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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达姆的运气王跃文
国际上倒萨声浪席天卷地，萨达姆却以百分之百的支持率重新当选伊拉克总统。原来暴君也是可以民主产生的。也许这正应了西方那句无可奈何的叹惋：民主是天下最不坏的制度。更有意思的是伊拉克副总统煞有介事地开个了国际玩笑：提议美国同伊拉克单挑。他奉劝美国别把联合国拉下水，也别拖着其他任何国家帮忙，真算好汉就让小布什同萨达姆对着干，两国副总统一对一，两国部长一对一，两国老百姓一对一。这个很好玩儿的建议颇有些中国古典小说的战争味道：兵对兵，将对将，不乱规矩。果真如此干一仗，美国胜算有多少也未可知。因为我们从电视里看到，美国只有主战或反战的游行场面，而伊拉克却是全民皆兵，从童男童女，到老翁老妪，个个斗志昂扬。望着伊拉克人民手举萨达姆照片欢呼雀跃的狂热劲儿，我猜想这位通过神奇的民主选举连续执政二十多年的铁血男人，不仅是他们百姓心目中的伟大领袖和舵手，而且是他们的民族英雄。
俗话说：一娘生九子，连娘十条心。意思是说人心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事情。所谓万众一心云云，不是政治家们自作多情的政治臆想，就是他们对民意的强xx。当年斯大林也做过类似的全民公决，结果证明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苏联享有绝对威望。当时出版的斯大林文集，凡讲话稿通篇都注明哪里有掌声。据说有次斯大林在某个重要会议上出现时，全场起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但是，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谁第一个停止鼓掌呢？人们面面相觑，看谁先停下拍打着的双手。毕竟两手不能无休止地拍打下去啊。斯大林同志还要发表重要讲话，听完讲话大家还得投身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终于，有个人双手停止了拍打，人们松了口气，掌声慢慢稀落了，最后结束了。可是，几天之后，带头停止双手拍打的那个人就神秘地消失了。
一个社会，如果每双手的每个细微动作都被严密监视着，主宰这个社会的铁腕人物还怕没有百分之百的支持率？手的动作倒是肉眼可以看到的，但伊拉克或前苏联更为先进之处是可以监视人们的思想和灵魂。这种社会里，铁腕人物们只需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乖顺的民众就会心领神会、暗中配合。这种神奇现象，好比气功大师吹嘘的气场，官话叫做良好局面。比方铁腕人物发表演说，事先将需要掌声的地方作上标记，临时只需把声音拖高、拖长，再一抬头，不出半秒，保证有掌声响起来。斯大林的掌声是否如此启发出来的，无以考证。萨达姆的掌声的确是他歇斯底里的叫喊和故作刚毅的手势诱导出来的，这有电视镜头作证。
又据新闻报道，萨达姆称，如果美国开战，他将摧毁伊拉克境内所有油田，理由是防止美国对石油的控制。不知萨达姆此举征求全国民众同意了吗？真的毁掉了油田，吃亏的最终还是伊拉克民众。上次海湾战争之后，萨达姆曾动用十几亿美元，修建了豪华宫殿三十九座，加上修复原有的十六座宫殿，他的个人宫殿达五十五处之多。有的宫殿规模是美国白宫的四倍，有的宫殿比法国凡尔赛宫还要气派。不知萨达姆大兴土木是否也经过了全民公决？我想如果全民投票，萨达姆的支持率肯定又是百分之百。但是如果没了油田，萨达姆再修宫殿，美元从哪里来？
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消失了。记得当时电视里播放塔利班军队摧毁佛像的画面时，我不敢相信世界上竟有如此野蛮的宗教偏执和毫无理性的荒唐政府。但它确实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存在着。我想塔利班政府如果就摧毁佛像进行全民公决，举国上下肯定也是全力支持奥马尔的英明决策的。我至今记得电视里介绍塔利班政府强制灌输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场景：从儿童时代开始，人们就得接受一种声音、一种思想、一种理想、一种生活方式。但阿富汗到底还有它幸运之处，塔利班政权的统治时间毕竟不算太长，别的思潮和政治力量尚有生长空间。如果让塔利班再统治几十年，他们就有洗掉几代人的脑子、扼杀任何政治选择的可能。那个时候，哪怕塔利班自己不想干了，也没有别的政治力量有能力接过这个烂摊子。
不知萨达姆还会干多久？中国还有句老话，吉人自有天相。可打死我也不相信萨达姆是个吉人，可他偏有天助神佑。当年老布什要取老萨小命，只亏一篑之功，偏偏就收了手。如今小布什发了狠心要收拾他，又有许多宽宏大量的政治家出面调停。战争自是不好，但萨达姆是除战争之外最不好的东西。
一种秘诀王跃文
我在电视新闻里经常看到美国警察驱车在街区和高速公路上追赶违章车辆，不由得感叹美国执法之严厉。毕竟有钱，电视镜头居然是空中航拍的，不知是美国电视台拍下的，还是警察部门拍下的。反正这种新闻的成本不会很便宜。有回又见新闻说，民众抗议，警察因处罚违章车辆，飞车呼啸，阻塞交通，甚至酿成车祸，得不偿失。因而，议会准备通过法案，轻微的交通违章，不准再上演“生死时速”。可是，另一部分民众又有意见了，他们担心如此以来新闻不好看了。
萨达姆被捕时，随身带着两把手枪。但他一弹未发，束手就擒。世界上善良的人都为此欣慰：杀人魔王终于落网了。可是，包括伊拉克人在内的阿拉伯人有意见了：萨达姆不是自命阿拉伯民族英雄吗？怎么如此窝囊？我们宁愿看到他成为烈士，而不愿意看到他成为乖顺的俘虏！义愤的阿拉伯人很希望看到萨达姆杀人无数之后，再次举起枪为那张灾难名单增添几个零头。如此，再多几个冤魂，萨达姆的高大形象就圆满了。这般英勇的场面，经妙笔描绘，或经电视镜头写实，自然也是很好看的。
“9.11”那天，我在昆明某宾馆里。电视里赫然播出美国世贸大厦遭恐怖袭击的消息，我愕然失语。房间里挤着很多人，他们多兴奋不已。那天我们聚在一起的多是文化人，他们见我神色凝重，便意识到自己的幸灾乐祸太不理性，太不人道，太不国际主义，或太不其他什么的，于是略露尴尬。可过不了几分钟，电视镜头实在太精彩了，他们又啧啧赞叹起来。几天后，关于“9.11”事件的碟片风行于市，购者踊跃。人们都说，太好看了，比美国大片好看多了。
我们自己好斗尚武，祸国殃民，殷鉴未远。所谓“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几十年里，偌大一个国家无异于一个超级斗鸡场。现在想起来，斗得头破血流的是成千上万斗鸡们，乐的却是从这种无聊游戏中渔利的政客们。那种场面，当然也是很好看的。全国人民不爱红妆爱武装，不分白天黑夜，走过大街小巷，革命歌曲嘹亮。最高兴的是小孩子，经常可以看活生生的战争片、恐怖片。近些年出了些电视剧，专演那些年月孩子们穿着绿军装玩抓特务之类的游戏，动情地缅怀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好看的确好看，却是非常可怕。
文章写到这里，关于美国交通新闻的素材只是个引子了。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贫穷与专制。看看这几年世界上战乱与政变，便可发现这样一条规律：国家越是贫穷，越是动荡；越是动荡，越是专制；越是专制，越是贫穷。海地大概是非洲最贫穷的国家，三天两头闹政变，变来变去，仍是国穷民弱，政权腐败专制；刚果因为贫穷，所以老是打仗；或者说，阿富汉因为老是打仗，所以总是贫穷；或者说，利比亚因为动荡，所以就搞专制；或者说，伊拉克因为专制，把个中东天堂富国变成了穷光蛋。贫穷、动荡、专制三者互为因果，以上句式中，“因为”同“所以”后面拿这三个词随意替代，逻辑上都是通的。但不管怎么变，依照人类嗜血喜暴的天性，统统地好看。打仗多好看！杀人多好看！
有个秘诀，专制的独裁者心照不宣：贫穷治国，万世法则。民众贫穷，便无反抗之力量；民众贫穷，便无觉悟之头脑；民众贫穷，便对政府感恩戴德。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是我很敬重的政治家，他每年都在自己住所布施一次饭食，每次都是人山人海，甚至有人被践踏致伤致死。曼德拉因此受到南非黑人父亲般的爱戴。倘若不是黑人们贫穷，曼德拉先生何以会有如此高的人望？我举这个例子只是取其一端，曼德拉并不是专制者，而那些专制者却是努力实现国家贫穷的不懈斗士。阿拉伯社会复兴党也好，塔利班也好，任何独裁的利益集团，都不会真正让民众富裕起来的。最起码的，大批衣食无着的穷孩子，穿上威武的军装，扛上沉沉的钢枪，还有人管吃管住，还可能当上军官，政府叫他朝谁开枪，他就朝谁开枪。这些孩子开枪杀人的故事，拍成影视片，照样好看。孔圣人若能高瞻远瞩，还应说句话：民可使饥之，不可使富之。
伏尔泰和年羹尧王跃文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他很风雅，懂音乐，通法语，喜欢写诗，甚至用法语写诗。他是个君主，看上去却很有人情味，甚至不可思议地允许言论自由。他曾经说过：“老子爱怎么干就怎么干，老百姓爱说什么由他们说去！”有次他在柏林城的墙上看到一幅讽刺他的漫画，不以为然，只淡然说道：“嗬！再挂低些，让人瞧个仔细嘛！”既然有人敢画讽刺国王的漫画，说不定也会流行很多挖苦他的段子。此乃臆测，无从考证。我想纵然民间有很多段子流传，腓特烈二世也不会生气的。老百姓爱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谁又动得了他半根毫毛呢？下道禁令，不准百姓编段子，那才是傻瓜做的事儿。
这位感情丰富的国王做过的最冲动的事，只怕是邀请伏尔泰做客了。当时伏尔泰文名响彻欧洲，腓特烈二世自命艺术家和诗人，又会讲一口很时髦的法语，自然要同最杰出的文化人做朋友了。于是，他向伏尔泰郑重发出邀请。伏尔泰兴高采烈地来了，称赞腓特烈二世为“北方的所罗门王”。腓特烈二世却很谦虚，说自己最喜欢的称号是“伏尔泰的东道主”。这位好客的东道主封伏尔泰为法官，让他住进豪华的王公宅邸，领取丰厚的薪金。
伏尔泰的访问看上去很愉快。腓特烈二世隔三岔五宴请他，席间的谈论是高雅的，哲学、音乐、法语诗，甚至还有烹饪术。国王还常常请伏尔泰修改他的诗作。但久而久之，麻烦就来了。文化人天真起来就容易忘乎所以。伏尔泰见国王请他修改诗作，就真以老师自居了。腓特烈二世写诗到底只是业余爱好，他的职业是国王。这位国王的诗自然不敢恭维，尽管他的国王当得也许很出色。伏尔泰竟然笑话国王的诗，甚至在很多公开场合引用国王的诗。国王认为伏尔泰这么做别有用心。腓特烈二世毕竟还算有自知之明，他清楚自己的诗作只能在小圈子里传阅，公开发表怕招人笑话。可伏尔泰的恶作剧等于是将国王的诗作公开发表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了，而这个版面通常是发表国内外要闻的。腓特烈不高兴了，伏尔泰也不愉快了。伏尔泰只好离去，回到他忍受了几十年的法国。
几乎在同时，中国正处大清帝国康雍乾盛世之雍正年间。雍正的宠臣年羹尧文韬武略，为雍正登上皇帝宝座立下过汗马功劳。雍正好像也很有人情味，曾对年羹尧说：自古君臣之交大多因为公事，私交也是有的；但像我俩交情如此长久，从未有过啊！我俩要做君臣的榜样，让千秋万代之后人称赞，让他们羡慕得流口水！听了这席话，年羹尧真是感激涕零，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发誓肝脑涂地，死而后已。雍正对年羹尧自然是累降恩泽。
然而，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从来就没有改变过。有一年，天显瑞象，五珠连贯，日月同辉。于是举国沸腾，以为吉兆。文武百官竞相进表，颂扬雍正英明盖世，德化八荒，乾坤朗朗，国富民安，盛世太平。年羹尧当然不敢免俗，也进表皇上，自然是好话连篇。他在上表中用了“夕惕朝乾”之句，称颂雍正晚上反躬自省，白天为国事勤勉操劳。此语出自《易经?乾卦第一》，原话是：“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后来化作成语，或说“夕惕朝乾”，或说“朝乾夕惕”，意思完全相同。但人们习惯中多说“朝乾夕惕”。年羹尧的灾祸就出在这地方。他只是把人们说惯了的“朝乾夕惕”说成了“夕惕朝乾”，就惹得雍正龙颜大怒。这位当年发誓要同年羹尧做千古君臣榜样的圣明之君脾气发得令人不可思议：既然年羹尧舍不得把“朝乾夕惕”四个字给我，他立下的那些功劳我也可给可不给！
年羹尧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这么容易就把皇帝老子给得罪了。这位中国的大臣远没有同时代西方的伏尔泰那么幸运。伏尔泰也曾被腓特烈二世的爪牙投入监狱，因为他无意间带走了这位国王的法语诗集。这册诗集很可能让腓特烈二世在国际上丢脸。但伏尔泰很快就被放出来了，腓特烈二世还为自己做得过火而内疚。也许因为伏尔泰到底只是国王的客人，而年羹尧却是皇帝的臣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年羹尧被认定九十二项罪状，其中三十二项都是问斩的罪。一个被皇帝视如手足的权臣，一夜之间成了十恶不赦的罪臣。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年羹尧在狱中给雍正写了封信，言辞凄切，恳求皇上留他这犬马之身，慢慢为主子效力。雍正便大发慈悲，法外开恩，赐这位当年的功臣在狱中自尽。凡是皇上赐予的，不论祸福，都是恩典。年羹尧自尽之前，还得伏地长跪，谢主龙恩。毕竟不必杀头，可留下个全尸，自然算得上皇恩浩荡。中国自古的天条是：朝廷永远不会错，皇上永远是对的。臣民在皇帝和朝廷面前永远只有一个姿势：叩首谢恩！
伏尔泰事后回顾自己的普鲁士之旅，万分感慨：谁若相信自由、多元价值、宽容和同情，谁就无法呼吸极权主义国家的空气！谜底终于揭开了：原来腓特烈二世因为法语诗的事而生气，不过是借口罢了。年羹尧的冤狱呢？却是让人莫名其妙。中国历代皇帝，除去开国之君，都受着良好的教育，皆可谓饱读诗书，学养深厚。难道雍正皇帝真的不明白“夕惕朝乾”原本没有错误，他只是想找个岔儿发作而已？只要他是皇帝，就总有龙威大作的理由。
仁者?君子?凡人王跃文
读书是需要人生经验的。我早些年捧着一本《论语》，只觉得古奥难懂。直到在人世间栖栖然走过了一程，再重新读这本书，方才略略参悟了孔门学问的些许玄机。
孔门学问的最高境界是仁。众弟子多次问仁，但孔子从未对仁下过一个定义，只是教弟子们怎么去做。勉强换算成现代语汇，就是教弟子们做到真善美。比方说“刚毅木讷，近仁也”。一个人是怎样便是怎样，哪怕呆头呆脑都没关系，如果刻意地表现，就是“巧言令色，鲜矣仁”了。子路是孔子的得意弟子，他穿着粗布衣服，同身着华服的贵人们站在一起，从容不迫，不卑不亢。孔子对此大为赞赏，认为这只有子路才能做得到。我想是他心中有仁，用不着拿外在的东西来文饰。这看似平常，我们大多数人未必做得到。我们在西装革覆的阔人面前如果捉襟见肘，多半会露出窘态来。
仁的境界不是很容易达到的。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他从未说过谁成了仁者。颜回“三月不违仁”，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孔子叹道：“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千古喟叹，遗憾无限；物欲之弊，于今为烈。人们难以达仁，不在仁的虚无缥渺，而是人们实在很难逾越声色犬马的欲壑。说到底，人总是俗物，很难真正达到仁的境界。世上是否有过真正的仁者，值得怀疑。但人应常怀仁心，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便是“为仁由己”的意思，而且“我欲仁，斯仁至矣！”
孔子实在很通达，他知道要求所有人都成仁者，太不现实，于是退而求其次，又教人做君子。君子不一定就是仁者，但对仁应念念不忘。所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这大概是对君子的道德要求吧。孔子的另一位得道高足子夏说，君子“观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这或许就是君子的外在气度：看上去庄敬，叫人不敢轻慢；接近他又很温和，不是拒人千里之外；听他的言论，则严肃认真，使人折服。做到这一点，需要仁的深厚修养，不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种装腔作势。所以恪守仁道，自成君子。
孔子的学问不是人们误解的那样刻板，而是很活泛、很练达的。我们凡人学了，也大有裨益。比如同上司相处，孔子讲究平淡为宜。他说：“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这里教人谨守臣道，不必过于拘礼。可我又常常拿不准这话是否说得有理。现在那些做上司的，惟恐下面不敬，偏要有意摆出股威风来，你越是唯唯诺诺，他越是感觉良好。你想让上司高兴，就不要怕人家背后说你是马屁精。孔子又告诫人们说：“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也。”但很多耿直的人并不懂得这个道理，他并没有进入上司身边的小圈子，却自以为无私无畏，就直言不讳，结果成了故意同上司过不去的人。须知如今你想讨得上司的信任，并不在乎你光明磊落，而是“功夫在诗外”。
许多人生道理需得亲历，甚至以一生的苦难为代价才能悟出，往往单靠读书是看不破的。可看破了又未必好，到头来洞明了世事精微，却消磨了英雄气慨。
说一种历史逻辑王跃文
孟子尊为亚圣，后人没有不知晓的。而与孟子同时代的大学问家邹衍就鲜为人知了。还有苏秦，幸好他有勾连六国、合纵拒秦的事功才让后人记起，不然也会默默无闻的。可今人哪里知道，当时吃得开的偏偏是邹衍、苏秦之辈，孟子却是备受冷落。当时诸侯割据，战争频仍，一些学问人便游说诸侯，争相兜售自己的学说，以图济世救民。最风光的当属邹衍。他到梁国，梁惠王亲自到郊外迎接；去赵国，平原君侧着身子伴行，并用自己的衣服把他的座位擦干净；上燕国，燕昭王不仅恭迎到国界，而且亲自替他清扫道路。一个学问人，为何受到如此高的礼遇？原来邹衍谈的是阴阳玄妙之术，各国君主听了觉得高深莫测，几乎把他视若神人。苏秦讲的是攻伐之道，正是诸侯们安邦自保或图霸天下所需要的。苏秦受到各国诸侯礼待，居然身佩六国相印。中国历史上，像邹衍、苏秦这么神气过的读书人没有几个。
可是孟子就可怜了。那位亲自去郊外迎接邹衍的梁惠王见了孟子，连先生都不愿叫，只叫他“叟”：老头儿，你不远千里到我这里来，不知你有什么办法为我国谋利？孟子得孔门真传，怎么会开口就是利？于是他回答说：为什么要讲利？有仁义就行了。孟子便把仁义之道说了一通，叫梁惠王但行仁义就够了。梁惠王哪里听得进这些东西？便以为孟子迂阔。
好在最后发言的是历史。受到万世尊崇的并不是邹衍，也不是苏秦，而是曾经落寞不堪的孟子。现世浮华与万世尊荣总是绞不到一起去，这似乎是条教人无奈的历史逻辑。现世总是势利的，只能让圣贤们备受苦难，正如唐玄宗感叹的：“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
孔子也罢，孟子也罢，他们不论生逢何世，命运永远不会好的。因为现实中的人们永远都是短视的。孔子的弟子子贡懂得经营之道，赚了不少钱，就连孔子晚年的生活也是靠他周济。于是就有人拍马屁，说子贡的学问比老师的还要好。好在子贡毕竟是孔子高足，太了解自己的老师了，就对人说：你们哪里知道，我好比小门小户的房子，院墙太矮，人们一眼就可以看清里面的家当，所以你们说我了不起，而我的老师，就像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宫墙太高，人们不知道里面是如何的豪华高贵，而且你围着宫墙绕一圈，连门都找不到。我怎么可以同我的老师比呢？
有时我恍惚间会觉得自己正身处孟子时代。身边冷不防就会冒出个神人，虽说他们斗大的字认不得几个（更别说有邹衍的学问了），可他们却是风光不让古人。他们能够呼风唤雨、左右逢源，全因为他们有一套再实用不过的谋生手段。但是否也有人全然不顾现实的冷酷，在追求一种他们认为是高尚的东西呢？我想一定是有的。只是这种人不仅没有现世的荣华，还会被些自命不凡的庸人看作傻子。
但历史自有它幸运的一面，总会有些人不在乎过眼烟云，他们来到这个世界只是为了天下苍生。譬如宋代大儒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人类也因此而总有光明。
越写越偏题王跃文
忽然想起那年在黄州赤壁见到的东坡老梅石刻，就像着了魔似的。那梅枝亦如东坡书法，用墨极满，很得神韵。也许是哪个月白风清之夜，东坡喝了几口黄酒，畅快淋漓，就画了这老梅。
黄州是东坡贬谪生涯的起点，之后他便越贬越远，直被流放到远离帝都的海南岛。想当初，他高中进士，乐坏了皇帝老子和皇太后，以为得此栋梁，天助大宋。欧阳修料定东坡必成大器，对这位后生极为推崇，还特嘱自己的子侄多同东坡交游，可以长进些。东坡本是写策论之类官样文章的大手笔，可他却手痒，喜欢业余搞点儿文学创作。其实即便是搞点儿创作也无妨，写些什么“东海扬波，皇恩浩荡”之类，朝廷自会高兴。可他却是心里有什么就写什么，被人揪住了小辫子，闹了个谤讪朝廷的乌台诗案。官便升不上去了。我景仰东坡，多半是因了他可爱的性情。官不当就不当罢，诗照写，梅照画，酒照喝。其实据我见到的史料，东坡本不擅饮的，只是常在诗文中过过干瘾罢了。喝酒是喝心情，东坡要的也就是酒能赋予的那份豪迈与狂放。读了东坡，便再瞧不起那类哀叹怀才不遇的愤世文字。
传说东坡降世，家山皆童。因为东坡占尽天地灵气，连山上的树都长不起来了。这自然是民间演义。可东坡的确太杰出了。就因他太杰出，便注定他终身颠沛流离，受尽苦难。东坡的主要政敌是王安石。王安石作为北宋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早已定论，那么东坡的形象似乎就应打点儿折扣了。可历史也罢，人生也罢，并不是用如此简单的两分法就能说清楚的。其实东坡不但诗文好，政声同样好。如今人们都还在凭吊他的杭州苏堤哩！他同政敌的过节，不过是政见不同罢了。东坡的所谓不同政见，其实就是主张不同的治国方略，同样都是为了国泰民安。可王安石就是容不下他。乌台诗案只是王安石们为整治东坡而蓄意搜罗的口实罢了。话到这里，不能不说到另一位历史名人沈括，王安石的铁哥们儿。我真不愿意相信这位令人尊重的科学家，在生活中恰恰是个地道的小人。他曾是东坡的朋友和同事，却设下圈套陷害东坡。东坡任杭州通判时，沈括奉旨前往察访。临行前，神宗皇帝还特意交待他：东坡在杭州任通判，你要好好待他。可沈括对皇上也阳奉阴违。他见了东坡，做出老朋友的样子，喝酒叙旧，称兄道弟，硬要东坡送近作一首，作个纪念。东坡是个真性情人，哪想那么多？于是欣然命笔，录诗一首。沈括回到驿馆，挑灯展卷，甚是快意。因为凭他科学家的聪明脑袋，立即发现苏诗中有讥讽朝政之意。也许他不得不暗自佩服东坡的好诗好字，脸上却阴险地笑着。于是，一个牵连到苏东坡近四十位亲友、一百多首诗的“乌台诗案”，因沈括的告密而震惊朝野。东坡便大难临头了，下狱近五个月。幸好仁宗皇太后和神宗皇帝开恩，东坡才捡回了性命。不然，依那帮办案人员的意思，早被问斩了。那些爪牙们搜索枯肠，罗织东坡罪名若干，条条都是死罪。通常恶人只是双手叉腰作横蛮状，而他牵着的那条狗却是要咬人的。走狗看上去往往比它的主人更凶恶，这既是生活常识，也是历史规律。
如果不做严谨的考据，我真怀疑王安石他们真的就把自己的政治抱负看得那么重要。将自己脸上贴上堂皇的政治标签，其实满脑子私心杂念，此类人古今都不鲜见。也许嫉妒或忌讳东坡的才华，才是他们打压东坡的真实原因。东坡一路南流，诗文誉满天下。据野史记载，当时不管文武官员，还是白衣书生，都以能吟苏词为雅事。包括那些生怕东坡回京都做官的重臣们，也乐于收集东坡诗文，做着些令自己也难堪的事。当年文坛巨擘欧阳修，早在东坡刚刚崭露头角时，就坦言自己读东坡文，不觉冒汗。欧阳修是位难得的仁厚长者。但那些位居要津的二流、三流或不入流的文字匠们，越是喜欢苏文，就越是嫉妒苏才，当然不会让他回到皇帝身边了。因为当年东坡兄弟双双中了进士，仁宗皇太后欢喜得不得了，说为子孙找到了两个当宰相的料子。这话真是害死了东坡。暗地里等着想做宰相的人多得很哩，这里却明放着个宰相料子苏东坡，他不被大伙儿齐心拉下来才怪！东坡兄弟谁也做不成宰相，这是自然的了。仁宗皇太后说那样的话，整个儿就是政治上不成熟。他们老赵家重文倒是传统，政治上却总不成熟，不然赵宋天下怎么总是个半壁江山呢？
读书人总会怀念宋朝，因为赵姓皇帝对文人墨客实在太客气了。东坡最终未能得到重用，也不能全怪皇帝。皇帝不是一个人就能当得下的，总得大家帮着才行。皇帝有求于手下的重臣们，于是明知下面人的心思，有时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了。下面的人也看出了皇帝的心思，沈括们才敢告密。皇帝耳朵越软，告密的人就越多。自古就有很多人靠告密荣华富贵，也有很多人因为被人告密而祸从天降。更可叹的是，告密者总会不断告密的，一个卑鄙小人往往会陷害很多忠良。所以，从来都是荣华富贵的少，受苦受难的多。
想起了一个告密未成的例子，可惜是外国的。当年法国作家萨特总是激烈地批评政府当局，有人就私下建议应该把这个狂妄的作家投入监狱。总统戴高乐却说：没有人把伏尔泰投入监狱，萨特也不该进监狱。
其实，戴高乐只说对了一半。伏尔泰年轻时因为思想激进，曾被关进巴士底狱。只是后来，他依然故我，却再也没有进过监狱，尽管他的一些著作被政府列为禁书。伏尔泰的年代，在中国正好是清康嘉年间。那年头文字狱闹得中国天昏地暗。伏尔泰倘若生在中国，只怕早被砍了头，哪能让他成为声名赫赫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那年代中国倒是出了个曹雪芹，聊可安慰。但曹雪芹只好用他中国式的智慧，苦心孤诣，在《红楼梦》中“忽南忽北，非秦非汉”地捉迷藏，玩玩“原应叹息”、“假语村言”的智力游戏，不可能像伏尔泰那样奔走呼号，启迪民众于蒙昧。中国终究诞生了曹雪芹，这是我们的幸运；但我们毕竟缺少伏尔泰，这又是我们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于是，中国只能按照中国的逻辑向前走。中国的历史逻辑都包含在浩如烟海的史书里了。中国的皇帝是一代比一代聪明，只读过二十三史的皇帝不如读过二十四史的聪明，读了二十五史的皇帝自然又比前朝所有的皇帝都聪明。想那梁惠王没读过什么史书，就比较幼稚，居然在孟子面前承认自己有个毛病，就是好色。梁惠王明知道孟子是个读书人，就不怕他把自己写进书里去？果然这位国王的好色之德就流芳百世了。我见过一位清朝皇帝选美的诏书，满纸“普选秀女，以广皇嗣”云云，皇帝老子好色，不再是毛病，倒成了国家大事。而这个时候的皇帝，孟子也罢，东坡也罢，只怕都容不下了，尽管他们也吟着苏词，仍然称孟子为亚圣。
本来只想写写东坡的，却越写越偏题，成了这么一篇四不像的文章。
中国天天感恩节王跃文
中国大概是最懂得感恩的国度，虽不皈依基督，却好像天天都在过感恩节。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做个中国人，特别是在古代，一辈子都在感恩：从皇恩、养育之恩到知遇之恩，等等，真是感不尽的恩。似乎中国从来就是天堂，人们一生下来就沐浴在无边的恩泽里，一生一世只用感恩就得了。
皇恩是至高无上的，百姓终身都需感恩戴德。杜甫在安史之乱中饱受颠沛流离之苦，落迫途中却“每饭必思君恩”。老杜这话若不矫情，真的比任何宗教信徒的祈祷或功课都要虔诚。我就想不通，那位夜夜“绣鸾帐里度春宵”的李隆基对他杜某人何恩之有。又不知老杜在写“三吏”、“三别”时想到的是皇上的恩典，还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白居易作《长恨歌》是多年以后的事，那么，老杜当年想的肯定只是皇帝老儿的好。想必这位郁愤满腹的诗人“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的时候，愤恨的也只是官军无力抗敌，只知扰民，相信皇上仍是英明的。我倒是很赞赏清人袁枚的高论：“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明眼人一看便知，正是皇帝老儿醉生梦死，荒疏朝政，方才祸生安史之乱，招致生灵涂炭。同天下千万对夫妻生离死别相比，他李隆基一个人长生殿上的凄惶又算得了什么？简直活该！如此皇帝，恩典何在？！
但千百年下来，皇恩自是无所不在。古代那些文臣武将，尽管都知道死并不好玩，可若有幸被皇帝老儿亲口赐死，临死仍要谢主龙恩，好像遵皇命而死，简直就是几生几世修来的福气。若能让皇上赐给三尺白练或一杯药酒以全尸首，那真真是皇恩齐天了。叫你去死你都得感恩，天底下还有什么不是恩典呢？！所以，那些幸福地被皇上赐死的人，临死前讲的话总是千遍一律：来生来世，当牛作马，肝脑涂地！难怪嵇康被司马氏杀了，他的儿子嵇绍却忠心耿耿做着司马氏封的官，而且最终为皇帝护驾丧了性命，尽了人臣之大忠。想那嵇绍也许很得意自己的父亲是被皇帝老儿杀掉的，皇恩如此浩荡，哪有不尽忠的道理？！那岳飞在风波亭前慷慨赴死，痛恨的也许只是秦桧之流，想来对大宋天子也应该是感恩不尽吧！叹只叹此生君臣缘尽，更待后世报效皇上吧！
从什么时候起，中国人只知道感恩了？想天下混沌初开，蒙昧未启，人与人谁也不欠谁的，可谓众生平等，当然也用不着老想着去感谢别人的恩典。可突然有一天，某个最强悍的人变得凶神恶煞，用屠刀征服了芸芸众生，将天下万物包括所有人的性命都记在他个人名下，据为己有。所谓“打天下”、“坐江山”，真的说破了历代强人的霸道。中国从来没有不是打出来的天下；既然天下是那些强人打出来的，强人也就可以把江山放在屁股下面坐着了。不管如何改朝换代，无非是天下或者江山被人抢来抢去，无非是百姓头上的屁股换来换去。年月久了，被强人坐在屁股下面的人，将本属于自己的东西全部忘记了，甚至连性命都忘了是自己的了。这大概就是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说的所谓群体遗忘吧！
人们早就忘记了自己，就只记得感恩了。老百姓的一切远在祖先的祖先那里就被人没收了，现在人家高兴了就给你一点儿，否则就不给，说不定还会把给了你的又收回去，而你却不知那被收了去的原本就属于你，也因此不懂得生气；不知道现在获得的原本就是你自己的，便感恩不尽。譬如，偶尔有位皇上敞开言路，甚至恩准百姓可以上奏万民折，大家就感激得不得了，欣喜生逢盛世，天下归心，非要上个歌功颂德的奏章不可，却不知自己长着一张嘴巴，本来就是应该讲话的。更可叹的是些读书人，见皇帝老儿允许自己说话了，就忘乎所以起来，却不知世上没有不杀人的皇帝，结果误了卿卿性命。书生们枉送了性命之后，在阴间里或许还会因为自己“文死谏”而趾高气扬，从骨子里瞧不起那些“武死战”的，似乎书生比武夫死得体面，因而更蒙皇恩。再比方，哪位皇帝轻徭薄赋，人们更是欢天喜地，非齐声山呼万岁不可，殊不知，这无非就是多榨少榨你的血汗而已。恰恰最没记性的是皇帝老儿，没准哪天他想起库银是否丰盈，又会一道圣旨下来收这收那，反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是皇帝老儿自家的菜园子，人家高兴扯葱就扯葱，高兴扯蒜就扯蒜。老百姓不必多管，但知感念皇恩就行了。
总听人感叹人心不古，可我见感恩美德却一如古风。有人自是快慰，我却讨厌。我并不是叫人们都去做白眼狼。知恩图报，不可谓不善。只是有些所谓的恩，分明是没来由的。比如说，中国很难找出一位官员不知道自己的后台是谁，应该对谁唯命是从。一旦有谁坏了游戏规则，不但恩人再不见待你，只怕也不会再有别的人提携你，因为你忘恩负义，且不管你负的是义还是不义。当然，如今再没人公然标榜自己是某公门生，但谁是谁的人，大家心知肚明。如果谁真的以为自己的权力是人民给的，那就很迂腐可笑了。当然真要堂而皇之起来，还得把人民抬出来。我头上的领导是人民选举的，我这官位是人民选举的领导给的，那么，我的权力当然也是人民给的。我管这类理论叫报纸理论，圆也圆得，扁也扁得。
我知道自己这番言论是见不得大方的，衮衮诸公一定不快。饱学之士都说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会使用工具，而动物只有本能；我却固执地认为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嘴巴除了用来吃饭还要说话，而动物的嘴巴除了用来觅食只会鸣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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