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医 日出篇 第十章 一九三九年三月
方三响记得，在整栋哈佛楼里，曹主任最喜欢去两个地方。
一个是财务室，里面有银钱叮当响；另一个则是透视室，里面放着一台德国产的爱克斯光机。这是医院里最值钱的设备，曹主任把它盯得比自己眼珠子还紧，曾经有年轻医生好奇，跑进去摸了一下，结果被他骂得狗血淋头，扣了足足半个月薪水。
如果曹主任知道方三响现在做的事情，只怕会直接吐出三升动脉血。
方三响宽厚的肩膀上，此时正压着一根竹扁担。扁担两头各系着一个方形大木箱。左边的箱子上贴着“旋转阳极X射线管”及“纯钨靶盘”两张字条，右边的箱子上贴着“三相高压发生器”和“钨酸镉荧光屏”。
这两个箱子都颇为沉重，两头把扁担压得极弯，活像一张绷紧的弓。随着方三响健步如飞，箱子随扁担上下颤动，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方三响不懂标签上那些拗口的名词，但他知道这两个箱子里装的，是一台西门子牌爱克斯光机的关键部件，而且是方圆五百公里之内唯一的一套。换句话说，如果它们不慎被毁坏，将是无法弥补的损失。方三响每想到这一点，便下意识地抬起右手，把扁担扶得更稳一些。
此时他正置身于一支庞大的队伍之中。队伍中有身穿灰色军服的军人、头扎白羊肚手巾的民夫，穿着短袄与文明裙的男女学生，还有身披白褂头戴白帽的医护人员，熙熙攘攘有两百多人。他们和方三响一样，每一个人肩上都扛有一根扁担，挑着形状各异的大小包裹，人群里还夹杂着十几辆牛车、骡车和独轮车，车上坐满了缠着绷带的伤员，匆匆走在一条小路上。
早春的陕北大风吹得凶狠，一吹起来，这条未经硬化的黄土小路便陷入狂欢。方三响之前从来没见过，这里的风竟然是有形状的，也是有颜色的。每一阵风都会裹挟起大量黄土，在半空盘旋飞舞，土色勾勒出风势的走向、大小，让整个队伍都沉浸在一层淡淡的黄霭之中。
方三响初来乍到，还不知道如何应对，一不留神便被吹眯了眼，鼻孔和嘴巴里像是糊了一层干土面，难受到连咳嗽都觉得拉嗓子。
眼见着又一阵黄色劲风在眼前起了势，他赶紧偏过头去，避开迎面的土风。这一回头，方三响恰好看到在身后的远方，山顶上矗立着一座九层宝塔，宝塔山下的城市正冒着股股黑烟，几架涂着太阳旗的飞机耀武扬威地飞。
这是延安留给方三响的第一个印象。
这是全面抗战的第三个年头，战事越发艰苦。考虑到中国的医疗力量匮乏，于是中国红十字会在总干事林可胜的倡导下，成立了全国救护总队，把全国的医疗力量整编成几十个分队，分作医疗、医护、防疫等功能，派遣到各个战区支援。
方三响原来在总医院时负责时疫防治工作，被编入了第54防疫队。这支队伍原本应该进驻西安，但林可胜很快给出了新指示，让他们前往延安，配合先期抵达的第10、第23医疗队和第7医护队为共产党政权提供服务。
关于延安和在延安的共产党，在很多人心目中一直以来都是个神秘的存在。关于他们的传闻不绝于耳，充满矛盾。
根据官方的说法，这些人原来是盘踞在江西的一伙土匪，被政府剿灭之后，一路流窜到了西北，然后政府考虑到抗战大业，将其收编，摇身一变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但方三响认为其中疑点实在太多。江西和陕西相距极远，哪家土匪会流窜那么远还不散伙？而且，既然他们已穷途末路，政府为何不一口气剿灭，偏还要在西安事变之后招安？更重要的是，方三响读过《新青年》和许多宣传小册子，更认识一个投奔了那边的农跃鳞，知道共产党所言所行，绝非报纸上叱骂的土匪那么简单。
所以这次来延安，他是带着一肚子好奇前来的。
可没想到的是，第54防疫队刚刚抵达延安没几天，宝塔山上的铁钟就响起了警报，日军飞机来轰炸了。位于延安城内的边区医院门诊部紧急进行疏散。第54防疫队的队员屁股还没坐热，也跟着忙活起来。
边区医院有一台极其宝贵的爱克斯光机，是之前第10医疗队千辛万苦从山东运来的。这东西太金贵了，不能磕不敢碰，但实在太重。方三响自告奋勇，把其中两箱关键部件挑起来，跟着大部队朝城外奔去。
若说空袭与疏散，方三响也不是没有经验。他开战后一直活跃在一线进行救护，经历过很多次。但这一次疏散，他却感觉处处透着古怪。
首先这支队伍的人员组成虽然复杂，行动却极有条理。一声令下，有人负责把伤病员抬上马车，有人负责收拾药具病历，有人去挑扁担与箱子，大家都有条不紊。偌大的一个医院，半个小时之内居然就动身了。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岗位与职责。边区医院这个利索劲，应该演练过很多次，简直比许多军队还高效。收拾妥当之后，一分钟都没耽误，所有人挑起担子立刻上路。
这时方三响注意到了第二个古怪之处。
这支队伍里除了专业的医护人员，大部分都是当地人，却没见到任何宪兵或士兵在旁边监督。当然，队伍里也有少量的警卫部队，但那些士兵自己也都挑着担子，埋头赶路。若国军这么漫不经心，恐怕走不到一半民夫就跑光了。而眼前这些老百姓完全不用督促，倒像是自家的事一般，一个个跑得专心致志。
至于第三个古怪之处，是在距离方三响不远的旁边。
那是一个穿着杂棉灰袄和土布鞋的中年人，肩上扛着一个大药箱子，走起路来微有跛脚，但步速丝毫不逊于方三响。
第54防疫队抵达延安之后，就是他负责接待的。此人叫徐东，江西吉安人，是参加长征——延安方面把从江西到陕西这段路程称为“长征”——的红军。不过他因右腿受过伤，改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卫生处的一个科长，管着红十字救护队的对接工作。
方三响不清楚八路军的军衔体系，但一个卫生处的科长，在军中最起码也是个上尉副营长的级别，那可是要被尊称为“长官”的。
可这么一位“长官”，居然扛起一个沉重的药箱，早春三月，愣让他吭哧吭哧跑出一头汗来。若不是他偶尔还吆喝两声，提醒周围的人小心货物，真和普通民夫没什么区别。
老徐注意到方三响投来的目光，还以为他嫌沉，主动开口道：“方医学要是肩膀酸了，咱俩换一换。”他讲话很有特色，总是把“医生”称为“医学”，还爱说某件事医学不医学。
方三响忍不住问道：“徐科长怎么还亲自扛东西？”老徐一脸莫名其妙：“啊？我怎么就不能扛了？”方三响“呃”了一声，反被问住了。
老徐见场面有点尴尬，重重咳了一下：“你们大老远来帮忙，屁股还没坐热就碰到恶客上门，实在是不好意思。”方三响道：“没关系，我们是来救人的，又不是来享福的。病人的安全最重要。”
“这里的病人，大多是在晋北打鬼子的伤员，可不能有什么闪失。”徐东说到这里，狠狠地敲了一下自己的右大腿，“只可惜我这条腿不争气，不然也想上阵杀敌。”
“你这条腿怎么伤的？”
“嗐，在直罗镇打东北军的时候，挨了一枪子。”徐东打开了话匣子，“那时候红军缺医少药，甭管什么伤口都是火药燎一下，再拿一块布扎上，一点都不医学。我命硬，算是熬过来了，也有熬不过来的……你们医学叫啥来着？”
“感染。”
“哦，对，感染，一感染就死了。若那时有边区医院这么医学，好多人能活下来呢。”
方三响一时无语。在他看来，边区医院简陋至极，连合格的药棉都没有，只能用未经去脂的本地土棉。可在这个老兵眼里，这样的条件已经很高级了，他们之前的境况得有多惨？
“方医生是从哪里来的？”
“上海，红十字会第一医院。”
“哦，上海来的医学，好，好，那肯定很医学，哈哈。”
两人之间又尬聊了几句，一时间都陷入沉默。徐东咳嗽了两声：“咱们加快点走吧，此处风大，别让伤病员在半路吹感染喽。”
“好，好。”方三响如释重负。他感觉和徐东是两个世界的人，常识差别很大。事实上，自从抵达延安之后，他感觉每一处都和他的常识不太一样。
不过这会儿不是思忖的时候，方三响低下头，尽量让脸不正对呼呼的风势，一步步朝前走去。
这支队伍的疏散地点，早就规划好了，位于延安城南一处叫二十里铺的地方。这里有一道很深的黄土沟，隐蔽性颇好，还能避风。沟里早早开好了一排十几孔土黄色的靠山窑。窑洞口的门窗、山墙和烟囱口都提前挖好了，可以直接入住。
队伍风尘仆仆地抵达之后，众人卸下行李，开始重新布置。方三响发现他们的工作次序很有讲究。先将窑洞打扫干净，撒上一圈石灰，然后把伤病员连同被褥抬到炕上，担架就是现成的窑洞门板。等把人安置好了，再开始搬运贵重设备和进口药材。
其间有人抬进来几桶井水，先撒明矾，然后在院子里煮沸，一半供人饮用，一半用来给器械消毒。虽然这里的环境简陋，但医院对卫生细节当真是一丝不苟。
方三响把两个箱子从扁担上卸下来，技术队的一个小伙子走过来，小心翼翼地取出部件，检查完毕后，在方三响的帮助下抬进一孔窑洞，开始重新组装。
这个小伙子叫刘筠，是第10医疗队的成员，原先在齐鲁医院工作，精力旺盛，就是嘴有点碎。这台机器，正是他千辛万苦从西安扛到延安的，中间吃的苦头可不少。
“方医生，是不是感觉很不习惯？”刘筠一边拧着螺丝一边说。方三响诚实地点了一下头，伸开两只胳膊，牢牢抓住射线管支架两侧：“我也算走南闯北去过很多地方，可在这里的感觉，和我之前去过的地方都不太一样。”
“哈哈，我刚到延安时，也不太适应。那个老徐，天天跟在屁股后头问我，这爱克斯光的胶片多少钱一张，我说完价格，你猜他干了啥？他跑到垃圾堆里，把所有的废胶片都拣出来洗干净，以为拍完了还能再用呢。”
方三响听完忍俊不禁，想起了许久不见的曹主任。刘筠又道：“不过待的时间长了，我挺能理解老徐的。延安这里物资太匮乏了，恨不得一根火柴掰成两截烧。而且这边的干部有一个好处，跟他们做事特别愉作儿。”
愉作儿是山东话，意思是舒坦。
“为什么？”
刘筠想了想：“这么说吧，我们医疗队去年在西安驻扎了几个月。七成病人都是政府官员的亲眷朋友，全是递条子加塞的，另外三成才是普通百姓。你说我大老远从山东跑来西安，说是支援后方，结果倒成了那帮人的私人医生。”
方三响这几年各个战场都走遍了，见过太多这样的事，早已习以为常。
“后来我们队调到了延安。我的第一个任务，是用这台机器给红军军官们做痨病筛查。那些人都是长征熬过来的，走了两万多里地，很多人身体都出了大毛病。可那些干部一合计，让我先给普通士兵筛查。结果那些士兵听说了，也推让，让我先给延安当地的老百姓查。”
听到这里，方三响有些动容。
“结果我从去年一直忙到现在，这才刚刚轮到留守的红军干部做筛查。就说老徐吧，他一直咳嗽，据说是过草地时伤过肺。可每次我催着他拍张片子，他都找各种理由，全让给别人了，到现在也没做上。”
一个管爱克斯光机的负责人，居然到现在都没排上号拍片子，这让方三响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西安那些官员见着百姓的做派，就好比一把土扬进水碗里，沙子是沙子，水是水，泾渭分明。像老徐这样的人做事，就好比牛奶倒进水碗里，一下子就溶没了，你分不清谁是官、谁是民。”
“牛奶是乳浊液，它的成分里只有乳糖能溶于水，油脂和蛋白质可溶不了。”
“哎！我就是个比喻嘛！换成葡萄糖，行了吧？”刘筠一脸无奈地叹了口气，“反正你慢慢就体会到了，这边的人穷是真穷，可有一股精气神，眼睛都是放光的。这些人的做事风格，和医生差不多，一心就想着要把病给治好，旁的什么好处，什么安危，不必多想。”
听到这话，方三响蓦地想到一位故人。曾几何时，陈其美也这样说过，救国如治疴，他希望做一个要治疗中国顽疾的医生。只可惜……现在这些人，也是怀有同样的理想吗？
他正陷入沉思，却听刘筠用脚猛地一踏，旁边的小柴油发电机“突突”地开动起来，整台爱克斯光机也随之发亮。刘筠从窑洞里探出头去：“徐科长，你快过来！”徐东正在院子里搬着箱子，一听招呼，赶紧走过来问：“这么快就弄好了？医学不医学啊？”
刘筠笑嘻嘻道：“医不医学，得您亲自试试。来来，我给你照一张。”徐东赶紧摆手：“我不着急，先给老张吧，他排了很久了。”刘筠道：“这机器刚装完，电压还不太稳，得拿个人试验一下。徐科长要是觉得不合适，我再找别人。”
“别，别，那就我来吧。”徐东不知道电压是什么，一听有风险，赶紧挺身而出。
刘筠冲方三响挤了一下眼，摆了个奸计得逞的手势。方三响摇摇头，走出窑洞去，任由他去摆布。
外面医院的安置基本上结束了，分隔病区的布帘也拉起来了，几百号人归整得井井有条。炊事员在院子里的大灶摆开一口大锅，蒸起了高粱面窝头，灶边的小锅还煮着杂炊——其实就是白水加了点辣子、盐巴、一口袋小米和几把野蒿子，里面还搁了一条羊尾油。羊尾油上拴着一根线，显然是要重复利用的。
闻到香味，边区医院里的医护人员、病人纷纷聚过来，每人领两个窝头，盛一小碗杂炊，围坐着吃起来。吃完了以后，不知谁起的头，居然开始唱起歌来。这些歌和方三响在上海听过的不太一样，像是军歌和纪律歌，铿锵有力，节奏感强，很适合一起鼓掌合唱。还有几个女子搬出纺车，一边唱一边纺起线来。
一起参加合唱的，还有第10、第23两支医疗队的医生们。方三响认出了几张熟面孔，都是上海医界的同行。他们的面相和在上海时比，粗糙了很多，精神却很放松，看来已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在呼呼的风声和嘹亮的歌声中，方三响也拿起一个窝头，靠在磨盘旁边，边吃边从怀里拿出一封信来。
他自从投身战场之后，与老婆孩子已有数年未见。林天晴在武汉沦陷之后，便彻底与他断了联系，不知道随军队撤去了哪里。这一封信，还是半年前姚英子通过在长沙的救护总队辗转寄过来的。方三响没事就会拿出来看一遍，信纸都被磨出了毛边。
在信里，姚英子说他们在重庆已经顺利落脚，这里环境很好，孤儿院的孩子们都很高兴。她准备休养一段时间，就着手筹备卫生示范区的工作。
信的下半截，是方钟英写的，这小子练得一手好字，在医生家庭里可不多见。方钟英说他现在是歌乐山下有名的说书先生，到处给人讲故事，可受欢迎了。他甚至考虑自己试着写一写。
每次看到这里，方三响都会笑。方家居然要出一个作家了，如果爹知道该多高兴。不过……他又看了一遍，姚英子说她“休养一段时间”？这么说之前生过病？不过她自己就是医生，应该懂得如何治疗吧？方三响一转念，又想起另外一个许久不曾谋面的家伙。
“不知道孙希在上海怎么样？”
他留守在沦陷区的红会第一医院，通信早已断绝。那个叫川岛真理子的女人，不知是否还在纠缠。幸亏翠香也在，多少有个照应，希望他们能平安。
如今三人天各一方，分别良久。方三响每次读信，脑中便会浮现当年他们在外白渡桥看日落的情景。那时候多美好啊，三个人正青春年少，无忧无虑，峨利生医生、沈会长、柯师太福医生、陶管家、项松茂他们也还健康地活着。
可方三响也明白，那种美好只是种幻觉。整个上海都是一种幻觉。如果沉迷在那座茧房里不出来，便无法看到真正的中国，更无法诊断出早已病入膏肓的肌体。如今国土沦丧大半的劫难，在那时早已种下种种前因。
方三响阅读良久，然后把信仔细叠好，放回贴身口袋，也加入合唱中去。
当天夜里，方三响就和刘筠睡在放爱克斯光机的窑洞里。说实话，这里面又黑又憋，土炕睡起来又硌得实在不舒服。好在他尸体堆里都睡过，从不挑拣这个。在外头呼啸的风声和刘筠的呼噜声中，方三响也沉沉入睡。
在梦里，方钟英举起刚出版的一本厚厚的小说，在哈佛楼前向爸爸和妈妈夸耀，姚英子、孙希和翠香围拢在身旁，一起撺掇他请客，欢声笑语，一口一个“蒲公英”——这外号可是好久没听过啦。
次日方三响早早起了床，听见院子里有响动。他披上衣服出去看，发现警卫班的士兵在挑水。这座医院之所以临时安置在这里，是因为附近有一口深井。陕北水源缺乏，靠井靠河的地方最为金贵。
方三响最怕闲着，索性也去帮忙。他连续挑了三四趟，灌满了两个大水缸，忙得满头大汗。这会儿其他人也陆续起床了，他搁下扁担去吃早饭，忽然看见徐东从外面匆匆回来。
原来徐东昨晚没待在医院，拍完片子之后便返回延安去汇报工作了，没想到他一大早又赶回来。这一来一回，脚程可不近。徐东一见方三响，拽住他说：“方医学，麻烦你去叫一下防疫队的医学们，咱们得开个会。”
昨晚方三响已经听其他医疗队的人说了，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他们没事就喜欢开会。他当即把防疫队其他人叫起来，来到一个空置的窑洞。椅子不够，大家就席地而坐。
第54防疫队的队长叫蒋烁，来自北京协和；副队长花培良大夫，是湘雅医院的一位老资格。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医生齐聚在这个小窑洞里，都把目光投向徐东。
徐东拿出一根卷烟，放在鼻子下嗅了嗅，没舍得抽，随后开门见山。原来在延安东北大约五十里的山沟里，有一个小地方叫郭梁沟，前两天暴发了一场疫病。
西北的疫情向来非常频繁，鼠疫、霍乱、天花、斑疹伤寒、回归热一样不缺，尤其是每年三四月份，都是疫病高发期。之前军阀混战，从来没人好好整治。直到共产党到了延安，建立起防疫委员会，才真正重视起来。但限于资源和经验，他们暂时只能建起预警体系，让各地有疫情及时汇报给延安，但具体防疫工作展开却比较困难——之所以邀请第54防疫队来这里，主要就是这方面的原因。
“郭梁沟再往西北不远，就是甘谷驿，那里我们有一个第二兵站医院，是最靠近前线的医院，里面伤兵很多。万一疫情扩散到那边，可是要有大麻烦的。希望几位医学帮帮忙，处理一下。”徐东盘腿坐在炕头，忧心忡忡地说道。
蒋队长当即表示责无旁贷，这本来就是防疫队的本职工作。不过目前防疫队的工作重点，是延安城区和周边县区，人手实在不够。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先派方三响去郭梁沟调查一下，指导当地的防疫工作。
徐东把卷烟塞回口袋，说他正好也得去第二兵站医院办事，不如陪方三响走一趟。防疫队的人其实都明白，他们外出必须有一位卫生干部陪同，既是监督，也是保护。
散会之后，徐东牵来了两头骡子，揣了四个硬馍和两条腌萝卜。方三响带了几样常见的药物和试剂，统一放在绣着红十字的布挎包里，两人一起上了路。
陕北地界放眼望去，几乎满是土黄色的景致。这里的地形简直就像是一张当地人的面孔，黑黄色的肌肤皴裂，生出密密麻麻的皱纹，沟、坎、坝、塬、梁、壑……层层叠叠。方三响真不知道，如此单调的风景竟有这么多名词来形容。
但这风景又很宏大，天地高阔，目力可以落到极远处的地平线上。整个人的心境一下子便舒张开来。这两匹黑瘦的骡子钻行于褶皱之间，活像两只小小的跳蚤。
听着徐东在骡子上絮叨，方三响才知道陕北的局面有多么困难。农村往往走上几百里地都看不到一个医生，找不到一个药铺。就算镇集上有，农民也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只能小病自愈，大病等死。尤其是疫病一旦暴发，经常整个村子一起完蛋，所以在陕北有个称呼叫“屋病”或“村病”，不特指某一种病，而是指所有会导致大面积死亡的恶性时疫。
“中央其实一到陕北，就先建了永坪医院和下四湾医院，前年又把边区医院搞起来了，今年还准备再建一个八路军军医医院，听说好多洋医生都报名了。只不过还是太少，人也不够，药也不够。”
徐东忽然有点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子：“哎呀，中央今年二月刚开完生产动员大会，号召自己动手。我怎么又抱怨上了，真是不医学，不医学。”方三响在骡子上侧过头：“徐科长，你为什么会来？”
“这不是为了陪你嘛。”
“我是问，你为什么会来延安？我听说那场长征很艰苦，你们的人死了九成，为什么不老实在家里待着？”
老徐愣了一下，随即苦笑道：“在家待着？方医学你有所不知，我在吉安原来是个农民，小孩子得了大肚子病。我借了同村地主的高利贷，结果钱花光了，人也没治好。地主趁机上门，要把我家祖传的几亩地收了，老婆让他们活活打死了。我告去县里，结果县知事被他们买通，反说我是山匪滋事，关了一年。等我回到家里，啥也没了，连茅草房都被扒光了。若不是红军来得及时，我可能已经自杀了。”
方三响听得心惊肉跳。他虽知道农民境况堪忧，可没体验过如此惨的事。老徐的表情一如既往，只是眉眼微微抖了一下。
“为什么我会参加红军？我自己的命已经这样了，但还有很多像我这样的农民，没有红军，他们就会和我一个下场。红军是咱们穷人自己的队伍，帮的是咱们穷人。在江西是这样，在延安也一样。闹革命，帮着穷苦人翻身，让他们不再受压迫，这就是红军——不对，现在得叫八路军了——的本分。我是长征幸存下来的，就得替那些牺牲的同志来尽这个本分，要不然不白来了？”
老徐在骡子上挺直了腰板，整个人变得特别严肃。方三响总觉得这段发言有一种熟悉的味道。他忽然想起来了，萧钟英当年牺牲前的发言，就是如此风格。
“倘若我们把眼光放高、放广，那么会看到什么？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是自西向东一往无前的汹涌流向……这个浩浩汤汤的大方向，却从未改变，也无法改变。”
萧钟英讲起这段话时，眼神灼灼。辛亥之后，方三响见证了无数次纷争，再也没见过那样清澈炽烈的眼神。直到今日，他才惊讶地在老徐身上看到了同样的光芒。
他们走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天擦黑时总算抵达了郭梁沟。
郭梁沟有两千多居民，再算上附近十几里内的村落，得有个四五千人，算是个大镇集了。两人进了镇子也不歇息，径直去了镇公所。
这里距离延安很近，所以当地的镇长是由党支部书记兼任，还有民兵队长、妇女主任、农会主席，再加上一个刚当选了陕甘宁边区参议员的当地老乡绅。这一整套郭梁沟的领导班子，早早等在镇公所门口，俱是一脸焦虑。
他们一看只来了两个人，先是一阵失望。徐东跟镇长很熟，赶紧说这位方医学可是从上海来的，专门做防疫，可厉害了。“上海”两个字似是带了权威认证，其他人的表情立刻变得轻松了点，看向他的眼神多了几分敬畏。
“先讲讲情况。”方三响掏出个本子，扭开钢笔。
从三天前开始，郭梁沟镇上一家布铺的伙计开始吐黄水，很快其他伙计和掌柜全家也发作，一户接一户。而在周围的农村里，情况更严重。截至今天，镇公所接收到的报告，已经有六个村子一百八十三例，其中三十五人死亡。
这病也不是第一次遇到，它在当地叫“吐黄水病”。病人初发病的时候，先是没精神，想困觉，几个钟头之后肚子开始难受，不停地呕吐，吐光了食物就吐黄水，有的还会伴随腹泻。体弱的老人、孩子一天不到就死了，壮实男丁最多也就挨两天。
“好家伙，这个传染率和致死率也太高了……”方三响按住内心的震骇，抬起头，“病人现在安置在哪儿？”
“您跟我来。”民兵队长说。
郭梁沟没有医院，只有一个边区保健药社。能送来的病人，都收留在那里。方三响一踏进去，本以为会看到屎尿与呕吐物遍地的狼藉景象，没想到里面还挺干净。只见病号们在药社里一字摆开，每个人都分配到了一张门板和一个呕吐盆，十几个女子里里外外忙活着。窗户半开，还有一层过滤沙土的纱窗，所以空气里只有淡淡的酸臭味道。
这让方三响微微讶异，以他的经验，这些安排一般要在红会的要求下，地方上才会开始采纳。郭梁沟这里倒都提前安排好了。
妇女主任解释说：“我把镇上几个党员和农会家属都动员起来啦。不过她们能做的，也只是清扫呕吐物，具体咋治可就不知道了。”她和方三响年纪差不多大，短袍短发，嗓门响亮，看起来十分干练。
方三响快步走过去，蹲下身子对病号们做仔细检查。病人普遍腰酸腿痛，四肢发麻，而且脉搏微弱。他们吐出来的黄水，是一种黏稠的液体，散发着淡淡的苦味，应该是胆汁反流掺入胃液。
这个症状，很像是肉毒梭菌感染啊……方三响有了初步判断。这些患者普遍眼睑下垂，这是最典型的特征，因为这种细菌会导致神经末梢麻痹。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患者往往死于心衰或呼吸困难。
无论是哪一种疾病，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让病人脱水，用输液的方式是最好的。方三响经验丰富，在出发前便做了充分的预判，起身后喊了一声：“徐科长。”
徐东赶紧从挎包里取出一大把胶皮管和空心针头。这些在上海当作一次性用品的器材，在延安都是宝贵物资，徐东还细心地给每一根管子和针头都编了号。
方三响吩咐他们迅速煮一大锅水来，按量放入盐和砂糖，调配放凉。他则和老徐及其他几个镇上的干部，用胶皮管、针头和陶罐组成一套简易的输液器。
这已不是辛亥之时，医界对于输液调速的重要性已有充分的认知，胶皮管上都配有莫非氏滴管。方三响在装配时，忍不住怀念起柯师太福医生。那个爱尔兰人发明的那套自动输液器，救了不少人的性命，可惜后续没有继续改进，不然这时可管大用了。
输液器具一共只有十几具，只能先安排脱水症状严重的重病号使用。至于刚刚发病不久的人，方三响则叮嘱护工尽量给予稀粥和清水。
在病人中，不乏年老体衰的患者，他手头没有洋地黄，只好用熬煮的浓茶代替。茶叶里的茶碱可以强心，单宁酸可以止住可能的胃出血，这都是缺乏药品时的权宜之举。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方三响几乎每年都要赶往外地救疫，实操经验十分丰富。郭梁沟这种场面，对他来说只是小菜一碟。只见他指挥若定，考虑周详，一条条指令发下去，无不清晰明确，让包括老徐在内的所有人都心悦诚服，连声称“真医学，真医学”。
而方三响自己也很惊讶。要知道，身边这些人不是红会救援队的队友，可执行命令的效率一点不差。他安排下去的事情，没有推诿，没有拖延，几乎立刻能得到响应。这可是少有的经历。
方三响一口气忙到了半夜，才从保健药社走出来。夜里的风比白天要大，一吹起来许久不停，如一头无形的沙兽过境。镇上一片漆黑，家家户户都紧掩着门户。他不得不把嘴唇紧抿住，才能避免被灌进一嘴土腥味。
回到镇公所之后，那几位干部还在等着。方三响对他们说出了自己的判断：“我认为大概率是肉毒梭菌引起的食物中毒。”
“坏人下毒？”老徐一激灵，眼神变得锐利起来。
方三响耐心解释说：“不是下毒，是有一种细菌叫肉毒梭菌。这种细菌毒性很大，如果它沾到了食物上面，然后食物被患者吃入口中，就会引发中毒。”
老徐满是疑惑：“照方医学你这么说，所有患者应该是吃了同样的食物才行吧？但这个吐黄水病，在镇上和几个村里都有发现，最远的村子离镇上得有二十来里地呢。”
他虽没受过防疫学的训练，但洞察力相当敏锐，一眼便看出方三响这个理论的破绽。
农会主席就用铅笔在纸上画出一个郭梁沟镇的简易地图，标出所有村子的名称。妇女主任拿来病人名册，和地图一一对照，发现除了郭梁沟镇上，周围六个村子都有病例，彼此相距平均十来里路。
如此分散的病发点，不太可能是吃过同样的食物导致的。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环境卫生太差，导致食物大面积污染，所以才会扩散得这么大。”方三响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他太了解农村的卫生状况了。
不料妇女主任立刻不满道：“我们郭梁沟，可是得过边区卫生模范的！这位同志，没调查你可没有发言权啊！”徐东赶紧过来打圆场：“方医学刚到延安，还不太熟悉，也是按照常理判断。”妇女主任气呼呼地站起身来，一拽方三响的袖子：“走，走，我带你去瞅瞅，哪里有问题，我们好改进！”
方三响被这么强势地一拽，只好顺着她出去。做实地环境调查，本来也是防疫的重要一环。老徐和其他几个干部都熟悉她的脾气，知道劝不住，面面相觑了一阵，也一起跟去。
郭梁沟镇不算大，只有一条大街，两侧多是布铺、粮食铺、骡马店和客栈。此时天光大亮，因为闹吐黄水病，所以各家都紧闭着门户不敢出来。外头依旧大风肆虐，吹得贴在墙壁上的各种标语纸哗啦啦地直响。除了号召抗日的，还有大量“喝生水有害健康”“苍蝇蚊虫是敌害”“早种痘，得幸福”之类的健康宣传语。
妇女主任气呼呼地把方三响拽到一处半砖半夯土的小屋前：“你瞅瞅，这是镇上的公厕！你来体验一下！”方三响拗不过她，只好进去试了一次。这是个人坑分离的旱厕，边角都抹着石灰，就西北来说相当干净了。
他提着裤子出来，注意到这个公厕的位置是在下风口，臭味飘不到镇上，规划可谓颇为合理。
“这样的公厕，在镇上一共有五处，都在下风口。”妇女主任一边说着，又把他拽到旁边不远处的一个夯土围墙边，里面堆了各色垃圾，“这是扔垃圾的地方，定期都有人清理。镇上的人乱扔，是要罚款的。”
接着她又领着他到了一处牲畜活禽的交易集市，这会儿还没开门。妇女主任指着入口处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让方三响看。那牌子上林林总总写了十多条，规定得颇为详细。诸如砧板和菜刀要定期消毒、生肉要用纱网或纸罩住之类的，连牲畜粪便都要求用布兜兜住，不得随意抛撒。
“方医生，你说说看，我们卫生工作做得如何？”妇女主任瞪大眼睛。方三响表示心悦诚服，这里的卫生改造比之吴淞示范区不遑多让，就落实执行而言，甚至还略有胜出。
“这是镇上，附近村子里呢？”
妇女主任得意道：“为了不把卫生模范这面旗丢给别人，我们每个休息日都组织积极分子做义务劳动。各村互相比，谁要觉得这环境还闹疫病，可真是昧着良心，眼睛瞎了！”
徐东听她说得太尖刻，赶紧咳了一声。方三响倒是丝毫不以为意，防疫工作就是不断提出假设，不断验证，再不断推翻。既然之前猜错了，他又开始思考另一个可能。
也许存在一个病菌携带者，他出于某些原因经过了所有病发者居住的村落，污染了他们的食物。
美国在二十世纪初，曾有一个有名的案例叫作“伤寒玛丽”。有一个叫玛丽的爱尔兰厨娘，自己携带了伤寒沙门菌而不自知，也没有良好的卫生习惯。她七年内先后在纽约换了七个厨娘的工作，结果每一个地方都暴发了伤寒疫情。地方卫生局不得不将其拘留，随后在她的胆囊里发现了大量活性伤寒沙门菌。她最终造成了足足五十二例直接传染者，其中七人死亡。
在郭梁沟镇上，也许存在着这么一个“病菌玛丽”，在三天时间内途经了至少六个村子及镇子，把身上的病菌散布给几百人。
这时那位参议员老乡绅颤巍巍地开口道：“这吐黄水病乃是本地痼疾，有如虎狼，凶险莫测。每年三四月份只要风一起，它便要出来噬人，动辄倾家灭户，要过了端午才会消退。像今年这种规模，已经算是小了。”
他说得委婉，可方三响听出来了，这是在提醒自己猜错了。
吐黄水病在这里存在了许多年，有鲜明的季节性。这说明，这个传染源不可能是某个特定的人。更大的可能，是与当地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有关，或是某个依照一定行动模式的团体。
也许不是“伤寒玛丽”，而是“第戎乐队”？方三响脑中闪过另一个典故。
法国巴黎在十九世纪末曾暴发过一场回归热，而且是每年八月暴发，非常准时。卫生部门花了大力气才查明。原来第戎有一个知名乐队，每年去巴黎参加七月十四的巴士底日演出。他们乘坐的马车垫子里，全是携带回归热螺旋体的虱子。
听完方三响讲的这个故事，徐东敛起了笑眯眯的模样，环顾四周，语气严肃：“同志们，郭梁沟镇离甘谷驿第二兵站医院实在太近了。我们的战士在前线打鬼子，可不能因为自己人的失误送掉性命。”
甭管是“伤寒玛丽”还是“第戎乐队”，让它们接近兵站医院，都会是一场灾难。
其他几个人齐刷刷挺直了身板，神情紧绷。可这病在陕北肆虐了上百年，根除谈何容易？大家同时看向方三响，这是上海来的防疫医生，一定有些好办法。妇女主任挽起袖子大声道：“我们没受过什么教育，就会打扫卫生。方医生，你锦囊里有什么妙计，我们照办就是！”
方三响一阵苦笑。他们恐怕要失望了，疫病调查可没什么锦囊妙计，就是个辛苦活。
比如教科书上说，肉毒梭菌通过食物来传播，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情况千变万化。也许携带者是个屠夫，污染的是同一种食材，流散到不同的买家手里；也许携带者是个走街串巷的货郎，他在每一家污染的食物都不一样；也许同一个村里，地主买了过期的马口铁罐头吃了中毒，而穷人反而因为吃不起躲过一劫……
人是社会性生物，社会有多复杂，流行病的传播就有多复杂。必须花费大量精力去搜集线索，比对分析，才能拎出一条传播链条，斩断其根源，这没有取巧之道。
“这样吧，我们先去发病现场看看。”
方三响提议，回到现场，永远是防疫的第一准则。于是众人又去了最早出事的那个布铺后院。
这是个典型的西北小院，前厢房是铺子，后厢房住人。小院很是轩敞干净，两侧的墙上挂着几串辣椒和玉米棒子，台阶上晾晒着一些山楂干。在靠近厨房的小屋里，几条风干的暗褐色羊肉在架子上微微晃动，彼此相连，下面还搁有两瓮腌酸菜。布铺里的掌柜和伙计都染了病，此时空无一人，陈设还保持之前的样子。
院子里面落满了一层黄土，这是昨晚大风带来的，只要一天不扫就会变成这样。在陕北这不算脏，袖子一拂就得了。方三响里里外外转了一圈，这里的厨房出乎意料地干净。这也能理解，政府在外头修了垃圾场和公共厕所，粪便、污水和垃圾有地方去，谁愿意弄脏家里。
在厨房里，方三响看到一堆狼藉没洗的碗碟。从上面的残迹可以判断，这户人家出事前吃的最后一顿饭是辣子羊肉、腌酸菜还有几碗油泼杂面，相当豪奢了。
老乡绅见他一直盯着碗碟，以为方三响饿了，呵呵讨好道：“要不咱们回镇公所，先吃点东西？我家里的厨子，做羊肉是一绝。”方三响摇摇头，皱着眉头走回院子，指着那几条羊肉：“这是风干的吗？”
“对，这个老板是靖边人，那边喜欢把刚杀好还滴着血的羊肉切成条，秋天挂起，西北风吹干，到打春时就能吃了。”看得出，妇女主任对这些人家都很熟。
方三响蹲下身去，打开风干架子下方的陶瓮，里面满满挤着墨绿色的腌白菜，菜叶中间还夹杂着零星的盐粒和黑乎乎的东西。
“他老婆是甘泉的，所以会往这缸腌菜里加花椒、大茴、蒜瓣和生姜，那味道是真不错。”妇女主任见方三响伸手过去，赶紧又补充，“在这儿可不兴乱拿东西啊。你想吃，我回头请你。”
方三响笑了笑，只从羊肉上割下一小条，又从瓮里挑出一片叶子，倒了点酸浆水出来，分别放入样本试管里。
“风干羊腿属于生肉，肉毒梭菌多见于被宰杀的牲畜肉中。而腌酸菜的瓮属于低氧环境，很适合肉毒梭菌这种厌氧菌繁殖。”方三响解释道，“我怀疑，吐黄水病的根源，就是这两样食物。”
“那八成是酸菜。”徐东猜测，“陕北这里比较穷，一般人家，难得吃上一顿羊肉，倒是酸菜，家家户户都腌的。春菜长出来之前，农户都靠这个下饭。”
方三响摇摇头：“不要太早下结论，要等检验了才知道。”然后把试管递给老徐，“麻烦你把这个，还有之前我在患者那里搜集的样本，一并送回延安。”
他之前已经采集了患者的血清、粪便和胃液样本，但手头没有设备，必须把样本送回防疫队去培养化验。
“这派个后生送回去不就得了？”老徐疑惑道。
“我们这次还带来了一批伤寒霍乱混合疫苗，需要在镇上打一下，有备无患。”方三响这么多年从事防疫工作，经验丰富，思虑很是周全。
老徐听明白了。疫苗属于战略物资，非他回去协调不可。于是徐东郑重其事地把样本揣到怀里，然后问：“那你呢？打算继续留在这镇上？”
“镇子看过了，我还要去郭梁沟附近的村子调查一下环境。”
周围的干部们一听，纷纷露出意外的神色。他们本以为这个上海来的医生娇生惯养，肯定会留在镇上享福，没想到他会主动提出去村里。
“时疫防治最重实地勘察。再好的理论不去现场验证，都是虚的。”方三响郑重道。
他之所以要去调查，其实还有一层非医学的考虑。第54防疫队携带的试剂数量有限，没办法做撒网式的大规模排查。方三响只能先锁定一个正确的范围，才能提高检测效率。在延安这里，什么事都得精打细算。
妇女主任豪爽地一拍胸脯：“这样好了，这附近的村子我都熟。我带你去，省得开路条了。”方三响知道这边管理很严，如果没有政府开具的路条，走不出十几里就会被拦住。有当地人陪同自然再好不过，当即应允。
于是徐东携带样本匆匆返回延安，方三响教会农会主席和民兵队长输液的办法，留在镇上应对越来越多的病患。妇女主任做事雷厉风行，当即领着方三响离开郭梁沟镇，迎着呼呼的大风前往附近的村子。
在路上妇女主任自我介绍，说她叫齐慧兰，米脂人，早年在山西读过女校，算是郭梁沟本地干部里文化水平较高的。她丈夫也是个地方干部，在延长县工作，两人距离不算远，但已半年多没见过了。
“说不想我们家老头子，那是假的，可得分啥时候。前头打鬼子流血牺牲，我们在后方不赶紧多做点事，哪能光想着自家炕头呢？”
齐慧兰快人快语，健步如飞。看得出，她常年穿行于黄土高坡，腿脚锻炼得相当灵便，相比之下方三响反而显得笨拙。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齐慧兰带着方三响先后去了疫情最严重的四个村子。让方三响印象深刻的是，齐主任对这些村子都极熟悉，村里住着几户人家，家里几亩地，谁家跟谁是什么亲戚，张嘴就能讲出来。而那些村民对齐慧兰也十分热情，跟看见闺女回娘家似的。
说实话，方三响真有点不习惯。他以往去各地防疫，政府部门别说配合，不拖后腿就算不错了，事事都需要红十字会亲力亲为。而在郭梁沟镇的这几个村子里，大部分协调工作都被齐慧兰安排妥当，老百姓服从安排，方三响可以把精力完全集中在疫病调查上。
他的调查重点是村中的吐黄水病患者在发病前的情况，吃过什么食物，接触过什么人，怎么接触的……只有搜集足够多的案例，才能找到所有患者的传播共性，顺藤摸瓜找到源头。
这个工作量，按说需要至少五人才能完成调查。而方三响只有一个人，只能每天忙得脚不沾地，不是在村里一户户搜集信息，就是在村子四周转悠，去茅厕、地窖、水源甚至坟头做环境调查，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会导致传染的地方。
这份功夫让齐慧兰也暗暗佩服，这么大风沙还坚持外出，回头都快变成个土人了，这个上海医生倒真是个能吃苦的。
在调查过程中，让方三响感触最深的，还是当地农民的贫苦程度。大部分村民的窑洞里，都是家徒四壁，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谁家里有一口铁锅、几个瓷碗，就已经算是家境殷实。他甚至看到几户人家，几口人干脆和羊群挤在同一个窑洞过，满是腥膻味道。
而当地最缺的，还是医生和药品。但整个陕北的医疗资源都极度匮乏，村民们小病靠扛，大病靠躺。在其中一个村子，老太太害了眼病，家里没钱，就让她一个人躺在炕上瞎着。方三响看她实在可怜，便拿出最后一点磺胺给她用上，还顺便检查了一下老太太的身体。
这一检查，着实让方三响吃惊不小。老太太身上仅有的那件衣袄上面，肉眼可见虱子乱跳。要知道，陕北这边是回归热和斑疹伤寒的多发地区，虱子是重要的传播途径。他把老太太的家属叫过来，狠狠批评他们的卫生习惯，说应该勤洗衣服。
家属不服气，说齐主任号召我们半年洗一次。方三响眼前一黑，说：“半年？七天就该彻底洗一次，否则怎么消灭虱子？”
齐慧兰看不过去，把方三响拽到旁边解释：“陕北缺水缺得厉害，人和牲口都不够喝，哪有七天洗一次衣服的余裕？再说穷人家里往往只有一件衣服，还都是土布，洗得太频繁很快会坏。七天洗一次，两个月衣服就没法穿了，这些穷人可没钱再去弄一件新的。”
“穷讲究，穷讲究，不穷了才能讲究啊。”齐慧兰说。
这一番话说得方三响哑口无言，他常年在江南地区活动，形成了固定思维，竟忽略了陕北的特殊情况，也忘了考虑老百姓的实际情况。
方三响懊恼地想起颜福庆的一次讲座。那次颜福庆特别说过，农村的公共卫生工作，不单纯是个医学问题，需要充分理解当地情形，才能因地制宜。自己当时虽然记住了，却没往心里去。结果在这里犯了想当然的错误。他当晚找到齐慧兰，诚恳地向她道歉，要做自我批评。
方三响到延安之后，发现当地有个很好的习惯，没事会召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会，有什么意见都畅所欲言。军队如此，医院如此，郭梁沟的民政干部们也是如此。
齐慧兰见这个上海医生有样学样，哈哈大笑了一阵，大大方方地接受。不过她说除虱确实是一件大事，中央也多次发文要求，转而向方三响请教了一些驱除虱子的办法。方三响也分享了自己的经验，一场自我批评会，变成了诸葛亮会。
经历了这次教训，方三响在调查之余，也力所能及地为村民们诊治。他发现这里出现最普遍的就几种病：沙眼、急痧、咽喉炎、痢疾等等。这些病的治疗办法很简单。他有时忍不住想，是不是只要教会一个普通人这程咬金三板斧，也能在村里当个郎中？
他开始自觉荒唐，让一普通人去治病？这不是开玩笑吗？可随着深入的村子变多，方三响发现，这里实在太缺医生了，就算把整个上海的医生都调过来，也不够分派，那么为什么不让普通人试试呢？毕竟治好病才是终极目的——这不也是一种因地制宜吗？
也许这是个值得推广的路子，回头跟徐科长说一声，方三响心想。
唯独吐黄水症的调查，迟迟没什么眉目。方三响找到一些线索，但目前还没办法建立起一条完整的链条，来解释郭梁沟这次疫病的扩散模式。每个村子的患者，似乎都是独立出现，彼此之间似乎没有联系。
对这个困惑，齐慧兰也没什么好办法，只得说：“我带你多转转。”
这一日，两人寻访到了第六个村子。这村子叫李庄，建在一片高高的塬之上，是郭梁沟镇地势最高的地方。这村子已经出现了十个吐黄水病的患者，都已送到镇上去输液了，村里陆陆续续还有人发病，一片云愁雾惨。
方三响一进村听说有病人，连水都顾不上喝一口，立刻准备调查。他正忙着，齐慧兰忽然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边保的人来了，指名道姓要找你。”
“边保？”
齐慧兰介绍说，边保的全称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是边区政府负责锄奸和保卫工作的机构。他们所到之处，那里一定有大案子发生。
“他们找我做什么？”方三响一愣。齐慧兰摇摇头，把他拽到村子东头的一孔窑洞里。这是村支部的办公室，边保干部已经在里头等候了。
他们一共来了三个人，为首的是个瘦高个子，眼窝深陷，下巴尖得像把刺刀。他很客气地亮出证件，自称姓卞，是边保的一名保卫干事，说希望跟方医生谈一谈。
方三响看看桌子前摆了一把椅子，俨然是副审讯的架势。坐定之后，卞干事掏出个小本，开始询问起来。他的吐字很清晰，但字与字之间绝不连音，使得腔调透着不自然和死板。
卞干事开始问的都是一些琐事，诸如何日抵达延安，与谁同行，落脚何处，谁做的介绍，等等，然后话锋一转，问到他来郭梁沟的事。
原来延安近日频频遭遇轰炸，边保怀疑当地有日本人的奸细给飞机导航。恰好郭梁沟有民众看到一个陌生人在各处村子游荡，形迹可疑，报告给了当地锄奸委员会，于是卞干事他们火速赶到这里调查。
方三响一听，心中一松，便把最近一段时间的事情原原本本讲了一遍。谁知卞干事听完之后，眼睛却是一眯：“为什么你要把徐东支回延安，单独留在这里？”
方三响一怔，说徐科长是回去送样本检验，顺便调取混合疫苗过来。
“什么混合疫苗？”
“伤寒霍乱混合疫苗。”
“你刚才不是说，这次的疫情大概率是肉毒梭菌引起的吗？为什么让徐东去取无关的疫苗回来？是不是为单独行动制造借口？”
不得不说，卞干事相当敏锐，居然一下就注意到了这一个疑点。方三响解释说，目前检验结果还没出来，不能排除是伤寒沙门菌或霍乱弧菌引起，伤寒、霍乱在陕北也属于高发病症。他建议在郭梁沟这边打，是为了防患于未然。
卞干事眯起眼睛，显然并不相信方三响的这套说辞。方三响有点生气：“你是否受过医学训练？”
“没有。”
“那么你凭什么来质疑我的专业判断？又凭什么认为我别有企图？”
“方医生，我这只是例行公事，请你不要激动。”
“我是隶属救护总队的医生，受林先生指派前来贵处提供医疗支援。如果你们怀疑我有企图，欢迎向上级投诉，但我不接受没有证据的污蔑。”
卞干事微微一笑，示意他少安毋躁：“方医生，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也不会……”突然齐慧兰气势汹汹地推门进来，冲卞干事嚷道：“我和方医生这几天寸步不离，一直在忙着调查疫情，他根本没时间做别的。”
卞干事面无表情道：“你是二十四小时都跟着他吗？”齐慧兰脸颊红了红，猛地一拍桌子：“你说什么呢！寄宿当然是在不同的老乡家里。”卞干事双手一摊：“既然如此，你怎么能保证他没做别的事情？”
齐慧兰一下被问住，憋了半天才开口道：“方医生大老远来帮我们，我看得出来，他肯定是个好人。”卞干事慢条斯理道：“奸细不会在自己脑门写上大字，在被发现前都是好人。”齐慧兰还要争辩，卞干事冷笑道：“齐主任，你也是老革命了，组织原则还要不要讲？当初在山西，你难道就看出叛徒了？”
齐慧兰顿时哑口无言。她之前参加过山西煤矿的工人起义，因为一个工委副书记叛变，导致起义失败。她没料到，卞干事连她的底都摸了一遍，只好拍了拍方三响的肩膀，说“方医生你只要如实讲话就好”，转身离开。
她走到门口，忽又回头警告说：“现在郭梁沟的疫情还没过去，每天都在死人。你们调查归调查，不要耽误我们的工作。”这种反应卞干事见得多了，他一点头：“我们会把握好分寸。”
齐慧兰离开之后，卞干事话锋一转，开始问起方三响参加第54防疫队的细节。方三响本来不想配合，但又怕给齐慧兰添麻烦，只好按住怒意，一一回答。卞干事问得越来越细，开始追溯他在上海的经历。
方三响发现卞干事的问题很精准，没在上海生活过的人，很难问出来。不过他早过了冲动的年纪，知道孰轻孰重。对方不说，他也不去提。
这一场问话持续到了晚上，卞干事等三人拿出自己携带的蜡烛，继续工作。齐慧兰忽然又来敲门了，这次她带来了一封信。卞干事正要皱眉批评，齐慧兰说这是疫情报告，不容拖延。卞干事只好先检查了一下，递给方三响。
信是徐东转交的，他正押运疫苗往镇上赶，先派了个腿快的交通员把防疫队的检验结果送来了。齐慧兰顺便还带来几个刚蒸好的馍和一碟山楂干，招呼他们来吃晚餐。
报告是副队长花培良亲自写的。他在患者的血清、粪便与胃液样本里发现了大量肉毒梭菌，证实了方三响的猜想。但是，在那家布铺的风干羊腿与酸菜上，却并没有发现梭菌痕迹，这让方三响有一下扑空的感觉，之前的猜想完全破产了。
郭梁沟这次疫情，短时间内在多个村子同时发生，彼此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物品与人员流动。方三响一度怀疑这很可能是“第戎乐队”模式的一个变种——利物浦罐头。利物浦在一九三八年曾有过一次肉毒梭菌的大暴发，受害的十几个村镇彼此并无关联。最后查明，这些村镇使用了同一种有瑕疵的工艺制造马口铁罐头，导致肉毒梭菌污染。
所以方三响猜测，要么是风干羊腿，要么是腌酸菜，要么是其他某种郭梁沟民众普遍食用的食物，加工方式出了问题，可这个理论现在看起来摇摇欲坠。
方三响拿起一个馍，边咬边盯着里面的数据。卞干事见他全神贯注，不好催促，也和其他两个人慢条斯理地吃起东西来。
方三响这一琢磨，就是一个多小时。直到蜡烛烧得只剩一个底，齐慧兰提议明天再说吧，卞干事无奈之下，也只能答应，但让另外两个干事在方三响的窑洞外轮流站岗。
方三响这一个晚上，脑子里全是郭梁沟疫病的各种传播模式，不知何时才昏昏沉沉地睡去。到了次日一早，他忽然被人推醒，齐慧兰焦急地喊道：“快，快，卞干事也吐黄水了！”
方三响脑子嗡的一声响，立刻爬起来，赶到边保三人住的窑洞，发现三个人蜷缩在炕上，黄水吐得到处都是，症状与之前得病的人一模一样。好在方三响随身带着应急的几套输液设备与药物，立刻进行施救。
好不容易安置好了，方三响把视线投向炕头的那张小桌。他们昨天才赶到李庄，晚上还好好的，今天就发病了，那么唯一和食物有关联的机会，就是昨晚齐慧兰端过来的吃食。
齐慧兰急得脸色发白，她说是拜托李庄老乡做的，绝没有卫生问题，也绝没有下毒。方三响安慰了几句，问她具体情况。
昨晚齐慧兰一共只端来两种食物。一种是杂粮馍，是棒子面与麦粉混合的，上锅蒸熟；另外一种是山楂干。杂粮馍方三响也吃了，但他忙着琢磨疫情，没碰那碟山楂干。而那三位干事倒是吃了不少。
这个山楂干是当地流行的小吃之一，做法极简单：把熟透了的山楂摘下来切成一条条，晾晒好，再放在瓮里半发酵，滋味酸甜。穷人家吃不起酱菜和糖精，靠这个当调味品。有钱人家也做，给小孩子当零食吃。
方三响记得，那个布铺里就有一瓮山楂干摆在台阶上。当时他被羊腿和腌菜吸引，居然忽略了这个不起眼的小吃食。
方三响立刻让齐慧兰通知李庄，把所有山楂片都收起来，绝对不许再吃，然后叫了几个村民抬着边保的三位干事，返回郭梁沟镇。
恰好这时徐东也赶回了郭梁沟镇，正忙着组织施打混合疫苗。他一看边保三个人中招，吓了一大跳，拽过齐慧兰询问详情，听完之后连连跺脚：“哎呀，这个小卞，怎么不先问问我！”
好在卞干事发病时方三响就在旁边，处置比较及时，现在三个人情况比较稳定。老徐安抚方三响道：“方医学，你莫怪他们，回头我给你解释清楚就没事了。”
方三响表示并不介意，当务之急是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他把各处的山楂干封存了一批，派人急速送去延安检验，然后又让镇上发出告示，警告全境居民不要食用。
镇公所的执行效率非常高，决议立刻下发到了各个村子，由当地农会监督执行。这个禁令的效果立竿见影，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感染人数果然大幅下降。又等了两天，再没有更多的吐黄水病患者出现。
而防疫队那边，也以最快的速度送来了结果，证实在山楂干上的肉毒梭菌，就是这次的罪魁祸首。
镇公所里的人无不如释重负，欢欣鼓舞。病例不增加了，源头也找到了，说明这次的疫情正式结束，这都是方医生的功劳。干部们一起去道贺，却发现方三响依旧趴在桌子上，对着地图愁眉不展。
徐东很奇怪，这事不是解决了吗？一问才知道，方三响发现了一桩怪事：
整个郭梁沟镇一共有十二个村子，发生疫情的，却只有六个村及镇上。其他几个村子也食用山楂干，为什么没事？这是不是说明，山楂干的加工工艺，并不会直接导致污染？肉毒梭菌一定还有一个源头，只能污染部分山楂干。那么，真正的源头在哪儿？
这问题，镇公所的人自然回答不出。老徐有心劝解一句，见方三响那副认真的样子，又没法说啥。
整整一天，老徐见方三响一遍遍地翻着病例，又是感动，又有些担心。齐慧兰拎着个饭盒匆匆过来，见徐东在门口转悠，问：“方医生还在呢？”老徐搓搓手：“方医学不容易呀！他做到这一步，其实对所有人都有交代了。可他还要查，说非得把疫情的根挖出来。哎，真医学，真医学。”
齐慧兰把饭盒一举：“那也不能不吃饭啊，累出病了，我们可没本事治好他。”她推门进去，嚷嚷道：“方医生，先吃点东西。”
方三响依旧在埋头思考着。齐慧兰把饭菜摆好，嘴里絮叨着：“现在不都没事了吗？你也歇歇，别累出毛病来。”方三响摇摇头：“这次是平息了，但如果找不到这个源头，明年还会复发。”
“不让他们吃山楂就行了呗。”
方三响抬起头：“齐主任你应该比我清楚，这边的老百姓有多贫困。山楂干这种食物，加工起来不费柴火，也不消耗人工，是他们唯一负担得起的调味品。政府一纸禁令，真的禁止得了吗？就算真禁了，他们吃什么？”
齐慧兰惭愧之余，又有点佩服。看来之前洗衣服的事情，对这个上海医生触动很大，这么快就学会从陕北实际情况出发了。她忽然想起什么，开口道：“哦，对了，卞干事想见见你。”
“我该交代的都交代了，不想再浪费时间。”
“谁知道那个人又在想什么。”齐慧兰气呼呼地说，“不过你还是去看看好了。如果他还纠缠，我就向上级党委反映！哪家的奸细会帮着郭梁沟把疫情给治好啊？”
卞干事和他的两位同事因为抢救及时，现在已经脱离了危险。只是三个人脸色都不太好，只能半坐在床上。卞干事一见到方三响，诚恳地先表示感谢救命之恩。
“这是我应该做的。”方三响淡淡道，“请问还有什么疑问没澄清？”
卞干事依旧面无表情，只是脸色偏白：“没有了。请你不要介意，怀疑一切是我们的工作。方医生从上海过来，又没有其他熟人交叉确认，所以必须有这么一次调查。”
说到这里，方三响忽然想起一件事：“你认识农跃鳞吗？”卞干事点头：“听说过，我记得他是《申报》的一个主笔，左翼记者。”方三响说他在一九二八年前往江西苏区，后面便失联了，现在如果在延安，可以帮他做证。
卞干事想了想，说延安没有这么一个人，要么是他换了名字，要么是在长征结束前就牺牲了。方三响一阵失望，不由得担忧起那位老记者的命运来。
“你是不是也在上海待过？”方三响忍不住问了一句。
卞干事的嘴角似乎颤动了一下，沉默片刻，吐出一句话：“一九二七年，上海总工会。”
方三响眼皮一跳，这个年份和这个机构名称，足以说明很多问题。看卞干事的年纪，一九二七年恐怕还是个年轻工人或学生。
“方医生请你见谅。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们牺牲了太多同志，有太多血的教训。我们所经历的严苛环境，是你们不曾经历过的。我们每时每刻都得保持警觉，稍有差池，便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惨痛后果。所以我们的做法，你们无法理解。家养的猫，不会明白野猫为什么见人就跑。”
卞干事的解释，让方三响沉默起来。他注意到，对方的脖子处还有一处伤疤，那伤疤是方形的，应该是烙铁留下的印记。他原有的一点点愤懑，霎时烟消云散。经历过那种残酷斗争的幸存者，自然会警惕到近乎不近人情，因为稍有疏失，就是流血的后果。
窗外忽然又是一阵大风呼啸，窗户噼啪作响。卞干事起身将它关牢，坐回来道：
“我身边的同志，早已十不存一。我是少数极其幸运能活着来到延安的人，所以我格外珍惜如今的局面。某种意义上，我和你一样，也是医生。我们边保的工作，就是化身为这样的大风，把一切污秽和毒素荡涤一空。”
方三响听到这句话，先是一阵感动，随后却骤然呆住了，似乎有什么东西触动了脑子里沉滞的开关。
他离开病房之后，显得十分兴奋，回到自己工作的房间，立刻翻找出一张郭梁沟的手绘地图。过去的几天里，齐慧兰带他走遍了附近大大小小的村子，他对地形地貌有了一个很直观的认识。凭借着记忆，方三响在这张简易地图上用笔勾起线来。
齐慧兰听说方三响从卞干事那里回来了，赶紧过来问什么事。方三响却一把抓住她两侧肩膀：“我记得镇上那位参议员说过，这病每年都有，春天风起即发，过了端午才会消停，是不是这样？”
“啊，对的。”齐慧兰有点害怕。
“为什么？为什么明明污染的是山楂干，却有这么鲜明的季节性？两者的关联是什么？”
方三响似是质问，又似是自问，念叨了几句，转身又埋首于地图之上。齐慧兰离开屋子之后，当即去找徐东，担心地说：“方大夫琢磨疫情，是不是琢磨魔怔了？”徐东宽慰说：“你不懂医学，医学就是得魔怔一点。我接待的那些医学，一个个谈到专业都挺魔怔的，很正常。”
到了次日，徐东惦记着回延安，过来敲方三响的门，一敲之下，门自己开了，里面却没人，只看到一地被大风吹散的纸。他不由得大惊，到处问了一圈，有人说看到方医生昨晚骑了匹马，急急忙忙离开镇子了。
这个离奇的举动，惊动了镇上所有的干部。他们聚在一块，完全不明就里。这时卞干事在其他人的搀扶之下走过来，手里还捏着一张纸。
“方医生是间谍。”卞干事的第一句话，就让周围的人都炸开了锅。齐慧兰和徐东大为生气，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里怀疑来怀疑去的？卞干事冷笑着一抖那张纸：“这是他亲手绘制的等高线地图，就扔在桌子下面。”
只见那张地图上面，弯弯曲曲画着很多线，虽然潦草，却是确凿无疑的等高线。这下所有人都哑口无言了，他们就算不懂等高线原理，也知道这是军事上才用得上的。一个防疫医生，画等高线地图做什么？
齐慧兰看向卞干事：“昨晚你们谈什么了？”卞干事淡淡道：“我们谈了谈他在上海的事，谁知道他做贼心虚，就这么畏罪潜逃了。”民兵队长心急火燎，一拍大腿：“那我们赶紧去追啊！”
整个郭梁沟镇的民兵立刻被动员起来，向四面八方撒出网去。凭他们在当地建起的基层组织，想要找到一个人，实在是轻而易举。没到一天，镇公所便接到通知，在李庄发现方三响的踪迹。
他跑回李庄去干吗？齐慧兰和徐东莫名其妙，只得匆匆赶过去，正见到方三响冒着呼呼的大风，趴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攥着一把黄土，往试管里装。
“方医生！你这是在干吗？为什么要逃走？”齐慧兰又是愤怒，又是不解。
满脸都是灰尘的方三响抬起头来，难得露出笑意：“我不是逃走，我是在找吐黄水病的真正源头。”
“哎呀！你查这个，先跟我们说一声嘛，何必不告而别？”徐东气得直跺脚。
“我是怕错过了时机，所以想先搜集好样本，再跟你们讲……”
他话没说完，民兵队长走上前来，不由分说把方三响捆起来。这时大病初愈的卞干事也已赶到，大声道：“方三响，你擅自绘制郭梁沟一带的等高线，是为了寻找为日军飞机导航的高点吧？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
李庄的村民们都聚拢过来，对着这个可恨的间谍指指点点。齐慧兰郁闷地上前把人群轰散，又问徐东怎么办，徐东摇摇头，觉得这事变得越发诡异了。
他们把方三响一路押回镇上，卞干事却没跟回来，只是下达了一道严厉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接近方三响。这样一来，徐东和齐慧兰想要询问他到底发了什么疯都没办法，只能将他关在一间小屋子里。奇怪的是，方三响倒是没有多愤怒，他不停地自言自语，似乎被什么事情给迷住了。
他们在莫名的焦虑中等了足足两天时间，卞干事才返回。他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亲自打开了关方三响禁闭的屋门，不是为了提审，而是郑重地说：“这两天委屈你了。”方三响笑了笑：“不委屈，不委屈，这两天我独处，想通了很多事。”
齐慧兰瞪大了眼睛，怎么这人被冤枉了，反而还更兴奋了？反倒是徐东经验丰富，品出了不一样的味道，他皱着眉头道：“你们俩这是演双簧呢？”
卞干事这才转过身来，把真相讲给两位干部听。
原来卞干事大张旗鼓去李庄追捕方三响，是故意演给某些人看的。潜伏在郭梁沟的日本间谍一看边保抓错了人，便放松警惕，再次冒出头来，恢复给日军飞机导航的工作。
他为日军导航的方式很简单，在整个郭梁沟的最高点——李庄所在的塬上——点起三堆火，按规律排列。卞干事和民兵早早埋伏在附近，一见火起，便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直接抓了个正着。
这人是李庄一个富户家的二儿子，送去外地上学时被日本人收买。之前几次延安遭遇轰炸，都是他导航的。因为这家伙就是本地人，所以躲过了边保的数次搜捕，直到今日才算落网。
“因为我们不确定他在镇上有没有同伙，所以没有提前告诉你们。”卞干事解释。他成功破了一桩大案，表情却依旧沉静。
齐慧兰拍着胸口，连连喘气：“你可真是把我吓死了，下回可不兴这样。”徐东哈哈一笑，看向方三响：“我可是没想到，方医学除了医学高明，还有演戏天分呢，要不要我介绍你去抗大话剧社？”
谁知方三响却认真地分辩道：“我那不是演戏，我不会演戏。那是真的，我真的找到了吐黄水病的根源。”
“啊？”其他几个人都愣住了，连卞干事都好奇地挑起了眉头。他当初只是拜托方三响配合演戏，谁知道这人居然假戏真做了。
方三响背起手来，像上课一样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像个大学教授一样：“整个疫情事件里，有两点让我十分不解。一是各个村子的山楂干制作工艺一样，却并非所有山楂干都有肉毒梭菌；二是每年吐黄水病有鲜明的季节性，开春即发，端午后就消退了。
“我之前设想了许多途径，但都无法解释这两个疑点。直到跟卞干事谈完，我才意识到，还有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传播途径，近在眼前，竟被我忽略了，真是灯下黑！”
“是什么？”齐慧兰沉不住气。
“是风！”方三响一拍桌子。众人无不诧异，这和风有什么关系？
方三响伸开手臂：“我一直在寻找肉毒梭菌的来源。它应该具备某种环境共性，每个村子都有，每年都有。那么郭梁沟这些村子的共性是什么？是大风！肉毒梭菌应该是风吹来的。”
“风里头……还有这玩意儿？”齐慧兰脸色变了变，下意识地屏住呼吸。
“准确地说，不是风里有，而是土里有。肉毒梭菌广泛存在于各种土壤、泥沙之中，郭梁沟这里的土壤，含有肉毒梭菌的肯定也不少。大风一吹，黄沙漫天，便会吹得到处都是。”
“乖乖，那不漫天都是毒吗？”徐东下意识地看向窗外，那风刮得正紧。
“你们倒不用担心这个，肉毒梭菌在土里是芽孢形态，只有碰到适宜的环境，才会停止休眠，开始繁殖。”
卞干事若有所思：“所以，是大风裹挟起沙土，落到晾晒在外面的食物之上，土里的梭菌芽孢才造成了食物污染，对吧？”
“没错，你看吐黄水症的暴发时期，和风期完全一样。冬末风起它开始闹，端午风停，它也就消停了。毫无疑问，大风才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那个‘伤寒玛丽’。”
“但晾晒在外头的食物那么多，为什么偏偏只污染了山楂干？”
“这是因为肉毒梭菌在无氧环境下才会繁殖。而陕北这里制作山楂干的方式，是先切成条晾晒，再放入瓮中发酵。所以先是大风把芽孢吹到晾晒的山楂条上，然后被污染的山楂条又被放进瓮里封闭，细菌才开始繁殖。等到老百姓拿出来吃，便会得吐黄水的病。”
三个人其实并不太清楚什么叫“无氧”，但看方三响胸有成竹的模样，都被说服了。这时齐慧兰又疑惑道：“可是你只解释了第二个疑点呀，第一个疑点呢？为什么有的村子一次几十人发病，有的村子却安然无恙？”
“很简单，高度。”
方三响把那张绘有等高线的地图亮给他们看：“郭梁沟镇，顾名思义，有梁，也有沟。有的村子建在塬上，正对着风口；而有些村子则建在山沟里，风根本吹不进来，自然也就没有芽孢污染山楂干的情况。我做了统计，所有有十人以上病例的村子，地势无一例外都在高处，李庄正是个典型。”
卞干事盯着那等高线地图，喃喃道：“我本来以为你是故意给我制造借口，没想到，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层用意。”
“所以我跑去李庄那边，一是诱敌，二来也顺便收集了一批土壤样本，送去延安检验。目前我说的只是理论，只有等防疫队从里面检出足够多的肉毒梭菌芽孢，这一次的疫情才算圆满结束。”
众人听完这个解说，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个上海医生实在厉害，才到了十几天，居然就把肆虐了郭梁沟镇上百年的吐黄水病给摸清楚了。
“要不怎么说人家医学呢！”老徐哈哈大笑，笑完一拍脑袋，“哎呀，我得赶紧去甘谷驿医院，提醒他们不要给病人吃山楂干，那边闹起来可不得了。”齐慧兰也说：“我跟镇长商量一下去，看来以后要对晾晒山楂条做严格规定了。”
两个人生怕还有新的疫情起来，匆匆离开去布置工作。方三响相信，以他们的执行能力，肯定不会再让吐黄水病复发了。
“对了，我有一个请求。”
“是什么？”
“我走访了那么多村子，连一个像样的医生都没有。老百姓若是得了病，根本找不到人来治疗。所以我想做个尝试，总结出一些常见的病症和应对办法，教给村子里的人，希望他们能充当救急之用。”
卞干事没吭声，可他的眼神越发凝重，说明这段话引起了他的重视。
“我在红会总医院学到的最重要的精神，就是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每一个人都有权得到医神的眷顾。可正规医生实在太少了，光靠慈善义诊，根本无法覆盖这些人。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稍加指导，让他们加入呢？当然，他们没受过正规训练，没有处方权，但毕竟可以服务到更多的人。”
“我们这里可是什么都没有啊。”
“但在这里，我能看到希望。”方三响直言不讳道，“从前我在江浙一带防疫，大部分精力都消耗在跟政府、乡绅和民众互相扯皮上了，往往十成的计划，落实不到一成。而在这里，所有人的力气都是用在一起的，都是为了解决问题，这是每一个防疫医生都梦寐以求的工作环境。”
卞干事饶有兴趣地反问道：“你一个上海来的医生，在穷山沟里打转，不觉得这医生越做越小吗？”
“不，正相反，我觉得这才是大医所为。”
“大医？”
“对，大医！”方三响最不耐烦背古文，可孙思邈的这一篇论述，却过目不忘，时时习诵，这会儿说到，立刻朗声背诵起来：
“凡大医治病……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卞干事虽然是工人出身，对其中细处不甚了了，但大体还算听得明白。他双目放光，拍桌赞道：“好一个普同一等！想不到古人思想，已是如此深刻，与我们倡行的平等理念有暗合之处。”
“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了吧？”
“可惜我是负责边保的。你这个建议，应该向防疫委员会提出，但我很喜欢这个建议。”说到这里，卞干事微微抬眼，看向外面漫卷的狂风，呆板的面孔第一次露出生动，那是一种满怀感慨的坚毅，“因为你如今梦寐以求的东西，正是我们多年来为之奋斗的理想啊！”
这一句话，仿佛击中了方三响的胸膛。那个盘桓心中经年、苦苦求索的问题，似乎终于浮现出了一个答案。他今年已年近五十，胸口却涌上一股属于年轻人的冲动，忍不住脱口而出：
“我……我能不能留下来？”