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人的十二月 正文 丧家犬的一年

    习俗让思想变得顽固，一如晚霞可以把黄昏带来一样。离开故土三十余年，我都无法认同新的一年是从元月一日开始的。而农历的春节，在我，那才是真正新一年的开端。因为2011年对我的黑暗，彷佛停电的隧道于我的幽深之暗长，所以，对2012年春节的盼望，让我想起青年时期对婚姻的渴望。上一年，先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孩子，因为不是中国的共产党员，几乎无法报考中国任何国家机关的公务员和其他理想的工作，而专业是学法律的他，竟也坚信在中国要有所作为，必先要从国家的公务员做起。这让我想起他在读大学时几次想要入党，都被我婉言的笑拒：“难道人一辈子非要是一个党员吗？”忆起这件事情，我时常觉得面对儿子命运开端的遭际，我这个做父亲的真应该在那个党派的面前跪求下来，希望它给那些不是党员的孩子在工作上给予和青年党员就业相同的机遇和可能。至少，也再给那些非党员的孩子们再多开几扇就业的门窗。接下来，是我用二十年构思和用二年写作完成的长篇新作《四书》，如同旅行一样，投递、送审了近二十家出版机构，结果一律被退稿拒绝，理由几乎如出一辙：《四书》如果可以问世，出版社就有可能在中国逝世。我非常理解这样的出版现状，尽管我明白《四书》在我一生的写作和中国文学中凸异的意义，但还是让我对《四书》的不能出版，怀着长久的感叹和不愿、又不得不接受的纠结。与此同时到来的，是我家房子因为北京发展修路的拆迁。那样一场急风暴雨的强拆如同战争对一片庄稼、草地、虫蚁的不屑。没有人给你看一份需要拆迁的政府文件；没有人告诉你修公路究竟要占多少小区的土地；也没有人与你和言商谈应该如何赔偿的相关事宜。不管你家房子大小，也不管你家买房、修房时用去了多少钱款，所谓的拆迁补偿，一律是一户人家五十万元人民币，因为你“配合”了政府的拆迁，再奖励你七十万元。这一百二十万元，是个不小的数字，可面对今天北京的房价，它也就是高档户区中一个厕所的房款。被拆迁的居民，为此和拆迁人员争吵、抵抗，誓死捍卫自己的家园和尊严。可是，在去年7月的清晨，人们还在沉睡之中，小区的围墙被上百个拆迁队的汉子突然推倒，当你睁开眼睛时，你的家已经不再在小区之内，而和过往稠密的马路连在了一起。随之而来的，是拆迁队和居民们的扯拉与厮斗，是有老人被送进医院救治的残酷消息；是你家被偷、他家失物的接连与频发。就连我家，也遇到了一次窗子被撬，一次被人入室偷窃的“特殊待遇”。报案就像小学生报告老师他丢了铅笔一样毫无意义。也不相信偷者是真的盗贼，无非是让你不能安宁地生活而尽早同意拆迁的一种精妙的举措。拆迁与被拆迁，就这么生生僵持，对抗了五个多月，终于政府和拆迁人员向居民们最后下达了不可理喻的荒谬通牒，以那些房子不知道是谁建、又不知谁住的可笑为依据，定其为“违章建筑”，将于上年11月30日为最末的期限，不搬走者就一律强行拆除。那一天。居民们愤恨恼怒，家家做好了“人在房在，人亡房亡”的誓死准备。就在这种你死我活的情势中，我斗以一个作家的名誉，给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写了一封公开的告急信，发在中国的新浪和腾讯微博上，希望万万不可在北京首都发生这样的强拆流血事件；希望政府不要和百姓在拆迁中做这种猫与老鼠的开心游戏。心里知道，国家领导就是有慧眼八百，也无法看到那样一封告急的信件，可也总是期冀着通过成为中国民眼民耳的微博在那极端事件中暴风雨式的点击和传播，引来地方政府在拆迁中的警觉与注意。可其结果，那样一封有史以来一个作家给总书记的第一封求救告急信，在转瞬间传遍全国之后，却像一个响屁放在了空旷的原野。一天的平静之后，到了12月2日的凌晨五点多，我的邻居陈先生家里，突然有几个头戴钢盔、身着统一“特勤”制服的男女，威风凛冽，破窗而入，把他从床上一吼惊起。在他不同意拆迁的答复后，就被强行带走关了起来。而后是快速地清出他家的大件家具，赶在天亮之前就用大型机械把他家的房屋夷为平地，变为了一片废墟。陈先生后来说，在他被从家里带出时，一出门就看见大约有二百多个的特勤人员，各个头戴钢盔，把他家的房屋团团围住时，其实已经预示了弱者在强者面前、百姓在权力面前理抗的结局。所以，之后几天的抗闹和到北京市政府的集体冤诉，其实都是一场抗拆迁败局的尾声。如此，三十多户居民在12月不得不同意的拆迁，成为了我一年间人生黑洞最为阴冷暗黑的终结。这让我相信，一个作家，一个百姓，在现实中的尊严，就像一条狗在饥饿时向主人的哀求。法律如随断随扔的草绳。作为公民能够攥在手中的权利，宛若能够攥在手中的空气。我真的想哭！甚至有时会突发奇想，能够让我在北京的繁华地带如长安街王府井和天安门广场上痛哭一场，那该是我多么荣幸的一桩事情哦。

    人就像狗一样活在这个社会里。

    我就像蝼蚁一样生活在现实中。能够在小说里如贱狗一样汪汪吠叫成了我的理想，而且又总是渴望把那狗吠的叫声转化为艺术美妙的音乐。这种畸形的生活和有些畸形的文学追求，让我活着并让我活得时有自信而又总是气馁无奈，也因此在过度的精神疲惫中，渴望离开2011年的北京，回到2012年老家春节母亲的身边，同那块土地上的亲人们厮守一起，借他们淳朴的体温来温暖我在断电隧道中周身的寒冷、不安和惊恐。今年回老家过年，整整十天，除了必走必串的亲戚以外，我没有告诉老家周边的任何朋友。春节期间，没有离开过母亲和哥嫂半步。一天到晚都同已经八十岁的母亲待在一块，都同已经退休在家的哥嫂和侄女们待在同一房屋。我们说笑、聊天、忆旧、打牌，不谈工作，不谈写作，不谈生活中的任何遭遇和困境，就像大家一切都好，万事如意般，忘记了过去，疏忽了生活的黑暗，只看见眼前一片的光明和浓烈的亲情。连续几日，一家人都围着电视，看那日益媚俗的连续剧和春节晚会，虽然媚俗和庸常，亲情却使我彷佛回到了母亲的子宫，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平静、温暖和没有焦虑的安全。大年三十吃着饺子的时候，母亲把她碗里的纯肉饺子夹到我的碗里，在她满是白发遮掩的脸颊上，映着由衷的满足和快乐，说这个社会是真的富了、好极了，吃到纯肉的水饺和当年贫穷时能够吃到树皮野菜样随便和普遍；哥哥是老邮递员，给人送报送信，骑了半生的自行车，退休之后，在我稿酬的帮助下，买了一辆捷达轿车，初二拉着我去山里的亲戚家里走串时，问我说现在所有人都对政府愤恨在心，可日子又这么富足美好，为什么还都不能满足呢？雨个姊妹是地道的农民，初二回娘家看望母亲时，觉得电视上播的歌清朝皇帝廉明亲民的连续剧《新还珠格格》委实好看并艺术，因此也希望我能够那样写作，名利同在，只要写出一部，就算真正给家人、亲人脸上挣得了光亮和荣耀。初六是乡村正月的黄道吉日，这一天我告别人们与家乡，不得不返回北京时，所有的亲人都来为我送行、道安、说吉祥。母亲是每次离别都要流泪的，这一次仍然是泪水涟涟，默默无语，直到当我离开那一刻，她才含泪趴在我耳朵上说:“在外边，多和当官的人好，不要和人家过不去。”离开之后，哥哥也发给我一个短信说：“因为过年，什么都没给你说，你要记住，和谁过不去都别和政府、国家过不去。”回北京，我是开车返回的，因为家乡的变化，高速公路就修在我家不远处，因为那儿有一个高速公路交叉口，大姊的孩子怕我走错路，一直把我送到高速公路的入口处。分手时，他很腼腆地告诉我，说他母亲让他转告我，回到北京要多注意身体，少写些东西，实在想写了，就写那些歌颂政府和国家的，别年龄越大变得越发固执和傻气。我对我外甥笑着很承诺地点了一下头，说回去告诉你外婆、舅舅和母亲们，都不用替我烦操那份心，说我活得很好，写作很好，为人也很好，除了皱纹和白发，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就走了。

    开车上了高速路，可开着开着时，莫名地有泪流出来止不住地想要哭一场。不知道为了谁，就是想要嚎啕大声地哭一场。就把车停在路边上，让泪水横七竖八地流，扑簌簌落在独自无声无言的脸颊和内心，直到泪尽止干，才又开着汽车朝北京的方向奔回来，如一条失家迷路的狗，在高速公路断电的隧道中，惘然焦虑地喘息和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