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大伯再也没有到过开封去。
再也没吃过我给他做的那种蛋炒饭。
再也没离开过我家的那个村落到别处去走动。
日子是一天一天增多的,岁月是一月一年累加起来的。增多着,累加着,我大伯家的那些孩子——我的那些叔伯弟兄和妹妹,也都一个个结婚了,成家了。他们就像一片苗圃的树苗样,长成一棵就移栽到别处去一棵,让他们自己在日子的风雨中,独当一面地经历那属于他们自己的欢乐、悲苦与命运。而作为我大伯的尘世与世事,就是让他们在这一方苗地里,生长旺茂后,帮着他们把他们的命运像移交一本神秘之书一样,把那神秘的羊皮书交到别处去,交到他们自己命运的手里边。
也就一个个地成家、分家了。
一个个地有了新的宅院和瓦屋。
到我们叔伯弟兄中排行老九的九成结婚后,我大伯已经做完了他一生念想并为之奋斗的人生大事了。我的发成哥,因为在大伯家的八个兄妹中排行最大,便理所当然地、更多地承担起了帮助父母和弟妹们的责任和义务。他也就毫无怨言地承担了这一切,不光自己先学习匠人之工技,而后还自学设计和组织,很早就在村里组成了一个建筑队,让我的那些叔伯兄弟都去做工匠、干小活,虽然辛苦和疲惫,却是让我们整个阎姓家族中日子苦难的人,都有了些挣钱的机会和可能,都在艰困的日子里,或多或少有了家用和补贴。而更为重要的,是让我大伯终于在该歇息人生的年龄里,不再像村里更为贫困的农民一样,到六七十岁的高龄时,还必须为油盐酱醋的零用犯头痛,为农忙的抢收和抢种,到田地间没日没夜地佝偻着腰去劳作和辛苦。
我大伯终于可以在农闲时和闲人一样在村头转着走动了。终于可以在冬天的晚上,围着火炉看上电视了。终于,过上了世间老人应该过的安闲日子了。大伯在一次我出差拐回家里时,笑着对我说,他过上了好日子,儿女们都孝顺,时常给他钱,不干活,吃也不愁穿也不愁了。说这话是在大雪天的寒冷里,大伯坐在开着并不看的电视下,把手伸在火炉旁,脚上穿着我给他买的那双羊毛军用靴,对我说那靴子暖得没法说,穿上它无论走到哪儿,整个冬天都不冷。还笑着对我说,吃穿不愁了,可他还是觉得那次我给炒的蛋炒饭,香得让他忘不下。
我希望大伯能出去旅游去,希望他到大城市里走走和看看。当然,我也笑着说,有机会让我妻子——他的侄媳妇好好给他做一顿蛋炒饭,说她特别会做饭,我做的蛋炒饭就是跟着她学的。
我和大伯约好明年一开春,他就再到开封去,我好好带他到那宋朝的古城转一转,由他的侄媳妇好好给他做上几顿饭。可是真的到了下年的开春时,大伯没有去。
夏天也没去。
以后都没去。
大伯偏瘫了。
因为脑血栓。虽然血栓有了控制,但从此大伯的行动便没有那么方便了。从此后,他就冬天每天都坐在门前的太阳下,夏天坐在路边那瓦屋的门楼过道里。社会大不一样了,农村人的岁月,也确实比着先前的暗黑有光有色了。先前我的父辈们,用毕生的精力,在为吃穿住房而奋斗,为给子女盖上三间土瓦屋,让子女娶妻嫁人时,有可以说得出口并能以这看得见、摸得着的条件为成家立业的人生资本。可现在,那些土房瓦屋忽然过时了,像还未及长成就已枯朽的树木一样,只能干枯地竖在田头、路边、山野上,告诉人们它们曾经有过的几天、几年的辉煌与生命,宛若没落的贵族子弟站在现代的都市,回忆他们古旧的生活般。从二十年前开始,我们村的人再盖房屋时,都开始追求砖混到顶的“青堂瓦舍”了,后来再盖就是楼房了。而现在,盖房的不叫盖房了,而叫“建房”或者叫“建筑”,并在这“建筑”中不懈地追求着城里人的厅式和样貌。虽然每一脚时代的步伐从乡村抬起时,城里都早已落下左脚,抬起右脚,向前走了几步、几十步,可这种被当作文明的追求与热情,却年年如火一样在烧着乡村人的心。所以说,当我们村头、村街上坐落下一片落伍却被乡村看成时新的建筑时,我大伯用他的血汗最早盖的那三间土瓦房,卧伏在村头的路边上,对于时代,如同堆在岁月中被岁月的荒草掩盖了的一段记忆般,而对于我大伯,则是他人生段落中的一柱石碑或人生纪念碑。
是他命运最为疲惫和辛劳的路标与见证。
那三间瓦房已经没人居住了,但大伯不是天冷了坐在那房前晒太阳,就是天热了坐在过道纳凉,仿佛大伯一生的劳作与盖房,就是为了让他在年老后,由那房子陪他度过晚年一样,如陪他度过晚年的轮椅、拐杖和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