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 正文 黎里

    我母亲说，只在某一封没写完的信里，“才见到你爸爸充满情感的回顾：‘天寒刮起西北风，让我想起满目萧条的，我的青春年月……’”

    一

    父亲九十岁那年，我家三代人，三辆车，沿沪青平公路、朱家角、金泽、芦墟，看望我们的故乡：吴江黎里镇。

    镇耶稣堂以东，下岸临河，有金家四进老宅，基本为清代建制，历经1950年代“公私合营”等变故，年久失修，房子朝东倾斜，如今只余一间算金家（我三姑母）所有，临河大门似乎变矮了。幽深的弄堂还在，见到钉有一块门牌“中金家弄”。

    弄堂上方，灰暗的屋檐翻轩，尚留有精致雕花，朱漆光芒早已消失，绽露暗紫底色，前厅侧扇的玻璃洋门，还有一件洋白瓷的拉手，父亲说是清末旧物，门上原有一个铜铃，有人进来，门铃便响，过去叫“响铃门”，这铃自然已不见了。在他童年时代，这宅子已开始衰败，如今仪门及东墙的精致砖雕，都于“文革”中被毁，宫扇的字画刮尽，房屋杂乱分割拆建，第一进天井里搭出一间水泥房子（解决居民住房困难），弄堂的方砖踏过几代人脚步，依然没见破碎，父亲说它们起码有两百年了。

    这里曾经的家具、字画已荡然无存。他记得大厅东墙原有一副对子—“濡染大筆何淋漓，浩茫六合無泥滓”，是北京一戊戌翰林所书，青年时代的父亲，常看着它，遐想所谓天地之大，文章之美，尽于不言中……

    抗战前，父亲在嘉兴读高中，有次回家拆开一包铜板，当时一块银元兑三百铜板，一百个一包，他发现其中夹有一枚铸有镰刀斧头交叉图案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制钱，悄悄塞于二楼窗前的屋瓦下面。这天我们在弄堂里鱼贯走过，他看看花窗内的低矮屋脊说，还像是旧瓦片，有这只铜板吧？

    在青年时代，他多次离开这所老房子，多次返回到这里。一九三六年，苏州、嘉兴之间筑有苏嘉铁路，“苏州南”到嘉兴全长七十五公里，他去嘉兴读书，去杭州接受军训，经常坐船，坐这路火车。到了一九四四年，日军需要钢铁，这条铁路被全部拆毁，至今没有重建。

    他记得苏嘉铁路中途的平望火车站旁，有白布黑字旗的“慰安所”，盛泽镇上也有三处，一处在银行街，另两处是姚昌弄和后街，靠近盛泽日军司令部。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吴江全境沦陷的这天，从青浦嘉善方向来侵的日军汽艇经过黎里镇西行，军用地图应该标明附近隐有这座大镇，但他们直接驶往交通要道的平望。这天下午，我父亲尚在凄清的镇街上张望，根本不知道日寇已经过了本镇，可见这一带水域之复杂。

    [父亲笔记]

    首任维持会长丘纠生，被不知名游击队击毙，停尸镇东商会，竟无人吊唁。

    [父亲笔记]

    我镇一捐官士绅，素善书法，沦陷后自谓“进士”遗老，应召赴平望日本军部，呈手书楹联：“为善日不足，读书乐有余。”敌酋阅即厉责，“日不足”所指何谓？“进士”惊怖万状，伏地乞命。此系先考所述，至今已六十又五年矣。

    即使敌方从无驻扎，黎里镇“维持会”仍迫于平望日军的压力，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在某月某日，送镇上几个最无亲无眷的尼姑到平望去交差。这一日，清早落了小雨，“远远就听到女人哭声，镇里人人晓得，是几个尼姑的声音，一艘菜贩小船要送这几个女人去平望了。哭声越来越响了，小船顺了桥洞开过来，慢慢近来，慢慢摇过去，声音慢慢低下去，轻下去……这是啥世界？！天落无穷无尽细雨，小船一路摇，尼姑一路哭，桨声哭声，穿进一座接一座石桥洞，朝镇西面慢慢慢慢开过去……这是啥世界？！”

    两年前，也即一九三七年四月，他和全体高中同学去杭州大营盘（现凤山汽车站一带）接受全省军训的阶段，根本不会相信，他的黎里镇会有这样的局面。

    那是沸腾的四月天，火车开到了艮山门，大家束紧了皮带，打好绑腿，脚穿乌黑锃亮的高帮皮鞋，分两路纵队，步行经过了南星桥，引得路人围观。

    中队长芮乾元，云南人，三十左右，衣冠整洁，挂“军人魂”短剑，外鞘有“蔣中正贈”四字，据说军官凡中央军校毕业均佩此剑，战败可用以自戕。

    进入大营盘，同学们脱下黄卡其高中校服，穿灰布军装，粗布袜，休假出营，门岗有检查，规定改穿高帮皮鞋，必须擦得乌黑锃亮，出操换苎麻编结的草鞋，发刺刀，“中正式”长枪是当年最新型号，比七九步枪短很多，宿舍有固定的个人枪架，刺刀插入皮套放于床头，清早四点半一声起身号，值星官穿戴整齐，连声催促，一连串“快！快！”“动作快！”全副武装，披挂水壶、背包、腰带、刺刀。他觉得最麻烦的是缠绑腿，一团绑腿布捏到手中，越忙越绑不好，要打出规定的三个“人”字花，要挺括平整，有人可以打到膝盖上，更显两腿修长。

    每天“三操两讲堂”、加强野外行军、演习，军事教材是六十四开玫瑰红封面《步兵操典》—包括“野外勤務”、“築城教範”（筑战壕、防御体操作）的正规军校教本。军训第一条规定：听到“蒋委员长”四字，无论何时何地，必须迅速立正。一个三百来人的大队，瞬间爆发出三百来双皮鞋敲击地面的一声巨响，其速度之快，动作之整齐，声音之响亮，令人震撼。

    他发现学生兵明显被优待。普通士兵犯纪即当众吃军棍，立刻剥除下衣，揿到地上紧压双腿，一军人举起七尺长军棍执行，共打五下（轻罚），已皮开肉绽。学生兵犯了错，最多关禁闭。

    [父亲笔记]

    在杭州，我竟同二姐会了面。蕴姐十七岁出嫁，后搬到苏州，一直关系亲密。三年初中我在苏州读书时常去见她，她曾在景海及惠灵中学读书。后来搬家到上海，住宝山路。这次父亲来信说她到了杭州，我非常高兴。隔天照信上的地址找到艮山门，走进一个上海里弄式的房子，刚上了二楼，不料正与她迎面相遇。我热得脱下军帽扇风，她见一个光头对她傻笑，竟认不出我来，“倷（引注：你）寻啥人？寻错人家了！”我叫声“阿姐—”“啊呀—是弟弟哩，剃了个光头？从啥地方来呀？”见我这身打扮她大为惊讶，两人哈哈大笑。我摸光头说：“军训啊！”—我十八岁，她二十一岁。这一幕印象甚深，如今回想，就像发生在昨日。

    二姐是为服侍高龄的公公，特地带了女儿搬来杭州。她介绍我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见了面，实际也不过六十岁左右年纪而已，较显苍老。知道我在杭州军训他非常高兴，眯起老花眼从上到下对我打量一番，马上叫我姐姐：“‘代名词’，去买点心给弟弟吃。”说来好笑，据说姐姐初到夫家时，学生气未脱，有一回大发议论说，人的名字，不过是个代名词罢了，怎么取都可以。听者大噱，遂给她起了“代名词”的绰号。以后姐夫全家上下都叫二姐为“代名词”而不呼其名。

    这次去看姐姐，同她没讲多少话，倒是老先生与我叨叨不休，拿出装裱的册页诗作，不厌其烦一页页讲解，字写得苍劲古朴，很有功底。现在想来，老先生怎会拉我大谈诗词？他的谈兴不是为我，他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个个不在身边，且同诗文无缘，同我姐姐也无从谈起，无人好谈，知道我是高中生，好似遇到知音，一发而不可收。我不理解老人的苦楚，只喜欢他一手好字，想讨字又不敢。此后一直再没见过他。

    六月下旬的某日，杭州特别热，全体高中生集中到营房前操场，不久大学生队伍也到了，一片“报数、立正、稍息、实到人数”声此起彼落，值星官喊口令开始拖长尾巴，声音变粗，立正的“正”字拖长四五拍，全场一万多人集合完毕。

    总队长范汉杰从一群军官中出来，白面书生，挂少将金底板领章，穿棕色马靴，一口文质彬彬广东官话，踏上司令台，大队长高喊“立正—”一声“正”字长音，那年代不用扩音机，全靠丹田之气，数千人都能听到，因此当年军官像唱京戏，天蒙蒙亮要去田野里吊嗓子。此刻，另一批人由侧门鱼贯上台，为首穿夏季白西服的是汪精卫，后面是曾仲鸣、褚民谊和陈春圃等人。

    他记得就在这天，汪讲了“焦土政策”，开口闭口“兄弟”“兄弟”，引出“焦土抗战”的议论，当时报纸还没公开提出这个调子。汪一再强调中国是弱国，比日本落后六七十年，弱国之民要抵抗日本人杀进来，是很难的，只能让敌人进得慢一些，要争取时间“安内攘外”，对付日本人要抱定牺牲决心，即使人与土地“俱成灰烬”……

    褚民谊（曾提倡“救国不忘运动”，生性风流）也结结巴巴讲了几句，南浔话，江南小镇味道……无人能预测时隔八年，抗战胜利以后，我父亲在苏州高等法院记者席，听此人语无伦次为汉奸行为开脱，虽一再申言曾保留孙中山肝脏有功，乞求从轻发落，终不免伏法。

    [《抗战时代生活史》/陈存仁]

    ……（褚民谊）临死以前，忽然很镇定，跟摄影记者笑着说，这是最后一次照相了，希望照得好一点。他的一枪，是从背后打进去的，褚民谊原有太极拳的功夫，中枪之后，忽然作一个鹞子翻身，仰天而逝，结束了他糊涂的一生。

    每天频繁出操和急行军，导致父亲腿部的淋巴腺肿胀溃疡，一次在家信里告诉了父母，不料引起他们万分不安。

    一个星期六下午，我祖父从黎里镇赶到杭州大营盘。我父亲刚跑近门房，见老人家正对着营门内张望，见到他就诧异地问：“腿上疖子怎么了？不要紧吧？啊？”

    他回答说，已经收口了，已经好了。那时，他一身军装，剃了光头，打绑腿，仿佛变了个样子。祖父目不转睛凝视他说，夜里可以跟我一道住旅馆吧？他答说受训期间不可在外住宿的，但为免老人家失望，最后约定改日再见面。父子俩立得笔直，讲不出几句话来。

    翌日中午，祖父又来到大营盘，穿一件白香云纱绸长衫，戴浅灰色巴拿马软木帽，父子俩走到西湖旁边坐了一会，吃了一碗面，一瓶橘子水。我祖父抽烟，不时望望我父亲，望远处的六桥山水，神情忧郁。父亲回忆说，你祖父以前常来杭州游玩，大概留下了太多的印象……

    这次相见，只短短三个小时，要按时回营了，两人步行到南星桥，一路说了些什么话，已不记得了，走到大门口准备告别，就听我祖父说：我车票已买好了。然后祖父背过身去，就于西晒太阳下缓步离去，路上留下了长长的影子。我父亲在短墙栅栏缝隙里目送老人家渐行渐远……尤其当他进入了自己的老境，每提起这告别一幕，恍如隔世，常常极为伤感。

    二

    黎里附近，震泽、南浔之间的杨墅兆村，有金家祖墓。一九三七年，父亲读高中时特意从震泽步行“寻根”，路旁祖坟地基还在，附近有“金氏宗祠”，于右任题的匾额。

    据我祖母说，金家是明代被抄，一大家子逃难，其中一支逃到了附近的杨墅，多年后枝繁叶茂，筑起江南人称的“墙门庄”，然后是突然一场大火，又迁往了黎里镇，同时迁入的是金家另一分支，出过一位孙中山、蒋介石的私人医生金诵盘（曾多次给我祖母看病），是我祖父的堂弟，其子金定国与蒋经国为结拜弟兄，多年前被海内外媒体集中报道，热过一阵子。

    迁来黎里镇前，我太祖父一直无所事事，嗜好鸦片，嗜赌，不久就去世了。我太祖母带着三个孩子，花一千多两银子买下了黎里镇“中金家弄”房子，作为寡妇，在当时是十分招摇显眼之举。入住后，太祖母着手翻新这座旧宅的第二进房屋，包括弄堂旁长长一排裱有字画的宫窗。以后，也即我祖父五岁时的某个深夜，一伙强人夺门而入，捆绑了太祖母，将家中所有的金银洗劫一空。所幸她还留有窖银，待到几个佣人挖出了装元宝的地缸，却发现缸里全部是赤链蛇，太祖母立刻就哭了，她知道，金家要败了。

    太祖母去世，留下三个少年人—我的祖父、叔祖父和姑祖母。祖父当时十七岁，在苏州东吴大学读预科，已与镇上蔡姓大族女儿攀亲，因此由族长出面做主，金家向蔡家借两千银元，办了我祖父这一门婚事。新过门的祖母（蔡月座）也是十七岁，贤惠能干，不久就为我的姑祖母攀了亲，嫁与苏州带城桥下塘的袁诗亭（曾在北京大学教书，其侄袁水拍，排球教练袁伟民，都出自苏州袁家这一族）。以后，我祖母也为我的叔祖父娶了亲（黎里镇汪家），也是由族长出面，正式为金家两兄弟分了家，其时金家一千亩田地被一分为二，中金家弄的宅子也一分为二，后二进为我叔祖父使用，前二进归我祖父居住。

    祖父两兄弟的关系一直十分要好，维新时期废除科举，他们曾一起拜同里镇“江南大儒”金松岑读书，结婚后两人照常在一起玩。当时的黎里镇，已有了所谓“交际花”，按现今理解，就是相对新派风流的已婚女人每夜在家中会客，丈夫毫不过问，是可以彻夜接纳男人们上门打牌喝酒之所。两兄弟经常深夜才回来，有一夜我祖母锁了内门，两兄弟在天井里呼叫之时，楼上就倾下一大盆冷水来，两人浑身湿透。这表明我祖母已十分不安，不久，她就卖掉了二百亩田，让我叔祖父赴京读书。

    当时黎里镇到北京，舟车辗转极不方便。我叔祖父金鹤年就读于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精通日文（其时中国法律均由日本引入）。抗战前他在设于苏州的“江苏省高等法院”任检察官，后辞任，战后在桃花坞买了大房子，很是气派，已然是当时苏州最知名的律师了，在上海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有事务所。

    即使用现时的眼光来看，我祖父在当年也算是新派人物，只是他一直在镇里生活。他朋友无数，花钱如流水，常去苏杭游玩，喜欢洋货和化学，家里有不少化学玻璃仪器，还有网球拍、洋酒洋烟。有一段时期，他经一位朋友介绍，在镇小学教过书，后因为教了一个白字，被人取笑，立刻就辞职了。他喜欢广交朋友，共和时期推翻帝制的群体中，黎里人氏不少，黄埔军校有几位朋友来信，希望他过去做事，但当时从江南去广州要转道香港才能到达，祖父因觉得麻烦而作罢。

    待到北伐胜利，有个朋友忽然做了浙江省水警厅的厅长，立刻写信来，邀我祖父去做财务科长，月薪两百大洋，于是他快乐地去了。这时已经是新派军队编制，戴制帽，一身青灰色哔叽制服，尖头高帮皮鞋，武装皮带，他曾这样打扮了在镇上走了一趟，在照相馆拍了照片。大家都觉得惊奇，只是我祖母对这身装束生疑，认为已经穿了洋装，现又改为军装，是不吉利的，没有好处。

    果然，祖父到职没几个月，水警厅的厅长忽然间就死了，他的全班人马立刻被后任取代，祖父只能带着几百大洋回到了镇里。我父亲对我说：“你祖父只是字写得好，其实他不懂得做事情，是不会做事的……”

    祖父的状态就是如此，一直闲于家中，无所事事，常去苏杭游玩，喝酒打牌，性情慷慨，常借钱给朋友，所幸是他始终没有染上鸦片烟瘾；一度他很想做小职员，请苏州我的叔祖父帮忙，但在当时，法院系统的人特别谨慎，讲究规则，我叔祖父到底也没有介绍什么事情给他做。

    金家老宅与黎里镇不少的老建筑，同样是在静谧时光里逐渐衰老……我祖母嫁来后，虽也如我太祖母那样尽力维护修葺，然而这些老屋仍然散发着朽坏之气，家中事无巨细都由我祖母操持，一直有佣人、厨子，春秋两季请裁缝，表面架子大，实际已陆续变卖田产……直至最后讫尽，终不愿卖掉房子。溯自我父亲读初中阶段，家中用度已很严峻，每至新学期开学，祖父即到苏州求姑丈接济，祖母不时变卖细软……有次，他见我祖母从箱笼里翻出两朵发黄的珠花、一件狐皮袍子，裹成一个包袱，嘱咐黎里镇一个叫万隆的老裁缝悄悄从后门携出，走很长的石板路，绕很大一个弯到镇西的当铺里卖掉，凑够了学费。

    他一直被初中三年的经济窘境压得喘不过气来，何况高中呢。钦佩进步作家，接受左倾文艺书籍的变化，是在这个阶段开始的。他隐隐感到迟早有一天，他会进不了学校大门—情况确实如此，也就是他在震泽镇育英高中读书那年，日军突然入侵了华北。

    一九三六年除夕，育英中学欢庆元旦，学生会主席发表讲话，盛谢校方安排的除夕会餐。谁也预料不到他竟然上台发言说：国难当头，校方不该如此庆祝—今夜会餐的钱款，应如数捐给绥远前线将士才更合理……校长勃然大怒。

    当晚同学们都在用餐，只他一人静静站在学校附近的河岸边。“效仿屈原之行吟，极为孤立”，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这样写。本学期成绩单“品行”一栏，被评为“乙下”，这在他无疑是“奇耻大辱”，因此不久他就转校到嘉兴秀州中学，再读高一。

    这是一所教会学校，校长顾惠人是留美生，虔诚的基督徒，父母据说原为教堂佣人，获美国牧师好感，因而助其子出洋读书。全校课务由教导主任和一个美国教师窦维斯负责，设有工读，可全免学杂费。

    黎里廊棚。

    黎里祖屋弄堂上方。

    比起黎里镇小教堂，嘉兴教堂更称得上一个堂，哥特式拱形长窗，仰头才可以望见高高的尖顶。进入这个沉静氛围，同学们不论有无宗教情感，都一样抱着烫金《圣经》穿来走去，在牧师的温和祷告中，他得到了慰藉，这个阶段，他常常默诵《圣经》，餐前谢上帝，睡前真诚忏悔，有时流泪饮泣，深感迷惘……等这年的年底发生了西安事变，图书馆里看报讨论时事的同学越来越多了，他也逐渐离开了《圣经》，然后，整校突然间倾巢而出，实行省内军训—整个大时代突然变了，属于每一人的命运，也即从这一天起，完全彻底突然改变了。

    父亲常会提到“七月八日”这一天，杭州的气温逐日升高，午休时他读《猫城记》至一时半，离开图书馆走回宿舍，整个大营盘静悄悄的，偌大的操场烈日当空，猛听到街上报童“号外！号外！”的凄厉呼喊声，他隔着矮墙木栅买了一份八开单页报纸，赫然印有特大醒目黑体标题—日軍炮轟宛平守軍！啊！战事全面爆发了！打仗了！正午炎阳晒得操场的砂子发白，皮肤刀割似的灼痛，地上是一动不动的一团黑影。

    两小时后，全体学员紧急集合，范汉杰宣布军训即刻结束，所有学生立刻归回原校。下一日，他与同学坐火车到嘉兴，校方亦宣布放假，他乘苏嘉火车到了平望，雇小船返回黎里镇。他穿着校服，戴大盖帽，脚穿前掌有铁钉的军用皮鞋，急冲冲赶到黎里老屋。祖母端一碗炒米糖茶，惊喜交加，问他的脸和两手怎么晒成了酱蛋色，祖母叹息道：“玖生（他的小名），倷哪能这副样子了……”祖父听得消息，也即从茶馆赶回来相会，加上他的妹妹，全家四口（蕴姐婚后住杭州，大姐住本镇西首），算是在战火中团圆了。

    以后的几个月，举镇惶惶不安，日军进逼的战事新闻不断传来，“八一三”爆发，战事激烈，日军飞机常从古镇上空经过，人人都在空气里闻到了火药味，谣言四起，一度传说：只要身穿丝绵袄裤（本地盛产蚕丝），子弹就打不进，死不了人。不久，平望遭到轰炸，形势逐日紧张。

    [父亲笔记]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旬，沪战失利，松江青浦一带难民船，首尾相接，日夜兼程，穿过我镇市河，向苏嘉路以西逃亡，橹声彻夜不绝。五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上海守军全线溃退，青沪公路日夜挤满官兵车马。十一日，上海失陷，日军自嘉兴占领平望，距我镇仅十余里，翌晨，全镇十室九空，鸡犬无声。全家避难于三里外老宅。

    十一月十二日，吴江沦陷，全家离镇逃向祖居杨墅—逃难正是最需要钱的时候，此刻祖父再向那些老友们仓皇问借，已是五元都难了。

    [父亲笔记]

    沦陷初，自淞沪战线撤退到太湖地区之散兵游勇，自称游击队，多如牛毛，经常勒索钱财，百姓称“老刀牌”、“强盗牌”（均为香烟牌子）。中有程万军者，号称拥万人，自立番号“天下第一军”，后即投降日寇，收编为汪伪第一师。

    三

    那天我们退出“中金家弄”，便看见了安静的“市河”。

    在旧时代，黎里与周边各镇只依船运维系，水网密布，眼前的“市河”曾何其繁忙。父亲描述当年来往的行船，一如上海马路上大小汽车那样络绎不绝。船头漆了红绿一对大眼睛的是绍兴快班，方头方脑的是夜航船，镇上地主与店家到四乡收账用船，包括有钱人的雇船，精光锃亮，统称账船。在沦陷之前，秋季的市河有更多更密集的卖菱小船，吴江四乡女子，打扮得“山青水绿”，一路摇船一路叫卖鲜菱，镇上的石板路、桥栏、驳岸，包括茶馆内外，立刻铺满了厚厚一层米色的菱壳。

    眼前笔直的市河，曾是父亲少年时期的看台，也是无数“太湖强盗”驾快船前来抢劫的必经之路—我曾在中篇小说《轻寒》（《收获》一九九〇年第六期）中写一黑制服的水警，立于漆有白“警”字小舟中大吹铜号的场面，是虚构的一种悲凉；在父亲记忆里，每逢这特殊时刻，等于人坐家中，风云突变，忽听得一阵阵极为惧怖之声—全镇三里长的街面上，自西渐东的店铺响起一片关闭“排门板”声响，如骤雨暴风，如除夕夜大燃鞭炮那么滚滚而来。黎里镇四面环水，仿佛太湖流域一个岛镇，历朝历代都须经受这突发的无情劫掠，然而在少年人的眼里，从快船上跳下来的“湖匪”一点也不凶，有男有女，大大咧咧在镇上行走，在每座石桥布哨，队伍中的女子丝毫不减男子气概……“中金家弄”斜对岸有一大当铺，两扇包裹厚铁皮的巨门早已紧闭，门后贯有五寸见方粗大门闩、大丁字撑，但“湖匪”往往只撞数下，门就不声不响开了。父亲说：“现在想想，一定是有内线的。”一干强人即刻拥入当铺，也即刻搬出大大小小抽屉，朝快船的船舱倾泻银元，声音陌生，哗哗在耳，河中浮动大大小小的抽屉。镇上有个吃鸦片败家的乞丐，长年蜷缩于当铺门侧，第一个经过的“湖匪”，丢了一件灰鼠皮袍子在乞丐身上，闪闪发亮的青缎子面；第二个强人经过，一个挥手，“哐啷啷”几个银元，在灰色石板街上跳跃闪光。乞丐立即滚爬起身，诚惶诚恐，深深作揖道：“队长顺风！顺风！顺风！”

    每逢这种场面，全镇只有瓷器店“海興盛”照样开门，店伙计靠紧柜台，“笃定泰山”，静看这一出大戏—是屡经乱世的传统：瓷器店向来属于“清水衙门”。

    [父亲笔记]

    田岫山，沪战撤离之下级军官，蓄两绺燕尾须，持红穗驳壳枪，号田胡子游击队，一律快船、便衣（俗称“便衣队”、“便爷”），曾来镇西当铺发表抗日演说—若镇方无诚意，即驻扎镇上“抗日”，万一引起烧杀，概不负责。镇商会赠300银元、廿担大米，当日开拔。

    [《庚癸纪略》/倦圃野老]

    咸丰十年（引注：一八六〇年，下同）

    四月二十三日，西路火光烛天，晡时吴江陷。

    四月二十七日，贼（太平军）尽南去，吴江城内外杀数百人，虏千余人。焚民房十数处。土匪肆掠。嘉兴陷。

    六月初一日，五更炮声震天。贼起岸。下午闻贼退。土匪蜂起。

    六月初二日，（同里）烟焰冲天，火势正炽。泰源、恒源、永和三典被土匪抢掠。放火烧尽，街上杀死数十人。晚间又讹传贼至。良久始定。

    六月初六日，周庄枪船（民团）日日来搜土匪所掠货物。

    六月初七日，镇上（同里）各无赖倡进贡之举。

    六月初八日，黎里失守。南望火光不绝。

    [《柳兆薰日记》/柳兆薰（柳亚子曾祖父）]

    咸丰十年

    四月初四，迁徙纷纷，太湖有蕉湖船数百，均是土匪，乘间思劫夺者。

    四月廿七……梨镇（梨川，即黎里）惊惶，罢市则确，若长毛已到，则未得实也。

    六月初八……长毛已到梨川，逃难者纷纷东下……七月廿九……舟至（黎里）市河，两岸市房自流下浜起至唐桥止，一片灰烬，惨目伤心之至。

    十月廿四……小舟冒雾到梨川，知长毛头目钟姓在地藏殿，缙绅、耆民均已见过，极谦和，云是湖南人，告示安民，极工丽，极体恤……街上多长毛来往，异服怪状[1]，真妖孽也……

    我父亲22岁，祖父50岁。

    我（19岁）与家兄（金芒，20岁，图右者）摄于黑龙江嫩江农场，1971年。

    一九七四年，我曾在黎里镇住了半个月，眼前这条“市河”，在当年印象里就这样窄吗？记忆中它宽阔很多，那时我已在黑龙江务农五年，回镇小住是因为近期有不少上海青年人已由赣、皖、滇、吉、黑等劳动地点转至江、浙祖籍落户，生活环境改善很多，回沪探亲也方便不少。这年春天，三姑母和表姐都这样来电话说：“舒舒（我曾用名）可以回转了，倷就是黎里镇人嘛，祖宗就是黎里人，倷不是上海人，不是黑河黑龙江嫩江人，倷是吴江黎里镇子孙……”得此信息，我就到上海老北站公兴路坐上长途汽车，沿沪青平公路来到了黎里，住三姑母家。那段时期，我每天在镇里无所事事游荡，后认识了一青年理发师，常去他店里看过期的上海报纸。理发店有两根柱脚插在水里，有时地板和镜子摇晃，是小船碰到了柱脚，他就推窗对下面的船夫说：“扳艄呀！”

    但过了没几天，三姑母得到坏消息，镇“上山下乡办公室”已停办这种户口手续了。翌日，她想出另一个办法，准备找一个附近的水乡女子跟我订婚，这样的话，我肯定可以从黑龙江迁来此地。我表姐讲：“不过嘛，此地水乡订婚有一点啰嗦，就算目前阶段，至少倷也要买多少斤上海‘什锦糖’、‘大白兔’，上海葛丝被面多少条等等，做男方上门礼品，一道坐了小船，到女方屋里去拜谢。”三姑母看定我说：“倷阿答应？答应就讲定，下个礼拜，或者下下个礼拜一，一大清早，先约男女双方到黎里镇绸布店门口，见面再讲，阿好？”我当时笑笑，把这事告诉了理发师，他也是笑笑……但我父亲得知此事，即打来一份加急电报，当时我拆开封口，见里面一行字：“即使天仙美女也不许见面。”—我父亲怎会当了电报员的面，拟出这一句尴尬电文的？

    订亲的事就这样作罢了，记得那半个月，我常在镇里游荡，坐在镇桥石栏上看看来往行船，看绍兴来的脚划船、从太浦河和太湖开来卖鱼蟹的渔船，水阔天远，石桥一座接一座，每天凌晨时分，镇上几家茶馆灯火昏黄，已密密麻麻坐满了人……

    我父亲清贫的学生时代，在抗战全面爆发的前夕结束了。

    也是在这个阶段，他加入了中共的秘密情报系统。

    他常常说，这是一种最讲规则、也最没规则的工作，必须随时独自应对突然的变故，常不知所措，不知如何是好—比如组织上一度派他到国民党三战区的冷欣指挥部受训（可收集情报），去后不久，该部却又调他去了郎溪。突然之间的调动，无法及时与组织联系，到达郎溪几天后，他又接奉了调令：即刻赶赴江西上饶的四十八都（现称四十八镇），接受更高一级的特工训练。这期间，他得不到组织上任何的指示，抵达上饶也无人商量，极为苦恼，只得称病暂住于民居，不办理报到的手续，屡次致电冷欣参谋部，“得患急病，难以受训，请求调回休养”。多天后终获批准，这才取道广德、湖州独自返回吴江。

    他至今记得，同赴上饶受训的人员里，有吴江的马希贤（马希仁弟，曾任冷欣部参谋四课少校督导员，后被忠义救国军杀害）、无锡的朱影渔、溧阳的段道恕。朱影渔于一九四九年任江苏省保安总队大队长，因策划起义未果，同年被杀害于上海警察局牢房内。段道恕久无音讯，但在一九六〇年，有关“外调”人员找他回忆当年冷欣部特训班情况，提到过此人。

    这段往事，我听父亲讲过多次，记住了一个细节—那时他从上饶返回吴江“养病”，独自坐车、坐船，长时间步行，有一天，他走入大片大片的竹海，满目是蔽天翠竹，长久在寂静无声的浓荫中行走，忽见一只火红色大鸟飞落到不远的竹丛前，久久停立不动，浑身披挂赤焰一般的羽毛，极为炫目。这不知名的红色大鸟，始终留在密密层层的翠竹前面，留在父亲和我的眼前，殊为特别。

    近发现他某一首旧诗有相似的注：

    一九三九年冬夜，群雁落余脚下，声闻数里，诚为奇观。

    他回到了故乡，作为冷欣指挥部下派的上尉情报员，进入严墓县政府，同年与上海吴成方（中共中央社会部在沪负责人）接上联系，主要工作是“收集情报”，当年对情报的理解相对狭隘，认为只有“密件”才是情报，一般是从政府公文中挑出密件，寄往上海秘密通讯地点“先施公司于明达”。

    [父亲笔记]

    浙西来的朱文礼、王化鹏等一批人进入“政工队”，他们没有地方关系，据说是通过庄绍桢进来（解放后才知是同一个党支部），共同宣传抗日，后在镇上开“二五减租”座谈会，触怒了地方士绅，引起国民党注意，撤销“政工队”，改为“青工队”，我任队长，朱文礼开始同我接触，但双方总保持距离，互相猜测对方的政治背景。我记得曾在北栅田野同王化鹏散步，想摸他的底，他装糊涂。庄绍桢也忽然问我，上海有没有共产党朋友？他想找“关系”。我说没有。反问庄，别人都说你是共产党，会没有“关系”？庄说，啊，原来你也没“关系”啊。庄走后，我同萧心正谈起此事，认为庄是在试探。在那困难的年月里，双方一度是“捉迷藏”式的合作，对至今的人们而言，难以想象，双方没有“横关系”，客观上就存在隔阂，当时我真想把双方拧成一股绳，可发挥更大的作用，组织上不允许这么做，只能忍着。

    [父亲笔记]

    沈文潮当时在专员公署任总收发和监印，发觉了我和萧的举动，表示愿意一起工作，一次他甚至想随我同去上海，“让我看看上面的共产党是怎样一个人”。我曾把一份上海八路军办事处的捐款收据，请他送至吴江城内的金某。

    [父亲笔记]

    大革命时期建立的中共吴江支部，“四一二”后被打散，长期空白。“沦陷”后，国民党政治力量与乡村保甲制度仍秘密存在，始终有一条秘密交通线，从吴江一站一站通往后方，其时县党部收到的反共密件较多，文字较长即不易密写，如“中统”建立“农村通讯网”的密令，长至数页，都是萧心正手抄，装入一个纪念册的洋装封面内，由我带去上海。

    [《六十余年前的特殊“口述历史”—〈中共谍报团李德生讯问记录〉书后》/程兆奇]

    ……上海的情报传往中央主要通过交通员亲传，而情报则用密写方法写在右翼出版物上；中央指示则用密写法写在衣物上传回。（密写方法大致有三种，一是米汤，显影是用一种叫“淀酒”的材料；二是用“五倍子”研碎书写，用“黑矾”显影；三是国外特殊墨水，用普通墨水涂后可自然显出。）……一般情报仍用密写法写于商品包装纸等物上，由交通员每月一次携往香港，再转延安。1941年7、8月间上海情报科拥有自己的电台……

    这种传递方式，如旧电影表现的细节，包括带至上海香粉弄某旅馆等，大多为文字方面往来。

    在父亲笔下，当年另一种影像同样溢于词表：

    “夜半枪声急/移舟泊远邻/冰凌篙橹裂/袜破足跟皲/抱秸遮飞雪/捧瓯啜粝飨/田翁扫竹榻/稚女奉茶巾/辗转突围出/应知一饭恩。”

    注：日军扫荡，冬夜常乘舟转移，多次投宿毛家浜处，某日大雪，余与心正拂晓在枪声中赤足涉水数里，旧影如在眼前也。

    他在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三日《申诉材料》—密密麻麻工整蓝圆珠笔复写的红双线纸上自述：

    40年冬，兼任吴江伪俞清志部队大队副，夜袭苏嘉线日军据点盛泽镇，亲自锄杀吴江汪伪“安清会”会长叶冠吾。

    一陌生房屋照片背后有他留言：

    盛泽毛家弄照片，摄于1981年。左首有车轮的门户，即1940年安清同盟会会长叶冠吾姘妇住处，当年这条街上摊贩林立，夜市兴旺，附近尚有戏馆，登楼将其击毙，事毕提枪出门，在戏馆人群中独入小弄去也。

    吴江地区俞清志、沈文潮参加了这次刺杀行动，事后，俞等人亦即刺杀汪伪吴江区长简孝峰—父亲在《得百句赠友》中称：

    “……众秀咸同德/况君茹苦辛/挑灯论史鉴/置酒说乡坤/喜见义旗下/同仇共此心……”

    注：嗣后清志、文潮又杀敌伪区长简孝峰。朱见华从未拿枪，亦独自去盛泽杀一日军伍长。张贻翼领取自动步枪当天，正逢日军扫荡，提枪带二人迎敌狙击，掩护我们转移，后即带六七青年到梅堰公路伏击日军便衣，一时群情高涨……

    他保留了其中二人照片，背后均有文字：

    沈文潮，盛泽人，1941年8月□日（引注：原文如此）被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秘密绑架，惨遭杀害，遗骸不明所在。

    文潮未婚，殉难时年方二十三岁。虞仞千亦同日遇难于马腰桑林中，尸骨无存。同天被杀的还有庄浜马希仁家房东等数人。

    读父亲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写的申诉，“俞清志大队长”职称前，他都留下“伪”字，我理解该部队属于“皖南事变”前的国民党部队—现相关资料，均称俞为“抗日青年”、“抗日志士”，俞部也是当年日军警备队、松山部队和绥清部队悬赏搜捕的重要对象。父亲保留了俞的照片，背后说明：

    俞清志，安徽泾县人，1941年□月□日（引注：原文如此），被国民党忠义救国军暗杀于吴江严墓镇（今铜锣）枫桥西街。

    同年春，伪军扫荡坛坵，前有大河，后有追兵，俞部情报员许永蓼、文书施明不愿被俘，一起跳河牺牲，遗体出水时，衣袋里还藏有部队印章，农民为之痛哭不已。

    他在《笠泽纪事遥祭诸亡友两首》后注：

    马希仁弟马希贤，亦遭暗杀于商榻，尸骨无存。

    父亲摄太湖照片及背面小诗，1948年。

    “太湖呵为什么你的脸这样红晕？你伏在那远山的脚下细声细气讲些什么话？

    而破旧的小帆船你驮着满舱碎金的太阳漂着船夫们的汗是不是把太湖的控诉带向远方？”

    摄于上海，1942年。

    翌年春节，青年区长俞清志又为“忠救军”便衣所暗杀。

    又：文潮、仞千牺牲，嗣后袁璋被杀，而朱见华竟贫病交逼自沉求死。

    以上部分的引文，也即一九四一年春“皖南事变”后之复杂细部，其时“忠救”已从安徽进驻苏嘉湖地区（延伸至上海浦东高桥、东沟），这支队伍的行动与态度，难有《沙家浜》（原作《芦荡火种》）角色的戏剧化。

    [互动百科/“胡传魁”词条]

    ……编剧文牧同志讲，剧中的胡传魁和刁德一一样，原本都是没有原型的虚构人物，只是因为胡传魁的性格有些胡搞，所以才让他姓胡，就像刁德一性情刁滑，就让他姓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