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军旅系列 正文 大校
一
其实，写小说和讲故事完全不是一回事。
其实，讲故事也就是写了小说。
二
我无法依着惯例来写这部小说，大校旅长汪洋的真实经历束缚了我对小说的想象。许多时候，我们所说的真实是小说的天敌。还有一种情况，想象必须向真实缴械。放弃想象和放弃真实都可能使经典产生，可二者都不放弃的时候，则往往使作家尴尬，露出马脚。道理似乎谁都清楚，写作中的诸种原因，又使你不得不二者兼顾。
眼下，我所遭遇的，就是既要熊掌，又须得鱼的事情。汪洋没有提供给我一部小说的全部资料，按我最初的看法，他也许连构筑故事房屋的一半砖瓦也没有提供。我不否认一个人就是一部小说、一部史诗的说法，可你也得承认，还有的人，一生不过是一篇小小说、一段顺口溜或者一句歇后语而已。汪洋不是后者。汪洋的父亲是今天稀有的在世的老红军，哥哥汪海曾经是一位步兵团的副团长，而他们父子三人，又都是或说曾经是地道的农民。这种境况，足以让汪洋或者汪海，再或他们的父亲汪荣贵成为一部可传后世的军事文学作品。可惜我对他们的采访少了。事实上，我也没有能力像了解我自己和我的家族一样了解他们。我的感情始终和他们父子三人的某些经历隔海相望。我现在所进行的是一次吃力不讨好的写作，其结果大约已未卜先知：这部小说，既不是大校的真实历史或传记，又不是一部纯粹虚构的人们共识的好小说，尤其不是一部好的军旅小说。好的军旅小说，自有其他的标准。我想，我写的是一篇破绽四溢的所谓的文章罢了，是一则有关汪洋大校和他的家庭、家族的蹩脚故事罢了。这则故事，既是汪洋的，又是作者的；既不是作者的，又不是汪洋的，和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亦真亦假的历史和传记同属一个范畴。
让故事从九月二日开始，因为我写作的今天，正是九月二日——也许从九月一日或三日开始，故事会是另外一番模样，人物会是另外一种命运。这就是写作的魅力。许多作家，都喜欢把故事的时间放置在他所处的真实写作的时间（季节）里，连那些历史记录员和传记作家也有此病。仿佛这样更容易把内心的漂浮物打捞上岸似的。
这一点我不愿费神免俗，还是循规蹈矩好些。
三
九月二日的北京异常凉爽，秋风习习，可九月一日还很有几分燥热。夏秋之交，好像就是九月二日这一天。这一天天高云淡，极目可到遥远之外，能看见耙耧山脉在转低了的气温里，显得温柔舒展。褐黄色的土地上，有淡薄一层半青半白的气息，在玉米的夹道里缓叮缓当地流来流去。汪洋从小镇上的火车站出来，他一身笔挺的呢料军服，哐哐当当把周围的目光吸了过去，肩上的两杠四星，闪烁出的光泽使小镇的车站广场，嘭的一声明亮了几成。坐着火车再向前四十分钟，也就到了县城。在那个县城里，有他当了六年县长的哥哥汪海，有他已经十四岁的儿子汪平平（事实上汪平平并不是他的儿子）。他已经五年没有去过那个小城，十二年没有回过他生于斯长于斯的耙耧山脉。他应该继续前行四十分钟，坐着该县最豪华的轿车荣归故里，毕竟他从一个地道的青年农民参军入伍，二十二年后，成了战略导弹部队最年轻的上校旅长，二十五年后，提前晋升为大校旅长。如果一周后，他指挥的最新型号的导弹在中国西部发射成功，其他环节再不节外生枝，他就有可能被破格提为基地司令部的参谋长。那时候不知道他是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中最年轻的少将，然而在战略导弹部队，他将是将军中最年轻的一员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才使他没有去县城找哥哥要车，甚至回来连给哥哥一个电话通知都没有。这多少和有些高官爱好贫衣一样，也多少有些享受皇帝微服私访的味道。这样说，对大校的心情有些以偏概全。确实存在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基地司令员让他回家滞留一至三天，必须在新型导弹发射的前一天，乘飞机赶到西部的发射基地。他不想在县城的酒桌上耽误他的金银时间。
命运中更为光亮炽白的阳光，已经照射在了大校饱满的前庭。这最为关键的时刻，无论他是作为一个普通军人，还是作为即将晋升为少将的大校旅长，他的岗位都应该在那漫无人烟的戈壁滩，在发射架旁供他发号施令的指挥室。可这时候，八十七岁的老红军，迈着蹒跚迟缓的脚步，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他又偏偏奉命从戈壁滩到北京参加为军委首长汇报战略导弹部队最新系统的电脑全自动发射演练，返回途中必经豫西山区。于是，一同前往北京的基地司令员说了一句，回家看看老父亲吧，发射前赶到发射现场就行。
他说，算了吧。生老病死，人之常情。
司令员说，不要让人家说，军队干部官至师以上，都彻底官迷心窍，都是不孝子孙。
从小镇上一排排黄白相间的目光中挣脱出来，大校租了一辆三轮机动车，开始朝耙耧山脉的深处行驶。田野上的玉米因为干旱而瘦弱早熟，金黄色的温馨，在机动车四周铺排下厚厚一层。望着穿行在田地里的乡村官道，呼吸着烫鼻的玉米的棕色味道，大校的内心没有久别归故里的潮涨潮落般的激动。他的脸上漠然而略带麻木，还有秋叶一样薄薄一层却十分清晰的忧愁。他对耙耧山脉的情感早年就像母亲亲手给入籍城市的儿子穿上的千层底儿布鞋，弃之不忍，穿之违心。而提干以后，则像久违乡村的老干部品尝家乡的小米或者红枣。他档案中的每一页，凡有籍贯或入伍所在地的栏目，他都认认真真写下：耙耧山汪家沟，本人成分：学生，户别性质：农民。他为他的出身，能在今天档案中写出“农民”二字感到有藏而不露的惬意。他从来不像哥哥年轻的时候，不停地抱怨老红军把他们变成了农民，不像哥哥那样有些戏谑又隐藏不住内心的得意，在军营对上级、下级不停地说，老头子顽固不化，一边到处去给青年学生讲革命故事，一边还要在老家赖人家二亩地春种秋收。从入伍的第一天起，大校就开始怀疑父亲所谓红军的历史。他坚信父亲是一位地道的农民。尽管父亲确实是一位红军。大校为父亲是农民而自卑，为他自己是农民而自卑，可随着岁月的推移，随着他的奋斗对命运的改写，他不再为他是彻头彻尾的农民感到有丝毫的不快。相反，他在和上级首长谈话时，当触及官职地位，他说，我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正宗的农民，做官做到今天，该满足了，比比我那些同学、战友，我还有什么可说呢？他说，我不图做官，我只望做一个称职的军人。他从连职开始说这样的话，直到成为一旅之长，开始听别的农村籍军官说这样的话。他每一次这样说的时候，都能看到上级首长目光中晶亮柔和的满意，都为自己曾经是农民而暗感自豪。和当今城市人坐在咖啡屋向情人诉说孤单和痛苦一样，大校从痛苦中得到了享受和自豪。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农民和耙耧山脉，都已成为他作为军人和一级级向上晋升的动力和资本。然而今天，他不再这样说了，因为今天的营、连职干部，像他一样给他说同样的话时，他的心门豁然洞开，看到了那话后的虚假和反意，从而导致了他对当初自己那样说时的真诚大打折扣。同时，他也不说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成为巴顿的军官就不是好军官那样的大话空话。他觉得这两种话语，都同样矫情和虚假，后者还有狂躁、轻浮和无知。他把一切都深藏在内心之中。他和哥哥汪海的差别就在于，一个人的心是在脸上，另一个人的脸是在心中。他至今都清楚地记得，作为农民给他带来的耻辱，和为了摆脱这种耻辱他所做出的牺牲和努力。
二十五年前，汪洋没有想到他会成为导弹发射旅的大校旅长。还有望在不久后成为一员少将。那时候，在某一天的下午，他穿着肥大的新兵军服，踏着那一场年前的冬雪，往镇上的乡公所急急走去，把送行的民兵连长远远地甩在身后。就在他现在返回耙耧山的官道上，他们一前一后像不是同路的行人。
民兵连长唤，洋，你慌啥？
他停身回头，把手放在嘴上哈着十七岁的青年热气，你快些，走慢了到镇上怕没有菜和馍了。
民兵连长赶上来，没事。我每年都送走一批兵，我知道啥时候赶到正好开饭哩。
问，真的是白菜粉丝熬肉？
答，你哥当兵走时你不是送了嘛。
问，白馍随便吃？
答，那当然。你们是去保家卫国哩，还能不让随便吃顿白面馍。
说，我哥走时是义务兵随便吃，送的人一人只让吃一个。
说，今年肯定还是你们随便，别人定量。
他说，到时候我多拿几个，你捎回去给我爹和我娘。
民兵连长把他领出的双份四个白面蒸馍捎回村里给了自己的媳妇和孩子。汪洋在到部队后的第一封家信上问了此事。父亲的回信上说，他妻哥什么也没捎回来。又说你当兵了，千方百计要提干，提干了什么白馍肉菜天天都有了，不要像父亲这样为了白馍干了半截革命，却又成了吃不饱肚子的农民。汪洋没有辜负老红军的话，在新兵连训练期间他就显示了一个士兵不凡的毅力和素质。共同课目中跳木马，他三番五次跳不过，纵身起跳不是突然停步就是骑在马头上，教官排长最后急了在他屁股上踹一脚，说你他妈的真是个农民，我看你一辈子都别想成为一个军人。
这件事是大校汪洋的真实经历，后来转化为汪洋成长为一个军人的原动力。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的教官排长是发射旅的老旅长，汪洋升任旅长后他以副师职进了干休所，我去采访他时他同样说了这件事。说在某一个深夜的木马前，他亲眼看见汪洋跳不过木马，就噼噼啪啪朝自己的脸上打耳光，在酷冷月白的耳光响声中，汪洋又一跳就飞过木马了。
四
嘉奖令
新兵二连九班战士汪洋，在新兵训练期间，刻苦努力，各项成绩突出。尤其在旅组织的共同课目比赛中，获跳木马单项比赛全旅第三名，特嘉奖一次，以资鼓励。
新兵一营营长：范同志
政委：赵庆红
一九七四年×月×日
五
我很少说起我的家事和那段新兵生活，很少说起过我下连队后当战士的一些经历。那些经历已经成为另外一些军人的笑谈，他们有根有据地指责我们的做法是小农意识，是我们的意识阻碍了这支部队前进的步伐。现在我当旅长了，我得承认他们说的话不无道理。但他们只看结果，不问原因。比如说我汪洋——一九七四年是什么时候？全国都还风起云涌，五洲震荡呢。我父亲很幸运，他是从文化大革命中期开始成了背叛革命的叛徒的，有段时间，他天天和村里的地富反坏一起戴高帽子游街，有时还到镇上和县城挨斗。人家让他趴在地上把沾在一面红旗上的痰舔净，他就趴在那面旗上把不知谁吐的痰舔了。那年队里分夏粮时，别人回家吃饭让我父亲在麦场上看麦，一头猪去麦场上偷吃小麦被我父亲轰走了，可村里人分粮时在麦堆里发现一泡猪屎，又恰巧该给队长家里分，一个社员用木锨一铲，队长看见那鸭蛋似的一块猪屎了，把我爹叫到麦堆前，说汪荣贵，你过来，把这泡屎吃了今天给你家分小麦，要不吃你家一粒小麦都不分。信不信由你，这就是我父亲当时的真实处境。我家的日子怎么过？我爹是不是真就当着全队社员的面。把那一大块猪屎吃了有待考证，但从全队社员有的哈哈大笑和有的人跑到麦场外偷偷地哭，说队长这辈子不得好死这些情况来看，我父亲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在那个时期实际上已经被降到了最低点。那一年我们全家分了多少粮？一个工分九分钱，一个人头二十八斤麦，我、父亲和娘，三口人一共分了八十四斤。有一天，父亲说，洋，又回到解放前了，没粮吃，没路走，当兵去吧，有一朝出人头地回来在队长脸上吐一口痰就行了。当时我不足十七岁，又瘦又小，跑几里路读书两腿就发酸，可队长人高马大，是复员军人，是一位工程兵，专门开山放炮，搬石头扛炸药。从部队回到家时，把麦场上的石磙扛在肩上在麦场上走了一圈，把全村人都吓得不敢大声说话了。他能扛动石磙，他就当了队长，我怕队长，父亲更怕队长，一村人都怕队长，然而队长怕支书。支书和我一样又瘦又小，可队长见了支书就像见了他的爹。村里的民兵连长是支书的妹夫，因此队长得让着民兵连长。我是通过民兵连长当兵的。我和民兵连长的妹妹订婚了。民兵连长管支书叫姐夫，我管民兵连长叫姐夫。农村的亲缘关系永远是一张网，这网包罗着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和历史。我这样说一点不夸张，不玄虚，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明白这一点。任何一户农民不在这网上扭个结，拴个扣，他就别想在农村活下去。那时候我家就在这网上缺少一个扣。这样一说，你就明白在队长要让我父亲吃屎的时候我为什么能参军入伍了，就不用对我的家庭刨根问底了。总之，我要说的是，接兵的人问我为什么当兵时，我说为了保家卫国，事实上我在心里并没有排除另一个念头，那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在队长的脸上替父亲吐上一口痰。这个愿望在我入伍后第四年时实际上就变得太容易实现了。我在部队的发展一帆风顺，前途光明如日。在新兵连因跳木马获得旅里第三名之后，我的单杠、双杠、射击、队列等共同课目，踏着我的血汗上来了，成绩都在优良以上。我是我们那个新兵连进步最快的一个兵。凡受过屈辱的人都明白，能把屈辱作为动力，世界上几乎没有办不成的事，没有达不到的目的。理想其实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是人生飞翔的翅膀。这话很幼稚。扇动翅膀容易，想长时间飞翔却需要耐力和毅力。什么是耐力和毅力？想把屈辱还给那些使你受辱的人是最好的耐力和毅力。农村兵大抵如此，农村军官也大抵如此。有的战士退伍了，有的战士入党了，提干了，有的农村籍战士一提干就止步不前了，有的干到营职把老婆随军就不思进取了。这里最根本的差异除了人和人才智的不同外，就是他如何理解、看待和利用他们在农村那段人生的财富和屈辱。在学校时我的理科好，我从新兵连分到发射营，担任一连一测试排的二号手，便开始在被窝打着手电背测试专业的基础知识。我跑四十几里路去一座中学请教一位物理老师，听他给我讲解一张测试电路图。我用父母寄来的卖鸡蛋的钱，专门托连队干部出差时给我买几个电阻做实验。我第二年就成了测试排二班的班副了。我改进的测试仪器零件虽然没有成功，可我被评为全营仅有的一位战士发明家。第三年我就在老兵退伍后，荣升为测试排的班长了。第四年我休假回家时，就可以在队长的脸上吐痰了。有能力报复队长，并不是因为我已经是班长，根本原因是村支书得了恶症，他让他的妹夫做了村支书。就是说，四年光阴，人世沧桑，我当了班长，我未婚妻的哥做了村支书。老支书、新支书都看到了我前程的光色，在我哥哥汪海将提干时，由他所在的步兵团给村委会寄了一张家庭政治情况调查表，需要村委会在那表上写下家庭历史清白几个字，需要村委会在那表上盖个章。这时候新任村支书拿着那表找了我父亲，说老大汪海怕要提干了。父母亲满脸喜悦说，支书你就在那上面盖个章，这是孩子们一生的前程哩。支书说盖个章容易，啪嚓一按就行了，说两家是这样的关系，就是你真的是叛徒我也要在上面啪嚓一个大队党支部的章。支书说完这话我父母就哭了，那泪水决定了我一生的婚姻。支书说我妹不小了，写封信让老二回来领个结婚证。那年九月初我就回家和支书的妹妹领了结婚证。那天天气特别好，全村的人都在村街上看热闹。我在前边，支书的妹妹扶着父亲在后边，我们从人们的目光中走过去，到队长家，看见队长蹲在屋门口给他的孩子们补裤子。抬起头来，我听见哐的一声，队长的脸成了苍白色。他三岁、两岁、半岁的三个孩子，每一个脚上都穿了白孝鞋，缩在门口，盯着涌进他们家的人群，浑身抖得咣咣当当。我说队长，我们是一家人了。这时候队长的父亲从他家屋里冲出来，啪的一声打了队长一耳光，说快给你荣贵叔跪下。
队长就像一棵大树倒了样，轰隆一声在我父亲面前跪下来。
我没有把痰吐到队长的脸上去。
我把那个多年耿耿于怀的念头咽进肚里了。我只对队长冰凌落地一样笑了笑。
一年后，当我成为排长时，在我和支书的妹妹依着乡俗完婚的那天夜里，队长在他媳妇的坟前上吊了。
六
其实，大校的叙述，时有文学的色彩，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对自己的身世有虚构的成分。是否可以这样说，虽然汪洋的话里没有水分，但却不无疏漏之处。或者说，他有意向我们简略了他的某些经历，有意对我们忘记了他的成长史、婚姻史和家庭、家族史中的某些关键性情节和细节。他是大校，他是战略导弹部队屡建奇功的王牌旅的第八任旅长，这个旅曾产生过七位将军，其中有一位是上将，一位是中将。而汪洋，也即将登上一个新台阶，迈入将军的行列。因为这些，我们没有权利硬以采访为手段，去诱导他说他不愿说的话。但在他的大段叙述之后，我们必须指出他的有意或者无意的疏漏。一方面，也简略了他成为一个军人的过程，或者说他几乎没有涉及这一点。而这一点，正是这部小说用笔的主旨，是大校军旅生涯中最具华彩的篇章，也是当下军事文学对军旅作家的要求。对此，大校说了两句哲理味起伏的话：任何一个有十年左右军龄的农民，都会深爱军营，深爱军人。只要深爱了，就是称职的军人。大校又说，任何一位有五十年军龄、六十年军龄，甚至八十年军龄的职业军人，他都摆脱不了骨子里的农民性。很显然，大校的话前者是他对军人的情感总结，后者是他对父亲汪荣贵的人生概述。他以为他的正反语论，把军人与农民的关系说得一清二楚了，其实没有。这是一个长远而又复杂的话题，除了文学上需要对此补考外，读者和我还关心大校一个更重要的叙述中的省略和遗忘，就是大校的婚姻史，大校的爱情生活，大校的男女境遇。这是讲故事必不可少的部分，也是一个人的一生最为动人、诱人的页码。我们发现，大校对这些问题，不是避而不谈、绕开话题，就是一笔带过，马虎了事。然而。发射旅的每一个战士都知道，旅长的家属至今没有随军，旅长结婚二十年仍然独自生活，这给一些官兵留下了无尽的猜测。发射旅几乎所有的军官都知道，旅长的妻子神经有些问题，常年半疯半醒，旅长四处替她求医无效，又不能亲自侍奉、照料她，只好让她仍然生活在耙耧山脉老家里，这个说法使官兵对旅长肃然起敬，而又使他显得空洞，缺少人情。发射旅的任何官兵都不知道可耙耧山汪家沟的各家各户都知道，大校汪洋已经十几岁的儿子，不是他和他的妻子所生，那个一直放在县城被做县长的伯伯汪海照看读书的汪平平是曾经多次羞辱过汪荣贵的生产队长的小儿子。他怎么成了汪洋的儿子呢？他们如何收养了这汪平平？汪平平每年寒暑两假到军营同爸爸汪洋在一起，每个星期天都回汪家沟同爷爷汪荣贵和那半疯的母亲、当年的支书的妹妹在一起。旅长汪洋的身世独特而又离奇，每一个人生情节都和我们这个社会的波折有某种勾连和暗合，都与一个军人所付出的心血、生命有因果。我说能谈谈这些吗？旅长说有这个必要？我说我想知道。他说那些算不算我的隐私呢？我便不能穷追不舍地询问了。出于礼貌，我不再向旅长打听这些。根据我个人的一些经历，根据我对耙耧山脉那块土地的熟识，还根据我多年写小说编故事的能力，我想我会把结果和原因如连环样一节一节找出来，并连接在一起，使原因和结果之间有一条虽弯曲却通畅的路途，或是虽残破缺损却可以直达彼岸的桥梁。
设想汪家沟是那样一幅风俗画：落日如血，山梁和村落殷红一片。村子里新起的瓦屋和偶有的两层小楼，正散发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欣荣之气。因此，老牛回圈的泥黄色的叫声，并不使村落显得呆滞和封闭；村口上停了两辆瓦亮的轿车和一辆面包车，也并不使村落显得奇异和不够协调。我们这个社会的历史，正处在车轮和毛驴同行的路上。汪家沟人已经习惯了豪华的轿车停在牛棚边上的场景，因为这个村落毕竟出了一位红军、一位旅长和一位县长。更重要的，这三位写进县志的人，是一个家庭，是一个乡村的军人世家。这是汪家沟人的荣誉，是村史中最有光彩的一页。这时候大校汪洋回来了，在山梁上下了机动车，付了款，司机把车开走，他就进入了乡村这幅风俗画，看见他家门口停的轿车，知道哥哥汪海也已回到汪家沟，心里因此才噼啪一响，确信无疑父亲是病了，也许死亡已经在父亲眼前一道黑影样游来荡去了。他不知道为什么在北京接到父亲病重的电话后，一直没能把父亲与死亡联系在一起，却总是把西部的那枚导弹发射与失败联系起来想。而事实上，为这次发射，他和他的部队精心准备了八个月，他同老部队发射一营同吃同住，在导弹阵地，从每一位号手的单项训练，到班排单元训练，再到营连的综合演练，直到训练最后阶段的调式，每一个环节都备战得万无一失。到了戈壁滩上，在发射前的一段时间里，还把机关和分队的作战情绪调整到最佳状态。发射到此也就只欠东风传令了，可他仍然摆脱不了发射失败的预感的困扰。而父亲已经八十七岁，死亡已经在老人的枕边坐候，生命行程的终结也就是在翻身之间，可他却从未想到过父亲会有死亡的这一天，且是在他的部队要向世人宣告中国有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时。他有些不十分自在，甚至有些如在舞台上走步一样，朝村落走过去，皮箱擦着他的军裤，发出脆绿的声音。村里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看见他知道是谁，却都不言不语，仿佛不敢相信村里出了这么一位旅长，不敢相信这位旅长在这个时候回了村。有一位曾经在他手下服过役的退伍兵，过来笑着接了他的行李，像公务员样光荣地跟在他后边。
汪洋说，我爹的病咋样？
退伍兵说，你快回家看看吧。
汪洋就从那浓烈的目光中和轿车旁边回了家。一切如他的想象一样，八十七岁的父亲躺在床上，在县劳动局任职的嫂子在厨房尽着她做媳妇的义务和责任。他渴望能在厨房看到他妻子的身影，可走进他眼帘的却只有嫂子的红毛衣。上房的东屋里，哥哥汪海和县医院最好的医生及乡里村里的干部都在床前忙乎着。大家看见大校回来，先是惊讶和喜悦，继而考虑到老人在垂危之中，就把惊喜压缩进平淡里。问到家了，答到家了。问咋就不打电话用车接一下。说没那个必要。有人为他闪开了一条路，他就从人们闪开的道路走过去，看见了一张枯树叶似的脸。他趴到那张枯叶上，叫了一声爹，父亲从半昏半迷中睁开眼，一股早晨开门推窗似的光亮在屋里闪了闪。大校没有想到垂危的父亲会说那样一句话，那句话把大校的泪热烫热烫地唤将出来了。父亲说，是洋回来了？快让你嫂子给你烧饭吃。大校便泪流滚滚了，一瞬间想到自己的许多不孝之处，忙略有夸张地紧紧握住父亲的手，借以表达一个儿子对父亲不孝的忏悔和请求父亲的宽恕及谅解。在这个时候，以哥哥为中心的医生和县、乡的秘书和干部，如缜密地研究样讨论了一个事。这件事情使我们想到看过的电影和听过的国家重要领导人有病时医疗小组活动的场景和画面，使大校忽然感到，在这个小组里。哥哥是中心，其他人是委员，只有他是局外人。感到他不再是一旅之长，而是将死者汪荣贵的儿子，是长子汪海的弟弟。他有一种被人捆了手脚的感觉，不知所措地站着，不知所措地望着人们，听着他们的谈话。
医生说，心脏还不错。
哥哥说，没什么大事吧？
医生说，年龄太大了，得让他住城里，这乡下医疗条件太差，有个三长两短根本来不及。
一般说来，谁都可以从这话中听出，这些县里的医疗权威既是对病人负责，更是对县长负责。有的时候，医生对没病的人负责比对病人负责更为重要。大校已经从中体会到了县长的分量。他有些焦急地说，到底什么病？
医生说，没什么大病，就是年龄太大了。
原来父亲的重病是年龄太大了。大校立在床边，有些如释重负，又觉得有点小题大做，有点被哥哥随意调动的感觉。要知道，他所统辖的发射旅，在戈壁滩执行发射任务这几个月，干部战士的父母有十七个病重和病危，十七个人没有一个向组织请假回家的，可他这位一旅之长，竟在这个时候回家了。一种士兵在前线打仗，当官的在后方喝酒的感觉在大校心里油然而生。他觉得对不起那十七个军人和他们的父母了。他想我最好今夜就乘火车到市里，赶明早的班机往中国西部飞。可他这种想法不久就被意外飞来的枪弹打得血肉横飞、残缺不全了。
意外的戏剧拉开了大幕。
我们应该把笔墨浓缩点，尽量把小说的交待部分简单化。医疗小组（就说是医疗小组吧）的会议结束了，一批医生和县乡的干部及县长秘书要走了，他们眼里都闪着被县长信任了的旺绿色的光。汪海没说一句话，也没有出门送一送。他们一走，另一场戏的锣鼓敲响了，伴奏是门外的汽车发动声。汪海说，老二，父亲八十七岁了，这三天忽然就昏迷起来了，我不能眼看着八十七岁的父亲在家没人管，我背不起那一个老红军有两个儿子，一个是旅长，一个是县长，却让父亲在老家自己烧饭吃的名誉。汪海说，让你回来就是问你一句话，我把父亲接走了，你把你媳妇怎么办？父亲现在是你要不把媳妇接到部队，他死在汪家沟也不住城里去。汪洋继续沿着哥哥小题大做的思路往前走，说哥，我回来是司令员批的一天假，难道就是为了这？汪海就有些按捺不住县长的脾气了，提高嗓门道，为这怎么了？你难道要把人家丢在汪家沟一辈子？你想想不是人家哥你能当兵吗？我能提干吗？现在我是县长了，你是旅长了，我们能忘恩负义吗？屋子里静极，送完客人的嫂子走回来，把八十七岁的老人扶在怀里，大家就都看见那枯叶似的脸上又新添了一层暗黑，他嗫嚅了几下，欲说什么，却没能说出来，最后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心窝儿。汪洋和汪海及嫂子都明白。他指的是中国最高的道德呢，他这一指，汪洋说话了。谁都无法知道，汪洋说的一句话是随心所欲，还是深思熟虑，再或是平静的赌气。
汪洋说，我把她接走就是了。
这句话使我们平淡的故事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使读者获得了缓解郁闷的转机，老红军郁积内心的多年之疾，由此千斤之语得到了根本的疗治。他忽然在大儿媳的怀里，挣扎了一下，脸上砰砰啪啪闪出了与窗外同色的落日的光泽。他用力伸出自己嶙峋的瘦手，把汪洋的手紧紧捏了起来，兴奋而又有些疑虑地盯着汪洋的脸，惊喜、意外地问了几句话，问得流畅而又有力，仿佛他这一段时间的突然衰老，就是为了这样几句问话。
——洋，你真的让她随军？
汪洋迟疑一下，向父亲许诺似的点了头。
——你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接她？
汪洋犹豫片刻，在哥哥汪海的一个眼神后，又点了一下头。
父亲脸上露出了很厚一层深红色的笑，如同深秋的枫叶或柿叶。他慢慢松开汪洋的手，说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都吃饭去吧，看外边太阳把天都落得昏黑了。大家扭过头去，果然看见窗外落日已尽，秋天的黄昏悄无声息地趴在窗上，就合情合理地丢下父亲到厨房端饭端菜去了。北方饭总是馍、菜和汤。大家拉亮电灯，把油烙馍摆在饭桌中间，将嫂子炒的绿豆芽、水豆腐和两盘肉菜放在四周，盛完汤去门口找回来留下值班的医生，再去里屋问父亲想吃什么时，事情就沉默着惊天动地了。
汪洋叫了两声父亲，父亲没有回话。
汪海冲进屋里，又连叫三声，不见应声，忙把父亲抱在怀里。已经拿起筷子的医生，丢下筷子，拿起听诊器，毫不误事地把听诊器放在老人的心口片刻，额门上就渗出了晶莹的汗粒，之后又用手去号脉，额门上的汗就落在了老人的手腕上。
老人圆满地走完了他人生的路程。
老人是无疾而终。
老人死时脸上一反常态，没有了枯叶般的忧虑和无法言说的担忧，而变得安详红润，仿佛他临终之前终于完成了他一生最大的夙愿，去掉了使他二十年食寝不宁的一块心病。
七
老人的死，给人一种是汪洋、汪海的蓄谋之感。换句话说，他们似乎知道老人无疾而终就在这段日子，在这段日子的某一句话后。仿佛这一切都是如期而至。事后知情人都说，如果汪洋不从部队回来，如果汪洋不答应把女人随军接到部队，也许老人仍还活着，甚至能活过九十、上百也不无可能。老人的死，使我们的小说起死回生，使我们终于可以把笔墨有理有据地转移到读者最关心的情节上：大校的婚姻及与他婚姻相关的他的军旅生涯。他的军旅生涯使他的婚姻奇特而具可读性，他的婚姻又反过来使他的军旅生涯显得诡秘而具代表性。让故事回到二十年前去，让大校的历史和二十年前他人生的某一情节勾连起来。我们连续着历史的某节环扣，小心翼翼地来分析二十年前大校终于在那次休假、结婚之后，回到军营的某些情况。背景之一是他能够如愿以偿地向队长脸上吐一口恶痰了（尽管没吐，只是如冰凌落地样笑了笑）；背景之二是他和支书的妹妹领了结婚证，在耙耧山脉的一隅天地里，成了一人之下，千人之上的人物。在这双重背景下，他提着行李，回到了深山老林之中的军营，门口的哨兵一定向他敬了礼，他也一定还了礼。他的行李中，一定是我小说中耙耧山脉的土特产，花生或核桃。那年月人们大多对送礼的意义还没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完全出于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同志交往。你休假归队，倘若空手就觉得对不起战友们对你的思念和唠叨。但也许汪洋有了。我想汪洋是有了（哪怕只一点），以我的经验和观察，那些能在部队站稳脚跟并干一番事业的农村籍干部和战士，当初大凡都有这样的心理和行为。我生涯中的入党和提干都有些不光不彩的残章缺页。假定那次汪洋归队，送给连首长的花生、核桃比分给战友的多（一般都这样），连长那一夜向汪洋说的那番影响了汪洋半生的肺腑之言，因此会显得依据充分，极近情理。那是九月末的最后一夜，营区里没有光色，月黑风高，汪洋归队中坐车、徒步，疲惫不堪，却又天翻地覆地不能入睡。在达到某种目的之后，他心中那段强烈的得不偿失的懊悔苏醒了，他感到他在军营几年努力，就是为了和支书的妹妹结婚。这在耙耧山脉是那样天经地义，合情合理，可在回到军营之后，则显得无聊而又可笑，滑稽得无法向人诉说。原来，思想都是在规定情景中产生，又在规定情景中改变或消解。在军营这所人人都对婚姻与事业怀着美好愿望的革命熔炉里，汪洋渐次悟到他的婚姻、他的爱情生活中有三点不足：一是他和支书的妹妹有父母包办的成分。二是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共同语言。他高中毕业，她没有读过一天书。他错把她针线活做得地道当成了她的才华和文化。第三，更为要命，她竟比他大三岁，且长得确实不够好看，甚至能说成是丑。可当时他还多少信了“女大三，抱金砖”、“丑妻是宝”那样的乡村民谚，对此竟没觉出有什么不妥。现在看来，这一点尤其不能容忍，尤其不能向战友们做出解释。他已经二十二岁，三天不刮胡子，下颏会森林一片。他已经有能力如第三者样，静观自己的婚姻，就像一个人终于登上山峰，一览众山之小那样，观察自己未来的爱情生活。他看见他一生的悲剧大幕已经拉开，自己正在言不由衷地担任头号主演，又不知该如何退场谢幕。他意识到人生最大、最久远的事业是爱情和婚姻，而爱情与婚姻这项事业又恰恰常被人们当成日常故事所演练。原因是这项事业的首页，往往不是如三十年代反封建时期的奋斗，而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选择。自己选择的悲剧，才是更为深刻的悲剧。汪洋独自寂寞在营房以东的森林边上，坐在自己的一只鞋上，揪着自己的头发，拔苗助长般使自己的思想深刻而又成熟起来，苦苦地思考和寻找着悲剧的原因。他起初把悲剧的根源归罪于父亲这位所谓的老红军，可又觉得这样的确委屈了老人。归罪于那该死的生产队长，可生产队长已经向父亲跪下了，不能再向他报怨报恨了。那时候虽是一九七八年，打倒“四人帮”已经一年多，可汪洋还没有能力把这一切干干净净都推到社会的身上去。汪洋找不到债主，就在那儿长吁短叹着。这时候连长在屋里独自吃了一阵花生或核桃，出现在了汪洋的人生里。连长赵家桥的出现，使他的生活忽然间别开洞天，有了一片新的光明。连长是查铺时发现汪洋不在床上寻到这儿的。
连长说，二班长，有什么心事跑到这儿？
汪洋笑笑，没心事，就是睡不着。
连长也脱掉鞋子坐下来。
你瞒了我。我一猜就知道你回家订婚了，订完婚回来就后悔。
汪洋怔了怔。
连长说，我们农村来的都他妈犯这一个错误，你重复了我当年的错误路线。
汪洋盯着赵家桥连长。他看到了朦胧中的一团黑色。
连长说，来通知了，要提一批骨干，连里报了你。
汪洋的心里决堤一般轰轰隆隆一声巨响。
连长说，现在你什么也不能说，千万不能和姑娘有半点吹灯的意思，不然她一封信你就会完了。一辈子就得回家种地了，面朝黄土背朝天，叫你一辈子后悔莫及。连长说连里报了三个，只提一个，竞争很厉害，可能三个月后下命令，你重要的是要在这三个月内，不出半点差错，还得有突出的表现。连长说那两个一个是从城市入伍的，一个爹是县里的局长，人家回去都有工作，可你回去怎么办？连长说我今夜说这话是严重违反组织纪律，你知道你把我的话再说给第二个人，那意味着什么严重后果吗？
连长赵家桥这一夜的这番话，对汪洋有点指点迷津之效。在汪洋的人生路口，连长告诉了他该朝哪个方向走，该如何朝着那个方向走。汪洋没有对连长说他已领了结婚证书，他隐瞒了事实真相，很快把痛苦掘埋进心灵深处，看到了新的光明，新的目标。他甚至忽然感到，事实上自己参军入伍，为了提干才是心中的深层目的，是真正的目标。汪洋很快校正了他的人生航向，并把婚姻和爱情的痛苦在心中让位于提干和事业。按惯例战士休假归队的第二天洗洗整整，一般不参加训练和集体活动。可是那一夜汪洋和连长在森林边，一直坐至来日军号响起，他二话不说，就带着他的两眼血丝，领着全班参加连队强化体能的五公里越野训练了，并以第一的成绩，最先到达终点。从此后，汪洋便以更为崭新灼目的形象，出现在了这数十里山脉中仅有的一个发射营的营房里。
我们不妨把图表引入小说，也许会更为明晰和直观。
汪洋军旅人生史图表之一。
毫无疑问，图表不是小说，可它能以简略的文字，勾勒出汪洋大校在提干前某一方面的人生轨迹。它节约了我们很多的叙述和交待。我们从表中看到，汪洋从连长和他在九月末的简短谈话之后，他和他的班训练成绩直线上升，荣誉如日中天，最终他被树为全旅的训练标兵了。
这时候是一九七九年二月。
一九七九年二月对和平时期的中国军队，是一段特殊的岁月。一九七九年二月，一场边境战争爆发了。许多中国军人的命运是从这场战争开始改变的。我们军事文学的命运也是从这场战争开始改变的。这场战争使军事文学突然间灼灼生辉。随着战争的消失，人们又开始对军事文学唉声叹气了。这场战争，对整个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中的每一个士兵，都引起了深刻的震动和变化。汪洋同样不能例外。在他，不同之处是，连长说三个月后可能下提干命令，可到了十二月，连里不知从哪里调来了一名还未长胡子的青年军官，把连队缺编一名排长的位置占去了。其时汪洋已做代理排长两个月，全连人都知道提干的指标非他莫属了，可这位叫李剑的排长却从天而降，背着背包上任了，对他笑了笑就睡在了他睡过的法定的排长的床铺上，而别的营连，却都有一名两名骨干提干了。连首长集体找他谈心，指导员说革命工作没有贵贱之分。连长悄悄给他塞了一张纸条，写着这时候更应冷静，更应注意自己的表现一句话。他在那纸条的背面写上谢谢连长，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了。又悄悄把那纸条还了给连长。排长李剑从天而降，全连人都认为汪洋要闹情绪，撂挑子，可汪洋使全连官兵意料之外，又意料之中。他工作百倍努力，如命运中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李剑初步上任，对排里情况不熟，汪洋建议他把他们二班的两名专业骨干调到一排三班去，把一排三班的两个“渣滓”调到他手下。没人知道汪洋采取了什么办法和措施，半个月后两个“渣滓”在连队竟如铁树开花样大步跨入了先进行列。更为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在举不胜数的汪洋作为士兵的优秀表现中，一九七九年元月旅里组织个人专业比赛，汪洋在众目睽睽之下，竟默背了导弹测试专业的三张有一百八十七个不同电阻、一百九十六个接口和一百一十六个符号组成的电路图，使在座的旅长、参谋长和机关干部及营连官兵震惊和喜悦。在这且惊且喜中，战争的硝烟，从每天的新闻和军队的内部机密材料中弥漫进了军营。不消说，常规战争是不需动用战略导弹部队的，一旦动用了，那将不再是常规战争了。比较而论，导弹部队在那场战争中倒显得平静几分。可在这平静中，军人的内心则无不波澜壮阔、惊涛骇浪。汪洋的再一惊人之举，是在一场战争准备教育后，他以全营第一的身份，向连队交了一份措辞感人激越的参战书，强烈要求走上前线，保家卫国，并说已经有人从导弹部队抽调到步兵部队了，说二连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希望留给他。后来，在汪洋带动下，几乎全连的人都写了参战书。和汪洋同样等待提干命令的一个班长甚至咬破食指写下了四个字：
我想打仗。
唯一没有交请战书的是新任排长李剑。
唯一被调到步兵去参战的也是李剑。
他像一股风，悄然而来，又悄然而去。
一个月后，传来消息说，李剑在前线牺牲了。说他和他的排全部阵亡，打扫战场时发现他身上四处中弹，可他掐着无一处受伤的一个敌人的脖子，是三个打扫战场的战友，同时用力才把他的双手从敌人的脖子上掰下来。当骨灰从前线运回后，人们才知道他是基地司令员的儿子，才知道司令员动用了他的特权，在儿子高中毕业后，把儿子送到了军事指挥学院。儿子在军校还没有毕业，他提前把儿子放到了连队。战争刚刚爆发，他把儿子转调到了步兵。难道说司令员知道战争要爆发？司令员把儿子的骨灰埋在了发射连后边的山坡上，因为在他儿子真正的军旅生涯中，待在这个连队的时间最长，共一个月零九天。四十天的带兵生涯，写下了一篇人生檄文。这个连队，是他父亲的老连队，也成了他李剑永远的家。在细雨霏霏的一天，整理李剑的遗物时，发现这位年仅十九岁的排长在二连的月余里，写了十七篇日记。十七篇日记中，有四篇谈到了汪洋，其中最长、最具体的一篇是他将上前线的当天所记。这也就是他的绝笔。
1979年2月26日晴
我要走了，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发射连给我印象最深的人是二班长汪洋。以前我认为从农村入伍的军人（像我军校的某些同学），他们目光短浅，经常为蝇头小利你争我夺，使我瞧不起他们，以为他们成不了大业。现在我发现我可能是错了。汪洋有文化，有胸怀，仅仅在不能提干时能做到平静如往，就出我意料之外。他背电路图是从我来以后开始的。我上任的第三天，开始发现后山坡在每天半夜有微弱灯光，这就是他偷背电路图的开始。一个月的时间，他能把两个“渣滓”兵训练得那么好，能把三张世界地图样枯燥无味的电路图背得那么熟，这不是毅力的问题。这是一个人的才智。再看他们班每位号手的专业，每一个动作，每一声口令。甚至着装和眼神，都与别的班不同。汪洋在测试镜上趴那么一下，仅有三秒五秒，就能知道误差大约多少，可学校的教员有谁对专业精通到这一步？有谁能把他的学员训练到连说梦话都如汪洋带的兵那样，没有一次不是说自己的专业呢……我一生最大的错误是曾经瞧不起汪洋这样的兵，是调到二连占去了排长的位置，使汪洋错过了提干之机。如果汪洋不能提干，不能留在部队，有愧的是我和我的父亲，受损失的是这支部队。有机会，我真应该向他敬一个军礼，说几句道歉话。
八
我汪洋最终成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一名军官，不知道究竟是因了我的能力、我的表现，还是因了李剑的那一篇日记。司令员到连队安葬他儿子的骨灰时，把我叫到了连队会议室，当着那么多首长、他的部下的面，他静静地望了我几秒钟，然后缓缓地站起来，戴上军帽，抬起右手，向我敬了一个军礼。司令员没说一句话，他主动向一个士兵敬礼，使在座的首长都瞠目结舌，不知所措。我知道这军礼是代表他儿子对我的某种致歉。我就是在这一个军礼后的第二天接到了提干命令，这使我感到羞愧，感到无地自容，感到我永远永远地偷了这支部队的东西，永远永远地无法还清我对军人、军营所欠下的债务。他们父子，这两代军人，像镜子样把我的灵魂照得通体透亮了。没人的时候，我独自坐在营房后的山坡上，望着刻有“李剑烈士之墓”几个字的青色石碑，我可以独自坐下半天不说一句话。没有人知道我内心是多么复杂。在我的全部个人奋斗过程中，先是为了逃离土地，继而逃避婚姻，甚至就是为了每月有一份工资，每天有一碗好饭。这些无论如何既是事实又难以告人。在连队，除了连长，没有人能看透我的心。因为连长不光是连长，他还地地道道是农民。他不光是农民，他还地地道道是连长。在我为提干自愧得坐卧不宁时，有一次连长在排长的坟前找到了我，他陪我吸了七根烟，只说了一句话，汪洋，回去吧，以后善待这套军官服和这座军营就行了。这话听来平静，其实是给我汪洋最响亮的耳光。这耳光把我汪洋心里的血都打溅到了我的脸上，溅到了排长的坟墓上。我知道我该如何做人了，知道该如何做一名军官了，知道了善待军装和军营才是我汪洋对李剑最好的祭奠呢。
九
我们揣摸大校独白的内心，缺乏感人的深刻和一个军人悲愤的情感爆炸。但恰恰是这种平静，透露了汪洋的某种事实。毋庸置疑，他面对李剑死时那种对自己人格某种缺失的痛恨和忏悔，对一个农民的某些狡黠感到羞耻，甚或是一种无地自容。每个人完成一种过程，都有其起点。我们不妨把李剑的死，视为汪洋作为一个军人的生，视为汪洋认识自己和重塑自己的开始。应该说，李剑生命的血液，在汪洋身上得到了某种延续，从而使他感到，非一般意义地在军队有一番创举、干一番事业，要比婚姻和爱情重要得多。反过来说，正是李剑的牺牲和汪洋的婚姻爱情不够完美，也才加倍了导致汪洋必然产生在军队干一番事业的恒心。生活中有许多例子：一些伟人的不凡，就不凡在他爱情的悲剧上。有许多时候，婚姻家庭的不幸，才是男人成就一番事业的基础。汪洋也正是如此。每每在他感到爱情的痛苦降临的时候，就到李剑的坟上走走坐坐，抽一支烟，就是心里不想李剑的生平事迹痛苦也会很快烟消云散，使他立刻把注意力转移到别处。当他感到训练、评比、发射、立功、升迁有诸多不顺时，他提少半瓶白酒，到李剑的坟上一喝，头枕着坟土，脚蹬着军营，眼望着大山和蓝天，那么睡上一觉，醒来就获得一种一切从头做起的力量。在那坟墓前，每次汪洋想起要有三个军人从敌人的脖子上掰下身中四弹的一双年仅十九岁、真正的军旅生涯只有一个月零九天的新兵的手指时，他自己指关节会响出如竹裂般青绿白脆的响声来。李剑的坟墓，是对汪洋最好的心灵滋补，它养育了汪洋一方强悍的心灵世界。正是这些，才使二十年后，汪洋面对父亲的遗体，和哥哥汪海有了一段脱俗的对话。
汪洋对痛哭的汪海说：哥哥，想开些。父亲八十七岁了，人生自古，谁能逃了一死。
汪海说：父亲的后事不求豪华，但要隆重。
汪洋说：你看着操办吧，我只请了一天假，明天就得赶到戈壁滩执行发射任务。
操办丧事的人，已经就着明亮的灯光，开始把汪荣贵往草铺上抬。门口竖起了旗帜样的白吊。棺材是早已准备好的。寿衣也是准备好的。一位县长和一位旅长的父亲死了，且老人家是本县唯一的红军战士，丧事的热闹可想不会亚于一场战斗胜利的凯旋。在极短的时间里，汪家沟在一种悲哀的氛围里沸腾起来，大人孩子都处于激奋伤感的喜悦之中。由个体专业户、因捐款建校而广受赞誉的新任村长出面，安排土工挖墓，安排泥工垒灶，安排厨师去面粉厂拉面借锅，安排巧手媳妇剪缝孝衣。事情颇像一场乡村大戏过场中的丑角、配角在幕前行台甩袖或清唱逗乐，腾出时间让主角化装开演。可这当儿主角与主角发生了争执。汪海无论如何不敢相信，他的弟弟在父亲咽气不久、尸骨未寒时，会说他要去执行任务，丧事由哥哥代为操劳。不要说你是一位旅长，就果真是一位将军，在非战争年月，能在父亲尸骨尚有体温的时候，返回你的部队去吗？汪海怀疑地看了弟弟半天，确信那话出自弟弟之口后，冷冷笑了一下，说你只请了一天假？说你想请几天假吧，想请多少天我都能给你请准。汪洋不想跟哥哥争执，他说了一句有泄密之嫌的话：这是一次发射实验，是一种新型导弹，我是一旅之长，你说不去行吗？汪海没有立马接话。汪海停顿了一会儿，说汪洋，父亲一生养育你我容易吗？说起来十几岁他就枪里来，血里去，可没享过红军的一天福，小时候供你我读书，把门前碗一样粗的桐树、榆树都卖了，后来有文件确认他是红军了，也不过一个月补上几十块钱罢了。可这钱没花几年，又成了叛徒，最后总算熬到你我有些出息了，可你媳妇又半疯不疯，不能随军，天天把父亲拴在这乡下。我是县长，你是旅长，你说父亲跟着你我享过一天福吗？要不是父亲陪着你媳妇这一二十年，你能在部队踏踏实实干到今天吗？能当旅长吗？父亲死了，你不安葬就走，你能对得起父亲吗？哥哥的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谁听了都以为汪洋这个时候不葬父亲是太失父子之情，何况哥哥把他媳妇对父亲的拖累，说得十二分突出，仿佛父亲悲苦的一生，都是他和他的家庭造成的。汪洋很想借机会就自己的家庭同哥哥争执一番，可他们的身后，躺的就是父亲的遗体，再说事情已过二十多年，今天再炒这一碗剩饭已毫无实在意义。汪洋这时候巧妙地说了一句诸葛亮拒刘备于茅庐门外的话：
你知道谁有权在发射时批一个旅长的假吗？你说你能给我请假你去请吧，批我多少天我就在家呆多少天。
事情大出汪洋所料。他等着哥哥问他谁有权批一个旅长的假时，说出那位首长的军衔和职务，使哥哥感到肃然起敬，感到一个县长无非就是部队的一个团级而已，可是哥哥没有问他，他话一落音，哥哥居然就起身从父亲的遗体边，穿过乡村帮丧的人们，到里屋打电话去了。这是汪家沟仅有的两部电话之一。另一部安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不知道因为汪家沟是村委会所在地才通了电话，还是因为汪家沟住着县长的父亲才通了电话。这通讯的发达，使汪洋立刻感到世界被缩小在了股掌之上，及至哥哥汪海到里屋几分钟之后，出来对汪洋说，进去吧，你们基地司令员在等你接电话时，汪洋感到世界在忽然之间被完全颠倒了，如同几年前中东战争的突然结束一样使人不能接受。这儿是全县最偏僻的耙耧山脉，这个县还在每年要求国家给一笔惊人数字的扶贫款，去年该县又被评为国家级贫困县，哥哥给他打报喜的长途电话时说用了三天十余次才接通，可这儿距上级机关千里之遥，汪海却在几分钟后让他去和基地司令通话。要知道，这样的电话速度，是他们在导弹发射基地准备发射时才能使用的紧急线路的速度。更不能使人理解的是，司令员家里的地方电话号码，在基地范围内，除了基地首长和司令的熟人，到各旅只有旅首长才能写在有机密列入移交字样的小本上，可是哥哥汪海却能那么迅速随意地把电话接通。这使汪洋感到军队的某种尊严遭到了侵犯，某种神秘变得廉价无值。他从凳子上站起来望着哥哥，没有立刻往里屋去。哥哥说，快去呀，你不怕首长在电话里着急？
汪洋去接了电话。
果然是基地司令员的声音：
既然这样，你就在家办完父亲的丧事吧，我提前赶到发射场去就行了。
为了证明这声音确实是从司令员嘴里发出，汪洋对着话筒呼唤，喂，线路不好，我听不清，你再说一遍。
司令员的嗓门加大了，什么线路不好，声音好得很。我先自作主张同意你的假，你在家安心把父亲的丧事办好，完了去戈壁滩把部队接回来。
汪洋的声音变小了，首长，这次发射不同以往，这样……合适不合适？
首长想了想，说半个小时内，你接不到我让你归队的电话，就算合适了。
随着电话挂机的咔嗒声，汪洋就回到了耙耧山脉的现实里。汪海拨通司令员的电话是怎么回事？他从里屋走出来，那些为了不影响他通话的人们，又开始为丧事忙起来。大家忙着为父亲净脸换衣，忙着计划该通知来参加丧事的人员名单，忙着去城里通知民政、文化馆等部门和各局各委，忙着把父亲的遗物整理出来，准备入殓时一并装入棺材。汪洋从屋里出来时，看见父亲躺在乡俗的门板上，枕着白布枕头，脸上搭了一方白巾，露出的半边脸上，在灯光下透出微亮的红色，倒真如在日光下遮了眼睛熟睡一样。而身为县长的哥哥，正在试戴孝帽的大小，准备完全进入守灵孝子的角色。哥哥看了一眼汪洋，践踏着汪洋注视自己的目光出去了。他知道汪洋寄希望于半个小时内的电话铃响。他知道就是铃响，也不会是那位他素昧平生的少将司令来电话命令汪洋归队。最后他戴好孝帽，跪在了父亲灵前，进入了自己的角色。
夜有了厚重凉意，院落里秋天的气息清晰而又浓烈。汪洋躲开忙丧的人们，站在月光里的树下，听到树影在他脸上有绸布滑动的声响。如果情况没有变化，三天后就是那枚新型导弹飞向太空的时候。他入伍二十五年，参加过七次导弹发射，九次导弹调试，而真正意义上全部发射方案都由他审定的仅有此次，由他发出最后一道命令：“点火——”然后导弹才能腾空而起的也仅有此次。他渴望能听到发射前倒计时的报数声：10、9、8、7、6、5、4、3、2……所有的军人，包括在场的军委首长和国家领导人，那时候都将屏声静气，等待他最后一道命令的发出。那神圣的一刻，每一个军事发达国家的重要将领，都有可能在某一个屏幕前，等待着他的一声口令。当班长时他下达各号手训练口令，当排长、连长时，他向全排、全连下达过成百上千的各号手准备令，直到当了营长，口令还伴随他终日不止。对于一个军人，没有什么比下达口令，使他更感到幸福惬意了。他笔直地挺胸站立，双眼望着导弹的某一部位，双手紧贴裤缝，双唇紧闭，养气片刻，然后猛然开口：“各号手注意——各就各位——”随着他清脆的口令，号手们肃然庄重起来，仿佛战争的乌云压在头上，待他口令最后长长的拖音结束，各号手就踩着脚点，跑步到自己的操作位置，无论是运弹、连接、起竖还是供电、瞄准、测试、加注，十余种专业的数十名号手，都在规定的口令声中，寂静又娴熟地进行操作，钢铁与钢铁的碰撞连接，却没有丝毫冷硬的响声，仿佛是野战军的一名技术老兵在闭眼装卸伴他几年的一支步枪。而浓绿色的口令声，则此起彼伏，洪亮有序，宛如《十面埋伏》那首罕见的古典军事题材音乐中最为动人心魄的激烈震荡的音节。无论你是发布口令，还是静听那林涛水浪似的口令的音乐，都将使你在转瞬之间，把心里的私欲杂念忘得一干二净。如同一个对生死多虑的士兵，真正进入了枪林弹雨，置身于血肉横飞的战争场面，他会立刻把生死置之度外。所有兵种中，仅有导弹发射部队才有的如涛如浪、如枪声炮击般的密集的口令，是这个兵种独有的军人的供给，它把汪洋从一个士兵养育至一位营长。待他职至旅里的副参谋长之后，他忽然发现他丢失了一样东西，又不知究竟丢了什么。他曾很长时间开会走神，夜不成寝。后来在一次夜训中，有位营长生病，他去替代指挥该营实弹演练，把憋在嗓子半年之久的力气都用在口令上，训练时兴奋不止，结束后却又瞌睡不止，他这才终于发现，他丢失的是像发布命令一样下达口令和站在导弹边上像听《十面埋伏》那样倾听波涛荡漾的数十人集体口令的习惯。后来，他只要一下部队，就要替那些营长、连长组织训练，眼望弹体，下达口令。待官至正团职旅参谋长时，这样做已不再适宜，他便下定决心，除了阅兵，从此不再在部队面前发布那些该由营长、连长下达的口令。他渴望着发布一道货真价实的“点火——”口令，要让那枚导弹，在他最后的一道口令声中，跃然腾起，火光冲天，令发射部队欢呼雀跃，令所有注意这枚导弹的国家的军人瞠目结舌，令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新闻媒体都予以报道。从当参谋长开始，到当旅长五年后的今天，他等这一天整整等了八年。漫长的八年，一个民族把另一个侵略的民族打得无条件投降。可他汪洋，仅仅为了那一声“点火——”的口令，就从三十几岁越过了不惑之年。然而，八年的积蓄，八年的训练，待这一天终于来了的时候，却被哥哥几分钟便接通的一个电话极富人情地击打得梦破泡灭。仿佛用八年时间建造的人生大厦在即将竣工之时，转瞬间轰然倒塌一样。汪洋在月光中的树下静静站了三十分钟、四十分钟、五十分钟，到终于认定电话铃声再也不会响起，而能够听到的只有孝子哥哥悲伤的哭声时，他才回到屋里，拿起那部缩小了世界的电话。他知道，司令员明天将乘机到发射场，这位发射旅长出身的司令员会安排好一切发射工作，可他还是千方百计通过多次转机，用这部地方电话接通了戈壁滩上的军线总机，在不泄密的情况下向参谋长叮嘱了一个旅长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有的一切婆婆妈妈。
十
作家最常犯的错误，是在创作中忘记读者的存在，忘记读者最关心的情节和事件。应该让笔墨尽量回到动人的情节上——现实、婚姻、爱情。汪洋已经脱了他的大校军服，和哥哥一样穿上了地域文化味道十足的全麻孝服，半是无奈，半是必然，他完全扮演了任人摆布的孝子角色。也许这样更好，因为丧事的过程，必不可少地要牵涉到他妻子的出现，无论是生活的实在，还是小说的虚构，这都是逻辑的必然。这样我们就能把笔墨引到故事中他和妻子有关的婚姻爱情上来。这是故事中最有可能精彩的一个部分，是读者始终关心的章节。
排长汪洋不喜新厌旧被树为典型
本报讯记者刘华力报道：近些年，从农村入伍的战士提干后和农村的对象解除婚约的现象又开始在有些部队抬头蔓延，这种喜新厌旧的“陈世美”表现，是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结果。某部排长汪洋，入伍前在家订婚，对象比自己大三岁，按说并不符合一般婚姻习惯，但汪洋不喜新厌旧，接到提干命令不久，便回到老家耙耧山脉，同姑娘结为良缘，在该部队传为佳话。干部战士一致称赞排长汪洋是“训练中的标兵，婚姻中的模范”。最近，该部队把他树为连队基层干部的典型，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一场训练向汪洋看齐、婚姻向汪洋学习的运动。
摘自一九七九年×月×日《×××报》
风雨同舟夫妻患难
……不幸，连长汪洋的妻子患了精神病。休假回家的汪洋，四处求医问药，为妻子治疗。一次，他听说四十里外有中医能治疗此病，就连夜冒雨步行四十里路，向医生说了病情，开了处方，又跑十几里山路抓药，回来的路上，雨大路滑，摔倒在山坡上，又滚到一条沟里，幸亏被一棵槐树挡住没有跌下几丈深的山崖……当天亮时汪连长赶回村里，把中药给妻子熬好，他才发现自己的双腿破了多处，血把一双鞋都染成了红色……
摘自一九八三年×月×日《×××报》
舍小家爱大家
“两家”关系的辩证法
本报讯特约记者洪强报道：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和平年代不打仗，不流血，如何体现一个军人的爱国主义精神？某发射旅副参谋长汪洋的感人事迹对此做了回答：他为了工作，为了训练，妻子、孩子没有随军，又五年没有休假回家……
摘自一九八六年×月×日《××报》
十一
汪荣贵的丧事办得热闹而又简朴，既符合他的文件上规定的红军身份，又贴切了他的儿子一位是县长，一位是旅长，这在耙耧山脉可谓显赫的家世。这是政府和民间合办的一桩丧事，县各局委，在县长的再三拒绝下，还是派来了帮丧的领导和一些红白事上的行家里手。他们把丧事装点得简繁得体，井然有序，没有半点混乱。汪荣贵所有的寿衣，都是儿子汪海给他的军衣。寿衬是军用衬衣，寿袄是军用棉袄，寿大衣是军用棉大衣。儿子汪海的设计，符合了他对父亲的某种愿望，对此汪洋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只是内心有些不伦不类的感觉罢了。村人觉得这样似乎太过简朴和脱俗，但在心理上早已接受了老人是一位红军的事实，也就在地域文化和风俗习惯上认同了老人这种寿装。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插曲是汪洋妻子的出现。她本来是一位轻度的精神病人，最常见的症状是目光发痴，你唤三声两声，她都似乎没有听见，有时也忘了洗脸梳头，可在侍奉老人方面，她却没有一点异样，给老人烧饭，给老人洗衣，给老人端碗递水，甚至冬天给老人生火和提罐倒尿，从没出现过丝毫差错。倒是某些时候，作为公公的汪荣贵，自己动手洗了一件衣服，让她碰见了，她会异样地坐在门口石头上痛哭一场说自己对不起了汪洋，对不起了公爹，竟让老人自己洗了衣服。二十余年，老人没有离开过她，进城去两个儿子那儿住上一周半月，她也没有离开过公公回娘家住三朝两日。他们这样一种相依为命，不知是因为老人对她病情的担忧，还是她对老人的年迈不能放心，直到几天前老人忽然头晕，忽然躺倒在床上，忽然间大儿子汪海带着名医，坐着小车回到汪家沟，她才显得多余，才被送回娘家暂住几天。她再次回到这个院落，是老人死去的第二天晨时，所有的孝子都在集中着穿戴自己的孝衣孝帽，县乡来的干部，以吊唁一位红军为由，都戴了白花，或在胳膊上系了一条白布。大家在灵前，如白云一样铺了一片。这时候，那位做了司仪的县文化馆的馆长，忽然扒在汪洋的耳朵上问了一句，要不要让你家里人回来，不然女孝行中少了一个角色。这是这场丧事中最为敏感的话题，似乎是因为他们夫妻间，一位从农民成了旅长，一位却还是一个乡土的病人，怕这天壤之别的不够般配，爱情上的不够谐调，使旅长汪洋面子上尴尬和自尊上受损，所以汪家沟人和汪洋的哥嫂，都没有触及这个问题，但这时候司仪说了出来。汪洋跪在父亲的灵前，脸上掠过了一层怔色，说了一句得体动人的话。
——她侍奉老人一辈子，就是她是傻子，也该让她回来和爹见上一面。
在场的人，无不为此话动容。就有人拿着孝衣去村南接大校的妻子去了。
大校的妻子就要在故事的情节中出人意料地出现，使我们的故事有了另外的色调。大校的妻子名叫赵秋霞，这是一个到处都可以听到的普通姓名。这个姓名预示了她人生的悲凉，又预示了耙耧人从她的悲凉中过分看重的所谓绚丽的光彩。她之所以能进入某一段历史，使她的人生异彩纷呈，完全是因为她的婚姻。在她女大当嫁时，民兵连长说，妹，汪荣贵托人来提亲了。她怔了怔，以为说的是汪家的老大，便红着脸说了至关重要的一句话：只要人家同意就行。在村头和汪洋见面时，她又以她的质朴说了尤为重要的几句话：我比你大三岁，你不同意了我不怪你。我知道你想当兵，等你当了兵，后悔了，你给我来封信，我对我哥说是我嫌你太小就行了。在她和汪洋走入洞房的那一夜，她又向汪洋说了一段话。她说洋，我不配你，我不识字，我长得不好，我大你三岁。我怕我一辈子会拖累你的前程。我想好了，结了婚我一辈子不去部队，不去给你丢脸，我就在家侍奉爹娘，到爹娘下世了，我没事情干了，我就和你离婚。或者等你在外边找好了城里的女人，人家把爹娘接走了，我们再离婚。离婚时你别说你在外边有人了，那样太伤我的心，你就说一声秋霞，咱俩分开吧，说一句我就明白了，我就同意了。她的关于婚姻观、爱情观的几句话，正体现了她的智慧、善良、质朴和软弱。这正合了我们对传统女性的要求。这也正是她和丈夫汪洋一生爱情悲剧的根本所在。某些时候，软弱善良才是恶果之源。正是因为她的传统美德，才使她有了精神上的不治之症。关于她的病症，有四种大相径庭的说法。一说是因在她和汪洋洞房花烛时，传来了生产队长上吊的消息，当时汪洋把队长从柏树上解下来，她在一旁吓得脸色苍白，双唇发青。后来又时常路过队长和他媳妇的坟墓，每一路过，每一注目，她都想到当时她同汪洋要跨进队长院门时。队长山崩地裂地在汪家父子面前跪下的情景；因为她这支书的妹妹嫁给了汪家，队长被最终撤职，觉到了人生无望，才想起了上吊是唯一解脱的办法。因此，她也就被某种内疚日渐地折磨疯了。另一种说法，是队长刚死不久，大队改为村，乡土社会实行民主制度，选村长时她哥被群众选入了百姓行列，队长家的亲人出面把她哥毒打一顿，从此结束了一个人的政治生涯，使她哥卧床不起，撒手人寰，她也就因此病了。第三种说法是，她婚后几年不育，使汪家绝了后代，心情愧疚郁闷，导致精神上出了问题。第四种说法非常简单，说她下地割麦，一脚踩在蛇上，惊叫一声，后来就有了精神病状。哪一种病因是事实存在呢？关于这些说法哪一种更为准确，是一件不难分析核实的事情，但我想还是不去调查核实为好，请读者相信我主观臆测的另外一种。这样对阅读大有裨益。设想一下在某一次汪洋休假期间的一天夜里，他已经是副连或是正连，已经在部队打牢了事业的基础，前途光明灿烂，功业如日中天，人生中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婚姻爱情，因此他就婉转地向秋霞提出了离婚。她没有说不离，她说我早就想到了这一天，离就离吧，长痛不如短痛。然后她没有睡觉，就独自出门到村外散步，有意无意地来到队长和她哥的坟上坐了一夜。那一夜寒冷潮湿，长有千年，她孑然一身，孤零零在漫无边际的黑夜里，没人知道她想了什么，做了什么。当汪洋寻她一夜的脚步发现她时，已经东方泛白，日光熹微，她也已经两眼发直，精神紊乱。汪洋在队长的坟前默立良久，深鞠一躬，脸如死灰，最后背着呆痴的妻子走了。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为她求医问药的路程——这完全是我的猜测，是对别人隐私的判断。请大家相信我猜测的事实性。猜测往往是历史断裂处最合理的矫补。而且，这样的猜测使我们的故事更为完整合理，更为起伏跌宕，也使人物命运更能牵动人心。人们对于历史的撰写，做不到百分之百的精确和真实，历史也不需要后人这样。后人对历史的理解是，凡是真实的，不一定是可信的；但凡是可信的，一定是真实的。这也就给我们的小说提供了想象的依据，使前文中关于汪洋爱情与婚姻的三篇报道，成为我们小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为汪洋军旅生涯中的菜单和花絮。它使我们看出来，汪洋的婚姻，不光是他人生和军旅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成为他事业的一个部分。在丧礼司仪询问要不要把秋霞叫来时，我们注意到，汪洋脸上掠过了一层短暂的怔色，这不易察觉的一怔，正是汪洋内心某一段复杂的历史表情和爱情上难以诉说的苦涩的再现。接下来，秋霞就穿着全白的孝衣成为情节，出现在了故事里。她从村子那头走过来，搀她的人说，不是在她娘家找到了她，而是在那死了的队长家。说她正在帮助队长的父亲和队长家另外两个孩子烧早饭，有人对她说她公爹下世了，请她回家给公爹行全孝大礼，她先是和没听见样不言不语，后来就把队长家的一打碗弄碎在了地上。人们没有谁为听说她在给队长一家烧饭感到惊异。人们都注意着她手里抱的一个木箱，桃红色，九寸宽，一尺长，六寸高。她抱着那个木箱朝着灵棚走过来，白孝衣使她呆滞的脸显得半黄半白。她比汪洋大三岁，可看上去她像比汪洋大十三。汪洋的年龄在新的流行说法中，还算是青年，可她的形象，说是中年都已显得勉强。她迟迟缓缓朝着公公的灵棚走过来，人们提心吊胆等待和猜测着那将发生的一幕戏。已经有人把目光移到了大校汪洋的脸上。无论如何她是他妻子，无论如何她替他在汪家沟侍奉老人半辈子，无论如何他昨晚到家，一夜忙乱还没有顾上去看她。无论如何。他和她已经几年没见过面。一切都在等待开始。汪洋已经从孝众中站起来。他好像要朝她迎过去。他已经在众目睽睽之下，开口说话了，说了两个字。他轻声说，秋霞。人们等待的就是这一刻，焦虑的也是这一刻。这一刻慢慢腾腾地如期而至了。可秋霞这一刻却从汪洋面前旁若无人地过去了。她不仅没有答应汪洋的唤话，而且没有看汪洋一眼，就那么从一片白孝中直惘惘地走将过去了。这很让人失望，让我们的故事将要来到的高潮又无力地跌落下来。仿佛一场戏意外地转场一样，人们不再注意汪洋了，人们的目光被她一股脑儿牵着移动。连汪洋也不得不注意着她的一举一动了。她朝灵棚下没有盖棺的棺材走过去。跪下的一片孝子主动给她让开了道。没有哭声了。特意按民俗请的响器班也停止了吹奏。灵棚下静得奇异，如果汪荣贵这时尚有一丝气息，他的呼吸一定能震得土扬叶落，能使人们的耳膜震荡。秋霞到了棺前。她没有停在棺头上，如常人悼念亡者样掀开亡者脸上的手帕，看最后一眼作为人生的最后诀别。她径直到了棺尾，把棺材里装满的随葬品如衣服、收音机、手电筒、铜钱、铜元和几条烟、几瓶酒等挪到一边，把她抱的旧桃色的木箱硬塞进了棺尾，然后又沿着她走入灵棚的来路，如踩着来时的脚印一样，到灵棚东汪家大门前，坐在她常坐的那块石头上，目不斜视，盯着沟对面山坡上的一块玉米地，痴痴呆呆地哭着问道，我公公死了，我以后侍候谁呀。我公公死了，我以后侍候谁呀，谁还让我侍候呀。
有人开始为她落泪了。
大校在原地站着，扭头望着妻子，泪像晶莹的石头样砸在了静谧的地上。所有的人都听到了大校落泪的咚咚哐哐声。
最先从秋霞身上移开目光的是县长汪海，他作为汪荣贵的长子，行使了长子的权力。他过去把秋霞放进棺材里的木箱取了出来，一眼就认出这是从他儿时记忆中消失的汪家的木箱，连锁都还是解放初期乡村铁匠用铁皮裹制的那种熟铁锈锁，钥匙同今天相当一级政府向某位名人、要人赠送的金钥匙是一个形状。如镶嵌在一根铁棒上分开的两颗门牙。他从锁边取下那系着的钥匙，犹豫一下，似乎是为了证实父亲只有一个老人的人生、没有一个老人的秘密一样，就当众把那个箱子打开了。
箱子里放了三样东西。一样是汪洋、汪海小时候经常见到父亲出门找政府办事时穿的不知是八路军还是新四军时期的旧军装；另一样是六十年代初党和政府根据某一号文件规定，承认了他是红军战士的证明书；第三样是解放前后属于汪家的、合作化时交公的、写在马粪纸上的六亩地的土地证。
十二
汪洋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被父亲视为珍品的东西他会让儿媳保管，他什么时间给她了？这多少使汪洋明白了他答应父亲把秋霞接到部队后父亲便安详别世的缘由。但真正出人意料的是，父亲今天还珍藏着六亩地的土地证书，并且将土地证书和他的军衣、红军战士证明书同视为他生命中的稀世珍物，这使人想起来，每每有人谈及父亲的历史，谈及他的某某战友做了什么样的官，住了什么样的房，享了什么样的荣华富贵，他总是缄口不言，表情沮丧地一声长叹。父亲说过他过草地时如何吃草根、吃皮鞋，说过他们如何和国民党的部队在一个村庄兜圈子，他如何在一家猪圈一枪打死了一个白匪。关于父亲的历史，永远是那么几个故事的片断，至于他是如何从部队回到耙耧山脉种地、他给人们的回答永远是沮丧的一声长叹（应该在小说的哪里写下这些情节）。今天，在父亲的棺前跪着，在司仪行礼的唤叫声中，在民乐的吹奏声里，汪洋似乎终于明白了父亲那一声沮丧至极的十里长叹，包含了什么样的内容，是多么的意味深长，明白了父亲是如何深藏不露地提前几十年就埋葬了关于他的历史和故事。母亲死于十二年之前，如果母亲还活着，如果母亲敢于背叛她的丈夫，她就是一本关于父亲的人生史书。可惜母亲死了。可惜母亲一生都没在父亲面前说过半个不字。当汪洋从一张马粪纸开始，像我们接续想象他的历史补白一样，把父亲历史中某些脱落的环节找回来以后，汪洋脑子里晴天霹雳般产生了一个极为大胆的想法：父亲是自动离开红军队伍的，或说是逃离开红军的哪支被打散的队伍的。促使他这样做的，是老家有村里最好的六亩地，还有他已经在红军队伍中疲累受惊了几年，年龄大了，到了该找媳妇成家立业的时候。再说得直白一些，父亲是一个想妻渴地的逃兵。当“逃兵”两个字如两块冰雹样跌落在汪洋的脑海里时，汪洋正同哥哥并肩向父亲做人生诀别，行大孝九叩十八礼，正要向父亲跪下磕第六个头，这一瞬间他心里寒冷地一惊，身上猛地哆嗦了一下，他那半是悲戚、半是礼仪的哭声戛然而止。他被他的想法吓住了，司仪的助手扶着他的胳膊往下拽了三次他都没有向父亲跪下来。当时全村几百人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目光森林样一片投向他，及至跪下的哥哥低头扯了他的裤子，他才醒过来，才向父亲跪下来。跪下来他产生的一个最新念头是：无论如何也要离开耙耧山脉，在导弹发射以前赶到西部戈壁滩的发射基地去。事实上，汪洋是应该赶到那里去。那里竖起的巨型钢架，才和他的生命密切相关，那钢架中的每一个螺丝，每一个电子元件，每一个仪表上的指针和数字，才是他生命中的细胞。他想起他当发射连长的第二年，已经可以把发射连的控制、瞄准、测试、加注、供电等近十个专业的十二张巨幅世界地图般的电路图、仪表图背得滚瓜烂熟，其中的一万一千零九十六个电阻的分布和功率，一千零二十七个仪表中的二千七百一十四个指针在正常工作状态应该指向什么数字，他都了如指掌，熟悉得如知道自己的五官生长在哪儿、与别人有什么不同一模一样。他曾经在一次重大调试中，因一块仪表上的数字出现了0.001度的误差，致使导弹处于不能发射状态，在十一位专家熬了三个不眠之夜没有找到原因的情况下，他凭借对各种电路图的熟识，判断说是第1011号电路板上出现故障，比如那儿遗落下一根铜丝什么的。当十一位专家将信将疑地打开弹体脏腑时，果然在第1011号电路板上发现了0.5厘米长的一根发丝粗细的保险丝时，十一位专家共同说了一句话：可惜你对这种型号的导弹精通得太晚了，这种导弹已经被国家正式列入淘汰的行列了。如果一年前，哪怕半年前我们知道你有这么精通，那么你就有可能坐在北京某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当研究员，而不是在这山沟当连长了。汪洋没有为当不上研究员有丝毫伤感，却为那次调试以后半个月，那枚他从新兵就开始学习的导弹被神秘地转运出阵地，不知了去向，而感到前所未有的空虚和无力。之后他突然大病一场，发烧、咳嗽、膝关节疼，所有在山洞中长期训练可能出现的病状全都出现在了他身上。长期的低烧不退，使他不得不住进医院里，三个月的疗程不见有效，使他从旅医院转到基地医院，又从基地医院转到北京总医院，专家会诊共有十九次，病历写了二十六页，直到他们部队换防，他不得不暂时出院归队，告别了李剑的坟墓，换防到一个更为深山老林的新阵地。可当他在那新的地下宫殿般的阵地里，看见一枚新型号的导弹，发现新型号的导弹和旧型号的导弹相比，十二张巨型电路图变成了十四张，一万一千零九十六个电阻变成了一万五千三百零一个，其中有七千四百九十一个的功率和分布还和原来大致相同，而且原来的一千零二十七块仪表成了九百一十八块，反而少了一百零九块，二千七百一十四个指针变成了二千二百一十个，二千二百一十个指针在正常发射时应指的数值也都和原来有同有异时，他又开始背那十四张电路图和二千二百一十个仪表发射值。半年内，他这方面的特异能力使他对所背的一切滚瓜烂熟、了如指掌后，他的病逐渐轻起来，低烧退了，关节不疼了，最后竟不医而愈，又恢复到了他原来的境界里。也就从那时候起，他开始明白，他的生命和导弹、和阵地、和荒无人烟的山脉结合了。他知道他的生命已经是弹体中的一个部分。那庞大的导弹，也是他生命中的一个部分。最为通俗的比喻，就是水乳交融了。可是，他没有想到，当他的生命和一种事物结合时，会和另一种事物相剥离，如一个人向东行走，必然会离西方越来越远一样，他在忽然之间，发现他不再属于耙耧山脉了，不再属于汪家沟了，不再是属于汪荣贵的儿子了。他已经是他自己了。这多少有了些哲学上的升华。他完成了一个新旧更替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从量到质的根本性变化，是他看见了父亲从解放前保存到现在的六亩地的土地证。那土地证上的六亩地在村子偏后，合作化时期已经由大队占去盖成了大队部，今天是村委会的所在地。汪洋似乎明白了父亲一生为什么有事没事都想往村委会那里跑，为什么连晒太阳也愿在村委会的院里晒。那张马粪纸证明了他从懂事起就开始萌生的对父亲的怀疑：他不是一个军人。他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尽管他有红军证书，有八路军或是新四军的旧军装。是农民是军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父亲是农民，却总是穿着一套旧军装，人人都认为他是军人了。父亲的一生，在他真正是军人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农民。在他真正是农民的时候，他心里又想的是军人。因为曾经和他一样的人都因为是军人而成倍地实现了农民的梦想，而他因为是农民却无论如何实现不了农民的最低愿望。通过那张发脆的马粪纸，汪洋最终解答了父亲之所以成为父亲的秘密，也同时认识了两个汪洋的存在。他看到他军旅生涯中的前期和几十年前从军的父亲是何其相似，看见他成为排长以后，身上也仍然有许多耙耧人的血液，但他终究不是那个为了在别人身上吐口痰才去当兵的汪洋了。他并不为他是耙耧山人、汪荣贵之子感到有任何自卑。他明白正是这种血液才使他最终成了一旅之长。使他感到不可理喻的是当过副团长的哥哥和批了他丧假的将军。为什么他们不明白发射一枚导弹和埋葬一位八十七岁无疾而亡、寿终正寝的老人，究竟哪一样对他更重要。他对父亲的辞别人世并不十分痛苦。他痛惜父亲不该死在这几天。他想父亲只要晚死三四天，使他把那声发射的最后一道口令唤出来，看着巨大的一柱火光升上天空，那时候父亲死了他会悲痛不止，会如耙耧人和哥哥样，演一名孝子角色，使人人都感动得涕泪横流，又皆大欢喜。他从瞧不起那张马粪纸开始，进而瞧不起父亲的生平和事迹了，最后发展到想立刻离开汪家沟，离开这平庸无用的亡人葬礼，回到戈壁滩他的发射场。于是他又和哥哥发生争执了，矛盾激化了，故事又有新的高潮了。在他和哥哥向父亲行九叩十八拜的大礼后，他们退出行孝的舞台，换上他们的妻子上场。嫂子的哭声凄楚而又嘹亮，泪水涟涟，感动了所有的孝子和帮丧人员，为她赢得了好媳妇的赞誉。而他的妻子秋霞，在村人们的搀扶下，永远是那张痴呆的脸，永远是那句似说似问的话，我公公死了，我以后侍奉谁呢，侍奉谁呢。就在她们的演出过程中，汪洋退出了角色，把哥哥叫到了灵棚后空无一人的墙角下。
汪洋说，哥，我想回部队。
汪海怔了怔。
汪洋说，今天动身，我还能赶上发射。
汪海说，你疯了。
汪洋说，你不知道这次发射对我多重要，我们旅八年才发射这一枚弹。
汪海笑了笑，那笑像落花般冷凝在他脸上。他说汪洋，你一个旅有多少人？我一个县多少人？六十万人口！我也有许多非办不可的事在那儿等着，有的甚至事关千万元援助款项的协议签署和几所希望小学的投建，可我不照样丢下来给父亲办丧事。你以为你就那么重要？再说，你们基地的司令员不是已经给你准假了吗？说到这汪海停了片刻，把嗓门抬高许多，说，毛泽东伟大吗？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可毛主席死了，国家倒改革开放了，让全世界刮目相看了。你别以为离开你那枚导弹升不上天，地球离开谁都照样日行八万里。村委会为了让父亲埋到那六亩地里去，决定把那六亩地让出来给父亲做坟地。乡政府为了让村委会搬迁，决定给村里拨一笔钱……正在麻木不仁地听着的汪洋突然像是被刺痛了一下，他满脸不屑地逼视着汪海说，什么村委会、乡政府，恐怕还是你县长大人的面子大点儿吧？我留下来办丧事可以，但把那六亩地让出来给父亲做坟地我决不同意。你一个县长，我一个旅长，就可以为了那片破马粪纸兴师动众，折腾乡里？人都死了，究竟是谁在乎那块地？汪海一时被问得无语。停顿一会儿，他换了一个话题说，我知道你看不起咱们的父亲，但他毕竟是生养我们的父亲，他的这一生哪怕有过一丁点光亮也行啊！如果你觉得血缘也可以被否定的话，想走你就走吧，你去做你的旅长吧，你要走了，从此你就不要再来认我汪海这个哥哥，从此你最好再别踏上耙耧山脉半步。秋霞你也不用带走，我愿意养她一辈子，让你无牵无挂地去经天纬地、建功立业一辈子。
十三
如果汪洋在与哥哥的一番激烈的言辞交锋之后，能够愤然而起，毅然决然地离开葬礼，回到他的部队，回到戈壁滩组织指挥他的发射，那我们的故事也就结束了，他作为一个人物，也就大致升华了，完成了。这是我们传统小说惯常的写作方法。可惜他没走，他坐在灵棚后也许沉默着吸了一支烟，也许就那么呆呆坐了一阵儿，又一次深刻地感受了兵败将亡的悲哀，感受了鹰被折翅的痛苦。最后，他站将起来，朝着哪儿狠踹了一脚，就又回到了灵棚前，进入他孝子的角色了。他整整一天不言不语，面无表情，脸上既无痛失亲人的泪滴，也无父亲属高寿喜丧、为葬礼简朴而又隆重感到欣慰的喜悦之色。事实上，从重新回到葬礼的那一瞬间，他就开始在咀嚼一种失败的苦涩。他败给了哥哥汪海，败给了耙耧山脉的民间风情和传统文化。这正如一个军人的战败，不是败给了强敌，而是败给了他熟悉的战场环境。因此，不可言喻的屈辱会一点一滴地吞噬他的骨肉和内心，汪洋如被虫蛀一样被失败将其骨髓蛀蚀了。直到第二天，他依然沉默得渊黑海深，失败在脸上无边无际地铺展着。
夜晚如期而至，再过一天父亲就要出殡下葬。如同几天的会议就要结束一样，与会人员已经对会议开始疲惫，都在等待大会总结。葬礼中，最为辛劳的工作当为守灵。在第三天晚上，所有孝子和亲朋好友都精疲力竭时，汪洋站了出来，说你们都去睡吧，今晚我来。这一夜天空晴朗，月明星稀，秋意浓烈，汪家沟在秋凉中四处荡漾着秋熟的气息。像玉米泡在大盆或水缸里的那种金黄水湿的味道，把灵棚裹得严严实实。该睡的都去睡了，说话的也都乏了口舌，村街上的宁静像没有波纹的一湖碧水。灵棚下灯光明亮，花圈锦簇，供人哭跪的草席一领挨着一领。高架在两条板凳上的棺材，散发着阵阵油漆的黑气。汪洋坐在棺材头上，把将烧尽的草香换上三炷插好，便倚着灵棚的木柱闭上了眼睛。在一个人安静时分，闭上眼睛是他视力最好的时候。这时候的汪洋，便看见他过去的人生如河流样从他面前潺潺，流淌而过，最后在一处缓滩停泊下来，如图表一样画在了他的脑子里。
汪洋军旅人生史图表之二
汪洋从那图表中客观而实际地总结了一句话，十六年攀登不止，未了时见峰而息。他又一次回味，他从提干至正团，没有一职干满到规定年限，他的功绩总是在带来荣誉的同时，给他带来提前的晋升。提前晋升，又反过来愈发地增强了他经天纬地、创人生功业的信念。他想起他当排长时，他们排的瞄准专业，成为基地的“神眼”，他拿出两个月的工资，把全排带到县城吃了一顿。其中有两个班长，回来的路上一路狂吼革命歌曲，大唱“我要提干、我要当官”那两句翻来覆去的人生唱词。最后他让他们在排里做了检讨，又帮他们如愿以偿，成为汪洋的优秀下属。做连长时，他把全连十几个专业全部带成旅和基地的专业优胜者，年底他觉得连里最少有五个战士能入党，三个骨干应该转为志愿兵，可旅里前者只给三个指标，后者只有一个名额，他便跑到旅政治部找主任痛诉衷肠，回头给组织科从科长到干事，每人买了一份挂历送过去，他们连就美梦成真地得到了五个特批的党员指示。而当他依着经验给司令部门诉苦送礼，要志愿兵的名额时，参谋长把他送的烟酒从家里扔出来，说汪连长，我以前把你看错了，以为你真的是一个老军人的后代呢。那时候汪洋把烟酒拾起来，对参谋长怔了片刻说，第一，我不是为了我自己；第二，从今天开始你参谋长就是我汪洋的人生榜样了。离开参谋长，汪洋领着那两位不能转志愿兵却有五年军龄的骨干，到镇上买些猪头肉、花生米之类的下酒菜，到营房后边李剑排长的坟上，三个人喝得酩酊大醉，却都一言不发。最后退伍时，他们彼此含笑，泪水长流，十余年都保持着书信来往。五年后汪洋成为旅司令部的首长时，他们其中一个的表弟当兵到了汪洋手下，汪洋不仅把那初中没有毕业的新兵调到他的老部队，训练成一名如他表哥一样的骨干，还轻而易举地把他转成志愿兵，成为志愿兵中的模范。在营长的位置上，他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是，老连长赵家桥是营里的教导员。教导员在前半年的搭档中，对他的任何意见都不予理睬，有事没事都拍着他肩膀笑一笑，有时还像摸弟弟的头样意味深长地摸他的头。直到在一次调试、一次发射中，汪洋亲手排除三次故障，使那次发射打出了导弹部队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营里集体荣立二等功，对营首长予以晋级奖励时，汪洋力推赵家桥，说教导员作为营党委书记，如何发挥了一把手的作用，使赵家桥走过了从营至团的重要一坎，使他在营长位置上掀开新的一页。汪洋升任旅参谋长的第三个月，赵家桥因有女想男，使媳妇在老家计划外怀孕，有人把状告到部队上，他去找过去的老部下汪洋通融人情，汪洋给他办了两件事，一是给他在地方找了个好医生给他媳妇做了免费流产手术，二是年底安排转业干部，汪洋在常委会上首先提出让赵脱军装，说这人回农村当乡长、镇长最合适。赵转业时，找到汪洋，说谢谢参谋长的关心，然后朝着汪洋的办公桌上唾了一口，问是让我擦还是让你的部下擦？汪洋说我就是你的老部下，我自己擦吧，然后就亲手擦了那口水。回到地方后，赵果然做了镇长，媳妇根据某项地方政策又怀了一胎，生了个男孩。他给汪洋寄了一张孩子的照片，背面写着一句话：知我者汪洋。汪洋在参谋长的位置上有许多可歌可泣的功业，然而最突出的，是他建议转业和改造了一批像赵家桥这样的干部。这多少有些背信弃义、挖自己祖坟的味道，但汪洋从来不为此后悔，反而把这看得比自己立功受奖更重要。正是他的这些举措，才使旅里的营连干部，个个都气宇不凡，无论哪级的主官，都颇有一些好男人的心力势力，才使他能用三年的时间，把几个发射营，一砖一石地建筑成了战略导弹部队最过硬的达标营。其中的三个一级营，从共同课目到专业训练，再到政治教育，从养猪种菜到打扫卫生，再到修缮路边，种植花草，方方面面，出类拔萃，几近无可挑剔，致使一位三星上将的军委委员来视察部队后，只说了一句话：全军的每个师旅，要都有这样一个参谋长，部队何愁没有战斗力。可在旅长位置上整整五年，汪洋不知道自己做了哪些可以载入他人生史册的事。他和他的部队各方面都已到了极限状态，保持水准都已十分困难，犹如一个破了纪录的跳高运动员。如不借助契机将永远无法超越自己。这个契机让他等了整整五年，然而五年后在发射的最后时分，他却是守在一个灵棚前。汪洋感到他错过的不仅是八年一次的导弹发射，而且是一次他向世人弹奏他军旅生涯中最为辉煌乐章的唯一一次登场的机遇。在他从排长到旅长的九级升迁中，每一次他都给这支部队留下同等职务的军官不可企及的业绩，而在旅长的位置上，不参加这次发射，他不知道他的脚还能在哪儿踩陷一脚印迹。图表中最末那单位和个人业绩一栏长长的空白，如转瞬即逝的空白岁月使他感到淡淡的苍凉和恐慌。如果他参加了发射，如果这次发射成功，如果发射后他果然被调到基地任参谋长，果然在下次全军调衔中，自己成了少将，那自己前半生的军旅，该是多么辉煌灿烂，光彩照人，并使人心悦诚服，无可挑剔。然而，这却是不可能的了，他已经不能不在发射场的千里之外，不得不在耙耧山的汪家沟，独自守着一个灵棚，面对着父亲的棺材、供品和缭绕的三炷草香，还有为守灵的人在下半夜排除恐惧和瞌睡的一个收音机。汪洋倚在灵柱上，一会儿换香，一会儿到灵棚外的秋夜里独自走动，朝着某一个方向追寻着夜色探望。
这一夜他过得平静安然，使他的追忆得以深入到幽远的岁月和感情的边角。这一夜他心潮激荡，使他的人生在他心里又一次起伏跌宕。这一夜他毫无睡意，坐卧不宁，不停地拧着收音机的频道旋钮，使父亲棺头的香火灭了几次。直到凌晨，他才安静下来，脸上堆满了红亮的兴奋。在灵棚前站了一会儿，待那兴奋从脸上噼里啪啦落下一地，他才想起父亲的头前，那三炷香不知灭了多久。他燃了三炷新香插到香炉里，不到天色放亮就叫醒在他旅里服过役的退伍兵，说你去把前后左右村庄的响器班都请来。退伍兵问要几班响器？他说有几班要几班。问请人家啥价？他说要多少钱给多少钱。问你这是怎么了要这么多的响器？他像对他的部下一样说，不该问的别问，不该说的别说，你当几年兵连这都不懂。那退伍兵愣了一下，二话没说就往各村跑去了。
汪家沟人早早醒来，忽然发现灵棚前有五班响器，正在被那退伍兵调度排队。他们两班被命令在灵棚前，两班被命令在灵棚后，还有一班被命令在村中央的十字路上，不等司仪到来，退伍兵就下达了吹奏的命令。骤然间，汪家沟音乐声哗哗啦啦落下一片，在潮湿的晨曦里，民间的音符，带着铜声、竹声、弦声，带着日出的灿烂，叮叮咚咚地向四周扩展。这是耙耧山脉空前绝后的一场葬礼，老人有红军的身份，八十七岁无疾而终。两个儿子，一个是旅长，一个是县长，何样的热闹和排场都不过分，都嫌不够。吹乐的人，脱了他们的衣服，吹得青筋鼓胀。敲鼓打锣的人，手腕子不敢有片刻的停歇。汪海从疲乏中醒来，说怎么了汪洋？汪洋说是几个退伍兵组织的，又说也算我做儿子的最后为父亲尽一份孝心。汪海也就只好由着音海乐潮了，由着鞭炮在村落上空长时间不停地炸鸣了。到父亲晨八时正式出殡，所有喜庆的音乐都已反复吹奏了三遍四遍，连田埂地头都堆满了绚丽光彩、珠子一般的乐符。两个半小时鞭炮声响个不停，满村满街铺满炮纸的红屑黄屑，灵棚前后如雪样埋了脚面。鞭炮特有的焦香气息和到处流淌的音乐，把整个世界都送进了大年初一似的红艳艳的欢乐里。很长时间以后，人们说起这场葬礼，说起那响器声、鞭炮声，脸上都还带着前所未有的欢快和喜庆，说汪荣贵在天有灵，耳朵都该震聋了。可在葬礼以后，回村的路上，汪海和汪洋弟兄有了这样几句对话。
一个说，我没猜错，是昨儿半夜你们部队的发射成功了。
另一个没有说话。
一个说，你不参加发射，不会影响你下一步的升迁吧。
另一个还没说话。
一个说，要影响了，我让从北京来咱们县代职扶贫的一个副县长出面说句话就行了，他父亲在部队上层人熟得很。那天我就是通过他请的假。
另一个还是没说话。
十四
从耙耧山脉回到部队，汪洋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庆贺发射成功的表彰大会上，把全旅因发射不能回家参加父母葬礼的三名战士、两名干部的亲人的遗像摆在主席台中央，组织全旅官兵，编成五个方队，由他站在方队最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一律致礼，从那遗像前，迈着正步激越而过。第二件事情，是这之后不久，就有两位将军找他谈话，内容是组织上有意调他到基地司令部升任正师职副参谋长，然后过渡一下，就像在某个台阶上停顿一下，等待接任副军职参谋长。可最终他没有上任，仍然当着他的大校旅长。其缘由据说完全是因他自己在那次谈话中的委婉拒绝。为什么拒绝，一说是他本来想去上任，却听说哥哥汪海手眼通天地在他这次晋升中，替他在某个环节上做了某些工作，使这次至关重要的晋升变得索然无味，就如自己人生奋斗中用尽心血浇灌的一棵花果之树，到了收获累累的时候，才知道那桃红李白和杏香橘甜，都是别人挂在树上的一种恩赐，都是别人买来送你的果实，于是，他也就只能深怀遗憾地婉言谢绝。再一说是他本来想去上任，可上级又把下一年的一次更为重要的发射任务交给了他们旅，使他又重新获得一次作为一旅之长独立审定、上报发射方案，独立组织指挥并亲自下达最后一道“点火”命令的机会。于是，他权衡再三，还是要求留在了发射旅。第三种说法，是在那次遗像前的阅兵以后，哥哥汪海把他妻子秋霞和儿子汪平平送到了部队，而妻子的病情加重到了精神完全错乱的地步，每天在营区又哭又闹，说我公公死了，我以后侍候谁呀，我公公死了，我以后侍候谁呀。而且随着汪平平的长大成人，他知道了他身世中的一些故事章节，总向汪洋索要自己的生身之父。这母子二人，完全使大校汪洋陷入了人生尴尬的深井而不能自拔，自然他也就丧失了进取之心。
这三种缘由，都有理有据，合情合理。它们都是我们故事的结尾，都是人物大校的一段军旅人生的里程碑文。我们没必要考究哪个结尾为伪，哪个结尾为真。我们应该想的是汪洋在哪一种结尾下将来会出现的哪一种命运。应该想的是，这部小说有几分成功，几分失败。
我想，这部小说的失败，与大校命运的失败有关。这部小说有几分成功，也与大校命运的成功有关。我想，大校的命运是很好的一道故事，是一道完全被我讲坏了的故事。也许，我把这篇故事换种讲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