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兄弟终于相聚了。在大哥失踪一个月零十天后。
我当时正在写一篇寻找大哥的文章,我希望文章发表后能帮助我打听到大哥的消息。没想到,大哥像他当初突然失踪一样,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大哥的神色看上去很疲惫,头发很长,脸比从前更加长了。我问大哥这一个多月去了哪里。大哥的嘴张了张,想说什么,结果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嘴角在剧烈地抖动着。看得出来,大哥是不想回忆那一个多月里的痛苦往事。
在厂门外的小店,我要了两瓶啤酒,又要了一袋红泥花生,一包饼干。兄弟俩吃着花生、饼干,喝着啤酒。大哥仰起脖子喝了半瓶啤酒,突然就趴在桌子上呵呵呵地痛哭起来。我不知该如何劝大哥,这条铁骨铮铮的汉子,这个我们村子里昔日的才子,这个为了家庭快速致富而受尽了苦难的男人,突然趴在桌子上号啕大哭起来。我没有劝大哥,只是把手放在了大哥的肩膀上。我想告诉大哥的是,再苦再难,弟弟都会帮他一起扛过去的。大哥哭了一会,可能感觉心里好受多了,擦干了眼泪,开始剥花生吃。大哥吃一粒花生就喝一口酒,桌子上很快就堆起了一堆的花生壳。大哥喝完了一瓶啤酒,我又叫了一瓶,大哥很快把第二瓶喝得快见底了。大哥喝酒时一直没有说话,这样沉默了足足有半个小时,大哥真的是平静了下来。平静下来了,大哥就说他想通了,想明白了,他说他再也不能这样活了。他说他这些年来活得太窝囊了。
我问大哥一个多月来去哪里了。大哥很平静,也很轻描淡写地说,没什么。对于那一个多月来的经历,大哥那天没有对我说。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大哥来厂里寻我不着,就去了南头关。大哥果真不是专程来看我的,他是想进关去。他想知道关内到底有什么好,能让一个妻子抛开了自己的丈夫,能让一个母亲抛下了自己的儿女。听说关内有着全国最高的楼,有着全国最漂亮的马**,还听说,进了关还可以看到大海。我的大哥说他当时甚至还想过去看大海。天真的大哥,其实骨子里还是浪漫的,饭都吃不饱了,还在想这些虚妄的东西。
大哥没有边防证,他到了南头关的时候,就在关口徘徊。这时过来一个瘦子对他说,老乡,想不想进关?大哥紧张地说想进关。瘦子说他可以把大哥带进关,带一个人进去五十块。五十块太贵了一点,大哥说,再说了,也不知安不安全,要是被边防武警抓到那就麻烦了。瘦子对我大哥说,肯定是安全的,他说他有一条秘密通道。大哥又和瘦子讲了一会价,这时过来了一个边防武警,瘦子于是装着没事一样走开了。武警用一只喇叭呜哩哇啦地喊着,驱散着徘徊在关口不走的人群。大哥不甘心地退到了离关口有百来米远处的沁园公园。公园里也聚集着一些背着大包小包的打工者,有的三五一群坐在树下面吃东西,还有些人干脆就躺在那些巨大的长满了根须的榕树下面睡觉。他们大多是没有边防证的,但他们都徘徊在关口外边,渴望着奇迹的出现。关内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天堂。
大哥当时也走到一株榕树下休息,这时天快要黑了,他可能在想着晚上在哪里安身的问题。大哥知道回到松岗找到我也没有用,厂里面根本就不可能让外人留宿。回一趟松岗,就算不被人卖猪仔也要四块钱的车费,大哥舍不得这四块钱,因此他想就在这榕树下将就一晚。大哥将包放在地上,枕着包开始睡觉。大哥睡觉时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大哥的身上还有四百多块钱,这些钱和他的生命一样重要。刚才那个问他进不进关的瘦子又找到了我大哥。瘦子在大哥身边蹲了下来,对大哥说,你去打听打听,五十块带一个人进关是最便宜的了,还有的收八十呢。大哥说现在太晚了,进了关天又黑了,听说关内住店要贵很多,大哥说他要进关也是明天早上进关。瘦子冷笑了一声说,老乡你这就是外行了,我们带人过关都是在晚上,白天你想混过关,做梦吧你,晚上武警查得松一些,我们才能带人进关的。瘦子这样一说,大哥又有些心动了。可是一想五十块还是太贵了,于是说,能不能便宜一点。四十块你看怎么样。瘦子想了想说,四十就四十。跟我走吧,伸手就去提大哥的包。大哥一把抢过了包。瘦子说,你这么紧张干吗,我又不抢你的包,我帮你提一下。大哥说不是怕你抢,我自己提,我有的是劲。瘦子笑笑说你自己提吧,包里是一些什么东西呢。大哥说没有什么,都是一些换洗的衣服。
瘦子带着大哥东拐西拐,离开了关口往一条巷子里走去。天色这时已完全黑了下来,**灯亮了起来。街头闪烁着迷人的霓虹。大哥说他当时感觉到了一些紧张,他的钱分装成了几份,藏在身上不同的部位。上衣口袋里一百零钱。鞋子里二面,**里一百。大哥想,他也没什么好怕的。瘦子继续在前面走,大哥说还有多远,从哪里进关。瘦子说你问那么多干吗,反正带你进关就是了。瘦子突然又停了下来说,你先把四十块的进关费交了吧。大哥说不行,要过了关才交。这时过来了四个人,一个人拍着大哥的肩膀让他先蹲下。那个人说你蹲下,蹲下说话。大哥还想抵抗一下,但是背后的肌肉感受到了刀尖的锋利。大哥就只有蹲下了。瘦子上前去搜大哥的口袋,上衣口袋里的一百块搜走了。瘦子说,把鞋脱掉。大哥说没有钱了,真的没有了,就这一百块。身后一个大块头说,你想死呀。刀锋就进入了大哥的肌肉里。大哥把鞋脱掉了,里面的二百块被搜了出来。那伙人抢走了大哥的三百块钱,还把大哥的包也抢走了。他们很快就消逝在了巷子深处。大哥说那伙人抢劫他时,很多人都在远远地看着,但没有一个人敢管这样的闲事,更没有一个人去报警。
关于这些,我都是后来才知道的。那天大哥来找我,我们兄弟俩喝完了四瓶啤酒。大哥并没有提他当时在关口被抢劫的事情。也没有提他被劫后那一个多月是怎么过来的。大哥喝完了酒,告诉我说他找到工作了,在西乡的一间家具厂里搞老本行,喷油。大哥说西乡离关口近,他总有一天会进到关内去看看的。我说大哥,你就别这么固执了,为什么一定要进关内去呢。我说知道你还在想着大嫂,可是大嫂不可能再跟你了,天下的好女人多得是,你为何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大哥说,我就是不明白,他为什么就抛下了我。他要是跟了一个老板,我也心甘,可是他跟的也是一个打工仔,一个月才挣一千块钱的打工仔。一千块有什么了不起?我要进了关内,一个月肯定也能挣一千块。我说大哥你少喝一点,你喝醉了。我还要去上班呢。
大哥于是问我在工厂里的事情,我把我的处境说了。大哥说,兄弟,哥对你说,你要和那个林小姐搞好关系,我觉得那个林小姐是看上你了。我说大哥你别瞎说。你把你弟弟看成什么人了。大哥说,什么人不人的。这年头,有钱就是人。钱。钱。大哥说着站了起来,他说时间不早了,他要回西乡去了,有时间再来看我。他让我不要去找他,他说他不会在那间厂干多久,他还是要进关内去的。他说他在托人办边防证。
大哥被抢后那一个多月的经历,是后来他自己讲的。他那一段经历,后来成了他激励下线们的励志教材。大哥站在讲台上,面对着黑压压的一群人,口水四溅地讲述他的那一段传奇经历。我发现,他的传奇经历越来越离奇,越来越**,简直就像是一本生动的小说。
我有些厌烦在林小姐和汪小姐的漩涡中打转了。我迷上了写小说,我居然梦想当一名作家了。
大哥终于找到了,我也不用再写文章寻找大哥。其间二姐打电话来过,我告诉二姐,说大哥在西乡有工作了。二姐也放心了。我问二姐现在过得怎么样,二姐沉默了半天,才说不怎么样。二姐从来不对我们说她的苦难,她对家里人总是报喜不报忧。她现在说不怎么样,那肯定是处境很差了。果然,过了一会,二姐问我能不能把她介绍进珠江织造。我说珠江织造加班太厉害了,每天加到凌晨,而且工资又押得厉害。二姐说她不管这些,她只是希望离开布吉。我问二姐,是不是和二姐夫吵架了。二姐在电话那头哽咽着。我说他还是那么爱赌博吗?我的二姐就在电话那头哭了起来。可是这时,我对面的汪小姐走了过来。汪小姐说,喂,上班时间不要煲电话粥,这是办公电话,要煲粥你自己弄一部手机。我只好对二姐说,我现在在上班,你下班后再打来吧。汪小姐见我挂了电话,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她大约见那个叫阿标的汉子再也没有出现过,也不知流浪到什么地方去了,于是渐渐也不把阿标的警告当回事了。
下班之后,我没有等到二姐的电话。在我的兄弟姐妹中,最疼爱我的就是二姐。中午我在写字楼里等到下午上班,二姐一直没来电话,下午也没有来电话。林小姐从香港回来了。林小姐一脸的笑,春风得意的样子,她给写字楼里的每个人都带了一些小礼物,听说她总是这样的,无论是去香港,还是去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回来时总会带一些小玩意送给大家做留念的。林小姐给每个人带的小礼物都不一样,是有针对性地选这些礼物的。写字楼里的每个人都收到了她的礼物,我也收到了
我收到的是一个小巧的瓷笔筒,上面绘着典雅的青花图案。林小姐的到来,让写字楼里压抑了很久的空气终于鲜活了起来。只有汪小姐,对于林小姐的回来不冷不热。林小姐问了一些工作上的事,就座进了她宽阔的办公室,开始了她的工作。林小姐总是这样风风火火。林小姐把各个部门的人都陆续地叫进了她的办公室。出来的人有的面露喜色,有的人脸色就不怎么好看了,那一定是挨了林小姐的批。后来就叫到了我,这是林小姐第一次在她的大办公室里召见我。我在这里用召见这个词,是因为当时我们大家都把被林小姐叫去谈话叫着召见。有一个报关员说得更绝,称被林小姐召见是翻牌子。是的,我们写字楼里的一干男男女女们,一个个就像过去皇宫里的那些寂寞的嫔妃一样,时刻在盼望着被皇帝宠幸。当然这样的比喻并不恰当,只是当时我们写字楼的人这样开玩笑而已。林小姐大约也听到了这样的玩笑,但她好像并没有生气。林小姐把我叫去了她的办公室,问了一些我近来的工作情况,林小姐说,你不能只是等着我们分配任务,你要主动想想办法,看怎么样把企业的文化活动搞起来。林小姐说,你在珠江织造的**是可有可无的,这个写字楼里还没有一把属于你的椅子。林小姐说你要学会为自己添一把椅子。林小姐一二三四条的说了一大通。然后说,好了,你可以出去了,把小李给我叫进来。我还站在那里没有走,我在想着向林小姐请一天假,去一趟布吉。林小姐说你还有什么事吗?我说我想请一天假,我想去布吉看看我二姐。林小姐说,请假的事你找汪小姐就行了。我说汪小姐不会批我的假的。林小姐大约明白了我的意思,说那你去吧。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从松岗坐车去了布吉。还好,这一次坐到了直达车,**上没有再被人转来转去。找到二姐打工的工厂时,已是上午十点多钟了。我请保安帮我去叫一下我二姐。保安看看我说,哪个车间的?我说不知道。保安说,这么大的厂,哪个车间的不知道,我怎么帮你叫。再说了,上班的时候是不让出来的。我问保安厂里几点钟下班,保安说十二点半。于是我就在厂门口等。等到下班的时候,一声铃响,厂里响起了一片欢呼声。接着从厂房门口就涌出了一大片穿灰色工衣的打工者。他们尖叫着,几乎是带着小跑地冲出了厂门,**像潮水一样汹涌而出。我站在大门旁,紧张地盯着从厂门口涌出的灰色潮流,**就这样涌动了足足有十分钟,才开始变得稀疏起来。可是我的二姐一直没有出现。直等到保安关了铁门,厂里再也没有人往外走了,我的二姐还是没能出现。我拦住了几个打工妹,问她们王红霞还在厂里面上班吗?她们都摇着头说不认识王红霞。
中午我买了两个馒头填了一下肚子,就又站在厂门口等。我想可能是刚才出厂时人太多了,我没有发现我的二姐。于是我守在厂门口,希望在二姐上班时遇见她。不一会儿,就有三三两两的工人陆陆续续往厂里走了。我不停地问她们,老乡,你们认识王红霞吗?得到的都是摇头,或者反问一句,是哪个车间的。我说不上来。她们就表示爱莫能助了。
进厂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大家都面无表情,脚步匆匆。我熟悉这样的表情,和我们珠江织造的工人一样的表情。这是珠三角的打工人惯有的表情。她们总是这样形色匆匆心事重重,她们出门时也和我一样,怀着对城市生活的无限向往和热爱,怀着成为城里人的梦想,走进了珠三角大大小小的工厂。然后,她们大多数人的梦想,就年复一年在流水线上悄悄地流走了。等到有一天,她们发现青春不再时,才蓦然发觉,她们把一生中最美丽的青春年华都付诸给了这些流水线,换回的是微薄的薪水和一个农民工的名称。当然,她们中更多的人,连这些问题都不会去想,她们想的很简单,那就是一天做了多少货,厂里什么时候出粮。
我的二姐也是这样的一个普通的打工者。她曾经的梦想早已不再,她现在的全部天地,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和她的家庭,她的孩子。二姐也有两个孩子,小女儿刚一断奶就交给了公公婆婆出门打工。我胡思乱想着,在厂门口等着我的二姐,可是我二姐的身影一直没有出现。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终于有一个女工认识我二姐,她告诉我说王红霞不在这间厂里做了。我问她知道王红霞去了哪间工厂了吗?女工说,不清楚。好像是去了普威厂。女工又问和她一起的另一个女工,说霞姐是不是去了普威厂。那个女工给了一个准确的答复。是去了普威厂。我于是打听清楚了去普威厂的**,打了一辆摩托车去了普威厂。
普威厂的规模看上去并不是很大,我到普威厂的时候,普威厂已上班了。我问了保安,保安说普威厂上班时管得很严,不让出来会客的,而且通往车间的楼梯是锁着的,这样可以防止工人在上班时开小差。保安对我笑笑说你就慢慢等吧,不是我不想帮你,实在是无能为力。保安是一个话很多的人,于是我就站在厂门口和保安聊起了天。保安说他认识我二姐,说是刚进厂的。保安说这间厂的工资很低,加班很厉害。老板是本地人,洗脚上田,没什么文化。保安问我在哪里上班,我说我在松岗,在写字楼里上班。保安就说,老乡,能不能把我介绍进厂。我说我们那间厂押三个月的工资。保安说那他就不去了,说普威厂只押一个月的工资。普威厂是一个小厂,属于那种生产,住宿,吃饭在一起的工厂。整个厂就是呈口字形的四幢楼,前面一幢是写字楼,后面一幢是食堂。左面是车间,右边是宿舍。这样的工厂现在在珠三角是属于有着严重安全隐患的企业,是严令整改的对象。但这样的厂还是很多,当时更多。我对保安说,上班时把进车间的楼梯锁住是谁的主意。保安说,是老板娘的主意。老板娘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农村妇女,发财了,但衣着说话还是从前的样子,每天趿了一双拖鞋在厂里转悠,她又没有能力管理工厂,于是就坐在杂工们一起剪线头。工人们都怕她,因为她特别小气,看见谁要是不小心浪费了一点东西,是一定要骂上半天的,她骂人很难听,衰女、八婆、捞妹什么词顺嘴就用什么词。
我说你这样说你们老板娘,不怕被她听见。保安说怕个鬼呀,老板娘听不懂普通话的。
我发现保安很能侃。我猜他最少读过高中。一问,果然。保安说他是高中毕业的,他伸出腿来说,腿坏了,要不怎么会做保安呢。我们又继续聊那厂里的老板娘。保安说,他的老公,也就是老板,一天到晚在外面找业务,听说在外面包了二奶和三奶了,但是老板娘不在乎。只要老板不和她离婚,她就没有意见。锁上车间门的主意就是她出的。而车间门的钥匙就在她的手上。她每天的任务就是按时锁上车间门,按时开门。我说那要是有人确实因为工作的问题要进出呢?保安说,那她要盘问半天确信无误才会开门的。我说这样做是很危险的。保安于是说起了当年震惊全国的葵涌大火。保安说那一年他刚出门打工,他就在葵涌。那次大火他是知道的。那真是惨不忍睹,一百多条人命啊!太惨了!要是当时车间门没有锁上,可能一个人都不会死。我们就聊着葵涌大火,聊着现在的维权。保安说,当年是连《劳动法》都没有啊。现在有了《劳动法》,可是执法力度不够,再加上我们这些打工的人维权意识也淡薄,大家都想,胳膊拎不过大腿,算了吧。我说,老板也变得狡猾了,他们有办法对付劳动局的检查。我于是把我们厂里岗前培训的事也对保安说了。两个人谈得投机。保安边和我聊天边注意着工厂的出口。又不时的抬头看时间。一下午就这样过去了。保安过去按响了电铃。厂子里就响起了一片叫声。人群涌到了楼梯前的铁门口。老板娘过去开了门,工人们就一涌而出。
保安说,我去帮你叫一叫你姐。保安说着就去了。但是保安去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回来,足足有十分钟吧。保安说没有找到我二姐,保安拿了饭盒去打饭,他说你先等等吧,我对和你姐住一间宿舍的人说了,叫她看见你姐,对你姐说一声。我只好继续在厂门外等着。这间厂里很古怪,下班了,居然没有人出厂,而且工厂的铁栅门是锁着的。我又等了有几分钟,保安打着饭回来了。保安见我还在等着,说,你姐还没来啊?我再去找找,过一会又要上班了。保安说着把饭放在了保安室,再一次进去,站在工厂的中央大声叫着我姐的名字,叫了足足有十来声,我听见有人回答,保安说你弟弟在厂门口找你。过了一会,我就看见我二姐像一片秋叶一样飘向了厂门口。我和二姐就隔着工厂的铁栅门说着话,二姐问我怎么找到这里的,我就从早上怎么起早坐车说到找到这里的经过。二姐又问我吃了饭没有,又问了我在厂里的情况。问完这些时,保安过来了。保安看了看钟,就摁响了上班的第一遍铃声。我说姐,你怎么转厂了,你昨天打电话也没有说清,你是不是和姐夫吵架了。我看见姐的眼里闪耀着泪花。我和二姐很久没有见面了,我真想和二姐多说一些话。
二姐从铁栅栏里面伸出手来,握着我的手。二姐摸着我的手说,弟,好好做。努力。上进。不要得罪人。我们兄妹几个,你是最聪明的,姐相信你会有出息的。我点点头。这时保安摁响了第二遍的上班铃。姐眼里的泪就滚了出来。姐松开了我的手说,姐要上班了,你回厂里去吧,一**上小心点。姐说着转身跑进了车间。我的泪水也控制不住地往下淌。和保安道了别,我回到厂里时,已是晚上十一点。这一趟去看望二姐,本是想弄清姐到底过得怎么样的,结果什么也没有弄清。不过总算见了姐一面。
是的,我想,我要听姐的话,为了自己,也为了这个家,我要上进,要努力,要做出个人样来。
朔雪
让记忆之水缓缓地流淌吧,流到了一九七六年的冬天。冬天到了,老北风一刮,天寒地冻,湖面上就结了厚厚地冰。我从未见过这么厚地冰。放鸭人要用锄头才能将冰打碎。放鸭的麻师傅说,鸭子的毛每天都要洗一洗的,不然就会没有油性。关于麻师傅到底是姓麻呢,还是因为他的脸上的那些麻子,我一直没有弄清楚。反正大人小孩都叫他麻师傅,他都乐呵呵地答应。麻师傅对人很和气,和大人小孩都能打成一片。他的老家不是我们那里的,听说他是云南人,他不会说我们那里的方言,说话一口云南腔。云南话和四川话原来是差不多的哎!
我们谁也没有想到,麻师傅原来是一个特务。他和桃花山的一个反革命组织有关联,那个组织就是赫赫有名的湖广司令部。多年以后,我的父亲还对我讲述过他和村里的民兵去围剿湖广司令部的事,父亲说湖广司令部的司令还是他发现的。谁也没有想到,麻师傅原来是湖广东司令部的残匪,他有一个收音机,每天晚上都躲在被窝里收听敌台。据说他的上司会通过电台的暗语向他下达指令。麻师傅那时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种古怪的纸,是上下两层,有点像复写纸,但是和复写纸又不一样。在那种纸上写字不用铅笔,也不用钢笔。只要把一根筷子削尖就可以写字,筷子划上去,就会出现字迹。写完了,只要把上面的那一页纸轻轻揭起来,纸上的字就不见了,这样一张纸可以反复的书写。后来,我们大队的小学生们,就用上了这种纸打草稿。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居然是麻师傅的一个万恶的阴谋。他是通过特务组织从外国弄得的这种纸。这种纸能吸走我们孩子们身上的血。在这种纸上写字写久了,我们就会血尽而死。原来他和气的外表下面,包藏着这样的险恶用心,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毒害我们这些祖国的花骨朵。可是他的阴谋还是很快被识破了。他在晚上收听敌台时被村里的民兵抓获。后来,麻师傅就被带到了公社。麻师傅回到烟村,已是多年以后的事。对于过去的特务行径他闭口不提。麻师傅一直没有结婚,回到烟村后,还是放鸭子维生。他数鸭子的本领是一流的,一群鸭子在水里游过,他只用数一遍就能数清,从来没有错过。他用这一手绝技和很多人打过赌,他打赌从来没有输过。
说麻师傅是一个特务,是有根据的,当时他不仅用那种古怪的纸害我们,还差点害死了我的堂弟红旗。我前面说过,那年冬天湖面上结了很厚的冰,大人是绝对禁止小孩子们去湖面上滑冰的。可是放鸭人麻师傅经常在湖面上滑,他自己滑,还勾引一群小孩子们去滑。我的堂兄满伢子就被他勾引了。满伢子说,毛头,我们去滑冰吧。我说我不去,我怕我爹打我。满伢子说,没用的东西,你不是说要杀死你爹的吗?还怕他打。我说我现在不杀我爹了,可是我也不想去滑冰。满伢子说,如果你陪我一起去滑冰,我就借一本小人书给你看。满伢子的家里有好几本小人书,可是他从来不肯借给我看。我答应了满伢子,于是我们偷偷地溜出了家门。我和五岁的堂弟红旗,还有十一岁的堂兄满伢子,我们三个走得鬼鬼祟祟。
走过窑场的时候,满伢子捡了两块青砖,让我也抱了一块,红旗抱了一块半截砖。我问满伢子,要我们捡这些砖干吗,滑冰还用得着砖吗?满伢子说,到了你就知道了。我们抱着砖到了湖边,手冻得像从雪窝里拔出的胡萝卜。满伢子小心地走到冰上,举起一块砖用力砸下去,砖滋地一声滑出十几米远。我也将手里的砖往冰上砸,砖也滑了出去。红旗也把半截砖砸在了冰上。满伢子说,看见没有,冰很厚,砸都砸不破。满伢子说着就跳到了冰上,你就像一个陀螺一样在冰上滴溜溜地旋转了起来。
我们都跳到了冰上。说实话,那才叫滑冰。现在城里的小孩子穿了带辘轳的鞋在水泥地上溜,那哪叫滑冰呀。开始是我们自己滑。可是红旗还是太小了,滑不起来,不停地拿冻得通红的手抹着鼻涕,坐在冰上哭了起来。满伢子说,你哭什么呢?来,我们帮你滑。于是红旗坐在冰上,我和满伢子一人拉住他的一只手,用力往前一送,“徐”地一下,红旗在冰上溜出了十几米远,在冰上直打转转。然后我又在满伢子的屁股后面一推。满伢子也滴溜溜溜地溜了出去。该我了。我往前跑两步,往冰上一扑,便像一条鱼一样地射了出去。我们是多么的快乐呀,我们就这样滑过来滑过去,滑过去滑过来,谁会想到有危险呀,谁会想到这么厚的冰会破呀,我们上去之前可是在冰上跳过呀,可是用砖头砸过的呀,偏偏五岁的红旗滑到了看鸭人让鸭子洗毛的地方,那地方也有冰,是打破后重结的,没有那么厚,结果可想而知了,红旗尖叫了一声,就没在了水中。我和堂兄满伢子吓成了苕,吓得没命地往岸上跑。我们只有跑呀,你还能要求我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像罗盛教一样跳进冰窟窿里救人不成。我们一边跑一边尖喊怪叫,来人呀救命呀爷爷呀红旗落到水里了呀......终于有人往这里在跑,终于有人跳进水里把红旗捞了上来。后来我才知道,跑过去救起红旗的居然是麻师傅。麻师傅为什么要害红旗,却又跑进冰冷的水里救起红旗呢?这个问题在我的心里一直是个谜。不过有一点,麻师傅在救起了红旗之后,就成了我们大队里的英雄,我们村里的人差点都被他蒙蔽了,如果不是后来他的特务行径被暴露,还不知他会做出什么坏事来哩。
当时,堂弟掉进水里之后,我知道闯了大祸了,回去还不得被打死呀。于是我果断地决定了先躲起来再说。我跑回家躲在床底下,但想想躲在床底下被发现了不是找死的?我换了好几个地方都觉得不安全,最后找到一个草垛子,便一头钻了进去。小村里这时已炸了窝,很多的人在往堂弟家里跑,接着我就听见了奶奶撕心裂肺地哭声,还有婶婶,就是红旗他妈的哭声。我听见伤心至极的奶奶在叫:毛头呢,毛头呢,毛头给我死出来,叫他给我的红旗抵命。奶奶一直不喜欢我,因为我不是她的亲孙子,奶奶很喜欢红旗,因为红旗是她的亲孙子。
我在草垛子里吓得瑟瑟发抖,我从草缝里看见疯狂的奶奶不知从那里弄了一把柴刀,在边哭边叫着。完了,红旗死球了。我在草中越抖越厉害。那几个堂兄开始到处找我,很快我就被火眼金睛英勇无比如狼似虎的几个堂兄押到了奶奶面前,像押一个万恶的特务。
堂兄满伢子一针见血地指出:是毛头带我们去滑冰的,是毛头将弟弟推到水里的。
你们有没有尝过被冤枉的滋味?我是六岁时就深深地体会了的。我像戏里面那样大喊冤枉啊!啊字还没有出口,我就吃了一记老巴掌。我不敢喊冤了,我可怜巴巴地用我那躲躲闪闪的斗鸡眼仓皇地瞟着我的奶奶,如同一只丧家之犬。正在这时,我的母亲勇敢地站了出来,护在我的身前。我的胆小的善良的瘦弱的母亲如同一只发怒的狮子挡在了吓得瑟瑟发抖的我的身前。
你们也太欺负人了,哪个敢动我的毛头一下我就同她拼命。
奶奶哭喊着,那你给我的红旗抵命。奶奶披头散发,神情恐怖。可怜的奶奶,失去了心爱的孙子,她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这笔账怎么能算到我的头上来呢,就算要算,那也要先找满伢子算账呀,他比我大。但是满伢子一口咬定是我将红旗推到冰窟窿里的,我长了八张嘴也说不清了。于是我的母亲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我奶奶和婶婶的攻击。女人就是这样,出了事不知道先想办法去解救,却在这里先算开了账,也许是有太多的男人在救红旗,她们就担当起了严惩凶手的责任。我母亲的头发被婶婶揪住了,奶奶的小脚就利索地踹在了我母亲的腰上。我突然发狂地叫道,弟弟是我弄死的那我给他抵命。我喊完飞快地朝湖边跑去,母亲跟着我追了上来。喊,毛头你不要做蠢事呀。但是我的主意已决,这个世界太肮脏,我早就想过死了,我想我死了就什么都好了,也不用再做那个噩梦了。就没有人对我指手画脚了,我跑到了湖面上,然后从红旗落水的地方跳了下去。
当然没有死。不仅没有死,而且又活了二十多年,现在还坐在这里写这篇小说。
我们家彻底地和婶婶家还有奶奶闹翻了。红旗并没有死,就在我跳进水里的时候,他吐出了好多的水,又活了过来。现在,我们,我是说我和红旗都已长大。我同红旗说起这件事时,他已没有了一点的印象。当时母亲决定不在烟村住了,她说在烟村太受人欺。好在父亲有一些门**,于是我们一家迁到了母亲的娘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