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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销团伙中，与生活相关的口号都没什么人性，比如另外一个著名的“三多”：泪水多、汗水多、苦水多。“汗水多”是胡说，传销者大多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既不劳动也不锻炼，除了年轻小伙子的脚汗，别无出汗之处。泪水和苦水倒是真的，在团伙中待上几个月，基本上就和所有亲戚朋友都断绝了关系。当年的爱侣，此时的冤家；昔日的密友，今朝的仇敌，发短信没人回，打电话没人接，更别提理解和倾诉了，午夜梦回之时，传销者思此及彼，见残月如伤，寒星似泪，一时悲从中来，忍不住就会做长夜嘤嘤之哭。此痛无人知，此恨无处诉，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第二天肿着眼皮醒来，还得强作积极，读《羊皮卷》，背《业务洽谈》，用弱不禁风的身体扛着重若千钧的梦，用屈原投江的心情抱着一戳就破的事业，此中孤愤不可言说，汉语中有个词早就为他们准备好了，叫做“活该”。
同样没人性的还有“过三关”，面子关解释过了，另外两关是行动关和冷水关。行动关指的是真抓实干，不能只看着别人赚钱，心动就要行动，必须拉下面子、抛开良心，去蒙、去骗，掘地三尺也要把亲朋好友骗来。更残忍的是冷水关，我们体系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哪怕地冻三尺，也只能用冷水洗衣服洗菜，女性月经期间也不例外。
上饶的冬天很冷，那水我试过，冰凉刺骨，我人老皮厚还扛得住，年轻人几乎个个手上都有冻疮，郑杰的十根手指全部冻肿，小琳更厉害，手指头全跟胡萝卜似的，颜色青黑，多处冻裂，右拇指靠近指甲处裂了一道筷子粗的伤口，深几见骨，四周的皮肉全冻成深红色，看了触目惊心。我们相处二十多天，我陪她买过三次冻伤药，可从来没见好转。她还勤快，总抢着干活，有次我站在旁边看她洗菜，水很冷，洗一会儿她就拿出手来哈气，我想帮忙，她不让，那时房间里有一副黄色的橡胶手套，我说那你把手套戴上吧，她摇头：“手套是洗衣服的，不能拿来洗菜。”不知什么时候把伤口划破了，菜叶上淋漓的血，我心中暴怒，低着嗓子骂她：“你傻呀，戴个手套能怎么了？怎么能这么死板？我告诉你，疼可是你自己的，没人替你疼！”她转身微笑，大声回答：“我这是为了自己的未来，值！”
我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始终在想：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才会使一个人如此麻木，又如此疯狂？
一九六一年，汉娜?阿伦特到耶路撒冷旁听了一场审判，受审者是著名的“纳粹屠夫”阿道夫?艾希曼，他是“二战”时屠杀犹太人的主要负责人，经他签署命令而屠杀了超过五百万人。汉娜?阿伦特目睹了审判的全过程，发现艾希曼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种狰狞恶棍，也不是特别聪明或在某方面独具才能，他极其平庸，既浅薄又无趣，正如阿伦特的辩护词中所言，艾希曼只是一个正常人，而且是“极度的、可怕的正常”，她把这称为“平庸之恶”。
平庸之为恶，并不是因为失去了辨别是非的能力，艾希曼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而且熟读康德，自称“一生都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只是不想判断，宁愿放弃良知与邪恶同行。和大多数人一样，他见惯了罪恶，就会对罪恶麻木不仁。杀第一个人时，他也许会胆战心寒，夜不能寐；杀到第一百个人，他就能安然入睡，只是心中还有些许愧疚；等杀到一万、一百万人，杀人就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就像走路、睡觉和呼吸，人命在他眼里就像砧板上的肉，不再有任何意义。后来艾希曼为自己辩护，说他并不仇恨犹太人，他只是在忠实地执行元首的命令。他不是犯罪机器的开动者，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齿轮。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麻木不仁的齿轮，却犯下了人类历史上最令人发指的罪孽：五百万条鲜活的生命。
与艾希曼相比，那些洗过脑的传销者连平庸都算不上，艾希曼只是不愿意做出判断，而传销者根本就失去了判断的能力，他们更麻木，也更糊涂，打电话骗人时，他们以为自己是在提携亲友；给人洗脑时，他们以为在帮助伙伴，哪怕用暴力囚禁新人，他们也觉得自己心怀善意，就像父母对孩子动用必要的惩罚，“他现在想不通，过段时间就想通了，我要给他机会，这都是为了他好。”他们从不以为自己行事卑鄙，反而有种圣徒般的情结，觉得自己在牺牲、在奉献、在为国出力。后来我在上饶的派出所里和小琳聊天，我问她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一直强调一句话：“我没觉得我在做坏事，我没做坏事！”
我把这称为“昏聩之恶”，如果艾希曼是罪恶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传销者就是这机器运转时喷出的黑烟，他们受人控制，身不由己，可是依然有害，就像多年前那群抄家烧书的红卫兵，不明方向，不辨所以，只知道跟着人群冲冲冲，犯下大恶却不自知，就如同身在梦中。
当某种罪行以光明的谎言煽动人群，那些缺乏常识、头脑昏聩、对“善”极度迟钝的人就会汹涌其中，世上最恐怖的事物就是缺失了同情心的狂热，一切集体暴行都出自于此。当人群变得狂热，人性就会悄悄溜走，其后果往往比普通罪行更加严重。这样的事在我们的历史上一再出现，白莲教如此，义和团如此，传销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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