱华，匈奴人席卷罗马帝国，蒙古人马踏欧亚大陆，等等，都让野蛮人拥有过昙花一现的“英雄时代”。而野蛮的“英雄时代”，则是文明社会拱手奉上的。倘若文明社会自己没出问题，蛮族是不大有可能趁势而入的。倭寇之患，明清为盛，就因为古老帝国自己渐渐露出了可欺负的地方。这里似乎走了题。我不管哪种文明优劣与否，只是排斥涂炭生灵的英雄们。
或许拉登们也正在创造着英雄时代？不管汤因比是否将英雄时代打上引号，我关心的只是流血。我怀疑一切嗜血如狂的所谓英雄。某种意义上讲，二十一世纪是以邪恶的方式开辟纪元的。战争作为人类最残酷的游戏，原本仍是有规则的。而拉登和他的“9.11”事件把这种罪恶游戏之中残存的一点点人性的东西都破坏了。本该神圣的宗教被亵渎，虔诚的教民被蛊惑，不论老人、妇女和儿童，都被送到了枪口之下。充当人肉炸弹残害无辜的宗教狂徒们，竟被拉登和萨达姆们赞赏为英雄。
老百姓不需要英雄，他们只想过太平日子。文明理性的社会，只有芸芸众生，只有安静平和，只有爱和自由，只有对勤勉无私的国家管理者的尊重，没有英雄和对英雄的崇拜。
天地与圣人王跃文
从九寨沟归来，汽车沿岷江顺流而下。路过叠溪海子，下车凭吊地震遗址。遗址园里立有石碑，详述六十多年前的灭顶天灾。1933年8月某日，此处突发七级地震，两岸十一个羌寨顿时沉入冥府，六千八百多人顷刻间魂赴九泉。山崩之后必有水泄。不出二月，滔天洪水呼啸而来，浪激二十余丈，可怜沿岸又有两千五百多人亡命龙潭。眼前这汪叫做叠溪海子的山间湖泊，便是那次地震的杰作。这里的水蓝得有如美人秋波，我却看到阴森的煞气。我想起老子的两句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作别叠溪海子，老子的话总在我耳边回荡。想那天地不仁，我们是没办法的。三十多年前的唐山地震，几十万人沦作冤鬼，谁又奈得何？人类栖居的这个星球，哪一刻不在山动地摇？现代传媒每天都会告诉我们一些天地不仁的讯息。望着茫茫苍穹，我们除了祈祷，没法埋怨。假如哪天忽有陨石天外飞来，正好葬我于山野，我愿听命于造化，与天地同在。
但是，我不能容忍所谓圣人不仁。这世上是否诞生过圣人，我是怀疑的。我们所知道的圣人，都是后人封的。而那封前人为圣人的人，只怕自己就想做圣人。谁有能耐封前人为圣人？无非是所谓圣明的君王。君王的圣明，自是身边的马屁大臣们奉承的。君王们听着“圣明”二字，或默认，或半推半就，总之是受之坦然。君王们如果真以为自己圣明了，天下必不太平，老百姓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大凡自命圣明的君王，必以百姓为刍狗，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人。
在位时间与康熙几乎同时的彼得大帝，雄才大略，被俄国人推崇为圣明之君。他穷兵黩武，开疆劈土，并把皇都从莫斯科迁往圣彼得堡。而俄罗斯这座最具欧洲风格的典雅城市，正是彼得大帝用成千上万苦役犯、农奴和士兵的尸骨垒成的。彼得大帝甚至剥夺民众的生活自由，包括禁止男人蓄胡须、强迫男人穿西装。彼得大帝奠定了俄罗斯作为近代国家的基础，却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马克思说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罗斯的野蛮，不知是赞赏还是遗憾。
清朝的皇帝不但自命圣明，且以佛爷自居，而万民则是猪脑子。全国臣民学习皇帝的著作，大概就是清朝发明的。即便天高皇帝远，朝廷有鹰犬盯着，你就不敢不听皇帝的旨意。皇帝说自己奉天承运，即代表天意，替天牧民，百姓只好相信。谁敢不信，那是要杀头的。现在有人大肆吹嘘什么康雍乾盛世，殊不知清代是中国帝制史上思想最受钳制、民族最缺乏创造力的时代。固然，清朝门户让外国列强用枪炮轰开之前，自己关起门来，闭着眼睛想想，还真算是天朝大国，财丰物阜，人丁兴旺。可是，世界已经科技昌明，开始朝现代化迈进了。中国文人的传统本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到了清代，读书人只好把老祖宗叮嘱的这一套收起来，钻进故纸堆里弄朴学去了。什么事都有圣明的皇帝老子替你想着，谁要你们读书人凑热闹？！于是到了晚清，便是“万马齐喑究可哀”了。
天地不仁，百姓犹可诅咒苍天无眼；圣人不仁，百姓却须感恩戴德，山呼万岁。天地不仁，作恶只是一时一地；圣人不仁，则是祸及万民，遗害千秋。相信自己为万世之始皇的嬴政，焚书坑儒，不是让上古很多精神财富成了后人无法继承的绝学了吗？
不想出门王跃文
我总是蛰伏书斋，多半面壁枯坐，想些大而无当或鸡毛蒜皮的事。偶尔看看书，写几行字。没人相邀，大致不出门。可每周还是得外出一次，为的是去曾经谋生的所在取取邮件。进那深宅大院，都被威武的军人盘问。我从前在这里进进出出，从未受过如此礼遇。大概至少从衣着上看，我越来越不那么道貌岸然了。
我躲在家里，便是怎么着舒适怎么着好。衣着极不讲究，尽可能宽松随意。有回朋友突然敲门，我更衣不及，彼此尴尬。到底不如晋人刘伶那么洒脱，我忙自嘲说，子曰居不容。看书的时候，也没个坐相，脚喜欢跷得高高的，或干脆搭在书桌上。我的书桌很大，几乎可以当乒乓球台，却总是乱糟糟的。桌上放着电脑、传真机、打印机、砚台、笔筒、盆景，还有夫人特意送我的木雕老虎。夫人若不隔三岔五帮我清理书桌，绝无搁脚之处。想当初蹲办公室，朝八晚六，昏昏然然。一日读报，见有好事者介绍办公室提神方法几则，有一条就是让你把脚搭在桌子上。我看着好笑，这不是存心要端掉人家饭碗吗？高居庙堂者，瞌睡来了，哪怕暗地里把大腿掐紫了，也不敢将脚往办公桌上搭啊。
我的书桌上总有闲书几本，如印谱、古本小说图谱、古碑拓本、笑书等。写作之余，随意翻阅片刻，或可解困，或可消闲，或可怡情，或可有别样收获。我很喜欢那只木雕老虎。我是属虎的。夫人有回戏曰：你要是想起个斋号，就叫“有啸堂”吧。我闭目沉吟，直道好个“啸”字，正是我的脾气！
我更愿意去的地方是家里的茶厅或露台。茶厅在二楼，置有两张椅子，一方矮几。南宫帽椅，仿明的假古董，不甚值钱，只是自己喜欢。我同夫人总好坐在这里喝茶，说些同家务无关的话。我本是嗜茶如命的，只因近年受失眠之困，茶喝得节制些了。夫人却是宁可三朝不食，无可一日少茶。我俩便不避酸腐，凑得一联，悬于壁上：煮茶清谈，听雨高卧。我有个坏毛病：大白天且下大雨，酣睡终日。这茶厅却又是我看书写作的好地方。尤其是夏日，清风穿堂，凉生两腋；盘腿而坐，气定神闲，或胡乱翻书，或敲键如飞。
倘若夏秋晚上，拟或冬令日暖，我多是呆在露台上。露台被房产商奢侈地叫做屋顶花园，其实不到四十平方米。自己不懒，倒是可以种些花草。我不算勤快，只是有闲，便种了很多花花草草。我每天就有个把小时当农民，浇园施肥，修修剪剪。有回夫人替我新买了把张小泉园艺剪，煞是好使。剪尽缛枝，仍不解瘾，搓手四顾，只恨再无下剪处。夫人笑我终究是个顽童。户外写作或读书，眼皮不会重，头也不会昏。只是怕负了这满庭青翠，忍不住会抛书搁笔，袖手而起。
某个秋夜，我同夫人在露台上看书。忽听虫声唧唧，有如银铃。夫人倾耳扪胸，半日无语。我却想起故乡了。闹市里一声虫鸣，竟能让人心旌飘摇。不如早日还乡，卜山脚水滨，结陋室几间；采野石围院，任青藤攀沿；桐雨蕉风，四时不绝；鸟鸣虫声，夜夜入耳。我说出自己的心思，夫人欣然道：等孩子大了些，我们就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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