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本学生 正文 四 “导师制”

    财经传媒系2006年成立后，第一届学生062111班、062112班，于2010年毕业了。依据学校惯例，大一新生将在肇庆校区待一年，这样，2010年下半年，为了给2010级新生上专业课，我来到了肇庆校区。

    肇庆校区位于著名的风景区七星岩对面，是一座古色古香、小巧玲珑的校园。所有的房子依山而建，静静地矗立在七星湖岸边，绿瓦红墙，典雅秀丽。我到现在还记得刘婉丽向我描述，她第一次见到湖水的惊叹，“真的是太美了，像到了天堂一样”。

    因为课多，我当天回不了广州，要在校区招待所度过一晚。没有想到，小小的校区，因为我的一点点闲暇逗留，反而为师生之间的深入交流，提供了条件。晚饭过后，总有学生结束当天的课程后，跑到我宿舍一起聊天。这种师生之间的随意交流，让我仿佛重回了自己的大学时代。九十年代初期，大学里的老师一般都住在校内，除了课堂、办公室，课外去老师家，往往也构成学生学习的重要延伸，师生之间由此多了一份人情味。

    在肇庆校区的这学期，因为和学生的接近，我意外获得了一个了解学生的机会。我留意到不少北方学生，因为初次离家，加上语言、文化的差异，在数千里之外的南方，有一个很长的调试期，他们更喜欢找人倾诉。随着和学生交往的增多，尤其是对学习探讨的深入，我突然发现，以往我对学生不爱学习的成见，竟然得到了很大纠偏。学生对我的信任，也激发了我的一个想法：既然系部没有硕士点和博士点，我可否通过双向沟通，挑选几个学生，在大学期间，跟踪和辅导一下他们的学习，看看是否有别的效果？

    没想到，这个念头竟然无意中为我打开了一条和学生沟通的渠道，从2010年开始，刘婉丽、徐则良、曾庆迎、贾晓敏、林家俊、李嘉敏、曹纯纯、朱琳、邝富青、朱锐明、李沐光、黎才腾、程鉴光、杜子然、黄璐、胡小芬、刘早亮、谢慧霞、张彩莹、黄璐、李萌、许玉晓、程雪芳、谢晓珊、李金蔓等五十多名学生，名义上成了我“导师制”辅导的学生，在一种松散管理的默契中，超越于学校的任何考核、规范、绩效目标之外，一种“心甘情愿学”和“心甘情愿教”、类似“师徒制”的学习模式，成为我班主任工作以外，和学生交流的重要方式。

    “导师制”的具体内容，从一开始，就落脚于学生的课后阅读和写作，原则上，我会要求学生，在“导师制”辅导期间完成十万字的写作量。事实证明，大约有一半的学生能完成，当然，更灵活的形式，是就阅读情况展开读书会。从实践情况看，2010年下学期，因为“导师制”的念头只是在我脑海萌生，加上给他们上课的便捷，我没有公开招募学生，而是鼓励学生多写，暗中观察，发现苗子。在我的鼓动下，刘婉丽、徐则良、曾庆迎兴致颇高，经常在课后将自由练习的作品交给我，我阅读批改后，则会在下一次上课之前，返回给他们。尽管“导师制”处于一种萌芽的粗粝状态，但师生之间的深度交流，确实由此达成。

    到2011年，我坚定了“导师制”的想法，并建议在系部小范围内推行，这样，通过双向选择，我便有了第一批学生。我和学生之间，也逐渐有了固定的讨论时间，讨论的地点则见缝插针，学校的面包房、食堂、走廊、办公室，往往会成为我们读书会的场所。碰上学生有空，利用周末或假期，我会带他们去中山大学、中大图书馆、中山图书馆、鲁迅纪念馆等地方参观。他们也会根据自己不同的特点，写不同内容的作品，诸如贾晓敏喜欢写散文，而朱琳和林家俊则喜欢写文学评论。

    经过多年的实践，从实行效果看，不能说“导师制”在他们本已稠密的课表中，增加了多少知识，但却让师生之间找回了一种隐隐约约的大学气场，在没有任何功利考核的自觉交流中，一群从应试教育走来的孩子，终于发现了学习的乐趣和尊严，发现学习的目的并不在于是否能兑换为学分或者证件。对我而言，和他们的相处，也让我在永无止境的表格和考核指标中，通过一张张生动、单纯、充满活力的脸庞，找到了一种真实的职业依托。

    如果说班主任工作，给了我一个广角镜头，让我得以从整体层面，对学生群体有更多直观的认识，得以在时代的变迁中，感受到不同群体面临的选择、命运；那么，“导师制”则给了我一个特写镜头，在和学生的交流中，他们的坦诚、信任，让我得以拥有机会，对眼前的青年群体有了更多真实、丰富的感知。通过他们，我不但知道了这群孩子的内心风暴，也知道了班上更多同学的故事。

    下面，我将按照时间顺序，让我“导师制”的学生刘婉丽（2010级）、徐则良（2010级）、李沐光（2012级）、杜子然（2013级）、颜芳坤（2014级）依次出场，让他们的生命故事得到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