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福利分房的最后末班车与我擦肩而过。
赶上车的人都走了。留下落单者还滞留在单位的集体宿舍楼里。走廊上人越来越少,偶尔,彼此迎面而遇,眼神里都有会意:既然这样了,那就不急了,守株待兔吧。
是的,反正明年就是新世纪了。重头再来吧。
有一天深夜,我听见走廊上有人在拼命地拍打老姑娘米亚的房门:“米亚,你出来!你这个骗子。你出不出来?骗子。”
夜晚空寂的走廊把这骂声放大了十倍,显出做梦般的荒诞。
这家伙扯着嗓门,在说她是个骗子。
我听着听着,发现他说的她不仅骗情感,还真的骗钱。
他说,她骗了我16000块钱……
我相信,这楼里,除了躲在门内不吱声的米亚自己,每个被从梦中吵醒的人都在被窝里想这两个问题:她从哪儿招惹了这么个家伙?看她平日孤芳自赏的,原来在外面……
那人还在说,各位,她是骗子,我今天就给她抖出来。
我没让他多抖。这么吵吵嚷嚷还让不让人睡了?我起床打开门,把那伤心男子往楼梯那儿推。我说,行行行,咱到公安那边去报个案,说咱被人骗了钱骗了心骗了色。
我把他推出了我们单位的宿舍楼。
第二天傍晚,我在走廊上遇见米亚,她低着头贴着墙根从我身边走过去,压根儿没有搭理我的意思。
谁都知道,她怕人对她提昨晚的事。
谁都知道,她怕见人看着她含意丰富的眼睛。
她走进了她自己的房间,隔了一会儿,我听见一阵“叮叮咚咚”的乐音从那里飘出来,悦耳清新,是她在弹木琴——《火车向着韶山跑》。
半小时后,琴声平息,她从房间里出来,背着个书包,抱着几本书,又从我身边走过,当时我正在走廊里用电炉给自己煮一碗年糕汤。
这次她理我了,她问了一声:“你煮冬瓜?”
我想她的近视可能加深了吧。我“嗯”了一声,随口说,你出去?
她说,我去上课。
这楼里谁都知道晚上的时候她总是去上课,上各种培训,考各种证,英语的、司法的、心理师的、财务的……
要考那么多证干吗?要上那么多学干吗?我曾在这走廊上听人这样跟她打趣。潜台词是“别再读了,多好的夜晚啊,应该去玩”。而她的回答对于我,可能有些矫情,对于她自己,则非常不俗:晚上坐在那儿的人都是向上的,坐在他们那儿,能感觉自己是好的。
这下,你明白了吧,昨夜那男子嘴里的她,对于她是致命、颠覆性的一击。
我用铲子搅了一下锅里的年糕,发现她还没走。她站在我的身后,好像也在看着锅里。我回头。她对我轻声说,昨天算我倒霉,那人变态,我跟他没结果,他就来讨恋爱成本了,吃过几次饭喝了几次茶,都算成了钱,全成了欠他的账。
我不知如何劝慰,就说,是个小气鬼。
她说,真的非常农民。
我相信如果不是我昨夜暗中帮了她,她绝不会跟我说这么长的句子。
因为她平时很少跟我们说话。
作为这楼里资深的女滞留者,她总是独来独往,拖着她自己的影子在灯光幽暗的走廊上静静地进出,没人能走近她,她也不会让人走近问她这问她那。
万一问出了一堆尴尬呢?
有一个星期天上午,我又在走廊里煮年糕的时候,米亚又从房间里出来,这一次她手里拿着一大网袋水果,还抱着一床棉被,一包毛毯。
我看她走得歪歪扭扭,就问了一声,要帮忙吗?
她侧转脸,说,那谢谢你。
我关了电炉,接过她手里的棉被和毛毯。她说帮她拎到楼下大门口就行了,她打车。
我问她,你要从这里搬走了?问出口后,我想自己是否问多了。好在她回答得挺爽快,她说,没,我去医院,我妈住在那儿。
我帮她把东西拎到了大门口,她向马路上招手,想打车。可是这一天的这一时刻,门前的这条路上没有空车,打了半天也没打上。她对手里抱着被子的我说,要不你先回去吧,我慢慢等。
被子怎么能放地上?外面又没用塑料袋包裹。我说,我等车来了吧。
又等了大概20分钟。她说,算了,我去坐公交车,你把我送上车就行。
公交站台就在我们宿舍楼大门的旁边。她要乘坐的18路车来的时候,车上人挺多,见这个样子,我只能好事做到底了——帮她把东西拎上了公交车,然后跟着她一起把东西送到医院去。
到了医院门口后,换了谁都不好意思立马转身就走,我表示帮她把东西拿到病房去,顺便看一下她病中的妈妈。对此,她开始时推辞,后来看我坚持,就一迭声地表示感谢。我说,同事嘛,不说客气话。
于是,那天我见到了她妈。她妈戴着眼镜,像个文气的中学语文老师。她看着我们一直在微笑,眼睛透着明朗的光泽,脸颊上有红晕。我看不出她有生病的样子。她还老是把嘴巴贴到米亚的耳边说悄悄话。
后来,走出病房的时候,我对米亚说,你妈不是挺好的嘛?
她瞅了我一眼,说,一阵阵的。
我们穿过一楼门诊大厅喧哗的人潮。她说,今天你看着她不错,那是因为她今天比较开心。
她告诉我,她妈妈得的是抑郁症,这病其实不是心理病,但心情好的话,病况会好许多。
我们坐18路公交车回来。在宿舍楼大门口下车时,她说她不上楼去了,要去趟外婆家。而我说我得赶紧上去,继续煮那锅年糕汤。
她脸红了,说,但愿它还没煳掉,哦,谢谢你,真的,我妈今天很高兴,她把你当我的男朋友了。
不会吧。我说,心里想笑。
而她有些傻乎乎地说:真的。
瞧她这实在劲儿,不说我好心好意为她拿东西,而把我说成了一剂药的功效。
因为有了这一次,她跟我有些熟了,接下来,她还邀我帮她拿了几次东西去医院。
我心里清楚,与第一次歪打正着不一样,如今她让我帮忙,是有意图了的,对于她妈。
对于这样的意图,不知你觉得拒绝好不好?
而我心想,我譬如当年地下党扮“假夫妻”,去发挥疗效吧。
帮了她几次忙后,她表示想请我吃饭。我说,你这么客气干吗?算啦。
她视线闪烁,说,很感谢。
没说透,是知道彼此都心领神会这作为“药剂”的功效。
只是,这是长远之计吗?我都快忍不住对她说出来了:“你真去找个男朋友不就得了?”
因为我不知如何拒绝,也因为这毕竟是善事,所以在陪米亚去医院看了几次她妈后,她有些得寸进尺了。
有一天,她拖着一只纸板箱,经过我的门口时,探头进来问我能帮她把这只纸箱抬到她外婆家去吗?
你外婆家?
她说,是的,我外婆家离这儿不远,走过去不到10分钟,打车的话,几乎没司机肯跑这点路。
于是,我推着自行车,让她扶着放在后座上的笨重纸箱,去她外婆家。
我问她,箱子里放了什么,这么重?她说,用不到了的一些旧东西,包括书。我说,用不到了的东西你还拿到你外婆家去?她家很大?她摇头说,不大。
她外婆家在夹衣巷,陷身在一片尚未拆迁的破旧平房区,老式的木质结构房子,是那种祖上留下来的私屋,屋内光线幽暗。米亚让我把纸箱抬进了堂屋右侧的一个角落,那里已堆了很多类似的旧物,有废品收购站的气息。
屋子里有一个中年女人在看着我们,嘀咕了一声:“什么东西又要搬进来?”
米亚没理她。米亚带着我钻进了堂屋左侧的一间小屋。她外婆住在那里。老人瘫痪在床,已经89岁了,见外孙女来看自己了,老人嘴里呢喃着“亚亚,亚亚,外面天黑了吗?”米亚大声说,没哪,外婆,外面太阳很大呢。米亚凑到老人的面前,嘀嘀咕咕说着什么,然后从随身的包里掏出几包“玫瑰酥糖”,放在老人的枕边。小屋里有久病老人的气味。见她俩说话一时半会儿没结束的样子,我就从小屋出来,坐到了堂屋的一张小椅子上。我的眼睛已适应了这房子里的光线,我发现那个中年女人在打量我。我向她笑笑。她向我讪笑了一下,避开了视线。
后来,米亚终于两眼通红地从小屋里出来,带我离开了那儿。
在回来的路上,她对我解释她的伤感,她说,不好意思,每次看见我外婆,我跟她都会哭一场。
她说,我外婆脑子越来越迷糊了,她甚至常常记不清她自己的女儿是在这座城市还是在新疆,而其实她的女儿现在在医院里。
她说,虽然外婆记忆消退,但她记得最清楚的是我,因为我爸妈年轻时插队新疆,我从小就被寄养在老家外婆身边,老家这边也是一大家子人,舅妈他们是不喜欢我的,外婆为了我不知跟舅妈吵了多少架,所以现在哪怕外婆脑子再迷糊,她最放心不下的还是我。
一向独来独往、自闭姿态示人的米亚对我说这些,让我又意外,又眼生。也可能她才从那幽暗、感伤的屋子里出来,情绪需要一个出口。
她说,那个中年女人是我舅妈,很小气的一个人,她认为这老屋没我妈、没我的份。
她说,凭什么呀?当年一户人家只有一个子女能够留城,我妈正是为了我舅才去西北插队的,这一去就30多年,吃尽了苦,去年退休了才回来,可是,我舅舅、舅妈不想让她住这里,跟她吵,但这儿是她的家啊,凭什么这房子就没她的份。
她说,后来打了官司,我们争来了16平方米,我妈就挤住进去了,但也受了气,她的病就是这样被气出来的。
她说,我爸还在新疆上班,他也是这座城市出去的知青,他退休后也会回来,所以,我们得保住这16平方米。
她说,这16平方米虽然小,但这里可能会拆迁,所以我们得保住它,这样我们也才会有拆迁费,有了拆迁费,我们才有可能去买房,所以这老房子也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城市里的立足点,但愿我外婆能坚持到我们一家团聚的那一天。
在我们回去的路上,她说着这些,让我同情,但也惶恐。当一个你并不太熟悉的人,这么突然地告诉你她身后如麻的乱线时,你也会惶恐的。因为你不知道她以后会不会后悔,会不会觉得她自己没面子。
我想转移她倾诉的情绪,我说,一看你舅妈盯着我的眼神,就知道是厉害角色。
她说,没准她也把你当作了我男朋友。
不会吧。我嘟囔。
她笑了一下,说,也好,堵堵她的臭嘴。
米亚觉得我挺不容易的。她口口声声要谢我,想请我吃饭。我知道她没多少钱,她妈又住院,要花钱,我就推辞,说,省省吧,同事不用客气,就当我做好事了。
她说,那好,哪天你需要我帮忙的话,我一定帮你。
我心想,哪会要你帮忙。
但我想错了。没过多久,我苏州的一个表弟结婚,喊我去喝喜酒。那正是我这一生最惧怕喝喜酒的阶段,因为同辈表兄弟们都已抱着小孩了,而我还形单影只。想到在喜宴上将会被人问来问去,我就心烦。在出发去苏州的前一天,刚好米亚又来让我帮她提一些东西去医院,于是我就开口了,想让她帮个忙,跟我去赴宴,当一天“女友”。
米亚闻言,哧哧地笑道,好啊,互帮互助。
她就跟着我去了苏州。一切顺利。人前人后,太平无事。我甚至从容应对了亲戚长辈关于我跟“女友”何时结婚的问题,我说,新世纪吧。
只是有一点我没想到,我大舅竟给了米亚一个厚厚的红包,说是见面礼。
我大舅是开丝绸厂的,我不知道那个红包里装了多少钱,但肯定不菲,不会是小数字。而米亚居然真的收下了,放进了她的包里。
在回来的路上,她对此只字不提。后来连着几天,她都不提这事。我想哪有这样的道理。她又不是我女朋友,她起码该还给我。我想着这事就不爽。而她似乎压根儿没意识到我的不满。
我几次想向她讨回来,但都不知如何启齿。有一天傍晚,我在洗手间洗衣服,听见她在房间里弹木琴。我洗完衣服出来时,琴声已罢,我端着脸盆往自己的房间走,看见她正开门出来,手里抱着几本书,估计又要去上培训课了。
我们在走廊上迎面而遇,我随口问了一声,吃了吗?
这一刻她可能想开玩笑,也可能情绪因为什么事而不好,她居然对我说,你不能问点别的什么吗,总是问“吃了吗”?
确实可笑。但她的腔调让我觉得更可笑。我说,“吃了吗”有什么不好?你格调高,难道不吃吗?咱中国人就是这么问的。
她说了声“哎哟”,笑着想赶紧从我身边过去。
我脱口而出,喂,你上次拿了我舅的红包,是不是该还我了?
她明显愣了一下,说,不是送给我的吗?
我说,有没有搞错,他为什么送给你呀?
她脸红了,问我,你是说他不是给我的?
我瞅着她,说,你假不假啊?
她支吾着,说,可是,我已将它交这个月的按揭了。
我这才知道她最近这阵子不声不响居然买了房。我说,你动作倒是快的,居然买房啦,有钱啊。
她轻声叫起来,哪有钱,是我爸妈和我拼起来买的。
她说,不能再等了,因为我妈的情况,因为不想看舅妈的脸色,所以,只有咬牙先下手买了,我们已缴了首付,每月还按揭款,真的不好意思,这个月单位奖金发得少了,我就把那个红包交了按揭。
那时候还没“房奴”这词。那时我还无法理解房奴的苦,只觉得她把这当作私吞红包的理由很可笑。
我心里不满,说,既然办这事觉得吃力,那就慢一点来好了,干吗那么急?
哪想到她却说没法慢。她说,我爸讲了,像我们这样的工薪人家,现在还有勇气盘算着买房,说不定过几年连这点勇气都没了。等我爸三年后退休从新疆回来时,我们可能就买不起了。
在幽暗的走廊上,我有些发愣地看着她,感觉在昏黄的灯光下她浓密的头发里,在升腾着一缕缕烟气。
她却劝我别太急,她说,你的情况和我不一样。
我问她有什么不一样的。她说,因为我爸妈的情况呀,还因为,哎,女生到我这个年纪还住集体宿舍,这很难。
她这么说出来了。我懂。
我安慰她,不管怎么说,你现在可是有房一族啦。
她点头,说,有了房也就有了债,当然,有房和没房人的心态还是很不一样的,现在我只要想到我那房正在日夜打桩,心里就定了一些。
我对我舅的那个红包算是死了心。1999年的北风从走廊尽头的窗户吹进来。她要赶紧去上课了。那时我还不知道我们正站在“中国房奴元年”的起点,不知道她作为第一代房奴其实走在了潮流的前列。
她一边往楼梯走,一边回头对我说,没想到那个红包让你不高兴了,不好意思哦。
我只好假装大方,说,哪里哪里。
她说,以后我会还你的。
我说,还不还是以后的事,但你家至少有一平方米是我的了。
这一年的尾声在逼近,想着明年就是新世纪了,觉得一切都可以丢给新世纪,心里会有所轻松。
但真的瞅着这一世纪就要这样结束了,心里的忧愁也在一天胜于一天地涌上来,是的,该做的事还都没做完哪,自己像拖拖拉拉的学生,还要把欠交的作业带到新单元去完成,心里也会有压迫感。
更直接的压迫来自爸妈的逼催。我相信这条走廊上的滞留者们在世纪末的这些日子里,也都在经受这样的磨砺。
所以,当米亚在12月31日这一天终于请我吃饭,并对我表示“要不咱们混混吧”时,我也没觉得太大吃一惊。
12月31日这天米亚是在“粗菜馆”请的客。那天吃饭的人很多,我们在外面等叫号子,轮到我们时,天已黑了,我想快点吃了,这是本世纪最后一个晚上了,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还得给老家的爹妈打个电话。米亚点了一条红烧鲫鱼,一盘河虾,一个鸡煲,一盘芥兰,我向她摆手,说,省点省点。
周围乱哄哄的,饭菜飘香间,人人都在等待着新年。米亚指着上来的菜劝我多吃点。她说,明天是新千年了,我真不想长大。我说,谁想长大?谁都不想,我真的又有点不想去新世纪了。
她感谢我帮助她、她妈。她说,其实我知道这事是让你难堪的。我笑道,还好。她说,这是一辈子该感谢的。我看她是认真的,就想笑。我说,别这么说,同事不说客气话,否则不自在。
“粗菜馆”的红烧鲫鱼味道不错。她看着我吃,她突然嘟囔,你真可怜。
我心想,切,我还觉得你可怜呢。
我埋头吃鱼,不想多谈。哪想到她告诉我单身汉的辛苦其实是一目了然的。她说,你要学会安排。我说,你是指啥?她说,一个人会不会安排,日子是会有差别的,比如我,这一年有了点安排,居然积了六七万块钱下来,当然都交了房款,如果不安排,这点也就没有了。
我说,噢,不错,但你也别太累着了。
她说,嗯,人想不累,但心就真能不累吗?
我不想和她探讨,因为我们不太一样。
哪想到她还非要继续可怜我,她说,我们啥也没有怎么可能不累呢?你一无所有,都三十了。她说,如果不规划好自己,以后会很累。
我埋头吃鱼,心里笑,你规划好自己了吗?你规划了现在就累了。
她当然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她在说,人有选择的自由吗?萨特说有,我觉得NO。
她说这些,我不知道是点拨我,还是在夸她自己努力培训、死扛买房。
我说,我们别说话,吃饭,明年是新千年了,祝我们好运吧。她用筷子点了一下周围的芸芸市井,嘟囔道,我就不信下一个千年我们会过得比他们差。我说,不会,你不会。我拿杯与她碰了一下,我说,祝你早日嫁人。
她脸上有些许躲闪,然后抿嘴笑,说,祝你早日找到女朋友。
我没出声,我感觉自己好像被鱼刺卡了。
她突然对我说:“要不咱们混混吧。”
我没太大吃一惊,好像早已隐隐地知道她会说这话,现在她还真说了。
我捂着喉咙,现在我全部的感觉聚焦在那根鱼刺上。
她瞅着我,她说她觉得我们太像了。你不觉得我们很像吗?我们混混说不定也挺好的。
我摆手想让她别说话,那根刺在喉咙里,我想把它咽下去,再说话。
她哪知道我喉咙里的刺,她还在说觉得我们其实很像,你没觉得吗。她突然就哭了。她说,你别骗自己了,你为什么总是骗你自己,你明明有感觉,为什么不敢说?她说,你为什么总爱装,你是怕吗?怕什么?你没感觉为什么总是帮我的忙?
我抠着喉咙,咽口水,隐约的刺痛。她这样我知道挺不容易。我支吾着说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只为了帮忙。她说,你总是骗你自己吗,你难道只是个爱探听别人心事的家伙吗,你坐在这里,只是想纯粹地帮忙吗?那么你走近我干什么,你这个虚伪的家伙,你为什么总是装,你还能对什么投入呢?你在害怕什么?我感觉旁桌的人都在看我们。我拍拍她的手背,让她轻点。她擦着眼睛,说,我让你难堪了吗?
我说,没啊,我喉咙卡了鱼刺。
她说,是吗?她擦了把眼泪,惊愕、同情、高兴地看着我,她说,看把你激动的,别紧张,吞一个饭团试试吧。
她就从碗里给我捏饭团,捏了三个,我吞下,刺还在。她叫服务员,要醋。我喝了几口醋,还是没用。这么一折腾,就觉得恶心想吐。我对她说,别管这刺了,说不定过几天就好了,要不我们买单走吧。她说,不行,去医院吧。我不想去,她很固执和坚决,非要去。她买了单,拉我出门,打的,去了医院。
新年快来了,医院里人影寥寥,我们走过安静的走廊,口腔科一个小伙子在值班。他让我张开嘴,用镊子取。取了半天,取不出,我不停地呕。他说,看不见,可能被你咽得很深了,你不该吞那些饭。他握着镊子,拳头在我嘴里动。我想呕,眼泪落下来。站在一旁的米亚脸色苍白,她盯着医生的手势,一直在问,看见了吗?医生取出镊子,让她看,沾着口水的镊子上没有那根刺。她说,没取出来。
窗外是迎接新千年的鞭炮,我想我真是倒霉,今天吃这一餐饭,听她这一场表白,还没想好怎么回答她,因为自己确实也不知道是否要混混,就被这么一根刺卡了。因为喉咙被这一番折腾,不停地呕,眼泪在不停地流下来。
医生说这么大的人吃鱼还不当心。她说不好意思,是我在跟他说话。医生说,看不见,要不你们明天来做喉镜吧,如果真取不出来,就得开刀了。我闭上张了好久的嘴,心想新千年来临前的这一个晚上怎么吃这一场苦头。
医生让我们回去。米亚不干。她求医生,再取一次吧。她凑近我的耳朵,说,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把它取出来。
于是我朝医生尽力张大嘴,啊——
医生看米亚坚持,答应再试一次。他对着我的嘴说,哦,看见了,很短,那么深。他把手伸进我的嘴里,一下子又伸出来,说,哦,取出了,你看。
我没细看他手里的镊子,因为喉咙里已没刺痛的感觉了。真灵。
我站起来,说,好了,好了。
米亚高兴地说,怎么样,我说的还真灵吧。
我们来到了大街上,街上鞭炮奏鸣。人真是脆弱,几分钟前我想着明天那可怕的喉镜和可能的开刀,好像要熬不过去了,而现在居然一点事儿都没了,我扭头看了她一眼,有些尴尬。这世纪最后的荒唐一天。
我回头对米亚说,多亏你刚才坚决。
她说她知道今夜一定能搞定的,谁叫明天是新千年。她笑我刚才坐在手术灯下像待宰的羔羊。她扶我的胳膊,问我刚才饭桌上她讲的话我有啥想法没。如果没想法那就当她没说过否则她太丢脸了。她脸上有羞涩。我把她拉向我,说,你不是说了,你知道今夜一定能搞定吗?街边的烟花炮竹突然大作起来。经医院里这番折腾,已12点了,已经站在新千年了,悠长的街头有人在拥抱,我伸手拥抱她,说,新年快乐。烟花照着她欲哭欲笑的脸,她说,老天爷,我们又大了一岁。她说,今晚我够丢脸了是不是?她说,你也够丢脸的。
免费的集体宿舍楼快没得住了。单位现在不管员工这些住的事了。如果还想住这楼里,也得交房租了。
集体宿舍的剩男剩女们在为这事盘算。
我的想法是,住在这里,既然要交房租,那还不如到外面去租房,条件还更好一点。
对米亚来说,因为每月已在缴新房按揭了,若再交房租的话,那意味着增添了一笔开销。
米亚说,要不咱一起住吧,也好省点。
她这么节省、这么会算,这我不意外。我想不到的是她这么拧巴的人,对同居居然没什么障碍。我笑她,想好哦,这是同居哦。她说,反正隔壁的人家又不认识我们,反正2月中旬春节的时候我们总得去扯证结婚吧,能省点钱干吗不省。
于是,我们搬到外面住了。我们还准备春节前去扯证,这样我们过年回家的时候,就再也看不到爹妈的愁眉苦脸了。
住在一起之后,我发现我们有了点问题,为买什么,吃什么,吵了几次,虽然最后她总让我,但她那么抠还是让我觉得可笑。我有一天忍不住说,省省省,你能省出个电视机,我相信,但省出一套房子,我不信。再说,真有那么多人生大项目非要上吗?
她说,不是非要上,不是想过得比别人好,而是不想过得比别人差。
我想她在恐慌些什么呀。我不想跟她争论。
她看我这样子,就放软了语气,说,也可能我们都单身惯了,一个人待了十多年了,都很倔的,和谁都有点犯冲了。
她准备春节跟我回老家过年。在这之前,我们得去扯结婚证。
去扯证的前一天,她好像有什么心事,欲言又止了许久,终于说出来,有件事要跟我说。
我问,啥事?她说,我们明天能去做个公证吗?我说,扯证不就是公证吗?她说,我说的是婚前财产公证。我说,干吗,我们没什么财产啊。
她说是她按揭的那个房子。她说那不完全是她的,那里面有她爹妈的钱,虽然挂在她的名下,是因为用她的户口才能购本地的房子。她说,等她妈病好后,她爹退休了,他们要回来住的。
我说,你的就是你的,你家的就是你家的,搞得这么复杂干吗?
她看着我,欲语又止。我拍拍她的胳膊说,我不会想要的,我们结婚了,你也别担心我想住那儿。我们在外面再租房好了。
她说,不是这意思。她说,我是想,万一哪天我们不好了,怎么办,那房子是我爸妈的。
我懂了她的意思。我觉得她吞吞吐吐,这样子让我有一团气从心里冒上来,我说,我不打那房子的主意行了吧。
她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我问。
她说,你说你不打主意,去办个公证为什么不可以呢?
我说,你累不累啊,别以为人家都在打你的钱的主意,你才多少钱啊,你家省吃俭用一辈子才多少钱呀?我再没出息,也不会打一个穷妞的主意。
她生气地哭了,她说,为什么不能公证,如果你们男的说话都当真的,还需要什么狗屁的公证。
她这样怀疑、犹豫的样子,让我心烦。我想女人真烦。我大声说,呸,我们还没结婚,你就想着以后怎么撤了!妈的,你也太实在了点!
她说,你才想着以后怎么撤呢。
然后她脸涨得通红,说,还没结婚,你就骂我,你总是骂我。
我大力地拍那张破床,说,你疑神疑鬼才有病,是你损我在打你那破房子的主意呀!
那是2000年刚开年,婚前公证的事,还不像如今这般稀松得像没事一样。那时候我还不能理解情感与财富交缠的新型恐慌,于是我首先看到的是犹疑面前的假装。
我受不了这假装,我放大了这种情绪,我鄙视她,这多疑的女孩。
我情绪一冲动,拉开房门,准备出去,回过头来对她说:“你守着那房子和你爹妈过吧。”
这句话让米亚无比崩溃。
后来围绕这话,我们争了几天几夜。
我的想法是:我都准备和你过了,但你还像个精明鬼,把我想成啥了,我何必呢?
我和米亚就这样闹掰了。
当然我也知道,这“婚前财产公证”肯定不是唯一的原因,一定还有些别的什么让我们犹犹豫豫,所以无法走下去。
米亚一定很恨我,那一段日子她连续发来谴责的短信:
“为什么你就不能实在点?你不觉得你是懦夫吗?”
“为什么我们一旦想来真的,就没戏,难道我们只有假扮的命吗?”
我想着那可笑的公证,我带着嘲笑的情绪,给她回了一条过去:“不是怕来真的,而是怕来假的,所以一旦想玩真的的时候,也玩出了一股假惺惺的味,所以别玩算了。”
她回过来:“可笑,人能相信吗?!”
……
我想象得出她的怨恨。我不想和她争了,我删除了它们。
我相信她一定一样。
从此以后,在这座城市,我再也没遇到她,米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