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军旅系列 正文 附录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流程中，乡土审视一直是个无法回避的话题；而它的呈现者，通常都是那些曾与它有密切的血缘关系、人格里深深打上它的烙印的人们。一般说来，乡土审视在作家们笔下呈现时有两种形态：一是以现代理性视角去传达作家主体对有着重重糟粕积淀的民间现实的人文批判；一是在重新寻找自己的价值信仰时，从它的古朴的道德情操和生存方式中发掘出一种与人的生命本能相关的原始正义。阎连科是一个在这两个主题之间不断进行着自我转化的作家，他似乎是位善于用笔创造奇迹的魔术师，能在最不经意间为你变出种种精彩的戏法。其实每一种戏法后，阎连科所关心的重心都只有一个：来自乡土民间的本原性生命苦难。他的不断转换也是他的不断自我探寻和自我突破的过程。他所进行的是为这种苦难的呈现寻找合脚的鞋子。当然，他的寻找不是正襟危坐，可总有一种让你意想不到的心灵震撼；不是天衣无缝，也自有一份浓得化不开的情感凝聚。与其心平气和地加以叙述，他宁愿选择极端的方式把一种审美追求上演得轰轰烈烈。
一从对乡土的理性批判起步
以写苦难而闻名的中国当代作家不在少数，但不仅不同的作家所解读的苦难内容不同，而且面对苦难的态度也不一样。例如，浙江籍作家余华是一个写苦难的高手，可江南人特有的细腻敏感使得他更侧重关注人性本身的苦难，并在审视它们的眼光里浸透着江南梅雨天气般的阴郁；山东作家张炜也关注苦难，而由于凝结着山东本身固有的鲁文化的凝重与齐文化的轻灵，他关注的苦难内容既是民间的也是人性的，他的审视态度既是入世的又是出世的。与自己的身世有关，阎连科的苦难呈现和观照方式，则具有明显的豫西山区严酷惨烈的地域特征。
一向有“才子”之称的河南籍作家阎连科的创作题材不拘一格，既有从政治、社会、宗法宗族等视角透视民间生存的乡土小说，也有以东京九流人物透视都市民俗风情的中原市井文化小说，更有从乡土和军队的结合处开拓的农民军人小说，它们都以不俗的姿态招来人们啧啧称叹。然而在阎连科的所有创作中，最能代表其个性和成绩的，无疑是其乡土小说的创作。所以这样说，首先因为这类创作占有绝大数量：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两程故里》等小说里，他表现乡土内容的尝试已出手不凡，自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发表《瑶沟人的梦》开始，他更是一发而不可收，以至于成为作者创作的主要线索；其次这类小说直接连通着作者的灵魂血脉，并不同程度地制约着其他题材小说的内在精神。如果拿能否塑造出一个独立完整的艺术世界作为衡量作家艺术成就的标志，那么阎连科在这方面是当之无愧的。他的这些作品基本上都以河南伏牛山系的耙耧山区为背景，从而构成了一个别具特色的耙耧世界。这里的专利权只能是属于河南伏牛山系耙耧山区的，以及属于阎连科自己的。
说它只能属于河南伏牛山系的耙耧山区，首先指它的自然条件。这里虽说是山区，但却缺乏人们印象中应有层峦叠嶂的大气，而多是贫瘠的梁子，“说山，也不成为山，没树林，也少明石；说河，却终年不闻哗哗的水响”（《两程故里》）；这里的气氛是极其压抑的，“终日里，满世界都能听到乌鸦的叫声，硬邦邦地响出来，撞着山梁子，回应出灰黑的声响”（《黑乌鸦》）；生产力水平原始低下，人们靠天吃饭，灾荒不断；总体上还非常闭塞，里边知道的信息通常要比外面的世界晚上许多。说它属于河南伏牛山区的耙耧山脉，其次还指它的人文特色。它是中原文化和地方山区特有氛围的混合体。一方面，地处中原的河南，历史上向来是封建统治的重灾区，封建政治是以官府对百姓的绝对欺凌为特征的，这就导致了这里民间异常严重地怕官、崇官、想当官的官本位文化；另一方面，这里又是一个灾荒不断的地方，民间要生存就只能以本能的生命意志去抗衡它。怕官、崇官、想当官的官本位文化加上面对灾难超乎寻常的忍耐力，便构成了当地民间生存个性的基本特征。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许多风气开化较早的地方已渗入了更复杂的现代内容，而在耙耧山区地带的民间依然保留着这样比较原始的生存风貌。阎连科正是以对这块土地上人们生存个性的独特感受和阐释形成自己创作风格的。
在对民间这种生存个性的呈现中，阎连科早先基本站在理性批判立场上。或者说，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他还基本上持一种批判国民性的立场。这也是对当时风行一时的知识分子启蒙主题的仰承，创作于80年代的《寨子沟，乱石盘》《两程故里》就是代表。《寨子沟，乱石盘》写爱情受到摧残的山村女子反抗的故事。想走出寨子沟的小娥不辞辛苦地侍奉她爷爷朝廷三爷，却从没有被毫无人性的、代表着寨子里最高统治权威的朝廷三爷当人看，听信皇后四婶和宰相六伯撺掇而把她强行许给她不爱的山豹，并教唆山豹强行占有了她，在忍无可忍之际她只好毒死了朝廷三爷，然后出走了。寨子沟里的世界，就是一个典型的在现代意识观照下的封建宗法社会的缩影，里边的人物形象都有典型的社会意义。由渴望美好爱情的小娥发出的反抗，无疑是本着现代人文精神对那里生活关系和方式的一种否定。
比《寨子沟，乱石盘》写得更复杂、更有代表性的，是他的《两程故里》。《两程故里》写的是80年代发生在北宋理学家程颐、程颢的故里程村的故事。从小受歧视的程天青在城里做生意赚了钱，一心想赢得村里的地位。在竞选村长、人大代表、修祠堂等一系列事情上，他展开了和只会修桥补路、没有什么能力的原村长程长顺，以及工于心计的封建宗法现代代表程天民之间的竞争。由于后两者或有主流权力形态的支撑，或有对传统权术的承袭；也由于置身在传统意识形态和当代权力形态长期压制下的自我扭曲以及历史的积因，他的抗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始终无法彻底胜利。这篇小说写得比《寨子沟，乱石盘》更见功力。例如，同是封建统治阶级人格意识的化身，程天民就比朝廷三爷复杂得多。他是一个传统的道统意识、政统意识在身上都根深蒂固的人，有成为村里最高主宰的愿望，并且会把祖先的著作整段地背诵。可是家族内部的权力纷争，以及他生活的时代的外部强大的体制权力形态，都剥夺了他单靠作为程门后裔里天字辈的老大就具有这种特权的可能性，因而他只有借助于权术来达到这一自私目的。可是他身上毕竟还有祖先那种道统理想在内，在那个不正常的岁月里，当一系列殃及民间的运动也威胁到了他的祖先所强调的人人都清心寡欲、按儒家文化规定的等级秩序过相安无事的生活时，他也做了一些有利于村人的事情。程天青则是另一类反抗人物的典型。程天青形象塑造的成功也同样得力于作者敏锐的现代理性眼光。正是敏锐的现代理性眼光使作者看到，程天青的悲剧地位不是偶然的，是传统道德形态和当代权力形态共同制造的；像天青这样代表着民间底层向固有秩序的挑战者，也同样因袭着传统的重负，像他希望全村致富，甚至修庙，也只是为了赢得在家谱里留名，在祖宗的名字后的某个位置上缀上自己的名字。他采取的手段，除了用钱收买人心之外，也不无权术阴谋的成分在内，难免给别人同样造成伤害。阎连科一开始在文化反思以及国民性批判主题上，所达到的程度就如此惊人。
尽管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阎连科的小说创作中，乡土题材的小说很难说代表着他的最高成就，也许他这一时期写得更圆熟的，尚是《横活》《斗鸡》之类的反映民俗风情的东京九流人物小说。另外，一些描写军人题材的作品也造成了颇大的影响，并因为军人身上的乡土气息而同他的乡土类小说相辉映，但《寨子沟，乱石盘》《两程故里》这两篇小说，已经足可以显示出作者这一时期的乡土认知倾向，即他基本上是接受了现代理性眼光所形成的批判传统。
二汇入发掘民间求生意志的主题杂色
用批判国民性的视角去审视民间苦难，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它以历史和文化的视野敞亮了许多过去积淀在我们民族灵魂深处不为人知的东西，但一般来说，20世纪启蒙知识分子的局限在于，历史批判的能力大于直面现实的勇气。固然，土地上各种落后意识制造着农民的悲剧、戕害着他们的心灵和扭曲着他们的人格，对之也需要用冷静、客观的态度进行剖析；可在当代中国，农村农民所面临着一个最大的悲剧恰巧不是历史文化的悲剧，而是体制的悲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采取的是城乡分治政策制度，既不是依靠个人的才能，也不是根据个人的选择，仅仅是依靠出身，农民就被固定在土地上，成为最下等的一种人，如果不是有其他的特殊机缘，摆脱这种身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它对农民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河南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农民和城里人的鸿沟尤见严重。在这种情况下，高高在上的人格批判的模式固然不无道理，但它很难不成为一种漠视甚至是逃避承担现实责任的遁词。我发现，对那些真正民间底层出身的作家来说，对民间悲苦的深刻体验经常使他们很难像局外人一样冷眼旁观；他们更看重那些与民间生存直接休戚相关的社会正义东西。自小在豫西小镇长大的阎连科自然更是如此，还在延续批判国民性主题的同时，他已经感觉到了固有创作方式在传达自己本真生存经验方面的局限。在这种对土地农民特殊感情的驱使下，阎连科一步步发展出了他不无偏激的苦难呈现方式。
我们知道，就在创作《两程故里》的同时，他还开始了军人题材系列作品的创作。其实在那时，通过诸多备受争议的“农民军人”形象的塑造，间接体现了由体制造成的农村人出身给人带来的巨大阴影。在小说中，这些农村军人的最大目标就是逃离土地，“能让老婆孩子进厕所用上卫生纸也就对得起这一世为人了”。进入90年代，以“瑶沟”系列的推出为肇始，随后《欢乐家园》《天宫图》《黄金洞》等一系列作品相继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注意，它们把阎连科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些作品加强了对民间生存苦难的关注，基本上把故事背景都退到了耙耧山区更为封闭、落后的深山区。然而就它的人文状况来说，依然无法摆脱河南民间在各种权力体制重压下苦苦挣扎的命运。阎连科继续对那些压迫在民间命运上的权力枷锁予以愤怒揭示。例如，他使我们看到，哪怕在这些极为偏僻的地方，也存在复杂的关系网络；村长或支书在地方上拥有绝对的权力，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别人的命运；在这种权力关系网络和艰苦生存环境的重压下，一个村子里的人竟然供不起一个高中生；备受苦难的人们只有乞借于一些愚昧的乡俗来自我安慰；为了兑现给妻弟讨媳妇的许诺，只有眼看着自己的妻子被村长污辱，自己却不得不在屋外为村长守夜；人们只有在即使含辛茹苦地生存也难以持续下去时，于是死也就成了一种美好不过的向往，等等。但这时阎连科的创作主题开始汇入了一种杂色，其倾向之一是向民间抗衡苦难本能意志的皈依。从大的社会背景上看，这也与民间苦难的日益加深和作者面临这种情况的无能为力有关。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农民生存状况由盛而衰的逆转时期。20世纪80年代随着土地承包责任制的落实，一度给农民带来了生机；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有限的生机很快被各种名目的税收和摊派吞没。农民不但没有成为现代文明成果的合法分享者，反而陷入越来越严重的贫困化中。农民出身的阎连科本来就无法摈除自己的农民本性，正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才使他对农民的生存状况有着非同一般的理解和同情。例如，还在“瑶沟”系列里，里边主人公的名字干脆也是“连科”，在描写全队人想方设法为主人公做大队文书而奋斗时，在主人公不惜拿自己的爱情为代价以换取一个通向村长职位的途径时，作者并没有简单的嘲讽，而是明确地认同了里边所包含的生存无奈。在《天宫图》里，作者对主人公路六命在屋外为村长守夜，眼看自己的妻子被污辱，也绝没有什么嘲笑之意，而是在如同身受地传达一种地位卑下的农民挣扎在生活边缘的那种刻骨铭心的苦痛。在表现这些民间痛苦时，阎连科的态度是感伤的、优柔的。他感伤，是因为他无法把自己放在局外人的位置来躲避这种情感的灼痛；他优柔，是因为他发现那种简单地摆出改造民众的态度是无济于事的，这更是一个社会结构的问题，民间底层挣扎着的人们本身就是弱势者，他们在本性上也和所有人没什么两样，也有自己对尊严和幸福的追求，甚至还蕴藏着现代城市人所没有的抗衡命运的坚强品质，只不过他们的弱势地位限制了他们的表达而已。既然看不到自己的批判立场能为民间带来改变现实命运的具体可能性，既然民间注定始终处于无所不在的苦难中，那么自己还有什么资格站在局外说风凉话，过多地指责民间的道德责任呢？
在20世纪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中，本来有一种很奇特的苦难崇拜逻辑。这一逻辑的形成自有其根据：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伴随着20世纪初现代社会体制的诞生而诞生的，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随着现代都市体制的确立而诞生的。都市用学校等形式培养出一批游离出原始农耕文明生存状态下的独立知识分子群体，在当时西风东渐的浪潮中，他们大都接受了现代西方某种知识理想，既把它看做救国的灵丹妙药，又以传播这种知识为谋生的手段。可是由于他们所接受的知识不是在自己固有的社会基础上自然产生的，而是移植过来的，所以他们在接受的同时又无法与之在内心里建立足够的信任关系。兼之大多数知识分子出身于民间底层，对民间底层生存的艰苦有相当的理解，知道他们比自己这种以知识谋生的方式要担负更大的重压，所以经常不自觉地有一种负罪感。他们本来是在分析现实批判现实的，可一旦发现自己的分析批判无法对解决现实苦难起到立竿见影效果时，就转而对自身的批判方式进行怀疑；再由对自身批判方式的怀疑转化为对现实苦难的容忍，承认它作为现实生活的一个合理的部分；最后又发展到对苦难的崇拜，不再去批判苦难产生的社会基础，而去竞相颂扬人们受苦的能力。这一逻辑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普遍性作用，甚至已成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一遇到适合的场合就会爆发出来。阎连科的这种主题转变，从某种意义上也是20世纪知识分子这一独特逻辑在起作用。
随着对民间生命方式中所具有抗衡苦难命运的本能力量的推崇倾向进一步发展，阎连科的创作主题便开始了转型。已能充分体现这种转型征兆的，就是他1997年发表的著名中篇小说《年月日》。这部小说写一个叫先爷的孤苦老农在村人都去逃荒的大旱之年，一个人留下来同命运抗争的故事。年迈体衰奄奄一息的先爷发现了一棵比自己的生命更脆弱的玉米苗，把自己的生命期待都寄托到它的生长上边，自己潜在的生存能力被激发出来了。他同种种令人难以想象的生存困难战斗着，用全部的生命倔强地呵护这棵玉米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从这种和命运对抗的意义上说，它又是典型的中国农民版的《老人与海》。无独有偶，《年月日》之后他还发表有另一个中篇《耙耧天歌》，更把这种民间抗衡命运的意志渲染成了一个惨烈的传说：尤婆子家的几个儿女先天智力残疾，但她不愿意相信这就注定儿女们一生的生活悲剧。到了小女儿找婆家之日，她硬是费尽辛苦和不惜代价为小女儿找了个健康人。在二女儿梦里得到用亲人的骨头入药可以治好病后，她不仅毫不犹豫地到坟茔里把已死的丈夫的骨头挖出来，让二女婿带回去，而且为了让她的每一个女儿都有足够的骨头治好病，在安排好一切后事之后，勇敢采取了自杀的方法，让儿子把自己的骨头也送给大女、三女家作药用。把这种民间抗衡苦难的生命意志的主题模式推到登峰造极地步的，还是他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
三走向民间苦难的生命乌托邦祭
从内容上看，《日光流年》的故事叙述，实际上是一种关于处于生存的原始极限下人类生命追求的乌托邦寓言。它讲述的是耙耧山脉深皱之间的三姓村里，几代人前仆后继地同命运抗争的故事。三姓村是指这个村子里向来仅由蓝姓、杜姓和司马姓三姓组成。除了把生存环境的封闭和原始落后推到登峰造极之外，作者还让村子里的人们遭受着一种致命的疾病——喉堵病的折磨。百余年来，三姓村的人们大都死于此病，人的寿限不断递减，终于到了人人都活不过四十岁的地步，延续村子的生存和活过四十岁变成了这个村子里的人们共同的目标。他们在一代代村长的带领下，以民间原始的认知方式向这个目标发起了一次次的冲击。小说中共描写了四代村长带领村民进行的抗争。我们看到，这四位村长尽管都没能改变命运最后的结局，但可以说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尽到了最大努力。
作品中的第一代村长杜桑是村子里最早知晓一些《黄帝内经》知识的人。他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当了村长后，采取的方式是让村子里的人们抓紧生育，以为只要这样，就不怕村人活不过四十岁。在他当村长的时候一度风调雨顺，他也倾其所能地帮助全村子的人们进行生育。可是，他最终没能改变村人们活不到四十岁的命运，连他自己也死于喉堵病。继任的村长是司马笑笑，他采取的抗争方式是种油菜，以为吃油菜可以改变全村人的命运。在决定了种油菜后，他以刚强个性抵抗了两次空前的考验——蝗灾和饥荒。无论处境多么艰难，他都没有放弃种油菜的信念，都顽强地保留着一定的油菜种子，使油菜苗青乎乎地长起来，但这也同样没能使村子里的人活过四十岁。司马笑笑亦在他不足四十岁的时候死于喉堵症。第三任村长蓝百岁以为村人们得病的原因在土质，他采取的方式是翻地。他带领全村人去翻地，不仅自己的亲生弟弟累死在田间，而且为了留住能给自己的村子带来大批无偿劳力的公社卢主任，不惜牺牲自己最疼爱的女儿蓝四十去侍奉他。付出巨大的代价和经过浩大的工程后，地是翻完了，但因喉堵病而死的人们却有增无减，蓝百岁也同样步了前两位村长的后尘。小说中的最后一位村长司马蓝，是第二任村长司马笑笑的儿子，也是作品中最重要的主人公。他当村长后采取的方式是修渠引水。他是小时候上城时，看见城外清泠泠的灵隐水而触动这个念头的，以为三姓村人活不过四十岁的原因是命不通，修通了灵隐渠命也就通了。他的修渠工程先后两次，历时数年，中间几经周折，村里人也付出了极大牺牲，渠修通了，他也因操劳过度而死去。他受到的命运的嘲弄是更为残酷的：他费尽心思引来的灵隐水，早已不是他想象中的灵隐水，而在现代工业的污染下面目全非了。
在阎连科的这部小说中，生命里的反抗苦难和延续生存的乌托邦力量，并不仅仅体现为个人意志，还是一种群体意识的自觉。几乎三姓村的所有百姓，不管是大人小孩，男人女人，都是这场与命运为敌的生命乌托邦场景的积极参与者，都在延续生存和活过四十岁的集体追求中表现出了忘我的牺牲精神。小说中这样的细节很多，像司马蓝做村长时，男人们为了修渠一个个前仆后继地到城里卖皮，女人们为了修渠到城市里做人肉生意等等，无不可歌可泣。这里民间那种生存本能被旗帜鲜明地置于后天的道德伦理之上的位置，并散发着人性的崇高。
我承认，《日光流年》这本书，不管在作者自己的创作历程中，还是相对于当代文学史来说，都将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这种特殊性就来自于它透视民间的视角以及这种视角所赋予民间深刻的生存内容。它揭开了长期以来罩在民间贫穷、愚昧、落后的现象外壳，而把笔触引向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生生不息、抗争命运的意志力等上面，使民间生存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一个充满人性庄严的生命奇迹。问题在于，这里的民间图景远非仅仅作为知识分子对民间的一种更深层次的理解而出现的，作者还要让它负担着一个远比这庞大得多的目标，即如阎连科在这本书的自序里表白的“想寻找人生原初的意义”，要反过来以生命原初意义代表者的身份，对我们“迷失”的现代生命进行拯救。这样就有着诸多困难。且不说乡土民间能否反过来有拯救包括理性精神在内的现代人们生存方式的价值资格，从技术角度讲，当民间这种反抗苦难的生命意志被单向度地凸现为过于纯洁的乌托邦形态时，就势必要牺牲掉太多不该忽略的东西来保证它内部的同一性。
以作者先前对乡土的批判内容为参照，我发现，这种过于纯洁化的生命乌托邦形态，首先是以苦难的命运化为前提的。有且只有当苦难成了一种不可抗争的命运，每个人从一开始就除了平等地面对它而别无选择的时候，人们才可能不太计较彼此之间的利益之争而携手共抗苦难。所以阎连科索性只有为他的三姓村寻找一个绝对闭塞、落后、贫穷的环境，以及使人活不到四十岁的“喉堵病”这一自古及今人人有份的苦难形式。可这里还有第二个问题，即便人们都共同面临着对命运的抗争，他们又何以会毫无差别、毫无选择地认同村长选择的方式。我们也就接触到了作者文本的又一种缺陷，即扭曲和牺牲了人们的行为本来应具有的理性常识。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的是，除了村长有进行思考和选择的个人能力外，其他人这方面的能力都被剥夺了。大部分人都只剩下盲目地跟随村长选择的能力。由之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阎连科《日光流年》所渲染的民间反抗苦难的精神乌托邦，实质上是一种被有意扭曲了个体理性自觉和自由意志的、单以村长意志为核心的盲目的乌托邦。它的最令人感动处就是它的最值得人警惕处。不难想象，这种建立在牺牲人在社会中的多样生命需要和个体理性能力基础上的一元化乌托邦，愈是被渲染得轰轰烈烈，其造成的悲剧可能就愈大。因为对理性精神和个体自由的拒绝，必然使它既丧失了检验目的和手段之间的有无必然性的尺度，也否定了使个别意志在推行时受到大众意志制约的可能性。三姓村的这种领导人只要一摆出为了村人的姿态，就可以随意要求所有个体为他的荒唐主意做出无条件牺牲的乌托邦模式，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造成的悲剧还少吗？
不但如此，我还发现，一旦作者割裂了现代理性视角而强行致力于一个民间乌托邦精神境界的营造时，它自身的叙述逻辑也由于所服务的主题的偏颇而破绽百出，陷入深刻的矛盾中，以至于在别人想为他所要表达的精神境界唱出挽歌之前，它自身的叙述逻辑已将它否定了。道理很清楚，作者想借助这部小说里的乡土叙述寻找一种生命的本原意义，所以才要在小说中大力渲染民间那种抗争命运的轰轰烈烈的乌托邦意识。可是由于作者对这种乌托邦精神的内部建构是通过把苦难命运化而取得的；而苦难的命运化则包含着一个虚无的逻辑：所有的结果都等于零，因为谁也不可能改变命运。它用同样的虚无逻辑在消解着人们为改变命运而付出的努力：有必要吗，既然结果是空的？《日光流年》这部书的叙述里，便不得不为这些混乱的价值意识所充斥。那么作者这部小说所能呈现给人们的生命的本原意义究竟是什么呢？由于小说叙述的是内部矛盾，这只能是一个谜了。事实上，它也给作家本人提出了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即到底该站在怎样的叙述立场上，才不至于滑向另一种极端呢？
四《坚硬如水》：一种新的回归
就在我们为阎连科下一步该怎样写作担心时，阎连科又推出一部长篇《坚硬如水》，似乎给我们做出了某种回答。
之所以说阎连科是一个善于创造奇迹的魔术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总能在你以为最不可能的时候，拿出让你最意想不到的东西。也许是早已经安排好的思路，也许是鉴于前一阶段片面弘扬人抗衡苦难的本能意志的偏颇，阎连科的这部《坚硬如水》的创作又突然出现了重新回到固有的理性批评目光上，而且是更高层次的回归。
《坚硬如水》属于一部在阎连科的创作中为数不多的正面描写性爱题材的作品。作为作者的独有标记，这个故事依然以耙耧山区的民间生活为背景。小说写程岗镇复员军人高爱军和当地妇女夏红梅之间充满原欲、变态与疯狂的情史。复员军人高爱军的返乡途中邂逅夏红梅，拉开了他们疯狂的性爱历程的序幕。在文化大革命的畸形社会政治环境中，他们的性爱与当时所谓的“革命”奇特地扭结在一起，“越是要革命，越是要做爱；越是要做爱，越是要革命”。他们两个一方面如火如荼地偷情，一方面轰轰烈烈地进行当时造反夺权的“革命”，不无自私也不无真诚，不无卑下也不无崇高。就在他们的爱情和“革命”都进行得如日中天，高爱军也快要荣升县长之位时，却因为偶然触及了上边领导私恋当时中国第一夫人江青的秘密，被稀里糊涂地罗织一个罪名枪毙灭口。我们可以从多方面找到他脱离《日光流年》的主题轨道而重返理性批判精神的证据。
证据之一，是故事背景叙述上的理性回归。我们知道，在《年月日》《日光流年》这一类小说中，为了把民间反抗苦难的生命意识凸现为一种纯洁的集体乌托邦形态，作者采用的主要策略是回避乡土社会的种种矛盾，把苦难命运化。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步骤之一，就是把人们的生存背景拉到基本不受外部世界影响的穷乡僻壤。可在《坚硬如水》里，作者不仅不打算割断同在耙耧山区的程岗镇同外部世界的关系，还有意识把故事情节放在文革这一社会大背景中展开，程岗镇的世界和外部世界是一体的，程岗镇的种种荒诞也和外部的荒诞息息相关。这就是作者对故事背景的叙述，有了一个理性基础。也许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这部小说里所采用的背景，竟然一定程度上又回到了早期的《两程故里》那里。程岗镇和程村虽然名字有所不同，却同样都是以程氏兄弟家乡的面目出现，甚至两部小说里边的人物还有某种联系。例如在《两程故里》里的主人公程天民、程天青，在这里都又重新出现。当然这种人物身份和命运都根据新的需要又由作者做了一定的调整。
证据之二，是在现实关系揭示上的理性回归。人和社会一旦被剔除了刻意为之的生存乌托邦形态，便立刻被还原到各种纷纭复杂的现实矛盾中。作者先以理性眼光揭示出了程岗镇是由具有不同利益和需要的社会关系构成。这里有代表着固有权力秩序的村支书程天青；有胆小唯上、头脑简单而又经不起利益诱惑的一般群众；有高爱军那样不安分的“革命”者。作者尤其以理性的眼光揭示出了那种“革命”实质，不过是为了获得权力，获得某种个人利益。高爱军自己要“革命”，是因为他觉得“革命”可以给他打开一条做村支书、镇干部甚至是县长的通道，他可以获得权力获得爱情；一般群众参加“革命”，是因为“革命者决不会白革命。工分、口粮、房基地，夺权后这算啥儿问题呢”。甚至对上边领导来说，“革命”也仅仅是他们捞取政绩的一种方式，他们并不真正关心和尊重下边的“革命”以及“革命者”。所以在头一天还是“革命”典范、有被提拔当县长可能的高爱军一旦触犯了上边的个人隐私，便立刻被上边以“革命”的名义把他押上了断头台。
证据之三，是在对本能功能审视上的理性回归。在《日光流年》等小说里，作者对人们求生的本能欲望赋予太多的理想化色彩，似乎抓住了它，就抓住了现代人要找的归宿。《坚硬如水》的故事叙述里并不否定人的本能欲望所具有的巨大能量，例如，对夏红梅的性爱追求不仅是高爱军“革命”的巨大动力，而且为了满足这一本能，高爱军还不惜用一人之力，花费两年多的时间偷偷挖通了一条长达550米的、打通自己和夏红梅家的地道。可是作者已不再迷信本能的合理性，而是冷静地看到本能自身通常也都是异化的产物。小说中两个主人公初次相遇，使得夏红梅产生性爱愿望的契机是对方的一身军装；使得高爱军敢于忘乎所以地释放自己性爱意识的，是喇叭里传来的革命流行歌曲造成的亢奋；性就这样同所谓的“革命”奇特地错误地扭在一起。当只有所谓“革命”才能够让他们为自己的性爱找到一个自欺欺人的借口时，本来就是一种异化。本能的性欲望本身没有肯定自己的能力，更不用说有抗衡外部畸形社会关系控制的能力了。这种异化了的本能欲望不仅无法给别人带来拯救，反而给他们自己也蒙上了一层罪恶，甚至沦为杀人犯，并最终上演了他们最后的悲剧一幕。
于是，在经过一番探索理性回归后，阎连科的《坚硬如水》显示出了他以前作品里所没有的批判深度。这部小说的描写内容固然是耙耧山区的，但其主题内涵以及批判锋芒却是涵盖一段中国历史的。尽管我们还无法说这就是阎连科以后的创作方向，但至少它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境界。
总之，主题转换之间的大开大合，以及不惜剑走偏锋，造就了阎连科奇诡的风格。不过我们也知道，单以此来理解阎连科的创作特征还远远不够。构成阎连科创作特色的要素里，同样不能不提的是他的话语方式和文体。阎连科还是一个非常在意语言和文体的人，和所要呈现的乡土内容相对应，他也总在寻找一种最合适的表达形式。例如，在营造他的耙耧世界时，他不仅竭力从原生态的民间话语方式里发掘那些土得掉渣的语式，而且还借用民间的思维习惯、风俗习惯，刻意进行民俗学意义上的生存意境还原。像《年月日》里“岁月被烤成灰烬，用手一捻，日子便火炭一样粘在手上烧心”的大旱描写，像《日光流年》里“雨淋样终年朝三姓村哗啦哗啦下”的死亡造成的人们既恋生、又把死看得牲口一样平常的独特的生命观念，包括那种彻底打破现代时间指向的倒叙方式等，都似乎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原生状态的环境，以至于郜元宝老师有一篇谈阎连科的文章，名字就叫《论阎连科的“世界”》，在这里边他用了西方文化里的“世界”图式做比较，发现阎连科小说中的“世界”和西方文化中关于它的无限性的、可以供他们的进取意识以及扩张精神自由驰骋的想象不一样，基本上是封闭的，局限于具体经验的范围内的。他指出：“西方式的进取意识与扩张精神是以世界的无限性为前提的，中断、阻止或者否定了关于无限世界的想象，也就否定了西方式的进取与扩张的世界观的前提。阎连科也许是在无意之间掘到老中国的世界观，它对于世界的无限并无兴趣，而只关心有限世界中人的生活，这种世界观是保守而安详的，它一直顽固地存在着”，这实际上都是阎连科所采取的话语策略的一种结果，是为了将本土的一些生命内容做到最大限度的凸现，以唤起在当下这个浮躁的时代里人们对本土问题的注意和关怀，或者说是为了达到一种“片面的深刻”而有意为之。而且事实上，阎连科的文体实验也始终没有故步自封，新近推出的《坚硬如水》则完全换了一种样式，以对文革语言和心理的穷形尽相的临摹，不又使我们如同身临地进入了一个一度蔓延到全民族范围的疯狂时代的氛围中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