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本学生 正文 夹缝中的光芒
在大众化教育时代，尽管文凭贬值的呼声几乎成为共识，读书改变命运也日渐被人怀疑，但我的直觉是，尽管跨越了二十三年的光景，062111班学生的命运，和我1995年大学毕业的班级——岳阳大学9202班同学的整体命运，并没有太大的差距。我以前总认为，随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大学的扩招，年轻人的机会越来越少，但进入具体的分析和审视，可以发现，至少在我当班主任的062111班，这一结论并不成立。
我之所以拿我大学毕业的班级，和062111班相比，是基于以下几点：从大学层次看，两所大学在中国当下高校的分类中，都属于二本高校（两所学校都经历了校名更替的过程，岳阳大学现改名为湖南理工学院；广东F学院的前身是中国人民银行所属的地方院校）；从专业看，都是最为常见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从招生特点看，两所大学都隶属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所招学生几乎都来自当地；从招生难度看，1992年，全国共有303万人参加高考，录取75万人，录取率25%，加上当年还有大量的中专院校，由此可以推断，能够考上岳阳大学的学生，至少排在当年高考人数的前20%。200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950万人，录取540万人，录取率56.8%，但因为全国还有大量的三本、独立院校和职业技术学院，加上广东F学院地处沿海发达省份，而且专业偏重热门的财经大类，整体录取的分数在全国同等院校中偏高，可以大致推断，能够考入广东F学院的生源，至少也排在当年高考生源的前20%。换言之，我的学生2006年考入广东F学院的难度系数，和我1992年考入岳阳大学的难度系数大致相当，两所普普通通的学校，接纳的都是当地一些普普通通的孩子。
但两者也有不同之处，从地域分布而言，我所毕业的学校地处湖南岳阳，是一个中等发展省份的内陆城市，班上的同学全部来自岳阳地区，而我任教的学校地处广州，占有沿海发达地区一线城市的区位优势，班上的学生，全部来自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省；从学历层次而言，我所念的岳阳大学，当时还是专科层次，直到1998年左右，才和别的学校合并，升为本科院校；而我的学生进入广东F学院后，学校在2005年就已升为本科层次，他们的学制是大学四年完整的本科。剔除生源的相似状况，由此恰好可以窥视学历的含金量如何发生变化。
毕业二十三年后，我的大学同学都在干什么呢？以2005年参加毕业十周年聚会的三十六人为例，其中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就职的有二十九人，占到八成，在国营企业的有六人，在外资企业的有一人。有意思的是，除了四位同学在工作中发生变故，存在二次就业，80%的同学一直在同一单位或同一系统工作。这种状况，充分显示了高校在没有市场化以前的就业特点：在国家包分配的前提下，个人和国家及单位的粘连非常紧密，尽管人才流动性相对较差，但人才的稳定性极强，个体对单位的情感认同深厚，对单位的忠诚度非常高。从同学的生存状态看，他们通过高等教育获得干部身份后，在单位早已成为骨干，有不少同学甚至已是单位的主要领导，个人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在当地都属于上等水平，生活稳定、安逸。从就业地点看，班上的同学除了一名在北京定居，两名在广东定居外，其他同学都在湖南落户，在当地就业的比例超过九成，充分显示了地方院校的就业分布特点。整体而言，对班上70%来自农村的大学同学而言，通过高考，确实改变了一个群体的生存、命运，他们大多不仅获得了稳定的职业，享受了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分配的住房（或者购买了房价低廉时候的住房），得以在城市轻松扎根，更成为各自家庭的支柱，充分享受了大学文凭带来的极高性价比。
1995年到2010年，中间横亘了十五年时空，我第一次当班主任的062111班面临毕业。2018年7月，在学生毕业八年后，我统计了一下，班上五十二名同学，全部在广东就业，其中定居广州的有十七名，定居深圳的有四名，分布在珠三角一带有八名，其余的则大多回了生源地，遍布广东各个地区，其中潮汕地区有四名，湛江三名，肇庆两名。有意思的是，毕业时，班上没有一人选择考研，八年过去，除了石磊选择了读在职研究生，依然没有一人全脱产考研深造。由此可以推断，整体而言，他们对自己的就业状况较为满意，并不需要通过文凭的提升去改变生存状况。
如果说，岳阳大学9202班的同学，得益于时代所提供的机遇，在文凭并未贬值、高校依然坚守精英教育的时代，哪怕出生在乡村，也能通过高考得以改变命运，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以此为对照，我发现062111班的学生，尽管面临大众化教育的整体背景，但因为地处广东，整体上，通过高考，他们依然能获得在社会立足的根基。如果将我的七零后同学，叙述为幸运的一代，那么，我的八零后的学生，同样享受到了时代夹缝中的光芒。
毫无疑问，从062111班的家庭背景分析，他们的出生和成长，既带上了国家近几十年来转型期的特点，也带上了广东的地区特点。概而言之，班上来自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的学生不多，仅有六人，其他大多来自韶关、化州、新兴、连州、肇庆、雷州、河源、阳江、四会、兴宁等非珠三角地区。不可否认，班上不少孩子，在广东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切身感受到了乡村城镇化进程带来的冲击。一方面，他们享受到了城镇化带来的好处、便利，诸如更好的教育资源，以及因为交通便利所致的流动可能；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得不承受由此带来的代价，诸如日渐加大的教育投入、父母外出打工所带来的分离以及贫富差距带来的内心冲击。
钟梦兰出生于广东省吴川市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兄弟姐妹五人，这种多子女的状况，在广东的乡村极为常见。父亲高中文化程度，从事建筑行业，母亲是全职家庭主妇，负责照看一家老小的日常起居，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依靠父亲。尽管家庭开支极大，养育五个孩子的成本不低，但得益于中国高速的城市化进程，父亲所在的建筑行业，获得了最为充分的发展，他一人的收入，足够维持一个大家庭的开支。梦兰回忆，尽管出生在农村，但父母并没有让孩子们在贫穷中长大，家里的经济条件，在当地属于中等偏上水平。
梦兰的小学时光，在村里度过，小学毕业后，她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到了镇上的中学。母亲为了照顾孩子们的学业，租房住在镇上，陪伴梦兰度过了中学六年的时光。在母亲陪读的过程中，父亲决定拿出多年的积蓄，在市里购地建房，并在梦兰高二那年，将此变为现实。一年后，梦兰考上大学，他们全家也彻底告别乡村，开始了在小城市的生活。
梦兰一家的经历，对观照纯粹的农村家庭如何迈进城市化门槛，具有极为典型的样板意义。十几年前，对家庭条件尚可的农村家庭而言，坚定地走向城市，是他们常见的共同选择。中国乡村城镇化的进程，更多时候，不是在刻意为之的行政意志下生硬地完成，而是渗透进千家万户的细部，伴随家庭的需求和孩子们成长的路径，在不知不觉中自动完成。从前面国伟的叙述可知，他们一家的生存转折，同样得益于父亲及时、主动地融入了城市化进程。国伟不止一次提到，他人生最重要的转折，来自父亲1995年在四会市买房的决策，这和梦兰一家的状况，如出一辙。
潘海燕的情况与王国伟、钟梦兰不同，代表了农村家庭在城镇化转型期的另一种遭遇。海燕刚进初中时，父母为了增加收入，决定远走他乡，外出打工。母亲去了佛山，在一家茶餐厅当服务员，父亲则去广州开车。他们一家，代表了普通农民家庭一种更为普遍的抉择：为改善经济状况，进城打工。这种选择的结果，虽增加家庭收入，伴随而来的常见后果，要么是夫妻分居，要么是孩子成为留守儿童。海燕记得上初一时，不论接到妈妈的第一封信，还是接到妈妈的第一个电话，都因为思念而泣不成声。尽管留守经历极为难熬，但她对此没有任何抱怨，依旧理解父母的选择，“对于妈妈外出打工，我当时也没太多想法，因为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妈妈要外出挣钱交学费”。进到大学后，她才意识到父母的付出对她命运的深远影响，她发自内心地感激父母的选择，“他们这种希望教育能改变生活、命运的想法，给我们打开了前进的道路，并让我拥有感知外面更美好世界的机会”。父母务工的收入，保证了三姊妹的教育费用。她没有延续母亲的命运，也没有重蹈村里贫困家庭长女的遭遇。海燕知道，如果父母不外出挣钱，和村里别的女孩一样，照顾弟弟妹妹、早早辍学、嫁人生子，将是她能想到的轮回。海燕的成长，将在后面有更多的叙述。
显然，在梦兰、国伟和海燕成长的过程中，中国加速的城镇化进程，同样传递到了他们身上。对起点相似的三个家庭而言，尽管父母在不同节点的选择，对孩子们此后的命运和人生产生了不同影响，但不能否认，正是父母主动融入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孩子们才得以拥有机会获得教育资源，并迈进大学的校门。对梦兰和国伟而言，父母外出谋生对整个家族意义非凡，不但获取了在城里购房的原始资本，为孩子们此后在城里立足打下了较好的经济基础，更让他们避开了乡村教育衰败最快的阶段，得以进入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对海燕而言，父母外出谋生保证了她的教育费用，为她通过高考走出乡村顺利进入金融行业提供了可能，意义同样重大。
我留意到，和我大学就读的9202班比较起来，062111班不少学生的家庭，都曾开过工厂或小作坊，和内地的乡村家庭仅仅依赖农业构成了鲜明对比。这种状况，显然得益于广东发达的经济条件和成熟的市场意识，除了前面提到的王国伟家曾开过古法造纸厂，来自潮汕地区的学生，家庭开办工厂的情况则更为普遍。在潮汕，各个不同的乡镇，都有不同的经营特色：诸如枫溪镇，算得上潮州工艺瓷的发源地；古巷镇则主要经营厨卫洁具；彩塘镇经营不锈钢；庵埠镇则经营果脯和肉脯等食品加工。与此对应，他们的就业意愿和我大学时代的同学也有明显不同。我的同学更热衷进机关、事业及国有企业等稳定的单位，而我062111班的学生，对稳定工作并无强烈的愿望，不少人大学毕业后根本不找工作，而是直接回家继续和父母、家族亲人经营自己的作坊、工厂。女孩子嫁人后，也会直接进入丈夫家的厂子，帮助一起打点。
陈倩是一个样貌秀气的女孩，说话快言快语。她出生于潮州古巷镇，两个姐姐，一个弟弟。爸爸一直在枫溪做工艺瓷，家里也开了一家陶瓷厂。她大学毕业那年，爸爸因为年事已高，将家里的工厂出租给了别人，自己则待在家里画画，同时指导弟弟作画。陈倩毕业后，和班上很多同学一样，最开始在珠三角一带活动。她曾在佛山工作过一年，因为找不到归宿感，2011年回了潮州。陈倩曾经尝试在潮州找一份工作，摆在她面前的现实是，尽管潮州工厂遍地，但大的公司极少，稍微好一点的公司，诸如创佳电视，如果要进去，必须通过关系才能达成。她的人脉，没有办法帮她进入大的公司，若依靠中文的专业背景，找一份普通的文员工作并不难，但文员的工资极其低廉，月薪只有两千元左右，她最终放弃并决定寻找别的出路。
和同样出生古巷镇的丈夫结识后，她决定此后不再外出，安心在潮州定居。丈夫没有念大学，但勤奋好学，极为聪敏，丈夫家和自己家一样，也经营了一家陶瓷厂。1997年，公公婆婆看准了即将到来的市场，辞掉了国营企业的稳定工作，开办了这家厂子，订单根本接不过来的火爆的行情，一直延续到2008年之前。陈倩结婚后，彻底放弃了去外面谋生的念头，她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很快成为丈夫家族企业的一员，并全面参与和管理工厂的整体事务。从设计、跟单、货款跟踪、产品维护、一直到与客户的频繁联系，每一个环节，她都了然于胸。和十几年前的市场比较起来，陈倩明显感到，近几年，工厂受汇率、环保、人工成本等外部影响非常明显。除了外部因素，面对变化的形势，这家经营了二十多年的家族企业的现实难题在于：对于产品，消费者个性化要求越来越高，工厂不能延续以前的批量生产模式。这些新的挑战，他们还没有找到化解的有效办法。
陈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对潮汕甚至广东的学生而言，极为常见。家里有厂子的，父辈经营得好，子女完成学业后，会接过来成为继任者；家里没有工厂的，相比进一家固定单位，他们更倾向从事商业活动。出生在汕头的大顺，就曾经和我谈起他爸爸的态度，“宁愿开厂，也不愿给别人打工”。国伟也曾和我聊过，父亲在四会买房以后，母亲曾劝他放弃纸厂的生意，到市区谋一份工作，但父亲的看法是，“打工没有自由，还不如自己做个小老板”。对于内地出生的我而言，这种职业观念的差异，让我颇为惊讶。
从职业分布和毕业去向看，相比我大学班级就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占绝对优势的状况，062111班的职业分布则要丰富得多。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职业流动也极为频繁。从前面的叙述可知，我的大学同学，毕业后待在同一单位或同一系统的人数，占到了八成；而062111班，根据我到目前了解的情况，除了刘素婷一直待在初次就业的温泉公司、黄春燕一直待在潮州电视台，再也没有更多人守着大学毕业后签约的第一份工作。王国伟在考入四会监狱当文员前，曾在银行工作，像他这种仅仅折腾了两次工作经历的学生都不多；黄施敏毕业后去了英德联社，又去了省行，最后考进了广东农信粤北审计中心，到目前为止，换了三次工作；石磊在进入梅州国税局以前，曾创下四年换六次工作的记录；吴志勇干过的工作门类更多，从卖衣服的网店到社工机构，从公安局到纹绣培训师，再到目前和哥哥开办的饮食店，在他所从事的职业门类中，压根就没有稳定一说。从毕业八年后的统计情况看，062111班学生的毕业去向大致有如下几种：
其一，传统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黄春燕毕业后，考进了潮州市广播电视台，成了潮州电视台知名的节目主持人，是班上耀眼的明星，也是知名度最高的学生。张健父母是机关公务员，他听从父母建议，很早就下决心考公务员，大学毕业后，顺利考进博罗县政府机关部门，现在下面一家镇政府工作。因为是独生子，他一直和父母同住，工作落实后，很快结婚、生子，现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更多的学生，像王国伟和石磊一样，经过不同工作的尝试后，最后还是决定回到考公务员的路上，并获得了成功，马丽颖就是如此。班上共有十二人做出如此选择。
丽颖出生于广州市从化区，来自一个普通的警察家庭，有一个弟弟。父亲1966年出生，大专学历，在公安系统工作了将近三十年，干过交警、刑警、治安警察，是一个性格沉默，喜怒不形于色的男人。母亲比父亲大一岁，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为了照顾孩子，她当起了家庭主妇，“每天除了买菜，几乎不出门，对着四堵墙，犹如井底之蛙”。直到2003年丽颖初中毕业，母亲突然意识到，“不工作就没有发言权，不工作就无法独立”，于是拜托熟人，在公安局找了一份后勤服务的工作。丽颖高中时候，曾写过一篇作文《三十岁的我》，她梦想的生活是，“30岁的我，微胖，育有自己的乖女儿，同时继续在职场打滚，生活虽然平淡，然而却无比幸福”。可以说，除了生育的是男孩，她现在的生活，几乎完全实现了高中时代的愿望。她是我所知的第一个实现了梦想的学生。
因为家庭环境的影响，丽颖性格极为独立，所有的事情，从高考的志愿、专业、人生规划，都自己做主，独立带来的副产品，是孤独感的滋生。有一段时间，她几乎掉进了抑郁的阴霾，直到遇见现在当医生的丈夫，才结束了整个青春期游离困惑的情感状态。她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经过层层选拔后，进入某地方电视台当一名播音主持，主持的方向包括新闻时政、热点问题、家庭教育、儿童节目等。这一份工作貌似光鲜，但在市场化运营过程中，对刚毕业的年轻人，为了减少成本，单位不承诺给予编制，只是劳务派遣形式。尽管干的活并不比正式编制的职工少半点，但丽颖明显感到，领导并不尊重他们，加上地方小媒体行政化管理手段与市场实际需求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在一次忍无可忍的冲突后，她毅然辞去了电台的工作，参加了广州某区规划局的招聘，并顺利通过考试，来到了新单位。
来到新单位后，她最大的困扰是工作中的喝酒应酬，而最大的改变，则是从纯粹的行政人员，变成了半个懂规划的技术人员。回首自己历经媒体到机关的职业生涯，在见识了媒体的混乱和行政部门的官僚作风后，她感叹，“作为专门被坑的八零后，如何混战在这个复杂的社会，如何通过我们这一代人去改变大环境，我觉得还没能给出一个答案，我希望能在彷徨与摸爬滚打中找到答案”。丽颖的经历，在班上的女生中，颇有代表性。很多女生，诸如黄施敏、陈燕腾、蔡慧娴、郑友鑫，无不是毕业经过折腾后，通过考公务员，得以进入机关、事业单位。尽管工作中也有新的挑战，但相比此前的动荡，从考公务员中突围，还是让她们获得了一份安稳的生活。
其二，常见的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从整体而言，这是广东F学院学生就业的主要渠道。从历史沿革来看，广东F学院的前身是广东银行学校，隶属中国人民银行，在没有划归省管之前，是一家金融特色非常明显的院校。2000年划归地方管理后，学院先后经历了专科办学层次和升格为广东F学院后的本科阶段。据说珠三角一带的银行行长，60%都毕业于此，这为它大量的金融就业人才需求，提供了校友资源。尽管中文专业不属学校主流的财经类专业，在学校的地位相对边缘，但得益于金融行业提供的就业惯性，062111班的学生，还是有不少人进入了金融、保险行业。班长曾刚毕业后，一直坚持在这一领域，王国伟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在银行，喜欢舞蹈的梁景军，最终回到了家乡遂溪，就职当地农信社，过上了一份安稳的生活。
前面提到的潘海燕，显然也受益于学校这一大的就业环境。海燕1986年出生于广东省连州市大路边镇一个村庄，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爸爸仅仅念到了初一，初中没有毕业；妈妈因为外婆去世早，虽考上了高中，但不得不辍学回家，帮外公一起养家糊口。父母结婚后，爸爸买了一辆拖拉机，外出连州市区运输建筑材料挣钱养家；妈妈留在家，和爷爷一起下地务农，主要种植水果、庄稼；奶奶则待在家里做饭，负责照看孙子。在海燕看来，他们家的生活，依循的路径，正是村里绝大部分家庭的生活模式。
随着孩子们的长大，家里负担陡然增重，“三个孩子读书的学费、伙食费，爷爷奶奶的生活费、医药费，大大小小，都落在了父母身上”。光靠待在家里刨生活，已无法满足基本开支，父母经过慎重思考，决定外出谋生。海燕上初中时，妈妈跟随一个远房亲戚到佛山打工，在周记茶餐厅当服务员；爸爸随后也转移了阵地，来到广州开车；弟弟妹妹留在爷爷奶奶身边；海燕则被寄养在姑姑家，没有念寄宿。姑姑待她极好，海燕始终认为自己不算留守儿童，毕竟父母外出时她已上初中。但弟弟、妹妹年龄尚小，父母离开，就直接沦为不折不扣的留守儿童，并对此后的性格养成，有直接的影响。
父亲来到广州开车后，收入比之以前有了一点增长，每月三五千元不等。但因为从事运货，根据行业规矩，往往要先垫付货款，一旦有什么闪失，就面临追讨货款的风险。妈妈的收入较为稳定，每月工资有两千五百元，另外还会加些补贴。为了省钱，她和弟弟、弟媳合租了一间老旧的大房子，每晚在餐厅洗漱完毕后，只是回来睡睡觉。算起来，妈妈的开销，已压缩到最低限度，除了每月一百元的房租，她将各种花费控制在五百元以内，剩下的钱，和爸爸的收入共同维持一家人的开支。
海燕上大学后，妈妈从佛山来到广州，在广州找了一家茶餐厅，一家人得以团聚。每到周末，对海燕而言，最开心的事情是，从广州东北角的龙洞坐地铁，穿越半个城市经天河、越秀直达荔湾，来到父母的出租房，“帮着煮中午饭给爸爸吃，帮忙洗洗衣服”。大学时光，对别的孩子而言，意味着爱情、玩耍和交际，对海燕而言，则是“一个农村孩子，开阔眼界、补缺父母陪伴的改变期”。比起外面的灯红酒绿，她更愿意待在简陋的出租屋，听父母的笑声，参与一家人的讨论，并通过劳动，帮父母减轻一点生活压力。
海燕的工作充满了戏剧性。毕业时，她参加了清远农信社的公开应聘，但第一轮落选。她随后通过了广州移动萝岗分公司的招聘笔试、面试，成为营业厅营销代表实习生，并以劳务派遣的形式，成为公司的一员。“劳务派遣”是当下大学就业的主要形式，也算得上高等教育市场化在就业层面的直接体现。虽然这种形式弹性大，有时有较高的业绩，但晋升的平台并不明朗。更重要的是，海燕发现，在移动公司，除了完成工作任务，“学会应酬、说漂亮话，学会左右逢源、处事圆滑”的潜规则，对职场生存同样重要，这对拙朴的乡村孩子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在萝岗移动公司实习四十五天后，她接到了失而复得的清远农信社录用电话，心情激动而复杂，曾经缥缈的期待，竟然不可思议地真实降临，她的身份由此获得了根本改变，从一名劳务派遣的漂泊女孩，变成了一名金融系统的正式员工。经过几年的历练，她已成为清远农商银行一家支行的运营主管，她的工作，不需要太多的额外应酬，而家庭给予她的朴实、勤劳、吃苦耐劳等品行，极大地支撑了她胜任当前的岗位。尽管银行业的发展趋势，已让她意识到了金融系统的挑战和危机，但这一份工作，不但让她迅速稳定下来，获得了个体的快速成长，也让她顺利地成家立业，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海燕对自己的现状极为满意，她认为自己出生在“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村家庭”，“父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无权无势”，但赶上较好的就业形势，通过念大学，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避免了落后山区长女辍学早嫁的宿命。不可否认，正是金融行业近二十年的超级火爆业态，客观上给大量海燕一样的农村大学生，提供了可观收入和稳定生活。对广东F学院很多学生而言，“去银行”这份并无诗情画意的职业，在国家经济上行阶段，确实给个体提供了可靠保障，帮助他们顺利在城市立足。
其三，国营、民营及各类私营企业。相比内地大学生，广东地区丰富的企业资源，为他们提供了就业的重要渠道，也塑造了他们务实的就业观念。朱柱球大学毕业后，和石磊一样，一直没有找到特别满意的工作。2011年夏天，他曾和吴志勇到过我家，和我聊起了大学毕业一年后的境况，还顺便拜托我帮他留意工作机会。我认识的人少，终究没能帮上他。经过几年折腾，他最后回到家乡中海油所属的一家燃气公司，负责给企业安装管道，干起了和中文专业没有太多关系的业务，日子总算稳定下来。事实上，和柱球一样，在企业就职，是班上学生的重要去向之一，刘素婷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素婷出生于广东西北怀集县的一个工人家庭，大学期间最大的遗憾是未能参加毕业合影。毕业后，她进入一家温泉公司，因为遇上了好的领导和工作氛围，没有“经历职场上的钩心斗角，更不需要担心同事间的尔虞我诈”，在其中收获了很多快乐和成长。因为满意，她从未想过跳槽。她记得自己最先应聘的岗位是文案策划，后来则更多倾向于项目管理，由于她所在的公司在温泉行业算得上佼佼者，很多后起的温泉企业一般都会找他们咨询，素婷在工作中获得了不少外出见识的机会，也学会了和各类人物打交道。她深谙服务行业的精髓，懂得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知道与人打交道讲究的是一种巧劲，“有时哪怕掌握了再多的理，也应该给别人留个面子，因为这个世界上，只要对方不想被说服，你永远都说服不了他，人家根本不是觉得你的理不对，而是反感你这种咄咄逼人的方式”。“成熟的处事方式是，在表达自己的同时，亦要照顾对方的感受。如何在别人不难堪的情况下交往，在说理的同时也不会让对方不痛快，是一门高深的技术,也是一门艺术。”
素婷的温婉、厚道，还有善解人意的性格，让她在单位获得了实在的归宿感。在跳槽极为普遍的广东地区和温泉行业，她并不觉得跳槽是提升个人身价的最好方式。她疼惜父母，深知在小城镇生活了半辈子的父母生怕给子女添麻烦，总也不肯闲下来。素婷的最大心愿是，“努力赚钱，趁父母健康，带他们出去见识一下，吃各种好吃的东西”。
她还没有结婚，不想过早步入婚姻生活。她也没有买房，觉得精神上的追求比拥有一套房子更重要。她有空会去旅游、学古筝、学韩语、练习毛笔字。她内心有着成熟职业女性的认知，“年龄困不住一个女人，如果一个女人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独立个体，一个有能力、有勇气、有资本的人，就不会惧怕衰老。作为女人，应该告诉自己，无论到哪个年龄段，你最好的年龄，就是你现在的年龄”。“岁月对女人来说，从来都不是敌人，我们最大的敌人，是以男人的眼光来要求自己，是将自己的梦想构建在男人身上，是穿着最时尚的衣服，却有着最传统的内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到死都能优雅，我认为这些是作为一个女人的最大追求。真正能掌握自己的喜好，有能力去负担自己的兴趣，便会成为最好的自己。”素婷的淡定，显然和她在温泉公司舒心、安定的工作氛围有着密切的关联。她是一个野心不大、安安分分的姑娘，她的成长和工作经历，代表了班上很大部分女孩的选择和生活。
最后，自己创业。在2010年左右，尽管做出这种选择的人不多，却成为班上就业的最大特色。我在前面曾提到，062111班的学生和我九十年代的大学同学相比，一个最明显的差异是，职业流动极为频繁。七零后一代，对稳定职业的追求是长在骨子里的东西，而八零后一代，对职业的稳定早已没有太多的执念，开放的就业环境，更多的职业尝试，不过为他们下一次选择奠定根底，甚至成为跳槽的资本和前提。在这种频繁的职业流动中，一些人会选择更为稳定的工作，重新考公务员或事业单位，进入体制；而另一些人，则会越来越远离体制，最后自己创业，张梅怡就是其中的代表。
梅怡1987年出生在广州，有一个比她小六岁的弟弟。父亲出生于1959年，高中毕业，母亲出生于1962年，初中毕业，父母都是个体户。对于家人的收入，她并不清楚，弟弟目前报读成人大专，在广汽本田任OP（管理员）一职，月收入有七千多。毕业以后，她换了很多工作，掰指一算，至少有六份，最长的两年，最短的三个月。2010年毕业季，尽管有很多银行、证券公司来招聘，但她没有去参加一次面试，而是选择了感兴趣的互联网行业，当了一名专业对口的网络编辑。实习的公司算得上互联网巨头，实习期满原本有机会留下转正，因为不喜欢公司明争暗斗的氛围，她以公司离家太远为由，选择了离开。
离职后，她断断续续找了几份文案工作，写过各种广告软文、伪原创、产品背书，最后进了一家行业类的B2B互联网公司。公司不大，老板是佛教徒，同事关系融洽，她应聘的职位是高级编辑，尽管工资不高，但很快获得了各类锻炼机会。刚一入公司，就接受了针对“欧盟反倾销首次获胜”的案件，电话采访中国行业协会会长的挑战，因表现出色，获得了公司的认同。这份工作持续了两年，在熟悉了各类工作流程，掌握了网站的内容、线下刊物的编辑等事宜后，她毅然辞职，自己创业。对她而言，创业以前的所有历练，都是为了独挡一面的单干。
第一次创业尽管热血澎湃，但异常艰辛。“别人说每天叫醒你的不是闹钟而是梦想，对于我，每天叫醒我的只有坚强。办公环境很差，在城中村租了一个三十多平米的办公室，七个人办公，月租两千元，其中有三个是兼职，38℃的天气我们是没有空调的，电脑都是自己带的手提。为了离公司近，我在附近租了一个单间，房租六百元，算上水电费每个月八百不到。因为当时是草根创业，为了降低个人的日常开销，拿着两千一个月的工资，算上水电费、吃喝，每个月基本没有剩余。”公司坚持了两年，团队从最初的七人变成了四人，为了不给团队成员造成压力，在亏空了所有积蓄后，她决定解散第一次创业的公司。
第二次，梅怡选择和一个英国留学念硕士的闺蜜合作。闺蜜看好留学项目，但对公司运作缺乏了解，梅怡对公司的运作有一定经验，但对互联网知识一窍不通，两人刚好互补。梅怡吸取上次创业的教训，对项目的风险、未来的收益进行了评估，“能否戳到目标客户的痛点”成为她们推进创业的核心动力。幸运的是，公司创立之时恰逢国内教育需求的快速释放，进展还算顺利。“截至目前，虽然不算发展迅猛，但基本上能有稳定的收入。目前合伙人在英国驻点，寻求更多合作项目，我在国内负责网站运营、推广和客服咨询，偶尔兼职美工设计。我们目前并不需要养着一群员工，所以成本不需要很高，公司网站这个月准备上线，上线之后我们计划寻求国外的风投。”
在梅怡的就业观中，她从来没有动过心思寻求一份稳定的工作。张扬个性、实现自己的梦想，是她自主创业的心理动因。毫无疑问，她的选择，和父母的精神鼓励分不开，也和她大城市出生、长大的见识分不开，更和她较好的家庭经济条件分不开。她不像国伟，大学毕业后，“首要任务是要解决我和家人的生活问题”，也不像志勇，总在梦想和职业的纠缠中，横亘了一个急需他支撑的贫寒家庭。
概而言之，毕业八年后，综观062111班学生的就业情况和生存状貌，可以看出，整体上，对八零后一代孩子而言，在房价平稳、低廉、经济上行的阶段，他们通过各种努力和尝试，大都能拥有一份让人踏实的工作，并在工作的庇佑下，得以成家立业，实现读书改变命运的古老隐喻。很明显，对那些通过考公务员，得以顺利进入体制内工作的学生而言，这种通道，显示了大学教育最为直接和原初的价值，和时代给他们提供的公平机会；对那些顺利进入银行、证券、保险行业的学生而言，他们的选择，得益于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学校提供的就业优势；对那些进入各类企业大显身手的学生而言，广东地区发达的经济环境，毫无疑问给他们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当然，对那些一直坚持梦想，愿意在市场中搏击，敢于自己创业的学生而言，这是他们的自信，在时代和自我的认知中，最好的证明。
无论如何，062111班的学生，之所以还能够在教育彻底市场化的境况下，获得良好的发展，显示了这一代普通青年，曾经拥有的丰富资源和时代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