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父辈 第三章 大伯一家 后事
大伯偏瘫的消息是母亲在一次长途电话中告诉我的。
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天里，我回到老家时，一进村看到大伯独自坐在门口的树荫下，拐杖放在他身边，为了让他能方便地擦手、脸和因为半身不遂常流的口水啥的，家里的谁，像给孩子的胸前系上一条手绢一样，给大伯的布衫上缝了一条布手绢。我看见大伯孤独地坐在那儿的一瞬间，心里沉一下，泪水差点儿流出来。那一刻，我在心里感叹道：“人生啊——人生！”
然而大伯看见我，却一如往日地兴奋和激动，脸上挂着笑，飘着红亮亮的光，想动一下身子时，被我快走几步按住了。那时我把给大伯带的东西留给他，放在他身上，大伯却忽然问我说：“听说你想把工作调到北京那儿去？”
我朝大伯点点头。
而后大伯沉默一会儿，说调往北京如果是为了提拔做官那是应该的，如果不提拔、不做官，越调离家越远就没有必要了。大伯说我父亲不在了，只留我母亲在老家，我应该把工作调得离家近一些，应该把母亲照顾好才是大事情。之后大伯就催我赶快回家去，说我母亲在家等我回去呢。就是那一次探家时，我决计在我老家给大伯炒一碗鸡蛋炒饭端过去。可和我母亲计划这些时，母亲说大伯有病后，更爱吃大街上的烤红薯；说我哥嫂从县城回来常爱给大伯带一些从城里路边买的烤红薯，又金又红，香香甜甜，大伯说那个才好吃；说我那些叔伯兄弟和嫂子弟媳，对大伯都尽心孝顺，买吃买穿，很少让大伯受什么罪；说村里有几个得了脑血栓的人，大都很快下世了，就是抢救过来落下偏瘫后，也都没有我大伯的状况好。
大伯生活能自理，可以到处走动，和人聊家常。母亲反复说，大伯家的儿子、媳妇、女儿、女婿，个个孝顺实在，人真心真，只是大伯到了享福的年龄，有了享福的条件反而有病了。那次探家到期前，我又去看望大伯时，大伯跟我谈到了他的生和死。
大伯说：“连科，我怕活不了几年啦。”
我说：“怎么会。”
大伯说：“死倒不可怕，你爹下世多年了，他在那边等着我，我到那边也不寂寞。还有你弟弟铁成和妹妹连云，我常梦见他们呢。”
我说：“大伯，你别乱想。”
大伯笑了笑，把靠在他身边的拐杖从身子这边挪到那边去，像小孩子有了不该有的要求有些不好意思样，又像为有了那样的要求和打算，有些坦然、有些骄傲一样，说他已经跟我发成哥们说过了，和我的大姐、二姐也都说过了，说他一生好排场，再穷也要盖瓦房，孩子们娶媳妇，一定要客人吃够、吃好还要走时再拿些好吃的。说在村子里，凡是由他经手办的红白事，他都是能大勿小，能多余不节俭，就连谁家死人了，孝子的孝帽、孝衣短小了，他都看不上眼。说他希望到他死的那一天，由闺女、侄女和外甥女们负责的“纸扎”“社火”，一定要比别人死后的多。
说村里人死后一般的孝子都是几个、十几个，最多不过几十个，可到了他死后，因为家族大、辈分高，一定要组织好晚辈们，让孝子的队伍最好超过一百个。
说请的响器班，一定要乐技最好的，最少要请两个响器班，让他们这班吹累了，那班接着吹，都不累又人多时候对吹赛擂台。
大伯给我说了许多他对后事的安排和打算，并说关于棺材、寿衣、孝布、纸扎、社火等等人生之后需要的，他都给我的哥哥、弟弟和姐姐、妹妹布置安排了，而我要做的，就是不要到了他突然下世时，因为路远工作忙，赶不回来给他去送葬。
我笑了。
笑着对我大伯说：“真的到了那一天，就是我人在天边也要赶回来。”
而后大伯放心地点点头，宛若他把一件事情布置落实了，他可以坦然离去了。可在落实了这些后，大伯又忽然想到另外一桩事，他问我：“我死了你能回来，你媳妇小莉她能回来吗？”
我说：“她当然得回来。”
大伯不相信：“人家是‘外头人’（城里人），到时候她不回来你咋办？”
我笑笑：“她不回来奔丧就离婚。”
大伯也笑了。
他笑得自足、自然，仿佛他把自己身后的一切——事无巨细全都落实妥当后，剩下的事，就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阳光下，或者过道里，等着死亡，等着生命最后一刻按部就班地走来或突然到来。仿佛，生命与死亡在大伯的眼前，是能看见的时间和物质，如同行动着的物体与走动的脚步一样，正从哪个方向朝大伯不慌不忙地靠来着，一步一步地接近着，如他坐在树荫下时抬起头，看到一片发黄的树叶从树梢摇摇身子落下了，没有风，没有雨，只有一种平静和温暖，只有温煦的阳光包围着那片叶，让它在宁静和美的状态里，因为自身的形体与结构，从空中不急不缓，打着旋儿朝着地面落。而落地的那一处，是生命的终点，牵引着大伯的目光。大伯凝目在那一处地界里，看见了那片黄叶的下落和旋转，也正是他生命最后下落的气息和平静，是他人生中最为安详宁静的一刻。只要它落下，大伯的生命就结束了。而为了它的落下不那么匆忙和急促，大伯不仅不再害怕它的下落与死亡，而且还在那儿静静地等着那个落下与结束。仿佛大伯明白人生无休无止的疲惫与辛劳、奔波与周旋，其实都是最终为了这一刻——死亡和消失。
大伯对死的坦然让我震惊和尊敬。
大伯对生死关系的理解没有跟我细谈过，但我坚信大伯因为对死的认识也会对生有新的理解和领悟。大伯不识字。也许正因为不识字，不需要把生与死上升到知识分子理解的哲学高度里。因为不识字，也无须从因为在书本上读到了几句只言片语、令人悲伤的生死观，而对虚无论有着钻牛角尖般的痛苦和惊慌，从而因为无可遏止的年老、疾病和死亡的到来，终日把自己安置在无奈和惊慌、心悸和悲伤的沉默叹息中。也或许，正因为大伯不识字，因为大伯是农民，因为大伯和所有乡村的人一样，或多或少地有些迷信，相信着来世和去处，也才使他对生死有那样的坦然和轻淡。我在想，就是大伯不相信有来世，也一定相信人生是有着归宿和去处的。所以，大伯在面对死亡时，才能那么早就显出了坦然和镇定、平静和自足，对人生归结去处的道路和归途，有了那样世俗却又超凡的修补和安排。
对，大伯一定是相信着人生是自有其去处的。
因为相信有去处，才能显出去时的平静来。一个人，哪怕他相信的是迷信中的轮回观，那也是佛教中对生死的解说和注释，是宗教于生者对死亡的安置和抚摸，是对生命最为根本的呵护和尊爱。
我知道，大伯是不明白佛教、道教、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人。他不识字，这也正好让他一出生在那块土地上，就天然地因为对所谓“迷信”的理解，反而认识了宗教的生命观和死亡观，相信了来世与今生、死亡与去处，成了面对死亡反而最为淡漠、平静的人。在面对死亡时，有两种人最为坦然和平静：一是真正的大知识分子们，因为他们能把生死的关系理出头绪、显出见解，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去。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后，死亡就没有那么可怕了。因为他的死是哲学的诞生和证明，也是生的延续和延展。二是如我大伯这样一些不识字的人。这些农民，相信人生的归宿和去处，可以比较简单地认识到死亡即便不是一种新的开始，也是从一种环境到另一种环境的转移与转换。而面对死亡最为痛苦的人，正是我们这些识字又读书，可又读书不多、思考不够的人，既不能把死亡升华到学理的境界里，又无法简单地去相信死亡是生命的转换与转移，无法相信人生是有着自己的去向与去处的。
终于地，面对死亡时，我们成了无数、无数虚无主义者中的一个或一员。而正因为自己认识了一些字，读了一些书，明白一些所谓的生命观和死亡论，所以我们痛苦、消沉和享乐，缺少了那种面对死亡时，如我大伯一样的平静和安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是从幼年直到中年后，我都是一个恐惧死亡的人。每每想到死，常会不寒而栗，暗自泪下，对什么事情都不再有兴趣。可在那次和大伯的谈话后，面对死亡我有些坦然了。我不相信人在死后灵魂的存在和去处，但大伯让我感觉到，生前能处理一些死后的事，那正好可以缓减生前对死的恐惧和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