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信 正文 02 神会立交桥
记得是在北京天安门对面马路西南角松树下，刚从人民大会堂参加完一个活动，我和一位当时举足轻重的文学评论家站在一起。那是1981年，我们在那里等候公共汽车。我问他看没看过我的中篇小说《立体交叉桥》，他说看过。我问他有什么意见？他说调子太灰暗了。这已经是我第N次听到“调子灰暗”的批评。评论家见我神情沮丧，就安慰我说：“创作中偶尔走点弯路是难免的，迷途知返就好。”又说：“作家要站在生活之上，而不能自然主义地去表现生活。作家可以刻画小人物，但作品里不能全是小人物，更不能一味地同情小人物，作家应当塑造出先进人物把读者往光明的方向引导。”他确实语重心长，但我听了却冥顽不化。
后来是悟透了，作家凭良知良能和兴趣情绪管自去写就是了，何必那么看重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的宏论。但那时的我，对文坛上的主流批评家的意见，却非常地看重。我在1977年发表出短篇小说《班主任》以后，当时文坛的主流批评家几乎是一致予以肯定和鼓励。但是，自从我1980年发表出第一个中篇小说《如意》以后，文坛的主流批评家的态度和意见就开始分化了。冯牧，他当时是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兼《文艺报》主编（当时《文艺报》是双主编，另一主编是孔罗荪），又负责那时一年一度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评奖，他的话语权是非常强大的，他支持《如意》所弘扬的人道主义，但是在第一届中篇小说评奖活动中，《如意》虽然被提名，也有冯牧等评论大腕的支持，却遭到了强有力的反对，持反对意见的人士也属于那时的批评大家，他们在评奖讨论中对《如意》的尖锐批评传到我耳中以后不久，批评文章也就正式出现在报刊上。
他们的批评应该说是善意的，文章也是以语重心长的调式写出，大体的意思是：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尽管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阶段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人道主义就成为一种落后的东西了。《如意》里面刻画的石大爷是个憨厚的劳动人民，他的人道主义情怀可以表现，但是作者不应该和石大爷站在一个水平线上，正确的写法应该是对他的人道主义情怀既包容又批判，引导读者认识到人道主义的局限性。那届评奖中《如意》名落孙山。
那时候我没把名利看透，得奖的欲望很强烈。那时候有的作家年年得奖，不同品种的作品全都得奖，有的笑称自己是“得奖专业户”。我虽然在1978年度的短篇小说评奖中拔得头筹，1979年度也还得了短篇小说奖，但是中篇小说始终没有得奖。想得奖，却又没有往得奖的方向努力。按说再写中篇小说，就不要像《如意》那么写了，不要跟小说里的小人物平起平坐，把平视的角度换成俯视的角度，那么，再参选，就可能不仅冯牧会赞赏，那些批判人道主义的批评大家也能容纳。
1981年，我开始了又一个中篇小说的写作，写成一算有七万五千字，小说题目是《立体交叉桥》。
名缰利索羁绊着我，但我毕竟还不是名利熏心的状态。影响我创作的固然有文坛的主流人物，也还有边缘的人物。
文坛的边缘人物之一，林斤澜大哥，是我永远要忆念的。1978年我在《十月》丛刊当编辑时，开始跟他接触。究竟何谓文学？何谓小说？何谓文笔？何谓韵味？林大哥对我是心授言传。心授，是他给我拿去编辑的文稿和所刊发出的作品；言传，是他在跟我两个人独处时，那些直截了当不拐弯的批评指点。《如意》刊发以后我很得意，问他读后感想。他摇头。我信服他的摇头。林大哥的意见一定要洗耳恭听。他跟那种批判人道主义的人士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他指出《如意》仍未彻底摆脱主题先行的窠臼。林大哥是个睿智而通达的人。他说，主题先行，也不失为一种写法，比如茅盾写《子夜》，开篇就是农村老太爷进城后一命呜呼，体现出“封建势力日暮途穷”的主题，然后展开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矛盾冲突，以体现“中国正处于社会发展中的子夜阶段”的中心思想。后来我看到茅盾为其《霜叶红于二月花》所拟出的详尽的写作提纲，那确实堪称主题先行的典范。林大哥说，他对茅盾还是佩服的，而且非常感念，他在1956年左右，把两个短篇小说投给《人民文学》杂志，编辑说看不懂，也不便随意退稿，那时茅盾是主编，编辑把稿子上交请茅盾定夺，茅盾看完后表态：两篇都发。于是在那时的某期《人民文学》上就出现了林斤澜两篇小说，真叫别开生面。茅盾自己按主题先行的路数写作，却大度容纳林斤澜那种主题模糊的作品，这样的编辑作风应该世代相传。虽然茅盾对林大哥有恩，但林大哥始终不入茅盾的那种写作路数，寂寞地沿着自己的“怪味”一直写到生命终了，这种创作骨气也应该世代提倡。
冯牧对我有公开的影响。林大哥对我有私下的影响。最后林大哥的影响超过了冯牧。写《立体交叉桥》，我就完全摆脱了主题先行。《立体交叉桥》当然有主题，作品前面的题记就可视为主题，但作品本身却是原生态的，一片生活，一群活人。
写《立体交叉桥》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十月》，和林大哥一样，是北京市文联的专业作家。写完这部稿子，碍于文坛主流理论家批评家的强大气场，我有好一阵把它放在抽屉里，无将其刊发的勇气。是《十月》的老同事章仲锷跑到我家，在我不在家的情况下，获取了我母亲的信任，将我抽屉中的稿子拿去到《十月》发表了，详情在别的文章里讲过，此处不赘。
《立体交叉桥》的刊出使得冯牧对我失望。“调子灰暗”成了若干评论家在公开文章和私下议论里的常用考语。如果说《如意》的“错误”是作者没有比小说主人公站得高，那么《立体交叉桥》的“错误”则更加严重——作者简直就把自己跟作品里的那些小人物打成一片了！有批评家写出了很长的文章，出发点当然还是为我好，希望我不要在不健康的路子上走得太远。现在想起来确实有点好笑，那样的批评有什么不得了呢？但是当时的我却心烦意乱起来。
林大哥很快通读了《立体交叉桥》，他对我说：“这回，你写的是小说了。”
那天从人民大会堂出来，是刚参加完纪念鲁迅百年诞辰的大会。大会非常隆重，有中央领导人出席，周扬发表了讲话。那次纪念活动定了个主席团名单，据说是报请中央批准的，名单里的人都能坐到主席台上。我的名字被列在了名单里，因此得以坐上主席台。这是一种政治文化，或者说是文化政治。那时北京市文联的专业作家里有若干资深作家当年是接触过鲁迅或至少是跟鲁迅共过时空的，却并没有列入主席团名单没上主席台。事后，又是林大哥，对我入名单上台盘嗤之以鼻，说：“好笑！”令我有醍醐灌顶之感，生遍体清凉之效。林大哥2008年仙去，我痛失一个以真率待我、以诤言警我的兄辈！
作为一个这样时空中的写作者，嵌入政治文化福祸相倚，即使久享政治文化的甜头，终究无大意趣，不如把作品写好，使其多少具有长久些的阅读价值，才是人生大义。
因此，那天虽然上了趟主席台，我还是兴奋不起来。《立体交叉桥》是我非常用功的一个作品。这个作品究竟站不站得住脚？我应该如何持续我的写作？批评我的那边，鼓励我的林大哥这边，两边的影响力拔河，我一时难以定位，非常焦虑。
事后有人说，正当刘心武的《立体交叉桥》被定性为“调子灰暗”的时刻，忽然“半路里杀出一个程咬金”。
1982年《上海文学》第5期，刊发出了蒋孔阳的长篇评论《立体的和交叉的——读刘心武〈立体交叉桥〉有感》，对《立体交叉桥》予以充分肯定。
蒋孔阳！这名字于我如雷贯耳。
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十几岁的时候，就是一个文学青年。大约在1958年，我买到一册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文学的基本知识》，就是蒋孔阳写的。那已是在许多知识分子“落马”的大运动之后，“落马”的那些人的著作，不敢公然捧读了，但蒋孔阳的这本书是大运动之后还在发行的，我觉得当然可以带到学校堂而皇之地当做入文学之门的开蒙书，自己读不算，还推荐给同样爱好文学尝试写作的同窗。没想到大运动过后，还时不时有小运动，后来酿成更大的运动。1960年，我那时是《读书》杂志的热心读者，而且1958年还曾给它投稿蒙其刊发，忽然发现上面刊出了一篇文章，题目赫然是《蒋孔阳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批判》。后来更发现，那以后一年多里面，《解放日报》《文汇报》《上海文学》《学术月刊》《复旦》等报刊接二连三地批判蒋孔阳，差不多同时期，还集中火力批判钱谷融，钱的“修正主义”观点是“文学是人学”，蒋的“修正主义”观点被引用得最多的是：“在阶级社会里文学除了作为上层建筑从思想和感情上来为不同的阶级服务外，还有只是反映生活不为任何阶级服务的。”
改革开放以后，蒋孔阳致力于美学研究，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他从来都只是一个文艺理论家，没有就当代文学的作家作品写过单篇评论，但是，却忽然写出了这样一篇大文，刊发在具有影响力的《上海文学》上。
那时候我和冯牧之间在文学思维上出现了裂痕，但个人关系还是好的。我去拜访他，他留我吃晚饭，一起喝葡萄酒。提及蒋孔阳的“斜刺里杀出”，他呵呵地笑，感叹：“他以前从不涉足当代作品评论的啊，你这《立交桥》踩了他哪根筋？”我想再进一步深谈，冯牧就回避了。后来我意识到，似乎北京方面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既然占了上风，对上海那边的也就以礼相待，尽量避免龃龉。
我看到蒋孔阳的文章后，非常激动，立即给他写信、寄书，他在1982年5月20日给我回了信。
啊呀！二十几年过去，当时的文学青年已经到了不惑之年，却仍在惶惑中，而素昧平生的蒋孔阳先生，却写来了颇长的信！二十几年前他告诉我“文学的基本知识”，二十几年后他再次启发我如何进入文学真谛。
他的来信如下：
心武同志：
您好。大函和寄来的两本大著，均已收到，谢谢。
我谈尊作的文章，能够很快地得到您的反应，非常高兴。这两天，我重新翻读了您寄来的两个集子，加深了我这样一个印象，那就是《立体交叉桥》在您创作的道路上，的确是一个较大的突破。不知您自己认为然否？创作最富有个性，其中得失甘苦，往往只有作者自己最清楚，因此我希望能够知道您自己对《立体交叉桥》的看法。
我很少写文学作品的评论文章。大作是我去年在日本时，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的。我和我爱人都认为写得好，觉得在我国当前小说创作上是一个突破。但是，回国后，却听不到对大作有任何的反应。我和一些同志谈起来，向他们推荐您的这篇作品，他们也同意写得好，但据说是被认为“调子低沉”的作品，所以未能得到评介。后来我和《上海文学》的编辑同志谈起来，他们鼓励我写一篇评论。我虽然不是搞这方面工作的，但觉得为了给在艺术上作出辛勤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绩的作者，以一些鼓励和安慰，使他能继续向前探索，因此，我不揣冒昧，写了这么一篇东西。由于我对当前小说创作的不够熟悉，以及自己理论水平的限制，我怀疑我是否达到了我的这一目的。
希望今后能够读到您更多更好的作品。
三月底我到广州开会，摔了一跤，至今尚在休养中，因此不多写了。
祝
撰安！
蒋孔阳
5月20日
青年时代蒋孔阳先生告诉我“文学的基本知识”，进入中年他再次启发我如何领悟文学真谛。
都成如烟往事了。如今谁还会找出我那《立体交叉桥》来读？因此我少不得对阅读到这篇文章的诸君将那小说略作说明。那个中篇小说是写北京普通市民因居住空间狭窄而生发出的人际冲突，特别是心理冲撞。三十年过去，不仅北京，到处还都在上演与居住空间紧密相连的人生戏剧，悲喜正闹依然风风火火，人性也依然是那么深奥诡谲。我自己觉得这个作品到如今依然有其生命力，因为三十年虽然由“河东”到了“河西”，城市住房问题仍是最大的民生问题，形态不同了，而实质无异。
蒋孔阳先生在《立体的和交叉的》一文里这样评价我的这个中篇小说：“刘心武的《立体交叉桥》的特色，在于把生活写得细，写得深，写得具体和真实，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停留在平面地描写生活，而是把生活立体地加以描写；他没有单线地描写生活，而是把生活交叉起来描写。”“形成一个立体的交叉的生活的网。”“加起来总共不过十几个人物左右，但一齐汇集到十六个平方米的房屋之中，于是兄弟姊妹的关系，婆媳的关系，叔嫂的关系，等等的关系，就像无数互相冲突的电子和原子构成了庞杂的物质世界一样，构成了一幅虽然小却十分丰富的生活画面。在这个生活画面中，既没有第一号人物，也没有第二号人物；既没有英雄，也没有坏蛋……作者所写的都是这样一些我们所熟悉的，在实际生活中经常可以碰到的人物……他们没有一个凌驾在另一个之上，因此，他们就平行地交叉地相互一道过生活。你的生活插入我的生活之中，我的生活又插入你的生活之中。你的生活刚刚这样开始，我的生活或他的生活又使你的生活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他也指出小说所写出的“一张五味俱全的网”，“写出了对过去的失望和对将来的向往，但因为着重点是写对于过去的失落，因此，这篇作品的调子的确比较低沉”，但随即就辩解道：“但是，前进的起点不是满足于已有的成就，更不是满足于用高音喇叭来自我吹嘘，而是踏踏实实地正视现实”，他认为我在小说里对人物心理进行开掘时，几句点睛的“我们要努力冲破灰溜溜，我们要顽强地开辟通向幸福的道路”，就足够是启发读者的光明基调了，不必再去额外地涂抹亮色。按我的理解，蒋孔阳先生是以我的这个中篇小说为例，说明尽管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有某些超越性的魅力，但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品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得到蒋孔阳先生来信，我很快回信，半个多月后他又写来信，这封信写得长，足写满三页信纸，不全文引用实在可惜：
心武同志：
五月二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谢谢。你告诉了我很多情况，但一则因为病，二则因为你叫我谈的问题我感到很难谈，所以迟至今天才回信，请谅。
来信中谈的情况，我原来也有一些风闻。一些领导同志批评了你的《立体交叉桥》，认为“调子低沉”；而一些普通青年、工人、干部，却赞扬你的作品，认为写得好。你认为这“都是百家争鸣中的一种好现象”，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自己，也是在这“百家争鸣”中鸣了一下。我到现在还是坚持我原来的看法，也就是认为《立体交叉桥》是一篇难得的好作品。从来信中说的一些情况来看，可能有的同志看了我的评论，会很不以为然，但那也只好由他们去了。我只是作为一个读者，讲了一些应当讲的真心话。
你问我：“所谓‘调子’是一种什么美学标准？”老实说，就我这点水平，实在回答不出。美学书中，似乎也没有“调子”这样一种标准。如果拿音调的高低当成“调子”，那么五八年和“文化大革命”时期，调子最高，可是，那种高调能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六○年的调整和七八年的调整，都讲求实事求是，调子都不高，可是它们都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因此，调子的高低，并不等于社会效果的好坏。文学作品，也是如此。大跃进民歌和样板戏，可谓调子高矣，然而无非是一些大话和假话。
文学作品，应当讲求社会效果，但怎样才算有社会效果呢？是像过去的奸臣一样，专门讲些假话，粉饰太平，就有社会效果呢？还是像过去的忠臣一样，讲一点真话，使人们警觉起来，感奋起来，因而“帮着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呢？我认为社会效果，应当是表现在后一点上面。正因为这样，我们提倡现实主义，我们要求文艺立足现实，真实地描写现实的关系，从而帮助人们认清现实，共同前进！你的《立体交叉桥》，做到了这一点，因此，我觉得好。
收到《读书》杂志，当中有一篇你的大作：《在“新、奇、怪”面前》，我拜读了，觉得很好。从这里，我认识到你对于你的创作，完全是自觉地有理论的认识的，正因为这样，所以你能开掘到旁人所开掘不到的程度。作为一个艺术家，热爱自己的艺术，忠实于自己的艺术，把自己的作品当做艺术一样来创造，这样，你不仅会攀登艺术的高峰，而且会找到真正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光明道路！
另邮奉上拙作两本：《德国古典美学》和《美和美的创造》，请指教。尤其是《美和美的创造》一文，更希望能够听到你的意见。
如果你来上海，十分欢迎你到我家做客。如果我到北京去，也一定来看你。
祝
撰安！
蒋孔阳
6月16日
不消说，接到这封信后，我就一直盼望能和蒋孔阳教授见面。
1982年年底蒋孔阳先生来北京开会，他预告我会议结束后会按我提供的地址来我家聚谈，我就痴痴地等着他。我知道蒋先生是四川万县人（那时候重庆还没有脱离四川成为直辖市，现在万县划归重庆），我童年在重庆度过，说得一口重庆话，万县口音与重庆接近，我们用家乡话对谈，该是多么有趣啊！但是他的身影一直没有出现。跑去问邻居刘再复，他也不得要领。那时候不但绝无手机，就是私人座机也还很少，我家就没有安装上，打电话都是到楼下自行车存车棚设置的公用电话那里，而我又并不掌握蒋先生下榻的宾馆的电话，无法及时与他沟通。
1983年元旦前我接到他从上海写来的信，他告诉我：“昨天从北京归来，捧读所惠大著及来函，真后悔前天晚上（12月21日）没有坚持去看你。我这次是到京参加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的规划会议。会议结束，原拟同美学研究所聂振斌同志一道，前往劲松去看你和刘再复同志，聂已应约到我住处，但因有的同志认为路远，而且时间已不太早，他们出于好心，劝我以后有机会再去，这次不必去了，就这样，给耽误了一次早日会见你的机会！”
残酷的事实是，我们后来，直到他1999年谢世，始终缘悭一面。我们只是曾经神会于“立交桥”。我为什么就不能专门去上海一趟，拜见他一次呢？翻阅着发黄发脆的信纸，我痛切地意识到，在流逝的岁月里，由于我的性格弱点，失掉了太多不该失掉的东西！
2009年9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在1976—2000年的中篇小说卷里，收录了我的《立体交叉桥》；而文学理论卷里，收录了蒋孔阳教授的那篇《立体的和交叉的——读刘心武〈立体交叉桥〉有感》。作为一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被北京主流文学理论家和评论家定性为“调子低沉”，在中篇小说评奖中被排斥的作品，《立体交叉桥》在二十八年后被收入“大系”，“系”住它的最强有力的支撑，应该就是蒋孔阳先生那篇大文。我感到欣慰。对蒋先生当年的鼎力扶持，更觉得难能可贵。
从网上查到，2010年7月，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了蒋先生遗著《真诚的追求》，其中收入了他的100余封书信，可惜目录中没有呈现他给我的来信，想想也不奇怪，他给我的信都没有留底稿，那时候也不会复印。如果编者有意，此书再版时，我愿提供蒋先生给我的三封手书的复印件，补充进去。我以为那是他出色的行为写作。
此文写完请一位年轻人过目，他说,蒋孔阳第二封信里有句话似乎不通，我问他是哪句，他说是这句：“把自己的作品当做艺术一样来创造。”我和他讨论。我说这句太重要了。我另造几个句子给他听：“把自己的作品当做宣传品来创造。”“把自己的作品当做领导喜欢的东西来创造。”“把自己的作品当做摇钱树来创造。”“把自己的作品瞄准文学大奖来创造。”“把自己的作品去迎合潮流而创造。”“把自己的作品当做杂耍来创造。”再让他咀嚼蒋先生那句“似乎不通”的话，他沉吟了一会儿，颔首说：“通了。懂了。”
2010年10月31日于温榆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