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军旅系列 正文 村长与乡战

    一

    村长老蔡叔决定把郭老师送进精神病医院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为此还专门开了一个支部会，把村干部全都召集在一块，摆事实，讲道理，经过耐心地说服教育，才把大家说服了，思想统一了。

    会议自然是在村委会的会议室。村委会就在村西原来的小学里。后来老蔡叔把准备盖村委会集资的钱在村南山坡上盖成了小学，把小学改成了村委会，这样一个颠倒，一个置换，小学搬进了新房，村委会搬进了小学的老危房，因此，他得到了县长和县委书记的表扬，成了全县抓乡村教育的典型。

    老蔡叔是全县抓乡村教育的模范村长，老蔡叔就不能不把郭老师送进精神病医院里。老蔡叔用半个月的时间进行了认真观察，发现郭老师的确精神上有些问题，他总是在上课时领着班里的孩娃不上课，到校园里以体育课为名，把孩娃分成两拨，一拨是好人，一拨是敌人，一拨是蓝军，一拨是红军，两拨儿攻山头，炸碉堡，捉内奸，庆胜利，和真的打仗一样，闹得校园里尘土飞扬，欢声笑语。校园已经不再是校园，而是了乡村的戏园子，是乡村早些时候游击战的土战场。老蔡叔为此感到特别伤心，不说你郭老师，可你这样耽误的是下一代，是国家和人民的未来，孩娃们都是祖国未来的栋梁，正是成长、学习的好时候，哪能经得起你一日一日这样的延误呢？

    老蔡叔去找了郭老师，说松刚，你不能这样啊，县长和县委书记都要树咱们小学为贫困山区自费办教育的典型呢，说只要下年小学升乡中的平均分数一上去，升学率达到百分之百，就把咱们村办教育的事迹报给地区，地区教育部门一同意，一签字，咱们村就成了地区的典型了，就有几万块钱的奖金呢。

    郭老师说，你放心，老蔡叔，我保准下年让大家的考试分数都上去。

    老蔡叔说，能吗？你这样领着孩娃们闹。

    郭老师说，不是闹，是实践。实践完了要给他们布置作业哩，要每人写一篇日记哩。

    老蔡叔对具体的教育方法并不懂，但他明白一个真理，孩娃们不天天待在教室，趴在他给孩子们新做的柳木课桌上，那是绝对考不出好成绩的。后来，他又找了郭老师，郭老师说让孩子们有体验，才能写出好作文。再找郭老师，郭老师又说，让孩子们到大自然里去，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到这里，村长老蔡叔开始怀疑郭老师脑子有问题了，或多或少是有些精神病。没有精神病，怎么会天天都领着孩娃做一次、两次打仗游戏呢？没有精神病，怎么会教孩娃们打仗时，自己还亲自参与，指挥完好人指挥敌人；指挥完红军又指挥蓝军，弄得自己一身泥、一身水，还躺在地上哈哈笑。没有精神病，怎么会有一次全天不上课，让孩娃们丢下书包，带着干粮，到十几里外的山林里，以一棵大树为目标，把孩娃分成四个小组，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同时出发，遇河趟水，遇崖爬藤，看哪个小组最先找到哪棵只有他自己知道在哪的老柏树。结果呢？结果孩娃们从天亮离开家，到月亮升起都还没目标。半夜他领着孩娃们回来时，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全村四十二个小学生，有三十七个衣服挂破了，有九个布衫丢掉了，有十二个走时穿一双鞋子，回来时只有一只，还有一个一年级的小学生，脱光过河时，衣裳、鞋子全被冲走了，回村是借了别的孩娃一件大布衫。这一下全村各个家长都有些生气了，都去找了村长老蔡叔，都说郭老师哪是老师呀，他是精神病，不把他换掉我们就不让孩娃上学了。

    村长老蔡叔彻底生气了，他第二天一早端着饭碗到村南小学里，把饭碗摔碎在了郭老师面前。

    “你到底还想不想当老师！”

    “我怎么了？”

    “你昨天带着孩娃去了哪儿？”

    “练找点，培养他们的独立能力和吃苦精神。”

    “找啥点？是找一棵老柏树——你以为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孩娃们是都回到村里了，可要少掉一个哩？掉进河里淹死一个或在沟里摔死一个哩？要路上碰见狼呀野猪啥儿呢？不要说你这老师当不成，就连我这村长也当到了头。”

    郭老师倒是不发火，他说：“村长，你放心，我在部队什么演习没有参加过？你说那些我们出发以前全都考虑过了，都有安排呢。”

    村长火消了，说：“这样吧，你向我保证今后不再带着孩娃们弄你在部队学过那一套。要不然我就换了你。”

    郭老师反倒有气了：“那你换了我吧，只要让我教好，我就有我的教法。”

    老蔡叔一时没话说，想了半天憋出一句来：“松刚呀，你是不是有些精神病？没有精神病部队怎么会让你转业哩？你媳妇和你过得好好的，怎么会突然和你离婚呢？真有病了你就给你叔说说，这儿没有外人。”

    郭松刚老师脸被气青了。那时候他已经吃过早饭，提前到教室自己擦了黑板，准备上午学生们一到校，组织大家分级讨论昨天找点训练后各有什么收获，每个同学都写一篇心得体会，没想到村长一早找过来摔了碗，还说他有精神病。郭老师忍无可忍了。他立在教室门口，盯着村长老蔡叔，扶着教室门框的手气得叮里当啷直发抖。可面前是已经将近六十岁的老村长，是小时候他进城上学曾经一家一家跑着为他收过学费的老蔡叔。他实在拿他没办法，木呆一会儿，忽然转过身，把教室的课桌一张一张掀翻在地上，大吼着说，“我就是精神病！”“我就是精神病！”“我就是因为精神病才被转业的，才和媳妇离婚的，才从城里又回到农村的，你让我教书了我就教，不让我教书了我去逃荒要饭行不行！”

    他唤着叫着，掀翻了十一张桌子，弄断了三根桌子腿，最后把墙上挂的黑板拉下来摔裂成两半时，老村长看见他唤叫得一嘴白沫，忙不迭儿冲进去把他抱住了，求他说：

    “松刚，你别这样，算你老蔡叔没说行不行？算你老蔡叔多嘴行不行？算你老蔡叔对不起你了行不行？”

    二

    村委会开在一个上午里，白光透过窗户照在原来三、四年级合用的教室间，把偌大两间屋子照得通体透亮，连裂墙缝中爬的蜘蛛、虫子的肚子都成白色了。这已经是仲夏，凉爽中含着炎热，来开会的村干部，像副村长、副支书、治保主任、妇女干部、经委会主任等，都在屋里拿着旧书、报纸当扇扇，只有村长老蔡叔一直在那闷头抽着烟。待他烟抽完了，扫一眼大家，明知道大家都来了，还是问了一句：“都到了吧？”

    副支书小秦，也明知道大家都到了，还是又站起来用手指点了一遍人头说：“都到了。”

    老蔡叔又问：“到齐了？”

    副支书说：“到齐了。”

    经这么两次问，来开会的村干部就都知道今天会议的内容非同寻常了，决不是传达乡里的什么文件，说说计划生育啥儿的。会议室里摆了两排孩子们用过的旧课桌，干部们都像学生样坐在桌子边，可老蔡叔没有像老师样坐在或站到讲台上的那张桌子前，他坐在前排桌对面的一把椅子上，也正和大家对着脸，扫大家一眼，咳了一下，轻而严肃地说：“今天咱们开会，是商量一件大事，也是研究一件小事；是一件小事，也是一件大事——不说也许大家都知道，国家要以教育为本，省里、地区、县上，一级一级都很重视教育哩，咱们村由于大家心齐路正，小学教育成了全县的典型。小学里不光房子好，课桌好，孩娃们的读书率是百分之百，而且老师——在全乡是独一份的，在全县是独一份的，说不定在全国也是独一份的。小学老师，教一、二、三、四年级的老师是军官、大学本科，说还有一张研究生文凭呢，你们想想，这在全国，说不定在全世界都少见。那一次我给县里一汇报，县里马上就说要报咱们小学为地区的贫困山区教育典型，说这个典型一当上，地区要奖给我们五万块钱，这五万块钱，县里一分不截留，全都交给我们村。”

    村长说：“可是，现在郭老师有病了。”

    到这儿，村长不再说了，又点了一支烟，独自抽着，吐得云天雾地。他不说话，村干部就开始议论，就知道这是老村长让大家自由发表意见，大家就开始议论纷纷了。副支书小秦说，病了，啥病？难道是不治之症？三十几岁的妇女干部——村长老蔡叔家的远房侄儿媳妇的声音比谁都大，她说真病了？前天还带着学生们去山上训练哪，我家顺生跑丢了一只新球鞋，回来还说他们老师好。副村长说我早上还见他一个人在岭上跑步哩，那动作精精神神，胳膊拳头都在正腰间，猴似的，和他们部队上那样的跑步一模样。治保主任说，他有啥病呀，我来开会时还见他去村里代销点上买粉笔。就这样八舌七嘴，说了半天，没有人相信老师郭松刚会有病。

    最后就都鸦雀无声，把目光落在了村长脸上。

    村长拧灭了烟，用舌头舔了一下干嘴唇，轻声说：“今天我们会议的内容，大家谁都不能说出去，回到家都要守口如瓶，谁说出去谁负责。说出去不光是对村里的教育有影响，更重要的是要毁了郭老师，要毁郭老师一辈子。”

    村长说：“郭老师得的是精神病。”

    村干部们一下都呆了，看着村长，就像要审视郭老师到底有没有精神病，一动不动，不发一言，使会议室一下子变得如同没了人，连日光透过窗户的声音都清晰得如风从门缝吹过来。不用说，这会儿，大家都在等着村长继续说下去，等着他把问题说得更清楚，问题的根据更明确。当然，村长老蔡叔也就如众所期地说了个一、二、三、四，谈了郭松刚当老师以来的诸种表现和村里百姓的诸种猜疑，最后提了几个问题。

    他说：“先说吧，郭老师教学生不是让孩娃们好好读书，考大学，当干部，光宗耀祖；他鼓动孩娃们长大都当兵。为了当兵咱们费心费力办这学校干啥呢？谁想当兵到镇上五十块钱买个中学文凭就够了。他还在孩娃们写理想的作文里，谁写想当兵多加五分，写想当干部扣五分，你们说他是不是脑子里有病哩？好，不说这，再说他在部队上。在部队上，松刚可是个人才吧？立过大功，连导弹有问题时专家都要请教他，你们说部队不缺这样的人才吗？改革开放哩，人才是第一，电视上也常说部队要现代化，人才是第一。既然人才是第一，松刚又年轻有为，国家花那么多钱培养他，那为啥又安排他转业哩？再说吧，转业也就转业了，为啥在一家工厂上班不足一个月，工厂就又不要他哩？是工厂不缺这样的人才吗？缺哩，就像咱庄稼地里缺水缺肥一样哩。还有，孩娃都快上学了，夫妻俩过着过着咋就离婚呢？连一句嘴都没吵，更别说打架了。要说，离婚也算常事，这年头，城里人嘛。可你们想媳妇要和他离婚，他反而不要房子，不要财产，不要一分钱，光着屁股手一拍，白去给人家生个孩娃，一转身就又回到农村了，回到村里了，这道理能讲得通吗？”

    最后，村长老蔡叔伤心地默一会儿，看大家还有人用怀疑的目光望着他，老蔡叔便有些不高兴，如被人不信任，失去了威信样，他说：“现在，我也不敢真的断定他就是精神上有毛病，你们去个人，到岭上立着看看他在学校干什么，你们也就明白了。”

    村干部们都没动。

    老蔡叔说：“去呀！”

    副支书小秦就去了。小秦最年轻，二十几岁，又是老村长一手提拔的，他当然就去了。他去了一会儿回来说，郭老师在领着学生上课呢，一、二年级写生字，他在给三、四年级讲数学。听我到小学去看了，还趴到教室的窗户上听了听。老蔡叔说现在几点了，等下课铃响了你再去看一看。说话间，就如秋风一吹树叶便落样，下课铃声便飘将过来了，小秦就又跑去看看回来说，郭老师没干啥，在教室门口站着呢，小学生们不是上厕所，就是跳皮绳，或者在地上弹玻璃球。大家又都望着村长不说话。老蔡叔说我一点没说错，上课铃响你们就全都看到了。就等着。等到上课铃响了，小秦和妇女干部一块跑出去，又一块气喘吁吁跑回来，说果然呀，果然三、四年级在教室写作业，郭老师领着一、二年级去了村后的小树林。于是，大家把目光从老村长脸上移回来，彼此看一会儿，就都丢下老村长，往村后林子边上去看了。

    这个季节，村里人大都到麦田去浇最后一次灌浆水，村街上除了妇女、老人，几乎没有闲杂人。村干部从村街上急急过去时，老人和妇女很紧张，悄悄问是不是上边来人又抓计划生育了？村干部们说，别乱猜，抓计划生育的来了能不给你们说。老人和妇女就又都安心适意地坐在街上了。

    村干部来到村后岭梁上，果然就老远看见郭老师带着他的学生们在树林打战争，好像是进攻和反进攻的演练样，他站在树林的一堆高处，手里拿一支小红旗，一支小蓝旗，当他的蓝旗一挥，十几个一年级的学生便在那片树林的深草中埋藏起来了，红旗一挥，二年级的学生便开始从树林外匍匐着朝树林里边走，他们手里举着木棍，端着乡村常见的那种自制手枪和木刀，边前进，边唤叫，叽叽哇哇，呢呢喃喃，兴奋得如鱼得水，像饿牛饥羊钻进了草地里。村干部们半明半暗藏在山梁上的几棵树下，对树林里的景况看得见却是听不清。待那些进攻者接近了一年级隐藏的深草区，郭老师左手的小蓝旗突然从空中向下一压，深草中又突然飞起一片草弹子和嘴里叫唤的砰砰啪啪声，随着那些声响，进攻一方中弹的，便就应声倒下去。终于也就在郭老师的红旗挥动下，红军的进攻失败了，开始组织正面强攻不能取胜后的第一轮迂回进攻了。

    这时候，副支书小秦独自蹑手蹑脚往小树林边靠了靠，躲在郭老师身后小麦地的一个地角上，离郭老师只有几步远，看不见郭老师正面表情，却能清楚地听见郭老师对二年级的几个学生说：“正面攻打不行，就必须立刻想办法，从侧面佯攻嘛。为了防止敌人发现你们佯攻的目标，你们还要留下一部分部队，继续从正面攻打，吸引敌人的注意力，让佯攻的部队从敌人屁股后面出其不意地打上去，这样两面夹击，让敌人前后受敌，你们不就胜利了。”说完，二年级的红军就高兴地又退回到树林外边了。接下来，郭老师蓝旗一举，一年级又来了几个学生，他说：“你们不光要挡住敌人的第一次进攻，还要挡住敌人的二次、三次进攻。要特别注意，敌人从正面攻打不上来，他们就会侧面，从你们屁股后面突然扑上来。”一个小秦支书家的侄儿尖着嗓子问：“那老师，我们咋办哩？”郭老师说：“你们应该派出哨兵，看身后有没有敌人偷偷摸上来。”那个小侄儿高兴了：“我们爬到树上，哪都看得见。”郭老师说：“爬到树上敌人一眼就能看得见，一枪就把哨兵打下了。你们应该让哨兵找一个你们能看见敌人，敌人发现不了你们的地方，让哨兵躲起来。”

    副支书小秦的侄儿和另外两个同学也就又高兴地回到草地了。

    第二轮的佯攻和发现佯攻的阻击开始了。看着郭老师在那高处其乐无穷地摆动着红旗和蓝旗，小秦像端起蜜罐却喝了一肚子白开水，失落地从那地角又回到了山梁上的几棵树下边，对那几个村干部说：“郭老师要没有精神病，把我的头割下来挂到这树上。”

    大家就又回到了村委会的会议室。

    村长老蔡叔一直坐在那儿没有动，见大家回来了，他说：“都看见了吗？”

    大家说：“看见了。”

    他说：“大家说咋办哩？”

    小秦说：“开除他。”

    村长瞪了一下眼。

    副村长说：“我们总不能让一个精神病来当孩娃们的老师呀。”

    村长说：“我都想过了，咱们村地处偏僻，外边的老师不愿来，村里又没有哪个人独个儿当老师能把一至四年级的课同时负担着，要弄四个人教四个年级，村里又负担不起四个老师的费用。再说，郭老师是大学生、研究生，他回到贫困山区当老师，早晚有一天他就会成为一个大典型。所以么，我就想，暑假马上就到了，暑假一到，咱们就让郭老师去住院。从这到地区也就二百多里路，那儿的精神病医院是个大医院，把郭老师的病一治好，他也就能更好地教书了，我们村也算为留住教师，培养典型，为办好山区教育，又做了一件大好事。”

    治保主任说：“他去吗？”

    村长说：“想办法。去也不能让他知道是去精神病院哩。”

    经委会主任说：“看病可以，可住院费从哪出？村里的账上只还有五十九块二毛钱。”

    村长说：“各家集资，为了教育，为了下一代，为了郭老师，我看谁家不出钱。”

    三

    集资是村长老蔡叔亲自出面组织的。他从村东开始一户一户走，凡有学生在校的人家，一颗学生人头五块钱，两颗学生人头十块钱。他到第一家说，喂，学校的教室不够用，要再盖两间新瓦房，你们家要缴五块钱。人家说，学校去年才盖成，咋又要盖房哩？村长说，过完麦天不就又有了五年级，不就又招新学生了？你说那教室会从地上冒出来？人家就从衣服口袋里翻找出了五块钱。

    到了第二家，他说喂，你家两个学生，要缴十块钱。

    人家说，去年盖学校就数我们家里缴得多。

    他说，你们计划生育超生的事情，村委会不提，你们倒自己先提了。

    人家忙不迭儿从屋里床席下翻找出来十块钱。

    到了第三家，他说喂，该你们家缴建校费了。

    人家说，我没媳妇、没孩子，缴钱干啥呀。

    他说，你一辈子不娶媳妇不生孩娃了？

    人家说，村长，你给我说个媳妇要多少钱都行。

    他说，学校门前的路你出村不走呀？人家都缴五块、十块，只让你缴两块你还不缴呀？要不缴你真娶媳妇了村委会不给你开登记介绍信。

    到了第六家，这家是村里唯一的运输户，村长到院里拍拍人家的东风牌汽车，说你们家应该多缴些。

    人家说，干啥用？

    村长说，为教育。

    人家说，是送郭老师去住精神病院吧？

    村长慌忙前后看看有人没人，回头说别乱说。

    人家说，我和松刚是同学，他自小就爱动爱打仗，爱看打仗的小说和电影，松刚他压根不是病，我三个孩娃从学校回来都说郭老师好。

    村长说，你孩娃没说部队为啥让他转业吗？

    说，没有。

    村长说，没说他媳妇为啥和他离婚吧？

    说，没有。

    村长说，没说他有一次和我正说话，说着说着病犯了，就吐白沫，疯子一样，掀了十几张课桌，砸了新黑板？

    人家说：是真的？

    村长说，亏你还是松刚的同学，一家有三个孩娃读书了，人家穷的不犹豫把钱都缴了，村里数你最富却舍不得这点钱。村长说你拍着胸口问一问，你能对得起松刚吗？他自小没父没母，现在又没妻没小，空有一肚子学问，你就这样忍心看着他轻病变成重病，变成一个疯子废人吗？

    人家说，村长，你别说了，收各家的钱你都给退回去，松刚去住院的费用我一家全拿了。不图名，不图利，就为了那一年我和松刚一块去验兵，他验上了，我被退了回来，临走时我去送他，他拉着我的手说，兄弟，你回去吧，我郭松刚到部队干不好我就不是人，没有出息我就对不起咱们一个村。我说松刚，你走吧，你记住到部队上你一个人身上用的是两个人的劲，你一个人要实现的是咱们两个人的信念就行了。

    村长说，松刚咋说？

    人家说，松刚没说啥，搂着我就哭了哩。

    村长说，就是嘛，你们不光是同学，还是兄弟哩，没有成战友，可松刚在部队上为出息替你努力了，你不把他治病的钱拿出来，心里能安吗？

    四

    说话间暑假就到了。放假的前一天，村长老蔡叔来到小学里，那时候郭松刚老师正在向学生们公布期末考试分数。村长说咋样哩？郭老师说不错，平均成绩比我来以前的上学期涨了十二分。村长说，进步不慢，可咱们学校要当上典型，必须平均分数上涨十七分半。郭老师说，别着急，慢慢来。村长说，能不着急吗？要当上典型有五万块钱奖金哩。

    郭老师说，学生们以前基础太差。

    老蔡叔说，县里通知明天让你到地区参加一个会，去介绍你在山区如何以开放式教学带动学生娃们努力学习的经验哩。

    郭老师说，明天？明天我想组织学生们徒步拉练，进城参观学习。听说城里有人出大价钱买了一架空军淘汰的旧飞机，专门让人去照相挣钱，我让孩娃们去看看，说不定谁就能发明出一个啥儿呢。

    参观呀，好！好！可这是县里的通知呀，你不去开会咋办哩？我说，正好村里你同学的汽车明天又到地区拉货，我和治保主任、副支书到地区买化肥，你还是准备准备吧，明儿一早走，午饭时县教育局长在地区第三人民医院门口等着你。

    第三人民医院，也就是地区的精神病专科医院。第二天日将出来时，郭松刚老师就到村口搭上了车，和村长老蔡叔、副支书小秦及身强力壮的治保主任一道往地区去了。傍晚日落时，那辆车没拉货，拉着村长、副支书和治保主任从地区的精神病医院那儿回来了，老师郭松刚被留在那里了。

    结尾或者开始

    郭松刚从精神病院出来是在暑假后的前三天，来接他的还是那辆东风牌汽车和送他的那些人。他从医院大门出来时，身后跟了两个医生，说这个病人是医院三百多个精神病中治疗效果最快、最好的一个了，唯一不太理想的是他刚进来时还和医生说说话，后来话越来越少，过了半个月，他就索性一句话也不说了。

    和哑巴一样不说一句话。

    精神病院扎在地区所在市的南郊外，郭松刚住进去时小麦将成熟，到处都是白浓浓的麦香味，连医院的药味都被麦香的气味淹没了。待他从医院走出来，不仅小麦收割了，脱粒入库了，连玉蜀黍苗都已长得过膝深。小麦白香的气味不见了，玉蜀黍那青烈烈的苗腥气息像河水样在医院门外流。郭松刚从那挂着巨大招牌的精神病专科医院的大门走出来，宛若一个刑满释放犯从监狱出来样，首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看了看医院围墙外碧绿的玉蜀黍地，又抬头往天上瞟了瞟，脸上显得木然而又平静，像下煤窑挖井的人从井洞里走出来，洗了脸，看看环境，明白自己从另一个天地又回到了那原本就是自己的天地里，没有兴奋，也没有什么凄楚，一切都那么安然和平淡。唯一的表情，就是同挖井人知道他还要回到井筒里去而不得不表现出一些无奈样，郭松刚脸色浅黄浅白，且比原来瘦了许多，而这一瘦，使那浅黄浅白色的无奈成了他的几分沉稳和力量。他站在精神病医院那一刻，看见一个真正的世界就在他眼前，他伸手可及，置身其中。公共汽车从东边驶来，就停在精神病医院的大门西侧，因为这儿是终点站，从车上下来的人大都是要往精神病院去的人。当然，因为它是终点，也就是起点，待一会上车的人，也大都是从精神病院出来的人，要回到那个原本的天地的人。这个地方在将来的一天，因为世界的变化，会成为一片闹市或者一片废墟，但无论如何，精神病院是继续扩建或者一举迁走，哪怕成为废墟中的一片瓦砾。那些牛皮纸建成的病历档案中，都会记载着一个特殊的病员，他进院时间短，见效快，效果好，出院早，变化大——所有精神上的问题几乎全部治愈，就是变得语言太少。确切说，是变得无言无语，如哑巴无二。当这家医院的发展无限繁华或最终消失时，会有更多的精神病理学家、心理学家，乃至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一些特殊的军事学家对那个封皮上写着五个A字的牛皮纸档案袋发生浓厚的兴趣，而最终研究的结果，将是一团迷雾和一无所获。

    公共汽车已经在那儿调头靠边，停在医院大门以西，准备返回进城。

    郭松刚看见那辆半新的东风牌汽车就停在公共汽车前面十几步，在医院的大门以东，车下站着他的同学，那汽车的主人和村里的治保主任以及副支书，他们远远地望着他，似乎想过来接他，又有些不好意思样尴尬地立在车厢下。这时候，在郭松刚身后提着行李的村长老蔡叔说：“走吧，他们在那儿等你哩。”

    郭松刚抬脚走了，不快不慢，可他去的方向却是公共汽车那边。

    老蔡叔唤：“你去哪儿？车在这边哩。”

    他仍然朝着公共汽车走，像没有听见老蔡叔的话。“车在这边哩，郭老师，是村里专门弄车来接你回去呢。”老蔡叔越唤越急，看郭松刚头也不抬，他就提着行李从后边追过来。那边的治保主任和副村长看见他们接的人朝另外一个方向去，也都急忙忙地朝着这边走过来。

    这一刻，大家正急时，郭松刚走到马路中央却当的一下站住了。他看见从那公共汽车上最后下来的是十几个小学生，有男有女，下了车就朝他迎过来，走近了才看见他们都是他教的一、二、三、四年级里的几个班长、副班长和最爱跟着他做打仗游戏、学习也进步最快的几个日常最调皮的学生们。他们一看见郭老师就都跑过来，到老师面前又都突然立住脚，齐声说：

    “郭老师，我们都来接你哩。”

    郭松刚没说话，望着他的那些学生，咬住了自己的下嘴唇。

    村长老蔡叔从后边上来了，望着孩娃们有些吃惊地说：“你们咋来了？你们咋知道郭老师在这住院哩？”

    学生们像被捉了的贼样都把头勾将下去了。

    “回去谁也不能说郭老师是来这儿住院了。”村长吼着说，“都去那边上车吧，一块把你们拉回去，每人给你们省一张车票钱。”

    学生们也都高兴了，慌不迭儿过去拉着郭老师的手，接过村长手里的行李，往汽车那儿跑过去。郭松刚像被他的学生抬着样，轻轻飘飘、不由自主地就被簇拥到了东风牌的卡车下。来接他的其他人也都热情而又兴奋地和他说了话，好像都是说让他坐到驾驶室里去，可他却一句话也没有接，没有答，一个一个把他的学生扶着抱着，送到汽车上，最后他的学生们唤：“上来呀，郭老师。”他迟疑一下，就蹬着车轮上到了车厢里。

    车就走了。

    副支书小秦和治保主任坐在驾驶室，村长和郭老师及学生们都坐着或站在车厢里。副支书说：“老蔡叔，郭老师不坐下来你坐下来嘛。”村长说：“走吧，我在上面和郭老师说说话。”

    车就开走了。

    天热得火烧火燎，日光像烧着的麦秸样在车厢里旺得刺目扎眼。有学生用塑料瓶儿灌了水，递到郭老师面前说：“喝吧，老师，甜的，我娘在瓶里放了白砂糖。”郭老师望望那装了水的塑料可乐瓶，没有喝，却摸了摸递水的男学生的头。

    车从郊区的马路开过去，一个三年级的女学生从车那边挪到车这边，到郭老师面前仰着头，盯着郭老师的鬓角说：“老师，你的头发咋过个暑假就白了？”

    郭老师摸摸自己的鬓角，又摸摸那女学生的脸，算是作了答。

    老蔡叔扶着车厢板往郭老师身边靠了靠。

    “松刚，”老蔡叔说，“你瘦了，回去好好养一养。”

    又说：“你得成个家，得有个女人在身边。”

    还说：“后岭的赵小娥，是副支书的表姐，比你小一岁，当寡妇多年了，有个孩子，是男孩，村里人都认识，长得不错，也识字，整个耙耧山没她看上的人，可一说你，她就同意了。”

    再说：“我是村长，是你叔，替你答应了。全都安排好了，一回去就把婚事办了，让她也到学校教书，替替你，烧饭呀，洗衣呀，男人离不了女人哩。”

    接着说：“别嫌人家离过婚，人家也没嫌你离过婚。你两个把村里教育搞上去，年底学校成了典型，那五万块钱奖金，你们拿走一万买些家当啥儿的，眼下婚事就简单一些办，将来你们个人也成典型了，说不定还会成为一个例子呢。”

    村长说了许多话。一路上村长的话都如零零散散撒豆样，落了一车厢，可郭老师一直靠在车厢边，抱着他的两个学生，望着马路外边的山水、庄稼、树木和远远的天空没有接话儿。没有接一句。他脸色平静，木然有力，在车上像漂在河面的一块锈铁板，直到那两个学生在他怀里头被抱疼了，热得汗如水一样，他才松开胳膊，自己手扶着车厢板，仍然脸如铁板样望着看不见的精神病医院那一边。

    村长说：“你想想，我有些瞌睡了。”

    老蔡叔就坐在变黑了的白塑料汽油桶上睡着了。

    天黑前回到小学里，他住的那间房子果然面貌一新。旧桌子换成了新桌子，方木箱换成了大立柜，床里墙上和窗户上都贴了红喜字。

    按照村长老蔡叔和村委会的计划安排，明天后岭村的赵小娥来和郭老师见一面，也顺便看一眼这洞房。后天他们就举行婚礼，到了大后天，学校也就开学了，郭老师就成了校长兼丈夫，领导着另一个女教师兼他的妻子了。

    可是，到了第二天，有几个年龄大些的学生来校打扫卫生，以迎接新娘和新的学期时，他们发现黑板上写着一行字——我回部队了，再见，同学们；再见，战友们！学生们知道老师这一离去，事关重大，非同小可，慌忙回村报告了老村长。村长和村干部又跑回学校，看了黑板上的粉笔字，集体怔了一会，副支书小秦突然问了句：“我表姐小娥来了咋办呢？”

    问话间，一个模样已年近中年的乡村妇女就走进了学校里，她一手扯个小男孩，一手提了几双手纳的千层布底鞋，到那贴有喜字的门口先和副支书小秦说了几句话，又有些惊讶地听村长老蔡叔说了几句话，她突然转过身，指着学校门外的梁上大声说，我见了，可我没想到那是他——就在梁上的岔路口，一个穿了军装的瘦高个儿，从村里出来在那呆站着，一直朝着山脉外边望，像等人找人样，俺想过去和他说些啥，问他早饭吃没有，立在那儿干啥子，可俺朝他过去，他却像没有看见俺娘俩，冷丁儿朝着山外的方向跑，大声地叫着：我回去了——我回去了，——他边跑边唤，那样子就像前边有人在等他，有人从山外来接他，两只胳膊在半空张开来，像翅膀一样上上下下扇动着，双脚飞快，脚不挨地，远看着就和真的飞了起来样。

    老蔡叔说：“那就是他，就是你男人，你咋不一把拦住他？”

    妇女把孩子抱在怀里道：“我又不认识他，咋能去拦呢？”

    老蔡叔便领着一村人们，急忙忙从小学出来，往梁上妇女说的路口奔过去，可刚走了几走，便看见有一辆小车朝着村里开过来，是一辆铁壳的小轿车，小卧车，车上边坐了几个当兵的人，年龄都在四十岁至五十岁之间，军装上有肩章和帽徽，官阶最大的是大校，最小的是少校，他们把车停在立正着的村人面前，问郭松刚家是住在这个村里吗？村长老蔡叔就上前走一步，说我是村长哩，你们找郭老师有啥事？人家说天呀，你们这小村真出人才呀。说我们是第二炮兵生化研究所的人，说郭松刚在部队时把一个谁都没有算出来的生化方程证明出来了，说部队现在要重新招他回去当兵哩。

    老蔡叔的眼睛瞪大了：

    “你们来接他，他知道不知道？”

    人家说：

    “还没争取他的意见哩，不知他愿意不愿意。”

    老蔡叔把嗓门扯开来：

    “他等你们都已经等疯了，等出了精神病，为治病我们村里花了好大一笔钱。”

    人家说：

    “他人呢？”

    老蔡叔指着山梁上：

    “他飞着跑着去迎你们了，你们路上没碰见？就那么窄的一条路，咋会没有碰面哩？”

    来的人和村人一道都扭头朝着山梁上望，都回身快步到山梁上的那个岔路口。也都看见郭松刚跑去的那个方向的土道上，只有来人的两道车痕儿，其余是庄稼、日光和静谧，还有在寂寞、清静中飞舞的秋蛾和鸟雀啥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