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 正文 我的父母
献给冬的孤独，夏的别离
他们那时年轻，多有神采，凝视前方的人生，仿佛无一丝忧愁。他们是热爱生活的一对。
一切已归平静
母亲说，我父亲喜欢逛旧家具店，一九四八年在苏州买了一个边沿和四脚透雕梅花的旧圆桌、一个旧柚木小圆台，请店家刨平了台面，上漆，木纹很漂亮。
梅花桌子在一九六六年被抄走，柚木圆台一直在家，现放着我的笔记本电脑。
一九九〇年，父亲在卢湾区一旧家具店橱窗里看到有三张日式矮桌，样式相同，三张叠在一起。他走进店堂，穿过旧家具的夹弄，看这三张暗褐色的桌子。
店老板一般很“识相”，注重来客年龄、打扮、神色，不讲话。父亲想打听什么，但是没作声，最后怏怏出来，在这一刻，他感到自己真的老了。
“一定是日本租界的东西。”他对母亲说。
他的两颊早有了老年斑，这位昔日的抗日志士，已失去敏锐谈锋，即使面对他熟悉的“地下党”电视剧，也一般在沙发里坐着，不知是不是睡着了。
记得有一次，他转过脸对我母亲说：“冷天里还穿法兰绒料子？白皮鞋？”
母亲耳聋，不习惯助听器，膝上堆着报纸和一本《中国老年》杂志，看一眼屏幕，没明白他的疑问。
这是我听到父亲唯一的不满，他的话越来越少了。
他曾是上海“沦陷”期的中共情报人员，常年西装革履，也经常身无分文，为失业苦恼。
“穿不起西装，总要有七八套不过时的，配背心、皮鞋，秋大衣不可以冬天穿，弄得不好，过去就叫‘洋装瘪三’。”
他不许我吃日本料理，每提起深恶痛绝，“日本饭是最坏的东西”。或许，那是我母亲讲的，五十年前，他误将盘子里的生猪血当作番茄酱的原因。
出事那年，因“日共”某组织在东京暴露，很快影响到了上海的情报系统。某个深夜，父亲与他“堂兄”—他的单线联系人，几乎同时被捕。警车驶近北四川路桥堍，“堂兄”突破车门跳车，摔成重伤。他被押至宪兵司令部（位于大桥公寓，据说一九四二年李白被捕也关押于此），由东京警视厅来人严刑审讯。他记住“堂兄”摔得血肉模糊的脸，始终坚称自己由金华来沪探亲，不明“堂兄”近况，本埠不认识其他人，无任何社会关系。金华是国民党地区，他讲了很多金华的细节，但不会说金华方言，所幸东京人员疏忽了这最重要的破绽。翌日，他被押往日军医院对质，“堂兄”已奄奄一息，只微微捏了他的手。两天后，“堂兄”在医院去世。
随后的一年，他被囚禁在上海提篮桥监狱。
日占时期，这座“远东第一大狱”仍以设计精良著称，整幢建筑通风通声，稍有异常响动，几层楼都听得清。新犯进门循照英制，三九寒天一样脱尽衣服，兜头一桶臭药水消毒。糙米饭改成日式分量，每餐一小碗。囚徒必做一种日式体操，平时在监室里趺跏一样静坐，不可活动。四周极为静寂，只有狱警在走廊里反复来回的脚步声，钟摆一样的规则。
有天傍晚，听到一日本看守低声哼唱，踱步经过他面前铁栅，歌词为俄文：
ЭйУхнем，Эйухнем，Эйухнем，Ещёразикещёраз
（哎哟嗬，哎哟嗬，齐心合力把纤拉）
……
Разовьёммыберёзу，Разовьёмкудряву
（穿过茂密的白桦林，踏着世界的不平路）
……
Эйтыволгамать-река，Широкаиглубока
（伏尔加，可爱的母亲河，河水滔滔深又阔）
……
静坐狱中，歌声出自一敌方士兵之口，联想到词句的全部含义，他深感惊异。断断续续的《伏尔加船夫曲》，熟悉的旋律送入他的耳鼓。正是日苏极敏感时期，这位年轻日本兵，战前是干什么的？是学生？现实的隔阂，在熟知的歌声中搅动，产生难言的感受。
次年，他被解至上海南市监狱（即南车站路看守所）。一年后，解至杭州监狱。
两地都属汪伪管辖，等于嘈杂的菜市场，杭州监狱更甚，克扣口粮，犯人已到食不果腹的境地，必须依靠亲友接济度日。监室走廊里，每天摆有外来的馄饨担，也卖小笼、春卷、蛋炒饭、大肉面以及“包饭作”摊档，收受各类钞票或细软，付了账，或一个银假牙，小贩递进铁窗一碗三鲜面、“片儿川”或几个菜肉包，狱卒听之任之。一人在牢里吃，四面是饥肠辘辘的饿眼，几乎每天都有饿尸被附近的庙祝抬出去。
记得一个身披獭皮大衣的北方人，趾高气扬进监，出手阔绰，常常拿出钞票和首饰，从外面大馆子里叫菜，叫热毛巾揩面，终因缺少社会资助，懂得讨价还价，然后锱铢必较，数零钱吃馄饨面，吃廉价盖浇饭，最后无钱可拿，一件一件剥下衣衫以得充饥，没有接济，坐吃山空，最终饥寒而亡，死时蓬头垢面，仅穿了一套底衫裤，如缩毙街头的乞丐。
附近监室，囚禁不少身份复杂的英、美籍男女，基本失去西人风度，洋装和绒线衣每个缝隙里，蠕动着密密麻麻的虱子，除了被押走几个之外，不久都饿死了，没人管。
这期间，他得患重症伤寒、败血症、肺病、关节炎，头发大把脱落。所幸监外几位好友的接济，多方搭救，一年后被狱卒背出门来，保外就医。
他得以重返上海人间。他的年轻和活力，神奇地抵御了严重的疾病，恢复曾经的体魄和风貌。他依旧是情报系统必要的一环，他的联系人在法国公园、地地斯咖啡馆（DDS），以及三官堂桥的棚户里等他。
日本宣布投降的那天晚上，是他和朋友庆祝胜利的狂欢之夜。一群青年人开怀痛饮，在路上漫无目的闲逛，高声谈笑，无所顾忌。陶醉中走近西区，已是子夜了，只见附近绿树丛中某一幢大洋房，通体灯光雪亮，门窗大开，顿悟这是某大汉奸的宅第，于是大摇大摆推开铸铁院门，进入这所大房子。满地狼藉，宅主显然已逃匿，猫狗全无踪影，凌乱的大菜间里有几箱洋酒，众人打开箱盖，人手一瓶，巨大枝型吊灯照耀着一张张年轻人光彩夺目的面孔，于是歌唱起来，声震屋宇，一直闹到东方既白，一个个醉倒在细木地板上铺的波斯地毯上。等下午醒来，这幢折衷主义风格的豪宅仍不见一个人影，只有花园里小鸟在鸣叫。
父亲说，静安寺以西，也即“大西路”的“美丽园”，“沦陷”时期是汪伪要人最有名的“汉奸窝”，现只有上年纪的“老上海”才知道了。
父亲的两个大书橱，装有不少共产国际著作，列宁、斯大林文集，包括《九评》等等多本政论剪报，不少的线装本旧诗。初版红布封套《鲁迅全集》是母亲买的，与之相配是父亲的《饿乡纪程》、蓝丝绒面《海上述林》。他的阅读兴趣一直与时代同步，1940年代有高尔基《克里·萨木金的生平》，1950年代除了《静静的顿河》，还包括《三个穿灰大衣的人》、《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等苏式主旋律小说。他钟爱和敬佩俄国画家列宾的作品，有多本中译苏联美术评论，对苏联文化完全接受，包括苏联大马戏团、钢琴家和乌兰诺娃来沪演出，他都清晰地记得，并保存那些并不显眼的节目单。
“文革”初期，他裁开两大张红纸，大字书写“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贴在两扇玻璃门上，以示对运动的理解。没半个月，这几扇门被抄家的红卫兵多次打开，搬走大部分闲书、日记、相册，包括一对威基伍德洋青花瓷盘，一座铸铁少年像（记得背面常附有同色的蟑螂卵），一尊据说是真正宣德炉，等等，留下的也就是已经泛黄的共产国际理论著作，列宁、斯大林文集，《九评》等多本政论剪报，初版红布封套《鲁迅全集》。
一九七八年运动结束，开始“落实政策”，我父母的日记及几大册照相簿都已发还，盘子和零星器物自然不知去向。某一日，父亲接到通知，请他携带当年具结的被抄清单，去上海龙华机场认领图书。我和父亲兴冲冲赶到那个巨大的飞机库，发现库内是一个装满旧书破纸的超大堆栈，人头攒动，尘灰飞扬。
无数的人，无数双手，在无数的书册中翻寻，空气中充满浓重的旧纸霉味。他立刻明白，此番根本找不到自己的书了，找不到他喜欢的一巨册铜版纸《浮士德百卅图》。四周都是书主，人头攒动，满眼旧书，曾经被一本一本从全市各个私人书橱里取出、装入黄鱼车或汽车，敲锣打鼓汇集到这个杂乱高广的所在。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图书与主人间的联系，早就被彻底割断了，每一个来者，此刻都念想着过去，眼前这座大库也确实盛满了过去，但只是一种复杂的堆叠，纠缠着深不见底的破碎记忆，每人要找的每一页字纸，已熬煮于目眩神乱的这个旋涡之中，必与主人无缘。每一位来者，虽已被告知，可按照当年的单据取回同等数量的书册，但现场充满了无尽的焦虑与绝望，大家都流着汗，手眼所到之处，只是无数非常陌生的他人的物品，普遍心情不佳。
记得那天，父亲与一小青年争了几句，对方应该就是失主代表或家属了，却不明白也不爱惜这些旧物，一路乱扯乱翻，随手把一函一函整套的线装书拆散，东拿几本，西挑几本。父亲拉住小青年说，这样做是不对的，拿回去也没有用。对方大声回答：这是我个人自由！现在谁怕谁啊！
明显是个受害者，倒蛮有当年害他长辈的这种作风！父亲事后说。
失去了预期的喜悦，他意兴阑珊，没有取回超过原值的书，包括那些他清楚的贵重版本，心情低落。此次从飞机库带回的大多是便宜读物，即使这样，以后细翻这几大捆旧册，窥见零星的藏书印、私人笔迹、剪报，甚至某一页夹有的一丝头发，都令他不安。其中一本《给初学画者的信》（苏联赫拉帕科夫斯基著，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盖“墨海”双框白文印，扉页上是主人匆匆的钢笔字：
支援官亭抗旱归来路过书店，见而购之。
王坚强65.3补记
父亲（28岁，《时事新报》记者）与母亲（20岁，复旦中文系大二学生）在太湖留影，1947年4月7日。
留影于外滩黄浦江船中，也在此时，组织上批准他们结婚。1950年10月。
没有此人更多的信息。
王坚强，这个人在还是死了？父亲说。
三十年前红纸墨笔的领袖语录，早已经不知去向，书橱中缺失不少内容，增加了《盐铁论》等“文革”重版“儒法斗争”读本。当年打扫厕所的无数个夜晚，他是在静读这一类新版古籍中度过的。到一九八二年，整叠读书笔记被他包了牛皮纸，贴一标签“《扫闲堂笔记》”束之高阁。以后，橱里摆有他和我母亲从西安、昆明、桂林带回的小纪念品，我曾给他一块火山石，他也贴一小纸“1988.8.1，长白山”（我登山之日），放在一起。
橱里一直摆有他和我母亲的合影。
他们那时年轻，多有神采，凝视前方的人生，仿佛无一丝忧愁。他们是热爱生活的一对。
其实在拍摄此照的岁月里，父亲奉命回苏北根据地接受审查，母亲在复旦上大二，不知听了哪个同学的话，想去北方革命，她的资本家哥哥大惊失色，赶到北火车站，将她从即刻开动的火车上拖回来，关在家里一个月。
如今，一切都归于平静了，他们都戴老花镜，银发满头。寒冷的雨雪即将来临之时，父亲辗转不能入眠，狱中旧伤仍然隐隐作痛；母亲一直是热心的报刊读者和离休组织开会对象。他们身体还算硬朗，没有和孩子住在一起。
有一天早晨，父亲摘了菜，喝了一杯茶，后来对母亲说，今天不吃菜了。母亲没听清，去到厨房后发现，父亲已把豌豆苗装到黑袋子中，丢进了十二层的垃圾通道，无法找回，摘剩的枝梗盛在塑料篮子中……母亲说不出话来，把那些枝梗装入黑塑料袋，扔进十二层的垃圾通道。第二天，她给每个亲友打电话，提到父亲这个过失，可惜那些青翠的豌豆苗。她大声诉说这事，使听者都有所触动。
新中国成立后的某一年，父亲突然被告知去京开会，实质是坐汽车在市区转了好长一段路，被禁闭在一幢不知名小楼里。周围有多幢这类小楼，属于本系统的人员，因某件大案的株连，每个“有问题”者被独拘一座小楼，书面交代问题，每周允许与家人通信一次，也就是写一页无信封的内文。父亲一直不知道这小楼的位置，其实是在附近淮海中路1273弄的“新康花园”，距长乐路我家只两站路。我母亲也全然相信他去北京“长期学习”，离开了上海。几个月后，父亲在一回信里提到“昨晚大雨，响雷”。细看这一句，母亲忽然意识到，他肯定不在北京，而是在上海！记得那一晚沪上大雨，空中响彻巨大的雷声，但她不能在回信里提出疑问。
在这段漫长的日子里，他每天独坐，默写那些写不完的交代材料。
有一天听见窗外有小贩叫卖面包（当时有这类小贩）的吆喝声，是他十分熟悉的一种声调……他终于想起来，以前在家里多次听到这种声响，耳熟能详，“卖面包，罗宋面包，豆沙面包……”离家半年他才明白，这座小楼与自己的家，都属于小贩游街串巷的同一个活动半径，亲切的嗓音，经过小楼旁草坪和宁静的梧桐，一直曲折游荡，就可以返回自己熟悉的家，让他忽然明白，也只有小贩们的世界，才是真正的自由王国。
父亲离休后的第二年，见到了情报系统的老上级。一九四九年后，这位老人即被禁锢于江西某农场，直到1980年代平反。八十多岁的老先生，忽然转身成为一个享受相当级别待遇的老干部，却没有任何同事和朋友，有时被司机送到一个重要会场去，发现谁也不认识，只能回来。
父亲说，他同老人晤面那天，颇有一九四九年前的接头色彩，两人坐在静安公园一个茶室，凑得很近，压低声音说话。父亲说，老人轻声讲话的方式和语言，仍然是解放前的那一套，完全没受过解放后的政治教育和学习，甚至夹杂了江西老农的词汇。
在“白区工作”的岁月里，老人是一个重要的存在，是父亲崇拜的领导人之一，广交三教九流朋友，面对双重或三重间谍（情报如生意，做“赤俄”“白俄”情报、轴心国情报、国共两党情报）游刃有余，精通几国语言，衣着考究，用古董锡兰银烟盒、海泡石烟斗，喝咖啡、下午茶，每夜收听同盟国新闻短波，密切关注时局。
但如今一切都变了。老人从尘封几十年的箱笼里，取出陈旧的英国斜纹呢大氅，压满皱褶的呢帽，手中的“司的克”（手杖）早已不见，改为他儿子在四川买的竹杖，时常恍恍惚惚，自以为还是在一九四八或一九五〇年，他只在清醒时唠叨说，现在一切都好了，只是没朋友，没有事做。
父亲说，他要做的事，四十年前已做完了。
那段时期每隔一天，父亲会收到一张双面蝇头小字的明信片，他必也密密写满了一张，翌日回寄对方。这是南京老友寄来的文字，南京明信片为竖写中式，父亲是西式横写，一来一往，不亦乐乎。
当年这位老朋友搭救他出狱，一九四九年直至“文革”疏于往来，后不知怎么接上了联系，双方相互在信里做旧诗，讲无数旧话。这种赤裸的文字卡片，在小辈眼里是过时和怪异的。
几年之后，老友去世。
明信片无法收寄，父亲失去了观看蝇头手书的乐趣，出门的次数更少了，手头有一部缩字本的《廿四史》，他每天用放大镜看这些细小的印刷体。
在老境中，友人终将一一离去，各奔归途。他们密切交往的过程，会结束在双方无法走动、依赖信件或互通电话时期，然后是勉强的一次或几次探病，最终面临讣告，对方也就化为一则不再使用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死者的模样仍然是在的，在活者的脑中徘徊，却不再有新的话题，只无言注视前方，逐渐黯淡。这种化分之后的形象，终也有一天，连同保存印象的主人一起，忽然消失。人的全部印象，连带记取他的活者本身，全都消失以后，才是真正的死亡。人是在周而复始替换这些印象中，最后彻底死去的。
某一年冬季，父亲见到了一位不速之客，当年某同学的小儿子。同学于一九六六年死于非命，如今见了晚辈，父亲非常喜悦。
客人是外地中学教员，瘦弱，中等身材，衣着朴素，典型白面书生，因为来沪出差，萌生了探望前辈的想法，带来一本回忆集，收有我父亲的文章，父亲住址，是他按书中介绍的作者单位打听来的，很不容易。
我父母都很高兴，招待这位远方的“外侄”。
年轻人儒雅有礼，话音不高，母亲听不太清楚，只是对我说，父亲那天饮了不少酒，讲了不少有关过去的那种动情的话，从没见他这么高兴和激动过。
父亲觉得，这是一位非常了解长辈历史的青年，观点很有见地，做中学教师有点委屈了。
来客供职的中学，在某省某镇，抓教育不力，教师发不出多少工资，这次他来上海，担负了联系“希望工程”的任务。
父亲立刻答应想办法，写了几个地址和单位电话号码，凭此可以去找一些人，相信是有用的。
就这样，两代人紧密联系在一次午饭中。下午四时，客人告辞，我父母坚持送至楼下，一再嘱咐这位青年，有暇一定再来坐，希望还能见面。
三天后，父亲接到一老朋友电话，说家中也接待了这样一位外地青年教员，对老一辈人的往事，来人极其熟悉。父亲哑然，之后整个下午，他按那天给出的地址，一个一个通电话，对方均表示没见过这个小镇教员，更无人联系“希望工程”之事。
这位儒雅的白面书生，去到哪里了？
事后我母亲说，那天临走时，年轻人说回乡没有车资，父亲给了他一笔钱。
这事渐渐使我们不安。
我大哥希望，父母到外地休养一段日子，或考虑就此和儿子住，至少不会再冒冒失失，把一个陌生人接到家里来。钱是小事，出其他问题就麻烦了，你们都不能出事。是否要报案？请派出所分析一下？父亲那天开出的电话和地址，也要赶紧一一通知到对方。
父亲那天没说什么话，大家都呆呆地看着他，等他说话，提供什么线索。
“这年轻人还不错，也许是缺钱。”父亲最后说。
他的判断或许是对的，直到今天，再也没有新事发生。
只是从此后，他再不提这件往事了，再不提这个青年。
在晚饭前的那段平静黄昏中，父亲开了灯，伏在《廿四史》缩字本前，用放大镜看那些小字。他已经八十岁了，他聪敏、沉着、自尊，在漫长的人生中，已无法再一次寻找他年轻时代的神秘未来，只能在放大镜下，观看密密麻麻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