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街上游荡多时,终于熬到了五点钟,我们慢慢游荡回家,所有人都回来了,管锋在厨房里擀面,没有擀面杖,拿一个啤酒瓶子代替,滚得骨碌碌直响。新来的王志森想去帮忙,被他推推搡搡地轰了出来,王志森跟我抱怨:“你看看这些孩子,一点活都不让我干!”我逗他:“谁让你那么老呢,活该!”他哈哈大笑,搂着我的肩膀大发感慨:“这行业是真好啊,所有人都像一家人一样!”说笑了一阵,他突然站起,从裤兜里掏出一个蓝色塑料袋,嗵嗵地跑下楼去。我心中纳闷:传销团伙不准私自行动,他怎么这么大胆?过了十几分钟,他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塑料袋里装满了菜帮子、菜叶子,还有一段莲藕和一块生满黑斑的红薯,我大为诧异:“王哥,你去买菜了?”他嘿嘿地笑:“不是买的,捡的!”
这是传销团伙著名的“过三关”之一:面子关。只要加入行业,“自己”就消失了,只剩下一个空无所指的“集体”,他们强调集体利益、团队精神,却极少顾及个人需求和个人尊严。在上饶、在新余、在广西、在大江南北,像王志森这样的人所在多有,还有许多年纪更轻、级别更高的,他们衣冠楚楚、昂首挺胸地走进菜市场,不问菜价,也不买任何东西,只拿着塑料袋四处逡巡,老鼠乱窜的泥里有一片烂菜叶,他们收进袋里;苍蝇飞舞的垃圾堆中有两根小油菜,他们收进袋里;有时还能捡到排骨和牛肉呢,他们拿起来看看,再看看,又看看,最终还是叹着气恋恋不舍地丢下:组织上有规定,骗不来新人就不能吃肉,捡来的也不行。
亚瑟?史密斯分析中国人的特性,首先强调的就是“脸”,在他那里,脸就是中国人的密码,也是大多数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不过他讲的多是虚荣的一面,而在中文语境中,“脸”这个字不仅代表虚荣,同时也代表尊严。尊严不可或缺,可适度的虚荣也不是完全的坏事,至少能让人不至于太过龌龊。两足动物行走在人群中,即便是出于率真自然,也该保持基本的体面。不一定非要穿阿玛尼,可至少也该遮住私处;不一定非要挂金戴银,可至少也该把脖子洗净。当西装革履的传销头目在众目睽睽之下,从泥水和垃圾堆里拾起一根根烂菜,我不能说他们就此没了尊严,只能说他们忘记了基本的体面。
我们当时的住处离菜市场很近,二十分钟就能跑个来回。那些住得远的就很麻烦,近楼台者已经先扫了一轮,轮到他们就只能捡那些更烂、更脏的,花一个钟头也不一定有多少收获。他们顶着风、忍着饿,在寒冷的冬日黄昏奔走多时,只为了一把不值一钱的烂菜叶子。然而他们无怨无悔,说这就是行业的关怀。
捡来的菜当然不会干净,白菜烂了大半,莲藕被老鼠咬过,红薯的黑斑下藏着伤人的毒素,可他们全不在乎,嫂子说:“什么细菌不细菌的,开水一煮,干干净净!”王志森附和:“对嘛,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我没有继续争辩,开饭了,我端起饭碗,一口白菜一口红薯,白菜清甜,红薯绵甜,吃完后既没拉稀也没昏厥,就像吃了武侠小说中的不死灵丹,武功盖世,百毒不侵。
行业格言:过了面子关,你就成功了一半。
在翻阅了大量资料之后,我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每个传销团伙都是口号狂,他们把一切概念都标语化、口号化,比如干行业的“四大快”、“五大保障”和“六大杀手”,走在路上“四不谈”,奋斗过程“过三关”,成就事业的“黄金定律”、“六大心态”,与人相处的“三多三宝”,违反纪律的“三大御令杀无赦”这些口号听着响亮,说着豪迈,带着一股不容质疑的傲慢劲儿,最大的用处就是把人脑格式化,让成员思想统一,步调一致,永远不会东想西想。
这些东西粗暴、野蛮、不讲道理,只适合对付丛林中的野蛮人。我对此比较偏激,甚至会反对李约瑟提出的“中国四大发明”,觉得无论如何也该把豆腐算进去它总比指南针重要吧?也不认可梁启超提出的“四大文明古国”,总觉得这提法过于粗糙;至于“四大美女”、“四大名著”,以及更多的响亮口号,在我看来都是经不起推敲的野蛮统计,可人们大多都奉之为金科玉律,极少有人能清醒地思考和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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