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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7月,谭端午从上海一所师范大学的中文系毕业,留在了该校的第三附属中学教语文。当时,他作为诗人的名声已经给他的恋爱带来了不小的便利。不断更换女友的原因,据说是为了找到自命不凡的爱情,可其中夹杂着多少对肉一体的迷恋和贪婪,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很长一段时间中,他始终找不到比性交更好的事。
一天下午,他去校门口的银行取钱。在窗口排队等候时,他遇见了自然辩证法研究所(简称自辨所)的一位教授。谭端午在本科阶段苦读《资本论》时,曾多次登门向他求教。此人已离开了自辨所,成了新创建的哲学系的系主任。他极力怂恿谭端午离开三附中,报考他的研究生。那时的端午还未学会拒绝别人的好意,就一口应承下来,进入了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
等到毕业答辩的那个学期,发生了一件席卷全国的大事。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在任何时候都显得情绪亢一进、眼睛血红、嗓音嘶哑。他以为自己正在创造历史,旋转乾坤,可事实证明,那不过是一次偶发的例行梦游而已。从北京回来不久,他就开始了颇为夸张的自我放逐(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考虑,此举都完全没有必要)。北上陕甘宁,南下云贵川,折腾了半天,最后回到了他的老家梅城。
母亲张金芳差一点没认出他来。在听了儿子离奇的经历后,张金芳眼睛里含着激动的泪光,一遍遍地抚摸着儿子的肩胛骨,笑道:儿啊,你都快要变成姚佩佩那个小瘟逼了。
当时,谭端午对于母亲口中的这个姚佩佩不甚了了,也根本没有心思去刨根问底。他在鹤浦的诗友徐吉士和陈守仁一路打听,来到了家中,力邀他前往鹤浦暂住。因为那里相对比较安全。陈守仁的母亲是鹤浦园林局的副局长,很容易就在南郊的山坳里为他找到了一处隐身之地。
他所居住的那个行将坍塌的小院,名为听鹂山房,是古招隐寺的一部分。吉士说,1700年前,昭明太子萧统也曾在这个小院中编过《文选》。竹篁清绝,人迹罕至。院外有一方宽阔的池塘,养着睡莲,四周长满了芦荻和菖蒲。白天,他在炎炎夏日的蝉鸣和暴雨中酣睡。晚上的时间,则用来阅读他心爱的聂鲁达和里尔克。
吉士和守仁很少来看他。据说也是为他的安全着想。
那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三个月。这种甜蜜和愉悦,不仅来自城市山林的清幽阒寂、风物幽美,不仅受惠于晨昏颠倒的无拘无束和无所事事,也来自于他对人生的全新领悟:他置身于风暴的中心,同时又处于风暴之外。端午甚至于暗暗期盼着,能一直在这里生活下去。夏去秋来,朝雨暮云;花发花落,直至终老。当然他也知道,如果没有外力的强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他已经在痛苦地思考这样一个令他震惊的悖论:没有强制,其实根本就谈不上任何自由。
仲秋的蒙蒙细雨很快将他拽回到现实之中。离开鹤浦的前一天,徐吉士口袋中揣着一瓶双沟大曲,前来向他告别。他的手里拎着一只血水淋一漓的芦花鸡,他还带来了鹤浦船舶工程学院的两个女生。一个略胖,一个清瘦。据说,她们都酷爱写诗。
那天下午,端午领着三位客人,把招隐寺所有的遗迹都转了个遍。但端午很少说话,女孩们的出现,使得依依惜别的情感愈发浓郁。另外,仔细地比较这两个女生的气质与长相,也耗费了他太多的精力。最后,他们来到一条快要干涸的溪流边。徐吉士命令两个女生转过身去,以便他们对着梦溪秋泛的摩崖石刻撒尿。两个女生都捂着嘴笑。在她们转过身去的时候,吉士神秘地对端午小声说道:
如果在这两个女孩当中,你可以留下一个过夜,无需考虑后果,你会挑谁?
端午当时并未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抖裤子的一刹那,未来的命运就此改变,而是虚伪地推托说:这怎么可以?我连她们的名字都还没记住呢。
两个女孩都很迷人。选择一个,就等于是放弃另一个。他还是更钟情于长得略胖的那个。至少看上去颇为开放,言谈举止有一种成熟的、落拓不羁的美。她穿着暗红色花格子西装短裤。裸露的大一腿已无需验证。另一个女孩,一说话就脸红,稚气未脱,面目清纯,哪怕是动一动不好的念头,都给人以一种很强的犯罪感。
既然谭端午一直表白自己不好意思,徐吉士只得替他挑选。从端午那些发表的诗歌来看,吉士断定端午对纯洁有着非同一般的迷恋。于是,傍晚时分,在浓密的树林中,徐吉士带着胖女孩(后来端午知道,她叫宋蕙莲)突然失踪。
后来,端午也知道,徐吉士离开招隐寺后,就带她去看电影了。在光线昏暗的电影院里,徐吉士有些突兀的试探很不成功。看上去很好弄的宋蕙莲,在给了他一记凶狠的耳光之后,还用刺耳的苏北话当众骂了他将近十五分钟,迫使印度电影《奴里》的放映一度中断。
与此同时,在招隐寺池塘边的小院里,李秀蓉坐在电炉前,正在为钢精锅盛不下一只芦花鸡而发愁。她一脸茫然地望着谭端午,笑道:把鸡头按下去,鸡腿就顶了出来,怎么办?
端午就借机把脸凑向她的耳边,用一种他自己也觉得陌生的古怪腔调对她说:我这里,也有什么东西要顶出来了
秀蓉一时没听懂他的流氓话。她转过脸来,仰望着他,冒失地问道:什么东西?能不能让我看看?
话音刚落,她的脸一下就红了。眼睛里露出惊骇和难以置信的表情。端午就把她手里紧紧拽着的一双筷子拔了出来,顺手扔进了墙角,然后抱住了她。
她的挣扎也在他意料之中。他知道,她的羞耻心和道德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他紧紧地搂着她,一声不吭。在悲哀和怜悯中,等待着她僵硬的身体慢慢变一软。等待着她双一唇微启,双目紧闭,喘息声一点点加剧,任由他摆一布。
事情比他预想的还要顺利得多。可他并没有就此忘掉另一个女孩。即便是在进入她身体的那一刻,他的脑子里仍想象着夕阳中闪闪烁烁的花格子红短裤。甚至,他有些冷酷地想到,要是换成了另一个女孩,会不会感觉更好。
他问她疼不疼,秀蓉的回答让他不由得一阵揪心:
不用管我!
事后,她有些撒娇地将手掌摊在灯光下给他看。端午在拔去她手中筷子的时候,由于用力过猛,竹棱竟然在掌心上留下了一条长长的口子。好在伤口不深,流一出来的一点血,也早已凝固。端午就顺便夸她的手好看。不知为什么,秀蓉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好不好看,反正它已经是你的了。
端午听她这么说,猛不丁地吓了一跳。他心里一直犹豫着,要不要将自己第二天一早离开鹤浦的事告诉她。直到秀蓉再次把头靠在他的膝盖上,对他说:外面的月亮这么好,要不要出去走走?
于是,他们出了院门,来到了门外的荷塘边。她那只受了伤的手,一直在他的口袋里与他十指相扣。初秋的风冷却他发烫的脸。他甚至能听见紫色的睡莲在夜间开放的声音。
在返回上海的火车上,一种深深的担忧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他无法假装不知道,秀蓉还在发烧。他从她牛仔裤口袋里掏出来的钱,还剩下12块零8角。他买了一瓶矿泉水,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手在发一抖。他从这些钱币中还发现了一张小纸条。纸条上写着他的名字和地址。
昨天下午,他们刚一见面,胖姑娘宋蕙莲就向端午索要上海的通讯地址。秀蓉明显地犹豫了一下,大概是觉得自己如果不也要一个,似乎有点不太礼貌,就勉强地提出了她的要求。现在,这张写有自己名字和地址的纸条,又回到了端午的手中。这就意味着,假如秀蓉意识到自己被遗弃之后,甚至无法给他写信。
难道我还希望她给我写信吗?端午克制不住地一遍遍问着自己。经过意志力的反复作用,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她不过是一个小地方的女孩子。一切都结束了。两个人未来的道路,没有交汇点。
学校里一切如常,就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没人追究他长达四个月的神秘失踪;没人向他问起他在那场暴风雨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没有人让他写检查,或协助审查;甚至就连自己的导师,对他的突然失踪,也只字不提,讳莫如深。
又过了两个月,论文答辩在延期了半年后终于再次举行。他顺利地拿到了哲学硕士学位。导师让他在继续攻博,或者去上海教育出版社就职之间作出选择。很不幸,这一次谭端午对导师的真实意图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开始全力以赴地准备第二年四月份的博士考试,对师兄弟们旁敲侧击的善意提醒置若罔闻。最后,他以笔试总分第一的成绩,在最后的面试中败北。导师将来自黑龙江的一位女进修教师纳入自己帐下。
不过,导师总算没有忘记他。
在五一节的家庭便宴上,已升为副校长的导师又提出两个单位,供他挑选。一个是上海博物馆,另一个则是宝钢集团的政策研究室。谭端午一直都想找个机会与导师决裂,便当着众人的面,坚决地予以拒绝。随后,师徒二人发生了剧烈的争吵。端午完全失控,暮年心炽,不忘荣宠一类的蠢话,也连带着脱口而出,连他自己都觉得有点过分。导师的脸被气得煞白,训斥他的时候,连脏话都带出来了:
策难!侬格小赤佬,哪能格能副样子!侬以为侬是啥宁,弗来三格!
管他来三弗来三,既然端午已决定不食周粟,不接嗟来之食,拂袖而去,只能是最终的选择了。他后来四处投递简历,都没有回音。他还两次去过用人单位的招聘会,都没有获得面试的机会。很快,宿舍的管理员领着保卫处的两个彪形大汉,来到他的寝室,责令他在一个星期之内,从第一学生宿舍消失。
他偶尔也会想起秀蓉。想起她略带忧戚的清瘦面容。她那清澈的眼神。她那天穿着的红色的圆领汗衫。还有,那只受了伤的手。她在招隐寺池塘边跟他耳鬓厮一磨时说过的话,像流水一样漫过他的全身。百感交集之中,亲人般的情愫,哽在他的喉头。
事实上,他也曾给徐吉士打过一次电话,询问秀蓉的近况。吉士因为宋蕙莲的指控(她坚持认为,吉士在电影院中侵犯她的私密之处,并非乳房,而是乳头),在派出所呆了十五天。端午一提起秀蓉,吉士就马上用往事不堪回首一类的话来搪塞。他显然被吓坏了。端午还尝试往鹤浦船舶工程学院寄过一封信,可很快就被退了回来。
到了这年的六月初,他的桥牌搭档,中文系古代文献专业的唐伯高,向他透露了一个重要讯息。鹤浦矿山机械厂要到他们系来招一位中文秘书,待遇优渥,可没人愿意去。伯高说,有人漏夜赶科场,有人风雪还故乡,你既是鹤浦人,与其在这里飘着,不如归去来辞个他娘的的。端午心里纵有一百个不愿意,也只得答应试试看。事情进展之顺利,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
一个月后,他已经在学校的办公楼,办理户口和粮油关系的转移手续了。所有的人都对他笑脸相迎,所有的办事员都手执圆头图章,身体后仰,随时准备在他送上的表格上给予重重的一击。
只有当他想起秀蓉,沉浸在与她共处一个城市这样虚幻的亲切感之中时,他的心里才略微好受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