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父辈 第四章 我的四叔 收麦后
麦熟时，四叔回老家割了半月麦。
不知道那年他在老家是怎样辛苦的，但我觉得四叔在家的辛苦，总不如那些真正种地的人。记得往年麦天时，无论四叔能不能赶回去，我父亲和大伯，总会催着我们和大伯家的一群儿女，都先到四叔家里帮着四婶割。那时候，四叔家的孩子小，叫长科和建科的我的两个兄弟，是从几岁就开始夏进麦田、秋入禾地劳作的，割麦子、掰玉米、锄地浇水，小小年纪，无所不做，他们童年的辛苦非城里孩子能够想象的。今天，我这两个弟弟都已成家立业，为人父母，过早地明白世事并承担着许多人生的烦杂和琐碎，这自然与他们“一头沉”的家境和过早地下地劳作不无关系着。可也正因为他们从几岁就和大人一样，拿着锋利的镰刀踏入麦田，让炎热的酷阳在头顶火烧火烤，宛若是烈日在暴晒一个刚能站立走动的羊羔儿，这就让我经常怀疑四叔作为一个父亲到底尽没尽到责任什么的。有一年，四叔夏天没有回来割麦子，我去替四叔家里割着时，累到腰疼间，我便怀疑四叔是个惧怕劳作辛苦的人，有意在农忙时躲着不回来。那年麦季里，弟弟长科割麦、担麦，在麦场上打麦、晒麦，十几岁干的是三十几岁的农村汉子才能干的活。更小的建科弟，割麦时被麦芒刺得浑身奇痒，到处都是被他挠下的白印儿和一道一道的血印儿。终于熬到割完了麦子，把麦捆儿全部集中到打麦场上时，建科弟那天忽然不见了。从早上到晚上，他没有回家吃饭，也没有到哪儿玩耍，人却不知丢到哪儿了。我们四处寻找，大声唤叫，最后在半夜时分，把他从麦场上的麦棵堆里找将出来时，他揉着眼睛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刚睡你们咋就叫我呀？”
那一年，建科弟也才十一岁或者十二岁。
在北方，夏麦天是在外的“一头沉”的工人们每年必过的一道关。在我去跟着四叔做临时工的那年夏天里，四叔如期而至地回去割麦了。又如期而至地回来后，他狠狠睡了一觉，看我也从矿石山上下来后，就让我和他一块去洗澡。水泥厂里有许多折损人心的不好和破败，可有一点让人意满和知足，那就是洗澡不要钱。淋浴头里的水又热又足，扭开龙头，热水会如柔软的石头一样朝你身上砸。并且龙头多，还有大池子，洗澡时从来不用抢或等。很多时候里，你走进如车间样的淋浴大堂内，会发现那儿只有你。尤其是中间的大池子，热水蒸腾，除了个别老人，很少有人去池里泡澡洗。那一天，我就和四叔在那池里泡澡洗。因为泡澡解乏气，下池时我和四叔不约而同地都深深吸了一口气，又长长地吐出来，宛若我们在那一瞬间，都同时抓到了我们等候已久的幸福生活一样。那澡堂的水池有三间房子那么大，池宽最少五六米。隔着五六米的宽，我和四叔每人各一边，赤裸裸仰躺在水里，白雾淋淋的蒸汽如云样把我们分开来，我看不清四叔，四叔也看不清我，然后我们大声说了谁也听得清的话。
我说：“叔，今年家里麦好吗？”
“好——”四叔说，“麦子长得好，割麦时所有的人手上都磨了水泡儿。可麦天分红时，一个工才一毛二分钱。”
一毛二分钱，就是说，我从水泥厂的路边随便捡起两个破烂的牛皮纸的水泥袋，到门口的垃圾站转手卖一下，就等于农民累死累活干了一整天，尤其是三夏大忙那种整日整夜如牛如马的劳作和辛苦。盯着面前水淋淋的雾，也透过那雾看着模糊的四叔，我接了四叔的话茬说：“在家种地，其实就和牛马一样！”
四叔想了想：“可在家总有农闲的时候呀，你在外边却是没有闲的时候哩。”这样调转了话题解释着，四叔就给我谈到了到底是在外面做工好，还是在家种地好的问题上。很自然，一来二去间，四叔便总结出如果在外做工人，那要做干净、体面、轻松，又有些权力尊严的，这样你就可以找一个城里人结婚，把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城里人”。可你要到了水泥厂、煤窑这样又脏又累的地方做工人，那就高不成，低也不就了，想找城里的姑娘结婚，人家会嫌你工种差；想找同工种的女工结婚去，可那些女工又都盯着更有身价的工人或干部。这样，你就不得不重回农村组织家庭了，不得不成立一个“一头沉”的家。可等你真正成了“一头沉”，那就不如索性彻底地在家种地了。
四叔的这套人生经验，似乎看来简单而粗浅，但其中的甘味和酸苦，却是没有同样经历的人不能够真正体味和理解的。在他给我说着这些时，他已经泡完澡坐在对面池沿上，趁着热水泡软浸柔了硬茧、硬皮肤，正用一个带在身边的小剪刀，轮流剪着他左右手上的大血泡。血水从他手心沿着手指流下来，经了池沿上的热水稀释后，由黑红变为鲜红，再到淡红，流至池沿下，便彻底地顺着池壁的外侧流进了水沟里。我是说着话时，要去那边给四叔搓背的，到那边就坐在四叔身边了。看着他平静的脸和每剪破一个血水泡儿都要轻轻甩几下的手，并没有真正弄明白，四叔给我说这些“外头人”和乡下人哪个更为轻松和幸福的浅显与深味。但在多年后，我当兵了，提干了，到自己找对象横下一条心要找一个城里姑娘时，我似乎明白四叔那时给我说的话，在我的人生中起了什么作用和启示。我不知道我现在的生活是应该叫“生活”，还是应该叫“日子”，可我必须承认那时我对“生活”与“日子”的理解和追求，是与四叔的人生不无关系的，哪怕对“生活”和“日子”的理解牵强附会，完全错误，可它确实曾经作为人生的信条或说粗浅的世界观，在我的青春岁月中，敷衍支撑过我狭隘的奋斗和努力。
到后来，四叔退休后，没有让他的两个儿子中的哪个去接班，而是让他的女儿素苹去新乡接班了，这个事关孩子们人生大事的决定，严重地违背着农村“男重女轻”的伦理与观念，曾经让村人千千万万不理解，也让他的孩子们不知四叔到底为什么。可我想，四叔之所以决定这样做，正是他经历中的烦恼告诉他，人生要么彻底做农民，要么彻底设法做一个城里人，而倘若你半是农民、半是城里人时，你就既没有在农民眼中城里人的快乐与幸福，也没有城里人眼中农民的散淡和自由。而你所有的，却是城里、乡下同时共有的烦乱与不安。
说实在的，我至今都不能说准确无误地明白了四叔在他的一生中，他对家庭与人生、生活与日子、乡村与都市有何样的感受和理解。但我却隐隐清晰地感觉到，四叔希望我和他的孩子们，要么彻彻底底地做一个种地的庄稼人，朝朝暮暮，都和土地打交道，要么千方百计、完完全全地做一个城里人，暮暮朝朝，都尽量少地和土地、乡村打交道。正是有着这样的意愿和设构，待岁月终于到了一九七七年，我已经在水泥厂的矿石山上干得和老农种地一样，到了季节就下种，再到季节就收割，一天苦劳苦作，拼死拼活干上十六个小时，一口气能这样干上几十天，这让我认定了人生果真一定——就是一眼无底的枯井和黑洞时，有一天，四叔忽然到山上给我送了一份电报来。电报的内容是让我“接电速归”的话。及至怀着忐忑的心情，匆匆从山上下到城里去，和四叔一块到邮局，用一个多小时，接通了一个长途电话，询问家里到底出了什么事情时，方才明白一九七七年，已经不是一九七六年，更不是之前的一九七五、一九七四、一九七三年。那一年，中国的高考制度恢复了。每一个年龄偏大或年龄偏小的中国人，无论你是高中毕业、初中毕业，哪怕是小学毕业者，只要你愿意，都可以坐到考场去考你的大学与你的人生和命运。
那天下午的黄昏前，四叔匆匆给我买了火车票，并为我准备了衣物、行李和火车上要我吃的两个大苹果。粗浅算起来，我跟着四叔做临时工前后共两年，可忽然说走就走时，仿佛我是要告别生我、养我的父母般。火车是晚上半夜的，从吃过夜饭到要去火车站，其间还有一段时间，如还有半碗没舍得喝完、温热滚烫、滋补人心的汤。工厂里吃饭早，饭后连落日都还高高悬在西天上。我和四叔与我的叔伯哥哥书成那时都在屋子里沉默着。夕阳从窗户透进来，静默悄息地铺在屋里的桌上和地上。屋里的空气中，有一股潮味和洗衣粉的味，还有我们从食堂买回来没有吃完的饭菜味。那些日子中生活的气息，或说生活中日子的味道，混合绕缠，如了浑浊不洁的水，把我们叔侄三个浸泡在凡世陈杂里；宛如冬日晨时的阳光，温暖着田野上寒冷冰冻了整个季节的荒树和野草，直到太阳消失在那个城市西边的楼群间。从静默中传来的火车粗犷的汽笛声，窗棂上的玻璃和窗纸都一摇一晃时，我们知道我们该朝着那笛声走去了。我该去寻求另外一种生活，而四叔和我书成哥，该送我去奔着那种生活时，四叔起身提着行李说：“该走了，回去好好考。”
我朝四叔和书成哥苦笑一下子：“怕我考不上，我连高二都没读完呢。”
四叔说：“考不上你还来这儿跟着四叔当这临时工。考上了你就能一辈子不过老家的日子，也不过四叔这种日子了。”
然后，书成哥又从四叔手里接过我的行李，我们出门了。四叔走在最后，关上门后，他又用力锁了门上的黑铁锁，“砰——”的一响，像切了我的后路，赶着我朝某一方向努力走去着。
我们就朝着那个方向走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