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行者 正文 第五章 人山人海（1999—2007）

    在去往重庆的火车上，那个三陪女孩睡在上铺，她为自己能买得起一张硬卧票而骄傲（同行的小姐妹只够有钱买硬座并因此耽误在车站），天气真好，十月上旬仍有点热，她穿着吊带衫，踩着我的床铺往上爬，大声问，中铺为啥子没有人嘛？我说中铺很逼仄，容易让人做噩梦。

    车到杭州，对面床铺的人下车了，这个近似宿舍的空间只剩我和她两人。她显得亢奋，问道，为啥子那个人到杭州还要买一张卧铺，这不是浪费钱吗？我耐心地说：这很容易解释，硬座全都满了，他买了一张硬卧，如此而已。她根本没听我在讲什么，她开始语无伦次讲自己的身世，对着一个陌生人。令人费解，那些在路途中的女孩大部分都沉默，或疲倦或警惕，后来她说自己是做三陪的，我觉得，至少也算是一种解释吧。

    她在盛泽做事，坐长途汽车到上海，再转火车，目的地是重庆的綦江。至于到达綦江以后还要坐多久的中巴车，她没说，她声称自己是重庆人，父母是农民，她还有两个表姐也在盛泽做事。她念过高中，这很重要，她听说我是仓库管理员之后问我有没有读到高中毕业，我说，有的。

    她长得很清秀，我记得她的白色吊带衫，以及瘦削的肩膀，吊带总是挂到手臂上，一会儿是左边，一会儿是右边。她毫不介意，想得起来的时候拽一下。

    盛泽离铁井不远，是座镇，我没去过。她立刻说盛泽很发达，有钱，中国最富的镇，当地的纺织厂老板身家千万。讲话的口气像是担心我看轻了盛泽，或她本人。接下来，她说自己在盛泽做三陪。我想怎么可能有人主动承认自己是三陪女呢，但当场没问，不礼貌。一个多小时，她就盘腿坐在我的床铺上与我说话，倒像是大学里某个写诗的女生，幼稚，热情，夸夸其谈。我辨别不出很多风尘女孩身上的风尘气，觉得那只是一种普通气质罢了。

    将一个陌生人构思成为小说，犹如在脑海中杀死他，解剖他，最后送入虚构的焚尸炉。（这比喻并不恰当，小念头放大以后的夸张言辞。）我看着眼前的小三陪女，心想，照李东白那种故作恶意的写法，她怕是死定了，钉在某根耻辱柱上了，谁让她如此亢奋呢？她仍然喋喋不休，讲到工作，就是在镇上的夜总会陪客人喝酒唱歌。我随口问她是否出台，她停顿了两秒才回答：看心情咯。

    她回到上铺，哼歌给自己听，不再理我。天黑后又爬下来问我有没有吃的，我给了她一碗泡面，她兑上热水，坐在我对面铺位上，趴在桌板看着它，嘴里数着数字，又自言自语道，我饿啦。总之，心情不错。吃完泡面，她说：谢谢你，老板。我说我是一个仓管员，不必揶揄我。她说：我不会看不起穷人。我笑了，说这是美德。她说：因为有很多有钱人非常低调！他们只是看起来像穷人。

    她再次语无伦次，向我讲述夜总会里鸡零狗碎的故事，关于低调的富人——有一天，一个衣着普通的男人走进来，他穿着一双解放鞋，态度冷淡，坐在角落不说话。他看起来是一个又土又衰的穷鬼啊，这样的人来到夜总会通常只是想开开眼界，占点小便宜。所有的姑娘都离他远远的，不搭理他。于是这个穿解放鞋的男人不动声色地掏出一沓现金（显然是被激怒了），给了她们每人二百。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会看不起穿解放鞋的男人了。她认真地告诉我。

    我听了这个故事只问她，做了多久三陪。她说没多久，表姐在这里落脚两年，四月份把她带过来的。我问她开心吗。她说当然开心，只要离开家乡，离开农村去城市里，哪儿都开心。我没提醒她盛泽只是一个镇。

    天很快就黑了，这天夜里，她睡在我对面的下铺，我们各自侧卧，隔着一条过道，我没有把小瓶装的白酒拿出来喝掉，因此有点失眠。我睁开眼时，发现她在昏暗中看着我，火车经过某个小站，外面的灯光掠过她的脸。真奇怪她为什么要看着我，后来列车员进来，把她赶回了上铺。我本想在她的凝视中入睡，也是奇异的念头之一。

    第二天她叫醒我，问道：知道我为什么失眠吗？没等我猜，她说：因为像我这种女孩总是后半夜睡觉，中午起床。我的生物钟调不过来。

    火车正在山里开着，天空仍然晴朗，铁路两边的风景与九八年相比没有任何改变，有一朵孤云挂在半空，像是跟随着列车，渐渐落后，未及退场便消散不见了。我想起一些发生在九八年的事，并不遥远但也已经消散。那女孩又坐到我的床铺上，继续讲述她的夜总会生活。

    她说她的表姐之一，爱买衣服，出手阔绰。我顺口问，是香奈儿吗？她说不，然后茫然地瞪视着我，我估计她并不知道这个牌子。接着，她说：我姐姐买衣服都是去服装批发市场，一样的白衬衫买十件！我用同样茫然的眼神瞪视着她，然后大笑起来，为她吹的天真的牛皮。

    可惜，我表姐遇到扫黄，她被送去劳教啦。她说，可能要半年才能出来。

    我再次被她没心没肺的样子打动，我问她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决定回家，她说，当然不是，我回家另有事情，但不能告诉你。你肯定以为夜总会也被抄了，其实不是啦，我们的大老板路子很广，什么都能搞定。夜总会很安全。她满不在乎地爬下床铺，继续叨叨说，我表姐是在宾馆里被抓的，她运气不好。临走前，我告诉小姐妹，不要动我表姐的衣柜，那些衣服她出来以后还是要穿的。

    我问道，他们是怎么抓你们的？我对这过程好奇，可是她却不想回答，站在我的床铺上，从上铺拿下一个粉红色钱包，独自走到车厢连接处。我也跟过去抽烟，她捏着钱包，靠在车壁上，摇摇晃晃。问她是否抽烟，她摇头说不会抽，不知道她为何要站在这里。我在她的注视下抽完一根烟。不久，火车停了，数小时纹丝不动，两侧车窗外都是陡峭的山壁，火车像是卡在狭窄的山坳里，数小时我和她看着窗外一块大石头，感到无聊。这趟车显然会晚点，五十多小时的绿皮火车不可能准点到达。等到火车重新启动时，她问我有没有手机，想给家里人打个电话。我说，我没手机。

    很多人都有手机了，我也要去买一个。她说，仓库管理员可能真的不需要手机吧。

    我说，没错，仓管员不需要手机。我建议她找别人去借一个，列车上总有人带手机，通常也不会拒绝一个年轻的姑娘，可她又不愿意了。

    有时候，那些在你面前时而亢奋又时而低落的陌生人，会让你平静（有时反之，令人紧张），似乎他们是镜子，反照出一种由于情绪泛滥而导致的荒诞，而你取得了观剧的效应，你决意不肯踏入别人的剧场，不肯估算他们的心理活动，至多只能提醒一两句他们遗漏的台词。

    第二个晚上，她精神欠佳，让我摸摸她的额头，是不是发烧了。我用手背试了一下，感觉有几分热度，并不严重。她指指太阳穴说：这里疼。她没有立即回到上铺，也许是去了洗手间。我很快就眯着了，睡得很浅，感觉她轻手轻脚爬上铺位。后半夜列车停了，我立刻醒来，月台上的灯光照着我的眼睛，我起身去拉上窗帘，发现这是一个很破的小站，可能建造于六七十年代，用红砖砌成的候车室，腰线以下抹了一层水泥，色泽陈旧，进站口的大门上方有褪色的五角星，还有一些字迹模糊的标语刷在墙上，全都被灯光照成一片昏黄。根据上一次的经验，我知道这是在湖南界内，不清楚是否过了湘江。她睡得很沉，偶尔发出一声奇怪的呓语。火车像是把我带进了另一个年代，我想起那个跳色情舞的姑娘，她告诉我说，她可以在任意一个不知名的车站跳下火车，就像命运把她安排在任意年代活着，这就是她的人生写照。

    天亮后，感觉火车开进贵州省界，车速很慢，能清晰地看到低于路基的村庄和小镇，年轻人一大清早就在棚子底下打桌球。山坡上种着玉米，火车频频钻过隧道，时而天色阴沉，下起小雨。每一个停靠的小站上都有穷苦的孩子提着热水瓶，面向车窗，高高举起碗装泡面，或是向旅客兜售两元钱一袋的青枣。如果第一次看到，会感到一丝惊奇。

    姑娘醒了，她快乐地告诉我，烧退了，不难受了。这一天，她不再向我讲述夜总会的故事，似乎那些男人和女人、老板和歌姬都被抛进了另一个时空，我们抬起车窗，让风吹进来，山里的空气不错，确实毫无必要再谈论那些麻烦的事，十个男人或是十件衬衫，又有什么意思？后来，我们问列车员，这趟车会晚点多久，列车员说正在努力往前赶，也许到重庆只晚三个小时罢了。

    三个小时不太久，我爸爸妈妈说过，一定会在车站上接我的。她说，更久也会等我，知道为什么吗？

    我傻傻地问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是山里人，从山里出来，除了在火车站等我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呀。她跳了起来，使劲摇我的肩膀，大声说，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已经半年，我就要见到爸爸妈妈了，我真高兴。为什么你总是一副不高兴的样子？你应该替我高兴一下。

    我说，是的，人生没有比见到爸爸妈妈更高兴的事了，即使到我们耄耋之年，即使他们在天上。我没用死掉这个词，尽可能使自己不像在说风凉话。

    这句话很晦气，你真是一个怪人。她说，但是我不会觉得你奇怪，就像你看待我一样。

    我说，谢谢，这样很好。

    车快到綦江站时，天气又变好了，列车员把车票和身份证发还给她。她早已收拾好了行李，无心再和我说话。我想，旅途中的邂逅就此结束了，綦江到重庆大约还有一小时的车程，我也该下车了。她走到我面前，摊开手掌里的身份证给我看，她叫李丽莎。她低声说：其实我是回家乡补办身份证，我不小心把它搞丢了。为了不让纠察在路上抓走我，我就搞了一张假身份证糊弄一下。在这张身份证上，我叫李丽莎。上班的时候，我也叫这个名字。我说，李丽莎，这名字好听，不过更稳妥的办法是去派出所办一张临时证明。她说，不高兴，我决定把户口本上的名字也改成李丽莎。语气欢快。接着她拎起拖箱，对我做了个鬼脸，下车了。我半躺在床铺上，目视车窗，外面全是风尘仆仆的人。

    重庆分销处租的是一套公寓房，底层，窗前三米高处是街道，因此这屋子里常年不见阳光。交接的仓管员叫修峰，已经做了两年，二十一岁，中专毕业，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很巧，他就是盛泽人。我说盛泽这鬼地方不是盛产大老板吗，你怎么来看仓库了。修说他家是农民，又指指自己的眼镜说，视力问题大，既不能种地也无法去流水线做工，只能看看仓库。他听说我是本科毕业，表示惊讶，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工作都难找（那已经是一九九七年的事了）。

    仓库离分销处很远，我们坐汽车到达杨家坪。印象中来过这一带，路边树木草丛皆沾满灰尘，江面水位很低，沿途几乎没见到什么人。下车后，修峰带我走了一段路，看到一排美术用品商店，介绍说前面就是川美。我们进去看了看鲁迅像，然后翻过山，到仓库盘货。熟了以后，修峰的话也多了起来，他很喜欢重庆，不想离开这里，他的下一站是J市，安徽一座不知名的小城，相当乏味的地方，经济也不发达，天知道总部为什么要在那里设仓库。

    修峰提醒我不要和重庆人打架（这也是很多人一再说起的），某一任仓管员曾经喝醉酒在街上对着民宅的墙壁小便，被墙壁后面的住户发现，父子二人提刀冲出来砍断了仓管员手筋。

    要不是他跑得快，老二可能也会被砍掉。修峰说，董事长体恤他，付了医药费。接任他的是袁大为，公司最倒霉的外仓管理员之一，一个重庆销售员在他眼皮底下把货给卷走了，袁大为之后是林杰，林杰之后就是修峰了。

    我说：林杰这名字有所耳闻。

    修峰说：他是外仓管理员中的扛把子，我相当钦佩他。

    修峰说，林杰和杨雄是拜把子兄弟。又说，林杰并不看好杨雄，觉得他会被人做掉，他果然被人做掉了。他们似乎和汪忠铭也有过交情，绝交了，打工仔之间夹缠不清的江湖恩怨。修峰说，林杰最喜欢的女人是梅贞，办公室输入数据的那个重庆姐姐，很傲气的样子。

    我说我认识梅贞。

    修峰说：传闻林杰把她让渡给了杨雄。

    修峰提醒我的另一件事是，不要露财。我俩收入相同，月薪一千二，出差补贴八百多，合计两千。内地省份没有什么外资企业，中等收入八百一千而已，棒棒和苦力四五百元。两千月薪可以天天吃火锅，关键是，没人相信门客有这么高的收入，不合逻辑。修峰说重庆是“大码头”，人来人往，有帮会有圈子，可你一个看仓库的，无亲无故，没有背景，待半年就走（这个时间限度不值得你加入任何帮会），如果不谨慎，很容易被人做掉。我问他，重庆的销售员情况如何。他说：目前这一批都挺好的，很讲义气，只是他们偶尔会要求你放水。知道放水的意思吗？我说，知道，私自开仓出货。他说：遇到这种情况你自己看着办，既不能把自己搭进去，也不能让自己暴毙在街头，机灵点。说完他就提着行李走了。

    《汉谟拉比法典》是根据一个人的社会阶层进行裁决的，与常规逻辑相反，触犯法律的如果是穷人，惩罚会较轻，如果是富人，惩罚较重。似乎从一开始就认定，富人更应遵守法律，必须为其过失付出更大代价。然而美索不达米亚法律惩治最严厉的，是职务过失。例如，外科医生没能治好病人的眼睛，会被砍手；房屋倒塌导致房主死亡，建房者抵命。如果仓管员出了错，我想，在那个社会里一定会判重刑。

    在重庆我首先搞定了住宿问题，之前的仓管员都睡大理石桌子，有一天大区督导陆静瑜来视察，她来得太早了些，早晨七点钟敲开分销处的门，发现褥子被子铺在桌上，硬得像一块泡沫塑料，并且散发着惊人的臭味（过去三年的仓管员都睡这床棉絮，可能从来也没有晒过）。陆静瑜说：怎么办，九点钟我要在你的床上开会。我穿好衣服收拾东西，陆说，你们大陆男孩啊，真是不讲究。我开玩笑说，看过侯孝贤的《南国再见，南国》，台湾男孩的生活也很艰苦啊。接着，我说，睡在这样的床上，有时会梦见北极，有一座冰下的火山即将喷发，我躺在一块浮冰上。

    她曾经是总部的人事督导，鲁晓麦的上司，因为倪德国的卷货案，被总部调任到西南督导销售，办公室在成都。一九九九年的初夏，总部临河的那片荒草丛边，偶尔可以看见她的身影，不知道在那里做什么，也许只是散步。她是公司唯一的女台干，有时候她也和工人说话，相对而言不那么苛刻（斑秃的台干林某某则像一个混合着梅毒与远古诅咒的妖怪）。这些傲慢的台湾人令人费解，他们不带家属，同样长年累月住在镇上，到了夜晚就消失了，休想看到一个台湾人在街上晃荡。在大陆打工仔看来，这实属正常，台湾人就该是这样，你也说不清楚究竟谁更像淘金者，可能都是。

    我和陆静瑜在分销处的客厅里等了很久，可笑的是，没有人来上班，外面起着薄雾，太阳一直没升起来。她若无其事，克制着自己，不在一个仓管员面前流露出对销售部的不满。我和她之间隔着一张会议桌（那确实曾是我的床，想象一下我躺在上面的样子），起初我们聊聊仓库，库存问题，漏雨问题，我知道重庆的销售业绩很差，这座城市虽然热闹，但对建材销售商并不友好。话题很快聊完了，她让我说说梦里的浮冰，我改口说，刚才醒来还有些印象，现在已经不记得了。这种大理石桌面会把所有的棒小伙子都睡成痴呆，至少落下一身关节炎。我们都没想明白，分销处为什么不安排一张床，哪怕是折叠床，也强过大理石桌面。后来，我随口问她为什么来大陆工作。她似乎有点惊讶，仓管员怎么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回答说：和你一样，为了谋生。然后闭口不语，停止了交谈。

    再后来，是陆静瑜做主，我搬到了靠近仓库区的旅馆，得到了一个小房间，以后的仓管员也享有同等待遇。有一天她来视察仓库，陪同她的销售员叫刘俊，重庆邮电大学毕业，很健谈。没多久，下起大雨，道路泥泞，我们全都出不去了。仓库漏雨的位置我都做了记号，把瓷砖搬离，以免包装盒受潮。总计三个漏雨点。我们坐在瓷砖上等雨停，同时看着雨水淅淅沥沥从屋顶落下，在地面形成水洼。刘俊说，做仓管员终究是无聊，看一整天的雨，一整天过去了。我说，销售员在雨里跑一整天，一整天也过去了。刘俊说，销售员的痛苦甚于仓管员的无聊。接着，我和他讨论经验中最痛苦的一天，完全是闲扯，陆静瑜在一边听着。刘说到军训，痛苦。我本来想说葬礼，后来改口说，求职。陆静瑜插嘴说，坐一整天飞机痛苦，经济舱。我和刘俊都没坐过飞机，想象不出那是什么滋味。后来我说，还是在总部流水线上班最痛苦，室内四十多度高温的夏天，女工们没有水喝。陆静瑜说，胡扯，有一台直饮机。我说可是你并不知道它让新来的工人患上腹泻，它看上去是直饮，实际喝到嘴里的有可能就是鱼塘里的水，只有办公室的水是干净的。你想不到，工人们并不喝水，他们忍着，他们也不会告诉你这台直饮机有问题，这并非由于他们麻木、顺从、仇视（也许有那么一点点，针对的是保安），而是因为，这种诉求不在结构之内——就像有人卷货逃走，也不会有另一个人来提醒你。

    我想我是在挑衅陆静瑜，没有一个台干受得了这种话，但她也不能就地开除我，这里是仓库，外面下着雨，我们都没地方可去。陆静瑜沉默很久，问我是不是觉得台企很不人道。我说，也没有完全这么觉得，台企提供给打工仔工作机会（那些农村的、山里的、小镇的，没念过几天书的年轻人），这件事的社会意义不言自明，但给他们喝脏水终究是不对的，你们把他们当奴工使唤。陆静瑜说，胡说。我问，在台湾有这样的奴工吗？陆静瑜说，就我所见，大陆与东南亚赴台工作的渔工，工作条件普遍艰苦，但是在大陆的台企，横向比较，绝大部分并没有亏待工人，如有个案，恕难周全。我说，保安打工人你们管不管？陆静瑜说，在这个体系下面，警力不逮，人员混杂，保安执行他们的权力并没有大错，也许你没有挨过警察的打。我说，住宿条件恶劣呢？陆静瑜说，你去香港会发现，大量的守法香港市民，住的地方可能还不如你们宿舍——当然，让你们仓管员睡大理石桌板是不对的，我好奇的是，你为什么还要做这份职业，为什么不去别的地方？我说，这份职业不错，还有点尊严。陆静瑜说，你简直自相矛盾。这时，刘俊急忙打圆场说，这是社会格局的悖论，要是有工会，就不至于这样，但是有了工会就不会有台企了。陆静瑜赌气说，好，我来给你做一次工会。她掏出手机打到总部，让行政部立即换掉那台直饮机，必须每天消毒，主管人员每天早晨自己先喝一杯水。她挂了手机，仍然赌气，不再说话。

    雨停后，我们离开仓库，陆静瑜走在最前面，全然不在乎地上的泥水。刘俊奉承道，陆督导仗义像侠女。她没有接茬，又走出去一段路，回身看我一眼，说，把你的胡子剃掉，这也是台企的规矩。

    世纪末那年，上网是特殊的娱乐活动，青少年才玩这个。（正如玄雨所说，时代不会起什么大变化，包括世纪末在内，我们此生将会看到的尽是些电子产品的更替换代。）货场一带建筑破败不堪，火锅店和米线店到处开满，我翻山到川美附近找到一家网吧，有五台电脑，不久扩充到十台，房间很挤，五元钱一小时。店老板（此人不俗）极是珍惜设备，动辄赶人出去，有一阵子，网吧里反复放着朴树的歌，那张《我去2000年》的唱片，好像是迫不及待想要奔向一个美丽新世界，又舍不得放下眼前即将消失的九〇年代。

    我经常在混乱的新浪聊天室里看各种人说话，所有的话语像电影片尾字幕一样从下往上刷过，有一天我给自己起名叫AKIRA，有人告诉我，他（她）也喜欢大友克洋的这部动画片。事实上我没有看过（也不爱看动画片），仅仅是瞟到一眼网吧墙上贴着的《AKIRA》的海报，中文译作阿基拉。

    此人说，这是一个科幻故事，也是末世故事。四十个拥有超能力的活人成为军方的研究对象，目的自然是利用他们去做坏事（设定为称霸世界），后来，出了事故，超能力的破坏性大于军方的控制力，东京被炸了。我打字速度很慢，问他超能力是指什么。他回答：时空转移，意念控制，读心术。类似地摊小报上胡编乱造的故事，相当老掉牙，但他让我注意到电影史上所谓的“开先河者”，那些屡屡遭到模仿的故事蓝本和元素，比如异形（周劭经常幻觉自己在作太空旅行）、弗兰肯斯坦（属于文学作品）、僵尸爆发（讲不清源头），各种被玩滥了的镜头语言。我承认弗兰肯斯坦是个好故事，玛丽·雪莱以一己之力创造了这个吊诡的拼凑物，怪胎们的图腾，阿基拉算不上，它只是一个拼拼凑凑的故事。

    次日我给自己取名弗兰肯斯坦，不再有人主动和我说话。电脑屏幕上话语四溅，像一场盛大又无休止的涂鸦奇观，必须承认，一个属于旧时代的写小说的年轻人，初次看到这种场面时，会生出小小的震惊。我又想起玄雨说的，文字廉价的时代即将到来，但这是好事，是虚无在道出意义，是不可能之物从自信满满的那些人的掌中逸出。又及，我曾在一个文学BBS上看到有人取名玄雨，只发了几条语焉不详的跟帖，猜想那可能就是她，不知道该和她说什么好（矫情地讲，汉语没有赋予我可供使用的时态）。后来，她在BBS上连载了一个关于废土世界的小说。

    在一个下雨的午后，我离开仓库区，搭上公交车到解放碑转了一圈，这一带很繁华，我买了一个肉松面包站在街边吃，四下里寻找，也未曾找到买过T恤衫的市场，后来想起那是个夜市，我没有耐心再等到天黑。天气凉了，到商场里买了一件米色的夹克衫，一条牛仔裤。尽管储运部发了一套秋装，但我并不想穿它，那种颜色的衣服太像是街上捡来的。

    有一天，我和销售员押货去外地。卡车司机穿得很惨，头发污秽油腻，显然很多天没洗澡，比棒棒强不了多少。我想这哥们是怎么忍受自己的，问他是否有条件洗澡，他讲了几句我没大听懂的西南方言，大概是抱怨生活过于艰苦。

    销售员是一个瘦小的重庆姑娘，刚入职不久，一路都在打瞌睡，醒来后问我到哪里了。我说我也不太清楚，汽车在山里开着。司机说，已经过县城，往三江方向还要开一两个小时，路不好走。又问，看到垮塌的彩虹桥了吗？我说我没注意，著名的彩虹桥。销售员说，原来你也知道彩虹桥。我说，这起事故全国闻名，到底死了多少人？她说四十个，其中十八个武警小伙子，二十二个老百姓。那座鬼桥，一队士兵跑过去，它就垮了，像纸糊的。司机说，对头，日你妈，像纸糊的。

    卡车继续向南，我失去了方向感，由他们带我去任意地方。后来，我再次看见了江，在很低的位置上，与卡车之间落差至少三十米，销售员说这就是綦江。江水是蓝绿色的，正午阳光照着对岸的工厂，一列火车正从远处开来。景色很美，并且多多少少有些乏味，尤其是当我想到住在山坡上的人家，终其一生看到的就是这道景色。销售员让司机开稳点。司机说上坡不要紧。事实上，他也有点紧张，这条路在错车时十分局促。随后，卡车缓速开过一座镇，销售员说快到了。小镇的热闹程度不亚于重庆市区，街上跑的都是嘉陵摩托，也有奇形怪状颜色出挑的，和电影里的时髦货一个模样，销售员说这是走私品。年轻人开着摩托车在山路上跑，极个别情况下，他们会开到江里去，喝了酒或者嗑了药。这时，有人站在路边向我们招手，是这单生意的介绍人，销售员的堂哥。此人穿着西装，直接跳上汽车踏板，指引我们进了一座迷宫般的钢铁厂。这是我初次见到所谓的“老三线工厂”。

    卸货时，销售员到厂部去拉关系，我和她的堂哥站在一边看工人干活。工厂装修的是办公大楼和厂区医院，她的堂哥自我介绍说，魏晓龙，阿龙，听说你是从上海总部过来的。我说，总部在江苏，离上海不远。阿龙发了一根大重九给我，问说，总部怎么样？我回答说，还行。他不介意我的沉闷，带我往厂区走了几步，有一条双车道柏油路，两边香樟树高大茂密，机器的轰鸣声远远传来。他说老三线已经不行了，又解释道，很多厂关了，老工人无处可去，年轻人无事可做。我问，钢铁厂呢？他说，等到钢铁厂也不行的时候，大概就是世界末日了，天塌了。

    他二十五岁，钢厂小干部子弟，在厂属学校念的小学中学，没考大学，直接进厂做了工人。照他的说法，二十五年都是在这个地方打转，有一度，想去深圳混世界，但止步于重庆市区，很快又回到了厂里。虽如此，算是见了点世面，现在在后勤部门做保障员。他问我，总部那边有多少三资企业。我说，很多，算上周边开发区，也许几百上千。他说，这里没有，一家都没有，可这里的工人明明更便宜啊。我没能立即领会他的哀伤，我们在厂里走（生产区不给进入），他再次表达，这个小镇也应该有三资企业，让那些到处闲晃的年轻人有点事情做。那语气就像是当地缺了一家网吧、一座游乐场，总之十分天真。后来，我们走出了厂区，道路是典型的重庆格式，从一幢房子进去，爬到五楼，曲里拐弯穿过一条黑暗通道，外面是生活区的街道，仿佛我们刚才是从地下室上来的。我面前是一个干涸的标准泳池，露天，深水区三米，池底堆满腐烂发黑的树叶。对面是一大片住宅楼，八十年代建造，混凝土建筑同样呈现出时光的侵蚀。街道上人群扎堆，极为热闹。问到为何不清理垃圾，阿龙答道，泳池好几年废弃不用，并无特殊理由。我以为来到小镇，阿龙说，不，这是工厂生活区，和小镇隔着一段距离呢，这里的人口比镇上多。

    根据他的说法，这些生活在工厂区的人们从来高人一等，镇上是农民。他向我讲述两者之间的差距，在过去几十年里，工厂什么都有，自属的小学、中学，电影院和商业街，医院和长途客运系统。总结他的话，是一个比小镇更完整的社会结构。

    也更畸形，他说，大家都活在梦里，只有我这种人，看清了形势。

    我理解他的意思。他认为铁井开发区更具有现实感，显然，他错了。然而该怎么向他解释在那个数万人以单一方式活着的封闭场所里（没有学校，没有电影院或游泳池），同样长时间蒸腾着梦的气息呢？假如再往下说，那又会变成另一种陈词滥调：人生本来就像一场梦。我只能安慰他说，一切都会好起来。

    后来，我和他聊起了灾难，我说到彩虹桥，那座因为建筑质量原因导致多人丧命、多人入狱的桥。阿龙抽着烟，看着天空，远方是钢厂极为高大的车间。他说，重庆灾难很多，过去年代，洪水暴发，江面上漂下一具又一具的尸体。我问他，是九八年吗。他说不是，更早，已经被人遗忘了。然后他说：一九八八年，我十三岁，一月十八号那天晚上，我住在龙凤场新民村的亲戚家里。他看了我一眼，我问，那时那地发生了什么。他说，八八重庆空难，一架从北京起飞的伊尔18型客机落在了那里。我对这起空难有印象，是因为在九八年去往重庆的火车上听人谈起过（恰好是空难十周年吧）。我问阿龙，当时是怎么个情况。他语气沉重，说：飞机掉在了田里，爆炸了，发出巨响，空气里全都是煤油气味，夜里看不太清，我住的地方跑出去没多远，踩到一条人腿——那架飞机摔得太厉害，整个机头都飞了出去，遇难的人还有残肢四散飞溅，无法形容。他又看了我一眼，说：我十三岁那年就见到天空掉下钢铁、火球、衣服和钱、黄金首饰和外汇券，掉下人的手脚和器官，甚至还有完整的一个人倒插在水田里。天上会掉下一切，我对形势的判断，并不是基于现在，而是基于这个童年的记忆。

    我再次来到钢厂已经是七年后，单小川在重庆与贵州边界小镇上拍一部纪录片，发短信给我，问愿不愿来看看。当时我正在贵阳，赶过去玩了几天，讨论了一下剧本。我们回重庆的路上，因为要载一个搭车的朋友，顺道又去了钢厂。无论如何想不到，还能再来一次。

    那时候钢厂已经停产了，具体原因不明，总不外乎是亏损，国际市场价格下跌，国内产能过剩等等原因。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离开了这里，去别处谋生。生活区的街道上，老人儿童居多，倒也不愁生计，全都在打牌闲聊。树荫浓密，像一座很大的社区公园。我们走到高处，再次俯瞰那个泳池，不仅落满树叶，居然还有一条大狗躺在里面。我们仔细观察了一会儿，摄影师说：显然已经死啦。举起单反拍了几张。我想知道这狗是怎么死在泳池里的，没人知道，也没人管。我问他们有一个叫魏晓龙的人在不在，有人说这小子索贿受贿被抓进去了，也有人说已经出狱，卖了房子，到南方去做马仔了。

    一九九九年冬天，我在旅馆里待得实在无聊，翻出通讯录，打电话到单小川的单位。小川很是高兴，说一定要到重庆来见我。一星期后，他来到货场，同行的还有一个姑娘，介绍说是他的网友，从南京到重庆来玩，讲话南腔北调，夹着脏话。我们在街边找了个最便宜的火锅摊，三拖一（荤菜三元，素菜一元）不换锅底的那种。姑娘抱怨道：只有你们重庆人吃这种火锅，不换锅底。我和小川窃笑，安慰她说，老锅底比较鲜，天天就这么煮着，高温杀菌，没问题。姑娘说：我少吃点，容易肚子疼，快来例假了。小川摇头，仍旧是笑，那表情像是从认识之初就宽容着她的粗俗或直率。我感觉他成熟了一些。

    问到近况，小川说，贵州的支教工作已经收尾，暑假前回到万县，大山深处生活艰苦，缺水缺电。姑娘插嘴说：单小川差点娶了他的学生。我很惊讶，问他教的是中学还是小学。小川不好意思地说，是小学，山里的姑娘往往上学晚，那个学生已经十五岁了，当然，十五岁也不能结婚，人家喜欢我，或者只是想找个依靠，如此一说罢了，并没有真的谈婚论嫁。

    我们结束了这个话题，接下来，谈论我们认识的人，用言辞和表情，近似江湖黑话（姑娘坐在边上顿时显得无聊起来）。小川说玄雨在广州，找到了一份广告公司的工作，至于沉铃，小川说，她太可惜了，不做文学编辑，似乎也不再写作了。我说这个事情不聊了。我们喝了不少，小川教我划拳，我学不会，于是又谈文学。小川说，文学是一个梦，像我们这种年轻人，耍得开心就好了，不要管梦成不成真。我说，最可怕的就是文学梦。小川又和我碰杯，摇头。我们聊到李东白，对他的情况我完全不清楚，小川说他自从出版了长篇小说之后，一夜成名，某次青年作家大会上他上台发言了，你知道上台发言意味着什么，前途无量。这时，姑娘插嘴说，只有你们这种混文学圈的人才会觉得兹事体大，我们就无所谓。小川温和地看着她，说，我们并没有混文学圈，归根结底文学只有一条路可走，没有两条路。姑娘说，我不这么觉得，你那条路上呆逼太多。小川被她的用词惊了一下，结结巴巴说，是的，因为太多，所以并不好走，你每次都描绘成我在走一条康庄大道，这太偏颇，归根结底，文学只有一种信仰，甚至你信仰它的时候它就自动破碎了、折叠了，而你想要打碎或折叠它的时候它却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姑娘满不在乎说，感觉你像个M，就是受虐狂。小川嘴里嘀咕，不知说了什么。我喜欢这个词同时也喜欢他尴尬的样子，建议为受虐狂干一杯，它既可能是比喻也可能是事实。

    这天晚上小川喝得大醉，坐在路边不起来，我和姑娘合力将他搬起，架到旅馆扔在床上。姑娘也有点喝多，想回自己的旅馆，但天色已晚，又自称是路盲。我去账台给她要了一间房，回来后，小川正抱着脸盆狂吐，我站在一边抽烟，隔着一段距离注视他，似乎那个蜷曲颤抖的身体是我自己的，而我是出窍的灵魂所在。小川的呕吐伴随着呜咽，后来，姑娘也站到我身边，陪我一起抽烟，望着他，并问道：那个十五岁的女孩，你觉得她只是想结婚？我说，还想什么呢，户口？农转非？姑娘说：你他妈的真是煞风景，不配当个小说家——当然是为了爱情。我说，是啊，小川也才二十五六岁，被任何人爱上，都不奇怪。小川抬起头，双眼发红，骂道：你们不懂。然后倒在了床上。

    这姑娘当晚住在旅馆，我们又聊了很长时间。她报给我的名字是一个网名，叫作木马。现在回忆起来，就是世纪交替的那几年里，多少年轻人都给自己取了奇奇怪怪的名字，可是喊起来却并不会觉得生硬，似乎本来就应该叫这个名字，而身份证上的本名是别人强加于他们的。她介绍道，小川的网名更奇怪，叫踵，阿喀琉斯之踵（只是他较常使用的网名之一）。她问我的网名是什么，我想了想说，阿基拉。接着，花了点时间，我讲述了阿基拉的故事，尽管我并不是很喜欢它。

    阿基拉听起来是一个勇猛无畏的少年而你并不像。她说。

    我和这个口无遮拦的姑娘交换了电子邮箱，她显然读过大学，而且是文学专业，各路外国作家如数家珍。当我问她的来历时，她却闭口不谈，有一度她谈到南京作家和当地的摇滚乐队，熟得一逼，各种八卦都能讲得出来，我猜她是南京人，她否认。她说，你别猜了，我就是扛着文学的名头到处骗吃骗喝，你没见识过我这种人。

    我说，八十年代像你这种文学青年也很多，不奇怪。她说，大叔，你没那么老，不要假装自己经历过八十年代，那是很牛逼的时代，你错过了。她打了个呵欠，问我：这么晚了你还不去睡觉，待在我房间里，是想和我睡吗？我说我没有这类猥琐的念头。她笑了起来，揉着眼睛说：你和小川都是乡下青年作家，毫无疑问，乡下青年作家，略带贬义和嘲讽，但也不是很过分，如果冒犯了你，请不要介意。我说，当然介意，乡下作家如果想和你睡觉，他自己会提出来，如果由你来质问，那就不大好了。我们一起笑了起来，后来，旅馆的姑娘过来提醒我们不要开着门大声讲话。

    多年后我再遇到小川，他的模样已经完全变了。野外工作让他变得十分强壮，肤色黝黑，终于像个男人而不是男孩。特别是，口音变得很北方，时而冒出京腔。这种变化也是必然的。我开玩笑说，南方的小说家一辈子也学不会标准普通话，而且拒绝学这个，你是怎么做到的？小川说，格老子，你是在嘲笑我没有文学天分，还是没有文学操守？四川话属于北方语系！

    小川最后还是娶了那个十五岁的女孩，在二〇〇七年，她二十三岁，他三十四岁（早已辞职，成为纪录片导演）。姑娘长得很美，讲一口贵州话，在摄制组里帮他打杂，做剧务，打板（也就是场记）。看得出他们非常相爱，与此同时，穷得叮当响。

    小川一直奇怪我为什么要做仓管员，他觉得我完全可以找到更合适的职业。我说，两者对我区别不大。〇五年初，我从美仙公司辞职，发邮件给小川，说这件拖延了五六年的事终于解决了。那时，小川已经在拍纪录片，文坛根本没有他这号人了，倒是李东白还在，然而我们没有再提到他。

    小川辞职以后到上海投靠同学，他见到了沉铃，后者帮了他一个忙，介绍他在一家摄影广告公司做助理，他干得不错（〇三年我在上海见过他，关于这件事，我后面再说），变成了另一个人。他还发表几篇不太长的小说，甚至被文学选刊录用，有一度他小有名气，但迅速消失了。我们聊过这件事，他说，觉得自己写出来的小说散发着异常的气味：写都市题材，臭，写故乡题材，臭，写底层题材，臭。总之，腐朽而自卑。他停止了写作，照他自己的说法，告别了文学。他以为自己会痛不欲生，至少也应该遗憾，然而什么都没发生，他买了一台DV。当年，胶片时代落幕，满大街都是背着数码相机和DV的年轻人，对着所有可及的事物开始了一种低成本、低门槛的创作。是的，我们不得不承认，之所以爱好文学，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太穷，在过去年代，写小说只需要稿纸和圆珠笔，你保持安静，你蜷缩在角落，即使你写得不太入流，也会有人赞美或宽容你。如此而已。有一天你离开了文学，那种感觉可能连解脱都谈不上。

    此后的几年里，他搞丢了上海的工作，去了北京，在电影学院进修过一阵，拍了几部不太长的独立纪录片，结交了一些朋友。二〇〇五年有一家公司接到欧洲的业务，委托拍摄中国题材的纪录片，制片人找到了他。报酬虽不高，作品可以在欧洲放映，参加某些小规模的纪录片展映（名不见经传然而神秘、抽象的存在）。这些选题需要他回到西南地区。

    二〇〇七年的一个清晨，我和小川坐在一辆去往山区煤矿的破烂面包车上，摄制组的年轻人东倒西歪打瞌睡。小川仍然喊我阿基拉（他曾经喊我端木老师），因为我用这个名字注册了一个邮箱。我们在车里抽烟，叙旧的时候，他并不看我，却常回过头望向后座的妻子，像是征求她的意见，对于他这些年的生活是否感到不满。有时，她温柔地伸出手拍拍他，或者拽一下他的帽檐。那姑娘大家都叫她海燕。我忍不住猜想当年，她十五岁，他二十六岁（作为一个支教的乡村教师），究竟发生了什么。车子一直在颠簸，我们停车寻路，有一队形容憔悴的工人扛着工具走过，坐在车里问他们话，却无人应答。摄影师说：像苦刑犯。顺着他们来的方向，面包车继续开了一段，看见很窄的铁轨，我们确信前方就是煤矿。

    后来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工人，有一座极高的细长拱形桥划过头顶上方，它是砖砌的，被煤灰染成黑色，那感觉就像是中世纪的人们忽然造出了一座科幻基地。拱形桥可能是传送带，它通向一座三十米高的堡垒似的建筑，建造在一堵峭壁上，同样是黑色的，数十名工人就在巨大的堡垒下面缓缓蠕动。我用了蠕动这个词是因为我根本看不清他们在做什么，肯定是工作，但究竟是维修还是搬运，是制造还是挖掘，看不清。他们身上也沾满煤灰。

    摄制组没有停留，直奔矿区。我问小川，刚才那个景象是否有价值，他说：假如冒冒失失架起摄像机，会让工人们恐慌，纪录片不是新闻，不应该出现人面对镜头的恐慌感。我们聊了一点关于纪录片的真实性的问题，小川说：可靠的说法是，纪录片其实比电影更像小说。

    很快，车子到达矿区，这里的格局令人费解：进门处是一家破旧的影剧院，看样子早已废弃；一条奔流的山涧隔开了煤矿和生活区，煤矿拦起围墙，无法进入。我们停在街上，一侧是山涧，一侧是简陋的商业铺面，大概三百米长，饭馆、服装店、理发店，均有，但十分冷清。这条街没有尽头，与山涧的走向一致，过了生活区就变得泥泞弯曲，直通向层层密林之中。

    小川要拍摄的是两个开理发店的女人（之前就已经约好），起初我以为是发廊，他们说是普通的理发店，这部纪录片讲述普通人的生活，那语气似乎发廊女不属于普通人。面包车停在影剧院门口，我觉得自己在片场有点碍事，便走到停车地方，海燕正捧着一本书在读。我看了一眼，是奥斯汀的《曼斯菲尔德庄园》。我走到影剧院的台阶上，门锁着，我向里张望。这时，海燕说，那电影院已经关了。我问她是不是本地人，回答说不是，曾经路过这里。她放下书望着我，脸上浮现一丝笑意。

    我没有读过奥斯汀的小说，因此无从谈起。海燕问我喜欢谁的小说，我提到托马斯·沃尔夫、博尔赫斯、福克纳这些名字（实际上也仅仅是普通的喜欢而已，觉得他们写得不错），然而她对于二十世纪的作家似乎并不熟悉，又问道，有没有喜欢的女作家。我说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算一个，对，不是美国的那个菲茨杰拉德，是英国的，拿过布克奖，她曾经是记者，晚年才开始写小说；以及还有，美国南方女作家安·波特，她出过一个中译本《灰色马，灰色骑手》。海燕说，她最喜欢的小说是《呼啸山庄》。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煤矿，与我想象中相反，它是寂静的，只能听到山涧的湍流声。上午的光还算不错，天空有大朵的云被风吹移，有时遮住太阳，密林拂过一层阴影，像海燕脸上的笑容。

    吃午饭就在街边小饭馆，两个理发店的女人和我们一起，矮胖较老的那个是姑母，年轻的是侄女，两人都是县城人。我很想知道她们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要知道无论发廊女还是理发师都青睐闹市，而这里并不繁华，人们的愁苦气质中缺乏必要的欢乐成分，和我所认识的重庆人大相径庭。然而，我没有问出口，一部分原因是她们在纪录片中涉及的就是这个问题，姑母想留在这里（稳定的生意），侄女想去市区（正待开发的大城市），我不能影响纪录片人物的情绪和思路；另一部分原因是，姑母在饭桌上谈到了命运。她说一切命运使然，人去哪里，留在哪里，任凭命运决定。这是赤贫者独有的论调，或者说，这种论调里带有赤贫者的基因。

    两个女人在饭桌上继续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也许是我过度注意了她们半真不假的争执，姑母忽然对我说：她（指的是侄女）没有学会理发，去了城里大概只能做洗头妹。侄女闻言反驳道：你也不会，你把人剃成了秃子。说完站起来就走。这时，小川向我解释，真正的理发师并不是她俩，而是死去的姑父，三个月前肺癌晚期。小川在拍摄的是一家没有理发师的理发店。我心想这故事真是他妈的无聊死了，为此跑那么远，疯了？

    下午时，我仍然在街上闲逛。海燕问我是不是感到乏味，一整天看着溪流和紧闭大门的破旧影院。我说，不会，我对固定的风景有一种职业性的适应。海燕很聪明，说：对，小川提起过你做过仓库管理员。我说：也可能来自更久远的生活吧。我们两人站在岸边，望着低处不断翻涌的水花，忽然同时变得沉默，仿佛是等待着云层的阴影覆盖，仿佛彼此认识了好多年。这也是奇怪的念头。过了好久，海燕问：没有理发师的理发店，算是个好故事吗？我说，勉强算是个故事，也许值得拍出来。海燕问：如果我写自己呢？我想和你们一样写小说，可是我只读过小学。我半开玩笑说，你不要写得令自己心碎。

    夜晚我们顺着原路返回，我没再注意到那座拱形的建筑以及城堡式的悬崖，道路漆黑，星光黯淡，它们在某一个瞬间从我身边流逝而我并没有注意，这也是常见的现象之一。拍摄纪录片极苦极累，车上的年轻人全都眯着了。我坐在副驾，时不时同司机讲几句话，怕他也睡过去。后来，小川拍拍我的肩膀。

    他提问，如果选择喜马拉雅山，或是癌症村，应该拍哪一个？我建议，如果钱够的话，都拍。他说，钱没问题但时间有问题，明年只能选其中一个。拍癌症村有获国际奖的可能性，而喜马拉雅山，恰好有一个国家气象台的朋友被派到珠峰大本营做一整年的摄影师，器材和装备他那儿能帮忙，错过这次机会就很难再有下次。

    我给不出更好的建议，我说在文学之中可能也存在近似的难题，比如，你不能让癌症村的病人在小说的结尾走向喜马拉雅山（哪怕是蒙太奇），处理不好就会成为一个轻率或者隐蔽的笑话，一种将现实的无果嫁接到壮丽奇观之上的手段，然而，也未可知，因为我没有去过喜马拉雅山。小川回头看看海燕，她已经睡着了，头歪在摄影师的肩膀上。他说：咱们一起去喜马拉雅山怎么样？我说这是个好主意。

    小川在车里点起烟，抽了几口，他低声说话的样子像是担心吵醒睡着的人，或是被司机听去，又像是自言自语。他说到海燕的文学天分，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拥有极好的写作根基，热爱文学，具有想象力，但赋型能力不够，如此等等。文学是一座迷宫（多少人都在使用这个比喻），这个迷宫最终反照出的不是一个人的努力，而是他的天赋和缺陷。小川总结道：海燕想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但这个小说，真是他妈的太难写啦。套用你的比喻，一个癌症村的病人在小说之初就想着喜马拉雅山。

    我说，我确实好奇，因为她脸上那种像阴影一样的笑容，我从来没有见过，在她身上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好奇。

    那不是故事，是一个本该在小说里出现的人物转而成为了作者。小川说，阿基拉，我们已经三十四岁了，同样写不出自己想要的小说，必须去一次喜马拉雅山啊。

    一九九九年的冬天，我仍然待在重庆，总部没有任何要将我调任的意思，而我对这个地方已经有点厌倦。开旅馆的姑娘约我去解放碑看千禧之夜，据说会非常热闹。重庆一直下雨，我生病发烧，做了很多梦，像博尔赫斯的小说《南方》，有一天我忽然想起阿根廷在南半球，那里的南方相当于中国的北方。为什么想到这件事，也许就像这篇小说的结尾，有一场决斗将要出现。后来的事情证明我的预感至少中了这么一次。

    有一天下午我从库区回旅馆，看到床头放着一本《致密伦娜》，我返身出去问旅馆的姑娘，她坐在账台，头也没抬地告诉我，有一个女人找我。我问这女人是怎么进了我的房间，姑娘说，是你女朋友嘛，敲门没人答应，我就开门陪她进去看了一下，你不在，后来她走了。

    我没再追问下去，回到房间，打开房门，坐下翻看《致密伦娜》。作为上个时代最神秘的作家之一，卡夫卡已经失去了神秘性，他被剖解与模仿（再模仿），休想全身而退了。《致菲莉斯情书》事实上结束在作者咯血的那个晚上，此前的所有篇幅都指向这个结果，作者在写下书信（很难称之为情书）时并不知道这个结果，然而，一切都预示了这个结果。唯一还能保留一点神秘性的或许只剩《致密伦娜》，或许，恰恰是因为他感到时日无多，向密伦娜解释得太多——这些解释令卡夫卡失去了可供模仿的外在，阻挡了我这种人向他致敬。

    后来，鲁晓麦出现在房门口，她依然矮小，像个小女孩，但发型变了，剪短了，像个小男孩。她裹着一件宽大的工装羽绒服，袖子盖过手指，感觉是从北方过来。我没有起身，抬起书封面向她致意，她看了我好一会儿，这才反手关上门，叹息道，我的天哪。

    那时那刻，我在想什么？想到她的床，想到低矮的屋顶和窗外街道上簌簌的脚步声，一个卡夫卡式的夏天，远处的守卫和熔炉，近处的空调风嗡嗡翻动书页，整间屋子仅此一本书——《致菲利斯情书》。有时她拿起书随意浏览，那表情终究是年轻姑娘，流露着欣赏与费解，仿佛是卡夫卡亲笔写给她的情书。我从来没有爱过鲁晓麦，仅想培养一份可以做爱的友谊，无论如何，这是我自己的失败。然而此刻我手里拿着的是薄薄的一册《致密伦娜》，菲莉斯像我与鲁晓麦之间的秘密，密伦娜则是另一本书另一个女人。我想，往往如此，不管为了什么原因（调情或是寂寞），当你解开一个隐喻之物，会有更多的隐喻结集而来。隐喻就像谎言。

    鲁晓麦说我又露出了那种昏头昏脑的表情。我回过神来，问她到重庆来出差吗。她说：难道你没听说我已经跑路了？

    我没听说。我和总部唯一的联系是库区办公室的那台传真机，从传真机里只会吐出一些简单的指令，不会告知任何人事变动。我从床上爬起来，带她出去吃饭，与此同时我发现她虽然风尘仆仆，却没有带一件随身的行李，猜想她是把行李撂在某个地方了。

    根据鲁晓麦的说法，早在一九九五年，有两个年轻人从江西来到E市，一个叫俞凡，一个叫俞恒，是本家兄弟。俞凡念过大专，曾在南昌的机场做技工，后来辞职，混过几天黑道，应该是参与过抢劫和勒索，手上虽没有人命，但在南昌是待不下去了。两人到达E市是为了索取一笔赔款，那赤身裸体摔死在大街上的姑娘与他们沾了一点亲，也姓俞，家在农村。姑娘家里赔到了一点钱，并不多。经理傅国华自认把姑娘灌醉，因此获罪入狱，不久死去。二俞来到演员培训班找叶嘉龙索赔，并未得手，但说法不一致，俞凡说叶反悔了，俞恒则说从来就没有这么一笔钱等着他们，得靠谈判。最终的结果，说法一致：他们去了办公室，压根就没见到叶嘉龙，也没见到任何一个可以做主的人，换句话说，他们只是敲诈犯。女秘书给了他们一个薄薄的信封，里面装了一千元，说，无论他们身份真假，这事就此结束，奉劝他们不要再出现。

    两人无法再回江西，暂时落脚E市，商量去上海碰碰运气。那时的E市极为混乱，下岗潮和民工潮同时翻涌，无业人员四处游荡。街道的肮脏程度，仿佛城市已经无人管理。两人在火车站遥遥看到一起外地仔群殴事件，人数不少于三十，动用了斧子和铁铲，感到十分惊讶，像是回到了民风剽悍的内陆省份。群殴中有人重伤，警察来得既不太早也不太晚，在很远处拉响警笛，人群随即散去。这起事件当然不会出现在新闻上，与那赤身裸体死去的姑娘一样。

    另外发生了一件事，俞凡的身份证弄丢了。补办手续极为麻烦，他必须回到原籍。留在E市的最大风险是被稽查队捉走，但并不会免费押送回江西，而是要花钱赎。他在火车站办了一张假身份证，没有更名，户籍换成E市本地人，地址是胡乱编的。后来他知道这样做也存在风险（稽查队会验证他的本地口音），但也懒得纠正了，他的祖母是上海人，从小他就会讲几句粗浅的上海话。

    相比之下，俞恒更像个书生，他有一点弱视，戴一副圆框眼镜，性格谨慎，不抽烟不赌博，他跟着俞凡来到E市本意是想见见世面。当然，E市无甚可观，他更想去的是广州或者上海。俞恒还是个军事迷，崇拜隆美尔、巴顿将军，鲁晓麦说有一些很斯文的男孩确实就是这样，挺奇怪的。

    E市是陌生的，两人所带的钱只够支撑一两个月，在西郊租了一间农民的房子，买了张本市地图爬梳。E市并不大，和南昌差不多，城市东西南三个方位都有开发区，北部是铁道线，一片荒凉。他们拿着地图到市里闲逛（顺便偷了两辆自行车），为的是尽快熟悉这个地方。天时，地利，人和，俞恒很爱重复这些陈词滥调，仿佛要干的是一件天大的事。演员培训班在市区偏南，斜对面就是人才市场，那一带房子很旧，不算热闹，除了每周二人才市场开业，那会是人山人海的局面。

    这期间，他们商量了一下，到底是继续索取赔款，还是干脆找机会绑了叶嘉龙，或者去人才市场找份糊口的工作，忘记这件事。两人茫无头绪，根本找不到叶嘉龙在哪里，最后决定（也是唯一的办法），继续索赔，继续吓唬这家公司，必要时从江西再找几个人来。当时他们开价是十万（E市的平均收入是一万块一年），如果参与的人多了，恐怕要涨到三十万（这数字在当时未免又太离谱）。

    两人再次来到演员培训班，发现整栋楼黑漆漆的，仅有的这家公司已经关张了。玻璃门缠了链子锁，并贴上封条，望见里面一片狼藉，桌椅放倒在地，墙上有一串飙洒的血迹，也可能是红漆。接着，俞凡指了指走廊墙上，用墨汁刷着字，两人点起打火机才看清，大意是流氓公司骗取培训费，殴打受害人。俞凡说，这叶嘉龙果然是道上的。俞恒说，咱们来得冒失了，没调查清楚，以为他就是个普通老板，失策。

    两人就是在下楼时遇到了傅民生，当时傅穿着一件旧款西装，袖口挽起，墨镜架在头顶上，看上去像个刚出道的小打手。俞凡问他，这公司出什么事了。傅民生说，黑社会，打架，欠债，跑路。俞恒扫了他一眼，问道，那你在这里做什么。傅民生说，我是来高兴一下的。

    熟悉E市的人都知道，在那些年里，本地的青年很少和外地仔结交，后者不可靠，充满变数，也或者身负前科。试想一个正常人为什么要背井离乡来到E市混饭吃，这里不是广东，人们对外地仔缺乏理解（到二〇〇七年，E市的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数量持平）。然而傅民生并不是E市人，他来自四十公里外的铁井镇，相隔不远，却足够定义他是乡下人，口音古怪，举止鄙陋，比近郊农民还低一个档次。

    这个来自远郊的小镇青年，命运扔给他的笤帚仿佛变成了权杖，很多人看到他第一眼会感到他既古怪又轻狂，而他却是鲁晓麦的表哥。这天下午，鲁晓麦在楼下无聊地反向转动着自行车脚踏板，像个街头少女。她刚刚从E市职业大学毕业，在西郊一家国营企业做出纳，看到傅民生和两个青年一起走出黑黢黢的楼道口，俞凡帅气高大，手上戴一块仿冒的劳力士金表，像个浪子。鲁晓麦以为二俞是傅民生的朋友，便招呼他们说，什么时候去看电影。俞凡问今天放映什么。鲁晓麦回答，阳光灿烂的日子。

    四个年轻人缩在市中心一家年久失修的电影院里，全场只有他们，因此格外的快乐。看到一半时，鲁晓麦和俞凡溜到角落里抽了根烟，互相介绍自己，引来放映员大骂。巧合的是，这部电影里有一种近似的愉悦，空荡荡的北京城是一群荒诞年代的少年们的包场影院。鲁晓麦说，好几年过去了，她仍会回忆起第一次见到俞凡和俞恒的情景，他们身上流露出的怪异气质，浪迹天涯同时要做一票大事的决心，令人着迷。

    他们就这样交上了朋友。俞凡像是天然的领导型人物，俞恒能出主意，鲁晓麦在地头上很熟。不大靠谱的是傅民生，幼稚，志大才疏，后来二俞知道傅的父亲因为顶罪死在监狱里，稍稍原谅了他的白痴，照他们的看法，没有父亲的男人总是缺点什么东西，也许是脑筋，也许是勇气。但傅民生也有优点，豪爽，在朋友身上舍得花钱（尽管是小钱）。那阵子，二俞很穷困，鲁晓麦和傅民生接济了他们一点。

    鲁晓麦的单位离二俞的住处很近，有一天俞凡去看她，发现那是一个堆满金属废料的工厂，由于停产，已经没几个工人在干活，会计室里弥漫着霉味。鲁晓麦让俞凡陪她去储蓄所提备用金，那个年代，抢现金的事情频频见报，有时几万，有时几百，有时歹徒朝会计的脑袋上打一枪。路上，鲁晓麦说，她不想在这家工厂做下去了，最近两个月只拿到对折的工资，无法开销生活。俞凡开玩笑，建议她把备用金私吞，然后消失。鲁晓麦说，那会坐牢，而且数目也太小，不值得。俞凡又开玩笑，如果能抢到一大笔钱，我带你去浪迹天涯。鲁晓麦愣了一会儿，说，好几年前，E市有一个女出纳，爱上了一个骗子，想办法贪污了单位几十万元供这骗子吃喝挥霍，后来，女出纳被判了无期徒刑。鲁晓麦嘲笑道：亲爱的，你懂穿墙术，但不能把你的朋友留在死胡同里。这时，俞凡承认，他只是开个玩笑，抢储蓄所是真正的亡命之徒做的事，而他并不是。

    另一天，俞凡问傅民生，E市哪一片最乱。傅民生愣了一下，问他想做什么。俞凡说，随便问问。傅民生答道：大哥，你住的地方，再往西走一公里就是E市的红灯区，那鬼地方叫临平镇。

    或是为了看热闹，或是为了散心，三个男人去了临平，没有带上鲁晓麦，嫌她碍事。临平是古镇（照傅的说法这一带没有哪个镇不是几百年历史），紧靠着一条新造的大街，夜幕之下，霓虹灯闪烁，整条街面上全是洗头房和桑拿房，间或有一些餐馆，也是为那些客人和姑娘们准备的。街上并没有太多人。俞凡说，这要是在南方，女孩们会坐满人行道，像一场嘉年华。傅民生说，临平不流行这种排场，不过你要是待到凌晨一两点钟，就会看到无数女孩出来吃宵夜，场面也很壮观。俞凡问，有没有本地女孩。傅民生说，不可能，本地女孩不做这种生意，全是南方来的，也有东北的，她们比较便宜，也豁得出去，你们搞不好会遇见老乡呢。这时，俞恒伸手拍了拍傅的后脑勺。傅改口说：本地女孩也有啦，不在这里，都在宾馆里招待外国人啦。

    三个人停了自行车，沿街步行，除了霓虹灯和金鱼缸里一闪而过的女孩们，并无其他风景，女孩们也不出来招徕客人。走到一家桑拿房门口，见两条壮汉正在殴打一个穿制服的服务生，帽子都打飞了。三人不动声色，站着看，直到一个穿夹克衫的矮胖男人在几个人的簇拥下钻进一辆凌志轿车，傅民生才说：那就是叶嘉龙。二俞面面相觑，目视汽车开走。后来，俞恒拍怕俞凡的肩膀，那意思是对方人太多，算了。

    人走空了，被打那服务生坐在地上不动，傅民生过去轻轻踢了他一下，问道：叶嘉龙为什么打你？服务生说：走路不小心撞了他肩膀。傅民生说：你这不是找死吗，叶嘉龙的肩膀。服务生站起来，冷笑着抹了一把鼻血，本想回去，俞凡递了一包餐巾纸给他，又发了根烟，说：听口音是南方人。服务生说：江西。俞凡说：我们同乡。

    这服务生叫周伟彬，当晚一起喝了点酒，他来到E市才半年，并不知道叶嘉龙是谁，也不清楚其行踪。矮胖子经常带着人来桑拿房，见过几次，但无法推测下一次是什么时候，有时来一群人，有时似乎只有他和司机，如此而已。俞恒问，进桑拿房一次通常花销多少。周伟彬说，一人一两千吧，但这家是会员制，你得买卡，五千一万打底。傅民生问俞凡打算怎么弄，后者摇头说，没想好。周伟彬问，你们是怎么回事？傅民生想说，被俞凡制止了。他们打电话让鲁晓麦一起来吃饭，她到场一听就笑了起来，说能凑这么一桌真不容易，全是叶嘉龙的仇人。俞恒又制止她继续往下说，生恐周伟彬出卖自己。周淡淡地说，我在家乡是捅伤了副县长的儿子，逃出来的。那时候，几个人全都喝多了。

    周伟彬最初以为这是一伙绑架犯，他建议找几个阔绰的生意人下手，不推荐叶嘉龙，黑吃黑风险太大。俞恒拍拍周伟彬的肩膀，提醒他，没想好的事情不必乱说。不久，二俞也在临平找到了工作，俞恒在一家大浴场做服务生，后来又去了夜总会，俞凡认识了一个开餐馆的女人，在店里帮忙。鲁晓麦喜欢俞凡，为此难过了一阵。然而没过半年，俞凡和那年长而风骚的本地女人也闹翻了。

    有一阵子，鲁晓麦和俞恒谈恋爱，两人上过几次床。正如鲁晓麦所说，并不是很愉快的经历，甚至有点滑稽，谈了一阵也就分手了，友谊还在，人没散，挺好。俞恒的腹部有一条刀疤，问是怎么来的，他说，喝酒打架，被人捅了。过后又补充说，我是劝架的，为俞凡挡了一刀，几乎挂了。鲁晓麦摸着这条刀疤，离肝脏很近，不知道他是怎么活下来的。分手以后，俞恒对鲁晓麦说：我知道你喜欢的是俞凡而不是我。鲁晓麦说：什么意思。俞恒说：不要紧，这丝毫不影响我们的情谊，情谊比爱情可贵，上床没多大意思。鲁晓麦说，随便你。事实上，她也不想和俞恒（或者假设是俞凡）继续这种关系，试问一个乏味城市的乏味的女孩（她这么评价自己），从两个穷光蛋外地仔身上能获得什么幸福感？后来，她谈了好几个男朋友，有工厂科室的，有税务局的，说实话，都很乏味，讲话没啥水平，不潇洒，胆小如鼠。她还是喜欢和外地仔玩在一起。

    九五年的整个下半年，他们就在市区和临平瞎晃，漫无目的。市面越来越差，工厂开始下岗，大量工人失业的局面似乎无可挽回，人力变得廉价。鲁晓麦辞了工作，她父母和哥嫂在E市北郊做一点五金装潢生意，让她去帮工，她讨厌嫂子的嘴脸，不愿意去受气（店面是她哥哥的产业），便回到铁井镇的老房子住了几天。之后再见面，她告诉这些人，四十公里外的铁井镇，现在也有一个开发区，那里的第一家工厂就是叶嘉龙的，他生意做大了，这一次他不再贩卖女孩，而是用月薪七八百的价钱雇了上百个女工，每天十到十二小时，按在流水线上。

    这几个男人谈起叶嘉龙，语气之中并不见得有恨，倒是难掩艳羡之情，成为另一个叶嘉龙大概就是他们的理想。喝酒之后，他们也会吹嘘自己干过的事，或是奇遇。在鲁晓麦听来，部分愚蠢，部分不堪入耳，然而也充满传奇色彩。三个江西人讲到他们的家乡，那些面目模糊的匪徒和无辜的年轻人（但也几乎同样冷酷），无数人参与的械斗和一个人的逃亡，好人坏人，好警察坏警察，好运气坏运气。周伟彬至少讲过三次，他捅伤副县长儿子的故事，虽然细节有出入，但大体不差：开一家空头公司的少爷，专嫖书包妹，在城里飞扬跋扈，某天与一群社会小崽子争执，口头纠纷而已，周伟彬忽然从人群里闪出来朝他大腿上扎了一刀，刺进去十公分，社会小崽子们傻了眼，立即逃散。周伟彬开着摩托车逃到南昌，什么都没带，扔了车子就跳上火车，留下父母在原籍顶缸。俞凡问：你和他有仇吗？周伟彬说：没仇，看不惯他。俞凡向他伸大拇指，意思是牛逼，还有另一层意思是老子看不懂你。周总结道：可惜了，听说有人出钱买他一只手，我应该砍下他的手去换钱，现在的结果也没太大区别。无论如何，捅了副县长的儿子，是一件大事。周似乎并不介意再捅一个人，前提是要有报酬，不想再白干一票。傅民生有时也会吹嘘，学着周伟彬那冷冰冰的语调，但都是令人发笑的小事，于是他吹嘘自己的父亲，周仍然发笑，因为真正的不法之徒是不会为了钱去给人顶罪坐牢的，自由很可贵。俞恒安慰傅民生，你父亲是条汉子，尽管不太值得。周伟彬喝多了，问俞恒，你又做过什么大事呢。一再追问之下，俞恒拉起毛衣，给他们看腹部的伤疤，轻描淡写地说：我被人做过大事，有人曾在街上给我动了个外科手术。

    九六年春节，二俞回了江西，俞凡补办了身份证，伪造的那张他没扔掉，必要时也许还用得上。周伟彬留在临平，节后见面，他有了个女朋友，名叫徐丽萍，傻里傻气的，问她在哪里工作，她也傻笑，不回答。她来到E市已经三年，仍分不清东南西北，没去过商业街和百货大楼。鲁晓麦不禁疑惑，这个女人到底是干啥的？总之，就这么加入了进来，有时也坐在一边听他们聊大事。

    鲁晓麦说，相比之下，俞凡最会交际，在E市交到了几个朋友，一度混进餐馆女老板的圈子（都是本地人），颇有发言权。而周伟彬和俞恒，尽管他们声称要做大事，但实际上朋友少得可怜，人际关系极为狭窄，他们在异乡混不开，典型的边缘人。鲁晓麦大专学的是企业管理，懂一点组织管理学的知识。她的结论是这伙人的所谓“大事”，最多也就在储蓄所抢个十万块钱，可能连脸都不用蒙上，因为根本没人认识他们。

    在临平这半年，几个人意气消磨，本来，他们应该散伙，各走各的路，但是发生了一件事。一九九六年春天，有一家塑料薄膜厂的销售员将一批货低价卖给了俞凡，俞凡凑不够钱，找鲁晓麦借了两千元，事后这笔货转到她哥哥店里，赚了一笔，俞凡还了鲁晓麦四千元。照她哥哥的判断，这是赃物，偷来的，但明明是销售员手里出来的。她哥哥说：你就先问问那销售员还在不在公司吧，有些公司用的是假人，多半来自外地，证件和身份全都伪造，销赃之后，这人就跑了，数额如果只有三五万，报警也是麻烦事，老板自认倒霉；这些人是怎么骗取老板信任的，实在费解，按我的原则是任何外地人都不能相信。鲁晓麦去问俞凡，俞凡笑笑说：这个销售员是我在餐馆时认识的一个顾客，照理，这批货他直接卖给经销商，应该能多赚点；他找了一个下家，对方却不敢收赃，下一步可能就是把他送进监狱，他没胆子了，急于跑路（想想看那么一大车塑料薄膜），就把货给了我。鲁晓麦说：他倒信得过你。俞凡说：外地人在某些事情上比你们本地人可靠得多。后来他又说，用同样的办法，我们可以卷走上百万的货，只是要混进公司有点难度。

    一九九六年，鲁晓麦进入美仙瓷砖，公司初创，她做储备干部，接受了几个月的培训，后来在人事部做助理。周伟彬有中专文凭，进了储运部，日日在总仓点货。俞凡冲着卷货去的，投档销售部，用的是伪造身份证，没接到面试通知。傅民生连高中都没读完，进厂恐怕只能做苦力，他没投档，用手面上的最后几万块钱盘下了安达旅馆，俞凡和鲁晓麦也占了点小股。这一次他们博对了，夏天，外来务工的年轻人源源不断涌进铁井镇，随后去往开发区，他们到站的头一件事就是找一家便宜旅馆落脚，投亲靠友或是自谋生路。傅民生的生意兴隆，他不甘寂寞，志向远大，找了几个女孩在旅馆里招徕生意，还没来得及做成一单就被派出所警告了，罚了一笔钱。鲁晓麦说，傅民生有点蠢，异想天开，他以为自己开的是大酒店呢。住旅馆的打工仔既不需要早餐也不需要特殊服务，他们像飞错了目的地的候鸟，只想审慎地度过最初的几天。

    这一年，俞恒消失了。鲁晓麦问起，俞凡才解释道：俞恒在夜总会染上了毒瘾，春节回家乡被警察抓了。问要坐多久的牢，俞凡说也就是劳动教养，很快就能出来，不必担心，他扛得住，戒毒吧。说话的口气很轻飘。鲁晓麦问，戒得了吗，什么毒，鸦片还是海洛因。俞凡说，当然是白粉。

    俞凡觉得开发区不错，比临平镇更好，是一块“处女地”。不久，他在劳务市场、安达旅馆之间往返，做人头贩卖的生意，收取两三百元的介绍费，由鲁晓麦接应，安排到美仙公司的流水线上，又结交了另外几家企业的人事科员，与人拆账。这门生意基本合法，有时会产生纠纷，也都摆平了（这绝不容易，小麻烦总是会酝酿大祸）。这伙人分工明确，做事还算谨慎，在最初的一年里赚了点钱，几乎忘记了初衷：卷一批货逃走。只有周伟彬时常提起，因为他在储运部待得实在太苦。为了塞他的嘴，俞凡分了一份钱给他。后来，俞凡问周伟彬，调到外地仓库以后，能不能直接开仓卷货，周伟彬吓了一跳，说：本仓我可以做你的内应，神不知鬼不觉，到外仓我就是唯一的责任人，你把我一个人杠上去的话，咱们就不是同伙了，而是上家和下家的关系，你先付五十万现金给我，一百万的货归你。俞凡说这事儿以后再说吧。周伟彬笑了起来，他说外地仓库根本没有五十万以上的库存大理石，只有不值钱的瓷砖，你真要想搬的话，有本事把本仓搬空了。

    有一天，他们在镇上看到了那辆凌志轿车开过，同时默然无语，直至轿车消失。俞凡开口问道：有没有办法混进嘉龙玩具厂？鲁晓麦说：玩具厂全是女工，混进去也是徒劳，叶嘉龙并不常去厂里，甚至这辆凌志轿车里有没有叶嘉龙你也不能肯定。其实不用她提醒，俞凡也清楚这些事实，然而，这才是真正的初衷，他到E市的目的。鲁晓麦吃不准他想干什么（他讲话擅长半真不假），到底是要叶嘉龙的钱还是命，或者根本就是说着玩玩。这时，周伟彬慢悠悠地接茬说：弄死这样的人，你最好去搞一把枪，动手的时候，最好不要讲什么废话，对着他的脑壳扣扳机。俞凡仍然望着汽车消失的方向，仿佛那里会凭空走出一个仇人，他问周伟彬哪里能搞到真枪，周说，不知道。

    周伟彬的女朋友徐丽萍，是一个奇怪的存在。最初，他们让她在安达旅馆坐账台，后来发现她不但没有工作经验，也没有生活经验，她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弄丢钥匙，找错钱，疏于打扫卫生。她唯一的优点是脾气好，听从，甚至是臣服，有时周伟彬没理由地打她一个耳光，她也认。鲁晓麦说这一对是绝配，周不会有任何女人喜欢，徐恐怕也找不到像样的男人，现在他们凑在了一起。他们不得不辞退了徐丽萍，她离开安达旅馆以后仍然混在镇上，但没人知道她做什么工作，总不可能是周伟彬养着她。

    有一天，徐向鲁晓麦承认，她是一个按摩女。鲁晓麦想，这样的女孩怕是也只能做按摩女了，然而按摩女也不应该如此无知啊。徐丽萍说，是大浴场里的按摩女。在铺满大理石的古罗马风的浴场楼上，有一排黑暗的小屋子，每间里面都有一个女孩坐在榻榻米上，走进去看不见女孩的脸，也看不见客人的脸，双方可以交谈，但是看不见脸，除非客人要求上厕所，女孩会送他们过去，穿过走廊，那时或可以看一眼，但是绝大部分时候，都看不见，也没有人要求看一看（那是多余的、危险的）。

    鲁晓麦并不清楚这些花样，问到底是做什么，按摩还是卖淫？徐说，不做那种事，给客人打飞机。鲁晓麦问，干了多久？徐说三年多，来到E市以后就做这个，在黑暗的屋子里长时间地靠双手吃饭，像盲人。有些客人把它称为“鸡窝”，那些跪坐在榻榻米上的女孩，有些很老了，有些相貌平平不太可能在明亮的地方找到客人，有些可能真的是残疾或者有病，有些仅仅是不想跨出最后一步（出卖自己的下体），她们在黑暗中发出叽里咕噜的声音，像孵蛋的母鸡。“鸡窝”指的是母鸡，不带贬义，一点点嘲讽是在所难免的（那些只够有钱打飞机的男人同样需要领受这“一点点嘲讽”）。她希望鲁晓麦不要因此看不起她。

    鲁晓麦并不介意和一个按摩女做朋友，她问徐丽萍，周伟彬知不知道这件事。徐丽萍说，当然知道，他就是在按摩室里认识的我。鲁晓麦无语，最后只问了一句：为什么跟周伟彬这个渣子谈恋爱？徐丽萍说：想有个依靠，想和一个不是在黑暗中的男人生活在一起。鲁晓麦生气地说：那就让周伟彬不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打你！徐丽萍摇头说：你误会了，周伟彬打我是因为他性格有点暴躁，但他并不在乎我是按摩女，他也从来不花我的钱，大部分时间他对我很好。一个男人真不真心，主要看他花不花你的钱，以及，怎么花你的钱，其余次要。鲁晓麦心想，真他妈的悲惨啊，靠想象力无法触及的悲惨，不能获得任何同情的悲惨。

    徐丽萍告诉了鲁晓麦一件事：她在铁井镇的大浴场上班，已经好几个月，做同样的工作，有一个常来的客人，自称是大老板的司机。几次之后，她和司机有点熟了，聊些家常话。这人嘴不太紧，也或者是根本没有警惕心，有一次他向徐丽萍抱怨说，老板每次都去楼上包厢找比较贵的女孩，司机进廉价的“鸡窝”，老板爱泡澡，略抠门。徐丽萍问他开什么车，司机说，一辆黑色的凌志，有时也开桑塔纳。鲁晓麦听了，身上一激灵。徐丽萍问：这些事该不该告诉那几个男人？鲁晓麦说：一句都不准提，咱俩根本猜不出这些男人会干出什么事来。

    鲁晓麦让徐丽萍起誓，这才稍稍放心，此后又总不免会想，一个按摩女起誓能管什么用，搞不好有一天她就在“鸡窝”里把同伙出卖给叶嘉龙的司机了呢？有好长一段时间，大伙相安无事，小镇变得热闹、富裕。九七香港回归之夜，很多打工仔在街上看电视，升国旗的时候大伙都说，以后，香港就变得很近了。确实，开发区现在看起来和广东没什么区别，广东也是这样乱糟糟的地方，让这些没读过书的年轻人混口饭吃。人力固然不值钱，但比内地省份好多了，比城市里的下岗工人甚至还多一份骄傲，吃饱肚子睡一觉，年轻人没有太多的奢望。鲁晓麦说我怎么能想到，在短暂的平衡之后，某一天，这群人全都失去了理智。

    鲁晓麦在我房间里住了四天。白天，我冒雨带她出去玩，这是她第一次来重庆，对吊脚楼和错综复杂的山路感兴趣；夜里做爱，像久别的恋人（也像是和一个陌生的小男孩做爱），旅馆的隔音很差，我让她尽量不要发出声音。到第三天时，她来例假了，于是不再做爱，整夜抽烟，忍受剧烈的痛经。这个漫长的故事就是在烟气弥漫的夜晚讲给我听的，但是仍未讲完（此前在铁井镇的老房子里，她讲了一个遥远的开头）。途中她曾停顿下来问我，这能不能写成小说。我说，好故事，人物越讲越多，我期待着杨雄和林杰出场，讲讲林杰是怎么把梅贞让渡给杨雄的？

    梅贞从来没有答应过和杨雄在一起。鲁晓麦说，让渡这种词，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我拍拍她的头。确实，在《天方夜谭》里，国王绝不会提示山鲁佐德自己已经猜到故事的下一步，山鲁佐德也不会问国王这是否能写成小说。讲故事和听故事的人都应该处于一种半催眠的状态。

    第五天早晨，鲁晓麦没打招呼离开了旅馆，厚外套扔在床上。外面的雨下下停停，不知道这种天气她忍受着腹痛出去做什么。我打电话给周劭，他正在H市接管林杰留下的摊子，库区办公室讲话不方便，说等几天发邮件给我。林杰是个假人，这件事在储运部已经传开。周劭在电话里告诉我，林杰的活儿相当干净，库存与报表一致，有一批大理石失踪了，但根据搬运工回忆，是在林杰失踪以后出的货，可以肯定是邓文迪干的（这个锅是林杰背了）。假设林杰没有监守自盗，那么请问他作为一个假人，有什么意义？

    我回到房间，叠好鲁晓麦的衣服，坐在床上抽烟，又翻了几页书。卡夫卡在这一段里向密伦娜提到了过去的恋人，无疑指的就是菲莉斯，他说那姑娘是承受不幸的人，而他更倒霉些，既施予了不幸，又承受了不幸。到中午时，鲁晓麦回来了，脸色苍白，头发上沾着雨水。旅馆的洗澡间在走廊尽头，我想去给她开热水器，她说不用。接下来，她坐在我身边，问道：为什么不问我来重庆的原因？

    我们已经从菲莉斯读到密伦娜，密伦娜的结尾在这本书之外，卡夫卡死了。我开玩笑说，感觉你的故事还没有结尾。然而鲁晓麦并不欣赏这样的玩笑，也无心和我继续这无聊的比喻，她起身拉开门，看了看外面，又关上，回头告诉我：我是到重庆来见俞凡的。

    一九九七年春天，俞恒来到铁井镇，他变得消瘦、憔悴，讲话逻辑也不大好，长达半年的劳教似乎侵蚀了他的身体，有没有戒掉毒品，天知道。他带来了三个精壮青年，他们的名字分别是林杰、杨雄、汪忠铭。

    杨雄身高一米八五，极为强壮，学过拳，与普通成年男子可以一对三肉搏，但他们也说过，杨雄这样的人在街头死得更快些，被人刺一刀，或者轰一枪，都有可能。杨的左右肩膀各有一条飞龙刺青，画工粗糙，小作坊没花几个钱弄出来的货色。傅民生嘲笑说，像蛇。杨雄要打他，俞凡就说：像蛇才好，如果像龙，你就死定了，你扛不起两条龙。

    汪忠铭是一个爱带刀子的人，他常年在口袋里藏一把细长的跳刀，金属刀柄上刻着华丽的十字架花纹，据他自己说是俄罗斯的货，从上海大自鸣钟电子市场淘来的。刀很锋利，藏在手心不易察觉，捅人的一瞬间才弹出刀刃，他练这个招数很久，不过从来也没有在真人身上试过手。那个年代，车站码头都还没有常规安检，他揣着刀子自由出入，和无数跑江湖的年轻人一样，但他究竟是不是使刀的行家，鬼知道。

    林杰风度翩翩，他说我不会打架，也不会捅人，会弹弹吉他，唱台湾流行歌曲。不过，他没有吉他。鲁晓麦注意到他用一根电线扎着裤腰。林杰笑笑，解释说，前天在E市喝醉了，倒在街上，翌日醒来发现皮带和钱包都被人偷走了。鲁晓麦便问，身份证呢。林杰说，身份证还在。鲁晓麦就到街上买了一根皮带给林杰，他甚为感激，赚到钱以后回赠了一件裙子给她。林杰像个绅士，讲话做事特别要脸。

    这三个人都想进美仙公司。鲁晓麦从不亲自接待打工仔，从分工流程而言这是傅民生的事，但这一次，她给了俞恒一点面子。俞恒说，在E市火车站，他被几个小崽子纠缠上了，是林杰出手救了他，随后发生的一场斗殴中，四个人联手打跑了对方一群（杨雄一打三，头上被人敲了一杠子）。现在他们是兄弟。

    鲁晓麦要了他们的身份证，杨雄安徽人，汪忠铭和林杰来自贵州。她反复看林杰的身份证，又诈了一句：做得真像，花了多少钱？林杰说：伪造身份证是要坐牢的。鲁晓麦又要求看他们的毕业证书，这次她笑了，对林杰说：这张毕业证书你怕是只花了二十块吧？林杰说：惭愧，本人是贵州人，文化水平也还不错，可确实没有把大学念完。鲁晓麦开玩笑说：可以去做蓝领，上流水线，何必伪造文凭？林杰说：终究不甘埋没。她想，从来没见过一个打工仔这么自信。

    若没有鲁晓麦，这三个人都不可能在美仙找到工作。经她斡旋，杨雄去保安部，林杰和汪忠铭去储运部，培训之后成为外仓管理员。俞凡希望他们能在销售部谋职，但未能如愿，销售部员工超编。

    这年夏天，开发区的打工仔已经有点太多了，镇东的酒店和大浴场开了好几家，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做餐饮和零售的商贩，多数也是外地人（鲁晓麦对本地人的评价是既不懂经商也懒于上班，他们最擅长的是收房租）。打工仔的数目从几千到上万，再之后就数不清了。人口流动自此成为中国的常态，户口、身份、医疗，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赚到多少现钱。把钱寄回家，供养贫瘠省份的父母兄弟，把钱存起来，将来开一家小店，像浙江人那样立志做个小老板，或者把钱揣在身上，糊口，结交兄弟，赌博，找个看得顺眼的姑娘。林杰说，所有人都在用肉体换钱，既卑微又合情合理，如果肉体被榨干还没能换来足够的钱，就可以回乡务农或者找个地方吊死自己。他又说，不论你想到过去还是想到未来，都会失去活下去的意义，你只能想想现在。

    俞凡仍然混得风生水起，他结交了镇上的几个江西老表，其中一个在宾馆做安保主管。鲁晓麦提议让林杰去宾馆工作，俞凡说：咦，心疼林杰吗，他有女人缘啊。鲁晓麦说：只是觉得林杰更适合在酒店工作，那鬼地方容易混出名堂。然而安保主管并不欣赏林杰，见面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宾馆规矩大，你受得了吗？林杰抽着烟说：不一定。此事立即告吹。俞凡考虑周伟彬去顶替，众人一致反对，说周很可能找个有钱的客人扎一刀，然后抢了钱跑路。

    可是，扎人的是汪忠铭。他在白家村用刀子刺了一个十六岁的湖南少年，然后跑回宿舍，让林杰和杨雄想办法。湖南人不好惹，当晚找上门来，其中有美仙公司的同事。这时三个人已经躲到安达旅馆去了。俞凡问汪忠铭，为什么扎这么个小孩？汪说，去洗头，那小孩在里面和洗头的老阿姨胡搞，我看着生气，踢凳子提醒他们，小孩跳起来骂我，我就扎了他一刀，扎在大腿上。俞凡说，这他妈的是两个耳光就能解决的事情，你居然捅人。汪忠铭叹气说，这么小的鬼崽子，就出来把妹，把的还是个阿姨。

    几个人在安达旅馆和湖南人谈判，对方要求赔一万元，必须汪忠铭离开铁井镇，再也不许回来。俞恒试图砍价，湖南人十分厌恶他的衰相，说我们和你这种人有什么可谈的，没得谈。这时俞凡到场，把对方当家人拉到外面，聊了几句，价钱直降到三千元，汪忠铭可以留在开发区，但不许再去白家村。事后摆酒，给人磕头敬茶，算是了结恩怨。在那个场合下，鲁晓麦一直记得湖南人对俞恒说的一句话：道友，你这样子都快挂了，还出来混？

    这伙人把汪忠铭赶走，是一个月以后。有一次聚餐喝酒，俞凡说，汪忠铭我不想再留了，请他走。林杰和杨雄问为什么。俞凡说：汪忠铭在外面喝酒吹嘘，说你们三人在城里打工的事情，给一个做水产批发的浙江老板跑腿，嫌钱少，计划绑票老板的儿子，后来不知怎么的放弃了。绑票倒在其次，在外面喝酒瞎吹，被人听了去，传到我耳朵里。林杰忙说：没有这回事，我和杨雄四处讨生活，不曾想过犯大事。聚餐不欢而散。自此，林杰也逐渐疏远了汪忠铭，觉得他是祸种，放在身边，总有一天会出大事。

    九七年冬天，林杰被派到外仓，因为讲话做事颇有法度，给了他最重要的上海仓，之后紧急调到重庆，当时重庆的销售员卷了一批货逃走（这是美仙公司第一起卷货事件），林杰处理得相当好，首先稳住了仓管员，让那个失魂落魄的笨仔回到总部述职而不是撒腿跑路；其次报警，尽管并没有抓住这销售员，但至少立了案；最重要的是，他竟然追回了一小部分赃物，在一处建筑工地上。林杰一度成为储运部的明星员工，若不是因为他栽在H市，再过一两年，他会成为童德胜的副手，取代那个被汪忠铭砍了手的祝森，月薪五千，有一间朝北的单人宿舍，从此不必再放外差。

    那么十兄弟这个名头是谁想出来的？当然是傅民生。第十个人叫张泽华，是徐州人，俞凡的朋友。他来得最晚，也最有用，他有驾照，会开卡车。后来俞凡他们凑钱买了一辆报废面包车，也是由张泽华开着，有时跑跑运输，拉拉黑车。那个色情舞女郎，是他们从外地哪个不入流的草台班子里找来的，一度还和张泽华谈过恋爱。张打架极狠，照俞凡的说法，比杨雄下手黑得多。至于他有没有案底，鲁晓麦不知道（相比之下，林杰和杨雄底子干净得多）。

    铁井镇上这数万打工仔在镇民看来全都长着同一张脸，但他们自己能分清自己，相异的眼神，不同的口音，各自命名的来处或去处。那些由打工仔组成的小团伙，不知道该定义成帮派还是组织，当时还没大规模扫黑，帮派听起来很威风，然而也很幼稚。当张泽华提出他们应该给团伙取个名字的时候，众人嗤之以鼻。只有傅民生附议：就叫十兄弟吧。数了一下，连女的在内共九人，凑上不在场的汪忠铭是十个。俞凡把汪忠铭的名字摘了，可是十兄弟这个名头，终究显得可笑，像一群没出路的小崽子。傅民生说：当年我爸爸和叶嘉龙他们就是十兄弟打天下，铁井镇无人不知，我们拉虎皮、竖大旗。俞恒拍拍傅的肩膀说：你们应该开公司，而不是做土匪。

    十兄弟的名号第一次亮相是在白家村的渣土场上（十个人并未全部到场），起因是有人抢了杨雄的女朋友，一个三心二意的安徽女孩，与来自安徽北部的一群打工仔交往上了。杨雄约斗，对方没有怂，各自带了些人。深秋的傍晚，渣土场散发着一种温和的异味（有时它散发的是腐烂尸体的气味），与人身上的汗味近似。对峙时他们发现对方派出了一个比杨雄更强壮的青年，重型机械厂的钣金工，光头上有一道疤。杨雄慎重地给自己绑了绑鞋带，脱光衣服，露出身上的刺青。单挑之前，双方像古人一样互报了姓名，随后动手，打了一分钟没分出高下，后来，杨雄踢中了钣金工的下体，又往太阳穴上补了一拳，俞凡等人一拥而上劝住杨雄（生恐他闹出人命），战斗结束。尽管胜利毫无意义，也不能唤回变心的女孩，傅民生仍然威胁对方：不要惹我们十兄弟。对方露出惊讶的表情，说：你们是十兄弟？你们不可能是十兄弟。

    为什么不可能？安徽人回答：因为十兄弟杀了人，就在半个月前；警察正在找他们，那伙人全都跑了。

    我们没有杀过人，我们是另一伙。俞凡说完，带着他们走了。也就是那次，鲁晓麦听到有人在身后嘟哝了一句：那家伙是拉皮条的。

    在鲁晓麦看来，拉皮条充满罪恶，她想知道俞凡是怎么做这门生意的，有多少人参与，赚了多少钱。俞凡对此讳莫如深，只是告诉她：干这种营生，如果被警察抓住，坐牢不会少于五年，可能十年，最严重的判死刑。鲁晓麦问什么情况下会判死刑，俞凡答道：黑社会强迫妇女做这个。鲁晓麦问自愿的多还是强迫的多。俞凡说：生活强迫我们，我们就会自愿。鲁晓麦说：你这是屁话。俞凡说：好吧，其实，不在乎的人最多。

    一九九七年冬天，俞恒撑不住了，他是第一个离开的人。后来问起，俞凡说，俞恒身上经常揣着三克五克的白粉，他已经劳教过一次，有案底，一旦落在警方手里必判刑，为了避险，俞凡托人把他送到南方去了，那里管得松，白粉的价钱只有铁井镇的三分之一。俞凡叹息说：真可惜，俞恒本来可以去美仙瓷砖销售部工作，这样的话，我们一条线就齐了，可以把货卷跑，现在是不行了。鲁晓麦讽刺说，让林杰和周伟彬把仓库打开啊，直接把外地仓搬空了。俞凡摇头，说，他们都不愿意，我不强人所难。鲁晓麦问说，你到底想干什么，拉皮条还是卷货？俞凡说，我初衷未变，做一票大的，眼下的状况叫作蛰伏。

    有一天鲁晓麦梦见这伙人被抓走了，全都赤裸上身跪在铁井镇派出所那条幽暗的走廊里，有人用手枪指着他们的头，不是警察，是和他们差不多的年轻人。远处有一个大喇叭在宣判他们的罪行，杀人，贩毒，卖淫，诈骗……鲁晓麦大声辩解，不是啊，他们全是小打小闹，拘留几天足够了。持枪的年轻人什么都没听见，一个一个开枪打死了他们，那场面和她看过的香港录像片完全一致，连色调都吻合。她确信这是梦，醒了过来，发现自己就躺在老屋的沙发上看电视，那九个人全都坐在身边，嘻嘻哈哈，谈论着发财梦。接着，警察破门而入，她开始了没完没了的逃亡。她真的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外面下着冷雨，林杰和周伟彬都已去往外地，俞凡带着张泽华混宾馆的圈子，很少再来安达旅馆。她感觉这些人已经走到了散伙的边缘。

    鲁晓麦说她曾经读过一个很短的故事，忘记了作者和题目：南美洲为非作歹的残忍凶手，贩卖黑奴，劫杀路人，后来他想搞出一摊大事，想成为创世英雄，然而未及动手就死在了医院的病床上，直接干脆地迎接了末日。故事莫名其妙，草草了事，带有一丝讽刺（可以肯定是出自博尔赫斯的《恶棍列传》）。她想到俞凡和俞恒，想到最初相遇时他们眼里的杀气，似乎真的要在这码头上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结果只是惦记着卷一批建材逃走，连这个都没做成时，不得不成为最低贱的皮条客和瘾君子。鲁晓麦想，这就是他们的命运。

    次年，俞凡告诉她：俞恒失联了。广州的兄弟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找了一圈没下落，就算了。广州的兄弟说俞恒情况很差，先是升级到注射器，后来开天窗（动脉注射），他活不了太久，或者已经死了。鲁晓麦问，你居然不难过吗，是你把他带到这里来的，你没管好他。俞凡说：我昨天大哭了一场，今天已经好了。

    在重庆灰蒙蒙的天气里，这个两千公里以外的故事再次告一段落。我想听完，鲁晓麦却说：没什么可讲的了，做保安的死了，开酒吧的死了，投在酒吧里的钱全都打水漂了。那个拉皮条的被警方盯上了，运气不错，逃出了铁井镇。开车的不知道去哪里了。至于那两个仓管员，我想你也知道是什么结果了。我说，林杰的事情我知道，周伟彬怎么了？

    我们出事以后，他没跑，他以为自己在江西犯下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摆平了。鲁晓麦说，江西警方将他捕获了，在他的库区。

    同样，她回不了铁井镇了，公司正在查她，是不是够得上刑事罪也很难说。惹上麻烦就立即逃走，而不是束手待毙，这是她从俞凡那里学来的。我说，也像是一种古老的信念，畏罪逃亡兼具怯懦与勇敢的双重性质，逃避一个神，面对另一个神。逃亡会让你感受到命运（相比之下，小说和电影里的命运更接近沙盘演示），在逃亡中，日常的事物也被放大为命运的暗示，并逐步失去光芒（两个神合而为一）。她显然没听懂我说的（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问她换了身份没有，回答道：没换，我的麻烦不大，够不上全国通缉，但也回不了家了。我俩往外走时，她又说，不会在你这里待太久的。

    我想起了郑炜的事情，问她究竟是怎么回事。鲁晓麦说：由于警方扫黄，俞凡那位在宾馆做事的老表被抓进去了，他有没有供出人来，不知道。俞凡躲了一阵，他似乎是失去了耐心，决意要在九九年结束之前做一票大的。他的计划是让林杰和周伟彬都回到总仓（无须太久，三五天即可），在夜班时负责发货，由张泽华开重卡进厂，杨雄是门卫，予以放行。他们会一次搬走价值五十万的大理石，找个隐秘的地方就近卸货，一夜往返三次就是一百五十万，然后，周伟彬和林杰消失。周不怕通缉，给钱即可；林杰是假人，换个身份去哪儿都无所谓。杨雄没有太大责任，还能在原岗位上待着。他们想法缜密，同一车辆在同一夜出入三次不合理，计划用三辆重卡，可惜司机只有一个，否则可以直接把车开到上海。他们还留了一个后手，就是在人事部销毁涉案者的资料，然后，顺利逃脱。

    我说：这计划听起来不可思议，认真想来，还真是可以。

    鲁晓麦说：唯一不肯配合的是林杰，他不想这么干，但是没有林杰，仅有周伟彬，也行。只是流程上，还缺了一个连接点。

    我说：叉车司机，因为叉车司机也要看出库单据。你们瞟上了郑炜。

    鲁晓麦说：是郑炜送上了门，而且他也答应合作。可惜俞凡运气不好。

    我说：酒吧纵火，杨雄被杀，林杰和周伟彬失手。

    鲁晓麦说：真正的原因是，谁也没想到半道杀出一个倪德国，一个我都没有看出来的假人，独脚大盗，他就这样打乱了俞凡的计划。等到俞凡想动手的时候，总部仓库提高了戒备，已经没有空子可钻了。俞凡和张泽华想把郑炜灭口，是我通知了郑炜，啥都没讲，就让他撂下所有的家当，立即逃走。

    这天下午，鲁晓麦心神不宁，在屋子里踱步，鞋上沾满了黑泥，那是煤渣，我知道她去过库区了，附近只有库区的泥土是这种颜色。下午两点，她再次离开，我跟出去看了一眼，确实是往库区方向走。我猜她是去见俞凡，但为什么安排在库区，也许只是因为那里比较清静吧。等她走远，我回房间拿了钥匙，又拿了一把跳刀，也往那方向走去。库区很安静，几名装卸工在屋檐下打牌，绕过一片露天堆放的货物，到公司库房门前，我发现锁已经开了，门虚掩着。我第一反应是鲁晓麦动了我的库房钥匙，回忆了一下，此前钥匙一直在我抽屉里。我开门进去，看见俞凡站在那豁了口的天棚下面，穿一件米色束腰风衣，鞋帮上全是泥。他正在抽烟，见我发呆，就抛了一根烟给我，我没接住，问他是怎么进来的。他回答：林杰有钥匙。我把手伸进衣兜，握住跳刀，往前走了几步，他没动，我掏出刀子，林杰和鲁晓麦从货堆后面跑了过来，林杰持一把手枪指住我的头。库房很暗，有一段时间，我们四个人都不说话。俞凡站在光线明亮的地方，打量着库存，用一种开玩笑的语气问：这一仓库的货，能值多少钱。我说：上百万元，其中一批岗石比较贵。他问岗石和大理石的区别，我说岗石是人造的，大理石是天然的，问林杰就行了。这批货在建材市场上价格坚挺，即使打对折出售也能值二三十万。俞凡说：分到每个人手里，就只有五六万了。我说：但我的身份证是真的。他说：那就不为难你了。这时，鲁晓麦制止了他继续开玩笑，让我们把手里的凶器都放下。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林杰，储运部的明星员工，假人，一米七五的身高，穿着一件不起眼的黑色派克服，背着双肩包，头发剃得很短，模样像个悍匪。他略为佝偻着身体（后来我知道他肋骨断了不久），让我坐下，坐在瓷砖包装盒上。我问他，以前有没有用枪指着别人的头。他居然笑了，说：第一次，试试感觉，也可能就真的打爆你的头了。他手里仍然拿着枪，指着地面，随时都可以举起来打一发子弹。这太愚蠢了，后来我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我的爷爷就是被人用枪打死的。俞凡走过来拍了拍林杰的肩膀，让他把枪收起来。

    我出去前，林杰忽然回过头问我：杨雄的死，和周劭有没有关系？我问他什么意思。林杰说：那个叫周劭的人，和你一起进公司的，他也喜欢梅贞。我说：去你的吧，你摸着良心问问有没有把梅贞让渡给杨雄，至于杨，仅仅在美仙公司就有一半人有理由杀死他，包括我，因为这个狗娘养的打我，不客气地说，他该死。鲁晓麦不再让我说话，推着我离开了库房。

    鲁晓麦陪我在外面抽烟，听到仓库里传来争吵声，又迅速沉默。我缓和了一下情绪，感觉他们的谈话并不会那么快结束。有一阵大风吹来，库区的油毡布同时发出声响，装卸工们追逐着几张扑克牌，一直跑出大门。我对鲁晓麦说：假如我现在狂奔到派出所，会怎么样？鲁晓麦说：我会追上来一枪打死你。我笑了起来，鲁晓麦说：你这个白痴不会真的去报警吧。我说：不会，我怎么能让小说里的人物终结在警察手里呢？

    这天晚上，三个人结伴走了。我回到旅馆以后，给周劭打电话，H市库区办公室一个搬运工接的电话，说他不在，此后我也就懒得再找他了。我躺在床上，不断回忆手枪指着我的那片刻时间，那感觉奇异，像一个人站在悬崖上的晕眩。后半夜，我迷迷糊糊想起应该给仓库换把锁，立即醒了过来，再也睡不着。

    第二天早上，出乎意料，鲁晓麦回来了，捂着肚子躺在床上，她的样子看上去已经疯了，抽了很多烟才镇定下来。我坐在椅子上等她缓过神。后来，她告诉我，在火车站广场，林杰和俞凡去上厕所，两人把提包交给她，林杰犯了一个错误，他忘记了别在后腰的一支火药枪。后来，枪掉落在地，两名年轻的纠察恰好撞见，试图揪住林杰。俞凡没说一句话，趁乱离开了厕所，拉着鲁晓麦就走。鲁晓麦回头，看到林杰狂奔出来，往反方向逃去。附近的警察急追上去，两名纠察大喊，他还有同伙。俞凡低声说，别回头，继续走。就这么离开了火车站。

    他可能落网了，一个肋骨断了尚未痊愈的人能跑多远。我提醒鲁晓麦，携带枪支判五年。鲁晓麦说，他身上那支是火药枪，两支手枪还有伪造证件都在我包里。火药枪判多少年我不清楚，遇着严打也许同样五年。我说，如果你带两支枪，被抓住可能是无期徒刑，你不但私藏，并且贩卖枪支弹药。那样的话，你就是替他们去死。

    鲁晓麦的故事回到了一九九五年。林杰真名叫林正旺，嫌这名字俗气，想改一个，派出所不同意。他带着这个名字从贵州出发到广东谋生，找到一份工作，在私营服装厂熨衣服，月薪七八百，没有加班费。没多久，他就厌倦了永无休止的流水线程序，厌倦了车间里的酷热和噪音，浓重的甲醛气味令他患上了慢性支气管炎。后来，他认识了一个来自浙江的女老板，做布料生意的，就跟着她去了诸暨。两人年龄差得挺多，女老板比他大六岁，有可能只是把他当面首，也有可能是真的喜欢他，对他而言区别不大，总之，离开车间流水线给了他一条生路。女方的生意做得不算大，小康水平，供他吃住，在公司里给了他一份差事。他也没让女老板失望，忠心耿耿，信守承诺，做事相当谨慎（他比俞凡靠得住），除了爱喝酒之外也没啥缺点，喝多酒以后他会变得暴躁一些。他待在诸暨那个小城市，想到后半生就会在此落脚，娶了她，挣点钱，也是可以接受的结局。后来发现那女老板还没离婚，男方一直拖着，他也觉得无所谓。他有一个古怪的梦想是成为歌星，他会弹弹吉他，嗓音条件一般，外形尚可。总之，待在诸暨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必须去北上广才行。

    一九九六年他押一批货到E市，对方公司是生客，十分热情，请他吃午饭，一边让会计给女老板打汇票。他让货车停在公司门口，先不要卸货。午饭和对方几个经理喝得稀里糊涂，醒来发现自己躺在酒楼外面，身边一个人都没有，钱包也被掏了。他知道出事了，大半夜追到对方公司，只剩一辆空车和一个在驾驶室里同样喝糊涂的司机，货和人全都消失了。他推醒司机，司机说，你一走他们就卸货了。他说我没让你卸货呀。司机说，不不，你临走前让我卸货了。这件事永远说不清了。他没脸再回诸暨，钱，事业，女人，过往的经历全部归零了。

    他在E市结识的第一个朋友就是杨雄，当时杨在那家酒楼做帮工。他回到酒楼询问情况时，没有人知道那几个陪他吃饭喝酒的人是谁，建议他报警，不过也没什么用，要是报个警就能抓住骗子的话，世界上就没有骗子了。杨雄看他一脸沮丧，身无分文，就请他吃了顿饭，当晚在酒楼里搭住。两人并不认识，纯粹是帮他。他就落脚在这家店里，并向杨雄借了五百元，到火车站做了一张假身份证，取名林杰。

    他在后厨帮工，晚上和杨雄一起睡店里，省了吃住的钱。酒楼外面是夜市，通宵大排档，地摊服装，盗版VCD，洗头房，天气好的时候很热闹，可以整夜不睡，若是天气差就显得十分冷清，站在街边有一种无尽的空虚感，你是怎么被扔到这里的，你能去哪里，还是打算回到家乡做一个合法的走投无路的闲汉？他想到钱。他问杨雄，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钱买不到的。杨雄说时间、生命、爱情、自由、尊严。林杰说，这些都能买到，唯独钱是不能花钱买的。钱得是你把一切自认为花钱买不到的东西作为赌注押上去以后才能换那么一点回来。骗子们根本不在乎你的时间、生命、爱情、自由、尊严，你曾经以为的超越了钱的事物。骗子们只在乎你的钱。现在，你是打算去挣钱呢，还是偷抢拐骗，还是指望着在地上捡到一包够花一辈子的钱？

    攒到钱以后，他先还了杨雄的账，又给自己买了一身新衣服，出去找工作。经济气候不好，有些老板看中了他，给出的工资却还不如饭馆帮工，且不包吃住，他都放弃了。有一天在夜市看到一个年轻人，抱着吉他挨桌卖唱，点歌两元，打赏随意。他从重庆来。林杰告诉他，在E市，人们没有这种打赏的习惯，这里的收入水平比西南地区高，但他们没见过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即使喝醉了都很小气。年轻人听到他的贵州话感到亲切，又叫了杨雄一起喝酒，林杰借他的吉他弹了一会儿，感叹自己手生了，从前想做歌星的梦早就不知道消散到哪里去了。年轻人建议他，一起去做流浪歌手（那个年代最虚幻的梦想）。林杰笑笑。他没兴趣去夜市挨桌唱歌，也没兴趣把音乐当作理想来追求（实际上他只会弹点粗浅的和弦）。他叹息梦想破灭仅仅是因为，这种姿态可以让他多喝几杯啤酒。

    夏天他偷偷回了一趟贵州，补办了身份证。他本来可以去广州，那边工作比较好找，可是思前想后仍回到了E市，口袋里揣着一真一假两张身份证，那都是他，林正旺代表了一个属于旧世界的、久久无法平静的自己，林杰代表重生。重生这种字眼，相当滑稽，只有年轻人才会这么夸夸其谈，但旧世界是真的，你甚至还没有感受到旧世界的可怕，就已经被旧世界干掉了。他回到酒楼，看到杨雄头缠纱布，脸肿得像猪头，问发生了什么，回答是被夜市上的南方仔打了闷棍，然后一群人揍他一个。问这仇是怎么结下的，回答说，曾经把一个讲话不知道出入的南方仔一拳打到了墙角。

    杨雄只打那些瞧不起他的人。在E市，这样的人千千万万，但敢和他单挑对打的，一个都找不出来，在安徽老家也同样。酒楼老板雇佣他的理由，除了干体力活之外，还能把他当半个值夜班的保安使唤。林杰曾经嘲笑他：你这样能打架、爱打架的人，到了南方，会被一个身高一米六的小个子弄死。小个子笑眯眯地走到离你一米远的地方，对你说，雄哥我给你带了件礼物，然后亮出火药枪朝你龟儿子脸上轰一发，你就结束了。这话应验了一半。

    林杰对杨雄的评价是：人很直，但是幼稚，总是强烈感受到不公平。当年在安徽农村，杨本来有机会去部队参军，被村干部的儿子顶替了。参军是这些农村少年的好出路，断了路之后只能去工地上扛包（比种地强）。杨雄离家时，打了村干部一拳，揍下一颗门牙，觉得报了大仇。林杰就说，你倒是溜了，你父母还在人家眼皮底下讨生活。杨雄说，他不敢欺负我父母，我放出话了，惹急了我就杀他全家。林杰摇头说，人家是干部加军属，你终究是个穷人，自以为年轻力壮，再横也横不过三五年，四海之内都是你的仇人，这样是不行的。杨雄坚持说，我真的敢杀他全家。

    挨打以后，杨雄想找夜市上的南方仔报仇，酒楼老板怕牵连，劝后无果，就把他辞退了，怕他闹事，又多封了一个月的薪水给他，请他离开这一片，到别处混去。林杰也跟着辞了工。不久，林杰在城北批发市场找到了一份活，给一个做水产生意的浙江老板跑腿，后来自降了两百元工资，老板出双份，把杨雄也雇了。两人认识了汪忠铭，也是这家的雇工，在临近的县级市做事。年轻人很容易搭上话，混在一起吃吃喝喝，有时顺手拎点鱼虾做下酒菜。

    关于绑架老板的小孩这件事，林杰澄清，纯粹子虚乌有。首先，只是汪忠铭喝多了瞎出主意；其次，老板全家都移居到了E市，三姑六婆皆在，请问怎么从一群女人手里把小孩抢过来？最重要的是，林杰和杨雄都看不起绑架犯，尤其是撕票的那种。他们是穷，但并不想为了钱去杀人。

    在铁井镇，鲁晓麦和林杰关系不错，仅次于俞凡。林杰身上有一种古怪的优雅气质，见过世面的穷仔，不在乎钱，经常自嘲，经常文艺。鲁晓麦说，你龟儿子讨女人欢心简直不要本钱，女人都会愿意帮你。林杰说，可惜这世界不是女人做主，我落在男人手里就惨喽。

    他伪造身份的事情瞒得很好，只有杨雄和鲁晓麦知道。九七年以后，他嫌那张假身份证做得不够好，在重庆和贵阳又分别做了一张，身上揣着三张假身份证，姓名和住址都不一样。很多骗子都这么做，逃避法律制裁，但林杰栽也栽在三张假身份证上。H市的消息传到储运部，认识他的人都感到惊讶，那时鲁晓麦已经离开铁井镇，在济南亲戚家避风头。实际上，她离林杰不远。她打电话给周伟彬，周说，这次是林杰出事了。她赶到H市时，事情已经落定，林杰跑了，她只得回到济南。又过了几天，躲在江西的俞凡给她打电话，说林杰已经回到贵州家乡。三人约在重庆见面。

    出事以后，俞凡嘲笑林杰：早知如此，你就应该把仓库大门打开，我和张泽华开着货车拉走一百万货，五个人平分十几二十万，也可以过几年好日子了。林杰说，钱太少。俞凡说，想想那些为了万把块现金就在储蓄所门口杀人的悍匪吧。林杰不语。俞凡说，当初让你干一票，你是怎么回答我的？你说，林杰这个名字，不是用来鸡鸣狗盗的，现在，林杰这个名字，已经挂在了美仙瓷砖的悬赏令上。

    我猜鲁晓麦并不是回来找我，而是等林杰的消息，但是俞凡去了哪里？她说，回铁井镇了。我说，鲁晓麦，你一定还有事瞒着我，你讲不清楚为什么他们会出现在重庆的仓库里。

    这天中午，鲁晓麦吃一碗方便面，躺在床上，抱着她的黑包。我让她睡一会儿，她要我保证在她睡着以后不打开这个包，不去看里面的东西。我说，两把枪，对吧。鲁晓麦说，对，你不要看，也不要知道。她睡了十二个小时，有时我能感到她做梦了，可能是噩梦，可能梦见了逃亡。凌晨时她醒了，林杰没有出现，警察也没有出现。她问，有发生了什么事吗。我说，你的包里有三张属于林杰的假身份证，但手枪只有一把。鲁晓麦非常生气，也很无奈。我说另一把枪是俞凡带走了吧，他提着枪回铁井镇做什么？鲁晓麦说：他要去杀掉仇人。

    这两把枪是一九九七年林杰从贵州搞来的，仿五四自制手枪，另外还有几十发子弹，价格便宜得难以置信，六百元一把。左轮枪贵一点，八百，好处是不容易卡壳，但他没搞到。这种自制手枪远不如制式手枪做工精良，打第二发子弹极易炸膛，要求持枪者近距离精准射击，一枪打爆头。因为这个原因，他搞了两把，当时并没有想好要做什么，带枪出行太危险，索性把枪藏在重庆仓库的墙洞里（挖这墙洞他还费了一番功夫）。我说，他这么干也很危险，为什么不把枪放在家里？鲁晓麦说，他龟儿子根本没有家了，房子都被他哥占了，但凡有什么把柄，他哥会欣然把他送进监狱。

    H市出事以后，林杰联系到了俞凡，说自己有两支枪，干点什么吧。俞凡说，邓文迪和叶嘉龙都是有钱人，在他们身上下手更好，至少不会手软。林杰说，我也不愿意去抢银行、劫杀路人。俞凡说，如果我不想要钱，只想要叶嘉龙，你能接受吗。林杰说，那也在情理之中，如果能查到杀死杨雄的凶手，你也不要介意我多杀一个人。两人约定到重庆取枪，先回铁井镇做掉叶嘉龙，再到H市做掉邓文迪和王宏卫，又约了鲁晓麦在重庆见面，事先并没有告诉她任何计划。实际上，是交代后事，俞凡留了两万块钱给鲁晓麦，另有两万给了死去的远房妹妹的父母。

    这个冬天，鲁晓麦从济南来到重庆，天空落雪，天空晴朗，天空阴霾，天空落雨。她说这一路过来，大地上的事物已经看不到。后来知道他们要去杀人，她试图劝阻，让他们理智下来，可是这两个男人并没有发疯，与她一样他们只是不再低头看着大地上的事物。

    在火车站，俞凡单独买了一张火车票，要了一把枪，把鲁晓麦留在了重庆，另一把枪指望能交给林杰。俞凡说：两件事恐怕只能分头去干啦，叶嘉龙是我的。鲁晓麦说：要不就算了吧，你一个人干不成这件事。俞凡说：我是一个皮条客，你还记得吗我们曾经看过一本美国片子，叫《出租车司机》，出租车司机为了一个小妓女，把皮条客、房东、嫖客统统击毙了，看完以后你们都嘲笑我，说我已经死在这堆人中间了，此时此地，告别之前，我要告诉你一件事。这件事是：他的养父母不孕不育，从农村亲戚家将他抱养过继到城里，那个赤身裸体摔死在大街上的女孩实际上是他的亲妹妹。

    鲁晓麦问我，这能写成小说吗？我说，这个问题令我显得愚蠢，咱们不要再谈了，忘记小说吧，它和世界一样不讲道理。我见过寻找好故事的人，见过抄袭大师的人，见过完美主义者和不完美主义者，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候谈论文学都像是在剔牙，漫不经心或郑重其事，总的来说没有秘密可言（也包括我）。此时此地，我只能说，忘记小说吧。

    鲁晓麦在旅馆里等了两天，我陪着她，阻止她去公安局打探消息。有一段时间，她情绪失控，想拿着枪去自首，但很快又想明白了，自首的结果是让俞凡提前坐牢。到第三天上，林杰没有任何消息，基本肯定他落网了，然而警察也没来，说明他并没有把事情供出来。落网的那个人不是林杰，是林正旺，一个揣着火药枪打算混上火车的贵州人。

    我给仓库换了把锁，它仍然经不起撬棍来一下子，换锁纯粹是心理安慰。鲁晓麦找到那个墙洞，它在一堆滞销库存后面，仓管员在这里待一辈子恐怕都不会发现，除非地震或是拆房。她将三张假身份证装进塑料袋，塞入墙洞，接着犹豫起来，该不该把枪也放进去。我说，算了，如果不好好封存，一两年就变成锈铁。我问她，林杰会回来找这些东西吗？鲁晓麦说，不会，我们没约好这件事。我问她为什么不干脆扔了，她看了我一眼，没有回答，那眼神令人费解。我说，把枪留给我吧。她问我什么意思，我说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把枪留给我。

    千禧夜，鲁晓麦陪我一起去市区，街上很热闹。鲁晓麦说：整个地球都在迎接新千年。我说：但不是同时，时差关系。这时她提到俞凡，现在应该已经在铁井镇了。我们找了个夜市坐下来吃饭，点了几道川菜，看旁边一桌的人划拳。有两个小伙子抱着吉他过来唱歌讨赏。鲁晓麦说：真的有人卖唱哎。十分高兴。吃完饭，她挽着我的胳膊往解放碑方向走，道路拥堵，未及走到，零点来临，周围传来整齐的欢呼声，这是人类读取无意义的时间的声音，也是诸神给出的永久沉默。鲁晓麦问我，此时此地，是什么感受。我撒谎说，有一丝幸福感，能和你携手跨过一个虚构的千年。鲁晓麦说，可是你身边站着的人，余生都得等候着一个又一个的坏消息啊。

    过了元旦，鲁晓麦决定离开重庆，问她去什么地方，说也许广州，也许深圳，将来看有没有机会去香港。说实话，我并不是很担心她，我始终觉得她具有这样一种能力，亦即“在黑暗中独自行走的智慧”。她不让我送她去火车站，直到此时，她把枪留给了我，并说，找个你认为合适的时间扔了它。我送她到街上，在一片长满枯草的地方，她命令我留步，与她拥抱告别。我们没有提到爱情，也没有提到友谊，似乎那些东西才是存在于小说里的、虚构的部分。她问道：现在，你有没有什么惊人的秘密会告诉我呢？我说，没有，愿你把这一个一个人统统忘记掉，在下个时代里，遇到另一些善良的人吧。

    那把枪在四个月后被周劭扔进了嘉陵江里。

    我在网吧里断断续续读到玄雨连载的废土世界的小说，前后总有一年，从重庆到宁波，后来又到T市。这个末日的故事发表在BBS上，与郑炜说过的色情片有所雷同，我怀疑她也看过，受到了启发：世界毁灭于千禧夜，病毒爆发，蔓延到全球，大部分人类成为介于吸血鬼和僵尸之间的生物。在小说里，它们被称为“原型”。原型在夜晚成群出没（偶见于白天），具有强大的攻击力，隐蔽性也很强，但智力低下，它们杀戮或噬咬人类。受伤者有一定概率会成为原型（僵尸电影里一贯的设定条件），其余陷入谵妄与昏迷，携带传染病但并不具备攻击性。由于缺乏治疗手段，健康的人类将这些受感染者杀死，并焚烧成灰（小说在这一段里提到了人类对于肉身的恐惧）。白天出现的原型总是落单，且攻击力减弱，至多相当于一个强壮的成年人，三五名人类战士持木棍就可以杀死它，也因此，人类世界并没有彻底崩溃，他们损失了一大半人口，损失了大部分能源和矿产，但保住了农田和武装堡垒。幸存的人类发现了原型的弱点，害怕深水，不会游泳，堡垒要么是小岛，要么是挖了宽阔的护城河。人类可以立足（成为部落），但无法向外拓展一个日夜的程距。故事的第一部分发生在中国南方，讲述疫病暴发五年后，一个叫汉的少年在A堡垒中避难，白天种植农田（块茎类植物，土豆，红薯），夜晚休息，听护城河外的原型发出奇异的嚎叫声，听堡垒中的女孩弹吉他唱歌。这是中世纪的场景，也是后现代的场景。汉回忆了他童年时目睹的恐怖场面，回忆他死去（或者已经变成原型）的父母。故事节奏缓慢，始终没有出现人类与原型正面作战的情节，也或许是一种策略吧，小说大量书写的是少年汉的日常生活，跨出护城河从事农业生产，种土豆，伐木，收集城市边缘的可用物品。他们也得防着被原型在白天偷袭，尽管不常发生，但总有这种可能。一部分强壮的男人充当战士，其中一个叫良的退伍军人，是汉的兄长和保护人。通过汉与良的对话得知，城市已经荒弃，无数原型生存在其中，相当危险。这部分段落像海明威的《尼克·亚当斯故事集》，作者并未展开壮阔的灾后世界图景，把小说搞得像患上了大头症，也没有时不时地卖弄明喻隐喻，把小说搞出一股汤药味，尽管是胡编乱造的世界观，但总体显得平静可信。汉和良划着船在河道中行进，船上绑着一头羊。两人遇到一条狗，狗在岸上用友好的眼神凝视他们，汉想要收养它，但良告诫道，狗同样可能染上原型病毒（似乎只有人和狗会传染），汉认为如果堡垒里养一条狗会更好些，至少可以负责警戒。这个提议最终被否决了。汉问，如果是人类，咱们救不救。良说，这问题不必假设，堡垒外面已经没有人类了。世界一片寂静，任何声响都意味着杀戮，汉的猎枪放在膝头，开山刀背在身后，时时保持着警惕。入夜前，他们到达了较大的B堡垒，说明来意，原来是A堡垒中有一个妇女临盆难产，需要B堡垒中的一位产科医生前往救助。可是那产科医生不敢冒险，拒绝了。B堡垒是湖上的小岛，防御压力比较小，人民生活也更富足，相比之下A堡垒岌岌可危，粮食匮乏，干旱和严寒都可能让原型越过护城河这道屏障。然而B堡垒也存在问题（而不是弱点）：成年女人的数量偏少。首领提出用女人来交换这次救助，良不同意，只答应给出一头羊。B堡垒并不缺乏食物。双方没有谈拢，天亮后，两人又划船回去。汉问道，难产的女人现在会不会已经死了。良说，不知道啊，应该把女人放在船上，载到B堡垒来。汉说，那样的话，咱俩人恐怕不够，至少需要四个人、两艘船，目标太大，会引来原型。良说，如果不是原型出没，A堡垒的人恐怕早已袭击并攻破B堡垒。这时，小船又经过那片河岸，狗的尸骸漂在水中，两人加紧划船，尽可能安静地离开了。

    故事的第二阶段，十年不遇的严寒来临，北方的一些堡垒已经陷落。A堡垒也不乐观，人口降到不足三百，食物配给供应。任意一个夜晚，当寒风将护城河水凝结为冰，原型就将出现在人们眼前。此时，一位来自基地的人类学家到达A堡垒。基地在南方数百公里外的一座江心岛上，正是基地指导了各处堡垒的人们如何对抗原型，像宗主国一样任命首领，调停堡垒之间的矛盾，但是，联络完全靠人力，且时常中断，无法形成上下级关系。基地人员出行唯一的办法就是开着集装箱卡车，晚上把自己锁在车里，白天赶路。有时候也会出现伤亡，被人类抢劫。这一次就是，人类学家是唯一的生还者。大伙猜测是B堡垒的人行凶，然而也毫无办法，便纷纷探听基地的情况。根据人类学家的说法，目前的武器可以反攻，但无法定居，毕竟人类社会不是由单纯的军人构成。过去几年世界从崩溃状态中恢复到一个稳定水平，随着资源用尽（除了农业以外其他生产可以忽略不计），可选择度越来越小。原型的存在迫使人类用一种军事化的小农经济生存下来，每一座堡垒内实质上都形成了武士和平民两个阶层。最后这句话，是人类学家和良私下谈的，现在良是A堡垒的首领了，汉是战士。良问道，两个阶层会产生什么问题。人类学家说，根据首领的人格不同，资源分配的倾斜程度不同，较好的近似军事集体化，较差的则偏向农奴制度，但都没来得及形成世袭首领，再过些年可能会出现（如果人类还能延续到下一代），以上是个人观察，基地没有专门机构研究这些，基地寄希望于军事和医学技术，认为目前情况下任何组织结构的形成均合理，只要能保障人类生存下去。良摇头说，即使不合理，基地也无能为力，法律和制度已经不存在了。人类学家却说，尽管倒退回了历史的深处，但人类并非没有光明可言，至少，对于不同制度的利弊了然，对于法律也仍存在共识，要知道，真正绝望的人类是不可能再生出阶层的，事到如今，活下去的欲望比什么都重要。到了晚上，少年汉负责安排人类学家住下，现在他已经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汉深深地担忧，他向人类学家解释道，并不是为全体人类的命运，而是天气，今年冬天特别冷，冰封护城河之后就意味着堡垒的灭亡，所有人都将死去。人类学家说气候和环境在他的研究领域内是决定因素，他举例史上诸多民族因为环境破坏而迁徙或灭亡，谈到制度、文化和信仰，以及重建的可能。A堡垒中没有信仰，没有书籍，汉说，活下去是唯一信仰，但有些人发疯了（妇女和老人居多，也有壮年男子），他们情愿吊死自己。汉问人类学家，基地内有没有人吊死自己。

    人类学家说，极少数，并不比上一个时代的比例更高，人们对未来抱有期望。汉说，那只是因为基地的日子比我们这儿好过吧。这时，外面传来歌声，篝火熊熊，平民们围在一起，少女弹起吉他。在这样的夜晚只有孩子能平静入睡，但醒着的人们脸上并不绝望，火光和音乐令人沉醉，没有发疯的迹象。人类学家跟随汉走到屋外，看着这场景，他说在远古时代的夜晚，除了火以外人类无所依偎，除了月亮以外无所倾诉。

    这段内容发表后，BBS上有人希望她能写到人类与原型的大战，也有人认为人类学家这个人物写得太假，作者对人类学相当陌生，有人提出所谓原型既未正面出现也未予以侧写，处于假想状态，象征性过于明显。总的来说，读者不多，这个BBS对畅销小说不感冒，大部分人都在写诗，写短篇先锋小说。连载停了一阵子，半年后才恢复，故事的第三阶段变得异常混乱，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交互的方式讲述了一次冒险，A堡垒已经覆灭，弹吉他的少女琴躲过了这场灾难，在去往基地的集装箱大卡车里，她回忆道：A堡垒躲过了上一次危机，但这一次，干旱使水位下降，阻挡原型的仅剩一道脆弱的木栅栏，人们渴疯了，也吓疯了，音乐和歌声无济于事。有人逃走，向着B堡垒的方向，也无从得知他们是否获救，或是死在途中。此时，琴的身边是受伤的人类学家，他即将死去，也可能在假死之后变成原型，按照规定（这个规定现在已经成为习俗），他的尸体将被焚烧成灰。在最后的时间里，人类学家由浅及深陷入谵妄。他说：悲惨的世界，文明已不复存在，不可能再重建。琴问道：南方呢，我们能去南方吗？人类学家回答说：不能，南方气候好可是那里的原型也更凶猛啊，不然我们为什么老往北边勘探呢，南方的原型是另一个种类，它们白天黑夜都杀人啊。就这样，他讲出了实情，最后的希望也变得渺茫。他死后，卡车短暂地停了一会儿，汉和良从驾驶室下来，打开集装箱的门，判断他是否假死，最终决定将他抛弃在路边。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处理尸体，无法遵循焚烧的习俗，也就随他去了。当然，世界已经不在乎多一个原型了。

    BBS上的连载没有稿费，那几年也不存在付费阅读，玄雨写了至少五万字，算是比较长的，但这故事没有结束。有一次小川和我在QQ上聊天（当时他已经在上海找了份工作），谈起这篇小说，小川评价说：这类小说的世界观不够缜密，人类社会一旦大面积崩溃，必然会引发连锁灾难，主要是核爆炸，计算一下全球的核武器与核电站吧，还有核潜艇，足以让地球进入漫长的核冬天。然而这一点在大部分灾难电影中都被忽略了，他们遵循的仍然是古代神话的想象逻辑，地质灾难，人类变异，设计故事的人总是忘记核武器——那是由人类制造出的唯一可以将文明抹去的东西。一时兴起，我们又讨论了世界毁灭的可能性，从小行星撞击到埃博拉蔓延，各种末世预言的破灭，据说在二〇〇八年和二〇一二年还会各有一次末世，然而都不可能再像千禧年那样激动人心。小川总结说：大哲学家是不谈世界末日的，就像子不语怪力乱神，这种胡思乱想属于小说和电影。接着他又问我，和玄雨是否还有联系。我说没有，我只是在网上看看她写的小说，普通读者而已。她的文学理解力比我好，但她藐视个人经验范围内的小说，藐视文学（或者说是文学阐释本身）对“人”的解释，正如这部末世小说中，人们对于肉身的恐惧。肉身变异，肉身成为另一维度的存在，肉身的原型否定了灵魂的存在，活人紧盯着活人并在死后立即将其焚烧成灰。小川再次建议我写长篇小说。我说，没有这个念头，请问为什么总是提醒我写长篇。小川说，写长篇是文学青年的永恒话题嘛，不过，文学青年是易逝的。我感觉他在电脑那头傻笑。他说到“载体”这个词（是他从广告公司学来的），互联网是一个伟大的载体，文学会发生革命，就像纸张的出现催生了长篇小说。我说，笨蛋，真正的长篇是靠记忆来讲述的，不需要纸。小川说，互联网就是记忆的新形式，也是讲述的新形式，总而言之，结构性的变化正在生成，我们可以期待一次文学浪潮。我故意问，文学浪潮和你有什么关系。小川说，文学浪潮是一代作家的光荣，尽管光荣这个词不应该出现在文学世界里，但实际上，就是光荣。（文学有无光荣可言？或是外在于意义？）

    很多年以后我和小川回忆这段时间，有好几年，他在上海，我在各个偏僻的库区。确实，他离一个现代的世界更近些，那是互联网时代的开始，所有人都相信二十一世纪会与从前不同，就像一个库区管理员相信今天是崭新的，昨天已经逝去，属于今天的每一分钟都是筹码。年轻人写先锋小说（仿佛先锋派没有死去，他们可以继承）、写口语诗（诗人们现身论坛，仿佛新时代来临）、写他们幻想中的世界（仿佛绕开了当代文学），也写他们的文学理想（仿佛那个失落而狂乱的九〇年代已经抹去）。我甚至觉得，那不是文学，而是一种可以被升华的流行语言，与音乐、时装、发型都能勾连起来的事物，无法经历时间考验，易被模仿，经不起判断，以余生捡拾其破碎之物的失败形象。然而，这也没什么大错。文学浪潮确实没有到来，今日逝去后，他们想要忘记的那些东西，恰恰将他们忽略过去了。

    我在T市库区的日子里，没发生过什么大事，人就住在仓库，一个小间，床铺、书桌、衣柜皆有。T市气候温暖，冬天睡觉不需要开电暖器，一个热水袋足矣。库区有一大半是国家粮仓，隔着一道围墙，日夜闻到面粉的气味，除了鸟，平时很少看见活的东西。这里所有的建筑皆用水泥包裹，也不种树养花，远近所见无不是一种平静的灰色，除了天空是蓝的，也同样平静。

    周伟彬就是在这里被抓的。库区一个职工告诉我，警察到办公室，让主任打电话让他出来一趟，奇怪的是周伟彬似乎预感到要出事，他正在库房收拾行李，到办公室就被铐住了，按进了警车，与此同时他喊了一声：快走。库区的人猜测，是喊给那个女人听的，不久前从外地过来，和他住在一起，当时似乎是出去买东西了。他被捕以后，女人没再出现，人们又猜测，女人在远处目睹了这一幕，随后就跑了。

    库房已经被前任仓管员收拾得很干净，周伟彬和女人住过的痕迹已经完全抹除。我在里面转了一圈，希望能找到类似重庆仓库的墙洞，然而没有，这里硬件设施很好。我在书桌抽屉里找到两本日本的黄色刊物，页面沾染污渍，显然，前任仓管员是个健康的小伙子，然而也是个混蛋，这混蛋被送到H市去煎熬了；找到一个女人用的发卡，玳瑁花纹，搭扣已经坏了，不知道为什么还留着，又为什么不带走；找到一张军人证的封皮，没有内页。总之都是些无意义的东西。有一天我在一块栈板夹层里发现一把高碳钢直刀，插在帆布刀鞘里，可能是周伟彬留下的。这种刀除了杀人没别的用处，它一直留在我身边，有时夜里出去，我把刀挂在皮带上，它很锋利，并带着前一位主人的某种渴望和某种无意义。

    库区外面谈不上荒凉，一些停产工厂，夹杂在其中的居民住房，生活设施落后，现在可以称它们为上个世纪的建筑了。有一座小码头正对库区大门，河道总有二十多米宽，对岸则是一片等待房地产商开发的荒地，树木伐尽，野草茂密。库区有一位门房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名叫王凯，他告诉我，距库区最近的网吧要走二十分钟，在一所本地大专院校边上。他本人就是这所学校的应届毕业生。我问他，毕业之后在学校边上找到工作是什么感觉。王凯有点不好意思，说是家里安排的，按理，应该去外面闯一闯。事实上我并没有嘲笑他的意思。他说以他的学历在上海只能找到扫楼的工作，就是挨家挨户推销产品，目前在库区下基层做门房，将来或可以调进机关单位。他的大部分同学都去了市区北边的开发区，那里有一些半真不假的外资企业，既苛刻又无前途。接着，王凯又指给我看，河对岸一座破破烂烂的工厂，工人早在一九九六年的下岗时代已经遣散殆尽。那里每周末会有不入流的乐队演出，收取廉价的门票和酒水钱，假如我觉得无趣，可以去听音乐或者上网。

    我在那弥漫着铁的气味的厂房里，混在大学生之中看演出。目力所及，都是铁杆摇滚青年，天气好的时候，远在城市另一边的年轻人也骑着自行车来凑热闹，天气糟糕则观众寥寥，惨淡收场。所有人都穷，没几个零花钱，喝不起啤酒，反正这时已经是深秋，大伙并不是很渴，但所有人都抽烟，一根接一根地抽，表情往往像是在吸大麻。有时候，音乐不太吵闹时，能听到头顶废弃的金属行车架子跟着某个音符一起低徊。一支乐队是重金属，像狂暴的垃圾从空中倾倒下来。一支乐队没有旋律，通篇本地脏话，诅咒一切。一支乐队是生手，毫无登台的资格，他们的男主唱在酒吧间里拒绝了一个富婆点唱台湾流行歌曲因而被保镖在头上打了一酒瓶子。一支乐队拥有性感女主唱，她剃了光头，像奥康纳，但嗓音像K歌房的歌女。王凯问我喜欢哪支乐队。我开玩笑说，毋宁问，想杀死哪支乐队。另一天，一支唱励志流行歌曲的乐队登台，台下的摇滚青年起哄，叫他们滚蛋，去大排档卖唱，去K歌房坐在老板大腿上卖唱。女歌手是一个头发闪亮的姑娘，观众让她把假发摘了，她真摘了，继续唱她的励志歌，接着又唱了一首莫名其妙的粤语歌，荒腔走板，并挑衅似的掀开裙子露出大腿和网眼袜，将麦克风对准音箱，发出阵阵嚣叫。台下回应道，小婊子，好好唱，不要怯场。女歌手嚷道：你们是我见过的最棒的观众！

    我走到外面抽烟，有个姑娘过来借火，嘀咕说这什么白痴表演。我说我见过比这个更离谱的。她并没有追问离谱到什么程度，抽了几口烟，看看天，夜空中正落下稀疏的雨点。她说自己是师范大学现代文学的硕士生，我们俩往外走时，讨论了一下关于励志歌曲的可能性。节奏的意义大于歌词和旋律，励志的对立面并不是颓废，而是色情，荷尔蒙向左拐与荷尔蒙向右拐的区别。励志和颓废的共同点是都需要一双眼睛审视自我，一个无形的批判者（针对过去或当下），因此，假想有颓废的励志歌曲、荒诞的励志歌曲、狂暴的励志歌曲、虚伪的励志歌曲……但想象不出色情的励志歌曲。女歌手在励志的同时撩开裙子实在是妙极了，白痴极了，精神分裂极了。那姑娘反驳我说，纳粹党就是唱着战曲看大腿舞的，K歌房的男人也搂着小姐唱他们的真心英雄呢，总之，纳粹党和乡下人无所不能。我们信口胡诌，往大学方向走，那时还不算太晚，但街上已经没什么人。她是学文学批评的，照她自己的说法是“搞”文学批评，讲了一些我当时并不知道的名字，波德里亚，伊格尔顿，卢卡奇。未及聊到当代文学，我们就走到了学校正门对面的公交车站，她要坐车回师范大学。她以为我是对面学校的学生，我说，我是库区仓管员，而且，我走反了方向。

    那姑娘说，看得出你是个文学爱好者，既然走反了，就陪我等车吧，这条街上曾经发生过劫杀路人的案子，走夜路的穷人不但丢了钱还丢了命，凶手没抓住呢，你有时间吗。马路对面就是学校传达室，站着保安，可我被她讲话的语调迷住了。我说，我来自外乡，我在这里的时间像沙漏里的沙子，除了计时之外，时间并无别的用途。她笑了起来。后来，我问起劫杀的事情，她说等下一次如果还能见面就告诉我。在等车的那段时间里，我讲了讲仓管员的情况，至少听上去是一种奇特的生活，与文学爱好者形成怪异的反差。之所以讲这些，是因为我还想见到她。后来，公共汽车摇摇晃晃从远处开来，大灯雪亮，照向我们。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她的侧脸像剪影，镀了一层白光。她让我想起沉铃。

    王凯给我讲了劫杀案的事情（他叔叔是刑侦大队的）：九〇年代末，与所有的城乡接合部一样，库区一带治安很差，警力不足是一个原因，另外，盲流实在太多了。盲流这个词是什么时候禁止使用的？总之，带有歧视性质，盲目地涌入沿海富裕城市的乡下人，T市大概有几十万，他们之中的犯罪率即使是百分之一，也能集结成一个师的破坏力量。没有几个城市能扛得住。到处都是盗窃案，但唯独在这一带，杀了人。先是一起入室灭门抢劫，接着，一个下中班的女人重伤，没看见凶手的长相，接着是一个做三陪的女人，重伤，最后是一个女大学生。案发时间都是深夜，作案凶器是锤子（女大学生锤击后被勒死在铁道附近的小树林里）。公安局通过排查，找到一个犯罪团伙，四个打工仔，已经分散逃到外地，很辛苦地逮捕了其中三个。这伙人交代了入室灭门的罪行，下手之后因为害怕立即逃离了T市，其他案子不是他们干的，后来又交代说，漏网的那一个，也许是凶手，他很可能没有离开T市。警察问那人的身份，三个人交代说，建筑工地上认识的，姓名是假的，只知道是北方口音，中等身高，二十岁左右，另外还有一些特征，不得而知。值得注意的是，那小子并不是文盲，也不傻，他买日用品计价全部用心算，不曾出错。作为连环杀人案的嫌疑人而言，二十岁有点不可思议。三名罪犯说，那起入室灭门案，他们都是第一次杀人（其中有一个根本没动手），但漏网那小子肯定不是第一次，另外，那小子对锤子情有独钟。当然，仅凭作案工具并不能锁定三起劫杀案之间有关联，作案时间倒是一致：周末的深夜。总之，没抓到，是个反侦查能力很强的罪犯，然而相似的案子也没再发生，可能这家伙已经逃到别的城市去了。警方给出了嫌疑人的画像，一张大众脸，像是没睡醒。这种脸你要是去火车站，大概能找出几百个来。目前来说，或能寄希望于DNA技术侦破悬案。

    被杀的女大学生并不是附近这所学院的，而是师范大学的本科生，王凯说，这姑娘最可怜，她遭受了锤击、强奸、勒毙、弃尸荒野这四重罪行。随机杀人真是可怕，随机杀人是人性中最黑暗的深渊。我问他，这些罪犯在第一次杀人时会犹豫吗。王凯说，逻辑上讲，如果犹豫就不会是随机杀人犯了，大部分入室或拦路抢劫杀人，凶手都不会有什么内疚，事后也不会（更可能的是滋生出杀人的快感）。随机杀人犯是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审判的。我说，我只是从加缪的《局外人》之中读到了这一节。王凯没有读过加缪。我问他，罪犯会忏悔吗。根据他叔叔的看法，王凯说，不会，朝谁忏悔呢？朝法庭还是朝死者？他们只是在被捕后假装忏悔，为了减轻惩罚而已。

    一个星期后，我在废弃工厂里又遇到了那姑娘，这一次，我们交换了姓名。她叫姚隽。励志乐队再也没出现过，我们听那支骂脏话的乐队有十分钟之久，实在听不下去了，又走到外面。我们没有谈杀人案的事，而是聊了一点现当代文学，历数各自喜欢的作家，有点幼稚。她的专业在青年时期很难有所建树，空余时间她也写小说。很快我就发现，她对摇滚乐知之甚少，也不喜欢那种吵闹、迷狂的气氛，可是她为什么要赶这么大老远来看不入流的演出？对此，她解释道：收集素材。在我遇到的文学青年中，她是第一个正儿八经说这句话的。

    她约我去师范大学玩。我去了好几次，陪她在食堂吃了几顿饭，校园环境不错，至少我又看见树了。我们在学校里散步，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有时是关于文学，有时是关于仓库。姚隽抽烟，但走路时不抽，必须站定。她没有男朋友，也不够开朗，经常走着走着就无话可谈了，然后找个地方点起一根烟。第四次见面时，我说，关于劫杀路人的案子，我已经打听出了一个大概。姚隽长久不语，抽着烟。我问，那个死去的师范大学的姑娘你认识吗。姚隽说，认识，她是我本科时同寝室的好友，姓唐。我复述了王凯的话，姚隽仍然不语，直到抽完那根烟才说：用哲学的话来讲，随机杀人、绑架撕票，都呈现了主体对客体的绝对控制力，还有贩卖人口；这种控制力的强度超越了法律审判（甚至超过了酷刑逼供），法律的庄严在它们面前也会被抵消掉一部分吧。

    似乎是在和王凯的故事做一次拼接，姚隽讲到了死去的姑娘：唐姓女大学生在一九九八年的初夏来到这一带，她是本市人（姚隽则来自县城），男朋友在那所大专念书，当时快毕业了。两人感情出了一点问题，男朋友移情别恋。白天离开学校时，唐姓女大学生折了一只纸鹤放在寝室窗台上。姚隽回忆说，是黑色的，她用黑纸折的。然而黑色仅仅意味着她对爱情的失望。姚隽想陪她一起去，被婉拒了。唐姓女大学生和男朋友谈到夜里，后来，那个男生说要去看摇滚乐队演出，女的没跟去，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反正也没回家，也没回学校。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六，姚隽以为她回家了，第四天，没等姚隽起疑，消息已经传到师范大学。距离铁路桥不远处的树林里，细雨下了一天一夜。姚隽再回头去找那只不祥的纸鹤，已经消失了，大概是被风吹到窗外去了。

    那男生当然是重大嫌疑对象，但查下来确实没他的事，他只是撂下唐姓女大学生，陪着新女朋友去看摇滚了。姚隽向我描述唐姓女大学生：敏感，温和，写诗，会拉小提琴。向我形容她们之间的关系：深厚友谊。出事以后，姚隽去公安局打听情况，由于是连环杀人案，警方口风很严，案子虽然没破，并不意味着刑侦队就此停摆。再后来，时间久了，她通过内部的朋友打听到了一些消息，和王凯说的大致不差。

    姚隽认为唐姓女大学生一定是在某个时间点上去了工厂，至于她有没有进现场，不得而知。她连个包也没带，身上别无他物，凶手很可能不是为了劫财，而是直奔她这个人去的。有一个线索被姚隽注意到了，三次劫案都是在星期五的深夜，摇滚乐散场之后的时间。我说，可是前两个受害人也去了摇滚乐现场吗？姚隽说，当然不是，当然是凶手去听了摇滚乐。

    这个解释虽为猜想，但也合理，对于抓捕凶手几乎没什么用处，演出现场昏暗，人各玩各的，谁也不会去注意身边的人。姚隽想，只要这个凶手继续作案，他一定会被抓。有一段时间她根本不敢想这件事，想凶手的可能性，想好友的死状。这片郊区的人也吓破了胆，家家户户装防盗门窗，学生们绝不敢半夜独自出行。可是相似的案子没再发生过，凶手消失了，蛰伏或是离开了。

    姚隽本科毕业后本想考中山大学的硕士生，但最终还是留在了师范大学。她所耿耿于怀的，正如常人所想：为什么唐姓女大学生会遭遇不测，假如那天两人相伴而行（毕竟失恋也是需要有人照顾的），会不会躲过厄运。姚隽说，在死者的父母之外，她是另一个为此无法释然的人。随后，她又说：有一种说法，凶手总会回到他作案的地方。我问她，到底是寻找凶手还是寻找素材？她说：曾经起过一个念头，想把这件事写成小说，但现在已经放弃了，因为无所安慰，因为那杀人的畜生和那背信弃义的混蛋还在世界上行走着呢。

    姚隽陪我逛过一次街，就在师范大学附近，街边小吃店和服装店居多，悬铃木安静地落下叶子。入流的大学边上，道路也带有一种书卷气，合乎分寸的浪漫。后来我们走到商业街，有百货大楼和新华书店的地方，我们都没什么钱，装模作样走进书店。那几年最受追捧的商业奇才传记、美女作家的流行小说，都放在醒目的位置。我问姚隽，有没有想过，像美女作家一样写书。姚隽说，美女作家都是出版社塑造出来的，美女作家都写性。言下之意，她写不来这个，或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姚隽翻看着美女作家们的小说，说实话，也不全是性。我说，尽管我没读过她们的书但在BBS上看得已经够多，很多女孩模仿她们的行文风格，连我也差不多可以做到。姚隽说，塑造一个美女作家如果能跳过性别界限，那就太有意思了，绝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她们为什么是美女，为什么是作家，绝大部分人只是听说而已。

    在书店里，姚隽再次提起唐姓女大学生。她说，有几个做自制出版物的朋友，想为死者出一本诗集，印量很低，不为赚钱，只为留个纪念，甚至还想找某家出版社要一个书号，正式出版。她正在整理遗稿。已经两年多了，这期间她回避着记忆，现在读到那些诗，全都翻涌上来。诗集的封面设计将会是一只黑色的纸鹤，诗集的名字古怪，叫《溏心蛋》。姚隽微笑着说：那是我给她起的绰号，她为此写过一首诗，她说过将来如果出诗集就用这个做书名。

    我说，这样好，比起你把她写进小说里，这样更有意义。我想我可能说错了话，又或是语调显得轻佻，那一天剩下的时间里，姚隽默然不语，直至分手。我实在应该拍拍她的肩膀，或者陪她抽根烟，不做任何评价，这意味着我们把经验中极为痛苦的存在心甘情愿地纳入了怀抱。

    我回到库区，冬天以后没再去看摇滚演出，不知道姚隽去了没有。有一天下午我坐在书桌前，打开抽屉，很意外地拿出塑料发卡，放在桌上看它，把刀子放在发卡边上，又把黄色画报和军人证封面找出来，全都码在桌上。它们是一篇小说的要素，构成了一个循环的隐喻，每个人都能从中编出一套故事来，只要他愿意打开脑洞，然而它们也是阻止我去虚构的强大的障碍，因为从一物到另一物的关系构建，实际上是在跨越刀锋。我猛然明白过来，姚隽去看摇滚乐，实在是想找到凶手，而不是寻找素材。她真的认为凶手还会回到作案的地方，凶手还会再回来看演出。

    我和姚隽之间保持着长久的友谊，二〇〇一年我离开T市时，她放寒假回了县城家里，没有见着。不久后，我收到王凯发来的邮件。他说那个嫌疑犯被抓住了，看见警察立即软了，本地新闻滚动播放他被押解回T市的画面。北方人，身高一米七三，二十四岁，没睡醒的脸，曾经在T市打过工。抓捕地点是在广州，全是外来打工仔的地方。王凯告诉我：你想不到，他喝多了酒以后吹嘘，把这事说出来了，被工友举报了，我还以为他是高智商犯罪呢，看来还是街边的烂仔，只不过机灵一点罢了。在王凯看来，高智商犯罪人是不会酒后失言的。说到犯罪动机，王凯写道：也全交代了，就是为了钱，很盲目地抢劫杀人，这小子有高人教过他一招，就是用假名字，不吐露身份，当年就是凭这逃过侦查的；启用第二代身份证以后，他这样的人跑不掉。我很想知道，这烂仔爱听摇滚乐吗，但没问他。邮件结尾，王凯说他也打算考警校，以后分配去做片警或是巡警（交警很苦），库区这份工作太无聊了。

    我没有把这封邮件转发给姚隽，猜想她应该已经知道案件告破的好消息。又过了些日子，我在一份文学刊物上读到她的短篇小说（她用了笔名），写的是两个姑娘一同去听摇滚乐的事情，一个喜欢，一个反感，但也不是特别排斥，只是为了让前者高兴就陪着去了。小说就在很不协调的励志女歌手的洋相中结束了，写得克制，没有杀人案，没有牵涉到唐姓女大学生，但也可以说全部都在其中了。小说末尾有一句比较惊人的话，其中一个姑娘向虚空表白道：我和她之间有着近乎爱情的友谊。可是她随即又说：友谊也只是一句真言咒语，在走回学校的夜路上我们谈论着友谊，像是可以喝退一切鬼。

    我打姚隽的手机，她让我找个地方上网聊。后来，在电脑上，她说后悔写了这句关于友谊的话，歇斯底里。我感觉没那么严重，毕竟人物是对着虚空在说话。姚隽又说：抓住凶手了。我问：你是不是感觉释然了？她说丝毫没有。又说，她还是要继续搞文学批评，小说不能再写了。在我看来，两者之间不冲突。然而姚隽的看法是，非常冲突，因为我猜想的那种释然的感觉，照理应该有，但实际上并不存在。另外，她戒烟了。

    这年夏天我回到铁井镇总部述职，童德胜新招了一批外仓管理员，我暂时不必去放外差，在总仓混时间（不用多久他们中间就会有一大半人辞职）。有一天去上网，姚隽说在某家独立书店看到我的小说集，聊到其中几篇。我已经两三年没写小说，那本书的内容记不完整了。姚隽对水库边的神庙有兴趣。我回忆起来，那座小庙里什么都没有，只剩两间房子，梁都塌了，根据表叔公的讲述，它曾经是一座凶庙，供奉某个凶神。中国的神话谱系里有凶神可以供奉吗？我只听说过，途经山间小庙不要进去，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姚隽说，这问题有意思，听说过五郎神吗。

    五郎神就是五通，至于是哪五通，说不太清，或是通天眼地耳，或是通神通妖，可能来自非常古老的域外宗教神话。唐宋开始，南方民间即有五通崇拜，不绝如缕，直至明清。历史上祆教、景教都曾在中国传播，尽管已经消失，学术研究还是很多，而五通相对来说更像迷信传说，出现在《聊斋》和《夷坚志》这类小说笔记中。以当代的角度来看，五通是典型的邪教，奸淫和人祭，充满迷狂的暴力，但五通也是赐人偏财的神（注意是偏财，不是正财）。这不免又聊到“文关公”和“武关公”的崇拜，乔治·巴塔耶对财富和情色中的暴力所作的阐释。很难说人们是因为五通的财神地位而接受了它的暴力交换要求（性和生命），还是根本就欣赏它的暴力快感（有点像萨德侯爵的想法，而偏财只是一个衍生物、一种理由）。在这种文化里，抢劫、绑架、强奸、杀人被一体化了，邪神控制着祭品的灵魂，而偏财归于献祭者。更进一步说，献祭者不仅是其自身，也扮演着邪神在人间的代理人角色。这话题再讨论下去有点艰难，不是一两句能说清的。确实，姚隽没有释然。接着，她讲了一个《聊斋》里的故事：书生与河伯之女秘密相爱，将与其永生。某日，书生的侄女遭到五通的奸污，恳求河伯之女出手解救。河伯之女说，这类卑污的妖神我杀之不费吹灰之力，但与其相斗实在有辱身份，哪怕是被它碰到一根手指头，传到江海之中，也将丢尽家族脸面。书生一再恳求，河伯之女便派丫鬟去除掉五通。那丫鬟躲在受害者的被窝里，想伺机除妖，因法力尚浅，被五通闻到了兵器的气味。丫鬟情急之下挥剑，并未杀死这头邪神，只割下了生殖器。五通逃匿，不复出现。消息传到河伯那里，河伯震怒。在这里，正神河伯并不主持人间的正义，而是首先考虑到了家族荣誉，故事又多了一种现实的意味。河伯杖打丫鬟，监禁女儿三十年，不得与书生相见。蒲松龄则乐观地推断说：因为此前已有人杀了五通之中的四通，现在阉割了最后一通，怕是只剩下半通，法力尽失，江南一带自此可以海清河晏了。

    我不禁问姚隽：难道你也相信小说中忽悠人的那套东西？姚隽说，邪神崇拜可不是文学故事，是事实，人祭也不是编出来的。商朝固有人祭，孔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但在其后漫长的历史中，黑魔法一直存在。我说，这个我倒是知道一点，而且有很不错的故事。问到黑魔法，姚隽说：固然，黑魔法是编造的，但他们用刀子杀人却是真真实实的啊。在中古时代的数百年间，中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也就是人们认为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地方，凶神庙一直受到民间的信仰祭祀，尽管这种秘密宗教被官方一再禁止（说明它曾经是大规模的公开活动），残害无辜者的暴行却并没有完全中止（很多也许是过路人、穷人、无家可归的人，同样可怕的是对着生辰八字“属阴”的男童下手，以及乞丐帮会的采生折割）。自有人类以来，崇拜鲜血，封印灵魂，一直是与救赎、秩序相对立的母题。

    这天聊到最后，姚隽说她正在上海，暑假没事，找老同学玩。我说，我在铁井镇，离你不远。姚隽很惊讶。我建议周末在上海见面，姚隽说：不不，我要来铁井镇找你，你那里就有一座凶庙，在黑神山上，我都不知道黑神山应该怎么走，正好求教于你。那座山曾经大大的有名，史料记载，是全中国五通崇拜的——怎么说呢，总坛。如此一来，我又想起了鲁晓麦，想起了她给我讲的黑魔法的故事。

    时至一九四九年，喊神山上的楞伽寺早已香火断绝，铁井镇的居民轻易不去那山中，觉得邪气太重，只有城里借阴债的人偷偷前往，通常是一些穷困潦倒的无赖、申冤无处的女人。可那山究竟为何能借到阴债，无人知晓。四月里，解放军攻破南京，部队长驱直入，从三个方向包围上海市。汤恩伯的军队在市里市外架起碉堡，声称坚守到底。铁井镇离上海二十公里，军队已经向青浦方向撤离，镇上的保长也跟着逃了。

    那术士从镇江来，进城时带着一个十多岁的男孩。两人均瘦小孱弱，术士本人更是形貌猥琐，穿着与季节不符的破烂棉袍，浑身发臭，令人生厌。他在街上摆了一个地摊，从随身携带的藤箱里拿出五个小坛子和一枚古钱，玩起了戏法。然而此时城外传来隆隆炮声，人们急着赶回家去，没有人关心术士的把戏，那男孩垂着头坐在地上，像是快要睡着了。一名住在街上的女人出于同情，给了术士半块烧饼，一碗水。术士问，去铁井镇的船在哪里乘？女人说，铁井镇是上海方向，兵荒马乱，船早就停了。术士听了，吞下半块烧饼，扛起男孩往城东走。那女人越想越不对，猜他是个人牙子，就叫了几个街坊追过去，揪住术士，捶了他几拳，逼问来历。术士告饶说，孩子是他儿子，病了，要去上海就诊。人们打开他的藤箱，里面是五个坛子，一些作法用的符箓，还有一个油纸小包裹。未及打开，男孩半醒不醒，喊了一声爸爸。术士哭了起来。众人收手，责备那女人疑神疑鬼，扔了几个钱给术士。术士千恩万谢，全不在意挨过打，收拾起藤箱，扛着孩子走了。后来那女人喊道，他刚才问的是铁井镇，哪里说要去上海了？可是术士已经走远，炮声再起，街坊们再也不愿多追半步。

    术士名叫麻三。第二天早晨，他拖着一辆偷来的板车，走到了铁井镇。躺在车上的孩子已经失去意识，迷药让他发出一些古怪的呓语。在后来的审问中，麻三承认孩子是他从镇江码头上拐来的乞儿，孩子为了讨口吃的，认他做了爸爸，两人相处七八天，已经有点感情。在进城之前，麻三的钱差不多花完了，夜晚露宿街头，孩子不想往东走，闹着要回镇江。麻三不得不在饭里加了一点迷药——他最为拿手的就是用迷药劫财。

    麻三将板车停在镇口，提着藤箱，独自走进铁井镇，他走了一夜，只想讨口吃的。此时镇上家家闭户，守军撤走后，留下一辆抛锚的卡车，几件逃兵曾经穿过的军装。唯一开门做生意的是一家香烛小铺，店主姓傅，是个好心人。傅老板端出半碗隔夜汤泡饭，麻三坐在门槛上，一口气吃完。傅老板问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麻三说，逃难，去上海投靠亲友。说罢，他脱下棉袍。这一天十分闷热，傅老板看到麻三后颈处有红斑溢出于领圈，想必后背患有某种难以治愈的皮肤病。麻三走到街上，捡了一件丢弃的军服披上，棉袍则扔在一棵树下。傅老板本想提醒他，逃兵的军装不能穿（一则容易被拉夫，二则容易挨枪子），可是却看见他裤腰上别着一把尖刀，形状很像杀猪刀。实际上那就是杀猪刀。

    麻三顺着原路往回走，傅老板好奇，伸出头出张望。麻三停下脚步，没回头，问道，黑神山往哪个方向走。傅老板说，此地有一座山叫喊神山，常被讹读成黑神山，是烧黄纸借阴债的地方。麻三说，正是这座山，山上有庙的。傅老板说没错，一座破庙，和尚都跑光了。他指向南方，说去此十里地，见到山脚下有一块两人多高的石碑，就是喊神山，如果迷路，问问沿途种地的农民即可。麻三转过身，用极其谦卑的态度谢过傅老板，又作揖又鞠躬。傅老板总觉得他怪里怪气，那口藤箱一定藏着什么东西，此人作揖时都不肯将它放下来。

    麻三迅速地回到了镇口，板车和孩子都在，顺着傅老板指的方向，他又拖着车子向南走。有一个挑水的伙计迎头撞见，问说，孩子怎么了。麻三说，病了。伙计说，我还以为死了呢。假如是平时，这种乡间小镇偶尔冒出一个操外地口音的陌生人，一定令人起疑。但那段光景上，部队来来去去，逃难的有钱人载着家产妻儿坐船经过，一拨又一拨，也就见怪不怪了。

    麻三就这样去了喊神山。

    这天中午，傅老板的儿子带着新妇从娘家回来。新妇是城里人，其母是神婆，住在城东梅家巷。神婆开了天眼，以看香火断吉凶，十分灵验，但并不张扬，也不以此敛财，只谨守度日。新妇进家门，对傅老板说：战争已近，恐有兵祸，昨天日间参香，倒未见有大灾，只看到家有恶鬼临门，不知会发生什么，因此急急赶了回来。傅老板便将早晨发生的事说了。新妇说：此人不是去上海，是去喊神山了。铁井镇到上海，尽是小道，乡人乘舟而行，没有徒步行走的道理。至于那喊神山，从前确实叫黑神山。傅老板在铁井镇住了一辈子，却不明就里，听到恶鬼临门这四个字觉得害怕。午饭后，傅老板想起那件扔在树下的棉袍子，就找了根竹竿，挑着送去老虎灶烧了。那老虎灶的伙计问起，傅老板又说了一遍。伙计说，早上从河里挑水回来（铁井镇饮茶用河水而不是井水），也遇到了这样一个人，披军装，拉着车子，车上有一个十来岁的瘦弱男孩，不知是昏迷还是睡着，说着些呓语。傅老板想，必是人牙子无疑，早间将孩子藏在什么地方了，可这人牙子要去喊神山做什么？

    这种事情照理应该报官，可保长已经逃了。傅老板做了一个决定：带人追下去。有人制止，说战争已经临近，昨夜听到河对岸有枪声，谁也不知道军队来了以后会发生什么，至少也会戒严吧。开老虎灶的老板倒是不怕，声称自己认识太湖游击队的共产党，遣那挑水的、烧火的伙计两人与傅老板同往。儿子怕人手不够，也提了一根扁担跟上。最后，新妇说，她也去。众人说，抓人牙子，你去了反而碍事。新妇十分果勇，执意要去，又有三五个年轻人愿意跟着帮忙，也许是觉得不好意思了。

    一行人追到喊神山下，见板车停在石碑前。农民说确有一人提着藤箱、扛着小孩上了山，他走得很慢，看样子是累坏了。众人也累了，略作休整，在山下商量办法。此时黑云渐起，一场大雨就在头顶，却迟迟不落。新妇说：我们恐怕是来得迟了，等会儿进了寺庙，不管看见什么，都不能叫。一叫，这人就逃走了，只管抄棍子上去擒住他，也须防着他手里有尖刀。人们起身，沿山路拾阶而上，到寺庙山门前，暴雨落了下来，山门口有一堆衣服，捡起一看，是小孩的。傅老板不明白，这人将小孩剥光衣服带进庙里做什么，他看着新妇。儿子说：看样子是采生折割的阴损手段。新妇叹息说：采生折割哪里用得着跑到寺庙里来，这人是在里面杀人呢。

    他们追了进去，殿里没有人，地上散落着一些符箓。绕至殿后，砖塔之下，藤箱已经打开，五个坛子放在地上。赤裸的男童被麻三绑在砖塔上，后脑头皮切开，并揭下一半，像一顶脱下的毡帽盖住了孩子的眼睛，露出白色的颅骨。胸腹剖开，五脏俱已挖出，只剩一截肠子还挂在身上。男孩的生殖器被割下，塞入口中。麻三正蹲在地上，将一堆内脏分门别类装进坛子里，然而坛子太小，装起来十分困难。大雨冲刷着地上的血水，流向低处。尽管事先已经得到新妇的警告，傅老板还是忍不住惊呼起来。麻三在雨中听到动静，回过头看众人。傅老板说，这哪里还是一双人的眼睛，分明是野兽，是恶鬼。麻三企图捡起地上的尖刀，挑水的伙计跳上前照着他后脑抡了一扁担，众人扑上去按住了麻三。与此同时，新妇喊道，不可打碎坛子。

    他们抓住的不是人牙子，是江湖术士。有人将男童的尸体卸下，用那根绳子绑了麻三押下山。途中，绳子竟然松了，麻三企图逃跑，众人又在稻田里抓住了他，捆手捆脚，几乎要穿他的琵琶骨。麻三先是求饶，随后又胡言乱语，诅咒或是发怒，那样子像是灵魂附体。挑水的伙计让新妇避到一边，向着麻三撒了一泡热尿，众人横拖竖拽，拖着板车回到了镇上。

    这天晚上，他们将术士绑在祠堂里，不知该如何处置。镇上的绅缙过来问究竟，傅老板将五个坛子和一个藤箱放在他们面前，绅缙问是何物，新妇说，这是男童的脏腑器官。一种失传已久的邪术，术士用人祭的方式杀死了男童，并封印了男童的灵魂，那不再是人的灵魂，而是鬼。这个被术士驱策的鬼魂可以为他带来财富，也可以为他散播厄运。绅缙们问，为什么这外乡人偏要到喊神山来做这事？新妇沉思很久说：嫁过来的时候，神婆告诉过她，喊神山过去叫黑神山，乡人只知是借阴债的地方，却不知还有别的东西。那山那寺，几百年前曾是淫祠邪庙，杀人的场所。为了镇压邪神，拯救冤死的灵魂，官府将其改建为楞伽寺。释教《楞伽经》，讲的是二死永尽、不生不灭的法门，古奥难懂。经书中的楞伽山，原是夜叉所住，无路可通，无神通者不可往。佛祖降伏夜叉，在楞伽山弘法，戒断杀生与肉食之恶业，故有此经书。取名楞伽寺，或许也是这个原因。傅老板问，是什么邪神要用寺庙来镇？新妇却也答不上来，只说年代悠远，很多事情已经被忘记掉（或是刻意不提），不可再考。这时，祠堂的房梁上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众人毛骨悚然，新妇却不害怕，让伙计在祠堂外生起篝火，又点了九根香，随同坛子里的脏腑一起放入火中，焚烧成灰。异响渐渐退去，人们看到麻三在地上剧烈扭动，仿佛他也在经受烈焰炙烤，却没有发出任何叫喊声，过了一会儿，也平静下来。新妇说，这个江湖术士，放在古代，要受千刀万剐，挫骨扬灰。

    在其后的审问中，麻三承认杀了人，并说这是他第一次杀人。他提到了一本古书，书中详细记载着一种杀人夺魂的法术，也记载着铁井镇和黑神山上的楞伽寺。麻三声称是这本书让他变成了凶手，而他本人被某种不可知的力量摄了魂。新妇问，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书。麻三说，从一个算命瞎子那里偷来的，那是神人，算什么都准。新妇喝问道，书在哪里。麻三说，原先用油布包着，当场拿出来翻看，怕雨淋湿，留在殿里了。新妇说，这是害人的书，不能流传。第二天派人去山上找书，然而踪影全无。

    一九四九年五月里，解放军部队到达铁井镇，这个杀人犯交给了政府，经过简单审判，确认其罪行，予以枪决。临刑前的麻三身体瘫软，口不能言，还穿着那件逃兵的军装。此案也可以说是建国后铁井镇的第一桩刑事判决，尽管开国大典还没有举行。

    傅老板死于一九五〇年，一场肺炎夺走了他的生命。临终前的一段日子，他总是看到有男童的影子停在店门口，倒也不可怕，只是有点顽皮，向他作揖乞讨，喊着爸爸。新妇担心麻三的鬼魂作祟，请来娘家神婆参香，神婆却说：那凶手毫无道行可言，他只是一个愚蠢的疯子，死去的孩子只是一个无辜的人。

    那新妇就是傅民生的祖母、鲁晓麦的外祖母，一九六七年死于红卫兵批斗。当年挑水的伙计告发她藏匿一本杀人的书，她交不出来，死了。

    喊神山曾经改过名字，叫团结山，革命年代的需求，其后改回原名，阴差阳错，又改成了黑神山。这是八十年代的事情了。至于黑神山“借阴债”的迷信活动，鲁晓麦曾经解释过，现在已经没人信了。八九十年代在山里曾经发生过两起血案：其一是两名越狱的重犯逃至庙里，不知何故，两人竟内讧起来，一人用石头砸死了同伴，后被搜捕枪决；其二是E市一名出租车司机载了酒醉的客人，司机贪图客人身上的财物，将车开到黑神山脚下，洗劫之后（剥光了所有衣服）把他扔到了山道上，客人竟醒了，反抗起来并大喊救命。司机掐死了他，后被刑侦队捕获，判枪决。

    这个有点像三流网站社会新闻的故事，不知为什么，总是让鲁晓麦念兹在兹。她一再说，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事，她相信楞伽的神秘意义，尽管说不清意义在哪里，除了降魔以外（我告诉她《金刚经》和《楞严经》的威力强大），一定还有别的。她曾经觉得自己可以和外婆、太外婆一样开了天眼，神婆与生俱来的传女不传男的天赋，有一天会突然出现在她体内，可是这样的神迹并没有出现。《楞伽经》提问，云何生与灭，云何见已还。我们都不具备质疑神迹的资格。当年她带着十兄弟去黑神山楞伽寺，她相信那里的狂暴神力，相信一种不可理喻的邪恶和笼罩着它的永恒正义，他们每个人都在砖塔上刻下了名字。

    我请了一天假，趁着上午的太阳还没升起陪姚隽去黑神山，我也从来没去过，好在那地方并不难找。关于楞伽寺的故事并没有告诉她，我们谈了一点文学，谈到铁井镇的现状，可能也是中国的普遍状况。年轻人不遗余力地离开农村，投入全球化，投入报酬低微的流水线，相比于农村，这点报酬又显得丰厚，让他们暂时满足。姚隽一直好奇我为什么要做仓库管理员，我也讲不明白，以前我还会找点玄学方面的理由，到二〇〇一年时，我只能承认自己倒霉。姚隽说她也倒霉，所学专业到处不受待见，找不到工作。我们各自抱怨倒霉，像是玩笑话，夏天走远路总得讲点玩笑话，否则会昏过去。姚隽比我认识她时开朗，我们几乎是无话不谈的朋友，除了往事。

    铁井镇在二〇〇一年时变了模样，从小镇出去，向南走是一片在建住宅区，看得出是别墅，中间夹杂着几栋公寓楼。新的道路正在铺设，六车道宽，路上既无车辆也无行人，两侧是翻开的泥土，不见一棵树。站在路中央会产生一丝迷惑，好像是沙漠中凭空建造的一座城，一座基地。我们走出去不多远，一个开农用三轮的小伙子问要不要搭车，姚隽付了他十块钱。小伙子说黑神山啊，那是风景区，佛教胜地。到山脚下时，我们又在农民的地摊上买了矿泉水和梨子。山下像个小集市，没有游客，全是卖零食的当地农民，笑嘻嘻地看着我们，随后两个卖梨的吵了起来，听不懂说些什么。一个农民赌气似的往姚隽手里塞了两个梨子，告诉她：这不要钱，但是比你买的甜！什么镇妖和除魔的气息，荡然无存。远处传来隆隆的炸山声，农民说附近一些丘陵都削平了，石头用来造房子。

    我们吃着梨子爬山，把梨核随意扔进低处的树林。这段路比我设想的长，扛一个小孩上山并不容易，又想起山下所谓两人多高的石碑并不存在，可能早已毁坏。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些古迹，用石栏杆围起来的水池，水是深绿色的。一些台阶上刻着字，显然是在某个年代将石碑砸了铺路。山里安静而凉快，有两个民工挑着水泥上山，走得比我们快。

    我们到达楞伽寺门口才发现那里在装修，一个年轻的和尚站在山门前，拦住我们。姚隽自称是游客，问说，里面在装修，山门总得让我进去吧？和尚说，也不给进。姚隽上下打量和尚，那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个惹是生非的烂仔。问什么宗派，和尚说禅宗。姚隽说就是见性成佛那一宗咯，语气不善。年轻的和尚看来是有根基的，只是笑笑，回到了寺里。姚隽有点沮丧，说，既然装修为什么不在山下贴个告示，真是矫情。我说他们可能也没想到大夏天的会有游客吧，毕竟这地方连车都没通呢。为免她在山门前大放厥词，我拉她离开，开玩笑问，文学批评家是不是都讨厌矫情的作者？姚隽说，也不能那么说，不能从道德角度来判断作者。我说，我只问你内心的感受，不问你学术上的准则。姚隽说，这么说吧，我有立场，但我不能预设偏见，抽象地谈这问题没有意义。

    时间还早，我们在山里兜了一圈，实际上没太多东西可看，就是看看树，散心。有一条很小的山径通往后山，我们走了一段，在下坡时遇见一片旧坟墓，就止住脚步，从原路返回了。这时我才问她，诗集出得怎么样了。她说，快了。可是这年头没有出版社肯给一个无名的诗人出诗集（更可能是诗歌习作），连丛书都不愿意，只能做一本自制出版物了，孤零零的，也没啥名头。就这样了，她说，那语气仍然沮丧。绝大部分诗人和小说家都会被遗忘掉，我说，只是时间问题，你们批评家喜欢说用时间考验作品，真可笑，好像作品是一种具有无限保质期的食物，为什么作品不是药、不是毒药、不是迷药，偏偏具有无限保质期呢？姚隽说，嗨，你可别这么侮辱我，批评家从来不指望时间，我作为批评家在你有生之年必能判断出你的作品有没有价值，最多不会超过你死后十年，一辈子对作家来说也就是一顿饭的时间，有人吃得快些，有人吃得慢些，有人吃多有人吃少，但没有人具备资格宣布自己没赶上饭局，没有人可以从根本上谴责或炫耀时间的考验，说白了，五百年以后的你，关我屁事呢，哪怕你一文不名但有个后世的掌权人把你从坟墓里挖出来又挂在橱窗里宣布你价值连城，关我屁事呢，那都是别人的荣耀，既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

    她有点激动。我说你平时在学校里也这么讲话吗。姚隽说，当然会谦虚很多啊，我很怂的，是个笨人。然后结束了这个话题。

    我们走到山下，有一辆破烂面包车停在路边，司机坐在驾驶位抽烟，见我们下来，他问，要不要搭车。我认得他，也认得这辆车。我没来得及说话，姚隽已经在和他讲价，他要二十元，比农用三轮贵一倍，姚隽同意了。我们上车后，司机把烟头扔了，破车震动了一下，往铁井镇开去。我看了看他的车里，和郑炜描述的一样，有细尼龙绳和封箱带，我心想见鬼，已经一两年过去，张泽华还在这里，车子也还在，他干的营生似乎也没变化。五分钟后，张把车停在路中间。姚隽问，怎么了。张给自己点了根烟说，五十。姚隽说你怎么坐地起价，不是汉子。张泽华回头看了她一眼，姚隽立即被吓住。

    我也给自己点了根烟，我说，就五十吧，往前走，到铁井镇，别再停车了，也别拐到某条小路上去。张泽华转过头来，认真看我。我说，别看了，咱俩不认识。他说，既然不是汉子，就一百块吧。我说，我没带钱，这位女士是个穷学生，身上也只有两三百块，你往前开，到铁井镇，我给你一百。张泽华说，现在就付。我让姚隽给他一百，姚隽已经蒙了，没说话，按我说的做了。

    张泽华在靠近小镇的地方停了下来，让我们下车，口气没商量，面包车随即掉头开走。姚隽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从兜里掏出一百块给了她，说，没什么，不用多想。姚隽说，这人像个劫匪。我说既然连你都看出来了，想必他也混不了多久了。快到镇上时，我们又遇到开农用三轮的小伙子，他说两块钱可以载我们去东边宾馆区。姚隽抱怨道，怎么不在山下等我们。小伙子说，有个拉黑车的，破面包车，他一到场就把我赶走了。姚隽问，他是谁？小伙子说，劫匪。姚隽脸色变了。小伙子乐了，说：我吓吓你的，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反正我打不过这些外地仔。

    我们坐着农用三轮来到小镇东边，看到一群打工仔聚集在阴凉处，光着膀子无所事事。开车的小伙子说，铁井镇的治安又变差了。治安最好的是去年春夏季，由于发生过枪案，警方打黑扫黄，一批人不得不离开了开发区，不过第二年他们又回来了。小伙子去过南方，那里相对宽松，类似的事件可能更多些，大伙也都习惯了。有枪很正常，不正常的是有人当街开枪，过分了。我知道那起枪案，俞凡在大浴场门口射杀了叶嘉龙。

    姚隽回到宾馆睡午觉，这是她在T市养成的习惯，我开玩笑说北上广的人没有午觉可睡，来不及睡，晚上都不够用呢，何况下午。她说学院又不是流水线，下午都得睡，我们有的是时间。说完打着呵欠走了。我回到宿舍也休息了一会儿，床铺是临时的，睡几天还得去外地仓库。将近傍晚时，我换了件干净汗衫，穿过铁井镇，去东边的宾馆找她。她住的地方很便宜，是当时刚刚流行起来的连锁酒店，镇上仅此一家。我坐在沙发上等她下楼，宾馆不远处就是大浴场的正门，夏天淡季，门口停车不多。等了很久，姚隽姗姗来迟，见面说她下午做了个奇怪的梦，她把某个人的手砍了下来，用一把电影里特种兵使用的大砍刀。我说，就在我们进小镇的路口，我曾经见过一个被砍掉手的熟人向我走来，那记忆很难磨灭，但是我从来没有梦见过他。姚隽的表情像是还没睡醒，她要搭末班长途车回上海，我觉得时间太晚，她说到站就在徐家汇，离她落脚的交通大学不远。我们去吃了一顿告别的晚饭，我点烟时，姚隽伸手要烟。我说你已经戒烟了嘛，她说这不妨碍她再陪我抽一根。然后，她清醒了（甚或是加倍的清醒），靠在塑料椅子上，喷着烟，用一种需要拉远距离才能辨识清楚的眼神看着我。她说，你还可以再写一点小说，别就这么废了。这问题把我难倒了，我说，没错，最颓废的作家也在稿纸上改着他们的病句，我只能说是我倒霉，我在改病句，这病句是我自己。姚隽说，我很少劝人写作，写作是没结果的事，但你是个例外，真以为我这么热的天跑到铁井镇是来看庙的吗？我说，你来看的是一个在血汗工厂上班的文学青年，甚至连无所事事都谈不上（无所事事多高级），然后我一算，发现自己已经二十七岁了，再过几年就三十岁，小青年都过期了。姚隽说，好吧，我明白了。我说，明白啥了。姚隽说，为我们的厌倦喝一杯，也为我们在厌倦之前的某种努力。这就对了，我说，有点矫情，所以不要说出来。我们吃完饭，天快黑了，她回到宾馆退了房，我们往车站方向走去。她说，我梦见砍下的是你的手，为什么，我都被自己吓住了。我开玩笑说，你在梦里还对我做了什么。姚隽脸红了，说，不要胡扯。

    我给姚隽讲了一个小说的梗概。从前，有一个年轻人，如此这般与一个做生意的黑社会大哥结仇，他搞了一把枪，就在那家大浴场门口射杀了大哥。当时，大哥带着司机走出来，正要钻进他的凌志轿车。没有任何征兆，那年轻人就闪了出来。他的手枪是南方地下加工厂的私货，一把自制五四，弹匣里应该是装满的。但是别人告诉过他，这种枪只能打一发子弹，连续打两发有很大概率卡壳或炸膛，炸膛的话手指就没了，至于第三发，想都别想。这年轻人走上前，举枪指着大哥的太阳穴打了一发，当场爆头，所有人都听到了枪响。那司机反应很快，扔下车子就跑。年轻人也试图逃跑，可是，片刻后他又回过身来，追着司机进了大浴场，冲进男浴池。司机也许是认为人多的地方好藏身，可是他忘了，浴池里的人都没穿衣服，他太好认了。年轻人跳进浴池照着司机的后背开了一枪，子弹击中司机的脊椎，他还在水里挣扎，年轻人开了第三枪，这一次，枪卡壳了，他扔了枪，把司机按在水里，从腰里拔出直刀割断了司机的咽喉。后来，当人们擒住他的时候，每个人都认为他是和司机有仇，事实上他在第一时间就干净漂亮地杀死了仇人。他和那司机客观上没仇，为什么要置其于死地？

    姚隽说，让我怎么猜，你直接告诉我吧。我说，我没法告诉你，甚至连警察得到的答案都可能是假的。姚隽说，要么是凶手杀红了眼，要么是那司机有其他的罪。姚隽很聪明。我说，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把她送上长途汽车。我说，这可能是一个不太合理的隐喻——如果再写小说，我感觉自己就是那个本来可以逃跑却返回浴室追杀司机的年轻人，杀红了眼，或清算一切旧账（对于写小说的人来说，这两者实在都很危险）。姚隽坐在座位上，望着我。我想她可能不信任我这种夸张言辞，那不像是人世的话语，我又想，如果姚隽都听不懂，可能世界上就没人能听懂了。然而她什么都没说，发车之前，最后嘱咐我去买一台手机，让她可以随时找到我，人人拥有手机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姚隽走后，我在镇上晃悠，鲁晓麦家里亮着灯光，我去敲门，她母亲开门。我问鲁晓麦在不在，她母亲立即审视我，问什么事。我撒谎说，她两年前借了我钱。她母亲问，借条呢。我说两百块钱而已，没借条。她母亲说，鲁晓麦不知道去哪里了，以后别来了。说完把门关上，屋里没有传来任何人讲话的声音。我摸黑下楼，到街上以后，我翻了翻口袋里的钱，还够，就去了大浴场。

    那家大浴场夏季空空荡荡，我是来错了季节。大堂发给我一枚有编号的手牌，我将它套在手腕上走进去，找到同号的更衣箱，脱了衣服进浴池，在曾经杀人的地方泡了一会儿，又出来搓了背，抽了根烟。我问搓背工，鸡窝在哪里。搓背工说，四楼男宾休息区。我走到四楼，黑黢黢的休息室里，电视机播放着无声的MTV，一个女人哭泣的长镜头，头上落下倾盆大雨。有一个男人躺在暗处成排的沙发中间，扦脚女工在台灯光下低头工作，像个篆刻师傅，像个考古学家。

    我也在沙发上躺着，MTV换了又换，等到台灯光熄灭。我把服务生叫了过来，问他鸡窝的事情。他笑了起来，说，那是按摩室。我说好吧，有人在吗。他说，有，不多，今天都闲着呢。我说，我找一个叫徐丽萍的姑娘。他说这里的姑娘都没有名字，只有编号。讲话的语气很机灵。他带着我往按摩室走去，那里更暗，每个小间的宽幅只略大于卫生间。我说，我不知道她的编号啊，上次被杀死的那个司机，好像经常光顾她。服务生说，那司机光顾所有人，您是刑警吧，我知道您说的那个姑娘是谁了，她的编号改过一次，去了外地又回来，编号16，那司机挺喜欢她的，出事后，她跑啦，找不到她。我说，你还知道什么。服务生笑笑，不说。我说，我没带钱包，等会儿你跟我下去，我给你一百块，我是私家侦探。

    服务生说：我听说，杀手逃出浴场就把手机扔河里了，但警方还是找到了手机，通过移动公司查到，最后一个电话，是有人用浴场的座机打过去的，就在案发前两小时。杀手身上背了案子，镇上有人认识他，不敢露面，一直躲在过火以后封了门的安达旅馆，他接到电话就赶了过来，埋伏在停车位上。他下手早了，打死了老板，司机揣着车钥匙往浴场跑，车子发动不了。本来杀手可以开着车逃走的，那车里还有好几万现金，这么一追司机，变成了死局。到最后他也没找到车钥匙，掉在浴池里了。这是传闻。

    我问他还知道什么传闻。他说，这事儿说起来很玄，是黑帮火拼。我说，这些我都知道，讲讲当场的事情。他说：我还听说，打电话的是16号，是杀手的线人，杀手之所以追击司机，是为了不让16号落在黑社会手里。这是另一个传闻。

    他停在一扇门前，说，现在的16号很不错。我问，手法不错吗。他说，不仅是手法，打开灯以后，你也不会失望。

    我说，你应该去夜总会干活，那里挣得比澡堂更多。

    “9·11”恐怖袭击那天早晨，我搭乘公司的货车去上海仓，预计中午之前可以到达，开出去十公里我发现香烟抽完了。司机叫吴阿满，浙江人，储运部上上下下都认识他，经常带着老婆一起出车。他老婆是个喋喋不休的女人，这一天却没来。阿满说我们可以绕一段路，去农村的便利店买烟，七块钱一包的短支红双喜不常出现假烟，这样我就可以抽着烟、吹着公路上的野风去上海仓库享福了。我同意了，拐进一条小路，很快就看见农村小店，柜台里有两个乡下姑娘正抱着电视机发出惊叫。阿满问她们在看什么片子，姑娘们说：美国被袭击了。我说，这不奇怪，美国大使馆经常挨炸弹。姑娘们说：纽约！这次是纽约！

    我们在小店门口站了一会儿，抽烟（我买了万宝路）。电视里反复播放着两架客机撞击世贸大楼的画面，很不真实，像什么？像两只鸟不慎撞在了笼子上，巨大的建筑物和巨大的飞机将彼此的体量感都缩小了，直到镜头里出现极为渺小的人类从高空跌落，我才重新确认，那是一栋大楼，有成千上万人正化为齑粉。阿满说：他们宁愿摔死也不愿烧死啊，天哪，卡车司机也是这样，宁愿撞死，也不愿烧死在车里。我说阿满，请你不要讲这种惊悚的话。那两个姑娘还在讨论，到底是袭击还是事故。阿满说：我作为司机可以负责地告诉你们，这是袭击，不是事故。然后，楼塌了。

    半个小时后，我们发车。阿满还在嘀咕，美国惨了。我说，电视反复播放这样惨烈的画面，是一种宣言，宣告美国遭受袭击，也宣告战争来临。尽管这是中国的电视台在转播，但我相信，在美国，人们也同样在反复观看着这组画面，痛不欲生，思考未来。阿满问道：战争，和谁打？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们只是两个在公路上开着卡车吹风的中国人，抽着半真不假的万宝路，穷得叮当响。美国可以是我们的故乡也可以是想象中的目的地。上帝保佑他们活下来。阿满，开稳点，你丫超速了。

    五个月后，我在上海仓等来阿满的货车，和我一同离开的还有木马。

    木马当时游荡到上海，我们在一次大型网友见面会上再次相见，都是BBS上的文学青年，大部分住在上海，个别来自周边小城市，然而小川没到场。二十几个网友聚在一起，有导游、护士、平面设计师，一半以上的人无业，另外有几个辍学或接近辍学的中学生。在那里我又恢复了阿基拉的名字，没什么寓意，纯粹是一个发音（我是年纪最大的）。木马带着一个肥胖结实的小伙子，尽管声称是普通网友，我还是能看出，小伙子很喜欢她。他的网名很长，听过以后就忘记了。问他的职业，先是不肯说，我以为他是在校生，后来木马说，丫是个公车司机，今年二十岁。两个人在BBS上认识的。

    公车司机这份职业和你仓库管理员有一拼，她说完又向我借两百元。出门之前，公车司机掏钱包把两百元还给了我。显然我们都清楚，木马借钱是不会还的。小伙子没有受过任何文学或摇滚乐方面的教育，显得粗鄙，作为上海本地人又特别自信。至于还钱嘛，等他活到二十七八岁大概就不会这么急着替姑娘出头了。我在他眼里应该就是一个又穷又落魄的大龄青年。

    这样的聚会没太大意思，最多像是宣告一种新的社交模式诞生。木马说，与我这代人不同的是，网友首先了解灵魂，然后了解外表。我揶揄她，灵魂和外貌都具有欺骗性。木马说，那就首先了解具有欺骗性的灵魂，然后了解具有欺骗性的外貌，总之和过去是反着来的。那开公车的小伙子在互联网上被称为“见光死”，因为长得不够帅气，而且没什么格调。

    我快调离上海仓的那几天，已经是春节之后，木马还没离开上海，来到嘉定区的货运站找我。她把头发剪短，染成银灰色，用发胶捏成一簇一簇。她问我去哪里。我说，这次是浙南的永康，且我得回总部押一批货，跟着大卡车一起去。木马对公路之旅感兴趣，她看过无数盗版公路片。我问那公车司机怎么办。木马说：我就是为了甩掉他才决定逃离上海的，丫烦死了。她的下一站是杭州，正好顺路。

    等到我离开仓库那天，公车司机开着一辆班次不明的大巴率先赶到，我和接任的仓管员、货车司机阿满三人看得目瞪口呆，接着，木马坐出租车来到我们面前。她迟疑了一下，最后还是抱着旅行袋下了车。小伙子表现得相当沮丧，失恋是无疑的，将大巴开到这里意味着他可能会失业。他已经昏了头，跳下车追着姑娘唠叨不休，既示爱，也埋怨，并且要她还钱，多达两千元。接任的仓管员是潘朋，云南来的（后来因为携毒进了监狱），是个爱管闲事的人。潘朋扒开公车司机那双屡屡企图抓住木马的手，追问道，到底是为钱还是为爱情？小伙子似乎一下子明白了，回答道，为爱情。他愿意开着大巴带木马去做一趟公路旅行，哪怕开到印度，也不后悔。这时木马喊了起来：操，我们都会坐牢的，滚你丫。

    她不要你的公共汽车。潘朋给小伙子发了一根烟，钩他到我身边，继续调侃道：我的看法是，车子已经偷出来了，不如找个地方卖了。

    我让潘朋不要再胡说八道，这事与他无关。照潘朋的逻辑，如果小伙子把这辆车开出上海市，那和销赃也没什么区别了。这时，阿满表示他能找到地方销赃，或许能卖出一万元，这可是一辆锃亮的九成新的大巴啊。小伙子还没有完全失去理智，知道我们在害他，或是逗他。潘朋说：你要是下不了手，就回家吧，好好开车，按照公司给你规划的路线。小伙子让他滚远点。潘朋又忍不住调侃：上海人总是恋家，如果是我们云南人，这辆车可能已经换成鸦片了。阿满说如果是他们浙江人，这辆车可能已经输在赌台上了。就这么轮番吓唬他。小伙子不知为何，顿时眼泪汪汪。潘朋像是获得了空前的满足感，终于讲错了话，他指着木马说：别为女人付出太多，照我看，她才是一辆公共汽车。话说得太响，木马冲过来给了他一耳光，小伙子距离更近些，终于想起来可以打人泄愤，跟着一拳揍在潘朋的下巴上。我们拉开这三个人，尤其拉开那个要杀人的小伙子，木马又将矛头转向了他，让他滚。潘朋决定打手机报警，我和木马转身夺手机，在争抢中它几乎飞出去。潘朋说，挨个耳光也就算了，下巴上挨一拳气不过，再说，这辆大巴停在仓库门口纠缠不休，我们谁都走不掉。确实，大巴堵了卡车的出路，但阿满并不在乎，他驾驭得了一辆公共汽车，随时可以将其挪走。小伙子警告阿满，要是敢动他的大巴，就玩命。阿满表示理解，车是司机的命，但他的卡车是私人的，而小伙子的大巴是公家的啊。

    我们五个人闹了两个小时，最后都累得不想说话了。小伙子坚持不走，但不再坚持要开大巴送木马去她想去的地方，也就是说，他只是不想让她走。最后我们没办法，打他家里电话，让他父母来接人。木马找了个机会溜了，她不想对方父母来了以后再起纠纷（更不想还两千块钱）。等到这垂头丧气的小伙子开着大巴、载着他妈妈离开，已经是黄昏时分，木马又回来了，说刚才找了家网吧玩了一会儿，她查到永康很不错，而且有一个网友愿意招待她。她不去杭州，陪我去永康。发车时，最后几分钟内，潘朋忽然明白过来，拉我到一边说：莫让这小妞耍了，她看起来是那种可以让男人倾家荡产的迷人精哪。

    在去往铁井镇的路上，木马叫我阿基拉。司机阿满问，这是什么名字。我们解释道，这是一种新型的名字，叫作“网名”，这种名字取代了你过去的身份，要是你觉得阿满这个名字有点土，你可以叫自己尤利西斯，叫自己OntheRoad，叫自己货车司机凯鲁亚克，你可以每隔一段时间换个名字玩玩。无论如何，网名重塑了你，在互联网社会里，你使用网名并且喊别人也是网名，这是一种尊重，久而久之你的新名字产生了能指的意义，真名不再重要，让你感到别扭，喊你的真名就他妈像是喊你的绰号。阿满叼着烟说，我觉得吴阿满这个名字蛮好，满足，满意，满不在乎。木马说，大叔，你帅毙了，我要跟你学开卡车，一生都在路上。

    阿满又问，“你丫”是什么意思。我说，北京传统骂人话，相当于浙江话里的小娘养的，也可以与好朋友互喊你丫。阿满问我，你到底是做什么职业的，你不仅是仓管员吧。木马说，这丫是小说家，写小说的，将来会成为伟大作家。阿满说，原来如此，我儿子爱写诗，总是在本子上写句子，将来会成为伟大诗人。我们问，你儿子多大。阿满说，八七年生的，十五岁，现在正在铁井镇等我把他载回浙江呢。我们不信，十五岁的诗人。阿满将烟蒂扔出车窗，再次点烟（这时他的双手全都撤离了方向盘）说，我儿子提到过一个叫兰波的人，是少年天才诗人，不是《第一滴血》里的兰波，是法国人。我们立即同意他儿子是诗人，这孩子知道兰波。

    接着谈起了木马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旅行方式），这次是我和阿满问她。她不愿回答自己原籍何方，我也不知道她是哪里人，口音听不出东南西北。阿满说，有一种人和你的口音近似，就是没口音，标准普通话，我见过，新疆建设兵团的孩子。木马说，你猜对了我也不会承认，别猜了，我无非是游荡世界，有朋友接待就去某个地方住一阵子，等到住厌了，就换个地方。阿满说，就那个公车司机吗，男人看见你这种女孩会有很多想法。木马说，大叔，大部分接待我的都是女孩子，我不靠男人吃饭，有投缘的男人我也不介意和他们好上几天，公车司机不在我的认知范围内。阿满问，你钱从哪里来呢。木马说，我银行里的钱足够在中国晃悠五年，又反问阿满，你是不是觉得我应该开个店、做个小老板之类的，你们浙江人都这样想。阿满说，哪里，浙江也有很多像你这样的女孩，只想到处逛，看世界交朋友。木马说，我也只跟文艺青年交往。阿满问，文学家好打交道吗。木马说，我指的是投缘的文艺青年，不是文学家，有些文学家很傲慢。阿满问，为什么傲慢。各种原因，我说，一部分是power，那种文学的权力感。阿满说文学有什么权力感，太荒唐了。我说，大作家的权力感很难向你一个货车司机形容啊，类似社会名流吧，如果能经常上报纸，在公众面前发言，至少货车司机会感到敬畏。阿满说，荒唐，只是他们眼里看谁都像是货车司机吧，论天分可能还不如货车司机的儿子。我们笑了起来，文学成就不止看天分啦，还得努力，跟学校里念书一样。那我相信，货车司机的儿子也会努力，阿满说完又续了根烟。我们还在笑，大叔，你儿子还没成名呢，你不要劲儿劲儿的，每一个作家都是货车司机的孩子，他们的天分可能输给另一个货车司机的孩子。

    天没全黑我们就赶到了开发区，阿满的儿子在镇口等他，小孩遗传了阿满的瘦小身材，看上去只有十三四岁，但筋骨不错，嘴唇上方已经有一层汗毛。他在铁井镇转悠了一整天，等太久，心情不大好的样子。我注意到他的双肩包是杰斯伯的，鞋子是耐克，已经很脏。趁阿满去装货的工夫，木马问他叫什么名字。答曰，吴铭瀚。听到我们的名字时（木马和阿基拉），吴铭瀚看了我们一眼。木马说，嗨，不许在心里骂我们是傻逼。吴铭瀚闷闷不乐，喝瓶装汽水，用他的耐克鞋在美仙公司门口踢着土。有一个大个子保安出来轰他，我拉他离开。他说这保安就是以前打过阿满的人，我说你父亲可能没告诉你，从前那个大个子早已被人杀死了。

    入夜后，公司门口的道路上，路灯亮了起来。不远处的河道先是被一片昏黄色的光包围，随着夜幕快速降临，变成黑暗的低地。冬天还没过去，临河的地方总是更冷些。阿满走出来，让我领他儿子去吃晚饭，顺便给他带几个包子。他还在排队等候装车，装卸工不够。我说很正常，春节刚过完。吴铭瀚仍然没有开心起来，跟着我们走回到镇上。

    一辆载满客人的旅游大巴从我们身边开过。我问吴铭瀚，铁井镇好玩吗。他又看看我，那眼神无论如何令人不适，仿佛我们所有的提问都弱智。木马自称小时候也是这副怪相，恨得她老妈牙根发痒。吴铭瀚翻白眼说：我不是你想象中的怪逼。木马似乎决定杀杀这孩子的威风，问道：在学校里被人欺负吗。吴铭瀚说：有的。木马说：那干脆别上学了，跟你爸爸跑运输吧，公路上好玩。孩子不予回答，进饭馆以后掏出一本书读了起来，是《美国自白派诗选》，我在大学时代读过，时间过去得久了，只记得塞克斯顿、休斯、普拉斯，记得休斯在普拉斯死后销毁了她的日记这些轶事，是辛未来和李玫告诉我的，她们讨厌休斯，也不喜欢普拉斯，欣赏塞克斯顿。这时，木马开始讲诗人们的八卦，像个导读，又说这本书是八十年代出版的，很难搞到手。吴铭瀚说是学校图书馆偷的，又说：你讲的我大部分都知道，没想到你也知道。饭菜端上来以后，木马说：我猜你学习成绩不咋样，你看上去偏科很严重。吴铭瀚说：事实上，语文也考不好，什么都考不好，你说跑运输，你忘记要考驾照了。

    我们迟至七点钟才从开发区正式出发，货不多，车子开得轻快。车里定员坐三人，现在多了一个吴铭瀚，也幸亏他个子不大，挤一挤没问题。他要求坐靠窗的位置，被我们拒绝了，窗口抽烟方便。他坚持再三，木马向他解释：眼下这辆车不是你家的私产，而是受雇于公司，你得听雇主的。吴铭瀚嘀咕，这得开多久。阿满说，趁夜开过杭州，休息一晚上，明天接着走。从铁井镇到永康，货车的行车时间在十二小时左右。

    这条路我没走过，货车在快要到达E市的地方向南拐，有一段正在整修，颠簸难行，没有任何路标。我顺口问阿满，你老婆这次怎么没来。阿满犹豫了一下，看看吴铭瀚。吴铭瀚说，他半年前把我舅舅轧死了。阿满解释道：我的小舅子想跟我一起跑运输，但是说实话，他不大适合做这一行，他以为跑货运是傻子都可以做的，说实话跑货运得很机灵才行，机灵的人能挣到钱，傻子不能。我问，然后呢，说然后。阿满说，有一天我倒车的时候他站在车后面不动，我就这样轧死了我老婆娘家唯一的男丁，他还没生小孩。吴铭瀚面无表情地说，他并没有不动，你倒车的时候根本没看见他动不动，是你把他轧得一动不动的。阿满说，不要争了，我已经为此争了很久，货车有绝对的盲区这大家都知道，你舅舅已经死了，我不想再说他坏话，很不幸是我轧死了他，不是别的司机。我问，就这样你老婆和你掰了？阿满说，判我赔钱，一大笔，如果不付清，我老婆就不会回来，现在她是一个心甘情愿的人质，你知道在农村，轧死了这户人家唯一的男丁，我没丢了性命算是不错了。这时，吴铭瀚叹了口气，拿起打火机给阿满点烟。我说，我们还是聊聊文学吧。

    我们聊到了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文学中陈旧的意象，被用滥了的意象，人们不知其滥俗而仍然自以为是地使用着的意象。木马说，月亮，被无数次用过。我说，月亮太泛了，李白的月亮比较准确，对应着那个无限复制的故乡。我举了个例子，在路上是个滥俗意象，自从凯鲁亚克写下这本书后，就有无数文艺青年自称在路上。木马说，没错，我喜欢在路上这个说法，我不嫌它滥俗。她举的例子是博尔赫斯的镜子，问题是博尔赫斯到底在哪里使用过镜子这个意象我们都忘了，镜子和生育都使人口成倍增加这句著名的格言出自谁口中，也忘了。总之镜子是个三流意象。吴铭瀚说，尼采的深渊。我们一致赞扬，这个举例说明你懂行，深渊的意象貌似新颖深刻但在各种暗黑系的小说中已经被用得体无完肤，刻薄地说，深渊都被那些重复的比喻给填平了。吴铭瀚又说，奥德赛或者尤利西斯，我只读过《奥德赛》，没读过《尤利西斯》。我和木马想了想，认为奥德赛或者尤利西斯并不滥俗，尽管文学界人人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但使用它的难度偏大，没法像撒味精一样修辞点缀，至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则过于强硬，解读有难度（多数人根本没读完），无法借用。吴铭瀚说，美杜莎的头颅，潘多拉的匣子，所多玛的盐柱。阿满说，你们在吹些什么东西，我一句都听不懂了。木马说，你儿子懂的不少，咱们还是一个一个讲，别抢我话头。她说了加缪的局外人，简直是存在主义爱好者的名胜古迹，且常常被批评家用以点石成金（我想姚隽要是在车上，可能会吵起来）。吴铭瀚说，奥威尔的老大哥。我们再次否决，认为老大哥这个意象始终具有现实意义，不滥。吴铭瀚不服气，又加了一个，《圣经》的原罪。木马仍不满意，说原罪是一个神学概念，好比弗洛伊德的潜意识，那不是意象，而是一套理论体系、认知方式。我同意她的看法，并且我认为大部分当代作家只需要两套体系就够了，《圣经》和弗洛伊德，最多再加一个卡夫卡。我说，卡夫卡的城堡。没有争议。木马说，城堡恐怕是滥俗程度最高的了。我说，比城堡更滥俗的意象还有一个，就是卡夫卡本人吧。吴铭瀚说，我想到一个，艾略特的四月，四月最残忍。木马反对说，艾略特似乎没讲清过四月意味着什么，倒是残忍这个词可供滥俗，星期一最残忍也行。吴铭瀚说，我说什么你都不同意。木马说，你说的深渊我同意啊，你倒是再举一个我信服的例子，别总是找偏门的东西。吴铭瀚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发疯。对啦，木马说，一枪命中十环。但是我不同意，如果发疯是滥俗的话，那么圣洁在文学中该怎么处理？木马强调说，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独有的发疯，就像海明威那种独有的男人味，不知被多少人模仿过了。我说，好吧，既然谈到美国文学（我忘记凯鲁亚克是美国人了），我就不得不说，美国文学颇有一套值得玩味的意象，梅尔维尔的白鲸。木马说，终于说到你自己了，你的小说叫《逆戟鲸》。我说不是的，《白鲸》书写了神秘巨兽的意象，福克纳的熊就是这种意象的延伸，再往后，狼啊，豹子啊，老虎啊，都来了。吴铭瀚说，你这是胡说八道，鲸仍然是《圣经》里的象征物，梅尔维尔借用来的，美国文学原创的东西不多。我说，你是没看过《白鲸》吧，梅尔维尔写了整整一本白鲸，怎么能说他借用。吴铭瀚说，好吧，朱自清的背影。我们笑了起来。阿满说，这篇我读过，课本里有的。木马揶揄道，大叔，你要是沉默寡言一些，大概就会被吴铭瀚写成朱自清的背影。阿满对吴铭瀚说，你最好不要写我。木马说，真见鬼，儿子写诗被货车司机老爸天天惦记着，这滋味好受吗。吴铭瀚说，操蛋极了。

    这时，阿满发现开错了路，道路截断，前方是荒地，无路可走，不得不倒回去。吴铭瀚让停车，下去小便，我也下了车，走到土堆后面。夜空明净，冬天的荒地里什么声音也没有。吴铭瀚问，你写小说吗。我说，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我也是个农民的儿子。吴铭瀚说，现在呢，你的父亲不再是农民了吗。我说，不，他仍然是农民。我们回到车上，阿满继续倒车，寻找岔路。木马说，大叔你照着原路倒，别又开错了。吴铭瀚说，别担心，他方位感不错，心里有一根阿里阿德涅之线，请问阿里阿德涅之线是不是滥俗意象。木马打呵欠说，不滥，并且有点冷僻。

    后来，货车上了国道，向正确方向开去，至少我们能看到公路上方的指示牌。逆向而来的汽车打起远光灯，眩着我们的眼睛。阿满回敬以远光灯，并讲了一个惊悚的故事，说是在九十年代，有人杀了人，深夜把尸体放在国道上，企图制造交通事故的假象，假如司机不打远光灯，就会碾过尸体。有时，罪犯会将尸体放在外侧车道，并故意将车停在内侧车道，后车变道至外侧通常会关掉远光灯，铁定中招。阿满说，现在你们知道开远光灯的作用了吧，如果有人在内侧车道停车，你务必要注意观察前方有没有尸体，或者，是他妈的大活人。

    此后的时间，没人说话了，我有点瞌睡，感觉很冷又醒了过来，发现吴铭瀚的脑袋靠在木马肩膀上，两人都在睡，只有阿满眯起眼睛注视着前方。货车在公路上长距离地匀速行驶，其实是凭理智在判断空间移动，尤其夜晚，近处看不到参照物，两车交会时能骤然感觉到速度的存在，又立即回到悬浮状态。为什么人在这种状态下容易睡过去？夸张地说，那像母亲的怀抱，像子宫。事实上它是高速移动的交通工具，人是怎么背叛了自己的理智？

    十点左右，货车停在公路边，一个自然村，十几栋房子，其中一栋亮着灯，就是我们要住的店。浙江的经济水平普遍较好，从农村住宅能看得出来，都是铝合金门窗，楼体前后贴了外墙砖（较穷的人家只在楼体正面贴砖，更穷的住毛坯房）。阿满将车停在门口，我们逐个爬下去活动腰腿，吴铭瀚主动跳上车斗，替我们搬下行李。这是公路边典型的停车吃饭的场所，一个三十多岁、化过妆的女掌柜出来迎接阿满，喊他名字，又拍拍吴铭瀚的肩膀。吴铭瀚失去了刚才的活跃劲头，再次蔫头巴脑。我和木马觉得这地方还过得去，问住处，说楼上几间客房都空着，有热水，床单是新换的，干净。我明白床单干净是什么意思，问需要身份证吗，实际上我是想看看木马的身份证，她到底从哪里来。女掌柜说不需要，问我们几间房，我说三间吧。木马接过钥匙，拎着行李跑上了楼。然后我看见女掌柜对阿满做了个手势，指指楼上，笑了笑。我猜出什么意思，但有点吃不准阿满会在儿子在场的情况下做这个，再回头看吴铭瀚时，发现他也在瞪视着我。

    我们住在二楼。木马洗过澡以后来我房间，问说，阿满是不是带儿子去找小姐了。我让她不要乱猜，阿满在三楼，他儿子在我隔壁睡觉。另外又提醒她，这种事情，少问，何必对一个货车司机的性事如此好奇。木马说，你这逻辑倒也奇怪，那么货车司机身上发生了什么才值得好奇，把小舅子轧死吗？我说，好啦好啦，回去睡觉吧，我累了。这时，吴铭瀚在外面敲门，木马打开门，吴铭瀚说：房间隔音好差。

    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对明晨要赶路的人来说，时间有点晚了，更难堪的是司机不知疲倦。吴铭瀚说：我以为你们是男女朋友，你们开两个房间我才发现不是。我说：确实不是，也别瞎猜了，能回去睡觉吗。他说，饿了。木马也说饿，这么一来，我也饿了。我们下到一楼，灯关了一半，女掌柜还在，其余的杂工和服务员都去睡觉了。女掌柜说做她这行其实没有白天黑夜之分，货车司机随时会来，一些司机白天开车，一些晚上开车，以及轮流开。开车这个词像是暗示。她给我们弄了三碗泡面，吴铭瀚从架子上拿下一瓶啤酒，倒在三个玻璃杯里。我说，未成年饮酒非法。吴铭瀚已经把杯子里的啤酒喝空了。吃完面以后，我们走出饭馆，吴铭瀚查看货车的情况。女掌柜在身后说，放心，我这里不会有人偷货偷油。吴铭瀚找我要烟，我不给，他从女掌柜那里要到一根细支薄荷烟抽了起来，姿势生硬。这时我注意到女掌柜已经卸妆了，尽管外面很暗。我想也真是奇怪，在屋子里没注意，可能刚才真的饿了。公路上时不时有车开过。我问女掌柜，生意怎么样。纯粹是搭讪。她回答说，今天晚上就你们四个人。然后没理由地叹了口气。我们四个人全都抽起了烟，望着公路上过往的车辆。女掌柜说，我打赌今天不会有车停下。又说，生意渐渐不好做了。她叼着烟走到公路边，随意地挥了挥手。我想起在某些地方，做这种生意的人，让年轻女孩赤身裸体穿上棉大衣，站在深夜的公路边，对着一柱柱远光灯打开衣服，灯光像急速扑向她们的火球将她们燃烧得雪亮，即使在最华丽的话剧舞台上都无法呈现的效果，司机按响气喇叭发出巨大的赞美或嘲笑。在弯道处，个别情况下，有人会被货车后轮剐进去。这时，木马也走到公路边，搭着女掌柜的肩膀，向黑暗远方挥手。我感觉她喝多了。女掌柜疯笑起来，说你是我见过的最有意思的女客人。有卡车开过时，她们一起摇头晃脑，扭动下肢，或许还做出性感的表情但我只看到她们的背影，听到她们一再疯笑。

    后来，女掌柜回去睡觉了，木马又喝了一点啤酒，从账台上拿过一台小收音机，转动旋钮，找深夜点歌节目。吴铭瀚有点发蒙，问刚才发生了什么。我说，小孩子不用知道这些。吴铭瀚问，这些是指什么。我说，什么都不是，不必为你看到的事物寻找注释，不必讲述从前过往，不必将其与现在未来联系起来，你看到女人疯笑，仅仅是女人疯笑。这时，收音机里传来女主持人的声音，接着，播放流行歌曲，也是女声。木马说，小时候很爱听上海电台一位女主持人的点歌节目，后来，因为感情不顺利，女主持人开煤气自杀了，过了些年，又爱听上海交通台一位女主持人，也是点歌，后来她出交通事故死了，她的小奥拓在公路上被货车撞得稀烂。我说，那你不是新疆建设兵团的。木马说，我不是，我是海军啦，海军，但我不会告诉你是哪支舰队的。“海军”这个词从她嘴里说出来，像某种暗语，我没追问下去。

    我们坐着听歌，抽烟，把剩下的一点啤酒喝完。我指着钟说，十二点回去睡觉。还差十分钟就到点，但木马并不听我的，她开始讲述远洋货轮的故事。是海员，不是海军。她说有个表哥，长得帅气高大，中专毕业时女朋友跟大款跑了，表哥一赌气就去远洋货轮做了海员，想跑遍全世界的码头。海员和货车司机到底哪个是最寂寞的职业，很难说。货车司机独自开车（吴铭瀚反驳说，也不一定），但他们可以在沿途找女人（吴铭瀚说，操）；海员是一群男人，长达数月的乏味旅程。不要指望中国海员能在国际码头上找到女人，他们没那份预算，手上的美金少得可怜。

    表哥的海轮穿过马六甲海峡，向赤道线进发。在一九九〇年代，海员的生活条件相当艰苦，表哥在闷热的船舱里梦见了前女友，梦见黑色大鲸驮着她从海面上漂过，那模样比他更寂寞，真是不合情理（失恋是一件神秘的、缺乏解释的事）。高大帅气的表哥被这个梦给魇住了，长时间醒不过来，好多天都在等待着黑色大鲸再次浮出于梦中。在远洋货轮上工作是无所期待的，也不压抑，仅有的感受是乏味。木马说，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令人丧失自我，也可能令主体凸出，充满狂想和怀疑。表哥站在甲板上望着海面，云卷云飞其实是风的驱力，日出日落其实是星球在转动，伤感其实是愤怒，梦是你自己。总之，自认为什么都想明白了。有一天，表哥见到了国际远洋妓院，挂着玫瑰花的旗帜，出现在近处。这就是传说中的玫瑰轮船，各大洲五花八门的女孩在船舱里卖春，收五花八门的硬通货币。她们遇见中国船，就会让滚蛋，因为中国海员没有预算，美金不够，如果是日本、韩国轮船则大受欢迎。传说玫瑰轮船上装备自动步枪，防海盗，所以这还是一艘流动的武装妓院。想象一下，它在公海上漂流着，火力全开，寻找配偶，仿佛与雄性的货轮交媾，它是雌性的鲁滨孙，不想回家的鲁滨孙。两船交错时，表哥站在巨轮的甲板上，平视玫瑰旗帜，又低头望着对面甲板上穿比基尼的姑娘们，立即勃起啦。有些姑娘用英语对他们浪喊：中国人，中国人，没有钱，没有女孩。表哥注意到一个短发的黄种女孩独自站在船尾，同样穿比基尼，化着鬼佬的浓妆但能辨认出她是东亚的黄种人。她很安静，抽着烟，趴在栏杆上望着中国的远洋货轮，左脚踩着夹趾凉拖，右脚那只在她的趾尖晃荡。表哥猜想她可能是中国人，也可能是日本或者韩国的，他追着这个女孩，从船头往船尾跑，直跑到货轮的尽头。在那里，永别这个词像黑色大鲸一样浮现出来。表哥用中文喊道：你是中国人吗。女孩不予回答，仰头对着他笑，对着他吹出烟气，烟气在离开嘴唇的一瞬间就被风吹散了，看上去就像在对他抛出飞吻，也许两者都是吧，因为离得挺远，怎么认为都可以，甚至她的笑也可能是嘲笑、诡笑、职业性的笑，但你怎么认为都可以。你不用像那种现实主义小说学徒一样把它定义下来，但你也不能在记忆中铺陈所有的可能性，你能怎么办？说到这里，木马拍拍我的肩膀。刹那间，表哥疯啦，他短暂的念头是立即冲到船长室，命令丫的将货轮调头，追上玫瑰轮船。这时，黄种女孩向他挥挥手，表哥也向她挥手。黄种女孩向表哥的方向弹出手里的烟蒂，落进一片白色的海水泡沫中，表哥做了个睡觉的手势，不是下流手势，是纯粹的睡觉。黄种女孩也做了个纯粹的睡觉的手势。两船越来越远，表哥从俯瞰变成眺望，最后那女孩做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动作，她在额头胸口画了一个十字。这个动作使表哥恢复了理智，至少使他想起自己并不相信耶稣基督，顺便想起他作为“人”的局限，要让货轮调头是不可能的。木马说完，掸走膝盖上的烟灰，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吴铭瀚发呆，问后来呢。我说，破绽百出的故事。木马说，没有后来了，破绽百出——有可能是表哥在赤道上的狂想吧，大鲸和女孩都是他梦里的奇观。过了一会儿，看我们都不说话，她又迟疑着说：也不一定是破绽，只能说，你被奇观征服，那奇观本身却在用不可能的方式讲述着另一套话语。

    这天晚上聊得太久，我们却不想睡，只想在倦乏中继续听音乐，讲点什么。有一段时间，公路上寂静无声，电台节目似乎也中断了，传来一片白噪音。木马问，大叔怎么还没办完。这个问题打破了之前的默契，我提醒过她不要多问，然而吴铭瀚变得无所谓了，也可能从一开始就无所谓。他说阿满在三楼会待上一整夜。木马做出惊讶的表情。吴铭瀚说，我知道很多货车司机打一炮只用半小时，但是，我爸爸似乎是爱上那个女人了，怎么说呢，也是充满狂想吧，他需要一整夜。作为十五岁的小孩，他的口气显得狂妄。木马问，那你妈怎么办。吴铭瀚说，不知道，随便，对他们来说，阿里阿德涅之线已经断了，这个典故用在货车司机身上真是奇怪，可这也是他们时时会遇到的，道路的迷宫，阿里阿德涅之线；悲剧性的误杀，俄狄浦斯或者赫拉克里斯；运载重物的命运，西西弗的神话；半路上的爱情，塞壬；操，没啥新鲜故事。话说到这里，我们听到楼梯上传来脚步声，以为是阿满，一起抬头看。一个穿巨大的毛绒拖鞋的姑娘，裹在棉大衣中，快速跑下楼，从后厨拿出几个冰冷发硬的馒头，又到账台前拽过一瓶纯净水。发现我们在注视她，讪讪地说了句，饿了，然后往楼上跑。直到脚步声消失，吴铭瀚说，她让我想起了卡夫卡写的，祭祀中突然跳出来的豹子。木马说，不，是美洲虎。吴铭瀚说，豹子。木马说，是印第安人的祭祀，所以肯定是美洲虎。吴铭瀚说，豹子。木马说，好啦小孩，不要掉书袋了，等你年满十八，你爸爸把你带到某个地方去行成年礼，像某一本欧洲电影里拍的，你就会知道，她既不是豹子也不是美洲虎，更不是塞壬，她会是别的象征物。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一个恰当的玩笑，然而那时，吴铭瀚和木马一起笑了起来，电台里开始放一首类似探戈的吉他曲。木马问，谁会跳舞。我和吴铭瀚一起摇头。木马在一楼的空地上独自跳起舞来。吴铭瀚将收音机音量放大，女掌柜穿着睡衣冲出来问，还给不给人睡觉了，聊一夜吗。后来她也披上毛呢大衣，趿着塑料拖鞋与木马一起跳舞。我说，跳得真好。女掌柜说，从前在南方做过舞女。木马问，舞女怎么样。女掌柜说，一言难尽。她们继续跳舞。电台里连续播放着探戈或是弗拉门戈舞曲，由吉他、铃鼓和架子鼓演奏出的音乐，夜太深，导播可能是睡着了。再后来，楼上那姑娘也跑了下来，我们问她，会跳舞吗。她说，不会。吴铭瀚吸了口冷气，嘀咕说，你他妈也学点有用的啊。姑娘翻了个白眼，捡起桌面上散落的香烟给自己点上，坐我们中间看跳舞，左手搭在我肩膀上，右手摸摸吴铭瀚的后脑勺。

    好几年以后，我在那个荒芜无人的BBS上收到一封私信，已经发出半年多，发信人用了一个ID，他说他是吴铭瀚。我想他已经二十岁了，应该还在写诗（我从来没有读到过他的诗）。他问，阿基拉，木马现在在哪里。我不知道，我和她在永康分开以后就断了联系，她在BBS上的帖子截止于二〇〇二年六月，仍然谈论诗和小说，随后就没有了。存在多种可能，她隐身，她改换ID，她不告而别。那时，文学BBS也快关掉了，我保留了一些朋友的联系方式，放弃了另一些，消失的，退出的，追问不到的。他复信给我，说那本名叫《逆戟鲸》的小说集他一直没能找到，是哪里出版的。我说，一个朋友做的，将近十年前的事了。吴铭瀚说，他也出了一部诗集，地下诗集，印得很少。我说，我知道那套书，其中有我另一个朋友的诗集名叫《溏心蛋》，但我一直没有在书店见到过。吴铭瀚说，我觉得我们之间最糟糕的交流方式莫过于互读作品，所以就不寄给你了。问他在做什么，他说，被一所野鸡民办大学骗了钱，不念了，现在写写小说，和一个姑娘混在丽江呢。问到阿满（纯粹是闲聊），他说阿满现在已经不跑货运了，也没娶那个塞壬式的姑娘，他在温州做五金批发生意，赚了点钱，喝酒抽烟逛窑子，过着一种乡下朋克式的生活。但愿他不要吸毒，这是吴铭瀚的原话。我们的谈话并不是连续的，时间跨度长达半年之久，再后来BBS真的关掉了，我与吴铭瀚并没有互留联系方式，就这样结束了谈话。

    二〇〇二年的下半年，我的第一代身份证弄丢了，不得不回到家乡县城，重新拍照办证。黄昏经过渡口时，很多人在烧纸，并叫魂。同船的人告诉我，三十四天前，一艘搭载重卡的渡轮倾覆在江中，死了不少人，眼下是五七。我坐船到江对岸，同样有人烧纸。码头边的清庙还在，不知为何，我对它一直有莫名的兴趣，以及战栗感。自从与姚隽聊过之后，我猜想它可能也是古代祭祀邪神之所在，就像水库边的小庙、黑神山上的楞伽寺。那天时间有点晚，我在清庙门口站了片刻，门仍然上锁，进不去，我抽了一根烟，跳上中巴车去县城。

    我住在旅馆里，当晚去已故姐姐的商铺看了看，饭馆早已关张，变成一家不太大的网吧，门口停了些自行车，在里面上网的尽是学业荒疏的中学生。县城依然破旧，在靠近农田的地方有一片商业住宅已经落成，大幅的路牌广告竖在街边，喷绘了几栋漂亮的公寓楼，声称迎接一种欧洲式的生活方式。固然可以嘲讽，但也无甚意义。第二天我回家拿了户口本，中午赶回县城，去公安局办证，登记，拍照。我在走廊遇到一位中学同学，已经是警员，略叙旧，他去窗口交代了几句，可以提前几天拿到新证。本地风俗是任何事务首先想到托人，事实证明托人果然有效。中学同学已经结婚，女儿刚出生，目前在公安局负责管理档案，其状略带疲倦，话不多，表情凝重，像个老警察或是刑警。

    我问到他沉船的情况，他说，当场失踪十一人，全部死亡，打捞尸体花了一天时间，最后两具是沉船出水时在船舱里找到的。船是夜间航行，当时天气不错，能见度良好，事故原因是轮渡超载，超的那部分很可能是货运卡车上的载重（这些卡车本身也超载），开航时渡轮向左倾斜，适航性能不佳，但渡轮公司的当班职工没有注意。又说，当班职工处于极度疲惫状态，该公司实行的班制是做一休二，必须连续工作二十四小时，对任何人的体能和精力都是考验，事发时，他们已经做了十八个小时。最后，渡轮年检没有过关，违规运营。他讲得言简意赅，我们这些常坐渡轮的人一听就懂。好多年前，渡轮沉过一次，船员全都活了下来，乘客死掉好几个。事故原因近似，也是超载，车辆停放位置不佳。我问船员死了几个，乘客死了几个。他明白了我的意思，摇头说，十几秒钟船就沉了，船员逃生也是本能，别苛求了。我们在花坛边抽了根烟。我说，海难事故中，船长通常会殉职。他说，见过殉职的警察，没见过殉职的船长。

    快抽完第二根烟时，我们交换了一下眼神，知道可以告别了。这时他才问，你在哪里工作。我敷衍说，上海的一家台资企业，做物流。没有讲外仓管理员之类的事。他问，有名片吗。我说，没有。这当口，一辆大巴停在公安局门口，大大小小的傻子从车上鱼贯而下，那是李河镇的傻子。我同学说，公安局组织了智障来办身份证。傻子们排队，在警员的带领下走进大楼，我注意到两个穿得一模一样的傻子，长相也是一模一样。我说这是双胞胎的傻子吧，我操，双胞胎的傻子。我问同学，你能分得清这俩傻子谁是谁吗，假如淹死一个的话。他看了我一眼，严肃地说，现在傻子镇的情况好多了，他们都去做产前筛查了。我感觉自己的语气可能像个纳粹党，但我并没有笑。

    我告别了同学，往街上走去，忍不住回头看傻子们。我想起小学时曾经以他们为题材写过一篇作文，得了高分，在讲台上念过。由于涉及一个女同学的智障弟弟，放学后被她揍了一顿。想起我养过的黑狗，春耕时跑到田埂上，被人宰了。此事也写进了作文，我不记得内容了，但仍记得黑狗在冬天摸上去很温暖，经常眼泪汪汪地看着我。这都过去将近二十年了，我以为会忘记它。女同学的智障弟弟有一双特别圆的罗圈腿，从不讲话，总是惭愧地笑着，似乎知道自己是智障，或者罗圈腿。我就是这么写的，被她揍了。

    拿到身份证以后，我再次回家，交还户口本。我父母还是老样子，家里不怎么缺钱，姐姐在县城留下的那套门面房每年能有几千元租金入账。我父亲说，明年要修省道，规划中的公路通过李河镇的坟地。新坟旧坟，有些是在饥荒年全家死绝了的，迁坟十分麻烦。姐姐的坟也在那里。我问怎么迁。我父亲说，统一改造。意思就是由政府挖坟，各家领取骨殖骨灰，再葬到统一安排的新墓区。我说，那岂不是要打起来，全家死绝的坟怎么办。我父亲说他不知道，他的想法是把自己的墓地也一起买了，毕竟按农村风俗葬在田边是会有问题的，万一铺路造房子，还得掘开。他说，我感觉你将来是不会回来了。我点头同意。对于置办墓地的事，他问我看法如何，我说，选个地势高点的地方，这一带经常发大水，我见过泄洪之后的农村，坟地泡在水里，一群湿淋淋的母鸡站在坟尖墓碑上。

    我陪着父亲在村里转了一圈，一些人家大门上挂着十字架，基督堂在几公里以外的另一座镇上，以往，村民之中并没有基督徒。我说，对面镇上那些傻子该不该信教，也许主不会抛弃他们吧，但是教堂里坐了上百个傻子毕竟有点难堪，不是吗。我父亲说，牧师有时也会到家里来，问问情况，传教，态度很友善。我问他信教了吗，他说没有，我母亲似乎很受感动，抽屉里有一本《圣经》。我问他是什么版本的，他回答不上来，反问我版本很重要吗。我原想说很重要，后来摇头说，不太重要。他有点没把握，说隔壁邻居跟他讲过，不信教的人，死后下地狱云云。我说，假如姐姐此刻在地狱里，那我死后也要下地狱去陪她。我没有通读过《圣经》，只看过一本通俗的《圣经故事》，讲不出更具价值感的意义。我和他一样困惑，不知道地狱意味着什么。我想一个农民到老以后，毕竟会庆幸自己活得长久，以及对于不可避免的死亡忧心忡忡，担心肉身，又担心灵魂。然而这不是一道勾选题，也不能分岔出更多的选项。我保留了想法，没说出来。后来，他不知怎的感叹道，那些去世的教徒墓碑上都刻有十字架，有些墓碑的朝向并不是对着南方。我说那是耶路撒冷的方向，神圣的主的方向。实际上，耶路撒冷、梵蒂冈、麦加、佛陀伽耶，还有拉萨，还有我姐姐的坟地，从我俩所在的地方望过去，几乎是同一个方向。

    一个人写不出小说是应该的，写得出才是不正常。这是木马的论调。我说，写出来就意味着你接受了某种惩罚。木马认为惩罚这种词太严肃了，和假大空文学一个调调。我说，那就把惩罚这个词降低一些强度，但我想不出其他词。小川说，警告。可是何谓警告？

    〇三年春天我从P市回到总部，保安仍然凶悍，让我必须剃了胡子才允许进公司。我在传达室给童德胜打了个电话，让他出来给我办了年假，有十天休息。童说，周劭在北京，原定这几天也要回来，但北京SARS，没有仓管员肯去交接。童问我是否愿意去，我拒绝了，说去他妈一趟北京还关在丰台，过于无趣，老子不干。他说那就只有重庆可去了，二选一是资深仓管员的特权。

    我和周劭通了个电话，他很奇怪我在P市只待了一个月，问是不是又得罪了人。我说这次不是，P市分销处采用了经销商制度，总公司不直营了，因此仓库管理员可以雇用当地亲友，不必担忧有人卷货逃跑，但这么干的负效应是什么，你知道吗？周劭发笑说，窜货，把大宗交易做到别人的地盘上。我说没错，事情总是两难。周劭问说，最近为什么不上QQ或是MSN。我说，总之以后聊天软件很少会再用了，有事发发电子邮件吧。

    我跳上一辆开往上海的中巴车，再次通过车窗里望向公路沿途的风景，熟悉而且似曾相识，被所有似曾相识之物包围的熟悉，由于经验匮乏而造成的印象重叠，还有一种可能是，时间过去得比实际上更为长久，超乎我的感受。中午，汽车停在徐家汇，我找到电话亭打小川的手机，当时他正在工作，显然是摄影棚里传来的嘈杂声，他让我在人民广场的喷泉处等，约了六点。我在街上兜兜转转，地铁里很空，一些乘客戴着口罩，我想起这是瘟疫蔓延的时期。不过，人们的心情似乎不错，并没有末世的恐慌感，有个姑娘用数码相机在车厢里拍来拍去，与身边的同伴讨论着色比度和白平衡的问题。

    我在人民广场下了地铁，走到地面上，起风了，那一带的广场喷泉没有动静，人也很少。我在长椅上坐了一会儿，时间还早，买了一张博物馆的门票，进去看看青铜器，鼎和簋之类的古董。忘记是谁告诉过我，殷商的鼎是用以烹煮人肉的，或者连人肉都不是，是战俘和奴隶的头颅。假设头颅还在的话，应该被收藏进了自然博物馆。后来，我又回到喷泉旁边，坐了一会儿。快六点钟时，小川出现了，他还是老样子，唯一的变化是架了一副黑框近视眼镜，有时在鼻梁上，有时在额头上。他见面就问，沉铃呢？我说，没见到，没通知她。小川说是他打电话给沉铃，她答应来聚餐的。我说，那就再等一会儿吧。小川说：不不，半个小时前我打她电话，她说已经在广场上，看见你在远处坐着，说你留着大胡子，果然没错。我不说话，小川掏出手机，这时，一条短信发了过来。小川奇怪，说：她不来了，回家了。我拍拍他肩膀，似乎这个动作可以解除他的困惑。

    吃饭时我问起他的工作，他说：最近在新天地做一个时装周项目，给模特们拍照，我是助理，很忙。我说：SARS时期啊，很多地方都取消大型活动了。小川说，上海并没有SARS，而且时装周在秋天，现在只是预拍一些照片。他估计秋天时SARS警报已经解除了（传闻这种病毒会被夏天炽热的紫外线烤死）。我说，那我想看女模特。小川答应第二天带我进棚。

    这天晚上，我住在小川的租屋里，一栋筒子楼的二楼，煤卫独用，窗外就是马路，路灯与我的视线平齐。小川问我住多久，我说，还有八天假期。他让我多玩几天，把床腾给了我，自己睡沙发。我说，这样不太好。他说他早就睡怕了这张床，经常出现鬼压床的情况，让我试试看，如果出现遗精等情况也不必尴尬。我说，好。我确定他是一个人住，问他有没有女人，他说没有，从重庆到上海以后一直没有。我的意思是指爱情，爱情，朋友。小川继续说，楼上住着两个女孩，一个是七〇后，一个是八〇后，每天这个点上，她们就去附近仙霞路的红灯区上班了。我问，你是不是饥渴。他反问，做仓管员饥渴吗。然后我们都笑了，说他妈的每一代年轻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性饥渴，尽管我们也不年轻了。这种情况会延续到中年、老年，然后弥漫一生，终于明白自己不是荷尔蒙的问题，是太穷，是写不出小说并且喝了过量的劣酒。我们继续笑。

    半夜时，我们还在聊文学。那时小川仍然对文学抱有理想，聊到李东白，小川说李在上海做过一次签售，当时他也去了，作为读者捧着书请李签名。李东白没有认出他来。小川想和他打招呼，最后还是算了。他从架子上拿过一本书，是李东白的长篇小说，我翻了翻（一部关于当代生活的作品），没作评价。说实话，写得不错，字里行间有一种我和小川都不具备的反讽才能。小川说，成熟度不够，小说的后半段失控了。我说这很正常，卢卡奇在《小说理论》里谈到，短篇小说更讲究主体对客体的控制力，而长篇，不是这样。小说写得越长，主体的裂缝产生，有一些直接崩溃了，有一些则像危楼。这时，客体想要占据优势，客体申冤，客体死而复生。短篇小说中不会出现的鬼打墙、鬼压床现象，在长篇里都会冒出头来。实际上，很多事物，例如爱情和生命，时间越久，越会趋于主体失控的局面。小川说，你的说法我理解，但是和爱情、生命这些东西不一样，长篇的主体失控是美妙的，恰恰是智勇者在一开始就等待出现的局面。我说，被你这么一说，写作的虚无感倒是淡化了不少。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接听之后，他把手机递给我，低声说，沉铃找你。

    我再次听到她的声音，显得平静，我走到窗台边，望着外面的路灯与她说话。她问，还好吗。我说，都好。她问，在上海待多久。我说，有一周的假期，借住在小川家。她说，《逆戟鲸》那本书已经出版了。我说，谢谢你。她说，出版这套书的人叫舒晓宇，眼下在广州，他想请你在上海做一次读者见面会，他会在网上发信息。我问，上海哪里。她说，一家小书店，地址我发给小川，星期六晚上七点，时间安排得过来吗。我说，我闲着。她沉默了片刻，解释说，因为要出差，不能到场了。我说不要紧，接着，她让我照顾好自己，如果想在上海落脚找工作她可以帮忙。我没来得及回答，电话挂了。

    我把手机还给小川。他说：上个月她过了三十岁生日，她快结婚了。

    这天晚上我确实鬼压床了，我梦见自己在追赶落日，起初是走着，后来搭乘了一列地面轻轨，落日一直就在前方，我的方向只可能是向西。然而我停在了海边，海在东边。我想自己可能并不在中国，又想起哪个仓管员对我说过，在辽东半岛的仓库区他曾经目睹落日西沉入海。车厢里的人都戴着口罩，沉默着，坐着。下车后，我沿着曲折的海岸线走，落日一直没有坠下，我似乎还感觉到海浪抚过脚踝。后来我醒了，觉得胃酸翻涌，天还没亮，窗外的路灯光照在我脸上。我去拉窗帘，小川继续睡着。我坐在床沿上想了一会儿，回忆梦里有否出现过某个熟人，最后认为，应该没有。我拿了钥匙下楼，去便利店买吃的，两个女孩正从楼梯口走上来，其中年长的七〇后长得很美，几乎可以让人在一瞬间就爱上的凌晨时分的美，并且她看见我失魂落魄的样子也很镇定，只是微微让了一下肩膀，像是电影里的牛仔将手搭在腰间枪柄上的威胁动作。

    就在我站在24小时便利店柜台前拿过香烟和饼干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对仓管员的生活失去了理解（而不是失去耐心）。我站到店门口抽烟，望着城市里的旧楼，心想，怎么表达这种感受。我应该启用第三人称。因为第一人称过于紧张，容易将抒情变异为自怜，即使抒情也是不需要的，一个人站在凌晨的大街上抽烟仅仅是具有一种抒情的视觉感。天亮后，他站在早饭摊前抽烟，他站在城市乱七八糟的人群中抽烟，他长时间地想着一个女人闪开肩膀的动作和另一个女人的婚期，她们根本不是同一种人，但在此时此地，在他可以写出来的小说里，她们又是活在同一个梦中的同一个人。这不是抒情，也不像迷失，或许可以判断为迷失本身的消散，然而也没有获得一种可以替代的清醒。生活这个词在这里被迫使用，尽管他从来不爱用这个词。生活像教育盲人一样教育我记住了她的声音，记住她说再见，记住所有电话里传来的挂断音。一个人要继续怎样的生活才能配得上这些声音，要写出怎样的小说才能配得上这些闪回式的记忆，该怎样捕捉一个词、一次句子之间的递进、一种美学上可以入流的狂热？当便利店的挂钟指在凌晨四点四十四分的时候，他想，这是每一个小时里都会存在的伤感与必然，只是恰好你独自抬头一瞥，你被这刻度震惊，或接受安慰，接下来的几十秒钟里你被卷入一个虚构之物中，此后你将忘记它，你绝不会在下一个小时寻找同样的震惊或安慰，可是余生里你总还会瞥见同样的刻度，在那不为人知的时刻一切又将短暂地聚拢又消散。

    书店开在作家协会附近，我到那里才发现，地方真是小，由一间半民宅装修而成，楼上且还有住户。书店外面有一个小院子，摆着桌椅，柜台上提供咖啡，像个沙龙。店中间一张长桌上垒着我的书，还有丛书中的另外几本，我是第一次见到，开本很小，像国外的口袋书。在开场前，我翻了一下，其中一本名叫《巨猿》，很薄，目测不过三五万字，作者是if。这套书的编辑没有安排任何作者简介或照片，无从知道if是谁。我翻了几页，小说中写到一座坍塌的大桥，写到一个叫兰娅的姑娘，童年生活在大山里，山村，小镇，煤矿，与更远处的钢厂。我肯定作者是女的，猜想那可能是我去过的地方，重庆与贵州交界区域，我对那种地貌有着天然的亲缘，似乎我出生在那里，度过了贫瘠无知的青少年时期，离开之后仍然能感知到它的气息。这套书里其他的伪先锋小说、肮脏现实主义小说、仿制法国新小说，我都不想看，找店员买下了《巨猿》。后来，进来一个中年男人，体格魁梧，店面立即变得逼仄起来。他问我是不是端木云，我说，正是。他看了看店里，一个顾客都没有，自我介绍说，是店主。七点钟已经快到了，场面也许尴尬吧，我不知道，对我来说不算尴尬。他让店员给我做了一杯咖啡，那模样看起来比我更镇定。他说如果没有读者，咱们就聊一会儿吧。我说，无所谓，都行。他说到自制印刷品，说到这套书的出资人，讲话口音含混，我没怎么听清。我不想再让他重复，也就假装敷衍，似乎听明白了。我问他，if是谁，他说是一个年轻女孩，if是她的网名，其他不清楚。

    到七点钟时，有一个戴眼镜的姑娘推门进来。我想，只来一个人比无人到场更尴尬。店主让我坐在咖啡桌后面，那姑娘并不客气，拉过椅子坐在我对面。店主讲了两句开场白，场面十分滑稽，完全是对着那姑娘讲的，又似乎她身边坐着一百个人。屋子太小，也不需要话筒。他讲完之后，让我讲，我看着姑娘，瞪着她的眼镜，觉得她面熟，想不起来在哪里曾经见过。她至多也就在读大学，我的人际关系里没有这一号的存在。后来她笑了起来，笑得前仰后合的。她还戴着牙套，我要是纳博科夫的话一定会想出最损的句子来形容她。她说：端木云你还记得我吗，我是房东的女儿，给你讲过逆戟鲸的那个人。我一下子回忆起来，问她在哪里读书，她说复旦新闻系，已经大二了。

    她的名字很古典，叫顾青桐。她不但给我讲过逆戟鲸，还讲过梧桐（也就是青桐）与悬铃木的区别，太平洋西海岸的中华白海豚族群，好像还有巨型乌贼和章鱼之类。我以为她会念一个生物或者水产专业（后来我想起青铜鼎煮人头也是她告诉我的）。

    她从包里拿出书，让我签名，是她一年前在这家书店买到的。买它的原因，起初是因为逆戟鲸的名字，后来是因为我的名字，记起了一个叫端木云的房客，这个人借过她一本《巴黎圣母院》，退租的时候没还，直接溜了。她关注了书店网站，知道我在这里“摆摊”，摆摊这个词是她说的，我觉得不错，很生动。接着，她问起周劭，我说姓周的这会儿正在北京丰台的某间仓库里，苦苦等待SARS饶恕人类。我的用词也生动起来，同时给她也叫了一杯咖啡，她坚持自己付账，看上去并不穷。后来我想起她是本地人，而且家里出租房子。

    我们谈到这本书。其实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印出来的，我甚至不知道有人愿意印它是因为我写得不错呢，还是沉铃本人的面子。我问顾青桐，你觉得写得怎么样。她说，写得平面化，有模仿痕迹，又说其中某一篇不错（而我却觉得写砸了）。总之是文学青年之间的谈话，低效重复，缺乏自信，唯一可取之处是热情，好像文学真的是这么回事。书店老板走掉了，没打招呼，读者见面会已经不存在了，我轻松了一些。顾青桐说，刚才店老板在这里我不好意思说，怕影响你的销路，实话说，写得很差，不但受了体制内文学的影响，而且是真的差劲，阅读感不行，读不下去。我笑了起来，说，体制内文学是怎么回事我不太懂。她说，如果你需要鼓励我也可以扔几句给你，然而好作家是不被鼓励的，写作不是体育比赛。我说，是这么回事。

    我没到八点半就离开了书店，顾青桐要去参加一场诗歌派对，离此不远。她问我是否愿意同去，我答应了。路上，她说，这套书里写得最好的是《巨猿》。我还没完整地读过这本书，不太好评价，只能说，翻了几页，不错。顾青桐说她认识if，一个长得很漂亮的重庆妹子，綦江出来的，在广州学建筑设计。这证实了我的猜想，小说中写到的确实是我去过的地方，那座坍塌的大桥就是彩虹桥。

    我们去的场子并不是什么会堂或书店，而是民宅，位于高档小区二十层楼的四室两厅户，里面没什么家具（椅子不少），不知道是搬走了还是压根就没住人，客厅提供软饮料和饼干，大概有七八十个人聚在里面，十分拥挤，阳台上也站满。顾青桐向我介绍，这是一份民刊举办的活动。有趣的是，人们在不同的屋子里分成了不同的流派，中年以上的在客厅，小青年在朝南的卧室，一些姑娘在朝北的小屋。顾青桐带我进了小青年较多的屋子，地上全是烟头。她认识在场的主要人物，介绍了一圈（没有我认识的人），小青年们看看我，只是招呼了顾青桐坐下。其中有人已经喝醉了，屋子里没有酒瓶，我推测是喝过以后才来的。我找了个角落，靠墙站着抽烟，有个女的找我要烟，我发给她一根，她看了一眼，说你不抽中南海啊。我说我抽不惯那种混合型的外烟，习惯烤烟。她问我什么是烤烟，又说中南海是国产烟。我试图解释，不过她已经点燃了香烟，也就没必要多说了。她看上去不年轻，三十多岁，衣服款式有点旧（我也是在小川的屋子里读了好几天时尚杂志才得出这个结论）。她说：刚才说你写了一本书，叫啥名字。我说：逆戟鲸。她说逆戟鲸听清了，后面几个字没听清。我说：逆戟鲸，后面没有了。这时，客厅里的中年人们开始朗诵诗歌，似乎全是他们自己写的。卧室里的年轻人非常开心，要求也朗诵。客厅里有麦克风，卧室里没有，他们坚持要朗诵，推了一个苍白细瘦的小青年上去，他无所谓，背了一首诗，显然也是自己写的。我已经找不到顾青桐了，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也许是钻到中年人中间去了。念诗的时候，屋子里安静下来，我去洗手间，那里装潢得很不错，科勒卫浴，大理石台面，双开门镜面柜。我拉开镜子，意外地发现里面放着很多罐装啤酒，是一种德国产的黑啤，最大的可能是主人藏在这里的（不提供酒精饮料显然是怕这些人喝醉了发狂）。我打开一听，喝了几口，回到卧室里，有个年轻姑娘正打算上台念诗，她对我吼道：大叔你怎么又回来了，你应该去客厅。我举了举手里的啤酒罐，又指指卫生间，她立刻明白了，冲了进去，抱出几听啤酒。此后，不断有人去洗手间，方便以后带出一罐啤酒，直至告罄。女孩是个口语诗人，写得俏皮，用四川话或是贵州话念着，停顿时呷一口啤酒。需要说明的是，在场有一些上海人，但没有人说上海话。有个小伙子极为羞涩，念到一半笑了起来，说不行不行，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念自己的诗，感觉太无耻了。后来，他们拉我上台念诗，仍然喊我大叔，我说我不会写诗。找我借烟的女人说，那就背一首你喜欢的吧。我问，顾城的诗可以吗，《墓床》可以吗。他们再次安静下来，有人说，为什么不可以，当然可以。

    没过多久，警察来敲门了，因为太闹，楼下人家报警。每个人掏出身份证登记，然后获准离开。坐电梯下楼时，有个小伙子说，幸亏今天没带叶子，被抄出来就惨啦。事实上，警察并没有搜身，态度虽然强硬但并不算恶劣。我们从电梯里出来，我始终没有见到顾青桐，倒是那找我要香烟的女人一直站我身边。夜晚很凉，她的衣服立刻显得单薄，人群在小区门口散去，有人打车，有人徒步而行，结伴消失在黑夜里。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银色的咖啡勺，送给了我。我问她勺子是什么意思。她说没啥意思，从那户人家的厨房里偷来的。我想，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为何要偷一把无用的勺子。她说，觉得很可爱就偷了，并不缺一把勺子。我收下了勺子，后来想想，首先是好笑，其次是有点失去真实感。人们偷东西的理由千奇百怪，这我倒是早就知道。我们站在小区门口抽烟，看着一拨又一拨的人离去。她没有与人结伴离开，似乎和谁都不太认识。站了一会儿了，她反倒先问我：你还在等那女孩吗？我说不是，我没有等谁，带我来的那个女孩似乎已经提前走了。她问：是你的小女朋友？我说半熟不熟的朋友而已。我们又站在风口抽烟，各自抱紧胳膊。我说：真他娘的冷。她说：冷，给我靠一下。

    后来，她去便利店买烟，柜台里有三种中南海，她辨不清，问我哪种更好。我说，我不抽中南海，不知道哪种更好，也许贵的那种更好吧。她买了一包，拆开点烟，嘀咕说小青年都抽这个。我猜她平时并不抽烟，烟气只是在唇齿间略作停留就吐到空中。果然，她解释说，大学时抽烟，已经戒了很多年（可是这个解释毫无必要）。那个时代（究竟是哪个时代）她们抽绿色包装的摩尔，巧克力味的。她说自己家并不是很远。我说，送送你吧，尽管上海的治安不错。我们顶着风走路，具体往哪个方向，我也有点辨不清。走了十五分钟，有一度，她主动挽着我的胳膊，后来又点烟，把胳膊抽了回去。这条马路上店铺不少，到夜里还是挺热闹，一侧围墙上刷着“拆”字，跨世纪的中国城市最常见景象之一，可以登上不同类型的刊物封面，时髦而犀利。我们走过十几个“拆”字，进了一片住宅区，都是上海的老公寓，周末的夜晚还有一些窗口亮着灯光。她停在某一栋楼门口，横七竖八停着自行车和助动车的地方。我想，如果她请我上去喝一杯咖啡（我竟然想不出深夜应该喝什么酒），就像电影里那样，其后发生的事情也不足为怪吧，有些电影里也会嫌这种桥段太老套，设计得更狂野一些，更俏皮一些。后来，我借着楼道口的灯光看到她的脸，那是一种犹豫的表情，是面对陌生人的表情，像来自中年和少女时期的不同方向。我的经验判断不出这表情意味着什么、哪里出错了。她说，还不算晚，上去聊一会儿吧，大作家。

    奇怪的是，从进屋起，她就没有开灯，有一些微光从窗外透进来。那屋子的格局和小川家近似，面积更大些。我注意到她将床放在屋子的中央，四边都不靠墙，很少有人这么摆放家具，像欧洲电影里的场景。我们面对面侧躺在床上，互相摸摸头发，摸摸脸，最初的手势像是在摸一棵植物。她问我写什么题材的小说。我说，一般不带这么问作家的，作家什么题材都写，也不带随便喊“大作家”。她说，请你不要介意。我说，没什么，提出抗议就意味着不介意。她在黑暗中笑了笑，又问我，以前有过一夜情吗。我撒谎说，没有。她问，喜欢什么样的女孩。我说，文静的，活泼的，都喜欢，实际上年轻时喜欢什么样的女孩现在已经不太记得了。她说，人不会忘记自己曾经的欲望。我说，那可能不是欲望，只是胡思乱想吧。她问我的年龄，我又撒谎说，三十五岁。她说她三十二岁，在一家公司做会计，大学时代也曾经是文学爱好者。然后她又说，最后这句话很多余。

    一夜情有个很滑稽的简称叫作419，纯正的foronenight应该发生在酒店里，不问姓名与出处，尽量不讲人生中的苦闷和半真不假的孤独感，记得戴套子，事后聊聊文学和闷片不算过分。这是木马告诉我的。如果发生在家里，留下了姓名住址电话，就从foronenight变成onenightstand，变成略为放荡的举动。前者是纯粹的诗意，后者比较复杂，可能是诗意，可能是一场庸俗派对。这也是木马告诉我的。有没有可能把纯粹的一夜情变成爱情呢？木马回答：那就是爱情。

    做爱之后，她开了灯。屋子里很干净，床头柜上有西藏旅游攻略、当期的二流时尚杂志（这也是小川告诉我的）。她穿上衬衫，盘腿坐在床上，用一个纸杯代替烟缸，我们面对面坐着聊天抽烟。她不是上海人，来自江苏一座小城市。我问她去过西藏吗，回答是没有，去西藏是大学时代的梦想，没能实现。我想起来，确实在过去的某个时期，西藏是特立独行的青年们向往的地方，再后来就变成互联网上无数人想去的旅游胜地，这无可厚非（互联网也曾经是特立独行的）。我说，你曾经梦想的事物（孤独的，个别的，不为人知的），若干年后被所有人爱上，这是一种幸福呢还是不幸，换句话说，是建设还是解构？她说，那要看他们是爱还是糟蹋。我说，这无从判断，所有人必然包括所有态度。她笑了笑说，挺虚无的，就像一夜情，看上去神秘，其实可以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后来，她问我是做什么职业的，是不是业余作家。我笑了起来，说，业余作家也是一种羞辱性的用词，但无所谓，咱不要那么讲究用词，没错，我业余写点小说，正职是仓库管理员。她有点惊讶。究竟仓库管理员的身份是低微还是特立独行，我望着她，想听她说一说，然而她遵守着礼节，不对别人的职业选择说三道四。我开玩笑说：自从出过一本书以后，关于仓管员为什么要写小说这个问题就被倒置了——小说作者为什么要去做仓管员。她说：我看你的样子，这两个问题都没有找到答案。我说：答案有，但是不要说出来。

    她肯定认为仓管员就是守在一个地方不挪窝的职业，我没有再多解释，我讲这个已经讲烦了，无论是面对着姚隽还是小川还是木马我都详细讲解了工作流程，就像在讲解自己患上的某种古怪疾病，治不好的病。后来，更晚了，我拿过自己的衣服穿上。她说，能不能把胡子剃了，有电动剃须刀。我想这要求不过分，回公司前也得刮胡子。她从抽屉里翻出电动剃须刀，说是前任男友留下的东西，几乎是新的，不介意吧。我说，不介意。我剃胡子的时候，她问，好用吗。我说，很好用。她说你可以带走它，用坏了就扔掉它。后来，她看着我的脸说，你不是三十五岁。我说，二十九岁。她问我为什么撒这种无聊的谎话，我也回答不上来。总得有一些东西是不真实的，可是除了年龄之外还能撒什么谎，一切都显得太可靠了。这个理由本身也像谎话，因此没有说出来。

    我揣着剃须刀和银勺子离开了她的家，口袋沉甸甸，还有一本《巨猿》。那时我想，可以在去重庆的路上读完它，然而我也恐惧于这座城市留给我的记忆，犹豫是不是应该回公司辞职。我不想再涉足重庆了。

    凌晨时我回到小川家里，他正在收拾行李，问他去哪里，回答说，重庆。我说我的下一站也是重庆，但得回一趟公司，然后再回到上海坐火车，不如等我几天，一起出发。小川蹲在地上，抬头看我。我知道出事了。

    那个十五岁的叫作章燕的姑娘（她已经十八或十九岁了），独自离开了农村的家，她单方面认为小川还在万州做老师，事先没联系就跑去找他，她在路上失踪了。从离家到报警之间过去了三个星期，警方打电话给小川，他不知道这件事，也没有在上海收留她，没有任何关于她的消息。我们都很清楚，她是刚从农村出来的姑娘，不可能像木马一样搭上一辆车随便去什么地方。小川说他不能等我了，必须马上回去找那姑娘。他不知道要在那边待多久，把数码相机、手提电脑全背上了身，从鞋盒里拿出登山鞋，又从一个信封里找出他们的合影照片，给我看了看。姑娘很漂亮。我问他缺钱吗，他说最好能借点。此刻银行打烊，我身上没什么现金，约好在重庆见面给。收拾完以后，我们靠在沙发上眯了很短的一点时间，吃了足够的方便面，天亮时在楼下告别，他去机场，我回铁井镇。

    《巨猿》是一本灾异之书。一个叫兰娅的女孩回忆她的青少年时期，以及经历过的灾难事件，有一些是个人的，有一些是群体的。在这本书的短序里，作者用一种疑惑的语气问道：众所周知，小说中的议论是轻佻的，那么那些声称书写命运的作家是否更为轻佻，尤其当它被判断为庄严和伟大时，是否暴露了他们在文学上的无能。所谓的人类命运到底是什么，所有的灾难是否已经被书写过，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我看来，要讲清命运母题对作家的心理影响，不是一句两句话的事（但我喜欢if这种不知退让的态度）。《巨猿》始于一段回忆式的叙述：很多年前，十二岁的女孩兰娅生活在山区农村，她的智障姐姐十六岁，父母在深圳做小生意，姊妹两个由祖父母带着，还有同村的亲戚们。童年时的生活在作者笔下呈现得像梦境，南方的潮湿天气，半封闭的世界，通向远方的盘桓公路，这其中并没有对于农村生活的怨怼，作者志不在此，回忆与童年反复切换的视角涂抹出一种不真实感。兰娅讲述道，姐姐是一个温和的智障，不打人，她的相貌也和正常人一样，并非唐氏儿的长相，只是个头略矮、头发枯黄，她很少说话，有时候会站在某一株植物前面，久久凝视，久久不动。祖母告诉兰娅，姐姐并非先天智障，小时候好好的，后来，像是灾变，既没生病也没摔跤忽然就傻了。在这里兰娅忽然退出了回忆，她说我的姐姐患上的很可能是现在所谓的自闭症，她并不是智障啊，可是她已经死在一九九七年，再也无从考证了。她说：自闭症并不比智障轻松，甚至更痛苦，因为姐姐知道痛苦而我以为她不知道。读到这里，我想，作者这么早就把心碎之物堆放在眼前，后面应该怎样推进？

    小说写到了一座深山中的煤矿，尽管没有具体说明，仍能看出它是国营煤矿：周边生活区有一座破旧的电影院，那是过去时代的遗迹。兰娅和姐姐经常徒步走到煤矿，沿着公路，沿着铁轨，沿着溪流，春天时山花烂漫，景色迷人。生活区的设施几乎全是为矿工和家属们准备的，餐馆，理发店，澡堂，电影院是这一带唯一的大型建筑（除了矿场本身），有时它也用来开开会议。从兰娅的年龄倒推，那应该是一九九二年左右，还没有进入下岗时代，封闭山区的时间是一个同样封闭的循环，劳动，休息，白天，黑夜，这样的节拍。写到她们在古老的电影院里看一些黑白片，英雄儿女或夏伯阳，比较扫兴的是姐姐经常看到一半就闹，她似乎不喜欢黑暗的空间，或是电影里的某些场面，每逢这时，兰娅就带着姐姐到剧场外面的大厅里玩。作者确实是学建筑的，不经意间使用了一些专业术语，例如踢面、踏面、勒脚，读起来很有意思。小说的视距在童年与成年之间摇摆。写到看守电影院的老人，一个是聋哑人，一个间歇性发作癫痫，看上去都像钟楼怪人，实际上他们都很善良。某一天，癫痫老人在影院里发病，被自己的舌头噎死了，这是又一起灾异事件。老人经历过一次矿难，是少数幸存者之一，癫痫是由于当时被落石砸中造成的后遗症。

    作者写道，在这个封闭循环中的灾难与其说是命运的安排，不如说是命运的构造中存在的缺陷，但是，假如命运是一种构造，那么它是否真的就是我们通常指认的“命运”？就像在博尔赫斯的小说里，命运根本不是命运，而是一种游戏模式。小说中的议论就这么呼应了自序短文，显得过于强硬，好在作者并没有继续阐发这个讲不清道不明的概念，她继续写道，那死去的癫痫老人在他的工作间里藏了大量的过期报纸杂志，搞不清他是收废品呢，还是喜欢看这些东西。有一天，兰娅在那里翻到一份无聊的文摘小报，专门刊登杀人强奸之类的惊悚报道，其中夹着一个关于巨猿的故事。小说从中国西南山区跳到了非洲刚果丛林里，神秘的巨猿生活在其中。

    相貌丑陋、具有神力的巨猿们，可以徒手杀死狮子和花豹，它们不是大猩猩，从未被人类的摄像机所记录。一些零碎的文字报道，一些当地民间传说，试图证明它们的存在。在这段故事里，作者用了相当篇幅讲述巨猿，起初引述是小报上的内容，然后，视角似乎转入兰娅的想象中。神秘的灰色巨猿，以家庭为单位生活在热带密林中，杀死大型猫科动物可能是出于自我防卫，或保护幼崽。巨猿们睡在地上，它们的体格像大猩猩，智力像黑猩猩，满月当空时，它们不会像其他猿类那般哀嚎，而是坐在地上静静地仰望。

    某年，一支科考队来到当地，显然不是专门寻找巨猿的，而是干别的。科学家们与村民聊到巨猿，问说，你们见过巨猿吗？村民们摇头。那么故事从哪里听来的？村民们说，祖辈传下来的，几代人之间才有一两次机会见到巨猿，非常神秘。有一个叫玛丽的女科学家，她说，这些巨猿像神祇。村民们说，不不，我们信奉创世神，巨猿是创世神的杰作，但它们不是神，像所有的野兽一样也害怕火，可能见过人类用陷阱和来复枪猎杀大猩猩，根据祖辈的说法，它们非常警觉。

    科考队进入了丛林，玛丽也在其中，向导将他们带至山上。有一天，玛丽独自一人，遇到了巨猿，确实是灰色的，站起来有两米多高，体重可能达到五六百磅。女科学家保持着镇定，通常情况下，灵长类动物遇到人类会快速逃走，也有狂暴攻击的，想象一下它杀死猛兽的场面吧。然而那头巨猿却静静地看着她，相隔十多米与她对视，灰色瞳孔闪着光。大概是出于好奇，它向她走了几步，可是又停下了。人和巨兽互相凝视着。过了一会儿，其他科考队员呼唤玛丽的名字，玛丽没有回答，她向巨猿做了一个手势，伸出左手，向它推动。这是一个人类的动作语言，她不确定巨猿是否理解。队员们向她的方向走来，她仍然做着这个动作，并回头看了一眼。这时候，巨猿离开了，树木窸窣，它发出沉重的喘息声，不紧不慢地消失在了丛林深处。

    这个故事在兰娅心里久久盘桓，不能忘记。她对外星人也很感兴趣，幻想外星人来到山区，在煤矿之上落下他们的碟形飞船，载走她和姐姐。然而巨猿不同，它们不会降临，它们隐身在非洲丛林，不想主动见到任何人类。

    另一起灾异事件发生在姐姐身上，某天中午，她独自出去，傍晚时浑身血污回到家门口，祖父吓到晕厥过去，家里那个意志坚韧的祖母为姐姐洗净了身体，问她发生了什么，没有得到任何答案。有一度，姐姐消失了，被亲戚们送到一百公里外的钢厂医院。兰娅说，过了好几年，她长大成人，才有勇气问父亲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父亲也不清楚。兰娅说我记忆中亲戚们悄悄谈论，使用了堕胎这个词，她是不是遭到了强暴。父亲说，没有没有，没这回事，你是听错了，她只是从山上跌落下去而已。

    小说写到了钢厂。兰娅到钢厂医院去探望姐姐，同时登记入学，父亲托了人将她送至钢厂子弟中学。这是属于上一个时代的老三线工厂，在小说中正经历转制。那里有巨大的干涸泳池，生长在山体立面上的榕树，气根像圆形浮雕，建造在山坡上的居民区，有些底楼的宅子终年不见阳光，一条江从工厂旁边经过，在对岸拐了一个接近一百八十度的大弯，火车从那里经过，涨水的季节里，江滩上的树木全部被冲垮，水落之后，树木是黑色的，齐刷刷指向下游方向。那确实就是我去过的钢厂。作者所写的那个年代，工人失业，年轻人纷纷出走，附近小镇上暴力事件不断。在兰娅的讲述中，那不是发生在眼前的事，倒像是来自远方的消息，一切都被淡化了。其后的时间里，她借住在钢厂家属区，有一个少年教她学会了自行车，那是鲜有自行车的地区。少年的父亲来自上海，据说将来有一天去了北京上海，不会骑自行车是不行的。然而这唯一的朋友，奇奇怪怪，因为参与了一起群殴事件，闹出人命，被送进了少管所。

    钢厂的衰落在小说里被一再提到。钢厂是一个象征物，由于某种意志力（来自战争，来自过去时代的政策）它出现在这里，圈养起了数万人口，在偏僻小镇边上硬生生建造出了一座带有工业田园气息的小型城市，人们似乎可以永久地生存在这里，不受干扰，永久性地使用这里的泳池、邮局、医院和影剧场。然而一切都中止了，衰落这个词并不恰当，是中止了，停摆了。

    兰娅离开了钢厂，去县城住读，智障姐姐被抛在农村，由祖父祖母抚养。父母决定过些年把兰娅接到南方去读高中。她去了一趟深圳，发现父母做的是伪劣食品加工生意，赚到一点小钱。在智障姐姐和她之间，毫无疑问，他们选择了后者。这女孩回到家乡，现在她已经不太适应农村的生活，对小镇和县城同样感到压抑。开学前，她收拾行李打算去学校，祖母叫住了她。祖母说，将来老人们死了，这个智障姐姐要交给兰娅抚养。兰娅感到十分惊讶，超出了她的经验，她理所当然地认为智障姐姐会由祖父祖母抚养一辈子，但确实，他们都会死，就连父母也会死。她暂时还没想到更具体的困难，比如说，带着一个智障姐姐怎么恋爱结婚，她只是被所有人都会死去而她是最后一个抚养姐姐的人的事实所震惊。祖母说，你的命运就是这样，因为生了一个智障，才会有你出生，你出生时我就知道你要照顾智障姐姐一生，不用太惊讶，很多不幸的家庭都是这样。小说在这里特地补了一段，祖母是一个很厉害的农村妇女，少女时代经历过诸多不幸，全都扛了下来，她似乎是要把这种承受灾异命运的能力传承给兰娅。

    这女孩却缺乏这种能力，她活在不真实的世界里，觉得孤独，在县城的中学里没交到任何朋友。不过，到底是接触到了更广阔的世界，有了眼界。她想，要逃离这样的命运，去深圳还是不够的，恐怕要出国才行。为此拼力读书。有时她也觉得疑惑，这么做到底是为了逃离命运还是更好地接受命运呢？寒假回到农村，智障姐姐想去看电影，兰娅说，那个影院已经关掉了，再也没有电影可看了，你就看看电视吧。姐姐似乎理解不了，于是，她带着姐姐去了煤矿，影院大门已经锁了，聋哑老人不知道去了哪里。仅仅一两年的工夫，它就变得破败不堪。她们在台阶上坐了片刻，回家路上，姐姐拉着她的手，似乎担心她跑丢。她想，这事情古怪，应该是我担心她跑丢才是。

    小说中最大的灾难发生在县城，某天下午，兰娅目睹了一座大桥坍塌，跑步拉练的几十名武警和桥上的老百姓一起掉入江中。这是一座大桥，它不可能被人力搞垮，但它确实垮了。接着，两百公里以外的家乡，智障姐姐死了。

    时间刻度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偏差，现实中的彩虹桥垮塌于一九九九年，而不是姐姐死去的一九九七年。不过也无妨。小说中再一次出现了巨猿，在兰娅的梦里。像女科学家玛丽一样，女孩穿过丛林来到山地，灰色巨猿凝视着她，然后消失。女孩对巨猿说，忘记这些吧，走吧。她又说：你是最强壮的，无畏的，温和的。但她所说的忘记，究竟指什么，并没有予以说明，小说对于智障姐姐的死，同样没有给出解释。女孩只是问自己：命运解锁了吗？

    不知道时隔多久，兰娅回到家乡，这一次，是给祖父奔丧。照我的看法，从小说的合理角度，应该给祖母奔丧才对，我猜测作者的祖母仍然在世，她不想制造一个不祥的谶语。农村已经变成小镇，祖父的葬礼办得热闹，却始终没有提到智障姐姐的坟墓，似乎她从来没有存在过，似乎命运极为大方地免除了债务。成年的兰娅从小镇走向煤矿，故事在这里触到了黑暗的深处，叙述人和人物的视角忽然并轨，变得高度重合，也许if本人也投身其中。她讲到了祖母的过去，讲到祖母在战争和土改年代的际遇，还有她本人对于平静生活的恐怖感，那不是幻觉，而是现实，是命运构造的缺陷在静力中走向下一次坍塌的过程。她咒骂这个操蛋的世界，它们先是指责你的软弱，继而嘲笑你的沉默，它们对你的年轻不加宽容却又批判你暮气沉沉，荒谬至极。然而此刻，道路寂静，仿佛多年来没有变化，溪流，小火车，隧道，传送带，工人，消逝的一切像是以倒带的方式重建。她来到电影院，那里已经废弃，门窗朽坏，她曾经认识的人全都消失了。在电影院门口，她遇到了一个怪里怪气的女人，声称自己在这里开按摩院，她和这女人一起坐在台阶上。卖淫女感叹说，天气真不错，上个月的那场矿难像是没有发生过。小说就此结束。

    多年以后，我和小川在返回重庆市区的破烂面包车里看着前方道路，阳光照在连绵无尽的树木与草丛之上，我对小川说，这地方要是杀了人，往山里一逃，怎么可能找得到。小川说，山林就像沙漠，他们同样会因为饥渴死于其中。又说，不，真正死于其中的是那些想从山里逃出来的人。我问他啥意思，他说，不谈了。

    实际上，当时我已经快忘记《巨猿》这本书，直到煤矿、钢厂、彩虹桥逐次出现在眼前，我才回忆起来。这感觉很奇妙。我把这件事说给小川听，提到《巨猿》，提到if。小川说：我是不是没告诉过你，这个煤矿的地址就是if告诉我的，我在北京认识了她，我们是关系很好的朋友。这让我惊讶，我问他，if是个怎样的人。小川说，她真名叫王静，如今在北京一家建筑事务所做设计师，那本书之后，她再也没写过任何小说。我说，那本书当年被我弄丢在了火车上，有些内容已经不太记得。小川说：那套丛书我家里有，包括你的《逆戟鲸》，有机会你可以重温一下，不过，《巨猿》这本书，最近一年王静正在努力收回，见一本收一本，收一本销毁一本，好在印量不多，如今已经没有人知道她写过这本书了，我手头那本实在是没舍得交给她。我问，为什么要收回？小川沉默了片刻，说：这是一件令她崩溃的事，智障姐姐确有其人，并且正如小说中所猜测的那样，确实遭到了强暴，并且怀孕、堕胎。然而她的家族把此事压了下来，当时并没有报案，对外声称智障姐姐是掉到山崖下了。这当然是有原因的，直到去年，王静的祖母去世前才把实情告诉了她——嫌犯是一个本家堂哥，独子，不能去坐牢；两家人谈判后赔了钱，祖母要求把嫌犯送到外地，再也不许回村，对方答应了，在王静看来这是一种象征性的惩罚；然而智障姐姐去世后（她死于肺炎），这个本家堂哥又回到了家乡，这几年还找王静借过钱；那起强暴案过去多年，当事人去世，你知道的，法律上已经无法追诉了。说到这里，小川看了我一眼，补充道：对王静来说，这部小说崩盘了。我说：让我想一想。然后说：文本上而言，这部小说仍然是成立的。小川说：本应是安魂之作，却变成了诅咒，难道不是吗，在文本上站得住脚那又有什么用，作者的自我崩溃了。我说：大部分作家并不这么否定自我。小川说：那就是所谓的成熟作家吧，也包括成熟导演，成熟画家，成熟音乐家，他们想得最多的是交出一个说得过去的文本，题材讨巧，没有瑕疵，点缀几分自我，证明另一些自我。我俩同时沉默下来，汽车又开出去很远，我回头看看，海燕和摄影师还在打瞌睡。我忍不住继续想这件事，小说中有一段我印象深刻，女孩问自己，命运解锁了吗，现在看来，像谶语，命运并未解锁。小川叹息说：实际上王静早已经猜到了，猜中了，就在小说中父亲否认姐姐遭到过强暴这一段上，但这也许是一种不幸的天赋，她并不能猜出犯案的是一个本家堂哥，一个她认识的人，一个找她借钱的人——抽象或是虚构的命运，就这么具体地浮出了海面，所有的隐喻都灰飞烟灭了。

    这件事讲完后，我们的车子便堵在了公路上，前方连绵不绝的汽车长龙，司机说可能是有车祸。中午气温升高，车里很热，我们下车活动胳膊腿，山上还是有风，略为舒服了些，草丛里没什么蚊子。我们在拍片子的时候，被蚊子咬得惨不忍睹。海燕借摄影师的相机拍了一些照片，让我和小川合影，后来是我和她合影，我们四个合影，所有人合影。海燕穿着长裤和帆布鞋，像个纯正的文艺女青年；小川是短裤和登山鞋，摄影师穿夹趾凉拖。有一瞬间，我为小川感到高兴，他不再是那个期期艾艾的文学青年，不再对文学抱有软弱的空想（我不想使用浅薄的幻想这个词），然而海燕是怎么回事，多年前她的名字叫章燕。小川从来没告诉过我，她是怎么失而复现的，我也从来没问过。我和她站在溪边看浪花的时候，有一度差点就告诉她，我也曾经寻找过她，真奇怪，她是我这些年里唯一寻找过的人。当然，我没说出来，打消了这个念头，贸然提及往昔实在是危险。

    二〇〇三年春天，我来到重庆后发现原先那批销售员已经全部换过了，仓库还在原址，那家我曾经住过的旅馆拆迁了，新住址也是旅馆，离库区更远些，靠近川美。站在楼底下能看到年轻的男孩女孩走过，那个致命的弯道也还在，货运场的卡车依旧开进开出，扬起警示般的尘土。

    与我交接的仓管员，是本仓唯一的女孩，湖北人，入职不久。我从没见过她，只是听说有这么一位。她见面就告诉我说，自己是周劭的徒弟，周劭曾经谈及我。我开玩笑说如今没人用枪指着你的脑袋发货吧，她说怎么可能，老娘不是吃素的。我说，外仓管理员这行当，是吃江湖饭，小姑娘毕竟不太方便。她说，你小看我了，也小看了周哥，他在重庆那半年把附近派出所的关系都搞掂了，认识了好几个警官，有事我报警他们立马就来了。

    小川已经到达万州，我和他通过电话后，随同女仓管员去了派出所，见到一位年长的警官，请教他失踪人口的事情，我说，跑丢了一个十八九岁的农村姑娘。警官说，如果失踪二十天以上，相当棘手，能确定失踪的位置吗。我说，最后一次往家里打电话是在重庆，其后，那姑娘应该是去了万州，但也只是猜测，并无确实证据，目前是重庆方面接警了。警官说，既然已经报警立案，就只能等消息了，你们自己也想一想，她有没有可能投靠熟人。我说，如果投靠熟人，应该不至于没联系啊。警官说，各种情况都可能发生，熟人成为罪犯的案例不少。又问到姑娘有没有手机，手机信号可以定位，我说农村姑娘，应该是没有。警官很同情这姑娘，说会让所长到局里问问，重视一下。这时，有报案电话过来，警官皱着眉头说，就在你们所在的旅馆里刚才发生了一起盗窃案，跟我一起去看一下吧，你们的房间可能也被撬了。

    报警的姑娘和我们同住在三楼，窃贼从落水管位置撬开的窗户（二楼以下有防盗窗），损失了一台IBM手提电脑，警官问价值多少，她很诚实，说在旧电器市场卖不到一千块，已经用了三年，但她所写的文章全部存在硬盘里，并且，没有备份。我们都没想到下午时分会有贼爬窗进来，失主住在女仓管员的对门，窗前是一道陡峭的山坡，这也是山城特有的格局，平原城市不存在这种情况。警方勘查现场时，她独自站在走廊里抽烟。我和女仓管员忙于检查各自的房间，没发现少什么东西，亦无撬窃痕迹。女仓管员跑过来问我，电脑有没有丢。我说，我没有电脑。她拍额头说，对，你连手机都没有。我俩心情不错，晃到走廊里，见那姑娘蹲在地上大哭。警官安慰道，旅馆会承担你的损失，我见过有人半辈子的积蓄被偷走的，也见过有人丢了孩子。她说，我写了两三年的文章，旅馆赔不出来，我应该去死。警官问，什么文章。她说，小说。警官问，你是作家？她说，不是。警官说我明白了，等小说发表，你就是作家了，可是现在，小姑娘，你多半是要重写了，这台电脑要找回来的概率很低，即使回到你手里，硬盘里的资料多半也被窃贼删除了。

    警官临走前让女仓管员多多开导那姑娘，实际上是担心闹出人命，她的样子看上去太崩溃了。最后，他嘀咕说，作家还是应该在书房里搞创作。女仓管员说，可是书房一样会被撬窃，哪儿哪儿都不太保险。警官说，毕竟概率没那么高。女仓管员继续抬杠，两人喋喋不休下楼去了，我回到那姑娘的房门口，见到她坐在床沿上发呆，猛抽烟。我想她最可能的是从窗口直接跳出去，然而三楼并不容易致死。她掐灭了香烟，没朝我看，问道：你看什么看？

    我问她，丢了多少字。她这才看了我一眼，回答道：写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以及一些短篇小说，一些素材。我说：主要是长篇小说咯？她说：是的，写了近一年。我说：以前有个人告诉我，没写完的小说最好不要讲给别人听，但是，有一次我不小心寄丢了稿子，她让我把故事复述给她听，说是这样能让我产生再写一遍的勇气，当然，那是中篇小说，两三万字。她问：你又写了一遍？我说：没有。她说：去你的，你怎么知道我丧失了再写一遍的勇气？我顿时后悔和她讲了这些，听上去像是文学青年的修炼法，各种神叨叨的偏方猛药。这时，她站起身关门，礼貌地说：你也写小说，等下来请教你，现在让我自己哭一下子。

    我仍然站在走廊里抽烟，虽然没有听到嚎啕大哭声，至少也是哭了。根据通俗心理学，能哭出来就是好事。这时女仓管员上楼了，说警官真仗义，三句两句话，楼下旅馆老板答应赔她一台新电脑，三楼全部装防盗窗。我说确实是应该装了，不防贼，也得防这女作家跳楼。

    到了晚上，女作家情绪平复，出了房间里，敲女仓管员的门，说是一起去喝一杯，捎带上我。女作家是梅州人，快要大学毕业，到重庆来找工作，借住在川美老同学的宿舍里，不料被舍监赶了出来，就住进了旅馆，和女仓管员门对门已经一个星期。我们落座后，她在川美的女同学也来了，带着两个男生，对着火锅狂喝啤酒。画家们大骂中国艺术界，然后大骂中国文学界，但意见不合，一个认为中国文学缺乏艺术感，另一个认为缺乏现实感，总之，都缺乏。女作家和他们争辩了几句，又一起骂了几句，喝了几杯，又不开心了。他们劝慰她，我也劝慰，女作家问我，写什么样的题材。我说，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清楚，什么都写，包括你。女作家说，我可不想当你的素材。我们干了一杯。这过程中女仓管员一直没说话，我们几乎把她忽略了，又谈文学。我的那位女仓管员可能也喝多了，她脸色不变，淡淡地告诉女作家：你要知道，今天你假如睡在房间里——恰好睡着，没有防备——你不但电脑会丢，命也会丢，那些撬窃酒店旅馆的贼从来都以杀人灭口为乐趣，有时候，杀一个两个人都嫌不过瘾。这时，饭桌上安静了下来，女作家脸色难看。女画家问：你为啥子说这么可怕的话？女仓管员说：因为你们讲的我全都听不懂，她本该为自己逃过一劫而庆幸的，难道不是吗。女画家扔了塑料酒杯说：哈儿。若不是我们劝开，这暴躁的四川姑娘与湖北姑娘很可能当场打起来。

    青年女作家退房离开后，女仓管员也收拾行李回总部，我要送她去车站，她告知我，自己买了一张船票，打算沿长江顺流而下，到武汉再转火车，如此一来，可以看一看已经消失的三峡。到达总部是七八天后，行程太久，等于休了个长假（她声称自己搞得定主管）。湖北姑娘浑身江湖气，一副走夜路不怕鬼的样子。我将她送至朝天门码头，对那天晚上的事情，仍百思不得其解，也问她为什么要说那么可怕的话。她反问道：难道不是吗，五星级酒店里照样有劫杀案。我不耐烦说：我们任意一人都能讲出一堆惊悚故事，我问的是你为啥子要这么吓唬她。她回答道：因为我看见你在和女作家调情！周哥说过，你是写小说的，你看见女作家会特别上心，但是我不喜欢你和她调情的样子。这个理由过于无聊，我气乐了，在她眼里我是一个只会写小说的白痴。我说：周哥倒是什么都告诉了你，你俩上过床吗。她说：放屁，你俩才上过床。上船之前，她回过身对我说：好好找一下你弄丢的小妹吧，你懂我的意思，就不吓唬你了。

    我见到小川是大约十天后，他从万州来到重庆，一无所获，不得已与我搭住在一起，省点住宿费。失踪女孩的父母还在农村，小川说她家没什么钱，来一趟城市很不容易。我问，穷到什么地步。小川说，比赤贫略好些。我又问，几个小孩。小川说，就她一个，其他几个男孩都生病死了，一种遗传病。我也就不再多问。这期间沉铃帮了点忙，她在公安系统有朋友，打电话托过去，人家很给她面子，答应重视，但要成立专案组之类则不太可能。小川抽烟抽得太凶，经常翻看手机短信，长时间往公司打电话，离开上海后他似乎陷入了一种焦虑状态，我形容不太好。他努力想做一个活在上海的人——并不是上海本地人、新上海人、外地来沪打工者，全都不是，他对融入城市毫无兴趣，只想在可能的范围内脱离那种乡村的气味，不是重庆或是四川的气味，而是真正来自万县乡下的气味（现在它叫万州）。我曾经问他作为一个乡下人感到可耻吗（我也来自乡下），他的回答是：双重的可耻，物质和精神上的可耻，乡下青年和乡下作家的可耻。这回答十分决绝，像是斩下了自己的手指。然而当时，我判断不出他是因为女孩走丢了感到焦虑，还是为有可能搞丢一份大城市的工作而焦虑，或是两者兼有。我劝他出去拍拍照、散散心，重庆他比我熟。

    有一天夜里，我们聊天。即使在最烦闷和乏味的时刻，我和他聊的仍然是文学，我单方面向他讲述了《巨猿》这本书，很可惜书被我弄丢在了火车上，又聊到契诃夫。契诃夫的小说在所谓命运面前有一种优美的步伐（就像将一封信撕成两片并抛弃掉，但他不会将这个动作扩大为撕成粉碎，这个比喻是否明白），在模仿者笔下，优美往往变成刻意，变成迟缓。优美这个词也不够准确，很容易被某一种类型的作家嘲笑，但我们都知道说的是什么。聊到叙事的神秘性（什克洛夫斯基谈到的那种），也聊到巴塔耶最不爱使用神秘这个词，他们身后各自跟随着一长串的作家，契诃夫走在这两支队伍以外。然后我问他，已经快三十岁了，有没有爱上过谁。小川说：当然有，比如一个叫方雯华的女模特，十八岁。他笑了起来，然后解释说最没出息的女模特才会嫁给摄影师，这是行业段子。我也笑，好吧，姑且算是爱情，有没有爱上过同样爱文学的人，爱上过木马吗。他说，没有，虽然她很漂亮，但她实在是来历不明，尽管这也不是什么障碍，狗日的，说不清。然后他说，有一度爱上过沉铃。我抽烟不语。小川说：然而我知道你也爱她，李东白也爱她，玄雨也爱她。我说：你确定？他说：确定，包括玄雨。我说：好吧，人人都爱沉铃。小川说：可是她嫁给了一个金融男，住高级公寓开豪车，天之骄子，在夜总会里暴露自己色情狂的那种。我说：色情狂指的不是个人吧，指的是某种群体印象吧，我不认识金融男，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子。小川说：所有金融男都是色情狂，这个说法虽然不够准确但也不会有大错，即使你认识金融男，正常情况下你也见不到他们色情狂的样子，要是你有钱请他们去夜总会，到那时，每一个，都会变身，超出你对人世的理解，到那时你就会想起巴塔耶。他狡黠地看着我，我说你到底想说什么呢。小川回神说：不存在啦，我不该这么编派，应该祝她幸福。他没有提到章燕，我提醒他，那个走丢的女孩是怎么回事。他说什么怎么回事。我说你要是不爱她，你何苦这样耗在重庆，毕竟这是她父母和警方的事。他说：这都无所谓啦。过了一会儿，他说：其实我都不知道她长什么样了，一个女孩从十五岁到十九岁，变化应该很大吧，我回城的时候，她曾经想跟我走，被我拒绝了，山村很穷，没有一个像样的女孩会愿意待在那里，当然，那还不算是最穷的（至少还有学校），你见过西南地区最穷的那种山村吗。我说，没有，我见过的村庄大部分都在公路边，仅此一点就不能算太差。他说：会让你不寒而栗的那种，与淳朴这两个字全无关系，你会想把那里善良的人统统带走，然后把唯一的道路封死，让剩下的人全部死在里面的那种山村，可是我没有能力带走女孩，也没有能力爱她，我一个人走了。他手指缝里夹着香烟，用指尖敲了三下桌子，重复道：我一个人走了。

    有一件事被查实，女孩是和家里吵架以后出走的。由于家中没有装电话，她到重庆后是往小学里打的电话，由校长接听并转告给她家里，但线路不畅，断断续续。女孩说她一切都好，又说自己往万州学校打过电话，单小川老师已经辞职了，联系不上，她打算在重庆找份工作。（小川说，她要是认真查问的话，万州学校里有一些旧同事都知道他在上海的手机号码，但农村女孩很可能一到重庆就懵圈了。）

    警方查到来电位置，沙坪坝区一处投币电话亭，那是一个月前的事。我们把旅游地图摊开，看了看大体方位（重庆市的地图十分难懂），我说那个地方我在笔会那年去过，叫石小路，是一条起伏蜿蜒的小街，夜晚全是小摊。小川说我记性不错，我说，因为把它写进了小说里。

    我们去了那里。我曾经住过的旅馆还在，楼下有一个叫小苹果的小姐，当然，已经消失了。九八年这一带很多建筑工地，五年过去，仍然在施工。我俩茫无头绪走了一圈，小川翻出照片问沿街店铺的人，没人记得一个月前的事，后来连他自己也沮丧了，拿着一张四年前的照片满街瞎问有什么用。我让小川冷静下来，我们都是写小说的人，至少发挥一点想象力：姑娘到重庆以后可以在任意地方打电话，为什么偏偏是沙坪坝石小路，她到重庆后第一件事是什么，当然是投宿，她有亲戚朋友住在这一带吗？小川摇头说，不清楚。我说：假设她住在旅馆了，农村姑娘住不起大酒店，一定是便宜旅馆，如今的旅馆都要登记身份证，她不可能也像那群江湖仔一样给自己搞张假证吧，我们可以一家一家去排查。小川说：在上海也许是个好主意，重庆全是山，会累死你，不信你可以试试看。确实，我们走了几条街就发现这个方案拙劣，沿途的小旅馆也没问出什么名堂，街道像莫比乌斯环，分岔、折叠、回旋，有些屋顶在我脚底下，分明看见一个旅馆招牌在不远处却死活绕不过去。小川说，在重庆如果你漫无目的地瞎逛，你一定会越走越低，因为你会无意识地选择下坡道路，放弃上坡道路。重庆是一座构造怪异的城市，平原上的人不太能理解在这里找一个人、一个门牌号的难度。

    我俩坐在台阶上抽烟，打量着街上扛着扁担的棒棒，背竹篓的农村女人，棒棒的拖鞋，女人的发髻，背篓里的小孩。我饿了，走到街对面的串串摊前，要了五个串，没带零钱，我付了一百整。摊主给了我二十串，找我八十元。我用普通话说吃不了这么多，让找我九十五元。摊主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把二十个串都拿了回去，又把一百元还给了我，然后吐掉了嘴里抽到一半的香烟。小川连滚带爬从台阶那边追过来拉我，已经晚了，摊主抡板凳照我脸上打了过来，我在剧痛之中喷出一颗带血的尖牙，并神志失常地弯腰去捡它。小川拼力架住摊主，这个沉默的重庆男人盯着我的眼神似乎是决意要将我杀死在街头。

    这天晚上，小川仍向我讲述他在二〇〇二年发表的短篇小说，这是他最近（也是最后）发表的作品，题目叫《父亲是一棵树》，我没有读到过，尽管他电脑里有稿子我也看不动了。他说，以章燕为原型，写一个山村少女将一棵大树视为父亲，当然，她有父亲，是个暴虐的酒鬼和蠢货，她不愿意承认有这么一个父亲，可是，人总需要父亲，于是大树……我嘴唇肿胀，不能说话，左耳轻微失聪，所听到的声音在脑壳里发出回响，我在纸上写道：直接告诉我结尾。小川说：过程曲折。我写道：猜都猜得到是啥过程，我要结尾！小川说：她父亲把树砍了。这就对了，我感到心满意足，想到所有的小说都应该删减、分割成这样，又想到我父亲在同样的位置掉了一颗牙，讲话一直有点漏风，此后我也将变成那样，我原以为会先遗传到他的秃顶和白内障。

    第二天早晨，小川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让去一趟。我们都紧张起来，问什么事，公安局的朋友说，人先过来再说。小川穿了衣服往外走，回头问我：如果是认尸该怎么办？我说：别那么夸张。我还是不太能讲话，在纸上写道：尸体有很多种……小川说：闭嘴。从桌上拿过香烟打火机走了。

    我在旅馆里又睡了一觉，后来，冻醒了，起身关窗发现外面起着薄雾，时间是上午八点半。我看见一个棒棒背着生锈的电冰箱从窗外经过，上坡，拐弯，腿像打桩，落在台阶上。这巨大的物件令他步履艰难，不知道他的体能还能坚持多久，但从姿态来看，除非是累垮，否则他不会把冰箱放下再扛起，那会消耗更多的体能。这情景像梦，像基督背着十字架走向刑场，我拿过小川的相机，拍了一张照。在这台富士数码相机里，我看到了他与沉铃的合影，那是冬天时的照片，她穿着羽绒服，时髦了些，没太大变化。远景处似乎是教堂，巧合的是，也起着一层薄雾。

    到下午，我从库区返回旅馆，感觉自己的嘴唇不那么肿了，买了一副口罩给自己戴上。小川恰好在路口，我问他情况怎么样，他摇摇头，不予回答。我担心他真的看见了尸体或是尸体的照片，小川说，没有，没有尸体。我俩回到旅馆，他收拾行李，说公司已经将他除名。我说这样也好，不如在重庆找份工作，我可以介绍美仙公司的销售员职位给他，这样就可以长久地待下去，找那姑娘。小川说：你是什么时候学会开这种不合时宜的玩笑的？那语气太严肃了，过后他又向我说抱歉。我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他让我不要再问。问他去哪里，他说，贵州。临走前，我借了两千元给他。这笔钱是我攒下来打算买手机的。

    小川去后就失去了联系（直到〇五年我发邮件给他，但也没聊太多）。在我俩相处的这段时间里，沉铃每天晚上都会发短信问他情况，如此一来，沉铃也失去了联系。我又被抛在重庆这个地方，没有朋友，像怪物一样度过了南方极为烦闷肮脏的夏天。到冬天时，我还在重庆，没有调去别的城市，我就在旅馆里确认自己的二十岁年纪草草收场了。

    有一天下午，我发现仓库的锁被撬开了。不知道哪一任仓管员将挂锁换成了软锁，从撬窃痕迹来看，用的是大力钳，案发时间估计是前一天晚上。窃贼离开时将大门关上，软锁挂在原位。我进仓库盘点，并没有少了一箱瓷砖，地上有一个踩扁的烟蒂，金色过滤嘴，我不抽这种烟。事情有点怪异，我立刻想起四年前的墙洞，过去看时，发现那里的碎砖已经被扒开，塑料袋没了。我想，回来的人是林杰还是鲁晓麦？大有可能是前者，但我想见到的是后者。几名装卸工在寒雨中无聊地走来走去，显然没有人发现仓库被撬，我在附近的摩配店买了一根软锁换上，又站在库区门口抽烟，等了一会儿，有片刻时间我被这个猜想搞得十分焦虑，靠着细雨和尼古丁才平静下来。我想确实应该保持一点耐心，在死去之前没有所谓的永别，一切皆可能重现。

    我走回旅馆，就在楼下账台前的旧沙发上，看到一个男人坐着，一个妇人蹲着在给他擦皮鞋，他的黑色双肩包并没有卸下身。我认出那是林杰，走过去和他对视了一眼，毫无疑问他坐过牢，衣服单薄，剃着光头，瘦削，潦倒，一只旧皮鞋已经擦亮，另一只则沾满了泥。我发了一根香烟给他，点上火，他拍拍我的手表示谢意，接下来，我们同时注视着妇人将他脚上的脏鞋擦干净，用了一根烟的时间。

    他因为持火药枪被判了四年，在监狱里表现好，减刑出来有一段时间了。我说火药枪判得这么重吗，遇到严打了？他说，因为拒不交代同伙嘛，判得重一点也是应该的。他问我鲁晓麦去了哪里，我也正想问他这个问题，而我们都不知道鲁晓麦去了哪里。我能告诉他的是俞凡做掉了叶嘉龙（还有司机），随即落网，他到底是怎么个下场我不太清楚。除了死刑他还能有什么下场，林杰说，他持枪杀了两个人，不过也就这样了，JUSTKILLEDAMAN。我看了他一眼，我知道这是皇后乐队的某句歌词，NOWHE'SDEAD。

    他说没钱了，本来想到美仙公司的仓库偷点大理石卖钱，他太清楚这个库区的管理水平，也知道建材该往哪里销赃，然而进去之后才想起，那些东西毕竟是太重。他想雇辆车，一早就把建材运走，然后，他在仓库报表上看到了我的签名，觉得很滑稽，在他入狱出狱的两个时间点上，仓管员都是我。他当然知道，库房失窃仓管员负有连带责任，就没再把这件事继续下去，他想起那个墙洞，走过去看了一眼，发现又用碎砖堵上了，扒开碎砖后，找到了三张伪造的身份证。他知道这是鲁晓麦做的，但并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说我也不知道，这可能是她埋藏记忆的仪式。林杰翻看着身份证，笑了起来。我提醒道，第一代身份证已经不太能用了，明年会陆续换第二代身份证。他说，中国人口很多，不会那么快地失效，能用到明年差不多也够了。然后，说起枪，我告诉他有一把枪被鲁晓麦带回来了，后来出了点事，扔到江里了。林杰说那种仿制枪质量不行，如果需要，他可以帮我搞到更好的，打光三个弹匣都没问题。我说，我不太需要。

    后来，我们进入了闲聊模式。林杰说，曾经听鲁晓麦说过，你写小说。我敷衍说，随便写写。林杰面带微笑说：我读过两年大学，是师范学院，假如毕业出来的话会是一个初中老师，教教语文历史，我也曾经很爱看小说。我问他，爱看谁的小说。他说，托尔斯泰，复活，草婴翻译，令人感动的故事。他只说了这么一本书。我问他监狱里有书读吗。他说，没有，看看报纸。

    接着，我们聊到了H市，那个位于城市西郊、离火葬场只有一山之隔的仓库区，聊到当地分销处主管邓文迪和库区办主任张范生。就在这当口，有人敲门，是重庆分销处的销售员。林杰有点紧张，我说不要紧，销售员早已换了两拨，没人认识你。我开门让销售员进来，他是来提货的，给我看过总部的发货传真。林杰说，他们还在用传真。我说，明年就用E-mail了。这时，销售员注意到林杰。我介绍说，离职的老同事，过来叙旧。销售员说，师兄，你一看就是道上的。林杰说，说笑了，我到处找饭吃。销售员说，明年仓库搬到沙坪坝，跟销售处在一起，就不用这么跑来跑去了，北上广的房地产生意好做得很，很快就会影响到重庆成都，建材是重头，我看师兄是本地人，其实可以再回来做做销售之类，拿提成，比仓管员好。我说，仓管员有哪里不好嘛？销售员说，毕竟是死工资嘛，师兄不要恼火。我们笑了笑。林杰说，要得，我考虑一下。

    我们往外走时，销售员提醒我，库房钥匙没拿，我说钥匙就在我口袋里。林杰背上双肩包，跟着一起去了。这单业务不小，卡车在库区等着，装走了近五百平米的米黄色大理石，按三百元一平米的均价计算是十五万元销售额。我问销售员这单能得多少提成，他说五六千，甲方是一家大酒店，后续还会出货。然后，递了两包香烟给我。他走后，我关门落锁，对林杰说：幸好你没把仓库搬空，不然这小子得跳楼，钱到账了，货交不出来，说不定还会被列为嫌疑犯。林杰说：确实，但凡你干上一票，无论手黑不黑都可能要人半条命。我俩翻山回去，继续说H市的事。他用一种既带有揶揄又很无所谓的口吻问，有没有找过那个叫丽莎的女人，每一任仓管员都会找她。我说，没有，但是我亲眼目睹了她被警察带走。

    我于二〇〇二年秋天到H市交接，那时，邓文迪不常来库区，张范生十分苛刻。当地条件极差，仓管员住在仓库里，没几个人受得了那种环境。我要求张范生给仓库换一路电线，它经常跳闸，张不予理会，这种情况拖到冬天会活活冻死人。我找电工来换，张不配合，不让电工拉总闸，总之处处为难。我打电话问周劭，为什么会这样，周劭说他们就是想给仓管员立一个下马威吧，或者把人赶走——仓管员不肯来，库房就由得了他们做主了。总公司对邓文迪不满，然而没什么办法。我们私下里猜测，邓不仅是分销处主管，他还有自己的公司，法人用了别人的身份证来顶替了。但无论如何，根据搬运工的说法，邓文迪比之过去收敛了很多，那条瘸腿教育了他。有人认为下手的人是林杰，后来又觉得不应该，邓文迪是在外地谈业务时着了道，更像是同行干的。

    我到H市库区时，饭馆楼上除了丽莎之外还有另一个姑娘，比较年轻，喜欢站在公路边吹风。前一任仓管员和年轻姑娘交往更多，他临走前告诫我，丽莎有性病，她已经不能再做了。这人走后，年轻姑娘则告诉我，丽莎没有性病，她只是不再接美仙公司仓管员的生意，为此找了些借口。张范生也喜欢年轻姑娘，不用说，在她出现之前，张是丽莎的客人。

    我像所有曾经在那里待过的仓管员一样，无所事事，坐在饭馆前看着公路上往来车辆，不远处有两栋小高层正在施工，打桩机发出巨响。年轻姑娘有时坐在我身边，一起看着这个全景画面中可以活动的事物。她总是眯着眼睛。问她哪里人，她说东北，问她东北哪里，她说东北就是东北啦。她讲了一些故事给我听，杀人越货，爱恨情仇，她讲得最多的是关于九十年代中期下岗时代的生活，一个城市里数十万人同时失去了工作，她说我们东北人真鸡巴悲惨，特有自尊心，全都没饭吃了还觉得出门做小生意是一件丢人的事，然后，他们像垮塌大桥上犹豫不决的看客一样稀里哗啦全都掉水里了。她调门始终不太高，提不起兴致的样子，打桩机的隆隆巨响与车辆的呼啸声经常淹没她的声音，那些故事听上去像发生在十分遥远的过去。

    在这期间我也见到了丽莎，她小有名气。公司在H市一年换四个仓管员，有时五个。她是这严酷而操蛋的环境中必须被提到的存在，那些从开发区来的仓管员、实质上的乡下男孩们，都爱她，也都在言语中猥亵她。我特为注意了她的长相，身材细瘦，比很多搬运工都高，眼睛很美，富有魅力。她是一道难题，所有人必选的项目，直到她不再接仓管员的生意，另一个姑娘出现。她并不和我搭讪，经常躲在楼上，有时出现，必然握着一台手机发短信。有一天，实在太闲了，我问年轻姑娘能否到楼上看看她的住处。她说，哥，你看不起我。我说没这回事，江湖儿女，不要太介意我的无礼，我可以请你吃饭。这时，丽莎站在我们身后，她问说，你认识林杰吧，林杰也喜欢说江湖儿女这个词。我说，不认识，在总部我们都这么揶揄自己。

    过后有一天，还是在那个地方，载重货车从眼前开过，只有丽莎一个人坐在我身边。她说，可能要离开。这话像是说给我听的，也像自言自语。我没接茬，尽管我从周劭那里知道她和林杰的交情但并不打算把他坐牢的事情说出来。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周劭在内，我当时的念头是：秘密被鲁晓麦封存在重庆仓库了，任何人都不应该获得她的信任。

    我曾经去看过年轻姑娘的房间，很简陋，五尺宽的床，墙上贴着一些印有女明星的杂志内页，其中有一些情色的，看得出是日本杂志，赤裸上身的长发姑娘跪在海边，晒得黝黑的皮肤上沾着沙粒和水珠，其笑容与中国姑娘有着微妙差别。天花板很低，床很干净，我注意到桌上有一副近视眼镜，度数不高，她说她确实是近视眼，不常戴眼镜。说完，她戴上了眼镜，给我看了看。我说，很好看。她挺高兴。然后我告辞离开，她追问我哪里不满意，我解释说，只是好奇，想看一看。她摘下眼镜看着我，那眼神似乎是猜出了我哪儿有毛病，要不就是处男，要不就是有生理问题，或是个洁癖，或是对她长年接待低级的客人感到厌恶（实际上货车司机并不低级，总体来说他们比工地上的民工富裕得多）。总之，我不是正常人，但也在她的经验范围内。她说，哥，你有什么说不出口的癖好都可以说，我接待过你们公司三个仓管员，丽莎接待过更多。我摇摇头往外退，在门槛上绊了一下，几乎是摔到了楼梯口，表面上看，十分狼狈。年轻姑娘吓了一跳，我站起来，回到公路边看汽车，丽莎也坐在那里抽烟，她淡淡地说，楼上动静大了。我说，没错，这鬼地方看上去要集体发疯的样子，你们为什么还待在这里，为了向仓管员施舍慈悲吗？

    接下来几天发生了一连串怪事，邓文迪要求我私自发货，被我拒了，和销售员打了一架；一名接任我的仓管员没等盘库就逃回了总部；两名货车司机在饭馆里与建筑工地上的民工械斗；饭馆的冯姓老板和张范生打了一架，双方都声称背后有道上的人撑腰。最后，警察上门，把冯姓老板和两个女人全带走了，以及一名正在买欢的货车司机，并且给饭馆贴了封条。老板因为组织卖淫嫖娼那是肯定要判的，两个女人可能拘留，可能劳教，总之再也不会回到那个地方去了。那年轻姑娘裹着被单，在上警车前说了一句：张范生还欠我钱。围观的搬运工们哄笑，有人说：你赶紧说张范生强奸过你，警察就把张范生也抓走了。年轻姑娘说：不是的，他就是欠我钱。警察按住她的头，不等说完就把她塞进了车里，像是提前执行了枪决或宰杀。

    在翻山走回旅馆的路上，我讲着H市库区的事情，实际上，那鬼地方是啥样子，林杰比我更清楚，但他没有接茬。等我讲完后，林杰说：我很想听听丽莎的事，你给我讲其他姑娘。我说：我确实和丽莎不太熟，也没搭上几句话，这两个姑娘有共通之处。经过一段弯曲的下坡路，林杰说：张范生也欠丽莎的钱，准确地说，是嫖资。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那个库区的人都很该死，从搬运工到主任，饭馆老板，邓文迪，仓管员。我说，据说总部会撤除H市分销处，把仓库迁走。林杰问，生意不好？我说，不，生意在好起来，邓文迪赚得不少，但公司没赚到。他点点头，沉默下来，我俩一前一后又走了段狭窄的上坡路，终于，他开口向我借钱。我问，要多少。他说，一两千不拘，最好多点。我说，那就两千吧，趁储蓄所没下班，我这就提给你。他说，谢谢。我们下了山，在储蓄所柜台前排队，这时，我向他提了一个困惑已久的问题：一个人身上纹两条龙会怎么样？林杰想了想说：我猜得到，鲁晓麦告诉了你很多事情。

    林杰的解释是：一个人身上只能扛一条龙，杨雄给自己纹了双龙过肩，可是混江湖的人都知道，得是多命硬的人才能扛得起两条龙，就算是大哥，一条过肩龙也够了，杨雄相当幼稚，没有这个命，很可惜。又说：曾经认识一个人，叫龚成龙，因为名字里有两个龙字，后来死得不明不白。我们笑了起来，不是嘲笑，是叹惜。他说：这当然也是迷信，我和杨雄还曾经去拜过关公，结果一事无成。我说，关公不是迷信。他问为什么。我说，可能因为他是战神吧，战士的迷信胜于哲人的思辨。林杰说：原来如此，我什么都不信，只信关公。

    我猜得到他想干什么，但没点破，我把两千元交到他手里，他开玩笑问要不要欠条。我说你落哪一个名字呢。彼此笑了笑，在路边抽了根烟，时间还不太晚，我对林杰说：你也可以像销售员所建议的，去做一份正常工作，赚点钱，运气好的话也许能赚很多，那销售员虽然夸夸其谈但他有一个看法是对的，赚钱的时代到来了——你可别忘了，关公也是财神。他说，真奇怪，战神也是财神，大概只有中国人才会这么认为。我心想，他确实什么都不信，包括关公。我说这也不是孤例，在古代亚述，爱神和战神也是同一个女神，叫作伊什塔尔。为什么爱情和战争会归属于同一个神（因为都很盲目吗？），只能说，人类就是这么思考问题的。

    我请他吃了一顿早晚饭，喝了点酒。他并不打算在旅馆过夜，在天黑前，他将筷子放在空碗上，两根筷子之间呈六十度角，码齐，尖角指向他的正前方。不知道这是什么符号，什么意义，然而我也没问。这时他才说：我和俞凡之间，两清了。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我们彼此在监狱里都没有供出对方。我点头，确实。他再次道谢，我说，钱是小事，不要介意。他站起身，背上黑包，礼貌地与我握了握手，走出饭馆，很快就消失在那个急转弯处。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我辞掉工作是一年后，这段时间里我又换了两座城市，分别是福州和南京。后来，为什么不干了，我也说不清，总之不是那么决绝地毅然离开，没掺杂什么情绪。辞职后我几乎与所有人断了联系，但我的电子邮箱还能收信，夸张地说，时代变了，想要飘然离去并不容易。〇七年我在綦江遇到小川，他开玩笑说我像个到处游荡收集故事的人，这当然不是事实，我对收集故事也并非那么热衷。小川说，这正是他青年时代的理想，现在他是一个到处收集影像素材的人。

    小川说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我说，我们只能算是理想者，在一个看得到结局的年龄上仍然言犹未尽，也仅此而已了。那时，3G时代和北京奥运会近在眼前，无人预料到次年发生的汶川地震和其他事件，假如重返〇七年会觉得一切悬置，茫无头绪，然而就在那时，我们普遍盲目乐观，也普遍丧头丧脑，同时带有一点狂想气息。和摄制组告别后，我又去了广州，姚隽在当地一所大学教书，她结婚了，不打算生小孩，经常来找我玩。我们在一起聊文学，聊别的，但不聊家里事。有一天她问我手面上有多少钱，我说没有存款，家里刚刚征地，父亲分给了我五万块。姚隽问我有没有兴趣炒股票，股市正在爬高，她先生是金融男，可以帮我做，确保不亏本，赚多少不一定。我给了姚隽四万。到九月份，小川打电话给我，说是得到消息，〇八年传递奥运圣火，喜马拉雅山会封路，商业登山队一律上不去，他与制片公司签了约，九月份去拉萨，然后上珠峰大本营。问我是否愿意同行，我答应了，问路费多少，他让我带两三万元，西藏物价比北京高很多，另外，提前锻炼身体，多吃肉，买一份人寿保险。这时我再问姚隽，股市里的钱能否拿出来。姚隽说，正打算抛，高位到了。过了几天，我银行卡里收到了十二万。

    姚隽毕竟还是得意，给我发了一条短信（我终于买了手机），问说：怎么样，服不服。我回复道：这可能是我遇到的最好的年份，有人带我去西藏，有人带我炒股票，一切似乎不算太迟。

    还记得那篇小说吗，《父亲是一棵树》。小川说：我在重庆的旅馆里向你讲述过的，不知道你后来读到没有，它被两份文学选刊转载过。我说：没有，当时你带电脑的，电脑里没存档吗。小川说：那天你被打成了猪头，我怎么好意思给你看小说。他打开笔记本电脑，并说明，这是他发表的最后一篇小说，此后虽然还写点，但都没再投稿。我说：这篇小说发表以后你攒了点名气，选刊意味着你被“文学”认可了一次，又重复确认了一次，姚隽都提到过你，后来为何不写了，说你放弃文学显得夸张，不写了这总是事实吧。小川说：我已经厌倦了那种坚持文学的说辞，当然，也厌倦了放弃文学的说辞，这些词都被我们用坏了。我说：也包括厌倦这个词。他说：是的，也包括厌倦这个词。

    我坐在八廓街的咖啡馆里读完了他的小说，不是很长，写得细致入微，然而也软弱，带有几分甜腻，暴虐的父亲出于嫉妒砍伐了那棵大树，或者说是出于控制权。小说里也写到他自己，一个无能为力的山村青年教师，很显然，树是象征，父亲是隐喻。我很直白地告诉他，不太喜欢这小说的写法，既不够现实，也不够虚无，尤其不喜欢小说中隐约想要寻找田园生活的诉求。微微讽刺的是，我俩坐在拉萨的咖啡馆里讨论这个，天气晴朗，对面一桌两个北方口音的女孩在谈论戛纳电影节。小川说：树和父亲的隐喻确实有点幼稚，小说中大部分都是真实发生的事，隐喻似乎是巧合，尽管有人一再强调事实并不是小说最重要的存在。小说中到底什么最重要，这是文学青年搞也搞不明白的车轱辘话，根本无法达成共识，至于田园生活，小川微笑着说，去他妈的田园生活吧。我笑了起来，谁让你没有选择癌症村，选的是海拔三千米的文艺圣地呢？

    我俩走出咖啡馆。到拉萨以后，我没什么高原反应，走路有点喘，估计是烟抽多了的缘故。小川提醒我，这只是开始，拉萨海拔三千六，大本营海拔五千二，再往上则是六千五，完全不是一个等量级。我问他是否曾去过大本营，他摇头说没有，来过两次，最远跑到定日县，四千多海拔，组里唯有摄影师曾经到过五千米以上。

    摄影师与我们同年生，小川喊他二猛，海燕喊他猛哥，一米七二的个头，说实话，扛摄像机有点偏矮，并戴着眼镜。小川说二猛最近几年一直在青藏高原拍片，是电影摄影师，并且，他有可能是中国最后一代胶片摄影师，丫在北电辛辛苦苦念的硕士就是胶片摄像，不过，胶片时代眼看着就要结束了，数码摄像不日即将覆盖全世界。我同情地看着二猛。二猛说：挺好的，电影学院的导师不会再骂我笨了。

    小川拉着我们去宾馆餐厅喝酒，当天，另一剧组的人也在饭桌上，导演是个小姑娘，北电刚毕业，来拍短片，要参加北京或者上海的青年电影奖。所有人看上去都很生猛，没有高反，但是海燕不在，会合以后她大部分时间都躲房间里休息。在高原喝酒并不需要太多就会东拉西扯，这伙人主要聊电影，都是业内话题，谁和谁在一起了，谁拿奖了，谁又出糗了，彼此之间熟人太多。女导演连连给小川敬酒，后来她说，想改编《父亲是一棵树》，拍成电影。我这才明白小川让我读小说的意思。二猛问她，资金呢。女导演说，我去找钱。我问，最少多少钱能拍一本电影。女导演说，七八十万吧，山区拍电影所费不大。二猛追问道，多少钱版权费。女导演有点尴尬，看看小川。小川说，还没聊到钱的事儿。他岔开了话题，继续聊电影。这时，有个帅气的年轻人扛着摄影包入席，小川介绍说这是司小齐，在国家气象台工作，目前在大本营的摄制组里，要待到明年春天。司小齐很热情，落座后一个一个打招呼，自称小司，满口北京腔。问到原籍，实际是山东淄博人。他刚从大本营下到拉萨，过不了几天还得回去，这趟纯粹是为了探望病人，有个关系不错的同事因为在大本营的室外洗头，发作脑水肿，住进了拉萨的医院，搞不好要转北京。小司说，海拔五千二不是盖的，瞬间就把这哥们给废了，吓得我们没有一个人再敢洗澡。二猛问，你们在上面有浴室？小司说，赞助商给搭了几间，我们条件好，国家队的待遇。饭桌上的话题都显得破碎，众人继续聊电影，小司对电影很熟悉，众人奇怪，问他哪个学校毕业的，回答是广院，和北电中戏也算是一个圈子了，又问专业，他不好意思起来，说以广院高考前三名的成绩被调剂去了电视工程专业，在广院被人看不起的工科生，但本质是文艺青年啊，是有鉴赏能力的。我们一起笑了起来，问他拍过什么，他说拍过全中国最猛的台风，十四级，这是气象台的任务，就等着哪天拍彗星撞地球了。

    散席后，我独自来到宾馆外面，脑子里想的还是那篇小说。我想我可能理解错了，实际上，它并不是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或者说，根本不存在批判与向往，当一篇已经发表很久的小说再次经由作者之手放在我眼前时，它仅有一些渴望或安慰。后来，小川来到我身边，我俩对着明净的夜空抽烟。我说我想起那些残酷电影，一部残酷的、绝望的、令人作呕的电影结尾往往会在黑色（或其他）背景中升起演职员表，大部分配以音乐（极少数则沉默），这是必要程序，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极度有限的安慰，在短暂的时间里给人退出，用音乐过渡至虚无的现实，某个房间某个影院，你意识到电影结束就像你意识到自己渐渐老去，只有噩梦才会突然醒来。令人烦恼的是小说无法使用这一程序，更没有音乐，小说家不得不在结尾处制造一种真空，时而踩踏着渐轻渐远的步伐。我说，很多年前我听过一个青年评论家讲小说，他说如果你（指的是另一位作家）的小说写到那些人，用了他们的隐私，碰触了他们的内心，却不能给他们以安慰，你最好赶紧去死。尽管在当时，我不以为然（认为小说应该是绝对的、超乎道德的），但现在我可以部分地同意这个观点，比如说，除了安慰以外是否还有惩罚，惩罚是否也可视为对另一部分人的安慰，还是它仅仅局限于惩罚。最重要的是，究竟何为安慰，很显然，道德（或超乎道德）并不能给人以安慰，它不在这个范畴之内。落幕之处，你的姿态也并不重要，无论你是装成伟大作家还是邪典大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被我所听到的步伐声。

    小川说，我想告诉你的是，海燕的父亲真的砍掉了那棵树。我说，有必要澄清这个吗。他拍拍我的肩膀说，这个问题和巴赫金或者普鲁斯特都不再相关，只关乎我们自己，请问何谓拥抱所有的失败？我被他问得无话可说，笑了起来。后来我说，那是一句极为费解的话，傻瓜喜欢定义失败却不知道“所有的”指向什么，在巴塔耶看来，“一切”指向的是一种奴役。我们要肯定的是一种遭到全面否定的否定。

    我俩在拉萨的街头走着，漫无目的，信口胡言。这是滥俗文艺青年的城市，也是神秘而庄严的城市。我建议找个地方再去喝几杯啤酒，无论如何，高原适合醉生梦死。

    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带海燕离开农村吗。小川说，那个时候她还叫章燕。我说，我记得你当年说的是，没有能力去爱她。小川谈到，波德里亚在某本书里讲过一个故事，说在古代日本，有一个妇人看见小女孩掉进河里而不愿施以援手，妇人的理由是，一旦救起，这个女孩将重负永远无法承担的人情。小川说：实际上，我当时的念头近似，假如有一天她不再爱我，我俩彼此将如何解脱。我说：别问有一天会怎么样，现在呢？小川说：还爱着。我说：这就够了，也许你下个星期就死了。小川说：我操，在高原上麻烦你说点吉利话。我说：我在书上读到过，藏民祛凶的办法就是诅咒自己。小川说可是你诅咒的是他妈的我啊。

    是的，我看了看小川，我认识他已经十年，他从一个瘦高个子的文学男孩（说他是文学青年都很勉强）变成肤色黝黑的大汉，长发扎成髻，如果再扎一圈红丝线可能会像个康巴汉子，但是，仍然不免流露出天性中的软弱。某些时候，确实，我觉得他就是我，尤其是我们彼此总能猜到对方的想法，这有点奇怪。我俩找到一个酒吧间，坐在露天喝酒，继续望着头上的星空。我问海燕身体情况怎么样，小川想了想，告诉我说，海燕怀孕了。我说，恭喜你，你不能死。小川摇摇头。

    是意外怀孕。小川说：我们出发前才发现的，她坚持要来，实际上把她一个人留在北京也不是办法，她喜欢到处跑。麻烦在于，她的母系家族里有一种遗传病，凡是生下男孩，多半都是残疾早夭，她有两个哥哥都死在十五岁左右，十分悲惨，像渐冻人一样死去，我们当然不想再重复这种悲剧，生而为人，真是太艰辛了。B超检查胎儿性别得在妊娠四个月以后，届时查出是男孩，就得去堕胎，这几个月的时间会相当煎熬，我们也不想堕下一个成型的、有性别的孩子，这太具体，无法接受。我问，那你打算怎么办。小川说，不知道，还没想好，我的工期很长，有可能她先回北京去做药流，所以她心情很差，更不敢把她留在家里。我只能说，往好处想想吧，如果是个女孩，你就可以做爸爸了。小川说，如果是个女孩叫什么名字。我说，你姓单，就叫她善良吧。小川笑了起来，说，我想给她取名叫单骑走千里。这时，我才开口问：〇三年那会儿，你是怎么找到海燕的？小川向夜空吐出一串烟气，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显然是说，无法讲述。我说，你不想说就不必告诉我。过了很久，小川掐灭香烟说：如果下星期会死我就告诉你。

    我俩在酒吧间门口喝到深夜，夜晚很凉，正想起身回去，有两个人从大门里翻滚出来，一看是二猛和小司，紧跟着女导演也跑了出来。小司已经喝大了，躺在地上大哭，抓着女导演的脚踝喊小凡。我问女导演，你叫小凡？女导演笑着说放屁，那是他前女友。边说边踢开小司的手。小川问，怎么聊起前女友了，刚才还聊电影呢。二猛发笑说，到了拉萨，有伤的男人都会聊起前女友，这小子是因为失恋才来西藏工作的。小川说，这不像话了，在北京我能扛得动他，在拉萨可有点费劲，找条毯子给他盖上吧。然而小司并没有醉成烂泥，他继续哭。女导演说，别想前女友了，想想下一个姑娘吧。小司说你不懂，我们山东人重感情，你们上海人不懂。女导演说，我苏南人。小司说，苏南人不懂，安徽人不懂，河北人不懂，重庆人不懂。女导演说，操，打他。小川劝住她，说何必跟醉鬼一般见识，再说他是个宝，还得带我们去大本营呢。

    这时，海燕披着衣服晃了过来，说是睡多了，晚上精神好，出来逛逛，看见我们在。小川起身让她坐，海燕说，我要坐猛哥身边，猛哥和我谈得来。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搬了椅子，围坐在小司身边，并且真的给他盖了件外套。然而小司并不想睡觉，披着衣服坐起来找椅子，没找到，就盘腿坐在地上发呆。二猛问道，小凡去哪里了。小司说，去美国了，我刚才说过。二猛说，可是你没说她去干嘛了。小司说，去念书了，现在在法国拍纪录片。小川说，哦，一个圈儿的咯。二猛问，后来呢，你没再找姑娘？小司说，谈过一个女诗人，短时间内又被踹了。女导演说，这山东人真是遍体鳞伤啊，没法看了。小司说，你们别说出去。我说，好，我们不说出去。

    为了安慰小司，二猛讲了另一个故事，声称比小司的更为悲伤，也是促使他来西藏的原因。我们又点了啤酒，坐着喝，正襟危坐听二猛讲故事，小司也坐到了凳子上，比刚才清醒了些，其实是情绪缓和了过来。二猛说他和老婆住在北京，几年前在通州买房还贷，手头拮据，作为一个胶片电影摄影师，他不得不靠写烂逼剧本挣钱。我们听了就笑，二猛说，别笑，我也是有文学修养的，本科读的电气工程专业，天天在宿舍里读福克纳，奈保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又笑。二猛讲故事的节奏很怪，语调缓慢，没有起伏，逗号之间停两拍，句号之间停五拍，有点像卡佛的小说被读出来以后应有的调性。他说生活艰辛，后来女儿出生，他没法出门工作了，更艰辛，有一天，远在陕西的岳父来探望他们，二猛很高兴，跑去菜市场买了两斤肉排一片冬瓜，让老婆炖汤。他陪着岳父逛了逛北京城，到晚上，回家吃饭，汤炖好了上桌，揭开锅盖。二猛说，我以为锅里会是满满的肉排，但是，用勺子捞了很久，和岳父一起数了数，除了冬瓜以外就只有三块小排骨。二猛说：我望着我老婆，心想，这是你爸爸啊。那天晚上，二猛抱着一岁大的女儿来到了北京火车站，坐在售票口想了很久。我们问，你想什么。二猛说：我只想买张火车票去西藏或者云南，但是孩子太小了，我抱着她又回到了家里。

    我们笑得停不下来，然后，忽然安静了，各各摇头。二猛问，悲伤吗。我说，悲凉。大伙举杯，为近在眼前的生活和近在眼前的西藏都干一杯，小司再次喝起来。接着，他们问女导演，为什么来西藏拍片。女导演说对二猛说，前男友和你一样是个电影摄影师，分了，具体是谁不能告诉你。可是这和西藏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女导演说，唯一的关系是我和他都想拍西藏，所有的电影人都想，有些人，热情，有些人，悲凉，有些人无法理解。接着他们问小川，小川的回答是，商业项目，接了这单活，主题是318公路（也就是沪聂线），他拍起点段，顺便想跑一趟大本营。小司指出，聂拉木是318公路的终点，零公里处在上海。小川说，是的，我把公路视为河流了，318公路和长江一样，起源于青藏高原，经过我的家乡，最终到达上海。他们问我，我说，不知道，没什么地方可去了，就来到这里。二猛说，阅尽人世。我说，这么想自己就太傻了，就说我是来寻找爱情的吧。小司说，男不入川，女不入藏，你可能跑错了地方。我说，法国才是爱情汹涌的地方。大伙又笑。灯光之下，几名藏族汉子并肩而行，沉默地走过我们身边。

    我们继续喝酒，海燕问，你们怎么不问我为什么来西藏。二猛说，哎呀，失礼了。海燕说，我不是艺术家，我是打板的。小司说，嫂子，场记在剧组里就是大家的开心果，最让人心疼的，你说说呗。海燕说，我和小川遇到了一个难题，照理说我应该留在北京，可还是来了，我也和你们一样想看看西藏，看到喜马拉雅山。接着，她把怀孕和遗传病的事情说了出来，那语气坦率，说到自己出生在贵州的穷乡僻壤，说到自己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女导演说，那篇小说写的就是你。小川说，是的。我们一个接一个地点烟。小川显得沮丧，海燕拍他肩膀，安慰道：为什么来西藏，只是觉得，活着多好，就想这样跑来跑去。小司说，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失去的姑娘也是这么想的。

    沪聂线也就是318国道，以上海市人民广场为零公里处（在上海，它就是著名的沪青平公路），经过江苏、浙江、安徽、湖北、重庆、四川，由甘孜自治州巴塘县进入西藏自治区昌都市芒康县，在这里它被称为川藏公路，穿过昌都、林芝、拉萨，最终抵达日喀则市聂拉木县中尼友谊桥。它的走向几乎与北纬三十度线平齐，全长5476公里，是中国境内最长的公路，无所谓，即使它不是最长，也仍然横穿了我的记忆。

    这样一条公路，历史并不长久，它仍然是被塑造的产物，由多条公路拼接连贯而成，并赋予其固定的编号：318。它的空间存在就像时间的拼接术、人生的拼接术，最初，它像是一种天真的修辞手法，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为什么是这里而不是那里。久而久之，它会用其独有的声调告诉你：这是我。我想象有这么一种长篇小说，经历不同的风土，紧贴着某一纬度，不绝如缕、义无反顾地向前，由西向东沉入海洋，由东向西穿越国境。我指的不是公路小说，更不是那种字面意义上的伟大文学，事实上，一级公路的宽度仅是双向四车道，与山脉河川不可同日而语。对某些人来说，这一诉说着“我”的象征之物意味着可能去往极远之处，获得一种并不算太廉价的解脱，但也仅仅是意味而已。

    我坐在宾馆房间里，翻着一本塑料封面的中国地图手册，分段查看这条公路的标识。在错综的红色网状线条中，要将它辨识出来并不容易，我用圆珠笔在不同的页码上顺着公路线描画，并仔细回忆我曾经经过的路段，哪一辆货车，哪一个司机。这是无意义的回忆，也是带有伤感气息的回忆。后来，同屋的制片实在受不了了，他从床上爬起来，请求我停止抽烟，屋子里像在烧柴。

    第二天我问小川，这些年写了多少字。他问包括剧本吗。我说，仅限于小说。他说，你可能会吓一跳，一百万字。他问我写了多少，我说你可能也会不相信，两百万字。

    海燕坚持要跟车去日喀则，小川没阻拦，神色犹豫。他私下对我说，如果打算生小孩，她现在应该下高原，如果打算立即堕胎，她仍然应该下高原，而目前的决定看上去就像是，怎么说呢，她本来就很倔，又被某个执念所迷惑。你分不清她究竟是乐观还是悲观，这是小川最担心的。我只能说，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每个人都要过这一关。

    所幸天气不错，一路上都很顺利。小司找了一辆丰田考斯特，当地牌照，藏族司机。又说，藏族喜欢丰田，因为那标志像牦牛头。公路限速，有一些车辆急速超车越过我们。那都是去大本营的车，挂国防牌照，通行无阻，小司解释道，其实都是他们气象台的车。问气象台和国防有什么关系，小司说，气候灾害当然是国家大事，这次出动大队人马主要是为了奥运火炬登顶珠穆朗玛峰，海拔八千多很难保证火炬燃烧，得用特殊技术，反复调试，除科研组以外，还有登山、气象、后勤、安保等等。小川问，这些能拍吗。小司说，除了安保，大多没问题，我拍了不少，在冰湖还拍到过雪豹。海燕问，雪豹啥样，有藏羚羊吗。小司说，雪豹就那样，很警惕，藏羚羊不怕人，到处跑。接着，他们聊了一些我听不懂的器材问题，六千五以上海拔对任何设备都是考验。小司说不要紧，经测试，松下P2HD稳定性更好，可以找队里借出来用用，借的意思就是不打招呼先用了再说。又说，其实上面没什么东西，除了河滩就是雪山，还有极蓝的冰湖和一群无聊的男人，没女人，天天打麻将，真要拍纪录片的话，一个星期就把能有的素材都拍掉了。二猛问，没有女人，你在上面待一年，你不慌吗。小司说我去，车里有女的呢，别聊这个。海燕说，我没问题，我下过组，都见识过，你们只管聊。小司发笑说，那我也不聊这个，我很纯洁。二猛说，高原做爱很爽的，你应该试试。小司说，你他妈都是在青海拍片，属于低海拔，上到五千米你的供血会出问题，懂不懂。这时我们感到车速提了起来，藏族司机叼着烟猛踩油门，紧跟前车，十分彪悍。小川坐在副驾位置，抬胳膊握住把手，看了司机一眼，任由汽车在公路上加速行驶。

    我们在车上继续闲聊。海燕要二猛讲故事，二猛说，好多有趣故事，不知道从何讲起。海燕要听爱情故事，二猛说有个简单故事，也没啥悬念，就是有点凄厉。我们说，赶紧讲。二猛说：在青海某处，幽深的山谷之上有一根电线杆，那些相约殉情的人会将绳子挂在（并搭过）横杆，做成两个绳圈，套在各自脖子上，相拥往山谷里跳。那山谷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情人谷。怕我们听不明白，二猛又拿出纸笔画了一张分镜头稿子，给出一个远景，只见山峦与沟壑的线条之中，孤零零一根电线杆，两条人影挂在山崖半空。海燕哆嗦了一下，问说：青海有电线杆，那是啥年代的事情。二猛说，现在。海燕问，你去过？二猛说，我常年在青海拍片，远远看过几眼，没敢近前，当然，看到的只是那根电线杆，尸体是我想出来的。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小司说，这是个好办法，假如有一方不肯跳，另一个跳下去，他的体重也会把反悔的人勒死吧。我说，反悔的人如果解套，跳下去的人就会摔死。小司说，那么反悔的人就犯了谋杀罪。

    殉情这个话题太古老了，此后又开了一段路，车里无人说话。二猛突然问：为什么二十一世纪还会有殉情，为什么他们不私奔，小川你能解释吗？小川回头看看我，说：阿基拉，你给解释一下，你写过殉情的小说。我想了想，说：九八年我住在上海，有一对想不开的情侣在下雨的晚上跳河自杀，女的救了回来，男的死了，后来民警把女人带走了，就这么一件事，不确定她是否后悔，或是否坚持要再次殉情。我又补充道：是两个外地的年轻人。海燕仍然问着二猛提出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是不是中邪了？我说：没有所谓中邪，总不外乎是穷困、家庭阻力，年轻人没见过世面，容易走极端，让一场普通的爱情变得特别崇高，那两个人又偏偏愿意为了崇高而付出生命。道理很简单，电线杆显得神秘也只是一种表达手法而已，总之，只有你所未知的，没有不能解释的。

    这时车速减慢，再往前就到日喀则了。按照小司安排的行程，在当地过夜，次日到定日县。此后道路分岔，沿着沪聂线继续往前到达聂拉木，走搓板路到达珠峰大本营。我们会在定日县休整两天，为的是适应海拔，拍一些素材。纪录片组虽然很穷苦，工作节奏比电视剧组要宽松些，高海拔地区人无法承受很大的压力。我们不以为然的高反症状很可能会在五千米海拔时出现。

    我在日喀则的旅馆里读到了一册米拉日巴大师文集，几年前，在谈到黑魔法时，姚隽就曾经提到及米拉日巴，噶举派第二代祖师，密教修行者。传记记载他在青年时代为报家仇，习得苯教咒语，曾使用黑魔法令房屋坍塌，杀死仇人，又降下冰雹，毁坏庄稼。其后修习正道，成为西藏最著名的游方苦行僧、白教尊者，引用书本上的介绍：坚定的出世主义者。定日县正是他圆寂的地方。我坐在旅馆账台边，翻开书，将近一千年过去了，汉译诗文大多能懂，其余佛法修行之术却不是很明白。为减轻重量，我的行李中没有任何书籍，读书使我心静。后来，我把书放回原位，走到外面呼吸着稀薄的空气，才抽了几口烟就头疼，高反来得像幻灭感。

    海燕从楼上下来，此刻小川他们正在开会，我俩没什么事。她要去买纯净水，陪着走了一段路，看看街景，一些藏式别墅和风马旗，小孩在下午的日光中玩耍，在街口，望见远处宗山上的桑珠孜宗堡，不久前修缮竣工，白得耀眼。我们驻足凝望，海燕问我，有没有打算写关于高原的小说。我说，没有，高原对小说家的现实感和想象力都是考验，文笔并没有什么大用。说到文笔，海燕挺不好意思地说，夏天时她也在试着写小说，但小川一直说文笔不大好，不会表达。我说那不行，小川有时、偶尔，在文学方面有点严格，然而女作家是需要鼓励的，你只管写，不用听他的。这当然是玩笑话，可是她很直接地说：我就喜欢听你说我是女作家，我就想这样。我说，这样不错。海燕问：你的长篇小说写得怎么样了？我说：艰难啊，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去过很多地方，但从没和任何一个地方发生过有效的关系，就像此时此刻，在现实感和想象力方面，都缺乏。海燕说：你可以写你自己。我俩仍然望着远方的桑珠孜宗堡，它在山上，与城市建筑完全不是一个体量。从我们这个角度，穿过高原稀薄的空气望过去，觉得它很近，很清晰，但是同时你又会知道，它不近，你的体能只剩下三分之一，真要走到那个深红色的堡顶位置你一定会累垮。我说：是啊，也许我可以写写那个贫乏的自己，无论是批判还是安慰。

    我被拐卖过，其实就是绑架，海燕说。我转过头看看她。她说：〇三年在重庆，因为找工作被人拐卖到了山里，居然回到了贵州，关在村子里，有一些人来挑我。要知道有人来挑选已经是运气很好了，通常情况下，你醒来，你发现自己已经被绑在床上。我就告诉他们，我有遗传病，生下的男孩活不过十五岁。

    有人信吗，我问。

    她笑了笑说：他们只是把我的价钱砍下来了。后来，我逃走了，我是山里人，走得比他们更快。我到了县城，民警问我家在哪里，我能报出的只有小川在万州的学校电话号码，民警找到了他。

    她语调平静，像在讲述过去，那确实也是过去。可是她终于难过起来，说，亲眼见到一个企图逃跑的女孩，被男人用刀锯断了脚筋，遭到非人的折磨，很悲惨。警方打拐行动展开，那女孩被救了出来，有个中年民警哭得无法自持。你知道在那些大山里，千百年来，自有人类以来，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找女人，可是没有记载，没有讲述，只有一些零星的传闻。

    我沉默着，不知道该说什么。海燕说为什么我要在这里讲这些呢，想把这些写出来，写得成吗，写成了会是什么样，令人震惊吗，鬼哭狼嚎吗，像个受虐狂吗？我说：我确实无法回答你，但我相信你有着最高文学天分，还有一个永远不落的强大自我。

    我们走进小店，买了矿泉水，拎着塑料袋往回走。我说，〇三年，我和小川一起找你，你叫章燕，谁给你改的名字。她说，当然是我自己。我说，这不错。我感觉头还在疼，回到房间里睡觉（这次是一个人住），没和他们一起吃饭，直到半夜，梦见了姐姐，醒来喝水。狂风扑打着窗户，我再也睡不着，这一晚真是前所未有地煎熬。

    在定日县，落脚在珠穆朗玛大酒店，我们几个都去医院吸氧，高反情况好转了不少。这不免使我们担心，到达大本营以后会怎样。小司说，没告诉过你们吗，我们在大本营设了高压氧舱，准备过冬的，放心吧，比较恐怖的是接下来的路，你们可以尝尝那滋味。按计划，我们在定日县休整两天，小司说他要在浴缸里泡着，下次啥时候洗澡天知道。

    这天中午，二猛和小司出去了一趟，见几个藏族朋友，回来以后，出乎意料，没有喝成烂醉。小司把我们聚拢在一起，说是藏族哥们介绍了一位上师，去求签的话可以告诉他们胎儿是男是女。小川疑惑，问说：你们信藏传佛教吗？二猛说：我常年在青藏高原，当然相信，尽管并不是藏传佛教徒，这不重要，和医学也不相悖。小川问：这是什么逻辑？小司反问：生男生女是什么逻辑？小川说：也对。他本人并不信佛，问海燕的意思，海燕说：你去吧，我不去。问她原因，她说：不想直接听到坏消息，即使是上师也不能改变结果。小司打手机，随后回复她：那边说了，丈夫去就行，妻子可以不去。小川问要准备什么，小司说什么都不用，虔诚。然而海燕还是坚持让小川换了一件干净衣服，我们都说，上师不会介意，穷人见过很多。海燕对小川说：你不是穷人，是一位导演。

    他们出发前，我说，我也不去了，在这里陪陪海燕吧。小司又开玩笑，说你就没什么想问的吗。我也开玩笑说，比之想问的，我心里更多的是想回答的。

    我和海燕坐在珠穆朗玛大酒店的大堂里，等着他们回来。后来我们决定不再干等，去餐厅吃东西，那里很空，一对雅安夫妇经营餐馆。海燕说，馋了，想吃辣的。老板娘过来聊了几句，彼此用四川和贵州话，我讲了几句重庆话，点了两道菜（实在太贵），又要了一听啤酒喝着，看海燕一颗一颗地吃辣子鸡。过了一会儿，我不免担心地问道，你还好吧？她做了一个OK的手势说，我没任何问题，一切都好，回家去写小说。我说你八成写不了，生小孩傻三年，哪儿有女作家一边怀孕一边写书的，别逗了。她说，去你的。

    后来我们又聊起了《逆戟鲸那时还年轻》，海燕说，最喜欢其中写姐姐的那篇。我立即想起了很多往事，也想起我和她抱有相似的困惑。她说，写出了对姐姐的爱。我说，并没有。她不太理解我的说辞，这让我感到烦躁，我点了根烟（无视她作为孕妇坐在我面前）回忆道：这篇小说是九八年写的，当时我二十四岁，我姐姐二十七岁，已经结婚了。她嫁给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男人，换得一笔彩礼，为的是给我支付读大学的各种费用。对，她牺牲了自己，成全了我。事实上她是个很聪明的女人，意志坚定，判断问题准确，比我更适合读大学。后来我开始写小说，我对她的困境一无所知，像白痴一样写我的小说，我把这篇小说给她看，是的，我毫无良心地把她写进了小说里，甚至还有一点悲悯，一点幽默。她读完小说，很疑惑，她说她能看出这是她，但也不是她，是一个扭曲的她。我的姐姐，她不明白这样写的意义在哪里，也许有一些文学前途上的意义——你这么写了，你发表了，你被人所知。那时候，我感到一丝惶恐，以及抱歉，生怕冒犯了她。可是她想了很久，似乎是先于我理解了这个问题，她说你就这么写吧，不要紧，我相信你。第二年，她在生小孩的时候去世了，生下的是一个死胎。时隔多年，我想，我再也没有机会向她解释，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安慰，如果有安慰那么必然也有惩罚，是什么在惩罚我们，什么样的安慰可以算是安慰。我也没有机会问她，为什么相信我？我在一九九八年没有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根本不理解何为相信，相信什么。你知道，那些温情的小说、甜的小说，在文学上是乏力的、令人憎恶的，与生活一样——文学也具有欺骗性。可是，你的决绝或许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究竟是你沿着一条道路向前，最终发现沉入了大海，还是你早已知道沉入大海的结局，因此决意走上这条路？又或者，我们本来就应该背负着某种信任，却偏偏在道路上蹉跎年月？

    海燕说：她信任你是她的弟弟，你最终会诚实地写作。

    我说：你说的这种诚实，也并非是写小说的先决条件，实际上，没有人能替她作出解释了。海燕望着我。我说，咱俩终于把天给聊死了，在海拔四千三的地方，据说再往上走，过五千，人的脑子就会稀里糊涂，只记得爱过的人长啥样儿，却忘记了她曾经说过些什么。

    晚饭时，他们三个人回来。问情况，小川一脸蒙，说上师说的是偈语，藏族哥们给翻译了，大家都猜不懂意思，大意是九州之外能获得拯救。我说，这也太悬了，你是不是不够虔诚。小川说，我他妈很虔诚啊，就是一个生男生女的选择题啊，上师还说我有佛缘，我他妈要是不虔诚、没佛缘，他根本不会搭理我啊。小司说，上师还说，好事将在你建成浮屠后发生。小川更是摇头。我说，米拉日巴尊者为修正道，曾建一座九层宝塔，你也想一想。小川郁闷道：想什么呀，我要是有时间建成哪怕一层塔，三个月过去，也可以到医院去做B超了。我们大声说着，毫无疑问，那语调是试图将焦虑感抹去。

    海燕笑了笑，站起身说，吃完饭都好好休息，明天一早出发，今晚上谁都别喝酒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坐着考斯特上了搓板路，目的地是绒布寺，再往前就是珠峰大本营了。小司说，到那儿要下午了，没啥可看的，那里上午晴朗，下午通常落雪。我们的藏族司机仍然一言不发，掏出一听百威，边喝边开车。小川仍坐在副驾，其余人全都往前挤着，海燕躺在一排双人座上，后面实在太颠。开出去半小时，制片吐了。我和二猛也开始喝啤酒。小司说，可以啊。我说，曾经坐过几千上万公里的货运大卡，习惯了。小司说，这条路翻车特别多。我说，知道。啤酒不停地溅在我脸上，远方山峦起伏，极为雄壮，我确信自己已经到达喜马拉雅。

    他们又开始聊电影，从《生死时速》开始。小司说，这电影英文名字叫Speed，速度，没有生死之说。二猛说，英文不错啊。小司说废话，我是山东的考生，英文不会差，而且我本人就是一部活的电影史，〇五年电影学硕士毕业的，将来也要做导演的。二猛说，黑客帝国的英文名是啥。小司说，这也太小儿科了，Matrix。头一把就错了，二猛说，TheMatrix，你漏了个单词。小司说不可能，DVD封面上就一个Matrix。二猛说你已经糊涂了，只记得图像，第二集叫TheMatrixReloaded。小司说，好吧，换一个，别太冷僻就行。小川说，闻香识女人。小司答道，ScentofaWoman，直译是一个女人的香味。对此，我也好奇起来，问道，美国往事。答曰，OnceUponaTimeinAmerica，译得很准。海燕问，乱世佳人。小司说，飘嘛，GonewiththeWind，随风而去，小说有翻译成乱世佳人的吗。小川说，小说应该都叫飘，要翻译成乱世佳人就出洋相了，洋相当然也有。二猛问，七武士。小司说，TheSevenSamurai。二猛说不对啊，应该是复数，加s的。小司说，那就是Samurais。二猛说，又错了，真没有s。小司说我靠，玩儿我。二猛说，问你一个，无间道的英文名是怎么翻译的。小司不知道。二猛说，InfernalAffairs，直译过去是地狱事件，马丁·斯科塞斯拍的那本无间道风云，英文名字却叫TheDeparted，逝者，已死者，实际上梵文应该是AvīciNaraka，也就是最下面的那层地狱，阿鼻地狱。我们说，服了。

    这时，小川喊了一声注意，藏族司机打了一把方向盘，车子拐过一个物件。我们往后看，是一个车轱辘，可能是哪辆车的备胎掉了。又往前开了一段，小川说，我操，前车的后轱辘掉了一个，还在开！小司趴上前观察，骂道，这是我们队里吉普车，前驱，不然早就完蛋操了。司机狂按喇叭，前车停下，下来几个男的。我们也停车，跳下去看，前车三个小伙子和司机全都蒙了，说他妈太险了，觉得车子往一边斜，没想到轱辘掉了。司机凑进去看了一眼，说，没法开了，轴断了，打电话叫部队来帮忙拖车吧。我们在原地站了一会儿，聊了几句，除司机以外，两个小伙子是气象台的，和小司都认识，另一个是西藏登山学校的藏族小伙。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司机在原地等救援，三个人坐考斯特回大本营，时间还很早，部队战士可以在几小时内赶到。三个人上车后谢了我们，要是小川没有及时发现，再往前开，他们铁定会翻车。

    半小时后，小司的手机响了，是女导演打来的，她正在林芝拍片。她说小川的手机打不通，就找到小司，问我们是否在一起。小司说，大伙都在，这里空气稀薄，我们特别想你。小川接过手机，讲了一会儿，谢过挂掉。他发现我们都在望着他，似乎我们已经知道奇迹会发生。他说，女导演通过北京的老师问到日本的医院，有一家可以做早孕性别检查，并且，最重要的是，对此类遗传病，日本有全球最新的筛查技术，在较低概率的情况下，男孩也可以躲过一劫。我们同时松了一口气，说，上师没有说错，拯救确实在九州之外，那个浮屠就是你救的人命。这个解释就算浅薄也让它浅薄吧。小川说，唯一的问题是钱，还有，尽快回北京办签证。二猛说，你现在就回去也行，反正你这纪录片也不是什么难活，我和小司帮你拍掉这一段。海燕说，那不行，怎么着也得拍完再回去。小川还想再说什么，海燕说：导演，我不在乎这点时间。车上的人都挺感动的，有一种喝高了气氛。剩下的问题，我们在车上凑钱，大约需要十几万。小川说，我只能找大伙先借点了。小司说，不用，二猛根本没钱，你找我一个人借就行了，我有钱。我们好奇，问他账面上有多少。同事说，他是广院器材专业毕业，有一家器材公司，上千万家产得有吧？小司说，得有。我们说，靠，上千万家产你还跑高原来吃苦，疯了？小司说我是疯了，上高原就是为了忘记心爱的姑娘，现我更想她了，我也想回家。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心情大好，司机加速，在搓板路上狂开。小司说，照这车速，我们可以在下雪前到达绒布寺，直接上珠峰大本营。车窗外的雪山变得清晰，我感觉自己很累，也很兴奋。车上仍然在做智力竞赛，这一次，不再是电影，而是山峰。海燕说我备过课，喜马拉雅山脉所有过八千米的山峰，名字我都知道。那登山学校的小伙子会讲汉语，笑眯眯地坐在她身边，说：其实过七千米的山峰，也很难攀登哪。海燕说，七千米的我也知道一些哪。

    喜马拉雅山脉，西起克什米尔高原，东至雅鲁藏布江，经过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印度和中国，长度2400公里，海拔八千米以上的山峰有珠穆朗玛峰、干城章嘉峰、洛子峰、马卡鲁峰、卓奥友峰、道拉吉里峰、马纳斯鲁峰、南迦帕尔巴特峰、安纳普尔纳峰、希夏邦马峰。一共十座。至于七千米以上的山峰，有四五十座以上，著名的有南迦巴瓦峰、格重康峰、卓木拉日峰、库拉冈日峰。海燕说，让我喘口气。藏族小伙说，已经讲得很好了，这些山峰的名字在藏语里是什么意思，知道吗？海燕说，珠穆朗玛，圣母，第三女神，喜马拉雅，雪域，冈底斯，众山之王，唐古拉，高原上的山，冈仁波齐，神灵之山，就是须弥山。至于其他的，她说不上来。这么一说，我们也都好奇起来，虽然这些山峰大部分以藏语发音，听上去十分悦耳，但确实没有考虑过它们的意义。发音是无意义的，我们就是在一堆无意义而又好听的发音中走到了现在。小司说，我还知道马卡鲁，黑色巨人，其实就是湿婆神。

    藏族小伙子喝了一口啤酒，慢慢说道：珠穆朗玛，圣母，第三女神；干城章嘉，不在中国境内，有五座山峰，意思是五座巨大的白雪宝藏；洛子峰，藏语丁结协桑玛，青色美丽的女神；马卡鲁，黑色巨人，湿婆神；卓奥友，大尊师；道拉吉里，在尼泊尔，梵文意思是白色的山；马纳斯鲁，也在尼泊尔，藏语库汤格，意思是平坦的地方，梵文意思是大地之神；南迦帕尔巴特，在巴基斯坦，意思是众山之王，和冈底斯一样；安纳普尔纳，意思是收获女神；希夏邦马，意思是寒冷多变，一位冷酷的女神；南迦巴瓦，直刺天空的长矛；格重康，一百条山谷的雪山；卓木拉日，干城章嘉的新娘……

    我闭上眼睛听着小伙子讲话，那些被音译命名所限定在汉字里的山峰，那些奇怪的或神圣的意义，几千座山峰就像城市的名字、道路的名字、人的名字、小说的名字，无尽并且自负地存在于我的认知之外。这时，小司对司机说，停车，我要撒尿。我们都惊了一下，二猛说你别胡说八道，这在东北是要劫车的意思。小司乐了，说，好地方到了，每到这里，我都要借撒尿下来看一下风景。我们问，什么地方。小司说，加乌拉山口，海拔五千二，你们一定要下车看看，在这里能同时看到中国境内四座八千米以上的山峰，绝无，仅有。

    我们歪歪扭扭地下车，一群人站在道路边，很快，被眼前的景色所震惊。空气寒冷，雪还没有落下。小司说，从左向右数过去，依次是马卡鲁峰，洛子峰，珠穆朗玛峰，卓奥友峰。海燕说，此时此地，湿婆神，青色美丽的女神，圣母，大尊师，正同时站在我们眼前哪。

    2019年5月13日初稿

    2019年6月5日二稿

    2019年6月22日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