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人的十二月 正文 惊碎的三月
阎连科（以下简称“阎”）：二月的人们对春晚，娱乐戏谑的快感还没有结束，三月巨大的不安和焦虑，从中国人以外的四面八方，卷袭着来到了这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哑然和震悚。
中国人注定在这个时代和世界上，因为某种无从把握的原因而备受世界关注和诟病。事倍功半，以恩引仇，无功而返和越是与人为好，越是不被信任；越是不被信任，就越要向人示好的悖论与怪圈，正成为中国与周边关系的环形跑道，无法走开，又不能不走。一如外交的双脚在跑步机上的运动，气喘吁吁、马不停蹄，换来的是留在原地的辛劳与落汗，还有人家看待我们这个国家那怪异不解的目光，像是一个庞大怪异森林的魔兽。
蒋方舟（以下简称“蒋”）：小时候学英文，第一课是去问外国人：“你喜欢中国么？”给外国人安排的回答是：“喜欢，这里的人民很友善、这里的食物很可口。”
我一直觉得中国人是很在乎他人对自己的看法。戏剧或者电影，在外国赢得了好评，宣传报导总是带着别样的激动：“让美国人也感动落泪。”纽约的时代广场上，只有中国播放的是国家形象的宣传片；前段时间的新闻，七千人的旅行团在洛杉矶升国旗唱国歌。
世界是平的，但中国人的世界是两瓣的：中国的，非中国的。
大学毕业送别出国留学的同学，他说：“要好好奋斗，目的是对外国人骄傲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这种义言严辞慷慨激昂的爱国主义我听了很别扭，总觉得这样的时代应该过去了。
印度裔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KumarSen)写过一本书，叫做《身份与暴力》，里面讲到身份的认同感可以给人带来骄傲，可是同时也可以杀人，因为更容易激化群体之间的疏远。比如，我们不仅仅南斯拉夫人，更是塞尔维亚人——所以憎恶穆斯林。我们不仅仅是中国人，更是曾经积贫积弱现在睡龙醒来的中国人——所以仇恨日本美国法国英国……
我们总是抱怨别的国家不够了解我们，然而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足够了解自己？
我记得您曾说过：“北京太大了，哪怕在一个城市也有一部分人的生活是你完全无法想象的。”你无法想象他人的苦难和挣扎，可是那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
台湾的某个综艺节目上，一个嘉宾说：“中国人太穷了，茶叶蛋都是奢侈品。”这个节目的截图被放在网上大肆流传和被嘲笑。这固然是不属实的，然而有多少农村大学生，一个月的生活费不过几百元，在食堂犹豫了半天还是只点了米饭和素菜，回到宿舍上网看到这张截图，发帖说：“台湾人太傻啦哈哈哈哈哈。”
阎：与香港、与台湾、越南、朝鲜、日本、菲律宾等，摩擦地如一户势众人家，因为弟兄过多，而被四邻过于警觉；也因弟兄过多，这户人家就多少有些慢待小户，从而使四邻人家不得不警觉靠拢，彼此团结，以应对大户的力量。我们这个国家，正在遭遇一场被全世界鄙视目光的围剿，哪怕是我们以为的我们自己的同胞。台湾的反服贸运动，大学生对行政院的占领，最说明的就是一个国家信任危机的到来。你是恰好在这时候去过台湾的，对此有更切身的体会与感受，能对此介绍一下吗？
蒋：我很赞同“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的同胞”的说法。根据台湾某个智库的民调结果，如果一定要在“台湾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中二选一，有88.4%自认是“台湾人”，其中二十到二十九岁的年轻人中，这个比率达到93%。
我认为这是大陆人讨论台湾的前提：它究竟是他者，还是我者？
一直以来，我都有一个困惑：人能否超越自己的立场？就拿台湾学生反服贸这件事来说：年轻人毅然承担、凌厉顾盼、关注社会、挑战权威，这是值得赞赏的；然而作为大陆人，被反对、被挑战、被警惕的对岸，又很难轻易地对此举击掌称好。因此，我留意到很多大陆学者，对此事的态度都很微妙，比如：“情感上支持，理智上反对”“道义上支持，立场上反对”“本应支持，实则反对”——各种挣扎和矛盾。
我是在反服贸运动最如火如荼的时候去台湾的。最惊讶的是两点：其一是学生组织地井然有序——只有在冲进立法院那天晚上爆发了冲突，在静坐的地方，有巡逻的学生维持秩序，志愿者举着牌子“小心小偷”；警察经过的时候，学生会主动给警察让路；占领立法院的学生，把立法院打扫得纤尘不染；还有老师在静坐的地方上课，有一张街头教室课表，教授们从经济贸易讲到言论自由，讲到审议民主，把街头当作最好的课堂。
其二，是在台湾媒体舆论中，支持学生几乎是绝对的政治正确。看电视新闻，哪怕官员来批评“太阳花”运动也要先恭维几句学生的可爱和勇气，然后再劝他们回家。非常有趣的现像是，学生们每个都很悲壮，做好了流血牺牲的准备，但其实社会对他们是非常宠爱和保护的，随时准备把他们拥入怀中，说“不怕不怕”。
带着我游览台湾的工作人员是个八〇后，她的妹妹是九〇后——台湾大学的高材生，也是反服贸的积极参与者。这个八〇后非常失落，因为七〇年代的保钓运动，在校园中注入了关心现实、关心政治的意识，培养了反抗的一代；到了九〇后，又开始积极参与社会议题，八〇后在社会声音中是真空的，在政治参与中是缺席的，在历史中也是失落的。
这些台湾的九〇后的确可敬可爱，然而他们自己也承认，反抗的力量很大程度是来自于恐惧，对于机会被抢夺，空间被挤压的恐惧。他们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反对了，然后呢？”假使拒绝了和大陆的贸易往来，替代的方案是什么？
我去台湾参加一个演讲，观众提问的环节，一个台湾年轻人感慨道：“未来是属于蒋方舟们，陆生（大陆学生）们的，和我们没什么关系了。”
我听了之后觉得非常难过——我心深处某个角落知道，他过于悲观的预测，或许真的会变成事实。即使台湾能够挺住不萎靡，随着大陆变得越来越大，海峡也会变得越来越窄，终有一天，甚至无需“统一”或是“统战”，海峡也会消失。
在我从小接受的历史教育的记忆力，中国之于世界，直是“积贫积弱”“备受列强欺辱”的关键词，而身为一个大陆人亲睹台湾“太阳花”，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个国家几乎令人恐惧的庞大。包括后来马航飞机失联的事情，很多中国人开始抵制马来西亚，抵制马来西亚的旅产品、商业等等，因为自知有钱、有消费能力，所以有了抵制的资本。
您是怎么看到马航失联此事激起的涟漪？
阎：马航失事，毫无疑问是一场生命悲剧，甚或是人类历史上飞机失事最为神秘、蹊跷的悲剧，而我觉得更为悲剧的是我们的心理。
是我们养成的对悲剧和新闻的消费需求心理。
我们这个民族——是我们——包括我自己，太有一种对悲剧的消费能力。“化悲痛为力量”“把坏事变好事”“从绝望中看到希望”，凡此种种，都是带着阿Q的基因。
3月8日早上，看到来自马来西亚的“失联”新闻，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惊异与无语，沉默如压在人们头上的哀幡。然在三天之后，在马来西亚不断公布那些错乱信息时，那种对生命担忧的感伤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惊悚、神秘的连续剧情节意外迭出的喜悦和谈论。饭桌上、茶楼里、办公室和咖啡馆，凡有人群的地方，都在讨论、竞猜马航下一步的情节和可能，至于那一百五十四名中国人和七十三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的生命与生死，已经成了被剧情搁置的悬念了。
蒋：马航失联的前后发生了矿难、高速连环翻车、泥石流等等灾难事故，而唯有马航引起了持久而广泛的关注，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它是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一次失踪。去年一年，中国人出境旅游就超过了九千八百万人次。马航的灾难，让自以为远离危险的城市白领也忽然丧失了安全感。
这次对马航事件的反应，可以清晰地看出人们对于灾难的反应。
首先，是感伤的洪流，媒体在缺乏足够值得报导的事实时开始大肆抒情，“你快回来”“家人做好了饭菜在等你”“全中国为你接机”这一类的句子在很多新闻媒体的发言中比比皆是。在这时候，拒绝加入感伤洪流的人，被视为冷血的、不道德的。
然后，是大量假消息和阴谋论的猜测。我不知道您是否也每天读到大量“美国政府惊天阴谋”“马来西亚政府死也不会公布的真相”之类的文章。阴谋论是诱人的，因为它看起来曲折动人惊悚，而且制造它只需要些许的事实。阴谋论把事实论述题，简化成了道德判断题。
伴随着阴谋论的蔓延，随之是铺天盖地的愤怒——断定马来西亚政府隐瞒了真相。愤怒，同样是一种省事的情感，虽然呐喊是一件耗费体力的事情。需要说的是，我并不轻视所有的愤怒，它在这个时代是稀缺的情感。我轻视的基于猜测和民族主义的愤怒。
最后一个阶段，要么是“坏事变好事”——将最后的镜头定格在孩子的笑脸，表示“战胜了灾难”，或者干脆把它抛在脑后。
阎：我们民族真的太有忘记功能和转化能力了。我们每天每周每月都在消费着巨大、庞杂、众多的新闻和苦痛。记得六、七年前，陜西的“黑煤窑”事件——窑主和地方官员联手使得那些几十、上百的残疾聋哑人和智障人，连续数年在高温四十几度的砖窑用肉身搬砖出窑，不给工钱，只是如喂猪、喂狗一样给一日三餐的粗茶淡饭。但在人们还未从这如奴隶社会般的伤痛中回过神儿，又有山西某个煤窑塌方活埋三十余人的新闻了。在我们还未来得及为这三十几个人生命掉下眼泪时，又有小煤窑爆炸上百条人命戛然而止的悲剧新闻了。
我觉得，这十几年间，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就是被荒诞现实和悲剧痛苦所左右。三天五天，十天八天，如果没有一桩奇事异闻和巨大的伤痛意外，人们就会觉得现实生活出了问题了。平静安然，不是中国的现实，而怪异连连、悲痛不止，那才是今日中国现实的一环和一环，一链和一链。
蒋：我想到了米兰·昆德拉的一个短篇，叫做《让先死者让位于后死者》(Lettheolddeadmakeroomfortheyoungdead)，讲女主人公因为亡夫的墓地过期，回到过去生活的城市补办各种手续，墓地管理员却拒绝了她，说：“让先死者让位于后死者。”
女主人公在归途中，与多年前曾有过一夜情的旧情人重逢。两人重温旧梦，旧情人在床上再次高喊：“先死者让位于后死者！”
陶渊明说：“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他说死是自己的事，不能奢求他人的悲，这已经足够残忍，昆德拉却更冷酷，他说：连亲人与爱人的余悲也想借遗忘来获得解脱。记忆在寻找忘却，就像笼子在寻找它的鸟。
新的新闻刷新旧的新闻，新的死亡覆盖旧的死亡。新的悲伤取代旧的悲伤。
而现在的时代，这种覆盖和刷新的速度无疑是加快了。地震逝者尸骨尚未完全被黄土掩盖，因禽流感死去的人已经等着被掩埋。
阎：马航失事的奇异和怪诞，正是中国对奇闻和悲痛需求消费的一道大餐。这幕悲剧的上演，正迎合滋养和满足了大家对悲痛奇闻吞吐的胃口。所以，越南对失联的飞机那么友好、善意地帮助寻找和打捞，不过只是给我们的新闻需求增加了一些边料而已。而其他的边邻国家，西方如英国、美国的参与和关注，也不过是这张需求桌上的一道甜点和开胃酒。
故事的讲述人是马来西亚，其他都是讲述者需要的情节和细节。而我们，中国人，是全世界观众中最多的看客和对故事参与最深的讨论者。
如此而已。
悲剧的不光是那MH370上的全部生命，还有我们机下看客的心理。我们对巨大新闻的旁观能力和奇闻轶事的需求量，以及把悲剧转化为喜剧的转化力，可能才是我们最值得悲剧的悲剧，才是我们应该醒悟的醒悟。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悲痛、悲剧和巨大的社会新闻不会刺痛我们的内心。比如昆明火车站的砍杀事件，是很伤民族心理的。是向我们社会深处猛刺了一刀的。
蒋：我特别清楚地记得砍杀事件发生的那天晚上，我看到这则新闻，震惊得睡意全无，开始神经质地不断刷新网页，企图得到新的信息。
到了凌晨三点多钟了，我还是无法获得哪怕些许的平静，“来日大难，口燥唇干”——这大抵是我那时的写照。我给一个朋友发去信息：“太可怕了。”半晌，他回复说：“世界在燃烧。”
彼时，推翻乌克兰政权的抗议者们正在广场聚集；阿拉伯世界推翻独裁政府的社会，又重新陷入混乱和无序当中。整个世界像是被无意触动了一个按钮，开启了“乱世”模式，砖块与燃烧弹齐飞，血与泪交杂。
我曾经去过南疆，然而和大部分游客一样，像行军蚁一样迅速游览景点、拍照、喝啤酒吃哈密瓜，走马观花的旅程让我对这个民族仍然是几乎无知的。
砍杀事件发生后，我开始逐渐试图了解这个几乎陌生的“熟人”，而知道得越多，无望和恐惧就越深。
最令我感慨的，是看到“六·二六”新疆鄯善暴恐案审判现场，一个新疆的小伙子说，他杀人是为了换取进“天堂”的资格：“因为天堂有仙女，有美酒，可以喝酒，怎么喝都不醉，流出的汗都是香的。”
简单地指责这是“愚昧得无可救药”“可笑得不可思议”并不公平。先勿论相较于地日新月异的繁荣，即使相对于首府乌鲁木齐，南疆的乡村都是极其封闭的，伊斯兰教代代传承，然而人们并不真正了解宗教的知识。
市场化浪潮席卷，维吾尔族更是被严重边缘化了，就业变得困难、而内地廉价物资的涌入更是对传统手工业有了很大的冲击。大量青年无所事事，一个有些讽刺的结论，是说南疆的台球爱好者占人口比例也许是全世界最高的。当现实的机会变少，宗教信仰就变成了别人无法拿走的依托，“杀人上天堂”的极端宗教能够趁虚而入。
或许是出于“维系民族感情”的目的，吾尔族的社会危机很少出现大众的视野当中。新疆到底发生了什么？正在发生着什么？身处内地的我们，几乎一所无知。
砍杀事件发生后的几天，令我震恐的除了事件本身，还有身边很多人的反应——“拒绝对话，直接开枪”“格杀勿论”“株连九族”的言论不绝于耳，说话者往往是平时明理而温和的朋友，有一刹那，我真的相信他们能看到血流成河而面不改色。在这样的言论环境，只要稍微说理性思考，就会有人冷嘲道：“祝被砍杀的是你家人。”
——社交网络成为了情绪的赛场：越愤怒就越正义，越非理智就越道德，越残忍就越值得赞赏。反思者迅速被划为犯罪的同伙。我至今很羞愧和后悔的是，出于自身的恐惧和自我审查，我也没有公开发表自己与群体愤怒的不同看法。
我身边有很多人从未去过新疆，很多人一辈子没有看过少数民族的任何文字，甚至很多人一辈子不曾和少数民族说过话。在他们的心目中——或许他们不愿意承认，“新疆人”原本就等同于“切糕党”和“小偷”，而砍杀事件发生之后，“新疆人”又意味着什么，彼此的警戒或是仇恨会发酵到怎样的地步？我不可想象。
说回砍杀事件发生的那天晚上，我给朋友发的第二条信息是：“以前种下的种子，开始结果了。”
他回复的是《马太福音》上的话：“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三月，对我来说，或许是个转折点。原来遥不可及或者居高临下看着的恐惧，忽然变成了真实可触的东西。彷佛早就知道了洪水发作，之前它不过是淹没我曾经站立的地方，现在终于到了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