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信 正文 01 冰心·母亲·红豆
前些日住在远郊的朋友R君来电话，笑言他“发了笔财”，我以为他是买彩票中奖了，只听他笑嘻嘻地卖关子：“我找到一大箱东西，要拿到潘家园去换现！”潘家园是北京东南一处著名的旧货市场，那么想必他是找到了家传的一箱古玩。但他又怪腔怪调地跟我说：“跟你有关系呢！咱们三一三十一，如何？”这真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说笑完了，R君又叠声向我道歉。越发地扑朔迷离了！
R君终于抖出了“包袱”，原来，是这么回事：五年前，我安定门寓所二次装修，为腾挪开屋子，把藏书杂物等装了几十个纸箱，运到R君的农家小院暂存，装修完工后，又雇车去把暂存的纸箱运回来，重新开箱放置。因是老友，绝对可靠，运去时也没有清点数量，运回来取物重置也没觉得有什么短少，双方都很坦然。没曾想，前些时R君也重新装修他那农家小院，意外地在他平时并不使用的一间客房床下，发现了我寄存在他那里的一个纸箱，当时那间小屋堆满了我运去的东西，往回搬时以为全拿出来了，谁都没有跪到地上朝床下深处探望，就一直遗留在那里。R君发现那个纸箱时，箱体已被老鼠啃过，所以他赶忙找了个新纸箱来腾挪里面的东西，结果他就发现，纸箱里有我二三十年前的一些日记本，还有一些别人寄给我的信函，其中有若干封信皮上注明“西郊谢缄”的，起初他没有在意，因为他懂得别人的日记和私信不能翻阅，他的任务只是把本册信函等物品垛齐装妥，但装箱过程里有张纸片落在了地上，捡起来一看，一面是个古瓶图画，另一面写的是：
心武：
好久不见了，只看见你的小说。得自制贺卡十分高兴。我只能给你一只古瓶。祝你新年平安如意。
冰心
1991年12月22日
他才恍悟，信皮上有“西郊谢缄”字样的都是冰心历年寄给我的信函。
R君绝非财迷，但他知道现在名人墨迹全都商品化了。就连我的信函，他也在一家网站上，发现有封我二十六年前从南京写给成都兄嫂的信在拍卖，我照他指示去点击过，那封一页纸的信起拍价一千零八十，附信封（但剪去了邮票），信纸用的是南京双门楼宾馆的，我放大检视，确是我写的信，虽说信的内容是些太平话语，毕竟也有隐私成分，令我很不愉快。估计是二哥二嫂再次装修住房时，处理旧物卖废品，把我写给他们的信都弃置在内了，人生到了老年，就该不断地做减法，兄嫂本无错，奇怪的是到处有“潘家园”，有“淘宝控”，善于化废为宝，变弃物为金钱。R君打趣我说：“还写什么新文章？每天写一页纸就净挣千元！”我听了哭笑不得。但就有真正的“淘宝控”正告我：这种东西的价值，一看品相，二看时间久远，离现在越远价越高，三看存世量，就是你搞得太多了，价就跌下来了，最好其人作古，那么，收藏者手中的“货”就自动升值……听得我毛骨悚然。
R君“完璧归赵”。我腾出工夫把那箱物品加以清理。不仅有往昔的日记，还有往昔的照片，信函也很丰富，不仅有冰心写来的，还有另外的文艺大家写来的，也有无社会名声但于我更需珍惜的至爱亲朋的若干来信。我面对的是我三十多岁至五十多岁的那段人生。日记信函牵动出我丝丝缕缕五味杂陈的心绪。
这个纸箱里保存的冰心来信，有十二封，其中一封是明信片，三封信写在贺卡上，其余的都是写在信纸上的。最早的一封，是1978年，写在那时候于我而言非常眼生的圣诞卡上的——那样的以蜡烛、玫瑰、文竹叶为图案的圣诞卡，那时候我们国家还没有印制，估计要么是从国外得到的，要么是从友谊商店那种一般人进不去的地方买到的——
心武同志：
感谢你的贺年片。你为什么还不来？什么时候搬家？
冰心拜年
1978年12月26日
我寄给她的贺年片上什么图案呢？已无法想象。我自绘贺卡寄给她，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的事了。
检视这些几乎被老鼠啃掉的信件，我确信，冰心是喜欢我，看重我的。她几乎把我那时候发表的作品全读了。
冰心1991年元旦前，用三联书店的贺年卡写给我的信。她最早的一封来信是1978年写的，写在那时候于我而言非常眼生的圣诞卡上。
重读这封冰心的来信，我心潮起伏而无法形容那恒久的感动。
感谢您送我的《大眼猫》，我一天就把它看完了。有几篇很不错，如《大眼猫》和《月亮对着月亮》等。我觉得您现在写作的题材更宽了，是个很好的尝试。
（1981年11月12日信）
《如意》收到，感谢之至！那三篇小说我都在刊物上看过，最好的是《立体交叉桥》，既深刻又细腻。
（1983年1月4日信）
看见报上有介绍你的新作《钟鼓楼》的文章，正想向你要书，你的短篇小说集就来了，我用一天工夫把它从头又看了一遍，不错！
（1984年11月18日信）
1982年我把一摞拟编散文集的剪报拿给她，求她写序，她读完果然为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垂柳集》写了序，提出散文应该“天然去雕饰”，切忌弄成“镀了金的莲花”，是其自身的经验之谈，也是对我那以后写作的谆谆告诫。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我继续送书、寄书给她，她都看，都有回应。
大概是1984年，有天我去看望她，之前刚好有位外国记者采访了她，她告诉我，那位外国记者问她：中国年轻作家里，谁最有发展前途？她的回答是：刘心武吧。我当时听了，心内感激，口中无语，且跟老人家聊些别的。此事我多年来除了跟家人没跟外界道出过，写文章现在才是第一次提及。当年为什么不提？因为这种事有一定的敏感性。那时候尽管“50后”作家已开始露出锋芒，毕竟还气势有限，但“30后”、“40后”的作家（那时社会上认为还属“青年作家”）势头正猛、海内外影响大者为数不少，我虽忝列其中，哪里能说是“最有发展前途”呢？我心想，也许是因为，上世纪初的冰心，是以写“问题小说”走上文坛的，因此她对我这样的也是以“问题小说”走上文坛的晚辈，有一种特殊的关照吧。其实，那时候的冰心已经过八望九，人们对她，就人而言是尊敬有余，就言而论是未必看重。采访她的那位外国记者，好像事后也没有公布她对我的厚爱。那时候国外的汉学家、记者，已经对“伤痕文学”及其他现实主义的作品失却热情，多半看重能跟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接轨的新锐作家和作品。而在引导文坛创作方向方面，冰心的话语权极其有限，中国作家协会领导层的几位著名评论家那时具有一言九鼎的威望。比如冯牧。他在我发表《班主任》《我爱每一片绿叶》后对我热情支持寄予厚望，但是在我发表出《立体交叉桥》后就开始对我摇头了。正是那时候，林斤澜大哥告诉我，从《立体交叉桥》开始，我才算写出了像样的小说，冰心则赞扬曰“既深刻又细腻”，但是他们的肯定都属于边缘话语。在那种情况下，我如果公开冰心对我的看好，会惹出“拉大旗作虎皮”的鄙夷。只把她的话当做一种私享的勉励吧。
现在时过境迁。冰心已经进入上世纪的历史。虽然如今的“80后”、“90后”也还知道她，她的若干篇什还保留在中小学教材里嘛，但她已经绝非“大旗”更非“虎皮”，一个“90后”这样问过我：“冰心不就是《小橘灯》吗？”句子不通，但可以意会。有“80后”新锐作家更直截了当地评议说，冰心“文笔差”，那么，现在我可以安安心心地公布出，一位八十多岁的“文笔差”的老作家，认为一位那时已经四十出头的中年作家会有发展，确有其事。
冰心给我的来信里偶尔会有抒情议论。如：
……这封信本想早写，因为那两天阴天，我什么不想做。我最恨连阴天！但今天下了雪，才知道天公是在酿雪，也就原谅他了。我这里太偏僻，阻止了杂客，但是我要见的人也不容易来了，天下事往往如此。
（1984年11月18日信）
显然，我是她想见的客人。1990年12月9日她来信：
心武：
感谢你自己画的拜年片！我很好。只是很想见你。你是我的朋友中最年轻的一个，我想和你面谈。可惜我不能去你那里，我的电话……有空打电话约一个时间如何？你过年好！
如今我捧读这封信，手不禁微微发抖，心不禁丝丝苦涩。事实是，我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去看望她的次数大大减少，特别是她住进北京医院的最后几年，我只去看望过她一次，那时坐在轮椅上的她能认出人却说不出话。那期间有一次偶然遇上吴青，她嗔怪我：“你为什么不去看望我娘呢？”当时我含糊其辞。在这篇文章后面，我会做出交代。
我去看望冰心，总愿自己一个人去，有人约我同往，我就找藉口推托。有时去了，开始只有我一位客，没多久络绎有客来，我与其他客人略坐片刻，就告辞而退。我愿意跟冰心老人单独对谈。她似乎也很喜欢我这个比她小42岁的谈伴。真怀念那些美好的时光，我去了，到离开，始终只有我一个客，吴青和陈恕（冰心的女儿女婿）稍微跟我聊几句后，就管自去忙自己的，于是，阳光斜照进来，只冰心老人，我，还有她的爱猫，沐浴在一派温馨中。
常常跟冰心，谈到我母亲。母亲王永桃出生于1904年，比冰心小四岁。一个作家的“粉丝”（这当然是现在才流行的语汇），或者说固定的读者群，追踪阅读者，大体而言，都是其同代人，年龄在比作家小五岁或大五岁之间。1919年5月4日那天，冰心（那时学名谢婉莹）所就读的贝满女子中学，母亲所就读的女子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有许多学生涌上街头，投入时代的洪流。母亲说，那天很累，很兴奋，但人在事件中，却并未预见到，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五四运动”。那时母亲由我爷爷抚养，爷爷是新派人物，当然放任子女参与社会活动。但是母亲的同学里，就有因家庭羁绊不得投入社会，而苦闷的。冰心那以后接连发表出“问题小说”，其中一篇《斯人独憔悴》把因家庭羁绊而不得抒发个性投入新潮的青年人的苦闷，鲜明生动地表述出来，一大批同代人读者深受感动。那时候母亲随我爷爷居住在安定门内净土寺胡同，母亲和同窗好友在我爷爷居所花园里讨论完《斯人独憔悴》，心旌摇曳，当时有同窗探听到冰心家在中剪子巷，离净土寺不远，提议前往拜访。后来终于没有去成。母亲1981年至1984年跟我住在北京劲松小区，听说我去海淀拜访冰心，笑道：“倘若我们那时候结伙找到剪子巷，那我就比你见到冰心，要早六十几年哩！”我后来读了《斯人独憔悴》，没有一点共鸣，很惊异那样的文笔当时怎么会引出那样的阅读效果。母亲还跟我谈到那段岁月里读过的其他作家作品，她不止一次说到叶圣陶有篇《低能儿》，显然那是她青春阅读中最深刻的记忆之一。我直到现在也还没有读过叶圣陶的这个短篇小说。一位“80后”算得“文艺青年”，他当然知道叶圣陶，也是因为曾在语文课本里接触过，但离开了课文，他就只知道“叶圣陶那不是叶兆言他爷爷吗”。在时光流逝中，许多作家作品就这样逐渐被淡忘。
自从冰心知道母亲是她的热心读者以后，每次我去了，都会问起我母亲，并且回忆起她们曾共同经历过的那些时代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我告别的时候，冰心首先让我给我母亲问好，其次才问我妻子和儿子好。回到家里，我会在饭后茶余，向母亲诉说跟冰心见面时聊到的种种。冰心赠予的签名书，母亲常常翻阅。记不得是在哪篇文章里，反正是冰心在美国写出的散文，里面抒发她的乡愁，有一句是怀念北京秋天的万丈沙尘。母亲说这才是至性至情之文。非经过人道不出的。现在人写文章，恐怕会先有个环境保护的大前提，这样的句子出不来的。冰心写这一句时应该是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或附近的疗养院，那里从来都是湖水如镜绿树成荫。
1983年9月17日冰心的来信：
心武同志：
你那封信写得太长了。简直是红豆短篇。请告诉您母亲千万别总惦着那包红豆了，也不必再买来。你忙是我意中事。怎么能责怪你呢？你也太把我看小了。现在你们全家都好吧？孩子一定又上学了？你母亲身体也可以吧？月前给你从邮局（未挂号）寄上散文集一本，不知收到否？吴青现在在英国参观，十月下旬可以回来。问候你母亲！
事情过去二十七年了，我现在读着这封信只是发愣。红豆是怎么回事？从这信来看，应该是母亲让我把一包红豆给冰心送去，而我忙来忙去（那时候我写作欲望正浓酽，大量时间在稿纸上爬格子码字，要么到外地参加“笔会”，那一年还去了趟法国），竟未送去，于是只好写信给冰心解释，结果写得很长，害得她看着很累，她说成短篇小说了，恐怕是很差的那种短篇小说。红豆，一种就是可以煮粥、做豆沙馅的杂粮，另一种呢，则是不能吃而寄托思念的乔木上结出的艳红的豆子，多用来表达恋人间的爱情，也可以推而广之用来表达友人间的情谊。母亲嘱我给冰心送去的，究竟是用来食补的一大包红小豆，还是用来表达一个读者对作者敬意的生于南国的一小包纪念豆（我那一年去过海南岛似乎带回过装在小口袋里的红豆）？除非吴青那里还存有历年人们写给冰心的信函，从中搜检出我那“红豆短篇”，才能真相大白，我自己是完全失忆了。但无论如何，冰心这封回信是一位作家和她同代读者之间牢不可破的文字缘的见证。
母亲最后的岁月是在祖籍四川度过的。1988年冬她仙逝于成都。1989年2月17日冰心来信：
心武同志：
得信痛悉令慈逝世！你的心情我十分理解！尽力工作，是节哀最好的方法。《人民文学》散文专号我准备写关于散文的文字，自荐我最有感情的一篇长散文《南归》，不知你那里有没有我的《冰心文集》三卷？那是三卷305-322页上的，正是我丧母时之作。不知你看过没有？请节哀并请把你家的住址和电话告诉我。
1987年年初我遭遇到“舌苔事件”。1990年我被正式免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职务。我被“挂起来”，直到1996年才通知我“免挂”。冰心当然知道我陷窘境。上引1990年年底那封信，所体现出的不止是所谓老作家对晚辈作家的关怀，实际上她是怕我出事情。我那时被机构里一些有权有势的人视为异类，在发表作品、应邀出国访问等事项上屡屡受阻。他们排斥我，我也排斥他们。我再不出席任何他们把持的会议和活动。即使后来机构改换了班子，对我不再打压，我也出于惯性，不再参与任何与机构相关的事宜。我在民间开拓出一片天地。我为自己创造了一种边缘生存、边缘写作、边缘观察的存在方式。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只能尽量避开那些把我视作异类甚至往死里整的得意人物，事先打好电话，确定冰心那边没有别人去拜望，才插空去看望她一下。冰心也很珍惜那些我们独处的时间。记得有一回她非常详尽地问到我妻子和儿子的状态，我告诉她以后，她甚表欣慰，她告诉我，只要家庭这个小空间没有乱方寸，家人间的相濡以沫，是让人得以渡过难关的最强有力的支撑，有的人到头来捱不过，就是因为连这个空间也崩溃了。但是，到后来，我很难找到避开他人单独与冰心面晤的机会。我只是给她寄自绘贺卡、发表在境外的文章剪报。我把发表在台湾《中时晚报》上的《兔儿灯》剪报寄给她，那篇文章里写到她童年时拖着兔儿灯过年的情景，她收到马上来信：
心武：
你寄来的剪报收到了，里面倒没有唐突我的地方，倒是你对于自己，太颓唐了！说什么“年过半百，风过叶落”，“青春期已翩然远去”，又自命为“落翎鸟”，这不像我的小朋友刘心武的话，你这些话说我这九十一岁的人感到早该盖棺了！我这一辈子比你经受的忧患也不知多多少！一定要挺起身来，谁都不能压倒你！你像关汉卿那样做一颗响当当的铁豆……
（1991年4月6日信）
重读这封来信，我心潮起伏而无法形容那恒久的感动。敢问什么叫做好的文笔？在我挨整时，多少人吝于最简单的慰词，而冰心却给我写来这样的文字！
吴青不清楚我的情况。我跟她妈妈说的一些感到窒息的事一些大苦闷的话她没听到。整我的人却把冰心奉为招牌，他们频繁看望，既满足他们的虚荣心，也显示他们的地位。冰心住进北京医院后，1995年，为表彰她在中国译介纪伯伦诗文的功绩，黎巴嫩共和国总统签署了授予她黎巴嫩国家级雪杉勋章的命令，黎巴嫩驻中国使馆决定在北京医院病房为冰心授勋。吴青代她母亲开列了希望能出席这一隆重仪式的人员名单，把我列了进去。有关机构给我寄来通知，上面有那天出席该项活动的人员的完整名单，还特别注明有的是冰心本人指定的。我一看，那些整我的人，几乎全开列在名单前面，他们是相关部门头头，是负责外事活动的，出席那个活动顺理成章，当然名单里也有一些翻译界名流和知名作家，有的对我一直友善。我的名字列在后面显得非常突兀。我实在不愿意到那个场合跟那些整我（他们也整了另外一些人）的家伙站到一起。
在维护自尊心及行为的纯洁性，和满足冰心老人对我的邀请这二者之间，我毅然选择了前者。我没有去。吴青后来见到我有所嗔怪，非常自然。到现在我也并不后悔自己的抉择。其实正是冰心教会了我，在这个世道里，坚决捍卫自我尊严该是多么重要！
2010年9月25日于温榆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