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父辈 第四章 我的四叔 一头沉
四叔爱喝酒。他真正幸福的时候，似乎是在工作了一天或一周后，把食堂的菜用饭盒端回宿舍里，摆在桌子上，从柜里摸出半瓶白酒来，倒进刷牙缸里一底儿，吃一口菜，端起牙缸抿一口酒的那一刻。那一刻，四叔微闭着眼，把盛酒的白瓷牙缸沿儿靠在嘴唇上，半抬头，将牙缸小心地往上推到半倒状，然后细细地吸上一口气，就在吸气时，把酒也吸进嘴里去，然后放下酒牙缸，目视着哪儿，屏气一会儿，品味着酒，也品味着劳苦、烦恼和人生，直到不能继续屏气，必须要接着呼吸时，把那酒缓缓慢慢咽进肚里去，再长长地把吸进肚里的空气舒缓悠长地吐出来。这时候，四叔浑身放松了，似乎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了，生活中真正的幸福因为喝酒也才真真正正来到他身边。
酒是高度的，白色的，便宜的，这大约是四叔喝酒的宪法与原则。日常间，来陪四叔或四叔去陪人家喝酒的，都是他们车间一同进厂的几个老工人。日子久了后，我发现那几个老工人，都是和四叔有共同身份的——都是自己来自乡村，而妻儿老小都还在乡村守着田土耕种的那种俗称为“一头沉”的人。这种“一头沉”，使他们回到农村被人视为“工作在外”的人，到了那所谓的“外头”，城市或城郊，又被城里人或同厂的工人们称为“农村人”。似乎要被真正称为“工人”“干部”或者“城里人”，不说你祖孙几代都必须是在城里出生的，至少你必须是夫妻两个都是城里人，都是领着工资的。不然，一个在外有工作，一个在农村守着房舍和田地，这“一头沉”就不仅是身份、地位和处境，而且还是人生、命运和尊严。“一头沉”的人，在工厂和城里是被人鄙视的，因为你是要进城摆脱身份又没有彻底摆脱的人，要到城里去争夺一种幸福又没有彻底拿到幸福的人。因为这身份的不彻底，你就必然会为了多挣那么一毛、几毛钱，把工厂最脏最累的活儿，都敞开胸怀揽在自己的心胸里、搁在肩膀上，到头来又被人耻笑你为了那丁点儿蝇头小利，连做人的脸面和尊严都不要。到了农忙的季节里，别的工人按部就班，该上班了去，该下班了回，可是你又必须牵肠挂肚，念着妻子、儿女和在家的老父与老母，牵挂着麦子该割了、土地该犁了、种子该下了。真正的城里人，在宿舍的门后或家里的墙上吊一份挂历，是为了看哪一天是星期天和节假日，以期早些安排周末的活动和休息。可你是“一头沉”，就是不吊俗艳的挂历，而在桌上摆着庄重的台历，哪怕那台历上每一页都印着唐诗和宋词，可那台历对你的最大前景与用途，还是提醒你今天“芒种”了、明天“春分”了、后天“夏至”了。到了农忙你就必须要千方百计回到农村去。不回去，妻子、父母的电报和来信，会三番五次地被投递员大唤着你的名字送到你的门口。
“一头沉”的岁月既不是“日子”，也不是“生活”。既有日子中充足的疲惫和烦恼，又有生活中时闪时现的快乐和幸福。今天，说起“一头沉”，仿佛是在说一个早已过时乃至死去的风俗名称般，仿佛要研究某处方言中的一个单词或名词。可在那年月，“一头沉”是全国各个城市、工厂、机关的一个群体和阶层，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与命运。他们最大的人生特点是，上班了兢兢业业，唯恐工作不慎丢掉自己的饭碗或身份；农忙了必须回家，回家后备受尊敬却又不得不掏力流汗，恨不得休假一个月，把一年的农活全都压缩进一个月里劳作掉。还有一点不能不说的，就是“一头沉”们在厂里下班后，可以物以类聚地邀在一块喝些酒，品尝一下在乡村无法品尝的生活的幸福和快乐。
我四叔就是这样爱上了酒。
他们厂里“一头沉”的人，似乎都喝酒，宛若不喝一些酒，就冤枉了他们的人生一样。自己喝，也邀到一块喝。终于就在他们的喝酒中，让我发现了他们的一些生活真相了——他们是些兼顾了城市、乡村双重烦恼的单身汉。因为这烦恼，就有闲便聚着，有菜即喝着。抢得了喝酒的机会，就必然会如同在车间工作一样，准时到场，畅饮畅言，划拳行令，直到有个“一头沉”的工人喝醉或喝倒。
好在我四叔爱喝却不是有瘾的，很少有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的事。不过他爱喝，却也是果真和事实。在我到四叔身边打工的半年后，有一次，他们车间的一个工人的弟弟要结婚。因为这工人虽是“一头沉”，家里却是新乡郊区的，离水泥厂子并不远，也就很早便通知同事们那天都去参加婚礼，都到他的老家喝酒去。
四叔便早早做着准备了。为了随礼，一个月前就到市里去给人家买了一床羊绒毯。为了显着大方，半月前他把自己节约的厂里发的线手套，拆成线团到厂门口的一家商店换了有许多镂空图案的餐桌布。剩下的事，就是等到两周后的周日里，骑着自行车到几十里外参加婚礼喝酒了。
到了人家婚礼的那个星期天，一早儿，“一头沉”的同事们就相邀出门了，个个穿得整洁鲜华，精神焕发，把自己的或借来的自行车擦得锃光瓦亮，浩浩荡荡，仿佛是他们自己结婚一样。
然而到了大队人马出发时，我四叔没有随着队伍去，他说有点事儿让同事们先走一步。
到了上午十点时，四叔还没去。
到了十点半，四叔出来到门口看看天，这儿摸一摸，那儿站一站，仍然磨蹭在自己宿舍里。
我感到四叔有什么难事了。没有难事他不会直到那个时候还不走，因为婚礼必须是要在上午十二点以前结尾的，参加婚礼的人，必须要在十二点前赶到。何况四叔同他人一样，是爱喝酒、爱热闹，要从酒中讨要幸福、快乐的人。那一天，我连上了七个夜班后，正好周日的白天在家里。以为四叔迟迟不出门，是因着钱不够，我就把我一个月的工资拿去放在了四叔面前的桌子上。
四叔朝我苦笑一下子，又朝我摇了一下头。
我不解地望着四叔不说话。
四叔又朝我笑一笑，抬头看了一眼门口铁丝上挂的一件“的确良”白衬衫，轻声说：“昨夜儿洗了的，现在还没干。”
我也扭头朝外望过去，看见他的那件白衬衣和一套工作服，都风平浪静地吊在他用铁丝自制的衣架上。穿过那些衣服和树木，天空是阴郁的乌云和无风的寂静与沉默。从宿舍楼后传来的厂里的机器声，如滚山石一样沉闷而响亮。就在这一刻，我触摸到了四叔的幸福和窘迫，仿佛看到了他人生中一扇光鲜的大门后边的杂乱样，仿佛从一处关闭的花园的没落门庭走进去，放眼看到的，是铺天盖地的荒芜和衰败。迟疑一会儿，我回到另一栋我们有三个临时工同居的一间屋，拿来了三年前四叔送给我的那件“的确良”蓝格尖领花衬衫。那衬衫的衣领已经被我穿得有些毛烂了，可它洗得干净，叠得方正，素素洁洁，如同写满故事的书。
我把那蓝格衬衣又递给四叔时，四叔朝我笑了笑。那笑容黄瘦枯淡，如同深秋中飘在天空中的一片树叶。
那一天，沉郁中四叔就是穿着三年前脱下来给了我、三年后我又洗好叠好给了他的那件衬衣去参加人家婚礼的，去喝了那场他准备了许久的喜宴酒。骑着自行车消失在门前的水泥路上时，四叔就像一粒乡村的沙土，飘来落在了人家城郊的尘埃大道上。
那一天，四叔喝醉了。
醉酒的四叔半夜回来后，忽然哇哇哇地哭，哭着反复地说着一句话：“人活着咋这样辛苦哪！人活着咋这样辛苦哪！”反复地说，仿佛是为了把一个钉子一锤一锤地砸在我心里，直到我给四叔倒了几次水，让他喝完水，安静在床上睡着。到了第二天，我还睡着时，四叔却醒了。他来叫我起床和他一块到新乡市的百货大楼去，说要去给他、给我和我书成哥哥每人买一套新衣服，说豁上不过日子啦，只要看上，再贵也要买。虽然最后四叔是被我拦下没有去，但说豁上了，一定要给每个人买套新衣时，四叔脸上的笑，灿烂明快，充满信心，仿佛有一种真真切切的坚定幸福挂在他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