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人的十二月 正文 可见的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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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舟（以下简称“蒋”）：首先从卡夫卡奖说起，您在得奖之后，展现出了令人吃惊的谦逊——无论是获奖演说，还是接受国内外的采访。我很好奇，这种谦逊是基于您的性格，还是基于多少有点坎珂的经历，如果您早十年获得某个国际文学大的认可，会和现在的表现不一样么？
阎连科（以下简称“阎”）：谢谢你的这些提问。一个作家面对一问一答，就如一扇门窗面对风吹时的欲开欲关样。今天，就让我把能打开的门窗全部打开来，如实招出，坦开内心，用门户大开来迎对这些问题。
首先说卡夫卡奖。无论这个奖在世界上影响大小，世界各国怎样关注，我都深知我在获奖后应该怎样面对这些。一是我的年龄，已经从生命抛物线的高峰开始下滑，这个越过了抛物线高峰的生命体，对于世界、荣誉和世俗的认识，已经变得有些疏淡和坦然，而对死亡和生命最后的尾声，反而会想得更多更多。也许我不应该说这些。我是个一生都异常恐惧死亡的人，可过了五十岁后的这些年，却几乎每天都情不自禁无可阻止的想到“死亡”两个字。当一个人脑子里总是跳出死亡的画面和字眼时，他会觉得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虚空的，没有意义的。甚至会觉得，一切的热闹与努力，都是为了把人生虚空的仓库码得满一些。甚至想，人活着，一切为了理想的奋斗，都是为了自己最终走向死亡时对自己灵魂的安抚。所以说，卡夫卡奖到来的喜悦，当碰到头脑中不期而至的死亡二字时，就如一粒萤火碰到了巨大的黑洞；如一点温暖，要面对巨大的寒冰。当然，如果十年之前有了这项荣誉，我会比现在兴奋许多，不是因为那时年轻，是因为那时我可以用荣誉的兴奋来掩盖和助我逃避这个关于死亡的问题。死亡——当一个人开始时不时地想到这个问题时，什么事情在他面前都会变得淡然、理性乃至冷漠了。
第二，莫言的获奖，让我看见了文坛的脸相和一些作家的虚伪。诺贝尔文学奖对莫言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让他的内心更加孤独，精神更加孤寒吧。同行、朋友、读者的那些议论，决然和莫言可以听到、看到的不大一样。所以，我大体不闻不问，也可以知道文坛、同行与朋友，会怎样的说我和议我。知道谁在为中国作家获奖而真正的兴奋和高兴，谁们又会怎样对此批判、讽刺和议说。如此，也就不用去关心这些了。
第三，我的文学观与世界观，对现实的认识与立场，是那么和同行、大众、体制不合拍。我的写作环境与处境，不言而喻有一种只有我自己知道的滋味在其中，演讲又那么渴望直抒胸臆、表达内心，把心里想的坦坦荡荡说出来。与其说那演讲是谦逊，不如说它是谨慎。是欲说又止的含混和含蓄。这一切的一切，加上自己懦弱的性格和经历，也就只能、必须如今天你说的那样说、那样做，那样行为了。
2
蒋：在卡夫卡奖的授奖词中，把您和卡夫卡、赫拉巴尔做了比较。您本身的写作有受过他们的影响么？如果让您自己选择，会在古今中外的哪一位作家身上，找到和自己的相似性？
阎：世界上有一种文学，应命名为“布拉格文学”。
组成布拉格文学的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哈谢克、卡夫卡、与下半叶的哈维尔、昆德拉，赫拉巴尔及伊凡·克里玛等。是他们让那个伟大的布拉格，闪烁着不朽的文学之光。但仔细的分析这个“布拉格文学”，卡夫卡和哈谢克可能是二十世纪“布拉格文学”的两个源头。在这个两个源头之下，我们如果认真阅读赫拉巴尔、克理玛和昆德拉的作品，会发现后边三者与哈谢克的写作关系更为密切些。因为他们的写作，都以不同方式，表现、贯穿了哈谢克抓到的那个“布拉格精神”。比如以幽默化解世界的力量，如同帅克用他的啤酒肚子去迎对敌人的刺刀和坦克样。当然，这三者中，昆德拉的写作，更不一样些。而哈维尔作为作家的出现，则使“布拉格文学”显得更为利锐和现实。由此想到卡夫卡的写作，似乎在全世界有着更为广泛的影响，在布拉格有着更为深刻的象征。这样，我们其实把卡夫卡和哈谢克放在一起并说时，就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有一种写作是用来影响作家思维变化的，如卡夫卡的写作；而另一种写作，是用来影响作家写作（作品）变化的，如哈谢克的写作。换言之，模仿卡夫卡的写作是一种死亡，而用卡夫卡的思维去启迪自己的思维，或可是一种新生。但借鉴哈谢克的写作，却同样可以让自己的写作鲜活、生动和富于一种生命感，而能否让哈谢克的写作在自己的写作中超越风格，转化成一种更不一样的文学观和世界观，那则是写作真正的才华和天赋了。
我是相信《好兵帅克》这部作品，更重要的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文学观和世界观，而非简单的提供了帅克这个人物和帅克独有的反抗精神。
说到授词中提到的我和卡夫卡、赫拉巴尔的联系，我想主要是我与赫拉巴尔一样，都与哈谢克的写作有某种关联吧。尤其中国的历史，与捷克的历史有那么的相近性。我与赫拉巴尔一样，都在这相近的历史环境中写作，又都有几乎相同的边缘性和相同的写作生态环境。而与卡夫卡，我想要做的，是从他那儿逃出来。不是从他的作品中逃出来，而是从他的文学思维闯出来。
现在，我们从“布拉格文学”说开去，如果一定要说出我和哪位作家的相似性，倒不如让我说出我对哪位作家的逃避性。之所以要逃避，皆是因为有相似或者太相似，而不得不抓紧逃避和离开。以逃避的先后年代顺序为次序，我明确要逃避离开的作家依次是日本的德田秋声、安部公房，法国的加缪，英国的劳伦斯和奥威尔和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黄金文学”期的各种文学潮和作家们。
再后来，要逃离的是拉美文学和卡夫卡。
而现在，这几年让我迷恋并要逃离的应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了。
3
蒋：阎老师，您似乎总是会提到“失败感”，这种失败感是来自于与写作的搏斗更多，还是来自于日常的生活更多呢？
阎：生活的失败感和写作的失败感在我很难分得清。我有时会因为生活中很小的一件事情而沮丧十几天，导致对阅读和写作都失去意义和追求。我是相当患得患失那种人。比如明年是江苏著名作家陆文夫逝世十周年。他生前忘年交的好友陈丰女士为了给这位前辈作家出套文集做纪念，编好几卷本的文集后，今年一整年为陆文夫的文集出版寻找出版社，结果家家出版社都因为“市场”而推卸。这让我想到写作的残酷和意义与无意义。还有张贤亮的去世，有篇报导的题目深深地刺中了我的心：《一个靠死亡来占有版面的作家》。大概是这个题目吧。它道出了写作的残酷和现实对文学的全部内涵来。不要忘记，张贤亮和陆文夫，都是上一代作家中最优秀的作家。他们的结局，也将是我们的命定。当然，谁的写作，都不是为了追求不朽。鲁迅和曹雪芹，也都是为了写作而写作，而非为了不朽而写作。但命运让一个人过早地看到他一生追求的结局是怎样时，那种挫败感，就有着无法说的凄楚和伤痛。
到泰戈尔在死亡之前，叹息自己一生努力而一事无成时，还有哪位作家、诗人能不为自己文学的挫败而默言、无奈和沉默呢？所以说，我是深知失败最是作家命定的生活和写作的命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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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您现在的写作习惯是怎样的？原来看过李洱老师的一篇文章，说您曾经有一段时间，每天一万字，并且坚持了很长时间。现在每天的工作量大概是多少？写作对您来说，是越来越困难，还是越来越熟练？
阎：二十几岁至三十来岁那些年，确实有过“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的好岁月。每天写八千一万字，虽然粗糙却充满了激情和精力。然现在，水已东逝，不见长流。今天的习惯是，只要在家，每天上午都坐下写上两千字。但多写五百字，就感到困难和精疲力竭了。在这样的写作中，技巧、技术是越来越熟练。情感、情绪却越来越枯竭。所以，今天的写作，要警惕的是过分的技术化和激情的迟钝化。
必须承认，《百年孤独》是过渡技术的一部书。相比之下，《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其中内化的情感与激流，要比《百年孤独》澎湃得多。在拉美文学中，就技术与情感的调配言，我更喜欢《佩德罗·巴拉莫》和后来者略萨的《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在技术与感情的调配写作中，《霍乱时期的爱情》也比《百年孤独》更柔和。之所以全世界的读者都喜欢《百年孤独》这部书，有相当的人都是被它的技术惊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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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为人民服务》韩国电影公司买去了版权。我查到是一位新锐而风格独特的七〇后韩国导演来执导，这非常令人期待。您之前的《丁庄梦》也被改编成电影，如何看待自己作品的影像化？
阎：《为人民服务》确实在本月15日于韩国拍摄开机了。导演与演员，都是非常新锐才华的年轻人。可我始终认为，那件事情与我没有太大关系。就像种子公司将一把菜种、一粒树种卖给别人后，人家种与不种，种在哪儿，用怎样的方式培育、养成都与种子公司没有关系了。顾长卫的《最爱》，也确实是根据《丁庄梦》改编的，可那除了他与我共同收获了一把辛酸之泪外，其实已经再无他获了。我最想被改编成电影的小说是《年月日》，这中间我和顾长卫等人共同努力了七、八年，剧本几易其稿，现在看来也是窗子对风的收获吧。这些经历与过程，让我更坚定的认为，文学才是作家的立身之本，而非影视的改编与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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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对于您的作品，我最喜欢的是《四书》，看得人心惊肉跳，时而想要躲在地底下，时而又想高高地飞起来。你是如何构思这部作品的？
阎：就长篇写作言，《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写作那几年，我体会到了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感，之后我的写作被他人和自己约束了。直到创作《四书》时，这种感觉才又重找回来，并被我牢牢地抓在手里和笔端。说到构思，是1990年我在军艺读书时，有位同学是兰州军区的，他曾经在坦克部队服过役，说他们的坦克部队，在甘肃的沙漠训练时，烈日之下，沙漠之上，一辆辆隆隆的坦克车从沙地开过去，忽然发现铁轮下有一根根、一片片的白色骨头露出来。后来坦克车停下后，大家捡起那根根片片的骨头查看时，惊异的发现，那些骨头都是人骨头。
再后来，就知道那片沙漠上曾经在“反右”时，是“五七”干校了，是我们值得敬重的作家杨显惠写的《夹边沟记事》那地方。那根根片片的白骨头，是一批知识分子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留在那儿的生命和遗迹。这就是《四书》故事构思的开始。对我来说，小说构思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人都讲的写什么，另一部分是更为重要的怎么写。写什么自然是指内容和故事了。怎么写就到了讲故事的“讲”上去。《四书》从九十年构思开始，到杨显惠老师的《夹边沟记事》，2000年前后在《上海文学》连续发表我都没有写，这是因为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写。加之后来我作命运的风风雨雨，波波折折，直到2009年，所谓的“圣经语言”和四本书的“书摘体”走进脑子里，也才算构思成熟，可以动笔写作了。
对我而言，所谓构思，大多不在故事间，而在讲故事的方法上。我的构思不是构思故事，而是“寻找方法”。灵感，不是让我张嘴，而是让我怎样张嘴，发出怎样的声音来。回到《四书》的方法构置上，2009年很偶然的一天里，在我从家里去人民大学的路途上，脑子里忽然跳出了一个异常奇怪的画面和念头：我想如果有个人有一把枪，那支枪里有子弹，他见了谁都要把枪递给人家说：“你开枪把我打死吧！”“你开枪把我打死吧！”科长、处长、情人、父母，如果他见谁都这样递枪要求对方开枪把自己打死时，那该是怎样的场景和画面——于是，“孩子”的形象和讲故事的方法同时在我脑里产生了。有了那样的“讲法”，原有故事的碎片也就完整了，齐全了。
甚至可以说，在那一瞬间，是讲故事的方法带给我了一个不得不讲的故事。这就是《四书》的产生。也就在2009年5月的那一天，我去人民大学办事的第二日，我开始动笔写下了《四书》的开头：
“大地和脚，回来了。”
7
蒋：在卡夫卡奖的颁奖中，授奖词和评委们都高度评价了你的《受活》和《四书》等，称这些作品是“令人惊异”的伟大杰作。但我知道，你是因为《受活》离开部队的，而《四书》又没有在大陆出版。虽然您在后记中写到创作《四书》是一次“不为出版的彻底胡写”。但是作为作家，作品无法和读者接触也还是遗憾的；另外，任何一个作家，被称为“禁书作家”时，也是对本身写作高度的低估。请问，小说连续被禁对您写作的心态会有影响么？
阎：首先说一下，我不懂外语，但我们对西方读者和论者说的“伟大”“杰作”这样的评价，还是不要太认真。我总觉得他们说的“伟大”和“杰作”，也就是中文里的“还不错”，和我们说的“伟大”是有差别的。
对于“禁书作家”这个称谓，我既没有荣誉感，也没有什么羞耻感。那只不过是一个带有噱头而被出版我小说的世界各国和地区都过度强调的一个事实。我已经写了上十部长篇，不能出版的也就那么三五部（含中篇），而大部分重要的作品，都还是在中国出版了。读者是可以从那些已经出版的作品中阅读我和了解我。
我不为不能出版而遗憾，反而会为了出版而或多或少放弃写作的自由而遗憾。
换句话说，为了出版，我曾经在《丁庄梦》和《风雅颂》中有过过多的妥协，放弃了想象的自由。而从2004年，因为《受活》离开部队和《为人民服务》被禁始，到2009年的六年间，这是我中年创作最好的黄金期。可这六年时间的写作，我都在想象的犹豫、徘徊中度过了。当我年过五十时，我意识到了这一点。尤其《我与父辈》在中国的广受喜爱，让我警惕了我的写作。
说实话，《我与父辈》不是我想要写的书。因为它对我来说太容易，几乎是毫无难度的写作，尽管我在写《我与父辈》中不断哽咽和掉泪。我希望我的写作有难度，对我、读者和批评家，都有一些挑战性。没有这种挑战性，写作就如顺水下划的舟。我希望我的写作各方各面都是那种逆水行舟式，尽管我做不到。写作中流逝的最好的中年岁月和《我与父辈》的广受喜爱，让我警惕我的写作必须回到逆水行舟的轨道上，必须开始新的“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胡写”状态，不能打破人家的写作秩序，也要尽可能毁掉和建立自己的写作秩序。
作家必须在写作中拥有毫无阻拦的自由感，失去了这种自由感，也就失去了他的创造性。所以，《四书》能不能出版对我是早有心理准备的。《炸裂志》也是有所准备的。但《炸裂志》还是出版了。这说明中国出版界有许多可敬重的人，说明我们的出版环境中有相当的包容性，只是我们自己不努力去扩大这种包容性，反而要人为地缩小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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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在已有的十四届卡夫卡文学奖中，听说只有你和英国作家品特是第一次入选就获得了卡夫卡文学奖，而其他十二位作家，如罗斯、耶利内克、村上春树、哈尔和伊凡·克里玛等，都是至少入围两次才得奖。当然，2005年，品特在获得卡夫卡奖后马上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你，因这次获奖，也终止了“陪榜”的旅程，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另外，在你的写作生涯中，有没有过让自己后悔的写作？还有什么一直想写而未写的题材？
阎：对获奖和陪榜，没有什么看法，这一切都不是写作的终止。就是第一次入围就获奖，也并不说明你比别人写得好，大概说明你也许比别人运气不差吧。
说到让自己后悔的写作还是有。比如《丁庄梦》，是让我自己最后悔的一次写作了。今天《丁庄梦》的小说故事是被“自我审查”过滤的故事了。那故事充满着作家讲述的谨慎而非自由和狂放。
说到想写而未写的题材，那就是我在部队待了二十六年，而我所在的部队，又有着非常特殊的经历，比如“解放台湾”的一江三岛之战，“沙家浜”的荣誉光环，孟良崮的浴血生死，七九年的“自卫反击”战，八九年的特殊使命等，这些历史和历史中作为人的军人们，凡此种种我都没有开始去写去触碰。
对我来说，我能讲的独特故事太多了，只是我不知道该怎去讲它，似乎也没有足够的精力和体力讲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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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你的演讲《上天和生活选定的那个感受黑暗的人》，虽然没有真正发表和刊载，但在网上和微信上的传播，可以说无论是在知识分子中还是民间里，都热烈出一种“异常”来，对此还有什么要说吗？
阎：没有。要说的都已经在那演讲里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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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您属于“黄金时代”的那一代作家，同时代的还有莫言、余华、苏童等人，你们代表了八十年代至今的文学高峰。这个黄金时代是怎么产生的？当时，您是否觉得和这些作家们存在竞争关系，或者某种亲切感？是否像人们所谓的“文人相轻”？到了今天，曾经在同一本刊物上发表小说的作家们，也都走了不一样的路。如今，作家之间的关系，和二十年前有什么不同？
阎：同时代的作家除了你说的还有很多人，比起他们来，我想我开始写作的时间和他们差不多，而真正受到关注要晚好些年。我似乎是一个后来者；是一个“插队”的人。在这支队伍中，我不觉得大家彼此有“文人相轻”那感觉。但我很清楚，他们的写作，都有其长处是我的不足，都有我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妙处在他们的作品里。说到“都走了不一样的路”，这大约是写作和命运之必然。二十年前大家都年轻，都在写作的奋斗中，多都彼此阅读对方的作品，或欣赏，或批评，再或是在作者不在场的朋友间嘻嘻哈哈，说长道短。但现在，不是这样了，大多是同代人不读同代人的作品了，也不公开谈论评说同代人的作品了。连“文人相轻”的条件都没了，这就是我感觉中的变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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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您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回老家，那里还是您笔下熟悉的耙耧山区么？在我自己的经验里，故乡是令人失望的。您现在回家，感觉有什么不一样？他们如何看待“大作家阎连科”？
阎：我在我家乡并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受欢迎。有一次，就在三年前的春节前后，我们县的老宣传部长，喝了一点酒，突然打来电话对我说：“连科，我给你说句实话吧——你是我们县最不受欢迎的人！”这是酒后真言。但这使我知道了我在那块土地上的形象有多不好。对于这个“最不受欢迎的人”，我的家人也都不断劝我说，你没有以前写得好。你以前年轻时，中央一套黄金时间还连续播出你写的电视剧，可现在——不说相反，也相去甚远了。
前几天，领完卡夫卡奖回到北京，我收到我们县县委书记和县长的一封贺信，粉红色的纸，打印上去的字：“欣闻您荣获2014年卡夫卡奖，我们代表县委、县政府及家乡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知道这是礼节和客气，但还是有一种隐密的暖流在血液中微微地流动。不是为了这贺信，而是那贺信中透露出的你与那块土地的关系：
我是那块土地的索取者。
我全部的写作和讲述，都无法离开那块土地上的人或事。就是我再虚构出一部《红楼梦》和《西游记》，那故事也必须落地在那块土地上。我的写作，必须有一种“在地性”。我想莫言、余华、刘震云、王安忆、贾平凹、苏童、迟子建、毕飞宇和方方等，还有李锐、韩少功、张炜、格非这些身分和土地有一定“简隙”的作家们，大家的写作都有一种“在地性”。只是这种“在地性”的程度、关系和方式不同罢了。我的“在地性”，是那种疯长在土地和山坡上的一片荆棘和野草。对那块土地言，它既不能成材为栋梁，为那块土地修桥、铺路、盖房、造福所使用，也不能成为那块土地上的一片花园和果实，供人们观赏、品尝和嚼味。一片野荆的在地性，就是对土地和养分无尽的索取与使用，而对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无所回报，无所馈赠。只是在旱天或雨季洪水的灾难中，人们也许才会看见它一点绿色的存在和把持土地不被流失的意义吧。所以说，我每年回家也都是悄然地回，悄然的返，如同外出打工多年没能挣下钱财来富裕邻里、光祖耀宗的一个长年在外的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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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我特别喜欢《日光流年》的小说结构，从一个人的死亡开始，到他的出生结束，有种生命异样的圆满感。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作品中，您总是在关注谈论死亡和生命，这让人很惊讶，对我来说还无法体会这一点。对生命和死亡的看法，你到底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我前几天看到一个世界拳王的报导，说他保持了十几年的不败之身。当他退役之后，人们让他总结他的运动生涯，他说“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尽力了。”您会有“退役”的一天么？如果有，到时让您在总结自己漫长的写作生涯，你会如何说？
阎：年龄、岁月、衰老、疾病、烦恼和写作的力不从心等，这些东西无可阻止的到来，使我更清楚地看到了人的生命的尾声。
直言说，我看到了死亡的逼近。
一个常常不能忘记死亡的人，自然会不断想到写作的退役和搁笔。前不久，在手机上读到张洁的《就此道别》真是百感交集，戚然泪下。和张洁老师相比，我还不到那年龄，不到那时候，但属于我的“就此道别”那一天，如史铁生说的那样，已经迈着均匀而有力的步子，日日地走来和逼近，而且带着无可阻挡的急迫和尖锐。回到写作上，不是我会不会有“退役”那一天，而是我必须去面对和拥抱那一天。为此，我最是以孙犁的晚年为榜样，设想退役的契机到来时，将不再与喧闹的文坛有任何瓜葛和纠结，过一种静静默默的生活和日常，生病吃药，浇水花草，朋友来了端茶和倒水。然后，文学和世界，就与我自己没有什么干系了。我不打算去总结自己漫长的写作生涯，但时常去想，我该怎样去讲述我的最后一个故事。而哪个故事，又属于我所有故事的尾声和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