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纸牌屋 正文 十六、领导是拔气门芯的人
“打气”和“拔气门芯”之间的交替，旨在形成“上对下的操纵感和下对上的依附感”，这也可能是办公室管理哲学直奔的目标。
望着林娜踩着高跟鞋往资料室走的背影，我再一次被挫败感包围。
当初为进这个综合部费尽心机，早知这样，何必折腾呢？
我想，当初我兴冲冲而来，像一只鼓足了气的气球，是想好好干一番的，想不到过不了祝响亮这关，这厮接二连三地拔我的气门芯，让我不停地泄气。
这厮是天生的小心眼，还是天生就喜欢拔别人的气门芯？
没想到，过了一个月，祝响亮自己的气门芯也被人拔了。
拔他气门芯的人是钟雷主任。
钟主任这一举动，歪打正着，让我舒了一口气。我快乐得脑子差点短路。
这事发生在一天傍晚，主任李瑞通知部门全体人员开会。有些人已经回家去了，李瑞脸色有点苍白，他不停地咳嗽。他对常务副主任祝响亮说：赶紧打电话喊他们回来。
当大家稀稀拉拉地回来后，李瑞轻咳着说：都下班了，还要让大家坐起来开个会，是因为有这么一桩事，涉及日后的工作安排。
他说：刚才公司决策层开了会，对各部门的分工，作了一些调整。涉及咱们部门的，就是原先陈鼎柱你们做的这一项目，从明天起改由钟雷主任他们接手，咱们这儿暂时停下该项目。
“嗡嗡”声就涌了起来：为什么？为什么停我们的，让他们来做？两年前就是因为他们没做好，才由我们接盘的呀？
在嘈杂的声浪中，李瑞剧烈地咳起来。最近冷空气南下，他一直在感冒。程珊珊赶紧递了一杯水给他。
常务副主任祝响亮抱怨：怎么又变了，我们最近刚刚开了个好头，怎么可以这样搞的？
李瑞摆了一下手，让大家静下来，他说：虞总他们肯定了我们已经取得的业绩。他用手指点了我一下，继续说：报上还将此作为典型。但是虞总他们也提出来了，最近几个月我们没有突破和拓展，进度较慢，时不待人，他们考虑到我们部门别的项目任务较重，所以希望钟雷主任那边组织人马，加快速度。
祝响亮插嘴说：其实我们已经准备提速了，方案都在写了，怎么可以这样搞？
我对着祝响亮坐的方向，先在心里对他说了一声：你活该！
祝响亮脸色郁闷。我听着他喋喋不休的抱怨，脑子里一晃而过的是钟雷的倔脸。
今天被拿走的这一项目领域，原本就是综合部两年前从钟雷手里拿过来的，钟雷怎咽得下这口气？
综合部做得好，他咽不下这口气；综合部做得慢，那他就正好有理由把它夺回去。
所以说，祝响亮活该。自从上次我被他捣了一通糨糊后，这一项目在综合部一直处于荒疏状态，没有谁出去跑，也没见谁花力气做文案，更别说快速拓展了，所以如今钟雷自然有理由把它夺走了。
窗外的天已经黑了，部门会议在一片嗡嗡声中无法结束。我心里想着那个自己曾经投入了巨大热情的项目，也有点难过，但祝响亮郁闷的脸色，却让我有奇怪的兴奋：谁让你捣我的糨糊？谁让你宁愿把地荒了也不让我种？谁叫你自己人整自己人，把自己人整弱了，所以现在就轮到别人来整你了？你是不是有点傻？
在回家的路上，我给“愤青”张野打了个电话。我说：我们最红的项目被你们夺走了。
他在电话那头笑起来，说：这本来就是我们这儿的呀。
他说：你知道吗，钟主任又开始发力了，又开始发飙了。
他说：你知道吗，最近钟雷和虞总又重入“蜜月期”了。
他说，据说这次钟雷是真正搞定了虞总，因为省里对我们公司有了新的业绩要求，压力很大，放眼过去，那几十个中层里面，也只有钟雷靠点谱，所以虞老大改变战略……总之，他们一下子又好起来了。
钟主任有没跟虞总重入“蜜月期”，这我不清楚，但钟雷确实拔了李瑞、祝响亮以及我们部门的气门芯。
我虽不待见钟雷，但想不到他的这一手却为我解了恨，虽然我对自己曾经投入的那个项目恋恋不舍。
这世界的情绪真是百绕千缠。
连着几天，只要想到这事我都在心里对祝响亮念一声“活该”。
在我的念叨中，他好像真的萎了下来。他眉宇间开始透出了深重的“没劲”二字。
我听见他对别人说起这项目被划归钟雷这事，语气里有一丝解嘲，他说：呵，有什么好做的！是脏活累活，让他们抢去好了，他们尽管去干好了。
他对主任李瑞的埋怨也在迅速升级。他在办公室里唉声叹气，说：人家是冲着他来的，不是我，是他。老李这人想得开，他不与别人争，他那么大度，皇帝不急我们太监急什么？
他那种心灰意冷、没劲透顶的神情，酷似前一阵子我被他拔了气门芯的状态。
我想这幢楼里的“没劲”，可能都是相似的，它们盘踞于高、中、低各个层面，它们从最高层所在的房间一路铺展到我等小角色所在的格子间，从楼下望上去，也可能每一个窗子里都散发着相似的“没劲”，它们虽属于不同阶段，但产生模式却基本雷同。
正因为雷同，所以这楼里的“没劲”，就总是落入俗套，在许多人头顶轮回。
是否，让人在有劲与没劲之间、在被安抚与被打压之间不停歇地颠簸，是这写字楼里的管理艺术，也是办公室人生在劫难逃的宿命？
所以，如若让我给“上司”下一个定义，我会说：上司，就是拔气门芯的人。
他们确实是一批喜欢玩转别人气门芯的人。
他们通常先抛给下属一些甜头，先打一通气，让后者萌生“有劲”的盼头，而当后者的劲真被鼓了起来时，他们不知是出于哪门子的微妙情绪，就迅速拔去下属的气门芯，让下属顿时泄气。
我原先以为只有祝响亮拔了我的气门芯，但没想到，他们的上司也常会突如其来地拔他们的气门芯，让他们与我们这些小角色一样体会失重的不爽。
由于我不是头儿，所以我不太理解这种“拔气门芯管理学”的真实用意，但以我的揣测，其间打气与放气交替的节奏与分寸，取决于上一级对自身权威性的强调，和对下一级依附要求的提醒，更取决于利益的瞬间游动和棋盘布局的变幻。
由此，在反复演习中，旨在形成一种“上对下的操纵感和下对上的依附感”的广泛条件反射。这也可能是办公室管理哲学直奔的目标。
让他人在不爽中产生敬意，是不是有病？！
而如若你想避免这种不适，你是不是就得像李瑞一样，尽可能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对人对事都怀揣倦意，也只有这样，“打气”与“拔气门芯”才统统对你失效？
当我胡思乱想着这些的时候，我瞥到的另一个问题是：钟雷为什么要这么急匆匆地来拔祝响亮的气门芯，难道他仅仅是为了夺回自己的地盘？
现在，祝响亮每天无精打采地迟到。他在办公室里待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们部门不少同事也常常不见踪影。
我想自己每天准时来办公室，是不是很傻？于是我每天晃悠到中午十一点左右才过来，这样我就直接进餐厅吃饭。
在餐厅里，各路小道消息拼命往我的耳朵里灌，我对张野说：我那项目被你们拿回去了，这事伤了我们祝响亮常务副主任。
他有什么好受伤的？“愤青”张野嘴角有一抹讥笑：他也太自作多情了吧，谁会冲着他祝响亮来？
我一下子恍悟过来。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钟雷是冲着李瑞而来的。
他们在一个部门搭档了那么多年，钟还不放过他？仅仅因为当年他们曾经一度有过竞争？但后来，人家李瑞在他手下服帖了那么多年，没有交情，总有人情吧？
没用，钟雷就是一个富有攻击性的人。他的不爽总是随风而起，飘忽不定。
除此，更主要的原因是，公司副总胡士忠由于年龄的关系明年春季就要退了，这将空出一个副总的位子，这意味着在中层中间酝酿了很久的竞争又将进入白热化阶段。而就目前的态势看，至少有七个部门主任跃跃欲试，但据猜测，最有可能撩到这个位子的是钟雷和李瑞。从年龄看，他俩资格最老。从业绩看，钟雷一飞冲天，李瑞不仅不是他的对手，甚至也未必是其他那几个的对手，且长期任副职，去年才“多年媳妇熬成婆”，被突然“扶正”，但问题的关键恰恰就在这里，北大毕业的他，有一个做副省长的同窗好友。
李瑞的突然崛起，对长期作为其顶头上司的钟雷来说，是致命的，甚至是不愿意想象的。
所以在这节骨眼上，钟雷得为“一号种子”的地位进行PK。
于是，钟雷就行动了。他得让李瑞不爽，得提醒这个老部下悠着点，于是就先让负责牵头那个热门项目的祝响亮不爽。这是“看主子打狗”的逻辑。
钟雷发力了。丁宁对此却不屑一顾，他说：你看着好了，副总那个位子，我看他就没这命！
丁宁这阵子老是胃痛。他捂着胃，对我做了个跑步的动作，说：这就像长跑，开始跑得快又算得了什么？关键是比后面的，几圈下来，看谁快。
我说：他们千万别没完没了地跑下去，否则我们也会被连带进去陪跑的。
丁宁说：老兄啊，你也真是，我们早已经在陪跑了！
丁宁说：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部门的奖金总额这几个月全公司垫底，都流到钟雷那儿去了。这就像一块蛋糕，谁强势，谁就多切了一块去。钟这阵子很猛，所以我希望李瑞赶紧上，否则我们部门会越来越边缘化的，我们会跟着吃亏的。
这个月的奖金发下来，我发现真的很少。我原来答应给侄女买个芭比娃娃给我老妈买个智能手机，看样子只能让她们再等等了。
我听见“辣嫂”程珊珊在对丁宁抱怨奖金。
丁宁说：姑奶奶，我一分钱也没敢少算你，这个月我们部门每个人都少的。
他接着向她解释：现在的奖金总额不是按人头数划到部门里来的，而是完全按项目业绩计算的。我们少了一块最肥的项目，所以少了一大笔奖金。你问我要钱，我问谁要去？
那边许惠琴咋呼起来：你们说过不过分？同在一个公司干活，只是部门分工不同，为什么要拉开这么大的差距，这是激励人还是让人泄气？
祝响亮就往门外走，他连声说：你们别来问我，我啥都不知道。我做梦都想给兄弟姐妹多争一点回来，但皇帝不急太监急出屁来也没用。
程珊珊想拉丁宁去找分管我们部门的阚副总，她说：部门里的人越来越多，地却越来越少，难道部门还有强势、弱势之分？
丁宁不肯去。他让她自己去。他笑着说：有些话，你们女的说，头儿不会生气。
程珊珊走到半路上就回来了，她哪敢去啊，她说：哎，什么反映不反映的，一个部门与一个人一样，是需要朝中有人的，你们说是不是？
我想着我可怜的奖金，在嘈杂声中，我希望李瑞能把钟雷PK下去。
那么，李瑞得到这个副总位子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
放眼过去，在传说的PK者中，他除了有一个显赫的大学同学和能干的老婆，别的均不显山露水。他本人内敛温和，因此很多人猜测，在一片混战中，他的群众得票数一定最高；另外，他欲望不在脸上，如果给他这个位子，对于相持不下的其他各方而言，意见会相对最小一些，刚好能做个平衡。更何况，他还有副省长老同学这一层关系，别人得认命，所以过最高决策层这关也不会有大问题。
我记得当初在钟雷部门，李瑞VS汤丽娟时，不少人也以这样的逻辑揣测李瑞的胜算。
可见，这职场里的众多人事，像极了同一出戏在不同舞台隔层中循环上演，虽说这世上人的性格千姿百态，但表演者呈现出来的类型、风格就只有那么几种。
对于这样的猜测逻辑，钟雷最近已经放出了风声：
一个啥都不做的人，一个慢吞吞踢皮球的人，当然不会得罪人喽，当然会有群众基础喽。我承认自己对人对事是严格的，所以得罪了一些人，但我的严格，虞总心里总是有数的，我这是在帮他做事啊。做好人谁不会啊？
钟雷还引出一堆感叹，他说：为什么人们总觉得电视上露脸的那些头儿没有个性？问题就出在选拔机制上。在这种选拔机制下，有个性的人早就在前几轮被刷出局了，压根儿进不了最后阶段。
我承认他的说法新鲜。只是他那种咄咄逼人的话语方式，好像不符合这屋子里的审美习惯，甚至还容易让听者产生逆反心理。比如，我转念就想，如果电视新闻里的头儿，一个个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谁知道他是不是把骂人当作秀呢？谁知道他就一定比那些中庸圆滑的人更有效率呢？
我原先的那个项目被钟雷主任夺回去后，我虽兴灾乐祸了几周，但紧接着，我发现自己也陷入了两难。
这是因为其中一部分文案，我已写了一半，感觉做得很不错，估计钟雷那儿一时半会儿还没有这些材料，汤丽娟张野还做不到这一步。我对着电脑，一边打着字，一边心里没有着落，写了一半，废了很舍不得，但如果写下去，最后交给钟和汤，我能想象得出他们可能并不拿它当一回事，甚至会叫我反复地修改——以我的经验，越改他们会变得越难侍候，并且还不在同一个部门，我简直是在为自己找麻烦。
但如果不写下去，那么我前几个月的工作就没有量化，下月的奖金将少掉巨大的一块。
我要不要写？
我决定找李瑞问问。
李瑞坐在办公室里，他叹了一口气，说：如果你觉得有必要，那就赶紧把它写写完，有些事，人不多想也就没那么复杂；而如果你觉得没有必要，那么不写也就不写了。
他说得很真诚，但又有些高深，我一下子也想不好怎么办。我说：这项目被拿走，这事对祝主任打击很大。
他看着我，眼里是真诚，他微笑道：从现在看，你当初放了手，还是聪明的，否则现在心里会更难过。人太投入就容易失望。
他考虑问题的方式果真和我相反，我还以为他会后悔当初任由祝响亮们捣了糨糊。如果他当时出手，坚持让我做这一块，没准钟雷就没借口将它夺过去。
他没说出这个意思，我当然不会提。
我顺着他的意思点头。我说：嗯，这个项目真的有那么香吗，外面传是冲着你来的？
他听懂了我的暗示，眉宇间不由自主地跳了一下，说：在这么传吗？
见我没作声，他就叹了一口气，说：随他们去瞎想吧，我不想这么多，想这么多就会心烦，心烦也没什么用，所以不想这么多。
我说：部门里的人觉得不太舒服。
这话可能又刺着了他的敏感点，他有点像分辩，道：唉，你们也别太在乎，经历多了，你也会明白，许多事犯不着的。我的意思是它又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我知道你们常怪我不争，不为你们争，但其实啊，争只是一时之快，你急别人对你也就急，那些争的人结果都不是太好的。
我赶紧说：这倒没有，只是在情境中，人的一口气好像难过关。
他脸上有了淡淡的笑，他说：我现在看着有些人为一点小事、一点利益大搅特搅的，就会有一些悲悯，什么事都是越捣腾越没有尊严。
他的从容淡定，让我打心眼里生出羡慕。
我问他，如果自己想超脱一点，但别人踩上来怎么办？
他轻轻扬眉，说：人与人往往如此，你较劲了，别人也就与你较劲，力与力是交互作用才产生的，一方无力，另一方就会消退的。他如果冲着我来，看我无所谓，他弄弄，没兴趣，也就算了。
我正在迅速地服了他。
我想，正因为他洞悉人心因果，所以娴熟于用厌倦消解欲望，用圆滑和无为应对压力。他没有剑拔弩张的攻击性，能与人为善之处，就尽量为善，他不会让场面失控，他周旋于各种麻线团中，温和地做一个节能型的人，以减少自己的耗能换得少受伤害的结果。
我有点犯傻地直接问他：那么钟雷为什么还要冲着你来？
他说：他就是这样的脾气，他弄弄没劲就会退的。他这人我了解的。有的东西也是长不了的，你说长得了吗？
我知道他与我这一代人是不一样的，我受不了过程，而他觉得自己看透了因果，所以可以忍受过程。
我还知道自从我进了这个部门之后，他就很少像以前那样跟我交流心里的想法了，可能这两天他受了“不为我们争”的暗示，他对我这个下属直接吐露了这一通想法，有为自己辩解的意思。
我理解他，因为辩解是每个人的本能。
现在，我看见他脸上浮现了一丝前辈对后辈得意着的天真笑意。他说：我这个人能忍。在很多会议上，我不太表态，很少说话，这是因为我经常看历史书。历史书看多了，就会知道，那些不表态的人不是无原则，中庸是最需要原则的，而那些叽叽呱呱的人，最后都不会有好结局。
他点了一支烟，说：不想吭声的人，是因为知道吭声也没有意义。
岁末的窗外在下着冬雨，我看着安静的李瑞，心想如果我是钟雷，我也会把他当作对手的。如果我是虞总，我会选他而不选钟雷。因为他不仅不会带来是非，而且还会自己消化掉是非，甚至充当是非的润滑剂。
虽然他不如钟雷干练，但他有他的本事。至于孰强孰弱，真的很难说，就看你彼时彼地的需求是什么了。
我从李瑞办公室出来，好像听到走廊里溢满了他的透彻：又能怎么样呢？也只能这样啊。
回到办公室我的格子间，我看着电脑上满屏的文字，我看了一遍又一遍这篇已写了大半的文案，我想了一下那个部门的那些人脸，我点了一下删除键，它就不见了。
黄珍芝抱着一只热水袋，在信息资料室里跺着脚。快过年了，我来还书。
我说：你在干吗，是在跳踢踏舞吗？
她笑，说坐在这里越坐越僵了，活动活动筋骨。
我说：林娜呢？
她说：被虞大头喊上去了。
她问我个人问题解决得怎么样了。她说这一年年的，过得也太快了，回头一看，真的是要吓一大跳的，什么都变了。
像所有快退休的女人，她的言语更尖锐了。什么都变了，她说人是越来越生猛了，当然以前也是猛的，但没像现在这样猛的。她把我带来的书往书架上放。她说：人是越来越认不得了。虞大头、阚猴子、胡冬瓜这些头头脑脑的，我是看着他们进来的。呵，不瞒你说，虞大头当年还追过我呢，当年多乡气的一个人现在变成花花肠子啦。她拿起一个鸡毛掸子拂了一下书架。劝我别像她一样，别太真实。真实有时是很丑陋的。她对着窗户外笑了一声，说：呵，虞大头。
我把书报刊送进李瑞的办公室。我们也聊了一会儿过年去哪儿。可能是刚才黄珍芝的话影响了我的情绪，我说：这一年年过得也太快了。
他笑笑说：你有没觉得，有意思的倒不是什么都变了，而是什么都变了但一天天过着，却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我想还真是，就说：也可能是咱中国人心硬，经历了太多，见怪不怪，以不变应万变。呵，换了别国人，可能就有内心分裂的感觉。咱没有，咱不需要逻辑也能过日子，要不还怎么着，让脑子不停地短路？
他笑道：如果真有高水平的作家，能把这几十年人心里的变化写出来，倒挺有意思。
中国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说：即使哪天有了，真把它写清楚了，这些笔下人物会不会都跳跃得像需要去看心理医生的家伙？
他笑着重复：需要去看心理医生的家伙，呵呵。但事实上我们从不看心理医生，是因为我们能忍吗？我说：李主任，你别看这楼里一张张脸高深莫测，说不定，紧绷的后面，许多人都需要一个契机来大哭一场，这样心里或许会好受一些。
需要大哭一场？他朗声笑了起来。他说：我常读历史书，虽然我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悲观，但我认为都在说终极标准消失的时候，没准正是它即将确立的时候了。
我明白他在说什么。但我心想，至少从我每天进出的这栋写字楼看，还看不出这感觉。这楼里纷乱的“牌术”、接招与过招，或许都有它们的理由，有它们的冤屈和不得已。从办公室实用主义角度看，它们甚至可能是有用的，但从人的情感角度看，它们又是荒谬的，因为它们让人身心不安，让每个人都成了体制里的可怜虫。
李瑞呵呵笑着，顺着他自己的思路在说着什么，他告诉我，无论是人是事，出发点很重要，如果出发点是想弄别人，结果对他自己也不会好的。
我说：有时候我挺羡慕你们以前，那时候社会标准单一一些，可能不用这么费心机，日子就简单一点。
他脸上有深深的嘲笑，他说：这你就错了。标准单一，路就更挤，人就更加斗鸡眼。中国人哪有不操心的时刻？我看还不如现在，至少现在一部分人的注意力还可以分散出去。当然，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一代代人就是这样过来的。
他凝视着我的眼睛，笑起来，在窗外的冬雨声中，是那么和蔼。
虽然我明白，在今天，言语并不代表太多的东西，它只表示说话的人这一刻心里的某些闪念，但李瑞主任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淡然，使我基本认定，他对那个副总的位子是无所谓的。
丁宁因胃疼在家休养了几天之后，又来上班了。他说：我老妈从老家弄了不少偏方来，吃了，好像不太管用。
我说你可能太焦虑了，人一焦虑，胃就不好。
他笑道：我最近能焦虑什么呀？这阵子楼里最焦虑的人，我也没见他们胃痛啊。
我说：这阵子最焦虑的，应该是钟雷，而我们这边的李瑞倒是挺淡然的。
屁。丁宁脸上有讥笑的意思，他说：他怎么会淡然呢，他是太想了！我知道你跟他走得近，你老往他那里跑，但你不能用书生的眼光看这事。我说他想，也并不是说他庸俗。其实这事已不是他想不想的问题了，而是到了他这一步，只能往上走了，他不上，别人就得上，而一旦别人上了，他搁在哪儿都是难处置的家伙，于是自然会挨踩。他被钟雷踩了那么多年，最知道被踩的滋味。
丁宁说：所以，即使他没有上的动力，他也有免于挨踩而不得不上的本能。所以说，他哪能不想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